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给阿伯丁地方议会，声音因为紧张而嘶哑。
“你好，我是……我想拿到我的儿童救助档案。我记得我接受托管的时间应该是从1982年到——”
“请别挂断电话。”
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几次。我不得不一遍遍地重复这些话。这些我甚至从未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述说过的话。
不知为何，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所有令我感到羞耻的事情中，我最忌讳大声说出口的是曾经被寄养的经历。也许是因为新闻中充斥着脆弱的孩子被交给陌生人后发生的糟心事，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年仅三四岁，只留下了些许大致的印象，就像深色调复古照片中的红色会特别红一样。又或许是因为我花了太多的时间为童年的伤害与混乱寻找借口，但依法被强行带离父母身边这种事情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因为有一种特殊家庭的孩子肯定会被带离母亲的身边，而我不想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它的确十分复杂。把那些档案找出来，甚至说出那些话，就像是在挥舞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就是我们”；是在向那些喜欢说一切都好，没什么可抱怨的人宣战。即便那个人有时就是我。
当我终于接通“投诉与咨询”电话，听到电话里那个也叫凯里的女子略带阿伯丁口音的熟悉话音，我能感觉一股恐慌之情在身体里蔓延开来。她向我解释了流程，包括填写表格和支付十英镑的费用。我放下电话，摇摇晃晃地从窗边的桌子走到床上，钻进羽绒被里睡了一个小时。
这不是她——另一个凯里的错，她的人生可能与我截然不同。我发了封邮件，想要澄清某个细节，却没有得到回复。于是我又发了一封邮件，解释称我是一名记者，正在创作一本将由企鹅兰登书屋出版的作品。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措辞、身份的标志，以及某种权力的象征，竟让事情的进展变得顺畅了起来。他们免除了我的费用，将我的那份档案从那些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档案中找了回来；这些被人遗忘的档案也属于其他孩子，属于那些暂时或已经永远破碎的家庭。
我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高高的窗子，眺望窗外商铺和外卖门店林立的繁忙街道。
隐性无家可归者：与传统意义的流浪者不同，它指暂时与他人住在一起，但无法获得继续居住的保证，且没有固定住房的人。该类人群也无法享受社会为流浪者提供的福利。——编者注 我正在和两位STV（苏格兰电视台）的制作人开视频会议。他们坐在苏格兰某演播室的小房间里。我只能隐约看到他们像素化的面孔在认真地点头。他们解释称，自己正在寻找隐性无家可归者 参演纪录片，作为电视台年度筹款项目的一部分。听到这里，我也频频点头。
“拥有这样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感觉？”他们问我。
我笑了笑。每当遇到让我不太自在，甚至痛苦得无法面对的事情，我总是会微笑。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脸上也经常挂着灿烂的傻笑。
我当然明白，他们是希望我能示弱，但不是要利用我。我知道，他们是在试图创写一个故事，和我此时此刻所做的一样。所以我不怪他们希望看到戏剧性的场面、眼泪和悲伤的故事。毫无疑问，我平静、微笑的表情肯定令他们大失所望。
“要知道，当你还是个孩子时，这就是你的世界。你不会意识到情况有多糟糕。”我低声笑了笑，再次暴露了我正处在自己可以忍耐的边缘。
“那你觉得在那种环境中长大之后，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我笑得更灿烂了。“哦，我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好。我真的非常非常幸运。”
这两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
的确，我在贫穷与混乱中长大，知道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没什么是稳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一瞬间被夺走。我思考未来的方式要么充满幻想（我会被星探发现，然后拍一部好莱坞电影！），要么充满绝望（谁会在乎我能否完成学业？）。这就是我所知的一切。那段过往，那种心态，就是我的底色，是它造就了我这个女人。
但要说我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很糟，和电视里的家庭不一样，或者和学校里很多孩子的家庭存在差异，就不对了。同学们的妈妈从不让我和她们的孩子一起玩。而且我从小就知道家里很穷，穷得要命。
在大约五六岁时，我经常玩一个游戏。在破破烂烂的民宿里，我躺在床上，任由妈妈睡着漫长的午觉。我会想象一切都是相反的。房间中心这张行军床变成了一张四柱床，上面铺着粉红色的缎子。我拥有的不是三个脏兮兮的二手玩具，也没有破旧的童书，而是一只塞得满满的玩具箱。每逢周末，妈妈不用紧绷着苍白的脸颊，注视着公共厨房架子上的食物，因为我们其实很有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孩童时期的我经常身处陌生的环境，接触陌生的人。这种成长方式不仅让我学会了保持高度警觉，还训练并滋养了我的想象力。
不过没错，我也非常幸运。我现在的生活幸福美满，每天都惊叹于自己竟能拥有一份自己擅长且充满意义的工作，以及一个深爱着我、与我保持着健康关系的人，还有一间租得起的小公寓和装满食物的冰箱。
正是运气带给了我朴素、温暖、稳定的幸福生活。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很聪明，学东西很快，适应能力强。我想象力丰富，并找到了表达的途径。我知道如何审时度势、读懂人心。但比起与我一起长大的许多孩子，我的能力并不突出，有时甚至差之千里。
所以，如果不是纯粹、愚蠢、偶然的运气，创作这本书的人为何是我，而不是楼上公寓的伊莱恩或两条街之外的山姆？
简单地说，这条路“一路攀升”与我相遇，而对那些陪我玩过亲亲追逐游戏、在操场上练过劈叉、排过辣舞的人；陪我闯入废弃建筑，在偏远的大桥上喝过苹果酒的人；陪我跌跌撞撞从一家夜店走向另一家夜店，裙子勉强遮住小巧的屁股、数着我们今晚和多少个男人调过情的人，这条路却从他们的脚下坠落。
参加报纸和电台的公关访谈时，在现场活动中，抑或在文学节的休息室里或各类聚会上，我总是很感激能有免费的吧台让我一来就能喝上两杯，缓解紧张的情绪。有时与我交谈的人还会一脸赞赏地看着我说：“你知道吗，谁能想得到呢？你是这样长大的。”
我知道这本应是一种恭维。在他们眼中，我的牙齿洁白如新，只不过略有歪斜，身材微胖却恰显丰腴，因为我为了平息骨子里挥之不去的焦虑，一直在坚持锻炼。他们会看到我穿着精心挑选，但大多是从二手店里淘来的衣服，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笑声响亮而从容。这些都是我为了驾驭这个世界而学会的。他们仔细打量着我，然后给了我一张通行证。
其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起来真的很像我们中的一员。”也许我会大笑，碰碰他们的胳膊低声回答：“等我喝完第四杯酒再看吧。”或是说上一句：“哦，我还是很像个渔家女的，我保证。”紧接着向他们抛出一个问题，把谈话转向某个更安全的方向。
因为我怎么能说，他们看到的一切根本就不是真的呢？我怎么能说，他们眼中的我的成就不过是一层可以轻易撕掉的东西呢？
我为什么要试着向他们解释，虽然“过关”是必要的，但我的骨骼、血液和肌肉以及本质都取决于我成长的方式？取决于我早年间在潮湿混乱的公寓中度过的岁月？
我在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听到过的字字句句如同纹身，已经刺满了我皮肤下的每一寸空间，和我在聚会欢宴、节庆活动中听到的话语一样，鲜活而真实。
我怎么能对那个朝我露出善意微笑的人坦白，我心里还是无法摆脱当初的那个孩子呢？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沉重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有时也会感觉，其实也许是那个孩子在背负着我，而他们看到和认可的那个人只是打扮成成人模样站在他们面前的我。
5
阿伯丁2017年
我的首次阿伯丁调研之旅即将到来。我试着和马克舅舅取得联系，表示我在北上期间要是能和他见上一面就好了。我把可以约定的日期告诉了他，但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复。能够卸下压力是一种解脱。
这趟旅程本该是我第一次踏上回乡之路，现在反而变成了一段短片拍摄之旅，主角就是我这种有过不为人知的流浪经历的人。这是我在那一次的电话会议中与STV募捐活动制片人达成的协议，以为这样就能进一步减轻我的压力。但启程的那天早上，我却再一次被焦虑淹没。一直在另一个房间里工作的彼得走了进来，发现我正坐在电脑前，盯着火车订票网站。此时距离出发时间还有三十分钟。
“亲爱的，你要迟到了。”
“我知道，我知道，只不过……真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如果有你在，我会感觉好一些。”
三十分钟后，我们花了几乎相当于半个月房租的价钱，在最后关头为彼得买了一张车票。我们一起登上了火车。我抱着他没来得及洗澡的身体，还有他匆忙收拾的一包脏衣服。
如果我在这里听上去像个孩子，那是因为这的确就是我的感受。我就如同一个孩子，即便床铺已经检查了一遍，房门也上了锁，灯也还亮着，但仍害怕床下有什么东西。我已经二十四年没有回过阿伯丁，以至于开始相信只要我以某种方式踏进那里一步，我编织的咒语、创造的生活就会统统分崩离析，仿佛我从未离开。和孩子心中的恐惧一样，这种念头完全不合逻辑，却让人感觉如此真实。
如果彼得听上去是如我所愿最好的伴侣，那是因为他的确就是。我从未被一个人如此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地爱过，也从未在一段感情中被允许感到悲伤或愤怒。在他身边，我不用担心存在缺陷、支离破碎的自己会破坏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他身边，脆弱不会受到惩罚。
彼得只是陪伴在我左右，爱着我，如同一种魔法。我希望他能陪我踏上这段旅程的第一步，因为我希望这种魔法足以护我周全。
此处作者将“Bay of Nigg”发音为“buy-a-nigg”。“nigg”为对黑色人种的侮辱性称谓。——编者注 每当想起阿伯丁，我都会想到坚硬的灰色花岗岩建筑拔地而起，钻进更显灰暗的天空，若隐若现。布满裂缝的黑暗人行道在冻雨中闪闪发光。雨水砸在排水沟里的塑料袋和碎玻璃上，发出一声声脆响。若是非要我挖掘一些快乐的回忆，我会告诉你，我和妈妈喜欢直接从纸袋里拿烟熏鲱鱼吃；冬日里乘坐温暖的巴士或冒着狂风暴雨步行前往尼格湾（我们念作“买个尼哥” ）。在那里，我任由蓬松的金发在耳边飞扬，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卷起、飞往他乡。我只有一段关于阳光的回忆，仿佛阿伯丁根本没有夏天：我和妈妈、吉米身处花园之中，身边是蔓生的荨麻，摊开的毯子上散落着空易拉罐。但事情发展到最后，完全不是什么阳光明媚的记忆。
我知道城市是会变的。如今，每当有人听说我来自阿伯丁，都会感叹一句：“高级！”或者“你的家庭肯定非常富裕。”抑或，最令我困惑的是“哦，真不错！”我知道这座冷酷无情的城市脚下遍布石油。这些资源就算不能让它改头换面，也能让它看上去光芒万丈。我知道这里如今被看作一个时髦的地方，拥有高尔夫球场和四星级酒店。但不知为何，我觉得我还是了解它的。
抵达后，我们穿过一家巨大的玻璃幕墙购物中心，走出火车站，一路上经过了卡鲁齐奥餐厅、星巴克和“哟！寿司”。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售价不菲，每个人看上去都腰缠万贯。我和妈妈过去常说的“有钱”是指：“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花掉二十英镑，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去吃晚饭或是买瓶酒。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钱包里有多少钱。”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2018年的美世生活成本调查（Mercer Cost of Living Survey）中，阿伯丁上升了12位，在全球高生活成本城市排名中位居第134位。
穿行在购物中心里，经过雨果博思（Hugo Boss）和迈克高仕（Michael Kors）的专卖店，那种晕头转向的感觉只能被形容为，仿佛置身于一部以我的生活为背景的未来主义电影——地方无疑是对的，但一切似乎都错位了。
但感觉错位的人不仅是我一个。我老家的境遇也是每况愈下。尽管物价飞涨，但城市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衰退问题。石油价格暴跌，而阿伯丁的基础首先是渔业，其次就是石油。失去了这些可以维系的产业，阿伯丁正在衰败。
起初，听说石油公司高管开着保时捷去食物赈济处，我很难感同身受，后来才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没有车费可赚，女服务员没有班可上，意味着就业机会全面减少。自2015年油价从每桶一百二十美元暴跌至每桶三十美元左右以来，这座苏格兰第三大城市的失业率就上升了25%，反过来意味着阿伯丁食物赈济处的使用率创下了纪录。2017年，东北社区食品计划分发了约110万份餐食，合计71 000个食品包。当我听说特朗普的高尔夫球场因为没有人负担得起场地租用费而即将倒闭时，我并没有感到一丝心碎，紧接着想到当富人阶层开始出现问题，会向下影响到那些本身就只能靠小智小谋勉强糊口的穷人。面对这样的境况，除了从悬崖边上滑落，就别无选择了。
我们当晚入住的是车站旁一家昂贵的商务酒店，内部装修采用了柔和的棕色、米色和栗色。登记入住后，我们躺在冰凉清爽的棉质床单上。彼得吻了吻我的太阳穴。
“你还好吗？”我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想想看，你当初离开时有没有想过，当你有一天重归故里，会住进一家豪华酒店，紧接着还要约见一个因为你在创作小说而想采访你的电视团队？”
不，我没有想过，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个念头。我不知道，我的阿伯丁在哪里？我原以为，不管多不情愿，我都要回家了。
也许如果我直接返回托里区——我的家人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就不会产生最初这种奇怪的错位感。根据苏格兰6 976个“数据区”收集的所有数据显示，托里区处于最贫困的前7%，特别是在就业、教育和住房等关键领域。考虑到阿伯丁在美世调查中的排名，这一点尤其令人震惊。昔日的阿伯丁显然还有许多遗存，只不过我们尚未找到。
第二天一早，我套上“适合上电视”的漂亮衣服，去和制片人、摄影师见面。我们穿过阿伯丁，赶往第一次访谈的拍摄地——书店。我还是什么地方都没有认出来。
为了给图书做宣传，我偶尔也会接受电视访谈，但这是我第一次谈论自己的生活，谈论无家可归这种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我做了研究，掌握了一些数据，考虑过自己的身份和童年经历的代表性，也思考了我愿意透露多少，底线又在哪里。制片人和摄影师都是热情亲切的人，会向我展示他们伴侣和孩子的照片。制片人告诉我，她养了一只腊肠小狗，喜欢用腰包，爱听席琳·迪翁的歌。尽管如此，坐在灯光下，我还是感觉非常紧张。
采访结束后，制片人对我的评价是：“你说起话来很像个政客。”我答了一句“谢谢”，虽然我毫不怀疑那并不是恭维。
此为零食“推推糖”（Push Pop）的广告词，即“Don’t push me, push a Push Pop!”。——编者注 接下来，我们打算开车去看看我住过的第一套公寓。虽然我大约三岁时就搬走了，但那套公寓在我的脑海里仍旧历历在目。记忆经常令我沮丧。我为什么还清晰地记得小腿晒伤后的皮屑是如何成片地剥落的，或是光滑的塑料水果是如何挤出冰果汁的？我为什么还记得在操场上与凯莉跳过的舞，还有我渴望已久的、状似蜗牛公主和推推糖的“秘密守护者”小玩具（“别推我，去推推推糖！” ）？为什么是那些东西，而不是我们住过的地方的顺序、它们之间的路程以及我就读和离开过的学校？
蒂米·马莱特：一名英国儿童节目主持人。——编者注 可能是因为，这些东西构成了我童年生活的基本结构。我关心的是巧克力饼干、《神勇小白鼠》（Danger Mouse）和蒂米·马莱特（Timmy Mallett） ，还有兄弟乐队和生日派对，以及我能不能钻进缝隙中（剧透：我不能）。
关于这些空白点，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我只是屏蔽了压力，仿佛有人用橡皮擦掉了我意识中那些纸张上的内容。但那栋房子，我还记得。吉米，我还记得。那种没人关心我的感觉，那种身处险境、被人抛弃的感觉，我还记得。
制片人租了一辆车，把我们送到了我过去居住的居民区所在的马诺大道。他们以为我会开车，问我能不能用我的名字上保险，这才知道我年轻时从未学过开车。后来我搬去了伦敦生活，学开车又有什么意义？就像我不得不解释，我小时候的照片很少，甚至有可能一张都没有。（因为我们没钱买相机、胶卷或洗照片，又搬了那么多次家，东西都被丢掉了。）我坐在后座，被麦克风包硌得生疼，他们则在前座上拍我。
“跟我们说说你的感受吧。”
车子驶出城区，路过了一栋栋美丽宽敞的房子。房前的树篱都被人精心修剪过，长椅也粉刷一新。我们经过一家壳牌汽车修理厂，驶向同样由块状灰色建筑组成的街道。那里的一切看起来都疏于维护，多了一丝破败的气息。
“哦，现在我有点认得这个地方了。”
车子一转弯，我就知道了。一来到房子外面，我就知道了。我以前可能是从壳牌汽车修理厂所在的位置走到这里来的。那个麦克风毫无意义。因为我已一时语塞。
温蒂小屋（Wendy house）：供孩子玩耍的游戏室。——编者注 这是一座由四套公寓组成的巨型花岗岩建筑，看起来十分稳固，但外观极其朴素，一副还没有彻底完工的样子。当然，它看起来比以前小了不少，出乎我的意料。前院还是和以前一样邋遢，到处散落着玩具。我走到后院，看到了一间温蒂小屋 ，周围零星倒着几辆自行车。
我抬头望向我家的窗户。记忆在我的眼前奔流而过。但仅此而已，我只是站在更高、更受保护的有利位置观察它，就像一台摄像机正在观察我。刹那间，从一个充满恐惧的孩子到成年那一刻之间的岁月仿佛形成了一道安全屏障。
镜头中的我双臂环抱着自己，发丝在风中飞扬。我抬头盯着旧家的那扇窗，红了眼眶。相反，我露出最不易察觉的微笑。
就在我凝视着眼前的一切时，一个大块头男子开着面包车停了下来。他穿着工装裤，一头浓密的姜黄色头发，脸上长着几颗雀斑，让我想起了马克舅舅。
“你们在拍什么？”
我本能地笑了——我想让他知道没什么好担心的。于是我伸出了手。他看了看自己的手，伸手和我握了握。
“抱歉。可以在这拍吗？我以前住在这里。就是上面那间。那时候我还是个婴儿。我已经三十四年没有回来了。”我朝他摇了摇头，“你也清楚，这里一点也没变。”
我看到他放松了一些。制片人和摄影师已经移步去了街上，只剩下我和他，还有我们的房子。
他点点头，把手塞进工作服里，然后又掏了出来。他没有看我，而是抬头看向了窗户。“我是几个月前回来的，这里是我奶奶的家。”
“有没有感觉很奇怪？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是啊，很奇怪。”他看着我，露出了和他魁梧身材不符的害羞笑容，“我只记得自己曾在她家的花园里被一只蜜蜂蜇过。”他指了指周围。“再过几个月，这里就要拆掉了。”我俩又盯着大楼看了片刻，“好了，我该进去了。”
“非常感谢你允许我们拍摄。我很感激。”
“没事，没事。”他抬起一只手，走进了我曾经的家。
我对着镜头，站在已经上了封板、亟待拆除的房子前录了一小段，谈到了让家能被称之为“家”的要素：温暖感与舒适性，屋中家具和对周围环境的自豪感，稳定性与社区氛围。我还说道，在一个明知没人在乎你是谁，或者你在什么地方长大的社区里生活有多艰辛。我想知道，那些在我旧家后院的温蒂小屋里玩耍的孩子，在看到邻居家被木板封住或是人们一个个死去时，会作何感想。“你希望自己能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长大。不然你对未来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在我们坐回车里之后，一个身材瘦削的家伙从房子里钻出来，向我们走来，靠在车窗边和我聊起了天。
“嗨，我看见你们在拍摄楼上我姑姑家的窗户。”
“可以吗？我小时候住在那里。今天我第一次回来。多有打扰，很抱歉。”
“没事，没有问题，只不过——”他笑了笑，凑上来压低了嗓门，“我姑姑把洗好的衣服挂在靠窗的干衣机上了，她很担心。她希望你们把她的内裤做一下模糊处理，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哄堂大笑。我向他保证，洗好的衣服不会出现在电视上。“有道理。我也不喜欢那样。”
就这样，我离开了曾经的家。他与我们挥手告别，而我还在为他的姑姑差点儿出名的短裤笑得前仰后合。至少有那么一瞬间，这里的确有一些家的感觉。
我觉得这趟旅行是成功的。回到旅馆，我坐在床边大口地喝着金汤力，向彼得述说这种感觉有点奇怪，还有点悲伤，但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不会再被伤害了。那天晚上，我们晚餐吃了芝士汉堡，看了一部很糟糕的电影。
不过，到了第二天，我却筋疲力尽，一直泪眼蒙眬，感觉易怒且脆弱。
回到利物浦之后，我在床上睡了好几天。还是一个字也没有写。
几个星期之后，《书商》（Bookseller）杂志刊布了《重返阿伯丁》这本书的消息，可我还是没有动笔。那一天，大家都兴奋不已，激动万分。消息一出，那些我热爱和尊敬的人纷纷发来了表达支持与热情的信息。突然之间，面对所有人的鼓励与善意，我感觉一切似乎没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说出自己所有的秘密，回到内心所有黑暗的地方，看着那群身陷困境几十年的人，努力不去体会无助的沉重。
一个想法激励了我：也许我真的可以有所作为，也许有人会愿意倾听。与其行可耻之事，不如行善积德。我打破秩序与沉默的行为也许并不会招致什么看不见的可怕惩罚。我要接受来自朋友、同事与陌生人的善意，用他们的声音来掩盖自己脑中更加响亮的轰鸣。
然而第二天凌晨，我4点20分就醒了。这个时间对我来说不太友好。躺在床上，我感觉心中的兴奋逐渐化作了焦虑。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我和彼得吵了一架。我已经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奇怪而不安的意图和解的气氛中度过，试探性地在彼此身边走动。我洗了个澡，换了套睡衣，打算给我的指导作家写封电子邮件，但写了三句话就放弃了。
那天晚上，我仍旧沉浸在不安的漩涡中，于是在无意义的电视节目和裹面糊烤肠中寻求安慰。晚上11点，我听到了电脑的提示音。最近我一直在各个账号间来回切换，用已经不再真诚的感叹号回复祝贺的信息。
消息是马克舅舅发来的，留在我脸书网主页上一则俗气的笑话下面。消息这样写着：
嗨，我是马克舅舅。我本来希望你过来时能够联系我。我不傻，你联系我是要为你的STV“无家可归者计划”提供信息。别来偷看。别再试图利用我来给你的脸上贴金，不管是谁读到这条信息，小心这个女孩，她会利用你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过河拆桥。我真不好意思说你是我的外甥女。
这段话就这样贴在了我的主页上。虽然它的拼写、语法和往常一样古怪，但其实比平时好了不少，让我感觉他并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是来斥责我的。他似乎是想故意羞辱我，让人们与我反目成仇。这段话的内容阴险卑劣，诋毁中伤，而且是一派胡言，于是我立即删除了它。
我把彼得从他的桌旁叫了过来。他坐在我的旁边，和我膝盖顶着膝盖。我们把两台电脑并排摆在一起，搜索了好几个论坛，想知道我如何才能阻止他再这样公开对我大放厥词。
我给马克舅舅回复了一条私信。不，我说，我没有利用你。此私信上方的最后一条信息就是我发的，里面提到了我什么时候会回家。他在我主页上发的帖既伤人又幼稚，却也让我明白了自己可以从他那里期待得到什么样的关系。
于是我拉黑了舅舅。按下按键的一瞬间，我和家人之间的联系再次消失了。
然后，我开始动笔写作。
6
拉脱维亚2017年
圣诞节前三个礼拜，我收到了我的儿童救助档案。档案送达那天，彼得在利物浦，而我已经到达拉脱维亚的文茨皮尔斯（Ventspils），入住了“作家与译者之家”，准备开启为期三周的写作。
1英尺约等于0.3米。——编者注 文茨皮尔斯是一座港口小镇，距离里加（Riga）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进入这座镇子就像步入了圣诞贺卡中的场景。主广场上矗立着一棵二十英尺 上下高的圣诞树，树上洒满了童话般的点点灯光。我将住的“姜饼屋”窗外就能看到这棵大树。楼里有一间宽敞的厨房，一个舒适的图书馆，还有穿着宽松套头衫的和蔼德语、俄语翻译，以及一只名叫鲁迪的慵懒老黑猫。
那天我的情绪本来就很紧绷，在彼得留言说我们的公寓收到了一个厚得如同装了炸弹的信封之前，我的心情就已经十分紧张了。几乎所有的社交场合都会令我感到害怕。我的本能总是告诉我，大家是不会喜欢我的。我热情友好地关心他人的表现反而会过犹不及、遭到拒绝。我的笑容太过殷勤热烈，笑声又太过响亮急促。我的问题往往太多，也许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我的关注，因为我确信自己身上的一切都经不起推敲。
趁着在文茨皮尔斯的街上寻找超市的空档，我拨通了彼得的电话，耳边充斥着呲呲啦啦的杂音。我穿了两件外套，埋头顶着横刮而来的雨夹雪，在镇子的街道上转圈，感觉身边全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木屋。
“拜托，你能扫描一下发给我吗？我感觉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好久，现在终于能有一些……一些头绪了。”
头绪。我经常提到这个词。它好像有些抽象，仿佛我是一名私家侦探，正在挖掘另一个曾经存在的人身上的秘密。事实上，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好的，凯里。我只希望你不会难过。”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微弱，像个小男孩。我意识到他是在替我担心。
“老实说，彼得，没关系的。这些事情都是我需要知道的。不管它是什么。说不定它能让某些事情变得更加合理。证明我不是无缘无故地夜惊或焦虑，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害怕一切社交场合。”我发现自己又绕回了起点，来到了一家无疑属于东欧风格的百货公司门口。橱窗里摆满了穿着米色厚夹克的假人。“就算发现了什么我能想象的最糟糕的事情，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那就好。那就好。”他听上去非常难过，“我非常爱你。”
档案共五十六页。布满颗粒的扫描件，成堆的报告与信件，一长串的日期与事件。内容全都被划上了粗粗的黑线，即“模糊化处理”，隐藏了真实的信息。我只在间谍电影中见到过这种情况。它当下给我的印象是，只要我能破译其中的内容，这份档案里可能就有我需要的所有答案。
我坐在还不太熟悉的房间里，打开音乐，泡了一杯茶。我当时心情很好，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你现在长大了，又远在他乡。你看，你竟然来到了拉脱维亚！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扫描件下载的过程，像在撕开敌人送来的礼物，或者是心爱之人的日记。那种心情带着几分急切，又包含一丝内疚，而且笃定里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前几页内容是我在阿伯丁上托儿所时负责人撰写的第一次转送记录。上面写道，我妈妈被发现 “醉酒，身体状况不适合照顾孩子”。我被安排送往某“安全地点”，进入紧急寄养状态。那是1983年9月，我已经快满三岁了。“安全地点”一词解开了我心里的某种东西，我一下破防了。从来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下一份文件是此事发生前几个月的托儿所申请，里面提到了一个“已结案件”。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妈妈在我一岁时就申请过托儿所。由于她拖欠房租和水电费用，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所以我直到两岁才有托儿所可上。他们建议妈妈去找社会保险部门。
接下来是一些正式表格。其中一份文件提议将我带离妈妈身边。妈妈的花体签名很像少女的笔迹，和我十几岁时学写的那种漂亮签名一样。
这些年来，关于我最终为何会沦落到被寄养的故事的版本五花八门。其中许多版本都提到了“乐善好施”的社会工作者的干预；另外一些则说我是因为某种心血来潮的原因被送走了，然后妈妈如同灾难片里的英雄，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我救回来。但没有一个版本提到过妈妈醉醺醺地出现在托儿所，或是表现出一丁点合作的意愿。
档案中还有五封信。其中三封信试图安排我与妈妈见面，然后信中遗憾地表示妈妈在约定的拜访时间内并不在家；另一封的内容是申请报销我的养父母安装火炉护栏和购买衣物的费用。最后一封信来自社工，信中说我妈妈一定很高兴我可以回去，但如果将来遇到任何困难，她一直都在。我从这封信中觉察到了她的一丝挫败。如同用打字机的墨水在纸上竖起的一面白旗。
下一份文件中的第一份报告日期为1983年10月5日，大约是我被送去寄养的第三周之后。这是档案中第一次出现大面积涂黑，仿佛它们属于某种极权主义政权。第一份文件详述了妈妈第二次来看我时的情景，说她直接把我留给了（姓名已涂黑）。后来我才知道，她被一辆铰接式卡车撞倒，被送进了急救室。“警方表示，她非常幸运。”
解释事情始末的整个段落都被一个实心的黑色方块遮住了。文件接着写道，妈妈试图给我的外祖母施压，让她接我回家。至于社工认为外祖母不适合照顾我的理由，被一条粗粗的黑线遮盖了。其中一行提到，妈妈和男友一起搬进了新家——我猜这里说的是吉米，拿双节棍的那个。报告称，“自从我出生，妈妈就陷入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导致了许多家庭成员和机构的介入。”报告称妈妈“不成熟”“冲动”，建议在进一步审查之前，再将我寄养二十一天。在我三岁生日那天，社工把我送到了外祖母家，在那里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派对。记录中提到，妈妈“大费周章”地为我购买了“礼物、气球和生日蛋糕”。
10月底，不顾社工的建议，我被寄养中心送回了家。
接下来的报告写于12月1日，也就是我被寄养中心送回家的两个月后。报告称，妈妈拒绝与社工合作，在托儿所工作人员询问她的工作以及谁会来接我时与其发生争执，将我从托儿所带走。
然后是一份2月的报告，里面提到社工为我妈妈缺乏改变的决心感到沮丧。无法如约与社工见面的次数就证明了这一点。她说我的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仍旧令人担忧，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但“在进一步转送之前，我们无能为力”。
我不明白，我知道有很多孩子的经历比我还要糟糕；但我也明白，应该有某个人——任何人——站出来保护我。毕竟我才三岁啊。
接下来的报告有两大段都被涂黑了。如同页面上的巨大黑洞。看着它们，我感觉自己屏住了呼吸。我已经如此靠近自认为的真相，却被拒之门外，这让我万分沮丧。他们有什么权利告诉我，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什么是我不应该知道的？我去谷歌上搜索，想找办法擦掉涂黑的色块，复原那些句子，这样就能让所有的点归位，再由我自己亲手连线，拼凑出真相。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继续读了下去。
另一份报告概述了妈妈在醉醺醺地现身托儿所之前的情况：没有工作，总是把我留给各种各样的“保育员”，自己疲于应付生活。报告中描述我是个“聪明可爱”的小姑娘。彼得也读了这些报告。他告诉我，这证明我始终都“热情洋溢，再看下我的处境，这种现象十分反常”。但我的解释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漂亮的小姑娘不应该无人保护，不应该和陌生人待在一起，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报告称，托儿所的工作人员觉得我“太容易满足”，离开家时“丝毫没有表现出不开心或不安的迹象”。内容提到，这些“观察结果令人担忧”。
报告对我的总结是：“快乐，开朗”“个子娇小，但很活跃”“话很多，但口齿严重不清”“十分孤僻”。身处拉脱维亚，听着屋外的雨水敲击地面，我笑出了声，因为这些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如今的我。记录中经常提到母亲为是否留下我犹豫不定，还说我食欲不佳、不爱走路，很喜欢上托儿所。上面写道，我离开她的照顾后“再也没有要求过”要找妈妈。仿佛某个地方响起了钟声，读到这里，我为自己的不忠感到愧疚。
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拿到了社工照顾我时带我参加聚会的照片。照片的背面还留有妈妈的笔迹：“凯里的三岁生日”。其中一张照片里，我正在吹蜡烛，美丽动人、明眸皓齿的妈妈就站在我的身后。另一张照片里，妈妈和外祖母都喝得酩酊大醉，靠在一起。我脏兮兮的小脸就夹在二人中间。外祖母歪戴着一顶儿童牛仔帽，裙子掀起，露出了衬裙。想想在拍照的一周前，妈妈差点被卡车撞死，外祖母又拒绝收留我，我几个小时后就会被送回一个陌生人身边，我十分好奇她们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找到快乐。我试图在照片中寻找能够表现懊悔甚至是歇斯底里之情的蛛丝马迹，却只看到两个醉酒的女人和一个吃饱了蛋糕的孩子。
我上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是在大约二十五岁那年去探望妈妈时。当时我正处于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中，在努力地理解自己的世界。我告诉妈妈，我正在接受心理咨询，以应对童年经历留下的问题。她勃然大怒。她的愤怒总是始于沉默，接着是作几次深呼吸，好像是在积蓄力量，最后突然爆发。这是纯粹的、没有掺杂任何其他情绪的愤怒。她小巧修长的身体紧绷着，拳头攥成了球状。虽然你知道你比她高大，可能也比她强壮，却还是会颤抖。然后如同你学会的，你会闭嘴，告诉她你要离开了。你会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哭着顶嘴。她会跟在你的身后，在又小又热的客厅里朝你大喊大叫。
她会暂时消失，一分钟而已。在此期间，你颤抖着加快动作，检查自己是否已经收拾好了所需的一切——钱包、钥匙、电话——把它们全都塞进包里，哭得头晕眼花。
那次去探望她时，她发完脾气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破旧的海军蓝色皮质手包。她曾经在哥哥的婚礼上用过这只包，但现在用它来存放照片。她把照片拿出来，尖叫道：“你不幸福？你说你不幸福？那这是什么？”她把里面的照片全都掏出来，塞给我看，然后将那张生日照揉成一团，丢在了我的脸上。
我一把将她推开。再收拾几样东西，我就可以逃之夭夭了。说真的，作为一个只有五英尺高的人，她太可怕了。
我不停地啜泣，心怦怦直跳，耳边充斥着她的尖叫：“那这是什么？这个呢？这个呢？”她在房间里追着我转来转去，她手里攥着我小时候那些面带微笑、看上去幸福从容的照片，然后把它们撕成碎片，甩到我的脸上。
临走时，我告诉她，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情况很糟。她尖叫道我不是她的女儿。
读到这些文件时我才意识到，她当着我的面撕毁的那段快乐童年，其实是一段颠沛流离、充满混乱与不稳定的经历。而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装出一脸微笑。
接下来的这份文件描述的是，我从寄养中心回家后大约四个月，社工前来家访，发现工人正在装修公寓。妈妈住在一个单间里。当时正在举行一场派对。妈妈“言语咄咄逼人”，要求社工离开。
由于社工没有看到我，想知道是谁在照顾我，于是晚些时候又来了一趟，结果发现妈妈不见了。后来警察来了，确认妈妈在家。她在，但我不在。她告诉他们，我和她的表姐待在一起。在此之后，事情变得有点难以追溯。我似乎被丢给了妈妈的堂兄克雷格。但他又把我送去了别的地方——（姓名已经隐去）——也许是某种寄宿公寓。后来我在另一个寄养家庭里住了四天，直到一场儿童问题听证会。尽管社工表示担心，但我还是被送回了妈妈身边。
社工采访了我的外祖母、姨妈、妈妈的一个表亲以及两名身份不明的保育员。他们都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但妈妈就是不配合。碰到社工来做家访时，妈妈的“咄咄逼人”还会把我吓哭。
25号文件上只写了“信函”两个大字。其中的第一封信写于1984年7月。“通过采访不同的家庭成员，进一步调查这个案件。虽然大家都很担心凯里的母亲对她的照顾，但都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
我想知道，他们怎么能把我留在那里呢？除了家人认为我留在妈妈身边没什么好处之外，还需要什么证据？信中接着写道：“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得承认，就算麦基小姐同意配合……她的配合水平也很低。”
1984年8月21日，在我第一次被转送后近一年，案子结案了。在“进一步转送”之前，他们无能为力。
我坐在办公桌前，享受着由英国文化协会报销的美好住宿环境，感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似乎都处于舒适期。作为一个始终希望尝试理解原因，而非简单去做最坏打算的人，我想给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一点同情。我想试着去理解这种复杂情况下的动机与困难。
但是，还有那个孩子。我意识到，童年经历的每一天都在影响着我，影响我与他人交往的方式，影响我何时睡觉、何时吃饭、吃些什么，还有那些似乎是故意要贬低我、让我觉得低人一等、让我以各种方式乞求他人认可的思维方式。处在深入骨髓的孤独中，我常常自称是“爱的黑洞”，不管成年后被爱过多少次也无法被填满。
我想到了伴随心脏的每一秒跳动产生的恐惧。它久久挥之不去，如同一声尖锐的耳鸣。顷刻间，我看清了其中的联系，仿佛伸手就能拨动连接“现在”和“过去”的琴弦。可尽管努力了这么多年，我似乎还是没有能力切断或改变它们。我对每一个人感到愤怒。
坐在远离家乡的小房间里，身处这座满是陌生人、温馨舒适却令人孤独的房子里，我像个孩子似的无缘无故地哭泣和愤怒。我尽量不哭出声来，以免别人听见，最后还是拨通了彼得的电话，将自己读到的内容一股脑地讲给他听。他告诉我，这让他很难过。他简直无法想象。他很高兴我长成了现在的样子，无论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说着说着，我突然怒不可遏地对他说：“如果我有了小孩，绝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视线和陌生人待在一起，哪怕只是一个小时。我会全心全意地爱他。”电话的那一端，他沉默片刻后答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的。我很抱歉。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