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奥黑尔机场，5号航站楼，人们安静地排队等待：排队取票，排队托运行李，排队通过安检。所有队伍都排得那么迟缓和不情愿，步调老实说非常缺乏美国特质，所有人都被迫接受航站楼那令人晕头转向的抑郁和混乱气息。无处不在的怪味来自外面无数出租车排放的尾气，也来自里面黄金海岸热狗店从早烤到晚的肉肠。以萨克斯风为主的轻音乐占领了安全广播通知之间的听觉空间。电视屏幕上在播放机场新闻节目，它们和普通新闻节目只存在不可知的区别。萨缪尔感到很失落，因为外国人会在这里得到对美国的第一印象，美国给予他们的是一家麦当劳（向入港宾客传达的重大消息是肋排堡回来了）和必要性值得怀疑的各种小玩意儿：高清视频笔、指压按摩椅、蓝牙遥控阅读灯、热水足浴盆、压缩袜、自动葡萄酒开瓶器、电动烧烤刷、矫形狗沙发、猫用束缚背心、减肥臂带、防白发药、代餐包、液体蛋白质、旋转电视台面、电吹风架、一面写着“脸”另一面写着“屁股”的浴巾。
这就是我们。
男士卫生间里，除了自己你什么都不需要碰。自动皂液器，能把一小团粉色液体皂挤在你手上。水槽，一次流出的水不够你洗手。同等威胁等级的警告，频繁得令人作呕。强制性的安防措施，掏空口袋，脱鞋，取出笔记本电脑，凝胶和液体放在单独的包装袋里，重复次数太多，到最后所有人都充耳不闻。这一切全都那么自发自动、习惯成自然和迟缓，旅客纷纷神游天外，有人在玩手机，也有人默默忍受这种独特而现代化的第一世界折磨，感觉并不“痛苦”，但无疑让人疲惫，衰减你的灵魂。所有人都有点后悔，觉得作为人类，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但我们没有。买肋排堡的队伍排了二十个人，安静而肃穆。
“我这会儿对咱们的计划感到不太乐观，”费伊对萨缪尔说，他们在排队等待安检，“我是说，你觉得他们真会放咱们过去吗？还是说，哦，你好，逃犯女士，这边走。”
“能克制住这种感觉吗？”萨缪尔说。
“我能感觉到药效快过去了。我能感觉到焦虑在我心里撞来撞去，就像一条走丢的狗。”
“咱们是两个普通乘客，普普通通地出国度假。”
“我衷心希望咱们要去一个引渡条例格外严格的国家。”
“别担心。记住西蒙说的。”
“我能感觉到我对这套计划的信心正在瓦解。就好像有人拿着芝士刨对付咱们的计划。我就是这个感觉。”
“安静，放松点。”
他们搭出租车来到机场，买了最近一个国际航班的单程票：伦敦，无中转。他们换了登机牌，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托运行李，还是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排队接受安检，把机票和护照递给穿蓝色制服的运输安全管理局职员，他的工作是用眼睛验看他们的照片，用条码扫描器扫他们的机票，等电脑发出令人愉快的叮咚响声和指示灯变成绿色。可是，他们的机票被扫描后却没有发出令人愉快的叮咚响声，而是刺耳的滋滋怪声，就像篮球比赛结束时的电子蜂鸣声，代表着权威和终结。假如你听不懂这个声音代表着什么，变成红色的指示灯也能告诉你。
安检人员稍微坐直了一些，诧异地看着屏幕上的否定结果。5号航站楼很少出现如此戏剧化的场面。
“请到那里稍等一下。”他指着一小块滞留区说，地上贴着几条脏兮兮的紫色胶带纸，这就是滞留区全部的标志物了。
他们默默等待，其他旅客偶尔看他们一两眼，然后低头继续看手机。头顶上的电视屏幕在播放机场新闻频道，此刻报道的是派克州长。
“他们认识我，”费伊对萨缪尔耳语道，“知道我是犯人。我要弃保潜逃。”
“你不是犯人，也没有潜逃。”
“他们当然知道。如今是信息时代。所有人都能访问同一套数据。他们多半正在一个满墙电视屏幕的房间里监视咱们，在中情局总部，或者洛斯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
“你的危险等级好像没那么高。”
他们望着队伍缓缓通过安检口：人们脱鞋，解皮带，站进透明的塑料拱门，双手举过头顶，灰色金属机械臂环绕他们的身体，探测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这就是后9·11世界，”费伊说，“后隐私时代的世界。执法部门知道我每时每刻都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不会允许我飞走。”
“别紧张。咱们还不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还有你。他们会把你当成共犯逮捕的。”
“什么的共犯？度假？”
“他们绝对不会相信咱们只是去度假。”
“协助与教唆你出国度周末？好像算不上犯罪吧。”
“此刻他们就在成排的电视和电脑屏幕上监视我们。多半在五角大楼的地下室里。信号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机场。一捆捆的光纤。面部识别软件。我们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高科技。他们此刻说不定正在读唇语。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与本地执法部门合作，新闻里总是这么说。”
“咱们又不在新闻里。”
“还没上而已。”
来了一个手持写字板的男人，正在和安检人员低声交谈，偶尔看他们一眼。他像是来自上个时代——头发剃成平头，白色短袖衬衫，黑领带，方下巴，明亮的蓝眼睛——就好像他曾经是阿波罗号的宇航员，如今却在干这一行。他衬衫口袋上挂着的东西乍看之下是徽章，其实是印着徽章图案的压膜卡片。
“他在说我们，”费伊说，“快要发生什么事了。”
“保持冷静。”
“记得我跟你说的魅魔故事吗？”
“哪个故事？”
“白马。”
“哦，对。白马。挑选孩童，然后淹死他们。”
“就是那个。”
“特别适合说给九岁的孩子听，顺便提一句。”
“还记得那个故事的寓意吗？”
“你爱得最深的东西会最严重地伤害你。”
“对。还有人们会成为彼此的魅魔。有时自己甚至浑然不知。”
“你的重点是什么？”
拿写字板的男人开始走向他们。
“我对你就是这样，”她说，“我是你的魅魔。你爱我爱得最深，而我伤害了你。你问过我为什么离开你和你父亲。这就是原因。”
“你这会儿突然愿意告诉我了？”
“我想在大难临头前把话说清楚。”
拿写字板的男人跨过紫色胶带纸，清了清喉咙。
“看起来咱们碰到问题了，”他的语气快活得非同寻常，你打客服电话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似乎特别热爱本职工作的人，他没有直视两人的眼睛，而是盯着写字板上的天晓得什么东西，“看起来，按这上面说，你上禁飞名单了，就在这儿。”他似乎不怎么愿意说这番话，仿佛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是的，对不起，”费伊说，“我就知道的。都怪我。”
“哦，不，不是你，”男人讶异道，“上名单的不是你，是他。”
“我？”萨缪尔说。
“是的，先生。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他敲敲写字板，“萨缪尔·安德烈森－安德森。禁止登上任何飞行器。”
“我怎么会上禁飞名单？”
“呃，”他翻看文件，就好像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它们，“你去过艾奥瓦？”
“对。”
“你在艾奥瓦停留期间有没有去过化学之星工厂？”
“路过来着。”
“你有没有，唔”——他压低声音，像是要说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拍摄工厂的照片？”
“对，拍了两张。”
“唔，”他耸了耸肩，仿佛在说答案不是明摆着的嘛，“这就是了。”
“你为什么要拍化学之星的照片？”费伊说。
“对，”拿写字板的男人说，“为什么？”
“不知道。大概是怀旧吧。”
“你拍一家工厂的照片，因为怀旧，”他说，皱起眉头，他有所怀疑，并不买账，“谁会做这种事？”
“我外公在那里工作。曾经在那里工作。”
“这部分是真的。”费伊说。
“什么叫这部分？全都是真的。我去探望我外公，拍了几张小时候去过的地方的照片。老宅，老公园，还有，对，老工厂。我觉得更应该问的是，我为什么会因为拍摄谷物加工厂而上禁飞名单？”
“呃，唔，那些厂房有一些非常危险的有毒化学品，而且就在密西西比河上。就这么说吧，你的出现引起了”——他竖起两根手指代表引号——“国土安全方面的关注。”
“我明白了。”
“这儿写着，”他又翻过一页纸，“他们在闭路电视摄像头上看见了你，安保人员接近你，你逃跑了。”
“逃跑？我只是拍完照片了。我没有逃跑。我离开了。我根本没看见什么安保人员。”
“假如逃跑的是我，我也一定会这么说。”男人对费伊说，她点点头。
“我明白，”她说，“完全正确。”
“你说够了吗？”萨缪尔说，“我难道永远不能坐飞机了？上黑名单就是这个意思吗？”
“意思是你今天肯定没法飞。但你可以采取行动，将自己从禁飞名单中剔除。有个专门的网站。”
“网站。”
“要是你更愿意打电话，还有个800号码，”他说，“处理时间平均是六到八周。很抱歉，现在我必须护送你离开机场。”
“还有我母亲？”
“哦，她愿意去哪儿都行。她不在名单上。”
“我明白了。能给我们几秒钟吗？”
“啊，当然！”男人说。他退到紫色胶带纸的界限外，转过去用四分之三的后背对着他们，双手放在身前，轻轻地前后晃动身体，像是一个人在自顾自地吹口哨。
“算了吧，”费伊轻声说，“咱们回家吧。法官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我也是活该。”
萨缪尔想到母亲进监狱，想到他的生活恢复正常，丢掉工作，负债累累，孤独一人，在数码浓雾里消磨白天的时光。
“你必须走，”他说，“过后我再去找你。”
“别傻了，”费伊说，“你知道法官会对你做什么事吗？”
“远远比不上他会对你做的事。你非走不可。”
她盯着萨缪尔看了一会儿，考虑要不要和他争论。
“别争了，”萨缪尔说，“你就走吧。”
“好吧，”她说，“但咱们可不能弄出那种黏糊糊的母子分别时刻来，对吧？你不会哭的，对吧？”
“我不会哭的。”
“因为我从来就不擅长处理这种事。”
“祝你一路平安。”
“等一等，”她说，抓住他的胳膊，“咱们必须断得干干净净。要是分开了，咱们就再也不能相互联系了。完全静默。”
“我明白。”
“所以我要问你，你准备好了吗？你能处理好吗？”
“你要我的允许？”
“允许我离开你。再一次，第二次。对，要的就是你的允许。”
“你打算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费伊说，“到了伦敦再琢磨吧。”
头顶的电视上，机场新闻台结束一段广告，开始报道派克竞选总统的宣传攻势。派克州长在艾奥瓦州似乎早早取得了领先优势，他们说，他在芝加哥遇袭似乎增加了他的人气。
费伊和萨缪尔对视一眼。
“咱们怎么会弄成这样？”他问。
“都怪我，”她说，“对不起。”
“你走吧，”他说，“你得到了我的许可。快离开吧。”
“谢谢。”她说，拎起手提箱，盯着萨缪尔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手提箱扔回地上，靠近萨缪尔，搂住他，把脸埋进他的胸口，用力抱紧他。萨缪尔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动作太不符合母亲的个性了。她使劲吸气，像是即将跳进水里，然后就松开了萨缪尔。
“你要好好的。”她说，拍了拍他的胸膛。她拿起行李，慢吞吞地走向安检员，安检员放她过关，一切太平。拿写字板的小胡子男人问萨缪尔准备好了没有。萨缪尔目送母亲走远，因为那个突如其来的拥抱而微微战栗。他轻轻抚摩母亲用脸紧贴过的胸口。
“先生？”拿写字板的男人问，“准备好了吗？”
萨缪尔正要说好了，却听见机场那无处不在、他通常会置之不理的噪音中忽然蹦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名字来自头顶上的电视：盖伊·佩里温克尔。
萨缪尔抬头看他有没有听错，结果第一眼就在电视里看见了他，佩里温克尔坐在演播室里，正在对主持人侃侃而谈。他的名字底下标着：派克的竞选顾问。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会被这份工作吸引。
“有时候这个国家认为它该被打屁股，有时候它想要一个拥抱，”佩里温克尔说，“需要拥抱的时候，它会投票给民主党。但我觉得目前它该被打屁股了。”
“现在你真的该走了。”拿写字板的男人说。
“一秒钟。”
“保守派比其他人更认为我们需要被打屁股。这话你愿意怎么理解都行。”佩里温克尔大笑，主持人跟着笑，他在电视上如鱼得水。“目前在这个国家眼中，我们就像是欠管教的孩子，”他继续道，“人们投票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在外在化某些童年创伤。有堆积如山的论文能证明这一点。”
“真的该走了，先生。”拿写字板的男人越来越不耐烦。
“好的，好的。”萨缪尔说，让他护送自己从电视走向通往机场外的大门。
但就在离开前，他转过身。恰好看见母亲在安检门的另一侧拿起行李。她没有看他，没有向他挥手。她只是拎起手提箱，转身，离开。于是，萨缪尔人生中第二次，望着母亲远去，消失，一去不回。
第九部分 革命_1968年夏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