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佩里温克尔的曼哈顿下城办公室在二十层楼的东南角上，俯瞰华尔街金融区。有两面墙完全是玻璃，另外两面刷成中性石板灰色。房间中央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和一把转椅。墙上没有艺术作品或家庭照片，房间里没有雕像或盆栽，办公桌上也只有一张纸。这里的审美取向早就不能用极简主义形容了，而是更接近苦行僧的自我克制。这一整个宽敞的空间里，唯一的装饰是一张装框的广告，宣传的是某种新的薯片。这种新薯片状如小型鱼雷，而不是传统的圆形或三角形。广告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中有一男一女，因为能吃到这种薯片而兴奋得连眼珠都要掉出来了，这个神态只能用“狂暴”二字来形容。照片上方是一行三维黑体字：让你的日常零食鲜活起来吧！广告和电影海报差不多大，与华美的金色画框显得格格不入。
萨缪尔已经等了二十分钟，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活像一颗豆子在豆荚里弹跳，时而在窗口，时而在广告前，然后再回到窗口，他会尽可能长久地端详每一样东西，直到恼怒逼着他开始转身踱步，他觉得必须走几步才能平静下来。他走出母亲的公寓就直接来了纽约。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从芝加哥开车到纽约，似曾相识的感觉异常强烈，此刻他能感觉到一种低烈度的背景恐惧：上次他开车来纽约，结果可并不美妙。此刻你不可能不回想这件事，因为从佩里温克尔的办公室落地窗向外看，向东隔着几条马路就是那幢熟悉的老建筑，白色的细长公寓楼，接近屋顶处有一排滴水怪兽：自由街55号，贝萨妮的住处。
他望着那幢楼，琢磨贝萨妮此刻会不会就在那儿，会不会正在看这个方向——萨缪尔的方向，望着底下的喧哗骚动。因为贝萨妮那幢楼和佩里温克尔这幢楼之间的地面上是祖科蒂公园——不过称之为“公园”有点夸大其词，其实只是一小片水泥地，比几个网球场加起来大不了多少，抗议者已经在那里聚集了几个星期。萨缪尔一路挤过人群才走进这幢楼。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他们手里的牌子写着：此处已有人。从楼上望去，他能看见聚集起来的人群，他们的帐篷是一个个荧光蓝的尼龙气泡，外围有一圈人打鼓，他在二十层楼上只能听见这个声音：无休无止、无始无终的鼓声。
他转身走向广告画。鱼雷形状的新薯片装在特制的塑料杯里，顶上是酸奶包装的那种揭盖。一对男女盯着薯片看，想吃薯片的欲望疯狂得近乎恐怖。
门开了，佩里温克尔终于走进房间。他和平时一样，穿着紧身的灰色正装，打着一条色彩缤纷的领带——今天是绿松石色。刚染过的头发像是刷了一层黑漆。他见到萨缪尔在看薯片广告，说：“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你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全在这个广告上。”
他转身坐进椅子，转了大半圈，然后面对萨缪尔。“为了完成工作，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全在那上面，”他指着广告说，“假如你能理解这个广告的内涵，那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了。”
“只是在卖傻乎乎的薯片。”萨缪尔说。
“当然是在卖傻乎乎的薯片了。我喜欢的是那个短语：日常零食。”
外面，大概是出于某种即兴的音乐逻辑，鼓声忽然变响，随即烟消云散。
“我好像没看出来，”萨缪尔说，“天才在哪儿？”
“你仔细想一想。一个人为什么要吃零食？零食的必要性何在？答案——我们做过上百万次的研究——很简单：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乏味的劳作和无尽的苦工，我们需要一丁点儿的乐趣去驱散越来越浓的黑暗。因此，我们小小地款待一下自己。”
“但问题在于，连用来打破日常的事物也变成了日常。连我们用来逃避人世间悲哀的东西本身也变得悲哀。这个广告隐含的事实是，你一直在吃各种零食，但你依然不怎么开心，你一直在看各种节目，但你还是觉得孤独，你一直在关注各种新闻，但仍旧勘不破这个世界，你一直在玩各种游戏，但抑郁只是越来越深地渗透你的内心。你该怎么逃避呢？”佩里温克尔说，双眼放光。
“买新薯片。”
“买一种长得像导弹的新薯片！这就是答案。这个广告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你内心深处的怀疑和存在主义式的恐惧：消费主义是一个失败，无论你花多少钱，都永远不可能找到任何意义。因此对我这种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说服你这种人，前述问题并非系统性的。让你感觉空虚的不是零食，而是还没有找到适合你的零食。并不是说电视事实上是人类联系的糟糕替代物，而是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节目。并不是说政治只剩下了绝望和破产，而是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政治家。这个广告堂而皇之地宣告这一点。我向上帝发誓，那就像你打扑克的对手把牌亮在桌上，但性格的力量还是让他不由自主地虚张声势。”
“我来找你想谈的不是这个。”
“仔细想来，这是一份宏大的事业。我指的是我的工作。美国到现在依然擅长的事情只剩下了这一样。我们并不制造零食。我们的特长是找到想象零食的新思路。”
“好的，非常爱国。你是一位爱国者。”
“听说过肖维岩洞的壁画吗？”
“没有。”
“在法国南部。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古老的绘画作品。我说的是三万年那么古老。描绘的是旧石器时代的景象，马匹、牛、猛犸象，诸如此类。没画人类，但有一幅描绘的是阴门，真是天晓得为什么。最有意思的是科学家用碳14方法测定那地方的年份，发现同一个洞穴里的两幅壁画在时间上相差六千年，看起来却一模一样。”
“好的，所以呢？”
“你想一想啊。六千年，没有任何进步，也没有证据能说明存在想改变任何事情的任何冲动。人们安于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这些人的灵魂并没有孤独的感觉。你和我每天晚上都需要新刺激来消磨时间。这些人却整整六十个世纪毫无改变。他们对他们的日常零食并不觉得厌倦。”
外面的鼓声逐渐变响，然后降低成不祥的咚咚声。
“忧郁，”佩里温克尔说，“必定是被发明的。文明有其意外的副作用，那就是忧郁。厌倦，重复，沮丧。随着这些东西的诞生，我这种人也出现了，使命就是解决它们。所以呢，不，这和爱国没关系，只是演化而已。”
“盖伊·佩里温克尔，演化的巅峰。”
“我明白你是想挖苦我，但巅峰这种词在演化的语境中毫无意义。请记住，演化不涉及价值判断。重点不在于谁最优秀，而在于谁生存了下来。我猜你来是为了谈你母亲？”
“对。”
“她最近在哪儿？”
“挪威。”
佩里温克尔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消化这个事实。
“哇。”他最后说。
“挪威北部，”萨缪尔说，“全世界最顶上的地方。”
“我没话说了，算是我的破天荒第一次。”
“她要你告诉我真相。”
“哪件事的？”
“所有的。”
“我表示深切的怀疑。”
“关于你和她。”
“母亲的有些事情，怎么说呢？孩子是有权不知道的，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你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
“我深切怀疑的是，她想让你知道所有的事情。”
“她的原话，‘所有的’，她就是这么说的。”
“对，但她确实是这个意思吗？因为有些事情——”
“你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你们是情人。”
“我说的就是这个！有些细节，有些和性爱相关的事情——”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求你了。”
“有些，怎么说呢？低俗的细节，希望你能原谅我略过不提，你我肯定都同意我们应该避免彼此的尴尬。”
“你和我母亲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在芝加哥。对不对？”
“对。”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老掉牙的故事。”
“我的意思是，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是新生，我是反文化英雄。当时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塞巴斯蒂安。很性感，对吧？比盖伊强多了。一个反文化英雄可不能叫盖伊。这个名字太普通了。总而言之，你母亲算是迷上了我。事情就发生了呗。而我，是啊，我也爱上了她。她很酷。甜美，聪明，有激情，完全没兴趣吸引别人的注意，在我当时的社交圈里实在太稀奇了，因为我那些朋友连穿衣打扮都带着快看我的潜台词。费伊从来不感兴趣，让人耳目一新。总而言之，我出版一份名叫《芝加哥自由之声》的报纸。所有的狂热年轻人都读它。用你能理解的话来说，就像是1960年代末的互联网流行热点。”
“会被这种事情吸引，听起来不像我母亲。”
“那份报纸非常有影响力。说真的。每一期都能在芝加哥历史博物馆读到。你必须戴上白手套才能摸原件。也可以用缩微胶片机查阅，全都存档和胶片化了。”
“我母亲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她为什么会参与抗议活动呢？”
“她也不想的。怎么说呢，她更像是被别人一把推进去的。你知道缩微胶片是什么吧？还是说你太年轻，不知道那是什么？小小的黑白胶卷，插进一台往外吹热风的机器，每次翻页就会发出铿啷一声。非常模拟时代。”
“她被人一把推了进去，是因为你吗？”
“我、艾丽丝还有那个牵扯进来的警察。那家伙有严重的嫉妒心理。”
“布朗法官。”
“对。再次遇到他真是出人意料。1968年他是警察，我认为他非常想杀死你母亲。”
“因为他认为她和艾丽丝有私情，而艾丽丝是他爱的那个人。”
“正确！连主动和被动的关系都说得完全正确。恭喜恭喜。你继续说。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我。给我说说1988年。那是二十年以后，你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你父亲和你。她去了哪儿？告诉我。”
“不知道。她去芝加哥生活了？她那套小公寓？”
“再仔细想一想，”佩里温克尔说，他在座位上俯身向前，双手互握，搁在办公桌上，“前一秒你母亲在大学里，抗议活动那搏动的心脏里，下一秒她嫁给了你父亲，一个冷冻食品销售员，过上了安稳的城郊生活。她经历了那么多的刺激、禁药和性爱——具体细节我就不展开说了——你想象一下她会有什么感觉。她没有选择的道路，她本可以过上的生活，在这些东西开始吞噬她的内心之前，她能乖乖地当多久的家庭主妇？”
“她来找你了？”
“她来找我了，盖伊·佩里温克尔，反文化英雄。”他摊开双臂，像是在等待拥抱。
“她为了你而抛弃我父亲？”
“你母亲这种人呢？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待不安稳。事实上，她抛弃你父亲并不是为了我。她抛弃你父亲是因为逃跑就是她的本性。”
“所以她也抛弃了你。”
“也没那么夸张，但确实如此。她倒是吼了几嗓子，表达了一些厌恶。她说我放弃了我的原则。但那是1980年代。那会儿我在挣钱，所有人都在挣钱。她想要书本和诗歌的生活，但那并不是我的，怎么说呢，职业路线？她想再一次活得像个激进分子，因为上次她搞砸了。我说，你也该长大了。她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我需要坐下了。”
“坐我的椅子。”佩里温克尔站起来，走到窗口向外看。
萨缪尔坐下，揉着太阳穴，此刻的感觉像是偏头痛或宿醉或脑震荡。
“底下的鼓声像是即兴和混乱的，”佩里温克尔说，“但实际上在循环。你需要等足够长的时间，然后就能听见它在重复了。”
萨缪尔对这些新信息的感觉暂时只有麻木。他估计很快就会体验到一些剧烈的情绪。但此时此刻，他只能想象母亲一点一滴积蓄勇气逃往纽约，但到了纽约后没多久幻想就破灭了。他想象母亲这么做，为她感觉悲哀。他们母子确实很像。
“所以我那本丰厚的书约并不是什么巨大的巧合。”
“你母亲在网上挖掘了一下，”佩里温克尔说，“发现你是个作家，或者说想当作家。她打电话给我，请我帮忙。我觉得我至少欠她这个人情。”
“上帝啊。”
“戳破了你的肥皂泡，对吧？”
“我还以为我是靠自己出名的呢。”
“只有连环杀手才真靠自己出名。其他人都需要我这种人。”
“举例来说，派克州长。他需要你这种人。”
“话题就回到了现在。”
“我看见你在电视上为他辩护。”
“我在他的竞选团队里。我是顾问。”
“难道不构成利益冲突吗？一方面为他的竞选团队做事，另一方面又出版写他的书？”
“你似乎搞错了你在这儿扮演的角色，你不是记者。你说那是利益冲突，我说那是协同增效。”
“所以我母亲袭击州长的那天，你也在芝加哥，对不对？你和他在一起。在他的筹款活动上。他的搂钱大会。”
“他富有乡土气息的可爱称呼，是的，我在。”
“你来了芝加哥，”萨缪尔说，“顺便约我见面。在机场，告诉我你们要起诉我。”
“因为你没能写出那本书。因为你搞砸了我们给你的书约。这个合同你本来没资格拿到的，现在请允许我补充一句，既然咱们正在摊牌。”
“你告诉了我母亲，你约了我见面，公司要起诉我。”
“你当然可以想象，她非常恼火，因为她又一次扰乱了你的生活。她求我在和你见面前先和她谈一谈，大概是想说服我放弃吧。我说行啊，咱们公园见。她说咱们在老地方见，就是多年前警察朝我们发射催泪弹的那个地方。你母亲有时候真是个怀旧的笨蛋。”
“结果你和派克州长一起出现了。”
“一点不错。”
“她肯定打心底里厌恶你，因为你居然在为这种人效力。”
“唔，咱们看一看啊。她抛弃自己的婚姻，追寻某种模糊的自由主义反建制理想。而派克呢？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拥护建制的威权主义候选人了。所以她不高兴是可想而知的。她对他有着自由主义死硬派的那种本能厌恶，拿他和希特勒之流相提并论，说他是法西斯分子。实际上她只是不明白我明白的事实。”
“什么事实？”
“派克的骨子里和其他想竞选总统的人没什么区别。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是同一种材料做成的。只是他的形状更像导弹而不是薯片。”
外面的鼓声放慢了一会儿，然后陡然停歇。寂静只持续了几秒钟，熟悉的砰啪—砰啪—砰啪—砰啪强劲节拍重新响起。佩里温克尔竖起一根手指。“鼓声又从头开始了。”他说。
“你希望这些事发生，”萨缪尔说，“你希望我母亲做出那种反应。”
“有人或许会说那是激情犯罪，但我说我给了你母亲一个机会。”
“你下套害她。”
“就在那个瞬间，她有机会给你一个足以履行书约的故事，帮她自己摆脱扰乱你生活的宿命，让我的候选人当众挨那么一下，他实在太需要这样的曝光了。你赢我赢她赢他赢大家赢。你对我生气只是因为你没能看清全局。”
“我真是不敢相信。”
“还有，请你记住，我只是幕后策划者。捡起石头扔出去的是你母亲。”
“她瞄准的不是派克州长，而是你。”
“而我在他的队伍里，对。”
“新闻里的那张照片？1968年她在抗议现场靠着你的照片。你有一份拷贝。”
“一位大诗人送给我们的美好礼物。”
“你剪掉了你自己，然后交给媒体。照片是你泄露出去的，还有我母亲的被捕记录，那件事你也很清楚。”
“我在煽风点火。我做的就是这一行，而且向来很擅长。我应该说，你母亲用石块袭击我是一个敌意姿态。我相信，她一直很恨我。然而事后，我和她都同意，为了尽量利用好目前的局势，她应该对你守口如瓶。不告诉你任何事情。这样一来，你就没得选了，只能赞同我设计的路线图。说起来？”
他从写字台背后的架子上取出一本书交给萨缪尔。纯白色，封面用黑色印着：派克袭击者。
“清样，”佩里温克尔说，“我请代笔写好了。我需要你允许我把你的名字印在封面上。否则咱们就只能接着打官司了，结局对你来说恐怕会很不幸。你面前那张纸用非常令人困惑的律师语言写清楚了各种细节。请签上你的名字。”
“这本书对她只怕非常不友好吧？”
“会公开而彻底地毁灭她。我相信这很符合你的心愿。派克袭击者。朗朗上口，但又不沾沾自喜。我喜欢，但我更喜欢副标题。”
“是什么？”
“深度揭秘美国最著名的左翼激进分子，由被她抛弃的亲生儿子执笔。”
“我觉得我不能让你把我的名字印上去。”
“绝大多数非小说作品全靠副标题卖书。你大概不知道吧。”
“我做不到，我的良心承受不了。把我的名字印在这么一本书上，我觉得太不对劲了。”
“怎么？害怕会毁掉我为你创造的名声？”
“她真是美国最著名的左翼激进分子？”
“我们要把这本书当回忆录卖。这个门类允许一定的发挥。”
“怎么说呢，这本书在我看来，你要明白，纯属捏造。”
“签不签当然你说了算。但假如你不肯把你的名字印上去，那我们就会继续跟你打官司，你母亲会继续当她的逃犯。请记住，我没有逼着你做任何事情，只是给你指明了两条道路，假如你还没有彻底发疯，其中之一显然是明摆着的正确选择。”
“但这本书不真实。”
“对我们来说有任何意义吗？”
“我觉得它会让我夜里睡不着。我觉得我们应该拒绝出版凭空捏造的东西。”
“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假如你还没有注意到，请允许我提醒你一下，这个世界早就放弃了启蒙时代的理念，不再认为真相必须基于观察得到的资料。现实过于复杂和吓人。不，撇开不符合定见的全部资料，只相信符合定见的那一部分，这么做要容易得多。我相信我相信的事情，你相信你相信的事情，咱们求同存异就好。这是自由派的容忍态度糅合了黑暗时代的否定主义。如今就流行这个。”
“听起来太可怕了。”
“我们在政治上前所未有地狂热，宗教上前所未有地盲信，思想上前所未有地僵化，同时又前所未有地缺乏同情心。我们的世界观非黑即白而又坚不可破。我们完全忽视多样化和全球互通所隐含的问题。因此，没有人关心真假这种老掉牙的概念。”
“我必须好好想一想。”
“说真的，这会儿你最不该做的就是思考。”
“我会通知你的。”萨缪尔说，站起身。
“这会儿你最错误的选择就是盘算局势，努力思考孰对孰错。”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听我说，萨缪尔，说真的，听过来人说一句？理想主义是个可怕的重负。会污染你以后做的所有事情，会无时无刻不纠缠你，直到你无可避免地变成世界需要你成为的愤世嫉俗之人。你就放弃理想主义吧，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后你就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可后悔了。”
“谢谢。回头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