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重返阿伯丁
作者：[英]凯里·哈德森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品方：贝页
译者：黄瑶
出版年：2024-9-1
页数：352
定价：66.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549642960
作品简介：
作者凯里·哈德森出生在阿伯丁，这是当时英国最贫困的城市之一。她的童年并不幸福，贫穷、暴力、残酷充斥着她的全部生活，她有着不负责的亲生父亲和继父，从小被妈妈和外婆带大，去过两次寄养中心，辗转于9所小学、5所高中，遭遇了两次性侵，还堕过两次胎。很难想象，这是她18岁生日前经历过的生活。
20年后，她已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有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家，一个稳定的伴侣，一群法国和意大利文人朋友。
她依然选择回到阿伯丁，回到自己内心未被承认的过去。
这本书没有愤怒和评判，而是充满了诚实、勇气和生长的力量。
从过去的泥沼中爬出来后，愿你依旧有直面过去的勇气。
作者简介：
凯里·哈德森，出生于英国阿伯丁。
她的第一部小说《托尼·霍根抢走了我妈妈之前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获得苏格兰图书最佳处女作奖，曾入围《卫报》第一图书奖、南岸天空艺术奖、绿康乃馨奖、宝丽奖、作家俱乐部第一图书奖和苏格兰十字第一图书奖。获得苏格兰图书最佳处女作奖；第二部小说《渴望》（Thirst）获得了费米娜外国小说奖。
致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人
作者注
这是我竭尽所能讲述的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虽然我在必要之处更改了一些姓名、人物外貌和其他明显的细节，但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和轶事，尽可能诚实地展示了故事的全貌，并在可能的地方援引了官方文件。和其他回忆录一样，本书也会受到人为错误的影响。我承认这是我对事件的描述，其他人还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我只是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
前言
不如从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说起吧。我成功了。如同鲤鱼跃龙门，我摆脱了贫困，摆脱了捉襟见肘的日子里只能勉强下咽的糟粕之食，摆脱了褴褛的衣衫和夹脚的鞋子，摆脱了会让我不省人事的酒精或药物，因为……因为……我也许还将摆脱年纪轻轻就告别尘寰的可能和一些可预防的疾病——对此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也摆脱了肥胖，摆脱了频发的家暴，摆脱了贫民窟、烧毁的房子和在学校门口贩卖违禁品的冰激凌车。我摆脱了衣着光鲜，却对我说我这种人就是“人渣”的杰里米·凯尔，摆脱了在挫折与特酿酒助长下随处可见的残暴行径，摆脱了福利站前大排长龙的队伍，摆脱了财产评估和糟糕的零时工合同，也摆脱了绝望。
相比如今这般无尽安逸的生活，我人生的前二十年光阴中充满了艰辛，脑海里每天都会响起这样一些名称：傻帽、捡破烂的、穷鬼、恶棍、下等人、贱民。
是的，我可能出身卑微，但不知何故扶摇直上，以至于可以站到足够高的地方落笔写下这些话，并且相信总有人会读到它们。如今的我丰衣足食，始终都有像样的地方可以落脚。我的服装并不昂贵，但我买得起新衣。我可以享受运动的乐趣，能在冬日里为我的公寓供暖。我有机会接触艺术、音乐、电影和书籍，不会感觉自己冥顽不灵。当我生理或心理不适时，我可以寻求并得到帮助，然后逐渐康复。我经常去世界各地旅行，靠自己喜欢做的事为生，而这恰好是那些与我截然不同的人的专利。
但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一切的原点：
拥有一位单身母亲
两次被送入寄养家庭
换过九所小学
接受过一次性虐待儿童保护咨询
又换了五所高中
先后两次遭遇性骚扰
遭遇过一次强奸
两度堕胎
18岁生日
《童年不良经历问卷》包含十个问题，以衡量一个人的童年创伤状况，每一个肯定答案得1分。研究表明，与得0分的相比，得分为4分或以上的人“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可能性高260%，患肝炎的可能性高240%，患抑郁症的可能性高460%，自杀的可能性高1 220%”。我得了8分。
对我而言，只是运气不佳，或许更容易让人相信。可我是个可怕的例外。但事实上，和我一起长大的人也有差不多的经历。他们一小部分会好一点，大多数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我在地平线上看到了某种东西，于是一路狂奔。我健步如飞，义无反顾。
我以身为工人阶级为荣。在我目前居住的这片社会流动性极强的边缘地带，我怀念曾经那个大家庭带给我的社区归属感。
但我从不以贫穷为荣。真正的贫穷是无处不在、折磨人且毫不掩饰的，往往会使人失去尊严。我从未怀念过贫困带来的痛苦与耻辱、揪心与恐惧，这一点不言而喻，特别是我现在还会经常体验到它带来的“余震”。
虽然现在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发现自己还是无法调和“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关于这种令人眩晕的感觉，最贴切的描述是：你既不属于任何地方，也不属于任何人，既无法“回到那里”，也不是真正“身在这里”。我开始相信，出身贫寒并不仅仅是经济或境遇的问题，而是我“逃离”之后仍旧挥之不去的心理与身份认知的问题。
在这本书中，那些至今仍在扰乱我内心平静的问题有了答案。我生活过的城镇发生了什么？那里的境况肯定有所好转了吧？还有另外一些很难让人理直气壮去面对的问题——也许只有当我晚上醒来，在黑暗中感觉恐怖袭上心头，对着幢幢鬼影脏话连篇时才敢去直面它们。这些年我遭遇了什么？我真的已经逃脱了吗？这些年来保护我的是支离破碎的记忆，还是年复一年不断加剧的恐惧？如今我身上是否还能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
一年前，我意识到，只有回到那些地方，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我必须直面心中的那个怪物，希望它终究只是一抹幻影。
我决定返回阿伯丁，返回我的出生地，返回那个由渔家女组成的母系家族，循着童年走过的那条惊心动魄的漂泊路线：阿伯丁、坎特伯雷、北拉纳克郡、桑德兰、大雅茅斯——和我沿着海岸线追逐鲱鱼和银鲫鱼的祖先走过的路径没有太大区别。但我打算撒网寻觅的是故事与事实。我要将它们一一拆解开来，看看其五脏六腑能够告诉我些什么。
那些城镇有没有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而消亡？现在仍旧生活在那里的穷人或工人阶级过得如何？工人阶级的生活还有意义吗？如果我是一个如今在那里成长的儿童或青少年，我还有希望吗？谁住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街上的孩子们呢？我打算把这些问题直接抛给那些每日奔波劳碌的人，那些在经济紧缩中首当其冲的草根阶级，那些城镇新人和已经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的人，看看各个群体是如何生活与生存的——抑或是如何落得无以为继的。
这趟游历全国的旅途也是我追溯童年的过程。我将试图通过索取我儿时的救助档案、医疗和学校记录，寻找任何有可能记得我的人，或是任何能勾起我回忆的人，以此填补我记忆中的空白。
我之所以下定决心去寻找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如今的我相信，自己开口后不会遭到打骂、惩罚或嘲笑。因为我的幸福结局需要检验，这样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因为如果这的确是一个幸福的结局，我应该重视自己摆脱了什么。我应该停下脚步回顾，明白自己从何而来。
如果你活着的每一天都被告知你没有任何价值可以贡献，你对社会百无一用，那么，你能否摆脱那种无论取得多少成就都依然会有的“出身卑微”的感觉呢？
1
阿伯丁1980年
我妈妈二十岁时认识了我爸爸。十六岁那年，没有任何学历的她离开了阿伯丁四处旅行，靠做服务员为生，把业余时间和小费都花在了迪斯科舞厅。她总是说自己是家里的害群之马。但我有一次向外祖母重复这句话时，她挑起了眉毛，用低沉缓慢得吓人的声音反问道：“哦，她是这么说的，是吗？”
我对妈妈的了解都是从她亲口为我讲述的故事中得来的。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知道了更多，也许比我希望的还要多。但在我还是个孩子时，她就告诉过我她有多喜欢跳舞。她崇拜金发女郎乐队（Blondie）、鲍伊（Bowie）和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还记得自己去伦敦夜总会时总爱穿一件闪闪发亮的银色连衣裙，并且依旧可以回忆起她走向酒吧时所有人都望向她的情景。和我家的所有女性一样，无论艰辛的生活如何试图压抑她，她的笑声始终洪亮豪放，充满了不屈的生命力。
但她也脆弱得无可救药，很容易受伤，而且异常天真。她为坚忍不拔的渔家女传统精神感到骄傲，在还不明白什么是“女权主义”之前就是名女权主义者。一个亲戚告诉我，少女时代的她“腼腆害羞、总爱傻笑”，后来去了伦敦，远离了与她关系糟糕的母亲，从而找到了自信。她拥有坚定不移的道德观，认为女性不次于男性；认定永远不要做种族主义者，也永远不能行落井下石之事。
我爸爸认识我妈妈时已经四十二岁了，那时他还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或安定成瘾。但在二十六年前的一场基础训练中，他精神崩溃，后来一直在领取美国陆军的养老金，同时深陷酗酒的泥淖。
爸爸口中的真相变幻莫测，但不管怎样，我会把他为我讲述的身世故事告诉你们。他说我们的家族曾经拥有半个加利福尼亚州，直到曾祖母离家出走，嫁给了一名采棉工。他曾辗转于不同的亲戚家，寄人篱下，最后在洛杉矶中南部的一个“男童之家”住了下来。在其中一些故事中，他是那里唯一的白人孩子，而在另外一些故事中则不是。十六岁时，他毫不犹豫地参军入伍，却惨遭精神崩溃，最后被送入一家德国精神病院度过了三年时光，或许更久。
他告诉我，他退伍后回到加州，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短暂学习，但一直没有毕业，后来当过邮递员，在一所房子的门廊上和查理·曼森（Charlie Manson）聊过天，还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酒吧里与“垮掉的一代”（beatniks）混迹在一起（其中一位诗人——我忘了是哪一位——偷了他的酒囊，害他耿耿于怀了几十年）。他娶过一位后来令他伤心欲绝的日本美女，还曾被模特经纪公司选中，最终流落到了伦敦。
在我看来，这两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了孤儿，四海为家、逃避现实。在他们眼中，对方都宛若自己奇怪扭曲的倒影，所以他们能在彼此身上找到慰藉也不难理解。但你很难想象这段感情可以持续下去。
他们在一起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妈妈以前总提起那段时光——在我出生之前，她仅剩的最后的自由。她告诉我，他们爱喝白兰地亚历山大，住在私占的空屋里，在七十年代末的伦敦享受着派对生活。爸爸甚至一时兴起，带着妈妈去了趟美国。他们抵达美国时几乎身无分文，于是便从圣弗朗西斯科出发，前往圣地亚哥去探望我那居住在旅行拖车里的祖母，看她能不能帮他们一把。祖母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妈妈正在她的水槽里洗脚。后来，爸爸翻了翻他母亲那可怜巴巴的首饰盒，想找点什么东西去典当。祖母则在一边冷眼旁观。
等他们凑齐旅费飞回伦敦时，妈妈已经怀上了我。他们完全接纳了美国西海岸的享乐主义。我仍旧很想知道，这是否解释了我为什么拥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回到伦敦后不久，妈妈就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爸爸。看到他跪在地上哭着问“我该怎么办？”时，妈妈和他分手了，并预约了一家堕胎诊所。
二十岁的她弱不禁风，又没有工作。我毫不怀疑，人工流产对她来说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她经常为我描述（每年都要说上好几遍）她是如何预约的，然后又在乘坐地铁前往诊所的路上改变了主意。
我不认为她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有多残忍。我相信她是想告诉我，她选择了我。她说我是一个意外，但后来变成了一个决定。无论事情有多糟糕，至少在我可能已经死去的时候，我还活着。但她也是在告诉我，虽然她爱我，但生下我就意味着她牺牲了自己的一辈子。得知当初的那个决定让我俩的生活都变得难上加难，我有种隐隐作呕的奇怪感觉。
于是，她回到了阿伯丁，回到了那个她从未想过回去的地方，一个她无法尽快离开的地方。她回到了她的母亲、我的外祖母——那个典型的阿伯丁工人阶级女家长身旁。
伊丽莎白·泰勒：美国女演员，出生于英国伦敦。——编者注 外祖母是我认识的最可怕的人。她也许很迷人，甚至很有爱心，可一旦被激怒，就会变得非常安静，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手指指向你，眼睛如同冰块一样。她小时候曾向我的曾外祖父索要店里最大的复活节彩蛋，然后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大发脾气，把它砸在了他的头上。十几岁时，外祖母出落得神似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 ，她拥有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身材发育得意外丰腴，以至于有一次为了躲避男孩们注视的目光，在尼格湾（Bay of Nigg）的岩石上撞碎了几颗牙齿。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除了痛饮兰布里尼酒和抽烟，她拒绝做任何事，即使她明知这么做是在自杀。
和家族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的一生都在渔屋中度过。这是一份条件艰苦、职场政治环境恶劣的工作。她经常说她擦起切肉刀来的动作有多敏捷，双手如何被冻得发紫并裂开。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在逗我玩时最喜欢讲述的故事与一群女人有关。她们想要得到她那份报酬更好的切肉的工作，害得她的日子痛苦不堪。有一天，她听到那群人中有人开口骂她婊子。她用低沉、缓慢而愤怒的语气对我说：“我用刀抵住她的喉咙，对她说：‘我这人善良、干净。我他妈才不在乎什么婊子不婊子的，对吧，你这个婊子？’”
她总是对我说：“不要让坏情绪把你打倒。”
她告诉我，永远都要捍卫自己。
她告诉我，打架时要先抓头发，用上指甲。
由于别无选择，我那怀着孕的妈妈搬回了外祖母家，开始在渔场里做包装工。我经常想象她臃肿的肚子上裹着厚厚的围裙的样子，空气中弥漫着金属般的气息，混合着大海与鲜血的味道。她告诉我，每逢周五发薪日，她都会和另外几个女工在午休时吃些鱼，然后去镇上的“好妈妈百货”为我买一件小东西——一双小小的黄色袜子或是婴儿弹性连裤装。其余的衣服都是外祖母为我织的——小毛线鞋和针织套头衫。我怀疑我的曾祖姨母和曾外祖母也织过这些东西。
妈妈总是谈起怀我的那段时光，仿佛她在保守着一个幸福的秘密。我想，她决定留下我之后，肯定乐观地以为自己有了一个可以去爱的人，还能得到简单的爱作为回报，很容易忽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母亲。
两周之后，在妈妈与外祖母观看《浴血凶宅》（The House That Dripped Blood）的过程中，我在她的肚子里待不住了。直到电影结束，妈妈才肯赶往医院。我可以想象她板着脸坐在那里，紧紧攥住外祖母家陈旧的薄荷色丝绒沙发的扶手，嘴里可能还叼着烟，固执地拒绝接受她的人生即将发生剧变。为此，她和外祖母还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了，尖叫着降生在这个世界，不管妈妈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外祖母第一次抱起我时，看着我说：“她就像一块不到一磅的金凯里黄油（Kerrygold Butter）。”没过多久，“金凯里”就被简称为“凯里”（Kerry），成了我出生证明上的名字。出生日期：1980年10月12日。母亲：菲奥娜·麦基。父亲：不详。
很难想象，在我妈妈怀孕的漫长的几个月里，她和外祖母这两个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性格坚毅且复杂的女子，是如何在阿伯丁那间小小的公寓里熬过去的。但事实上，在这种高度易燃的混合体中，刚刚出生的我成了多余的一种成分。我回家后几周，出于某种原因，妈妈便带着我住进了一间妇女收容所。她总是天真地谈起这件事情，仿佛我们是在度假。我能想象那个地方带给她的感受。它能给予她情感上的实际支持，而且那里面的女性都明白，每天醒来虽然精疲力竭却还要战斗是什么滋味。
那段时间里，我只有一张婴儿照和一份记录。胖乎乎的我一丝不挂，蓝色的双眼在深褐色的照片里变成了灰色。我躺在布满橘黄色花朵图案的白色垫子上，胖得出奇，胳膊和腿上长着一圈圈的肉，脸扭了过去，没有看向镜头。
我小时候经常把那张照片拿出来。到了十几岁，我还是会偶尔拿出它端详，尽管那时它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破破烂烂了。我想弄清那个婴儿身上还有多少东西仍旧留在我的体内，也可能是在欣赏那个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的孩子的模样。在我二十五六岁时，这张照片在我们母女最后一次争吵中被母亲撕毁了。可每当我想到新生的自己时，眼前都会出现那一抹棕褐，想起那个不愿在镜头前露脸的胖娃娃。
2
顺化2017年
在和我男友彼得交往的第二年、一起环游世界六个月后，我带着他去看“我的”越南。之所以说那里是“我的”，是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托尼·霍根在偷走我妈之前给我买了一杯雪糕冰》（Tony Hogan Bought Me an Ice-Cream Float Before He Stole My Ma）——我童年的半虚构版本。那个雨季，我疯狂地在学校的练习本上宣泄般地书写自己的故事，感觉这样至少能让某些记忆安息。
在要塞城市顺化（Hue），我带彼得去了一家咖啡馆。七年前，我在那里手写了那本书的头几个章节，然后找了家烟雾弥漫的网吧录入文稿。店里的男孩们在打电子游戏，男人们则在YouTube网站上看女学生打架的视频。
我还保留着和他一起游览顺化时的照片。我们吃着菠萝饭；在浑浊的小河边的一棵柳树下用塑料杯啜饮着冰咖啡（ca phe sua da）；蛙声不绝的餐厅花园里，我俯身盯着手中的笔记本。我们还散步去了我以前经常骑车转悠的堡垒，看到两个小女孩蹲在一只羽毛光滑的鸟宝宝身旁，用小小的银勺喂它吃某种带血的糊状物。照片中的我看起来是如此欢快与满足。
一天晚上，我有些身体不适，于是和他待在客房里看一部美国单元剧，周围摆着晚餐吃剩下的俱乐部三明治。我懒洋洋地刷着脸书。马克·麦基发来了新的好友请求。一开始，我并没有认出这个名字，差点儿拒绝了。片刻之后，待我的大脑开始运转，这个名字才和我、我的基因、我的过去联系起来。那个名字、那张脸庞也逐渐清晰。
“哦，我的上帝。是我的舅舅。马克舅舅。”说罢我就哭了起来。
我在脸书上的个人资料代表了我如今奇特的生活。818个最亲密的朋友。其中包括一群法国文人和几个热情活泼的意大利人，他们是我某年夏天在剑桥教创意写作时的常春藤院校学生；还有我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八年间结识的老同事，以及一群充满艺术气质的同性恋朋友；我在韩国、日本、克罗地亚、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会议或节日上只见过一两次面的善良的人；彼得的朋友和家人，还有我的前女友苏珊娜的家人。简而言之，各种彼此重叠的圈子，组成了我现今生活的文氏图，中心是用各种碎片拼凑出的我。
但其中没有一个圈子属于我人生中的前二十年。直到马克舅舅出现。一个我已经二十三年未见的人。
彼得以他一贯的镇定态度，已经用单手搂住了我正冒汗的肩膀。“你还好吧，你高兴吗？”
他并不是不了解我的童年。在我们的恋爱关系最初出现动荡时，我曾向他讲述过我的家庭，好让他能够理解我，理解我的恐惧、障碍以及我对爱不可动摇的坚定需求。他知道焦虑一直在啃噬着我，如同一条叼着骨头的大黑狗。他知道我不会和家人说话，知道我为此感到难过，也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
但我不怪他无法理解，在我看来，看到失散多年的亲戚发来消息，其实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彼得来自一个中上层家庭，全家人关系密切，互相支持。他早年间住在苏黎世附近的一座瑞士豪宅中，读的是国际学校。他的成长经历与我大相径庭，家庭也与我的截然相反。有的时候，我说起自己的童年感觉就像是在做翻译，好像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我们的确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
我是个静不下来的人，总爱动来动去，嘴巴说个不停，手里忙个不停。妈妈经常说我是“坐立不安的安妮”。但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我一动不动地紧盯着屏幕。“你知道的，我的家人……我只希望这么做不要适得其反。”
我按下了“接受”。
“好吧，你这么做是出于善意。你随时都可以解除和他的好友关系。”
一个小时之后，他发的一篇帖文出现在了我给猫拍的照片和一篇关于格拉斯哥女子图书馆的文章之间。我精心拾掇的生活中，塞进了一条来自马克舅舅的信息。“凯里你我的朋友了在脸书上。”
我羞愧得只想把它删掉。我想象着别人会怎么看。这个不连贯的句子把我和这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他的上一篇帖子转发的是非法移民领取了29 900英镑福利的事。他怒骂这种行为“恶心至极”。
他的头像和我记忆中那个自负、英俊、棕褐色头发的二十岁男孩完全不同。那时的他满脸雀斑，走路总是趾高气扬，还拥有家族遗传的特有沙哑笑声。如今的他看上去胖了不少，戴着厚镜片眼镜，穿着黄色T恤衫，戴着一顶棒球帽。妈妈就站在他的身后。
十多年前，我做出了一个痛苦但完全有必要的决定：疏远自己的母亲。也许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也要疏远其他亲密的家人。我之所以离开她，并不是因为不爱她。我这么做，恰恰是因为我深爱着她，因为她无论做什么，都会深深影响到我，特别是当那些行为不可理解、不合逻辑时。而且事实往往如此。
最终我选择了抽身，因为我无法忍受愤怒和对过去的否认。我想要的不是一句抱歉。我深知只有遭到责备时才需要道歉，可我童年的苦难怪不到任何人头上。但我确实需要有人对我说上一句：“没错，事情已经发生了，感觉糟透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似乎是要牺牲自己的理智，而那不是我甘愿付出的代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终于在向更光明的方向游去；但我的家人，不管是不是出于爱，一直围绕着我的脚踝，把我往下拉，让脏水灌进我的喉咙。
努力挣脱的过程让我伤透了心，却也是唯一能让我保持本我的办法，尽管往往只是勉强维系。
断绝联系后，我只见过妈妈的一两张照片。在照片中那个遥远的地方，我端详着她的脸。她看起来很像我妈妈，又很像我，也很像是个陌生人。她多了几条皱纹，牙齿和我的一样结实。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还在咧着嘴笑。
在自己的脸书主页上看到这张照片，我既感动又震惊，仿佛在异国他乡我蜗居的这间自以为安全得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妈妈和舅舅走了进来，要求见我。我在马克的帖子下面写道：“我会给你发私信。”他回复了我一个故事，讲的是我小时候和另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脱光了衣服，用白色的光面漆把对方从头到脚涂了一遍。我已经彻底遗忘了这件事，但一读到就记起来了：空气中飘散着松节油的气味，我的皮肤被揉得又红又痛，如同一块虾米糖，每个人都因为我们的恶作剧笑得前仰后合。
我想知道我脑海中还有多少这样被封存的记忆正等待着被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揭露。如果我允许那段过往成为如今这个自己的一部分，又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有最初那二十年的经历，我选择并为之奋斗的生活怎么可能真正有血有肉？
那天晚上，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成型，如同冰冻果子露碰到了一滴水就会滋滋冒泡。搅动、膨胀。我累了。我总是很累。几个月来，我每晚都会夜惊，在超现实的噩梦中醒来。我从小就有这种症状。和彼得一起旅行的几个月里，那些梦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恐怖、逼真。我醒来时会发现几个光头男子向我逼近，或者有人用猎枪指着我的头，抑或有小孩惊恐地站在我的床边，向我乞求我无法给予的帮助。彼得已经学会了抱住尖叫哭泣、奋力挣扎的我，反复说：“没事了，有我在。”
直到熄了灯，房里一片漆黑，我才允许自己伸手去碰彼得。“我好害怕。”
他把我拉了过去。我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像个孩子一样蜷缩在他身边。
“你在怕什么？”
“怕我不记得的一切。”
我说着说着就掉下了眼泪，紧紧抱住他，好像只有他能维持我的四肢连在一起，直到凌晨。
那天晚上，由于身体不太舒服，有些疲惫，身处的无窗客房还散发着潮气，我开口说出了自己从未认真扪心自问的所有问题。我问他，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害怕？难道我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助我们？经历了那样的童年，怎么能长大成人？
此处的比斯托（Bisto）是英国的一个食品品牌，生产肉汁与其他产品。——译者注 我知道自己曾经被送去寄养，脑海里还存留着一些零星的片段。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寄养家庭拥有我见过的最宽敞、最干净的厨房。我坐在台面上，妈妈来看我。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瘦削，脸上仍旧挂着黑眼圈，哭着问我要不要她再来照顾我。我不记得那个寄养看护人的样子了，但不知怎的，这些年来，她变成了比斯托妈妈 的样子。我的姨婆、舅爷或外祖母喝完酒似乎都很喜欢我，还会给我讲故事，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没有一个愿意照顾我。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何要把我送去和陌生人同住，也不记得在寄养家庭里发生过的任何事情。也许除了美味的肉汁与温馨正常的家庭生活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不知道才可怕。那天晚上，在远离阿伯丁的旅店房间里，和一个我知道爱我的男人在一起，我终于允许自己成为那个能像孩子般感到害怕的人。
三天后，我们坐着摩托出租车翻越越南北部一处险峻的山口。彼得打算在世界之巅求婚。我们和摩托出租车司机、一个在山边开小咖啡馆的人一起庆祝了一番。我从未感到如此安全、如此被爱，却害怕自己永远都配不上这份爱。
于是我下定决心，要让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及我亲手创造的美好生活变得富有意义。后来我收到消息，得知出版商想让我创作这么一本书。看来是时候转身面对我的过往与恐惧，坦然接受回首带来的伤痛了。
3
阿伯丁1981年
我和妈妈居住的第一套廉租房位于马诺大道（Manor Avenue），就在一片犯罪盛行的住宅区边缘，距离托里区（Torry）和其他家人所在的地方有几英里远。那是一栋阴冷粗陋的花岗岩房子，内含四套公寓。我们的房间拥有高大的壁炉，但在分配给我们时里面并没有家具——就好像我妈这种带着新生儿的人能出去买家具，然后自行把家具搬进房子似的。
尽管家里也曾来过客人，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房间看起来有多宽敞、空旷。仿佛这世上就只有我和妈妈两人，我们孤苦无依，外面的世界阴森恐怖。
其余的记忆稀稀落落：熊熊燃烧的炉火旁摆着一个塑料浴盆；屋子里寒冷潮湿；妈妈拖动一个巨大的抽屉柜横在房门口，把我锁在卧室里；我不停地尖叫着要找她，看到她没有来找我，我就会愤怒地故意拉上一泡屎。
妈妈曾经对我说，有一次，我把一小坨屎拿给了马克舅舅，想让他看看我用便盆用得很好。结果他差点把屎给吃了，以为那是麦丽素。我还把速溶咖啡倒进了烤面包机，想给妈妈煮咖啡，或是在浴缸里装满煤让她洗澡。
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在我还没有记忆之前，我就知道，妈妈需要被人照顾。
在我几个月大时，爸爸来探望过我。我几乎无法想象爸爸出现在阿伯丁的场景。他是个高大的美国人，但和在阿伯丁从事石油生意、浮夸且大男子主义的“美国佬”截然不同。后来我在与他的接触中发现，他是个喜欢穿军大衣的人，爱听切特·贝克（Chet Baker）的音乐，喜欢坐在咖啡馆里用小笔记本画些拙劣的钢笔素描，经常高谈阔论他颇有天赋却没有去追求的一切。戒酒之后，他还是很容易发火，这让他温和且略带浮夸的个性变得十分惹人讨厌。
我无法将他和他精心打造的艺术形象与他在马诺大道周围的阴森街道上游荡的画面结合起来。
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当时正值冬季。想象中，那应该是我童年时那种舒适惬意的咖啡馆，屋内有黄色的胶木桌子，弥漫着香烟的烟雾和咖啡机蒸腾的温暖水汽，出售肥美培根和边缘烧得焦黑的茶点饼干。
妈妈经常提起当时的情景。她说我全身裹着防雪服，像个米其林轮胎宝宝。她说她把我放在两人中间的桌子上，把我推向了他。“我做不到。你带她走吧。”
爸爸可能喝醉了酒，精神十分恍惚。他把我推了回去。“我没法照顾孩子。我从没想过要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世上来。”
妈妈再次把我推向他，他又把我推了回来。据妈妈形容，我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十分乖巧，以为这是某种游戏——婴儿乒乓。这被当成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被妈妈反复提及。但我从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觉得它有多有趣。
爸爸返回伦敦，又过了几年才露面。我被丢给妈妈，留在了她的身边。
还有更多相互交织的故事与回忆。马诺大道的公寓是如何变得阴冷的；妈妈是如何抚摸着我扁小的鼻子，哄我入睡，口中哼唱着：“如果我有锤子，我会敲出一句警言……”的。
她经常向我重述她是如何计划打掉我，或者她和爸爸都不想要我，但同时又不断告诉我她有多爱我，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她愿意为我而死。
当然，各个社会群体和经济圈层都会发生家庭暴力。但我妈妈是家暴的主要体验者。年轻的她没有家人的支持，处境糟糕，对当局怀有很深的不信任，既没有财力去任何地方，也没有人可以求助。
他的脸是我最早的清晰记忆之一。我努力回想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岁月，却记不得姨妈或曾外祖母的模样，甚至想不起令我失去童贞的那个男孩身上的任何细节。但吉米，我的第一个“叔叔”，我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头发染成了没有光泽的蓝黑色，每天早上肯定要花不少时间涂抹能让发丝站立的发胶。这样的发色和他那一生气就会加深的粉嫩肤色不太搭调。他和当时的很多男人一样，穿着紧身的牛仔衣裤，戴着金链子。在八十年代初，他可能会被认为长相英俊，还带点儿厌世、不合群的味道。他有一根双节棍——某种武术用武器，由两块木头组成，用一条粗链串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硬汉，是阿伯丁的李小龙。他想让我和妈妈也能知道这一点。
他穿着背心站在那里，面带微笑地舒展着肌肉，集中注意力，后背挺直，挥动双节棍画“8”字。他越挥越快，好像自己正站在舞台上，而不是在我家沉闷的卧室里那块脏兮兮的地毯上。
他开始朝我们走来，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手中的双节棍也越靠越近，以至于我们都能感觉到它在距离脑袋几英寸的地方抽动空气。我俩的后背紧贴着墙壁，肌肉哪怕挪动一下，脸颊就有可能被双节棍砸得粉碎。他做出这套动作时，表情可谓千变万化：时而高兴，时而被我们逗乐，时而一本正经的严肃。那场景几乎和马戏团里的飞刀演出一样，只不过我们惊恐的哭声是真的发自肺腑。
他还给我买过儿童尺寸的双节棍，鼓励我在妈妈面前做出同样的动作。很惭愧，我在他的怂恿下照做了，直到妈妈哭着求我住手，随后我钻进她的怀里躲了起来。他对我的背叛感到愤怒，逼近过来，用双节棍在距离我们脑袋几毫米的地方劈甩。
妈妈没有钱，我又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所以她无处可逃。
那段时间前后，我怂恿隔壁男孩穿过绝对禁止通行的主干道，害他被汽车撞倒，摔断了腿。我用海滨铲把自己喂养的金鱼杀了个精光，还喜欢把从杂乱的前院里挖出的虫子压在两块木头废料之间。我相信自己是邪恶的。
我不知道吉米和我们在一起待了多久。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待了多久。某天半夜，妈妈把我从床上拽起来，走到我家前门的台阶上，对着邻居大喊：“他要杀了我们。他要杀了我和我的孩子。”他一只手拽住我，另一只手把我们拖回屋内。但在我们居住的马诺大道上，人人都有自己的麻烦。家家户户窗帘紧闭，灯光也没有亮起，任由他重新把我们拖了回去。那天晚上的其他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那之后，他就搬走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多年以后。当时我们被重新安置在阿伯丁另一个地方的另一片住宅区里。妈妈和他都喝得酩酊大醉。她问我敢不敢把冰激凌抹到他的脸上。我把整个冰激凌筒都按在了他的鼻子上，然后屏住了呼吸。妈妈笑个不停，他则气得浑身发抖。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反击的滋味。
4
利物浦2017年
回到英国之后，我们选择了在利物浦定居，理由无非是这里既不是伦敦，也不是苏格兰——这两个地方，我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于是希望能在利物浦找到工作和家的感觉。
托克斯泰斯（Toxteth）和百灵巷（Lark Lane）之间碰巧有间宽敞便宜的底楼一居室公寓。托克斯泰斯是利物浦最贫困的区域之一，因1981年骚乱而闻名。贵族化的百灵巷则充斥着复古商店和时髦酒吧。我们乘坐出租车来到空无一物的公寓，坐在地板上吃着外卖培根三明治，身旁丢着破烂的帆布背包。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将用慈善商店淘来的笨重廉价木制家具塞满这间公寓，然后将这本书的二十二页大纲打印出来，钉在卧室的墙壁上，准备投入工作。
彼得躺在我们刚刚组装好的床铺上，一脸狐疑地紧盯着整齐排列的纸张。上面记录着我经历过的每一段艰辛与苦难。“你确定这样可以吗？”
“必须可以。”
“不会让你难过吧？”
我耸了耸肩。“我必须得把这本书写出来。”
但我并没有落笔。如果你在一个家庭忠诚仅次于家庭秘密的环境中长大，那么即便是面对你爱的人，大声说出自己的遭遇也会令你感到难以启齿。把同样的话写进书页，然后放到陌生人的手里、心里，甚至有可能是他们喜欢品头论足的脑袋里，就像是在学习使用左手替代右手（并且要用一把生锈的耶鲁牌钥匙边缘锯掉那只右手）。
我找了一位心理医生，协商每两周预约一次看诊，因为我只能负担得起这样的频率（即使在那时，每月一百英镑的费用也像是一种疯狂的奢侈——毕竟我家那个有点脏的沙发也才花了我五十英镑）。我在乔治亚区一栋热得不行、空气中飘浮着学校晚餐气味的老旧建筑顶层见到了她。
她是个温柔的女子，喜欢燕麦粥色的套头衫。治疗期间，她看上去总是面露伤感，以至于我想在疗程结束后请她喝杯咖啡，问问她过得如何。听说我在写作方面碰到了瓶颈，她表示自己的客户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他们从小到大一直被警告不能说出童年的遭遇，或者总是在诉苦时遭到否认与贬低，他们就会感觉身体僵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是的，我同意。每当我坐下来写作，都会感觉仿佛真的有一股力量在阻止我。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去了趟伦敦，第一次参加了本书的会议。我跟随出版商的公关一起前往《深潭》（Pool）杂志办公室，与他们探讨这本书的内容，以及在出版前夕我能为他们写些什么。
我很早就梦想着能为这家杂志撰稿。它很酷，宣扬女权主义。我崇拜的人都在为它撰稿。不知何故，它体现了一种接纳，一种达成。
我扬起下巴，直截了当地说：“这本书真正讲述的内容是，如果你出身贫寒，那你就完蛋了。如果你出身贫寒，而且还是个女人，那更是彻底没救了。”老实说，我的脚底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二十分钟的会面过后，我带着一纸协议离开了。未来的一整年，我每月都要为他们写一篇专栏文章，探讨英国的贫困问题。
第二天，我站在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闪闪发光的塔楼里，为出版团队的成员分发时下流行的酵母甜甜圈，然后和我的经纪人、编辑一起吃了顿泰式午餐。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与许多人微笑、拥抱，发出令人不自在的庆祝感慨。这本书曾经只是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如今却即将变成现实。我完美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表面上，我是一个刚刚在事业方面取得两项突破的女人：在一个群英荟萃的行业里拥有了第一份非小说类书籍合约和第一个专栏，还与结束了一年海外生活归国的心爱男子订了婚。从外表上来看，我想我看起来也许和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但最后一次会面结束后，我站在皮姆利科（Pimlico）静谧的公共花园里，紧紧攥住黑色的栏杆哭了起来。我之所以落泪，是因为我现在确信，创作这本书将是一个彻底揭露自我的过程，意味着我再也不能以迷人的方式穿着体面的衣服“掩人耳目”。我之所以落泪，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从沉默的桎梏和无声的痛苦耻辱中解脱；是因为害怕去写这本书，也害怕如果我不写，就必须永远以这种装模作样的方式生活下去。
“你还好吗？”一位年轻的女警察向我走来，“要我打电话找人来吗？”
我挺直腰板，礼貌地微微一笑，用我开会时的优雅嗓音答道：“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我只不过今天过得有点倒霉。我现在就给我的爱人打电话。”
“你确定吗？”
我笑得更灿烂了。“我确定。谢谢你，你真好。”
1英制品脱约等于568毫升。——编者注 我拨通了彼得的电话，和他又哭诉了两个小时。屏幕在我脸上滑来滑去，我的呼吸都跟不上我在街上踱步的速度。挂上电话，我去见了一个也在为自己的事情烦恼的朋友，喝了五品脱 的酒。喝到三点，我就不哭了。
坐上返回利物浦的长途客车时，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写这本书。
我打算趁着冬季返回我曾经住过的各个城镇。我预定了一系列复杂的火车和长途汽车转乘车票，还利用谷歌图片搜索了一些我可能依稀记得的地区，研究自己要去的地方。我阅读了一些有关预期寿命和青少年性健康问题的报告，以及关于持刀伤人事件和倒闭工厂的报纸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