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伊，室外，草地上，校园里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把报纸轻轻地放在大腿上。她抚平报纸的褶皱，将已经卷曲的边角向回折。这份报纸感觉不像普通的新闻纸——相比之下更硬也更厚，甚至有点像蜡纸。未干的油墨弄脏了她的指尖。她在草地上擦了擦手。她看着报头——总编：塞巴斯蒂安——露出微笑。塞巴斯蒂安不留姓氏的做法既厚颜无耻又扬扬自得。他有足够的名气，因此他在公众中可以只用名字，就像柏拉图、伏尔泰、司汤达、崔姬[2]。
她打开报纸。正是塞巴斯蒂安昨晚忙着印刷的那一期，全是写给编辑的信件。她开始阅读。
亲爱的《芝加哥自由之声》，
你喜欢躲避条子和其他盯着我们批评我们的人吗？就因为我们的服装和发型？我想说我曾经害怕他们，但现在不了。我和他们交谈，说服他们喜欢我，和我交朋友，然后告诉他们我抽大麻。假如他们喜欢你，他们或许会和你一起抽，听你说话。你将让我们的队伍再增加一个人，而我们的数量正在持续增加，我估计全美国有一半人在抽大麻，而缉毒局还以为我们全都是精神病，哈，哈。
今天很热，阳光灿烂，小虫乱飞：蚊蚋直往她脸上撞，眼睛和纸页之间多了几个黑点，就像标点符号在逃离报纸。她驱赶开虫子。她单独坐在草地上，周围没有其他人。她在校园东北边找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被一段树篱与人行道隔开的一小片草丛，位于新建的行为科学大楼背后，这幢楼大概是整个圈大最遭人唾弃的建筑物。所有的宣传册都会提到它，声称它根据场论的几何原理来设计，按照宣传册里的说法，它全新的结构旨在打破昔日建筑结构中所谓的“方形霸权”。堪称时代先锋的结构摒弃了方形，带内切圆的八边形彼此重叠搭成网格。
这个形状为什么在建筑哲学上比方形更好，宣传册一个字也没解释。但费伊能猜到：方形过时、传统、古老，因此就是坏的。她觉得，在这个校园里，无论是对于学生还是建筑物，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循规蹈矩。
因此，行为科学大楼非常摩登，有许多棱角，在实际生活中是一团让人挠头的乱码。互相连接的蜂巢结构打破了全部直觉，走廊曲里拐弯，你走不出三米就必须面对选择方向的难题。费伊的诗歌课教室在这幢楼里，光是找到正确的教室就耗尽了她的耐心和空间知觉。有些楼梯哪儿也不通，尽头只是墙壁或上锁的门，而另一些楼梯通往狭小的楼梯平台，与另外几条楼梯交会，但所有的楼梯看上去都一模一样。看似死胡同的通道实际上出乎意料地连接着另一块区域。你能从二楼看见三楼，却找不到去三楼的明显路径。所有东西都修成环形和斜角，确保无论什么人进来都会迷路，每一个初次走进这幢楼的人都是满脸困惑，他们企图在左右这些概念几乎失效的地方寻找方向。
这里不像学生学习行为科学的场所，更像行为科学专家研究学生的实验室，看学生能在这个荒谬的环境中忍耐多久而不发疯。
因此绝大多数学生对它避而远之，反而成了费伊独自阅读的好地方。
周围的人觉得你脑子不正常？我是说，你属于那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对不？我是说，你们都吸大麻对不对？我当然吸。我工作勤奋认真，邮局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我。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吸，我是说，他们总问我是不是有某盒茶叶闻着像大麻。今天我真找到了一种像的，他们大多数人都想闻一闻。于是咱就包裹好寄走了。收到包裹的人这会儿估计已经吸上了。他肯定很享受咱的小包裹。说不定正在读咱的小宣言。朋友你好哇。
附近的动静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抬起头，有点担心。假如某个老师看见她在读《芝加哥自由之声》，假如负责管理奖学金的校方行政人员看见她在读鼓吹吸毒、支持越共、反体制的“街头报纸”……唔，他们会对她产生一些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想法。
因此，当眼角余光瞥见一条人影逐渐走近，她立刻从报纸上抬起头。她只看了一眼就意识到这个人不是老师也不是行政人员。他的发型太张牙舞爪了，不可能是那两种人。大家传来传去的名词是拖把头，但他的头发早就超越了拖把，仿佛一朵盛开的花朵，肆意生长。费伊望着他走近，她的脑袋快要塞进报纸了，免得他发现她在盯着自己看，他越走越近，五官变得清晰，费伊意识到她认识这个人。他就是昨晚集会上的那个小伙子，塞巴斯蒂安。
她撩起头发，擦掉额头的汗珠。她举起报纸遮住脸。她用背部贴紧墙壁，还好这幢楼有那么多凸出和转角。也许他会径直走过去呢。
我更愿意和蠢条子分享同一根大麻卷，而不是每次看见他们就落荒而逃，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说，假如所有人都吸，岂不是皆大欢喜？没有争斗也没有战争！只有一大群快活的人类。这个念头太荒诞了，对吧？
她把脑袋埋进报纸——她意识到这个动作非常可悲，就像鸵鸟。她听见塞巴斯蒂安踩着草坪的脚步声。她觉得面颊的体温升高了十摄氏度。她感觉到太阳穴冒出汗珠，她用手指擦掉汗水，攥紧报纸，举在眼前。
你们这些人，我的同胞，我是说我们所有人，该怎么团结起来呢？我是说至少一千万美国人——好吧，也许只有九百万。我当然想和你们这些好人握手。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地点，举办咱们盛大的“吸草节”，让他们知道咱们到底有多少人。
脚步声停下了。随后重新响起，越来越近。他在走向费伊，费伊用力呼吸，擦掉额头的水汽，默默等待。他来到近处了——可能是三米开外，可能是一米半。报纸遮住了她的视线，但她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假装他不存在未免有点可笑。她放下报纸，看见他在微笑。
“哈喽，费伊！”他说。他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在她身旁坐下。
“嗨，塞巴斯蒂安。”她答道，点了点头，露出最真挚的微笑。
他看起来很英俊，甚至像个职业人士。他微笑。她记得他叫什么，这似乎让他很高兴。疯狂科学家的白大褂脱掉了，此刻他穿着合身的西服上衣（中性米色，灯芯绒）、纯白色的衬衫、海军蓝的细领带和棕色正装长裤。他看起来很体面，符合大众的标准，除了发型（太长，太凌乱，太蓬松），完全是个好男生的料子，你甚至可以领着这么一个他去见父母。
“你的报纸很不错，”费伊说，已经想到了如何在这种情境中表现得讨人喜欢，如何获得他的欢心——支持他，尽量夸奖他，“邮局员工的那封信？我确实认为他说得有道理。非常值得玩味”。
“哎呀我的天，你能想象那家伙组织一场吸草节吗？一千万人？哈，好笑。”
“我不认为他真的想组织一场吸草节，”费伊说，“我认为他只是想确认自己并不孤独。我觉得他似乎很寂寞。”
塞巴斯蒂安假装惊讶地望着她：他歪着头，挑起一侧眉毛，继续微笑。
“我认为他是个傻蛋。”他说。
“不。他只是在找伙伴，他在他们身边可以做他自己。我们谁不是呢？”
“哈，”塞巴斯蒂安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对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擦掉额头的汗珠。
“你很真诚。”塞巴斯蒂安说。
“是吗？”
“安静，但很真诚。话不多，但一开口就说真心话。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说个不停，但一句实话都没有。”
“我应该说谢谢？”
“另外，你脸上全是油墨。”
“什么？”
“油墨，”他说，“脸上全都是。”
她望向指尖，报纸的油墨染黑了指尖，她一下子明白了。“哦，不。”她说，从背包里翻出化妆包。她打开带镜小粉盒，从镜子里看见发生了什么：额头、面颊和太阳穴上，凡是她擦过汗的地方，都留下了一道一道的黑色印痕。这种时刻有可能毁掉她的一天，这种时刻通常会引发胸口发紧和惊恐发作，因为她在陌生人面前做了蠢事。
然而，此刻却不一样，此刻发生的事情让她也大吃一惊。她没有惊恐发作，而是放声大笑。
“我变成斑点狗了！”她叫道，哈哈大笑。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
“都怪我，”塞巴斯蒂安说，递给她一块手帕，“我该用更好的油墨。”
她擦掉脸上的污渍。“对，”她说，“确实怪你。”
“陪我走走吧。”他说。他把费伊拉起来，两人离开树荫，走向校园，费伊的脸蛋干干净净，容光焕发。“你真有趣。”他说。
费伊觉得像是没了重量，很开心，甚至有点轻飘飘的。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说她有趣。她说：“先生，你记性很好。”
“是吗？”
“你记住了我的名字。”她说。
“哦，嗯，你给我留下了印象。因为你在集会上说的话。”
“我说话没过脑子，直接脱口而出了。”
“但你说得对，这个理由站得住脚。”
“胡说。”
“你的意思是，有时候一个人想要性，和她们的政治主张刚好背道而驰，因此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不自在。另外，那伙人喜欢揪住害羞的人不放。你当时似乎掉进了一个大麻烦。”
“我不是害羞，”她说，“只是……”她停下来寻找合适的字眼，用准确而容易理解的方式形容自己，然后完全跳过了自我辩解这一步。“谢谢你替我解围，”她说，“感激不尽。”
“没什么，”塞巴斯蒂安说，“我看见了你的玛阿。”
“我的什么？”
“你的玛阿。”
“玛阿是什么？”
“我在西藏学到的知识，”他说，“我去国外探访了一个教派的僧侣，他们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佛教团体之一。我想见他们是因为他们解决了人类移情的问题。”
“我怎么不知道这里存在问题需要解决？”
“当然存在。问题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的感觉到。因为移情远不是理解他人情绪那么简单的事情，因此移情这种体验不仅属于意识，还属于肉体，肉体像调音叉似的振动，响应他人的悲伤和苦痛。例如，你在你素昧平生的人的葬礼上哭泣，见到吃不饱的孩童让你的身体感到饥饿，看空中飞人表演时你觉得头晕目眩。等等等等。”
塞巴斯蒂安望向费伊，想确定她感兴趣。“继续说。”费伊说。
“好。那么，沿着这条思路走向结论，我们会发现移情成了一种纠缠的印象，一种难以达到的状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我，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没有谁能够真的成为另一个人，这就引出了移情的最大难题：我们能够接近但不可能领悟它。”
“就像光速。”
“没错！大自然拥有一些固有的限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触及它们，完美的人类移情就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僧侣解决了这个难题，办法就是玛阿。”
费伊听得如痴如醉。因为有个年轻男人在说这些话题，而且还是在对她说。没有人曾用这种语气对她说过话。她想伸出胳膊搂住他，她想哭。
“你可以把玛阿视为情绪的所在，”塞巴斯蒂安说，“它存在于你的躯体内部深处，胃部附近的某个地方——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渴求，所有的爱、激情与色欲，一个人所有的秘密愿望和需要，全都在你的玛阿里。”
费伊用手掌按住腹部。
“对，”塞巴斯蒂安微笑道，“就在那儿。所谓‘看清’一个人的玛阿，就是理解这个人的欲望——不需要你问，也不需要他说——然后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后半部分同样重要，只有为此做了些什么，‘看清’才会变得完整。因此，男人只有在无须请求的情况下满足女人的欲望才算是‘看清’了它们。女人只有在不需提示的情况下拿食物给饥饿的男人才算是‘看清’了他的玛阿。”
“好的，”费伊说，“我明白了。”
“我热爱的正是移情中的这种主动，也就是一个人必须对另一个人做出超越天然关系的事情。他还必须主动完成这些事情。”
“移情只有通过行动才有可能实现。”费伊说。
“对。我在集会上看见那群人开始挑剔你，于是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我就看清了你的玛阿。”
他们来到一片空地，费伊正要向他道谢，却看见前方聚集着一群人，听见了人们的吟唱。两人散步的路上，逆时针绕过行为科学大楼，沿着你在校园里必须采取的曲折路径移动时，她一直能听见轻微的喧闹声。塞巴斯蒂安讲述移情、僧侣和如何看清她的玛阿时，喧闹声变得越来越响。
“那是什么声音？”她说。
“哦，抗议活动。”
“什么抗议活动？”
“你不知道？到处都贴着海报。”
“我大概没注意到。”
“抗议化学之星的活动。”他说，两人走进大学行政楼这个庞然大物门前的院子，行政楼是校园里目前最高大、最让人望而生畏的建筑物。圈大的建筑物以三层矮楼为主，但行政楼是个三十层的怪物。你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它屹立于树木之上，顶上比底下更肿胀——没有个性，方方正正，犹如暴君。看起来就像浅褐色的水泥外骨骼附着于尺寸稍微小一点、颜色稍微棕一点的另一幢建筑物上。这幢楼和校园里的其他建筑物一样，窗户也小得容不下一个人。只有最高一层除外。整个校园只有一扇窗户似乎宽敞得可以用来跳楼，它就可疑甚至热情地踞于全校园的最高点——行政楼的最高一层——这个事实让比较愤世嫉俗的学生觉得既恶毒又凶险。
示威者是几十名学生，长须长发，怒气冲冲，他们聚成一群，朝一幢楼高喊口号，朝这幢楼里的行政人员、官僚和校长高喊口号，他们手里的标语牌上画着化学之星的徽标，徽标滴出鲜血或被打上红叉。费伊太熟悉这个徽标了：它就绣在她父亲工作服的胸前，颜色明艳的字母C和S互相交织。
“化学之星干什么坏事了？”她说。
“他们制造凝固汽油弹，”塞巴斯蒂安说，“屠杀妇女和儿童。”
“不可能！”
“真的！”塞巴斯蒂安说，“大学购买他们的清洁用品，所以我们才会抗议。”
“他们制造凝固汽油弹？”她说父亲从没提过这个。事实上，他对工作的事情向来只字不提，从来不说他在工厂里做什么。
“那是苯和聚苯乙烯的混合物，”塞巴斯蒂安解释道，“做成凝胶后加入汽油，就会变成极易燃烧的黏稠液体，烧得越共皮焦肉烂。”
“我知道凝固汽油弹是什么，”费伊说，“但我不知道那是化学之星制造的。”
费伊长大和念书靠的都是化学之星的薪水，此刻她不敢告诉塞巴斯蒂安，以后恐怕也做不到。
而塞巴斯蒂安只是望着抗议人群，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不安。（他已经停止去看她的玛阿了。）塞巴斯蒂安望着人群边缘的两名记者：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文字记者没有在记录，摄影师也没有在拍照。
“来的人数不够，”他说，“没法上报纸。”
这群人只有三四十个，叫得很凶，他们举着牌子绕圈，吟唱：“杀人犯，杀人犯。”
“几年前，”塞巴斯蒂安说，“十几个人示威就能帮你在第六版弄到十厘米见方的版面了，但如今人们见惯了抗议活动，标准已经改变。每一场抗议都让下一场变得更加稀松平常。这就是新闻业的大缺点：一件事发生得越频繁，就越不值得报道。我们不得不遵循股票市场的规律：持续不断、永不停止的增长。”
费伊点点头。她在想老家的化学之星广告牌：让我们美梦成真。
“我觉得有个办法能保证这件事上报纸。”塞巴斯蒂安说。
“什么办法？”
“有人被捕。屡试不爽，”他转向费伊，“很高兴和你聊天。”
“谢谢。”她心不在焉地说，脑子里还在想父亲，想他下班回来时身上的气味：有点像汽油，还有一些其他气味，令人窒息的刺鼻气味，像是汽车尾气或热沥青。
“希望很快能再次见到你。”塞巴斯蒂安说，拔腿跑向人群。
费伊吃了一惊，大喊：“等一等！”但他跑得飞快，冲向人群附近的一辆警车。他跳上警车的引擎盖，再一步跳上车顶，向天空举起拳头。学生们疯狂欢呼。摄影师拼命按快门。塞巴斯蒂安上下蹦跳，在车顶留下凹痕，他转身望向费伊。他朝费伊微笑，盯着她的眼睛，直到警察抓住他，警察的动作很快，他们把他拽回地面，给他戴上手铐，塞进车里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