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我作弊？”劳拉·波茨坦说，她念大二，屡教不改的习惯性作弊者，“你认为我作弊？你认为我的论文是抄袭的？”
萨缪尔点点头。他想对整个局面露出哀伤的表情，就像不得不惩罚孩子的父母。我比你还要痛苦，萨缪尔想做出同样的表情，尽管内心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内心深处，判学生不及格总是让他暗自欣喜。他不得不给他们上课，这就像是他报复的机会。
“能听我说一句吗？就一句？那—篇—论—文—我—没—有—抄—袭。”劳拉·波茨坦说的那篇论文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抄袭的。萨缪尔之所以知道，是因为那套软件是这么说的。学校购买了这套极为出色的软件包，用来分析学生的每一篇文章，程序将文章与巨型档案库里的其他文章进行比较，档案库里包括了所有被分析过的文章。全国各地高中生和大学生写下的数百万字构成了软件包的大脑。萨缪尔有时候对同事开玩笑说，假如这套软件获得了科幻小说里的人工智能的智慧和意识，肯定会立刻冲去墨西哥坎昆岛度春假。
软件分析劳拉的论文后，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是抄袭的，除了署名“劳拉·波茨坦”之外，没有一个单词属于她自己。
复合问题
（即“既定观点问题”）
“我不知道那软件在发什么疯，”劳拉·波茨坦说。这位大二学生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绍姆堡，主修商务沟通和市场营销，身高一米五八上下，头发的暗金色在萨缪尔办公室阴郁的绿色光线下变得像是拍纸簿的浅黄色，白色薄T恤似乎是某个派对的宣传资料，那个派对举办时她肯定还没生下来，“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故障。它经常出错吗？”
“你想说是电脑弄错了？”
“实在太奇怪了。我不明白。它为什么那么说？”
劳拉像是在风洞里吹过身子，头发干枯而蓬乱。她穿着一条磨破边的法兰绒短裤，比咖啡滤纸大不了多少，你很难假装没看见。她晒成古铜色的双腿同样吸引眼球。她脚上是一双拖鞋。毛绒玩偶拖鞋，卷心菜的黄绿色，因为在户外穿得太多，所以脚垫四周沾着一圈棕灰色的尘土。教授心想，她大概是穿着睡衣来办公室见他的。
“软件不会出错。”他说。
“你的意思是绝对？绝对不会出错？你说它永不犯错，没有缺点？”
教授办公室的墙上自然挂着他的各种文凭，书架上塞满了名字很长的书籍，昏暗的房间散发着典型的学者气息。办公室里有一把皮椅，劳拉此刻就坐在这把椅子上，一下一下地轻轻踢着她穿拖鞋的双脚。门上贴着《纽约客》的漫画。窗台上摆着几个小盆栽，他用一品脱的喷壶浇水。三眼打孔机。台历。印着莎士比亚的咖啡马克杯。一套高级钢笔。一幅完美的学者办公室图景。挂衣架，以备不时之需的粗花呢上衣。他坐在人体力学椅子上。劳拉正确地使用了“永不犯错”这个词，他一时间有点开心。办公室里的霉味或许是劳拉的睡眠体味，也可能是他自己的体味，昨晚他打《精灵征途》直到深夜，气味到现在还没有散掉。
“根据软件，”他看着劳拉论文的分析结果说，“这篇文章来自一个名为‘免费学期论文’的网站。”
“看见没？我就说吧！根本没听说过。”
萨缪尔这种年轻教授，还会打扮成或许会被学生视为“时髦”的样子。衬衫下摆垂在裤腰外，蓝色牛仔裤，某个时髦品牌的运动鞋。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好品位的表现，但也有人会认为这是内心软弱、缺乏安全感和走投无路的征兆。他偶尔会在课堂上说脏话，因此看上去并不古板。劳拉的法兰绒短裤印着红色、黑色和海军蓝的花格。她的T恤薄得出奇，有些褪色，不过很难说是因为穿过太多次还是生产商存心做成这样的。她说：“显然我不可能从网上复制什么傻乎乎的文章。我是说，没可能啊。”
“所以你想说这是个巧合。”
“我不知道电脑为什么那么说。实在太，怎么说，奇怪了？”
劳拉时常会提高句尾的声调，因此连陈述听上去也像疑问。萨缪尔发觉这个习惯和很多种口音一样，你很难不去模仿。他还发觉她在整个撒谎的过程中都能保持眼神接触和身体放松，这个本事真是了不起。说假话时人体会有许多不由自主的反应，但她一个都没有表现出来：她以正常节奏呼吸；坐姿放松而倦怠；双眼直视教授的眼睛，没有转向右上角，否则就会证明她在使用与创造与性关系密切的脑区；面部没有不自然地硬挤出表情，表情恰如其分地闪过面部，大体而言自然流畅，不像一般撒谎者那样，面颊肌肉企图机械地塑造出合适的表情。
“根据软件的分析结果，”萨缪尔说，“这篇论文三年前就提交给绍姆堡镇高中了。”他停顿片刻，等待这条消息沉入心底：“那不是你的老家吗？你不就是从那儿来的吗？”
窃取论点（即“循环论证”）
“知道吗？”劳拉在座位上动了动身子，收起一条腿，这大概是她第一个象征紧张的身体信号。她的睡裤实在太短，身体在皮椅里挪动时，你能听见肌肤与皮革摩擦的吱嘎声，或者是湿润皮肤剥离椅面的吸吮轻响，“我什么都不想说，但我真的觉得很受侮辱。都是什么事啊？”
“确实如此。”
“呃，是——吗？你问我有没有作弊？实在很，怎么说，没礼貌？”
劳拉的T恤衫，萨缪尔已经确定它是用染色剂或化学药品或紫外线或研磨工具人工做旧的了，正中央用蓬松的复古字体印着“拉古纳海滩派对，1990年夏”，背景是手绘的大海和一道彩虹。
“你不能随便说一个人作弊，”她说，“这是污名化。有人做过研究好不好？你越是说一个人作弊，他们作弊的总数就越多。”
作弊的次数就越多，萨缪尔希望她能这么说。
“再说你不该为作弊而惩罚一个人，”她说，“否则他们就只能继续作弊了。为了通过这门课？就好像”——她的手指在半空中画个圈——“恶性循环？”
劳拉·波茨坦总是在提早三分钟和迟到两分钟之间走进教室，永远选择最后一排靠左边角落的座位。在这个学期，有好几个男生曾缓慢地改变各自的选座习惯，逐渐靠近她的轨道，像软体动物似的从教室右侧爬向左侧。大部分会在她旁边坐两到三周，然后忽然一天蹿到了教室的另一头。他们像带电粒子似的碰撞和弹开，萨缪尔猜想在课外肯定没少上演性心理情节剧。
“你从来没写过这篇论文。”萨缪尔说，“论文是你在高中时买的，然后在我的课堂上又用了一次。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只有这个。”
劳拉收起了两只脚。腿从亮闪闪的皮革上剥开，发出湿漉漉的啵的一声。
诉诸同情
“太不公平了，”她说。她能够轻松流畅地挪动双腿，这象征着年轻人的柔韧性或认真的瑜伽训练或两者兼有，“你要我交一篇《哈姆雷特》的论文，我给你的就是啊。”
“我是要你写一篇《哈姆雷特》的论文。”
“我怎么知道？你有一堆稀奇古怪的规定又不能怪我。”
“不是我的规定。所有学校都有这些规定。”
“根本没有。我在高中用过这篇文章，得了一个A。”
“这就太糟糕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做不对？没人教过我这么做不对。”
“你当然知道这么做不对。你刚刚想撒谎骗我。要是你觉得你没做错，就不会撒谎了。”
“但我就喜欢撒谎啊。这是我的习惯。我忍不住。”
“那你该管管自己了。”
“但我不该因为同一篇文章被惩罚两次。既然我在高中已经因为抄袭被惩罚过了，那现在就不该再被惩罚一次。那不是，怎么说，双重控罪[7]吗？”
“你好像说过你在高中得了个A。”
“不，我没有。”
“我很确定你说了。我很确定你刚刚这么说了。”
“那只是个假设。”
“不，我记得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我最清楚。哼。”
“你又在撒谎吗？这会儿你正在撒谎吗？”
“没有。”
两人互瞪片刻，就像两个都在虚张声势的扑克玩家。这是两人最长的一次眼神接触。课堂上，劳拉几乎总是盯着大腿，也就是她放手机的地方。她觉得只要把手机放在大腿上，就能避开萨缪尔的视线。她不明白这种行为是多么显而易见。他没有在课堂上阻止她看手机，主要是为了能在学期末施舍“参与分”时折损她的成绩。
“呃，”他说，“无论如何，双重控罪不是这个意思。重点在于，你交作业的时候有个最基础的前提，那就是这是你的作业。你本人的作业。”
“是我的啊。”她说。
“不，不是，是你买的。”
“我知道，”她说，“所有权是我的，属于我。”
他忽然想到，假如他把这件事视为“外包”而非“作弊”，那么她说的还挺有道理呢。
错误类比
“其他人做的事情比我差劲多了，”劳拉说道，“我最好的朋友？她付钱给代数家教帮她做作业。我是说，这恶劣得多，对吧？她根本没受过处罚！为什么我要挨罚，但她不需要？”
“她不在我的班上。”萨缪尔说。
“那拉里呢？”
“谁？”
“拉里·布罗克斯顿？我们班上的？我很清楚他交给你的作业都是他哥哥写的。你没有处罚他。不公平。那要恶劣得多。”
萨缪尔想起了拉里·布罗克斯顿——大二，主修不明，玉米色平头，总是穿大码银光篮球短裤和单色T恤来上课，T恤上印着某个连锁服装品牌的标志，你能在全美国的尾货卖场里找到这个品牌——悄悄爬近劳拉·波茨坦但最后飞速逃离的诸多男孩中也有他一个。拉里·他妈的·布罗克斯顿，皮肤惨白，甚至带点恶心的菜色，就像切开的老土豆，企图留金色的小胡子和络腮胡，但可悲地，更像是脸上星星点点地撒了些面包屑。他有点驼背，性格孤僻而内向，出于某些原因，教授看见他就会想到只能在暗处生长的小型蕨类。拉里·布罗克斯顿，从没在课堂上发过言，脚生长的速度超过了身体发育的速度，因此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双脚就像是两条又大又平的河鱼，他总是穿着笨重的黑色凉鞋，萨缪尔很确定这东西只会出现在公共浴室和游泳池。也就是这个拉里·布罗克斯顿，每次教授在课堂上分出十分钟做“自由写作和头脑风景”时，他就会无所事事、漫不经心、无意识地抠挠生殖器。他和劳拉·波茨坦在一起坐了两个星期，几乎每天下课往外走时都会逗得劳拉哈哈大笑。
滑坡谬误
“我只是在说，”劳拉继续道，“假如你要判我不及格，那你就得判所有人不及格了。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然后你就不没人可教了。”
“没人可教。”他说。
“什么？”
“然后你就没人可教了。不是不没人。”
劳拉瞪着他，要是有人用拉丁文和她说话，这个表情倒是挺好用。
“双重否定等于肯定，”他说，“不和没。”
“随便你。”
他知道纠正别人的口语文法是个缺乏风度且居高临下的坏习惯。就像在派对上批评其他人不够博学——真别说，萨缪尔入职的第一周就遇到了这种事，他去院长家吃饭，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下你的那种员工餐会。院长女士在一步登天坐上如今的行政管理宝座前，曾经是英文系的一名成员。她通过典型的捷径铸造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了解一个极小领域内的所有细枝末节（她的领域是瘟疫期间关于瘟疫的文学作品）。吃饭时，她问他对《坎特伯雷故事集》某个特定段落的看法，他一时语塞，于是她说，声音稍微有点响：“你没读过？呃，哎呀呀，我的天哪。”
不当结论
“还有？”劳拉说，“我认为你搞课堂测验真的很不公平。”
“什么测验？”
“你搞的课堂测验啊？昨天？《哈姆雷特》？我问你今天有没有测验，你说没有。然后一转头就搞了个测验。”
“那是我的特权。”
“你骗了我。”她说，受到伤害的哀痛语气来自千百部八点档电视剧。
“我没有骗你，”他说，“只是改变了主意。”
“你没有对我说实话。”
“你不该逃课。”
拉里·布罗克斯顿到底为什么特别惹萨缪尔生气？每次看见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笑成一团、一起回去，他为什么会产生切实的生理性厌恶？部分原因是他觉得那小子一文不值——他的衣着方式，他漫不经心的无知态度，他地包天的长相，他在课堂讨论时沉默得像是一堵墙，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他这坨有机质对课堂和整个世界都毫无贡献。是的，这些因素让萨缪尔烦恼和气愤，气愤又被成倍地放大，因为他知道劳拉会允许这小子对她动手动脚。允许他触碰她，主动摩挲他坑坑洼洼的皮肤，允许他皲裂的嘴唇贴上她的嘴唇，允许他、他的双手、他那咬得参差不齐、渗着紫红色黏液的指甲抚摩自己。她甚至会走进他肮脏的宿舍，闻着臭汗、隔夜披萨、泥垢和陈尿的气味，主动帮他脱掉大码的篮球短裤，她会主动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不会因此感到痛苦，而萨缪尔正因此而为她感到痛苦。
后此谬误
“不能仅仅因为我逃课，”劳拉说，“就判我不及格啊。实在太不公平了。”
“判你不及格不是因为你逃课。”
“我是说，只是一节课而已。你没必要这么，怎么说，炸毛吧？”
更让萨缪尔痛苦的是，他觉得劳拉和拉里能走到一起多半是因为他们都讨厌他，他就像两人之间的胶水，他们都觉得他无聊而乏味，这件事足以构成闲聊的话题，能够填补耳鬓厮磨之间的空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的错。他的课堂上正在上演一部性爱惨剧——后排，左侧——萨缪尔觉得他必须为此负责。
诉诸中庸
“咱们这么办吧，”劳拉忽然坐直，弯腰凑近他，“我承认我抄论文不对，你承认你突击测验不对。”
“好。”
“所以咱们折中一下，我重写论文，你让我补考。皆大欢喜。”她摊开手掌，抬起胳膊，微笑道，“就这样！”
“这算什么折中？”
“我看咱们就别讨论‘劳拉有没有作弊’了，开始讨论‘该怎么向前走’吧。”
“所有好处都让你占了，这个不叫折中。”
“但你的愿望也满足了啊。我完全为我的行为负责。”
“怎么负责？”
“我说了啊。就说”——她竖起手指做个引号手势——“我完全为我的行为负责”——引号完。
“你为你的行为负责，做法应该是面对后果。”
“你的意思是判我不及格。”
“我的意思，对，就是不及格。”
“但这太不公平了！你不能既判我不及格又要我完全为我的行为负责。只能二选一。这样才对。还有一点你知道吗？”
转移注意力
“我甚至都不需要这门课。我甚至都不该上这门课。现实生活中，我什么时候会需要这些鬼东西？什么时候会有人问我懂不懂《哈姆雷特》？这种东西什么时候会变成关键信息？你能告诉我吗？啊？告诉我，什么时候我非得知道这些事情不可？”
“和我们讨论的事情无关。”
“不，非常有关。不可能更有关了。因为你做不到。你说不上来我什么时候会需要这种信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答案是我不可能需要。”
萨缪尔知道她说的多半没错。让学生在《哈姆雷特》里寻找逻辑谬误实在愚不可及。然而自从某位教务长掌权后，信誓旦旦地要在所有课程中推广自然科学和数学（原因是我们必须引导学生进行这些方面的训练，否则怎么可能和中国人竞争？大致如此吧），因此萨缪尔每年都要在述职报告里描述他如何在文学课上推广数学。教逻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姿态，此刻他只后悔自己教得不够透彻，因为若是他没数错，这次谈话进行到现在，劳拉大概已经犯了十种逻辑谬误。
“听我说，”他说，“又不是我逼你选这门课的。没人强迫你坐在这儿。”
“不，你强迫了。你们都强迫我坐在这儿读什么傻乎乎的《哈姆雷特》，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用得上它！”
“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退课。”
“不，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诉诸冗赘
“这门课我不能不及格，因为我需要人文学科的学分，这样我的秋季课表就能选统计和微观经济学了，这样我明年夏天需要实习学分的时候就能领先一步了，这样我就能在三年半之内毕业了，我必须在三年半之内毕业，因为我父母存的学费基金不够四年了。以前基金里有很多钱，但他们不得不用了一部分请离婚律师，他们解释说‘每个家庭成员在这个艰难时刻都必须有所牺牲’，而我的牺牲就是要么贷款念完最后一个学期，要么麻溜地提前毕业。所以要是你逼我重修这门课，我的整个计划就完蛋了。我老妈离婚后本来就过得不好，但现在又发现一个肿瘤？在她的子宫里？医生下周要动手术摘掉？我必须每周回一次家，为了引号陪护她引号完，但我们从头到尾只是和她那群傻朋友玩骰子游戏。我奶奶一个人住，自从爷爷去世后她变得很糊涂，不知道哪天该吃什么药，照顾她成了我的责任，我要给她装好一周七天的药盒，否则吃错药她就会昏迷什么的。我不知道下周谁能去照顾奶奶，因为我要做三天社区服务，这件事也很傻，因为那个派对上所有人喝的都不比我少，但只有我因为公共场合醉酒被捕，第二天我问警察凭什么因为公共场合醉酒逮捕我，他说我站在马路中央大喊‘我醉得不行了！’，但我根本不记得我这么做过。这还不算完，我的室友是头猪，一个懒婆娘，每天偷我的健怡可乐，不给我钱，连一声谢谢都不说，每次我打开冰箱就又少了一罐健怡，她把她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还想给我健康饮食的建议。她是个一百一十多公斤的肥婆，但她自认是什么节食天才，因为她以前体重将近一百六十公斤，一开口就是请问你有没有减掉过五十公斤的经历？然后我说我从来都不需要，但她没完没了唠叨她怎么减掉了超过五十公斤的肥膘，自从走上减肥之路就彻底改变了人生，反正哇啦哇啦减肥之路这个减肥之路那个。她实在太烦人了，她在墙上贴满了减肥日程表，我连一张海报都贴不下，因为我好像是支持她的一分子？好像我的任务就是问她有没有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假如完成了就恭喜她，不把引号自毁食物引号完带回来诱惑她，明明是她的问题，受到惩罚的却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照做了，尽管我爱吃，但从不买玉米片零食和果酱馅饼，也不买小包装的斑马蛋糕，因为我想当个积极的好室友，我唯一允许自己买回来的就是健怡可乐，恐怕也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事实上她一口也不应该喝，因为她说在走上减肥之路前，碳酸饮料是她的食物双煞之一，但我说健怡可乐一罐只有两卡热量，喝就喝了没问题的。还有——哦，对了——我老爸上周在一个泡泡派对上被人捅了。虽说他现在没事了，但我发现我很难在学校里集中注意力，因为他被捅了啊，再说他妈的他为什么会去参加泡泡派对啊，这个问题他完全拒绝回答，我一问他就当我是我老妈，开始装聋作哑。我男朋友在俄亥俄州上大学，动不动要我拍几张下流照片发给他，因为他说这样他就不会去想身边的漂亮姑娘了，我担心要是我不发给他，他就会去和某个俄亥俄小婊子睡觉，那岂不成了我的错？所以我只好拍照片，我知道他喜欢姑娘剃光光，我愿意为他这么做，结果我长了好多红色小疙瘩，又痒又难看，有一个还感染了，你想象一下我走进卫生室，向一个九十岁的老护士解释说你剃阴毛的时候刮破了自己，所以需要开个药膏吗。我还没说完呢，我的自行车轮胎瘪了一个，厨房的一个水槽堵了，淋浴房里到处都是我室友恶心的头发，粘在我的薰衣草香皂上，我老妈送走了我们的比格犬，因为她现在承担不了这个级别的责任，我们的冰箱里全是低脂火腿块，放了三个星期，都有味儿了，我最好的朋友刚堕胎，我的网断了。”
诉诸情感
不用说，劳拉·波茨坦已经哭了起来。
假两难推理
“这下我只能退学了！”劳拉哀号道，把每个字用单调的哭腔喊出来，全都挤在一起，“得到一个F，我就会失去财务支持，就付不起学费，就只能退学了！”
此刻的问题在于，萨缪尔只要看见别人哭泣就会产生哭泣的欲望。从记事以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了。他觉得自己像托儿所的婴儿，用哭泣换取其他婴儿的同情。他觉得当着其他人的面哭泣是袒露缺陷和脆弱的行为，见到别人这么做他会觉得羞耻和尴尬，反过来又触发了本人的羞耻和尴尬，孩童时的自我厌恶层层叠加，他长成了一个巨型的爱哭鬼。每次看见别人哭泣，心理医生对他的所有治疗和童年时的所有矫正措施就会冲上萨缪尔的心头。就好像他的身躯化作了一个大大的未愈合的伤口，一丝最细微的风也会给肉体带来伤痛。
劳拉哭得无拘无束。她没有克制哭泣，反而像是用哭泣把自己包裹住了。这是一场全面的哭泣，涕泗横流，伴随着标准的吸鼻子和打嗝式换气，整张脸向内收缩，面颊和嘴唇被拉紧，像是在做龇牙咧嘴的皱眉表情。她眼睛通红，面颊闪烁泪光，一小团黏液可怖地悄悄爬出左鼻孔。她拱着肩膀，瘫坐在椅子里，盯着地面。萨缪尔觉得他离跟着哭只差最后十秒了。他无法忍受眼看着别人哭泣。因此同事或远亲的婚礼对他来说会是一场灾难，因为他哭泣的样子与他和新郎新娘的亲近程度完全不成比例。去电影院看催泪电影也是个问题，尽管他看不见其他人哭泣，但他能听见他们在抽鼻子、擤鼻涕和急促呼气，据此从他脑子里浩瀚的哭泣场景档案里推断出每一个人的哭泣种类，然后亲自上阵“尝试”。要是他凑巧在约会，而他又对约会对象的情绪状况无比敏感和关注，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她也许会靠过来寻求安慰，却发现他哭得比她伤心十倍不止。
“我还要退还所有奖学金！”劳拉哭喊道，“要是你判我不及格，我就只能退还奖学金了，我家会破产，流落街头，饥寒交迫！”
萨缪尔知道这是谎言，因为奖学金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他无法开口，因为他在拼命遏制哭泣。冲动已经爬进喉咙，正在攥紧他的喉结，小时候天崩地裂疯狂哭号的记忆席卷而来，他毁掉的生日派对，半途被打断的家庭聚餐，全班同学震惊地坐在那儿，默默地望着他跑出教室，饱含寓意的恼怒叹息，来自老师、校长和他母亲，尤其是他母亲——唉，他母亲多么希望他别再哭了，她站在那儿尽量安抚他，在他发作时按摩他的肩膀，用她最温柔的声音说“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完全不明白让他哭泣的正是她对他哭泣的关注和理解，这反过来又让他哭得更凶了。他能感觉到冲动已经顶住喉咙，于是他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在脑海里念叨“我能控制住，我能控制住”。这个办法暂时有用，直到他的肺部感到灼痛，乞求得到氧气，他觉得眼睛像是被榨尽油的橄榄，因此他必须在两个选项里选一个，要么在劳拉·波茨坦面前肆无忌惮地迸发出一声啜泣（尴尬得难以想象，完全暴露他的弱点），要么使出大笑的把戏，这是他的高中辅导员教他的：“哭泣的反面是大笑，假如你想哭，那就大笑，两者会互相抵消。”这个办法当时听起来很可笑，但事实证明，在无可救药的情况下还颇为有效。他知道现在只有大笑才能避免一场天崩地裂的号啕大哭。他没怎么考虑此刻大笑代表着什么，只知道无论怎样都比大哭要好一万倍，因此看着可怜的劳拉（弯腰驼背，痛哭流涕，显得脆弱而痛苦）边哭边说：“明年我就没法回来上学了，我会变成一个穷人，无家可归，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做什么。”萨缪尔的回应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人身攻击
这恐怕是个错误的决定。
他看见了大笑对劳拉表情造成的影响，先是诧异和惊讶如涟漪般逐渐扩散，但立刻就凝固成了愤怒甚至憎恶。他笑得那么肆无忌惮和缺乏诚意，堪比动作电影里疯狂的邪恶天才，他明白这种笑法实在很残忍。劳拉的坐姿变得僵硬、戒备而警醒，表情冰冷，哭泣的一切征兆都烟消云散。不必强调这个变化有多么迅速。萨缪尔想起卖场里袋装蔬菜标签上的一个短语：速冻。
“你为什么这么做？”她问，声音冷静淡漠得异乎寻常。这是一种濒临失控的怪异态度，有着危险的锋刃，就像一名黑帮刺客。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她打量萨缪尔的面容，这个瞬间漫长得令人痛苦。鼻孔底下的那滴鼻涕已经消失。她的转变真是无与伦比，她哭泣过的肉体证据通通不见了。连面颊都是干的。
“你嘲笑我。”她说。
“对，”他说，“是的。”
“你为什么嘲笑我？”
“对不起，”他说，“这么做不对。我不应该的。”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我不恨你。说真的，劳拉，我不恨你。”
“为什么所有人都恨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不，没有的事，不是你的错。所有人都喜欢你。”
“他们不喜欢我。”
“你非常讨人喜欢。所有人都喜欢你。我喜欢你。”
“真的？你喜欢我？”
“是的。非常。我非常喜欢你。”
“你保证？”
“我当然喜欢你。对不起。”
此刻的好消息是，萨缪尔不再担心他即将痛哭流涕，身体放松下去，向劳拉露出他特有的无力微笑，他的感觉好极了，局势已经平定，回到一个从情绪角度来说均衡而中立的水平上，他觉得他们刚刚携手闯过了一片变幻莫测的狗屎海洋，就像两个好战友，或者是飞机邻座，而这架飞机刚穿过了一团极其糟糕的湍流。他觉得和劳拉有了同志情谊，于是他微笑着点点头，甚至使了个眼色。此刻他觉得特别放松，因此真的使了个眼色。
“哦，”劳拉说，“哦，我懂了。”她跷起腿，向后一靠，“你看上我了。”
“你说什么？”
“我早该知道的。明摆着啊。”
“不，我认为你弄错了——”
“没关系。不是第一次有老师爱上我了。挺好玩的。”
“不，说真的，你弄错了。”
“你非常喜欢我。你亲口说的。”
“对，但不是那种喜欢。”他说。
“我知道接下来是什么。陪你睡觉，否则就不及格。对吧？”
“你扯得太远了。”他说。
“你从一开始就是这么盘算的。整件事的目的就是要睡我。”
“不！”他怒道，感觉到了这个指控带来的刺痛，受到指控总会让你觉得（哪怕你是清白的）有点负罪感。他起身走过劳拉，打开房门说：“现在你该走了。我们谈完了。”
稻草人谬误
“你知道你不能判我不及格，”劳拉说，完全没有起身离开的意思，“你不能，因为有法律规定。”
“这次会面结束了。”
“你不能判我不及格，因为我有学习障碍。”
“你没有学习障碍。”
“我有。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和赶上截止期，我没法阅读，也没法交朋友。”
“不是真的。”
“是真的。你去查查看。我的档案里有记录。”
“你的学习障碍具体是哪一种？”
“他们还没给它起名。”
“还真是方便。”
“《残疾人法案》要求你向被确诊为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特别照顾。”
“劳拉，你不费任何力气就能交到朋友。”
“不，不行，我没有交到任何朋友。”
“我看见你一直有朋友的。”
“没一个长久的。”
萨缪尔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此刻他只想对她说点刻薄话。某种侮辱，拥有足够的修辞学分量，可以抵消她声称他看上了她的指控。假如他能深深地伤害劳拉的感情，假如可以足够强烈地侮辱她，那么她的指控就无效了。假如他能说出一句特别刻薄的话，那他就不可能看上她，这是他的逻辑。
“你认为你应该享受，”他说，“什么样的照顾？”
“通过这门课。”
“你认为颁布《残疾人法案》是为了保护作弊者？”
“那就让我重写论文。”
“你具体得了哪一种学习障碍？”
“我说过了，他们还没给它起名。”
“‘他们’是谁？”
“科学家。”
“所以科学家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对。”
“有什么症状？”
“哦，非常可怕的症状。每一天都，怎么说，像活在地狱里？”
“展开讲讲，有什么症状？”
“好吧，随便你，我在大多数课堂上过了差不多三分钟就没法集中精神了，我通常不听教导，从不记笔记，记不住人名，有时候我把一张纸从头读到尾却不知道它在说什么。我总是忘记我读到了什么地方，有时候会一跳四行，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大多数图表在我眼里毫无意义，我非常不擅长解谜，有时候让我记东西我会真的头疼。哦，有时候我想说这个结果却说了那个，我写字比狗爬还难看，我一直不会拼▁aluminum▂这个词，我不知道‘躺’和‘放’有什么区别，有时候我对室友说我一定会打扫房间里我的那一侧，但其实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我在车上总是很难判断距离。我根本没法告诉你正北在哪儿。我听别人说‘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去年一年就丢了八次手机，遇到了十次车祸。每次我打排球，球都会打中我的脸，虽然我根本不希望它打中我。”
“劳拉，”萨缪尔感觉到他的时候到了，感觉到侮辱正在聚集和冒泡，“你没有学习障碍。”
“不，我有。”
“不，”他说，演戏似的暂停片刻，决定要非常缓慢而仔细地说出接下来的这句话，以确保对方能完全听清和理解，“你只是不太聪明。”
恐吓论据（即“诉诸威胁”）
“真不敢相信你居然会这么说！”劳拉说，她站了起来，把包拿在手里，准备愤怒地冲出他的办公室。
“是真的，”萨缪尔说，“你不太聪明，为人也不太好。”
“你不能这么说！”
“你没有学习障碍。”
“我可以让你被开除！”
“你需要知道这个。总得有人告诉你。”
“你太粗鲁了！”
萨缪尔发现其他教授开始注意到这番吼叫了。走廊里的房门纷纷打开，一个个脑袋探了出来。有三个学生席地而坐，书包放在身旁，估计正在做集体作业，此刻也抬起头盯着他。羞耻厌恶的本能陡然启动，片刻之前还能感觉到的勇敢荡然无存。他再次开口，音调低了三十分贝，而且有点怯懦。
“我看现在你该出去了。”他说。
富贵论据（即“诉诸富贵”）
劳拉跺着脚从他的办公室冲进走廊，转过身对教授吼道：“我付了学费！我付了真金白银！我付了你的工资，你不能这么对待我！我父亲向这所学校捐了很多钱！比你一年挣的都多！他是律师，他会起诉你！你把这事闹到另完全一个层次去了！我会要了你的命！”
说完，她再次转过身，跺着脚向前走，拐了个弯，消失了。
萨缪尔关上门。坐下。盯着窗台上的盆栽——可爱的栀子花这会儿显得有点蔫。他拿起喷壶朝它喷了几下，喷壶发出嘎嘎轻响，有点像一只非常小的鸭子。
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他此刻很想哭。劳拉·波茨坦说不定真能让学校开除他。他的办公室里有股臭味。他在浪费生命。还有，天哪，他多么痛恨另完全一个这种说法[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