人们在《芝加哥自由之声》的办公室集合，这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油印传单，自称“街头报纸”。走进一条暗巷，穿过一扇没有标记的门，爬上一段狭窄的楼梯，艾丽丝领着费伊走进一个房间，房门上的标牌写着：今晚开始！女性的性别意识和自我防卫。
艾丽丝用食指敲了敲标牌，说：“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吧？”
她没有用任何方式遮挡脸上的瘀伤。
她们到的时候，集会已经开始。房间里挤了二十几个女人，闻起来像是沥青、煤油、旧纸和灰尘的混合物。油墨、胶水和烈酒的温暖气息悬在半空中，仿佛一团浓雾。各种气味在嗅觉范围内飘进飘出：鞋油，亚麻籽油，松节油。溶剂和油脂的刺鼻味道让费伊想起艾奥瓦的车库和工具屋，他的舅舅们将漫长的下午耗费在摆弄几十年未曾发动的车辆上：在拍卖会上低价购入的大马力赛车，只要能找到时间和足够的劲头，就一年一年、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缓慢修复。她的舅舅们用赛车徽标和海报女郎装饰车库，但这间办公室最宽敞的一面墙上却挂着越共旗帜，比较小的角落里则贴满了往期的《自由之声》，一个头版头条印着芝加哥是集中营，另一个印着今年属于学生，还有在街头与条子战斗等等。墙壁和地板覆盖着一层黑灰，炭黑的保护色将房间里的光线变成了墨绿色。费伊觉得皮肤潮乎乎的，粘上了尘粒。运动鞋很快就脏了。
女人们坐成一圈，有些坐在折叠椅上，有些靠在墙上。无论肤色黑白，她们都戴墨镜，穿军装上衣和战靴。费伊在艾丽丝背后坐下，听此刻演讲的女人在说什么。
“你扇他耳光，”那女人说，一根手指指着天空，“你咬他，你用最大的声音尖叫，就像你尖叫着火了。你打断他的膝盖。你掌击他的耳朵，震破他的耳膜。你竖起手指，抠出他的眼珠。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把他的鼻子砸进脑袋。攥紧钥匙和毛衣针，那就是你们的武器。拿起身边的石块，敲得他脑浆迸裂。假如会功夫，就用功夫。更不用说你们可以反复膝撞他的腹股沟”——围成一圈的女人点头鼓掌，用没错和太对了鼓励讲话者——“膝撞他的腹股沟，高喊你不是男人！击毁他的意志力。男人攻击你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膝撞他的腹股沟，高喊，不能这么做！，别指望其他男人能帮助你。所有男人在心底里都希望你被强奸。因为那证明你需要他们的保护。安乐椅强奸犯，这就是他们”——艾丽丝高喊：“真他妈的对！”其他女人欢呼，费伊不知道该怎么自处。她觉得僵硬和紧张，她环顾四周，看着房间里的二十几个女人，她努力模仿她们自然而然的恶劣姿态，讲演者开始总结陈词：“男人有性能力，而强奸可以替代性地证明雄性机能，因此他们永远也不可能采取措施阻止强奸。除非我们迫使他们。因此，我说我们必须表明态度。不再要什么丈夫了。不再要什么婚礼了。不再要孩子。除非等到强奸绝迹，永远绝迹。彻底抵制生育！我们要让人类文明陷入停顿！”女人得到了激烈的掌声，其他人起身拍打她的后背，费伊正要起身加入喝彩的行列，房间里最远的黑暗角落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金属摩擦声。所有人扭头张望，费伊第一次见到了这个男人。
他叫塞巴斯蒂安。他系着一条满是油污的白色围裙，擦手的地方抹成了灰色，他蓬乱的黑发像碗似的扣在头上，挡住了他的眼睛，他不好意思地望向众人，说：“对不起！”他站在一台机器背后，机器的构造像是火车头：金属铸造，通体黑色，闪着润滑油的亮光，有着银色的转轴和犬牙交错的齿轮。机器嗡嗡震动，内部时不时响起金属物滚落滑道的叮当响声，就像一把硬币撒在桌上。这个男人——年纪很轻，橄榄色的皮肤，神情羞愧——从机器里拉出一张纸，费伊意识到机器是印刷机，那张纸是一份《自由之声》。艾丽丝对他喊道：“喂，塞巴斯蒂安！你在折腾什么？”
“明天的报纸。”他微笑道，把那张纸拿到灯光底下。
“什么内容？”
“写给编辑的来信。我有一大摞。”
“有看头吗？”
“能炸了你的脑袋，”他答道，把更多的纸张塞进机器底部，“对不起，你们请随意，就当我不在。”
于是众人又转过身，集会继续下去，费伊的视线却留在了塞巴斯蒂安身上。看他如何摆弄旋钮和曲柄，看他如何放下机器的头部，将墨水印在纸张上，看他如何抿紧嘴唇集中精神，看他白衬衫的衣领如何被染成深墨绿色，她心想，他多么像个可爱而马虎的疯狂科学家啊，她感觉与他建立起了联系，就是局外人彼此之间的那种亲近感，这时她听见人群中有人在说高潮。费伊扭头去看说话的人——高个子，金发像瀑布似的垂在背上，脖子上挂着一串珠子，穿亮红色的衬衫，领口开得很低。她俯身向前，提出有关高潮的问题。你们是不是只能在一个姿势下达到高潮？费伊觉得难以置信，房间里还有一个男人，她居然在说这种话。机器在她们背后冲压纸张，搏动的声音仿佛心跳。有人说你可以在两个姿势下达到高潮，甚至有可能多至三个姿势。另外一个人说高潮是虚构的，是医生捏造的概念，用来让我们感到羞耻。羞耻什么？我们没有男人那样的高潮。众人纷纷点头。她们继续讨论。
有人说你吸了大麻可以高潮，有时候嗑了迷幻药也行，但吸了海洛因就不行了。有人说自然状态下的性爱才是最好的。一个女人的男人只有喝醉了才能做爱。另一个女人的男人最近要她灌肠。有个男人在做爱后花了一个小时用拖把和杀菌剂清洗卧室。还有一个女人的男人给自己的阳具起名叫肉泵筒先生。还有一个女人的男人在结婚前只肯口交。
“自由性爱！”有人喊道，其他人大笑。
因为无论报纸上怎么说，这个时代都不属于自由性爱。自由性爱只存在于纸面上，广泛地受到谴责，极少有人实践，遭到了恶劣的宣传。女人赤裸着上身在伯克利校园公开跳舞的照片广为传播，也广受抨击。全美国所有人家的卧室里都在聊着耶鲁大学的口交丑闻。所有人都听说了巴纳德女子学院的姑娘未婚同居。大学女生的下半身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曾经贞洁的姑娘不到一个学期就变成荡妇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杂志文章谴责手淫，联邦调查局提醒民众当心阴蒂高潮，国会派人研究口交的危险。官方言行从未如此露骨。政府提醒母亲注意性爱成瘾的信号，提醒孩童拒绝犯罪和摧毁灵魂的快感。警方直升机飞过海滩，抓捕赤裸上身的女性。《生活》杂志称淫妇有阴茎嫉妒情结，真汉子正在被她们变成娘娘腔。《纽约时报》称无所不在的奸情导致年轻女性患上精神疾病。中产阶级家庭的好孩子纷纷变成同性恋、毒虫、辍学者、披头族。千真万确。知名新闻主播克朗凯特在节目上说的。政客信誓旦旦，说要强硬镇压。他们责怪药物、放任自流的自由派父母、节节攀升的离婚率、下流的电影、脱衣舞俱乐部、无神论。人们惊愕地看着年青一代失控发狂，摇着头去寻找更刺激感官的故事，找到后就一字不落地贪婪阅读。
这个国家的健康标准似乎就是中年男性对大学女生行为的看法。
但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这个时代并不属于自由性爱，而是属于笨拙性爱，尴尬、紧张而无知的性爱。没有人写这种报道，讲述信奉自由性爱的姑娘如何聚集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她们读过所有的文章，而且深信不疑，因此认为自己确实做错了什么。“我想当个嬉皮士，但我不希望我的男朋友睡其他女人。”许多姑娘发现自由性爱依然与各种古老的命题纠缠在一起：嫉妒，羡慕，权力。这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把戏，自由性爱的真实效果完全比不上它天花乱坠的宣传。
“假如我不想和别人做爱，是不是意味着我是个假正经？”集会上的一个女人说。
“假如我不想在抗议现场脱光，那么我是个假正经吗？”另一个女人说。
“假如你在游行示威中脱掉上衣，男人会认为你是个嬉皮小妞。”
“伯克利的裸体姑娘都拿着花朵。”
“他们卖了许许多多报纸。”
“在乳房上画迷幻彩绘，然后摆姿势拍照。”
“她们是自由的。”
“那算是什么样的自由？”
“她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出风头。”
“她们并不自由。”
“她们这么做是为了男人。”
“否则还能为什么？”
“不可能为了其他原因。”
“也许她们就喜欢呢。”一个新声音怯生生地说，众人扭头去看说话的是谁：戴可笑的圆眼镜的那个姑娘，安静得不正常，直到此刻才第一次开口。费伊的脸涨得通红，低头看着地面。
艾丽丝转身盯着她。“她们喜欢它什么？”她问道。
费伊耸耸肩。她震惊于自己居然敢开口发言，更不用说还冒出这么一句了。她想立刻收回这句话，一把抓住，塞进她愚蠢的嘴巴里。也许她们就喜欢呢，啊，天哪，啊，上帝啊，众人望着她，等她说下去。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掉在一屋子的猫群中间。
艾丽丝侧着头问：“你喜欢吗？”
“有时候吧。我说不清。不，不喜欢。”
她忘乎所以了。她被这个时刻所吸引：所有人都在谈论性爱和裸体，所有姑娘都那么兴奋，她想象自己站在家里卧室的观景大窗前，想象皮肤黝黑的陌生人路过看见她，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她脱口而出：也许她们就喜欢呢。
“你喜欢演给男人看吗？”艾丽丝问，“炫耀你的奶子，于是他们就会更喜欢你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叫什么？”有人问。
“费伊。”她说，姑娘们等她开口。她们望着她。她多么想夺门而出，但那样会引来更多的注意。她蜷成一个球坐在那儿，绞尽脑汁想能说点什么。这时，塞巴斯蒂安从暗处走出来，拯救了她。
“很抱歉打断诸位，”他说，“但我有件事要宣布一下。”
他一开口，众人仁慈地忘记了费伊。她坐在那儿，心潮澎湃，听着塞巴斯蒂安说话——他在说即将开始的抗议活动，市政府不肯批准他们占据公园，但活动还是要按计划举行。“记得转告你们的朋友，”他说，“叫上所有人。我们要聚集十万或更多的人。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们要结束战争。没有人会去工作。没有人会去上学。我们要让这座城市停止运转。在每一个路口唱歌跳舞。猪猡们不可能阻止我们。”
听他提到猪猡，条子放声大笑。
因为他们在监听。
他们挤在南边几公里之外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这个所谓的“作战室”位于国际圆形剧场的地下室里，他们在这里监控全市有可能存在的非法活动。今晚，警探在通过无线电监听塞巴斯蒂安的号召和姑娘们空洞无物的闲聊。他们在拍纸簿上记录，评论大学生怎么会如此愚蠢和轻信。《芝加哥自由之声》的办公室已经被窃听了多久？多少个月来着？这些年轻人居然完全不知道。
圆形剧场外是许多屠宰场——芝加哥著名的联合牲畜场，警察走向所谓“作战室”的路上能听见动物的叫声，牛和猪最后的哀号。有些警察一时兴起，爬上围墙向里看，见到铁钩和小车将动物拉离地面，送去处死和分尸，地上满是内脏和粪便，工人不知疲倦地砍开肢体和喉咙——一切都是那么恰如其分。屠夫的弯刀给警察一种透彻感，一种意图的纯粹感，赋予他们的工作某种不言而喻但有帮助的引导性隐喻。
警察监听并记录下所有对话，记下可供起诉的威胁：号召暴力对抗，煽动言论，共产主义宣传，而今晚，他们又有了特别的收获——一个名字，一个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名字，一个新人：费伊。
他们望向新人，他站在角落里，手里拿着记事簿：查理·布朗警员，最近刚从巡警提拔进“红色分队”。他点点头，写下这个名字。
“红色分队”是芝加哥警察局的秘密反恐情报机构，创建于1920年代，目的是监控工会组织者，1940年代扩张，将共产主义者纳入监控范围，如今主要处理以学生和黑人为主的激进左派对国内安全造成的威胁。这是一份光荣的工作，布朗意识到有些年长的警员不怎么认可他和他的晋升：他太年轻，精神过于紧张，短暂的职业生涯乏善可陈。到目前为止，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痛揍脑子进水的嬉皮青年，理由可以是最轻微不过的违法行为（流浪、乱穿马路、违反宵禁），以及用模糊的法律条规打击公开猥亵。作为巡警，他的任务是骚扰他们，希望嬉皮士在不厌其烦之下能主动放弃，去另一片城区或干脆另一个城市。芝加哥就不需要应付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这一代人了。无疑是最糟糕的，尽管他也属于这一代人。他比他痛揍的那些年轻人大不了多少。但制服让他觉得自己年龄更大，除了制服，还有平头、妻子、孩子和养老金，还有他更喜欢去安静的地方，例如不放音乐的酒吧，你在那只能听见嗡嗡的交谈声和偶尔响起的台球碰撞声。还有教堂。去教堂，在教堂里见到其他的巡警：这是一种兄弟情谊。他们是信奉天主教的男人，守护邻里的汉子。你看见他们，拍他们的后背打招呼。他们是好男人，喝酒但不酗酒，对老婆好，自己修房子、造东西，偶尔打扑克，定期付按揭。他们的老婆彼此认识，孩子们一起玩耍。他们从小就住在同一个街区。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也住在这儿。他们曾是爱尔兰人、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瑞典人，但现在都是百分之百的芝加哥人。市政府发他们养老金，因此对附近想安顿下来的女性来说是个好选择。他们彼此爱护，他们爱这座城市，爱美国，不是小孩子宣誓效忠的那种抽象的爱，而是发自肺腑的爱——因为他们很快乐，他们享受生活，他们过得很成功，他们辛勤工作，养育子女，送孩子去该死的学校。他们曾经看着父辈养育自己，和所有的男孩一样，他们也担心被比较。但他们还是在努力，努力生活，并为此感谢上帝，感谢美国，感谢芝加哥市政府。他们要得不多，但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面对这些事情，你很难不从个人角度去思考问题。新生的坏风气吹进你的街区，你很难不觉得这是冲着你来的。这就是个人角度。布朗警员的祖父搬进这片街区时非常年轻。他以前名叫切斯拉夫·布朗尼考夫斯基，乘船登陆纽约时被美国移民局官员起名查尔斯·布朗。家族每一代的长子都继承了这个名字。尽管自从孩子们在一年级左右开始看那部该死的漫画[1]后，他就没少被取笑，但他依然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个好名字，一个美国式的名字，合并了他家族的过去和未来。
这是一个融入社会的名字。
因此，假如有个外地毒虫、反战流氓、长发嬉皮怪人从早到晚坐在人行道上讨要零钱，吓得老妇人魂不守舍，这当然是个人看法。他们为什么不能融入社会？对黑人来说至少还算合理。假如黑人不喜欢美国，好吧，他还能理解他们的思路。但这些年轻人，这些中产出身的白种年轻人，喊着反美的口号——谁给你们这个权利的？
因此，他的工作很简单：找到城市里的坏分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骚扰他们。稍微越界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在不会危及养老金或害得市政府和市长丢脸的范围内。对，偶尔会有人跳上电视，通常是东海岸的白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那种人，指控芝加哥警察粗暴野蛮，妨碍公民行使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等等等等。但根本没人在意。有个说法：芝加哥的问题，芝加哥的解决手段。
举例来说，一个“垮掉的一代”小子凌晨两点步行穿过你的辖区，你很容易就能因为违反宵禁令而抓他。众所周知，这种货色很少有人随身携带证件，因此他们说“宵禁令不适用于我，条子”。你可以回答“证明一下”，而他们当然无法证明。太简单了。于是，他们只能在拘留所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了，慢慢领悟你想传达的消息：你们在这儿不受欢迎。
这份工作其实很适合布朗警员——他知道自己的天赋和局限，他没有野心。他满足于当一个巡警，直到偶然认识并赢得了一名嬉皮领袖的信任，他告诉指挥官说他“与一名学生激进分子领袖取得了联系”，而且“已经渗透进了地下组织”，请求调入红色分队——特别是调查芝加哥圈大反美活动的小分队——他们不情愿地答应了。（警队里还没有人员打入圈大，那些学生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假货。）
红色分队监听特定的房间和电话，偷拍照片，尽其所能破坏反战的极端组织。他认为这升级了他在街头的工作，也就是骚扰和拘捕嬉皮士，只是现在改为秘密做事而已，使用的战术几乎超出了所谓法律的边界。举例来说，他们扫荡了左派激进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办公室，抢走了档案，砸烂了打字机，在墙上喷了“黑人力量”以误导学生。这么做似乎不太符合道德，但按照他的看法，他的旧工作和新工作之间唯一的变化就是手段。他觉得道德价值恐怕是相同的。
芝加哥的社会问题，芝加哥的解决手段。
此刻他得到了一份礼物：一个新名字供他调查，一个新近抵达圈大的激进分子。他把这个名字写在记事簿上。旁边加上一颗星。他很快就会了解这个费伊是什么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