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前走，街道上仿佛浮现出过去那个我的幻影。我曾在这里的酒馆台球桌上跳舞，向下面的男人展示我的衬裤；另外一家酒吧尽管双份烈酒只卖1.6英镑，却始终很少有人光顾，可能现在仍是如此。还有俱乐部服装店。我有钱就会去那里买莱卡短裙。裙子上面掏了很多个洞，因此根本算不上是裙子。
我在一家老店的门面上看到了海湾社区广播电台的招牌，于是走进去问有没有人可以和我聊聊他们的工作。一个年长的女人（我后来才发现，她也是在军营社区长大的）和一个中年摇滚歌手告诉我，我要找的人叫奈弗。“奈弗就是你要找的人，”摇滚歌手正色道，“但他很忙。”我告诉他们，我可以一个小时后再来碰碰运气。他们还是说：“但他是个大忙人。”
沿着国王街往前走，棱镜唱片公司的旧址已经变成了一家堆满二手家具的店铺，招牌上写着“简的旧货铺”（Jan’s Junk Shack）。这里看起来像是我会喜欢的地方，于是我走了进去。一个五十多岁、戴着印花头巾的黑人微笑着欢迎我的到访，介绍自己名叫吉诺。
屋里摆着一张工作台、一些工具、一排缝纫机，还有一些处在不同改造阶段的家具。一个看似已五十多岁的女子正在打磨镜框。她友好地告诉我，她就是简，这是她的店，一双浅色的眼睛看上去水汪汪的。她灰白的长发上绑着一条手工编织的金色发带。她解释说，这是一个社区公共空间，人们可以来这里做手工。我说我正在创作一本关于自己年轻时代的书，并表示一想到大雅茅斯，我总是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只能买醉，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
工作台旁，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踢掉脚上的军靴，穿着袜子在缝纫机上用羽绒被的被套改制围裙。那堆布料看起来仍然很像被套，但创意不错。我也是这么说的。吉诺问我住在哪里。听到我回答利物浦，他说那是他支持的足球队，他的梦想是能去看他们比赛。
我为自己的好运感到惊讶，于是询问简是否有时间和我聊聊。虽然她说她不确定能和我说些什么，但还是边忙活边和我闲聊起来。
“我想知道情况有没有好转。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社区组织，但都是各自为战，只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凭借自身的力量前进。”
“是的，我就是一名志愿者。我是自愿提供所有服务的。”
吉诺走过来，为我端来一杯茶。我婉拒，他们坚持，来回推让。简告诉我，这是他们制作的产品之一，“咖啡、茶和饼干”。那个女孩手里的针断了，大喊了一声：“啊……真倒霉！”简安慰她说，针多得是。
我们都笑了。简又开始打磨，说道：“这是社区工作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做项目。如果你以前认识我，就知道我是个非常安静沉闷的人。自从参与了这些项目，我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后来我得到了管理这个地方的工作邀请。于是短短五周时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每天早上十点半，我都会在这里……这是个能让你放松的落脚之处。它让所有人远离街头，感到快乐。我们得到过些许捐赠物品，也会四处寻求捐款。但还没有报纸报道过我们。”
“这是地方议会拨款的机构吗？”
“这里被称作自由空间。如果有人决定租下它，我们会提前一个月得到通知，然后清空一切并搬走。”
但她补充称，可能要再等五年，才会有人有兴趣再次将它用于商业租赁。
店铺门外，吉诺弹着吉他，吹着口哨。我们都停了下来，微笑着停了一会儿。“听到他在街上弹吉他，你就知道他来了。”
她告诉我，晚上的街区很可怕，所以吉诺会来确保她不会惹上什么麻烦。真有意思，我说道，大雅茅斯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变化。
“是啊，”她表示赞同，“自从我们二十年前搬到这里，它就一直没有变过。”
临走时，我告诉她，如果我还是个刚刚误入歧途的十几岁小孩，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家店。我也会因为简温柔的声音和慢条斯理的耐心喜欢上她。吉诺走到哪里，乐声就会飘到哪里。我希望他们能安然度过这五年时光，也希望能有年轻人在无聊或是孤独时试着走进来，找到一个无需抗争或伪装自己就能待上几小时的地方。与此同时，我为那个穿着长袜坐在缝纫机旁和简、吉诺一起喝茶的女孩感到高兴。
人们对大雅茅斯的评价多种多样，但他们市场上的薯条摊真的很好，这一点也没有改变。一个带着儿子排队的女人和我一起看着服务员把一大堆薯条舀进一个纸筒里，并在上面倒上冰激凌勺大小的大蒜蛋黄酱。“这是我们晚餐中的一道土豆菜。”她转过身对我说。
“我也一样。只是想买点零食。”
我注意到身后站着一个穿马丁靴的小女孩。她顶着粉红色的头发，穿着朵儿丝牌（Doors）的T恤衫，胸前抱着一个速写本。就像曾经的我。
我坐在长凳上吃着薯条，被小狗般大小、目光犀利的海鸥团团围住。这个场景吸引了另一个女人的目光。“真是难以招架。”
“确实。它们好大，是吧？”
“没错，那是因为它们靠吃薯条活着！”
我起身时，它们开始齐声聒噪，一只接一只地呼喊我。好像我欠它们什么。
我迈入小巷，发现雅茅斯市集咖啡馆仍然保留着五十年代的装饰风格，丝毫没有磨损的迹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最大、最繁忙的商店竟然是出售捕梦网和水晶的新时代商店。如果我一直朝那个方向走，就能到达迪克·范·戴克（Dick Van Dykes）同性恋酒吧，那里可以为酒吧打烊后留置的顾客提供续饮服务。我曾在那家店里喝着双份伏特加配可乐，酒杯里漂浮着阴茎形状的小冰块，跟着阿巴乐队的歌曲整晚跳舞，在厕所隔间里热情地亲吻女孩。不过，我转向了左手边，经过如今已经被改成公寓的旧邮局所在地。周一，我和妈妈会跟其他人一起赶在邮局开门前在外面排队。熬过了没有零食，有时连食物都很匮乏的周末，我们满脑子都在不耐烦地琢磨，兑现了福利簿就能喝到茶，吃到蛋糕了。一想到这里，我立马想去吃份甜品，仅仅是因为我可以。于是我买了一整根吉百利坚果棒，两三口就把它吃光了。
我经过了英国独立党的办公室。这是镇上为数不多的新单位之一。大雅茅斯是英国脱欧的最大支持者之一，有71.5%的人投票支持脱欧。我注意到，办公室本应开到五点半，但四点四十五分就已经关门了，而且没有解释原因。谁不愿工作来着？
转过街角，我确信自己看到了我的继父，被吓得驻足了片刻。我知道我有可能会撞见他，但直到那一刻，当我看到马路对面巨大的啤酒肚、灰金色的卷发，以及严厉的凝视目光时，我才觉得不太可能。继续走吧，我自言自语道。但我回首时才想到，他不可能是我的继父，因为他的年纪可能和里奇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差不多大。我猜想他只是在努力地评估我的性价值。我冷不丁有个念头，走到他边上，问他是否希望有人用这样的眼神盯着他的妈妈、妹妹或女儿。
回到海湾电台，奈弗已经回来了。他穿着时髦、自信满满，几乎到了浮夸的地步，让我想起了音乐圈里的某个人。我猜他就是那个人。
我问他对这个小镇有何看法。他告诉我，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何如此消极。这令我沮丧。申请开办电台时，我们决定要强调积极的一面……请原谅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但我一心想让更多人学习更多历史。关于大雅茅斯的历史。”
马盖特镇：位于英国肯特郡北部海岸，以海滩闻名，是一个度假胜地。——译者注 他说他想让它成为新的马盖特镇（Margate） 。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和移民之间存在一种公平的平衡。比如我。我刚来这里时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你懂的，这里的女孩们都很奇怪。她们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也永远去不了任何地方，所以她们非常喜欢我这个巧克力肤色的家伙。我觉得这太棒了。我想，嘿，这可太简单了。”
我大笑起来，和他谈论起大雅茅斯的可能性。我说：“令人难过的是，回顾这里的过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以后。”
“是的，只要人们学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城镇。那些帮我出名的广播节目，都是在讲述人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不了解的内容。”
他说他曾载着一些人环游谢菲尔德（Sheffield）、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哈罗盖特（Harrogate）、纽卡斯尔和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目的是让人们了解自己可能居住的其他地方。
“眼下的困难在于脱欧。这简直太疯狂了。那天我很难过，因为我是留欧派。我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能知道什么？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欧洲人。”
“是的，现在这里更多元化了。这很明显。”
乡巴佬（Normal for Norfolk）：据说是出自英国医学界的词语，最早医生用它来贬低一些有乡土气息的病人，后来更广泛地指行为古怪、思想陈旧、未受过教育的乡下人。——编者注 “我刚来这里时，只遇到过两个黑人，也许是三个。但现在……整个英国都一样。再也没有隔离区，再也没有‘乡巴佬’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我在这里居住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久……我只想知道六个月后会发生什么。”
“那些新的商铺会怎样？”
“他们都要回国了。隔壁的人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他很抱歉没能与我们道别，他们全都返回了安哥拉（Angola），他们都很害怕……你会想，哦，我的上帝，发生了什么？但我不是耶稣，我对此无能为力。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大力赞扬大雅茅斯。”
我问他认为大雅茅斯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走着瞧吧。我猜我们会赢。”
我表示自己已经占用了他够多的时间，向他道谢，还说我会开始收听他的节目。他把我带到地下室，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一间最先进的录音室。回到店面区域，奈弗说他希望能够收到我的书。那个摇滚歌手在旁边说：“这全都是他的功劳，你知道的。要找就找奈弗。”奈弗谦虚地笑了，说他们是一个团队，并把我送出了门。
虽然我没有他对大雅茅斯的那份热情，但他的决心和说到做到、愿意改变现状的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的话大多是对的。一年三百六十天，这个小镇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开发利用。大雅茅斯似乎一直在做某种毫无意义的事，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是徒劳无功的，但小镇需要改变和适应才能生存。接纳新来的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可能就是一个开端，毕竟大多数海滨餐馆曾经都属于希腊移民，而且经营得非常成功。他们同时还要专注于创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小镇，一个不仅仅是有酒精饮料、转瞬即逝的廉价刺激和非法房东的地方。但随着儿童中心的关闭，英国独立党办公室占据了主要购物区的门面和中心场所，当地政府显然打算剥夺具有多样化且功能丰富的新社区蓬勃发展的机会，更不用说有益于塑造城镇的未来了。我无法认同奈弗的乐观。
后来，在一家我过去常在里面喝得烂醉的酒馆里吃比萨时，一个穿派克大衣的女人微笑着问我：“我能关上这扇窗户吗？”
“当然，亲爱的，我也很冷。”
我忙着吃晚饭，而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一直在试图向她解释某种复杂的“五英镑三瓶啤酒”套餐，直到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同过学吧。”
我完全没有认出她来，说道：“有可能。”
“凯斯特中学吗？”
“是的，没错，但非常抱歉，我认不出你了。”
“塔拉·哈蒙德，想起来了？”
她比以前苗条了不少，脸色也更加苍白。我忘记了，虽然几十年过去，这个镇子变化不大，但镇上的人还是会衰老的。
“是你。哇！”
“我们一起演过戏剧。那出《矮胖子的悲剧人生》（The Terrible Fate of Humpty Dumpty），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戏剧老师是谁来着？”
“沙利文夫人。”
“每次学校举行迪斯科舞会，她都会表演机器人舞！”
我记得塔拉退学去生孩子了，于是问起孩子如何。她告诉我，她儿子在为他的爸爸工作，但她似乎不太高兴。我说我这次回来是要为写书做些研究。
“你现在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
我以为她会继续说“没做什么……只不过……”，于是继续等待，但沉默却在黏糊糊的桌子上蔓延开来。
“没做什么？”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令我后悔不迭。但我真的非常吃惊。她一直都很聪明，还教会了我什么是双重否定。她面露尴尬，摇了摇头。我开始紧张地喋喋不休，念叨着这个小镇没怎么改变，但如今安静了许多。她解释说，商店都搬到郊外去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车就哪也去不了。道别时，我们含糊地承诺会在脸书网上寻找彼此，但谁也没有跟进这件事。
我确实记得《矮胖子的悲剧人生》，还记得我们曾在排练时发生过争执。而且我记得她曾抓到我一边领就业救济金一边在酒吧里打工（她当时在就业中心工作），却一直没有告发我。我后悔没有对她说声谢谢。
我去堤头（Pier Head）酒吧喝了半杯啤酒，写了些笔记。除了一个穿着白色运动套装，有点像吉米·萨维尔（Jimmy Savile）的孤独退休老人，酒吧里别无他人。我只是喝完了剩下的半杯啤酒，收起笔记本就离开了。走在曾经让我感到紧张的街道上，我拥有了新的归属感和目标感，知道如果有人对我表示不满，我会奋起反击。
返回小旅馆的房间之前，我去游戏厅逛了一圈，这让我看起来像是最悲伤的游客，为了怀旧，我在两便士的机器上玩了几局。我穿过最像拉斯维加斯的游戏厅，走到码头安静的尽头。黑暗中，野餐长凳上坐着两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正用其中一人的手机听着AJ·特雷西（AJ Tracey）的歌曲。我走过去做了自我介绍。“你们觉得在这里长大如何？”
两人中比较瘦弱的杰克抢先开了口。他的脸上长着些许粉刺，刘海挡住了眼睛。“还好。这里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糟糕，是的……学校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哦，你住在雅茅斯……什么什么的。’”
他们觉得自己得到的机会够多吗？“是的，是的，尤其是在夏天。你只要想要工作就能找到工作。”
他的朋友卡勒姆长得像个伙食很好的乡下小伙。“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人们挺难到这儿来的。公交车都是垃圾，大概六点钟就停了。”他家住在某个小卫星村里。
我问他们是否愿意留在这里。卡勒姆回答说他想住在乡下，但杰克表示：“我喜欢这里。我有一辆助动车。所以如果我想去某个地方，比如去村里看他，抬腿就能走。这里还有很多事情可做，而且我有工作，所以——”
“你的工作是什么？你介意我问一下吗？”
“我在街角的一家商店干活儿，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不过，是的……”
他突然显得好年轻。我想让他放心，他做得很好。“那就行。你已经比很多英国人眼下拥有的多得多了。我在这里长大的时候觉得这里的生活充满艰辛。你们也有同感吗？”
卡勒姆再次用低沉的声音开口答道：“我还是得说句公道话——”
“我住在纽敦（Newtown），”杰克打断了他的话，“就在赛马场附近——上流社会的人住的地方。我总是说，离赛马场近是纽敦好的一面，但那里的犯罪率现在有点高，而且——”他指了指我曾经住过的小区，“那个地方也不太好。”
我们都笑了。我点点头说：“是啊，有道理。”
我向他们道了谢，还握了握他们的手。卡勒姆的手很干，杰克的手却又冷又湿。我想安慰他，让他知道我是友好的，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继续听音乐了。我把他们留在码头的黑暗之中。浪花在两人脚下拍打着海岸。
回到酒店，我躺在床上喝了一杯青柠苏打水，用手机录下了内心的想法。回放那些片段，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听上去竟然如此愉快。录音中的我笑了很多次，《甜蜜的卡罗琳》（Sweet Caroline）低沉的和弦伴着我的声音在酒店的地板上回荡。
“这是一段积极的经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自信满满，能够走到人群面前，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丝毫不会感到害怕。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重新找回了自己在这里生活时培养出的那份神气。在这里，我学会了评估和了解谁是威胁，谁不是。还有……我已经变了。我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的人。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自由。就是这么回事。我一会儿要和我的丈夫聊聊。”录音暂停了片刻，“我试着回忆是否遗忘了什么，但我觉得没有。现在没有什么我需要记住的东西。”
24
大雅茅斯1999年
三个月后，我从美国回到了大雅茅斯。我身上穿着沃尔玛的牛仔裤和T恤衫，玉米糖浆和美国的大分量食物让我吃成了一个胖子。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滴酒未沾。我满怀希望，决心十足。毕竟我已经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还有什么奇迹可能发生呢？不知怎的，房子、居民区和我当时的生活似乎都变得渺小而短暂。
如果不是因为我报名参加了大学课程，恶魔也许会再次降临我陈旧的卧室，或是跟着我在令人悲哀的夜店中出没。在一个名叫“海鸥”的老旧小型社区剧院里，我参加了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主办的国家级表演艺术文凭培训课程。我之所以能领到新政救济金，是因为我表示自己正在学习成为一名灯光技师。这种职业足以符合救济金的领取资格。
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位真正鼓舞人心的老师——一个名叫伊恩·戈登的利物浦人。和其他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不相信这门课程中的孩子是最愚蠢的，不相信他们只能从事一些手工劳动。他的教学曾经（也许现在仍然）是我经历过最具有根本性政治意义的事件之一。他不会把艺术当作属于别人的东西来对待，而是将它以各种形式传授给我们，向我们展示如何制作自己的艺术作品，并反复向我们强调，这样做为何对我们这些出身贫寒且有过艰苦回忆的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些人来说，他代理了父亲的角色。他拒绝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
我决定尽我所能取得最好的成绩，每天一大早就离开军营小区，晚上乘末班车回家。我们在上课和排练的间隙坐在老剧院里。这里已经成了我们这些不想回家的人心中的家园。伊恩帮我填写了大学入学申请，并指导我为大学面试做准备。他告诉我，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
我的试镜演讲是麦克白夫人谴责她所犯错误的污点永远无法被抹去的桥段。我得到了伦敦一所大学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我最终来到了这个似乎有求必应的大城市，最重要的是，我的未来充满了广阔的视野与更多的选择。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头也不回地奔跑。直到今年，直到我已经准备好了。
25
利物浦2018年
距离我把这本书稿寄给出版商还有两个晚上的时间。我花了一整天认真思考如何给这样一本书收尾。因为对我来说，这感觉不像是一个结局，更像是一个开端。
这一年的经历回答了我心中产生的许多疑问，消除了那些经常让我感觉格格不入或低人一等的与贫穷有关的谎言。我现在明白了，让穷人保持贫穷，让我出身的群体相信自己不配得到更好的待遇，让社会上大部分人相信贫穷是不值得同情的，符合许多人的利益。这些人还认为，贫穷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的选择或失败。只要你足够努力，或许就可以避免每天面对无尽的艰辛。我们会看到这些观念在媒体中的反映，从羞辱穷人已成惯例，到人们错误地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精英社会。
但你不需要花费太多力气就能理解和承认，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收入从一个人很小的时候起就会影响一切——从患精神疾病或滥用药物的可能性，到遭遇家庭暴力、受教育程度低的困境，甚至是牙齿上的金属填充物数量。只要承认这种明显的不平衡，那么那些没有经历过上述不利因素的人就必须承认他们享有的相对特权，并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这些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心怀敌意的政府。通过过去八年的财政紧缩政策，政府试图搜刮那些最贫困的百姓，在原本只有骨头的地方削减脂肪，同时为富人减税。结果呢？我们的国家是全球富裕水平排名第六的经济体，但五分之一的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自2010、2011年这两年以来，英格兰地方议会的政府拨款减少了49%。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约有500所儿童中心被关闭，340多家图书馆在2010年至2016年间关闭，随之而来的是8 000多个图书馆工作岗位的流失。这些统计数据预示着将有更多家庭失去重返工作岗位的机会，或者即使有机会，也将被迫签订几乎无法养家糊口的零时工合同。这意味着他们更没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获得心理健康支持或住在稳定的住房中。更多孩子将继续在极端的困境中成长，没有缓解的希望。财政研究所预测，2015年至2022年间，儿童贫困率将上升7%——与此同时，这些儿童会被告知，应该受到指责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自己。受苦的不仅仅是今天的穷人，正如我深有体会的那样，贫困会代代相传，艰辛会在血脉中流淌。简而言之，这届政府以我们孩子的未来为代价来为富人提供税收减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迫接受了这个现实。
当一个国家的阶级平等面临障碍，试图做出改变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我的小小努力能改变什么呢？但后来我想起了莎莉和她的同事、比尔、简、奈弗以及无数社区工作者。他们找到了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自己也曾身陷困境。他们每个人都看到了需求，也都在尽其所能。
能够得到如此美好的生活，我也有自己的账要去还。首先，我会发挥自己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学到的一切。关于贫穷意味着什么，贫穷是如何发生的，我将永远不会让懒惰的假设传播下去。我将不知疲倦地、积极有效地支持基层组织填补福利国家的漏洞，并反对大街小巷和各个城镇中那些针对穷人的“战争”。
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也能做出同样的决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竭尽所能，一个接一个地去落实这些行动，只要人数足够多，我相信未来是有可能被改变的。
这本书已经彻底改变了我的未来。如今的我又有了家人——姨妈、姨父、表兄妹和远房亲戚。他们偶尔会点赞我的脸书帖文。早上，我还能用艾莉姨妈酿制的果酱来抹面包吃。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我发了一些优美且抒情的文章，讲述他爬山和探索佛教的生活。
他们都喜欢分享我童年的趣闻轶事，还有我看起来脏兮兮、脸颊胖嘟嘟的照片，让我和一个自以为已经彻底失去的人重新团聚。他们知道我不和妈妈说话了，也明白为什么，并且十分尊重我。他们待我热情、亲切、得体，永远不会去打破边界。没有人会互相辱骂。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家庭里，或者我会再次亲切地、充满依恋地说出“我的家庭”这个词。
我和彼得尝试要小孩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我都确信能感受到身体里正在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对于成为父母并抚养孩子这件事，我的心中只有喜悦与希望。我想我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妈妈。
通过重溯那些将我束缚在过去道路上的轨迹，我摆脱了无尽的羞耻与恐惧。曾经的那个自己仍在与我并肩同行，但现在我知道该如何照顾她了。我也明白了该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无论是亲生的、寄养的还是领养的，运用我所学到的关于爱的一切，以及与爱无关的一切。
天色已晚，我独自在家。我想打电话给苏珊——妈妈的表妹。我已经三十三年没和她说过话了。她十四岁那年照顾过还是个新生儿的我。我后来做了她的花童，虽然我已经不记得了。她接起电话：“天哪，你听起来……好像阿伯丁人。我是说，你本来就是，但我还是很惊讶。”
我真正想说的是，她的声音和我家里的女性一样，轻快而催眠，除非被激怒，否则永远不会急躁。仿佛我内心深处埋葬的这一部分直到这一刻才浮现出来——此刻我好像在和自己的一部分对话。
苏珊现在是阿伯丁的一名社会工作者，她的母亲是我外祖母的妹妹。她十几岁时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照顾别人，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后来生了四个孩子，然后重新考取了苏格兰的修业证书，之后又生了一个孩子，并接受了社工培训。她给我讲解了我们家族的家谱。故事中充斥着精神疾病、酗酒和争吵。我问了很多问题，心中的猜想大部分都得到了她的证实。我还吃惊地了解到，精神疾病、身体虐待和语言虐待在前几代人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剩下的这一代人中——”自杀的问题也是世代相传的，“但我们都应对得很好。”
待气氛逐渐平静下来，我提出了一个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关于我在寄养家庭的经历，以及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在缺失的拼图中，我认为这一块最能帮助我理解其他所有疑问。
“好吧，我这么告诉你吧。我觉得你有权知道。那时你才三岁，我的哥哥克雷格有精神健康问题。你不可能把一个孩子留给他照料。有次，他抱着你哭着来找我说：‘她妈妈让我照顾她几个小时，可她已经三天没有回来了。’你哭个不停，又脏又饿。你只是个没人照顾的小孩，凯里。这很糟糕，你明白的，你当时身体差到了极点。他一直不知所措地走来走去，也不知道给你换尿布，害你又冷又脏。何况他也没有食物能喂你。”
我想起了某个晚上和彼得一起窝在越南某个小房间里时的恐惧。我变成了一个受惊的、哭泣的孩子，因为我不知道会遭遇什么，只知道那里有一个可怕的巨大黑洞。
“哦，天哪。天哪。”
“你当时只是个孩子，甚至可以说你一生下来命就很苦。”
一瞬间，我们都沉默了。我在想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正强忍着眼泪。但我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解脱的眼泪。因为这就是事实。穷极一生，我一直需要某个人，某个站在我这一边的人，能够直截了当地将这件事情诚实地告诉我。
“我很高兴你能放下这一切。你在写作，这能令人镇静。”
“是啊，我已经写了一年了，真的很辛苦。我这周就要交稿，算是完工了。你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分裂中挣扎，渴望了解一切。我知道的越多，就越是能将事情放在不同语境中去理解，但这并不容易。”我停顿了一下。
“但是你不能这么想，凯里。说到底，这就是你的人生。这就是你的经历。我们的父母做出了选择，这些选择对他们的子女产生了影响。作为一个自力更生的人，你有权拥有自己的经历。你写的东西又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话说回来，她就像是被人派来，用我的血统和祖先的声音说出了我最需要听到的话。“你能把这些都写下来了，真是太棒了。凯里，很高兴看到你经历了这么多却依然过得很好。我很高兴。”
“是的，的确如此。我的丈夫，你以后一定要见见他，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我们正准备要孩子。”
“啊！”
“是啊，我已经三十八岁了，希望还不算太迟。不过如果说我从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家族的人似乎十分擅长生育。”
“是啊，打架、喝酒、生孩子！”
“嗯，我还是只专注于孩子的事情吧。”
临挂电话前，我们笑着承诺很快还要见面。
事后，我和彼得坐在五十英镑买来的那张略微带有污渍的沙发上，吃着炸鱼和薯条。我把我从电话中得知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这通电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解决了我的许多问题。
“所以，想象一下，那么多的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酗酒和毒瘾亲戚。难怪。”
我告诉他，外祖母的一个亲戚在一场相当微不足道的家庭争执中把一个水晶烟灰缸扔到了她亲哥哥的头上，直接砸破了他的脸。
此处的“托里海鸥”是一个绰号，用来形容苏格兰阿伯丁市托里区的人，通常指那些在码头工作的贫穷工人。——译者注 “你知道码头上的麦基家族以前被称作什么吗？‘托里海鸥’（Torry Seagulls） 。总是乞求残羹剩饭。”
“真的吗？”
“他们一无所有，过去经常下去捡煤或要饭。”
他摇了摇头，说道：“我很抱歉。”
“这没什么。老实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挺过来了。我们很多人都挺过来了。你看，我有了你和家人，还有工作，追溯了家族的起源和历史，我感觉人生已经完整了，就好像我已经羽翼丰满。我内心有一部分真的十分自豪能够拥有那样的力量，不仅能在历经风雨之后依然坚守，同时还能过得开心幸福。”
“现在你正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运用这股力量。”
“没错。”
我们蜷缩在一起，吃完了炸鱼和薯条，聊到春天要去阿伯丁旅行，聊到姨妈又寄来了果酱。我还说起要为外祖母和她的姐妹们写一本书，名字就叫《托里海鸥》。
唱片机里播放着莱昂纳德·科恩的《没有办法说再见》（That’s No Way to Say Goodbye）。
但对我来说，这一刻就是道别的完美契机。
致谢
和其他任何一部作品相比，这本书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的同时，更需要我去寻找那些可以帮我讲述他们故事的人。感谢与我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交谈过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你们不仅帮助我讲述了你们群体的故事，还让我与一段自认为已经永远失去了的过往建立了联系。非常感谢你们的慷慨。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新、老家人，感谢你们敞开心扉地欢迎我。能和大家重新团聚是我得到过的最好的礼物之一。
我经常在想，人们对创作一本书其实需要协同合作这件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要感谢出色的文学经纪人朱丽叶·皮克林，感谢她在我书写这本书之前、期间和之后都给予了我无尽的支持与声援，并贡献了她的智慧与见解。同样，我要感谢查托与温达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不知疲倦的编辑贝基·哈迪。正是她犀利的眼光、深刻的洞察力和对这本书以及对我的信任，才让我文思泉涌，写出这部作品送到你们手中。我们三人已经一起共事了十年，我再也找不到比她们更精敏、更聪慧、更善良的女性来支持我了。
当然，书籍出版的背后还有更多人的默默付出。感谢查托与温达斯出版社的每一个人。我为自己的作品能够交由他们出版而感到骄傲。尤其是克拉拉、夏洛特和格雷格在编辑方面提供的支持，以及索菲和安娜帮忙将《重返阿伯丁》推向读者。凯瑟琳·弗莱为我的书进行了文本校对。这份差事很不易，但我非常感谢她敏锐的眼光。同时还要感谢斯蒂芬·帕克和马克·维西为我们提供了精美的书籍封面和作者照片。
感谢布莱克·弗里德曼出版社的哈蒂、山姆、汤姆、詹姆斯、汉娜、雷舍姆、黛西、卡西和伊曼纽尔。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了这本书和我之前的作品，与他们合作使我感到非常愉快。特别感谢出色的伊泽贝尔在朱丽叶陪伴孩子时接替了她的工作，让我感觉十分安心。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深潭》杂志的“重返阿伯丁”专栏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为我提供了帮助——让我逐渐松弛，展示出内心更脆弱的一面，同时让我与读者建立了联系。他们总是能激发我的灵感，提醒我这样一本书为何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那些给我发信息分享自己故事的读者，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希望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能对你们有益。我永远感谢山姆·贝克和林恩·恩莱特，感谢他们给了我绝佳的机会和学习的自由。感谢佐伊·比蒂、凯特·塞维利亚和《深潭》杂志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他们让我继续书写那些对我来说重要/愤怒的事情。
本书的创作过程颇具挑战性，但有很多朋友——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还是在遥远的地方的——对我伸出了援手，帮助我继续写作，即便他们并不知道我需要帮助。我还要致敬#WorkingClassWriters的全体人员以及凯西·任岑布林克、姬特·德·瓦尔、尼科什·舒克拉、保罗·麦克维、达米安·巴尔和西蒙·萨维奇，感谢你们的支持、溢美之词与“理解”。
在基督教的洗礼仪式中，施洗者的受洗者称为教子、教女。——编者注 和我的前两部作品一样，我的挚友莱维亚一直在我的身边给我拥抱，与我分享美酒，陪我欢笑。她和瑞奇一起培养了两个聪慧的小明星——赞德与扎拉，我的教子 。他们每年都会给我带来很多快乐。
感谢利兹和维尔纳让我融入了他们美好的家庭。他们对书籍和政治的热爱令我想让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如上文所述，在这个奇怪的自我拆解与回顾的过程中，与彼得在一起的生活令我的肉体与精神得到了重新整合，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以千百种大大小小的方式为我创作这本书提供了帮助。我从未想过能够拥有这样的幸福与安宁。谢谢你，彼得。我非常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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