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想起了妈妈曾对我说过最具威胁意义的话：“你觉得这很糟糕吗？小心我把你送到寄养中心去！”
从小到大，我听过很多这类空洞的威胁。但我知道它并不空洞。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其中的细节，但我知道，自己曾经被送去过那里。我非常清楚我的世界有多脆弱，简直不堪一击。
我七八岁那年，她有一次虚张声势，为我和小妹收拾了一包行李。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以为第二天一早“等办公室开门”就会有人来接我们去寄养中心。但当我们捧着麦片碗在电视机前坐下时，就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十几岁时，应该是十五岁那年，还曾被远送到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的社会福利办公室。妈妈说她已经受够了我，而我也不想再住在她家的房子里。她把话说得很有吸引力——“他们会让你住到十六岁，然后你就可以自谋生路了。”
办公室的接待员（天知道她任职期间看到过什么样的人走进那扇门）冷冷地看了妈妈一眼，问她是否确定。妈妈一言不发，我耸了耸肩。于是我们不知怎么又回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并行穿过城镇，愁眉苦脸地往回走。我还记得嘴里有股避开灾难后的焦灼味。
躺在拉脱维亚的床上，我想象着照顾孩童时期的我的情形。我要如何为她做早餐，鼓励她吃饭，听她那孩子式的没完没了地说话，满怀崇敬地寻找那个能够保护他们、教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成年人。我会把那个孩子抱在膝头，将下巴靠在她柔软的金发上，让她知道她是安全的、被爱的、被需要的。
一个星期后，被拒绝带来的焦灼感逐渐消退。我这才真正意识到，这真的不是任何人的错。人生纷繁复杂，不能单纯地归咎于谁。明知是这个社会深陷病态、功能失调，我怎能责怪生活在其中病态且功能失调的人呢？明知妈妈自己也在苦苦挣扎，我怎能责怪她呢？明知爸爸的童年也经历了可怕的遗弃和虐待，我怎能责怪他呢？还有我的外祖母，她只不过是在充满艰辛的人生中勉强维生，我又如何能责怪她呢？
没人可以怪罪。我们只能捡拾起那些碎片，仔细检查，通过只言片语理解和拼凑故事，再将它讲述出来。记录中并没有答案。只能说生活对那些脆弱且别无选择的人来说有时是残酷的。
然而怨忿并不会真正消失，而是转移了。我越是去想寄养中心的经历，就越是感到愤愤不平。在我看来，从一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从他挣扎着诞出，浑身上下沾满粪便、血液和母亲体内破碎组织的那一刻起，只要这个孩子出生在边缘地带，只要母亲毫无防御能力、穷困潦倒，那么当第一缕空气钻进他娇小的肺部时，斗争就开始了。
和最富裕地区的孩子相比，这个孩子——以及来自最贫困的10%社区的其他孩子——被列入儿童保护登记对象的可能性要高出18.5倍。像我这种出身苏格兰最贫困地区的孩子，最终被送去寄养的可能性是最富裕地区孩子的20倍。然而，仍然没有一项政策能将贫困和社会工作干预措施考虑在内。我认为这些孩子会陷入贫困是一种必然，而没有什么理由，也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极重要影响因素。
我四岁之前的经历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所表现的症状，其结构与体制以进一步边缘化那些苦苦挣扎、穷困潦倒的人为目的。这些故事之所以需要被讲述，是因为社会希望人们看到相反的方向，因为我们不愿想象几条街之外的孩子正在吃着难以下咽、不足以果腹的食物，住在没有暖气的地方，手里连一本书也没有，身上还套着不合身的破衣烂衫，被一个自己都迫切需要帮助的家长照料。
不过，不承认因果关系也许更容易一些，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亲眼得见，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对吧？
7
阿伯丁1983年
在寄养家庭度过了糟糕的一年、错过了各种约定、经历了重重“混乱”之后，我和妈妈的生活似乎暂时有了些许好转。我们从马诺大道搬到了托里一座像样的房子里，靠近外祖母和妈妈的姨母、表亲居住的地方。公寓位于一个狭小的街区，周围都是人，这让我感到十分安全。我买了一个羊角球，在过道上蹦蹦跳跳，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街上还有一辆冰激凌车。有时，我会攥着十便士或二十便士，以最快的速度，一次跳下三级台阶，飞奔下楼，心脏怦怦直跳，生怕它会在我赶到窗口买到棒棒糖前离开。
马克舅舅靠开大卡车赚了不少钱，给我买了一匹摇摆木马，上面装饰着货真价实的鬃毛和厚实柔软的棕色皮毛。我和一个同龄的女孩以及她的弟弟成了朋友，妈妈也和他们的父母成了朋友。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居民区里跑来跑去，然后回到他们家的两层公寓。这种房子在伦敦可能被称为豪华复式公寓，但在阿伯丁只不过是廉租房。我们在楼上的床垫间跳来跳去，妈妈则和大人们在楼下喝着廉价的酒水。去他家做客时，他们总是会送些鸡蛋和冷冻薯条给我们。这也成了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地方的另一个原因。
在那段短暂的岁月里，我真正过上了一个孩子应有的生活。
在新公寓里，我拥有自己的房间，但我最喜欢客厅，尤其是地毯上靠近电暖器的某个位置。我的皮肤长出了斑点。我把厚厚的橙色窗帘裹在身上不停地旋转，直到它们将我的头发吞没，把我的脸拽得紧紧的。家里有一套音响系统，收音机面板上有一只腿已僵硬的死蜘蛛，我称它为我的朋友。
我们有时会去尼格湾的海边。有一天，我们在那里的一辆大篷车下发现了一只小猫。妈妈说这只“流浪的吉普赛小猫”不会介意我们把它带回家的，于是我们收养了它。它不会喵喵叫，只会痛苦地尖叫，所以我给它起名“吱吱”。夏天，公寓里能照进金色的阳光；冬天，虽然玻璃窗上会结冰，但电炉里的每根散热管都会发出明亮的光芒。我每天喝一杯牛奶，里面会加入香蕉味的维生素滴剂。我学会了在吐司上涂抹黄油。我们还会把晚餐放在大腿上，边吃边看《达拉斯》（Dallas）或《沃根》（Wogan）。
但慢慢地，一切又开始分崩离析。每天早上，我都会比妈妈早几个小时醒来，然后各种闯祸。我会把她存放信件、收据和照片的塑料袋倒空，坐在这些东西上面，在《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背景音乐中摊开里面的每一样东西，一一查看。我还用一把青蛙剪刀给自己剪了刘海。
妈妈起得越来越晚。她有时觉得我的古怪行为十分可笑，有时又会“火冒三丈”。一开始，我以为她会觉得我这样做很好玩，等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她还没醒，我心里头变得七上八下，坐立不安。焦虑像一条黑蛇在我的腹腔翻滚。当她终于下楼时，我已经在哭着求她不要生气了。
几个月后，也许没过那么久，妈妈决定要离开阿伯丁。我们带上一切能被带走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好带的），登上了一辆国家快运公司的汽车。我哭着丢下了摇摆木马，心中挂念着被我们放回到当初那辆大篷车下的小猫。就这样，我们匆匆离开了，除了那一周的救济金之外身无分文，也无处可去。
也许妈妈需要“改变”。也许我们离开是因为她厌倦了社会服务，讨厌那些想“干涉”就干涉、“爱管闲事的烦人家伙”。或者她一开始就对我的家人十分不满，认为他们应该团结起来阻止我被送去寄养。也许她真的是为了幻想中的那个“崭新的开端”——在我十五岁之前，我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追逐那个梦想。
但我想，这可能还是因为她想把我交给我的爸爸。
8
利物浦2018年
随着一月的到来，我越来越不愿意回到故乡的那个“家”了。这个奇怪的过程似乎把我分成了两半。我是那个保管我已死去的人生的档案保管员，又是一名私家侦探，在自己深埋的秘密中挖掘，既渴望得到答案，又要努力将它们隐藏。
我在柏林的一场英国文化协会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这是一场罕见的盛大活动——报酬丰厚；入住四星级酒店；厚厚的信封里装着现金作为“补助”；每晚都可以乘坐出租车去上好的餐馆喝酒，还有一本光鲜的小册子，上面印着嘉宾作家的脸，包括我的。
与会者都很友好。我钦佩其他作家。但这段经历中有些东西令我颇为反感。第一天晚上，我朗读了《重返阿伯丁》中的内容，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总是感觉自己原形毕露、暴露无遗。我喝了太多的酒，被楼下街道上的有轨电车声和脑海中循环往复的思绪扰得睡不着觉。而且我正值经期，肚子胀得厉害，好像一句尖锐的话语就能将我刺穿，把我打垮。在会议剩下的时间里，我接受了报纸采访，在小组讨论中谈论了性与性别的问题，始终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但这无法掩盖我心中令人战栗的、难以解释的伤痛和愤怒。
回到家后，我虚弱无力，泪流满面，迷茫困惑。可这不就是生活吗？能够站上舞台，让大家听到自己的心声，不是很美妙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去不了考察旅行了，”我对彼得说，“我不行。”
我改签了一个月之后的火车票，然后如愿以偿地在临近出发时感染了病毒。我拨通了铁路服务热线，听到接线员以粗暴的家长式态度告诉我，我的车票已经不能再改签。呼叫中心设在印度，所以我猜他们肯定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浪费。事实的确如此。由于家里没有止痛药，我只好把一整瓣大蒜塞进耳朵里，对着电话啜泣：“我知道。但我病了，我无能为力。”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一声沮丧的叹息，好像我们都心知肚明：我其实是在逃避某些无法避免的事情。“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我原本可以说：“能不能让我确认，我不是在为自己的童年而悲伤。我的心没有为那个每天依旧跟在我身旁的小女孩而破碎，我还不算彻底走投无路。”
但我只是说了声“不必了，谢谢”，然后把头靠在了充满大蒜味的枕头上。
我的紧张也许毋庸多言。我刚从一场严重的病毒感染中恢复过来，仍然感觉胸闷气短、耳朵不畅。经过慎重考虑，我在坐上长途大巴之前吃了点晕车药，但在沉重的睡意下还是感觉头晕眼花。为此，在格德斯绿地（Golders Green）的星巴克里，趁着彼得为我校对一篇需要归档的文章时，我努力把头发盘了起来，想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些。我还额外吃了三片抑制肾上腺素的β受体阻滞剂，想要控制颤抖的双手，减缓狂躁的心跳。
在一次清晨写作的过程中，我决定联系姨妈艾莉森——这是我养成的一个新习惯：早上六点半起床，泡一杯黑咖啡，坐在窗前的书桌旁写作，享受宁静如天鹅绒般的静谧。寒气从玻璃窗渗透进来。利物浦苍白的灯光缓缓将深蓝的天色染成白昼的颜色，自然生长的花园风姿摇曳，仿佛在与冬日的寒风进行一场对话。那些早晨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掌控这个棘手的过程。处在尚未完全清醒的状态中，童年的世界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写完后，我会坐在办公桌前等待彼得醒来，喝着咖啡在网上随意浏览：一篇《卫报》（Guardian）的文章、一档播客、婚纱、艺术电影院、朋友脸书上的新帖、瑜伽视频、饼干食谱、推特、跑步歌单、跑步训练计划、慈善项目、我不会去的那些目的地的机票。
当然，我之前就寻找过姨妈。在和马克舅舅取得联系之后，我曾像个私家侦探一样，仔细查看过他在脸书上的联系人。只要找到妈妈，就能找到姨妈。我试图回忆之前听到过的有关她的事情，但什么也记不起来。妈妈谈起她时，总是既嫉妒又崇敬，把她当作一个榜样，一个前车之鉴。姨妈是个富有的人。她下班回家后会用缝纫机为两个孩子“汉娜和利亚姆”缝制衣服。这两个孩子被人提起时总是一同出现，如同一对连体婴。她住在萨默塞特（Somerset），一个曾经听起来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她有着天使般的歌声。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愿意一往无前地去追求，把所有人都抛诸脑后。她已经忘记了他们。我知道她加入了海军（但后来我发现她其实是一名直升机机械师）。她是个“优秀的女儿”。我记得我已经有二十六年没有见过她了。
那天清晨，我又刷了一遍她的脸书。一则有关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帖子；一张她围着花围巾、随意浏览陶器的照片；一张她和女儿的照片，她穿着粉红色的发光胸罩，搭配运动套装，似乎正要去参加某场慈善活动。我在已经成年的表妹脸上寻找着那个曾经和我一起玩耍的小女孩，但什么也看不出来。不过母女俩看起来都很开心，手挽着手，面带笑容。接下来是一张她和她儿子的照片，两人都举着比赛结束后的奖牌。
我感到一阵冲动。她就是最后一个未经考验的环节。我打开了聊天窗口。
就这样，我们即将启程，去和我的姨妈、姨父见面。我们要从利物浦出发，穿过伦敦，前往哈默史密斯地铁站（Hammersmith Tube）旁一家我推荐的小咖啡馆。这是一间充满澳大利亚风情的时髦的咖啡馆，名叫“真相”（这个名字莫名地有种不祥预兆，选这家店只是听了推特网友的推荐），可能根本不合他们的口味。
他们已经到了，而且面前的咖啡杯都空了。她穿了一件紫色的抓绒衣，戴着一枚闪亮的金属材质的罂粟花造型别针。与她结婚四十多年的丈夫鲍比坐在她的身旁，穿着格子衬衫和V领毛衣。两人看起来朴实无华，就像来伦敦旅行的地理老师。
我们热情地拥抱了彼此。我采用了自己一贯的开朗、教师式方式。她看起来是个爱笑的人，手势略显急促，语速很快，嗓门也有点大。要不是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甥女，她可能不会这样。我意识到，她也很紧张。我没想到她竟然不知道我出落得“还不错”，性情温和，身上没有一丝戾气或怨恨。我们按照惯例聊了两句开场白……旅途如何，我希望这家咖啡馆还行，我很想喝杯咖啡。
她不知道的是，自从与她取得了联系，我的心情就如同在坐过山车。首先，她没有忽视我，也没有把我拒之门外，这就已经让我热泪盈眶，如释重负。其次，随着聊天的不断深入，我开始感到一种令人心痛、不堪一击的乐观。我告诉人们：“我和我的姨妈说上话了。”他们不可能明白这句平平无奇的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洗碗时，我对彼得说：“你知道吗，她很可能是与我最相似的同类。我就是家族里的‘她’。她也和家里人一刀两断，但过得很好，还拥有稳定的感情生活。她也切断了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如果说有谁能够理解我，那一定是她。”可随着见面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却变得警惕起来。彼得安慰我说：“能有你这样的家人，任何人都会非常开心，非常高兴的。”但如今我与姨妈在脸书上成了好友，我可以看到其他照片：有她和我妹妹的照片，有她和我妈妈脸贴着脸的照片。与她们的联系令我感到不安。我又想起了马克，想起尽管我本身就对他没抱太大希望，却还是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因此我对这次会面是否会有不同也没抱什么希望。
坐在咖啡馆里，我感觉桌边的氛围既轻松又温暖。我们分享着最近发生的事情，有问有答，时不时地被拙劣的笑话逗乐。言语的背后，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地表达“没事，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艾莉森（她现在自称艾莉）给了我几张家庭照片，并附上了对照片中人物的描述。有姨妈的、婶祖母的、外祖母的、曾外祖母的照片，还有我妈妈和里奇的结婚照，以及我在马克舅舅婚礼上穿着粉色缎面伴娘礼服的照片。
彼得只看过我小时候的一张照片。他凑了过来。“看看你！”“我的天哪，”我不停地说，“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几个字无法完全表达我重新回溯那些面孔的轮廓和线条时的那种失衡和略微反胃的感觉，它们再次对我有了生命和意义。那是我的家人。
其中一张是妈妈在马克舅舅的婚礼招待会上拍的。我还记得那场婚礼的筹备过程。我去了一趟桑德兰（Sunderland），用一匹杂色的珊瑚缎做成了世界上最丑的伴娘礼服。妈妈逛了好几家慈善商店，才找到一只完美的海军蓝手包。后来有一天，她将装在里面的照片撕成了碎片，扔在我的脸上。妈妈还买了彩色、黑色和金色的寿百年香烟，供她和外祖母在招待会上炫耀地抽着。那时她应该已经三十四岁了。镜头拍到了她放松警惕时的样子。她震惊得嘴唇微张，眼睛圆睁。我从未意识到她竟然如此美丽，也从未真正意识到，脆弱竟在她的脸上表现得如此明显。
“天哪，是那场婚礼！有个叔叔骂了牧师，最后搞得鸡飞狗跳。”大家都笑了。我一直紧盯着那张照片。妈妈看起来快要哭了。“她当时好美。”但我没有说出口的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她的身体明显不舒服。
接下来是一些家庭文件。鲍比以前是修理潜艇的，后来在国防部工作。他追溯了我们家族几十年的历史，得出了一份家谱、商船队的船舶舱单、出生证明、残存的旧地址……他停顿片刻，拿出了一份文件。“我发现……你的外祖父迎娶珍妮时，他已经结过婚了。”他又顿了顿，“他是个重婚者。”
我笑了，因为我还想象过更糟糕的情况。
艾莉在谈到自己与珍妮——她的妈妈，我妈妈的妈妈，我的外祖母——日渐疏远的过程时说道：“我从来不知道和我说话的人是清醒的珍妮还是醉酒的珍妮。我过去常说：‘等你没喝酒的时候再给我回电话吧。’”
她无助地举起了双手。我在试图表达自己与妈妈的复杂关系时，也经常这么做。我完全理解她。我的措辞十分谨慎，不想因为透露太多，而在妈妈和她这位刚刚与我建立联系的妹妹之间引起分歧。但我的确想说，也想让别人听到，我这么做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不想详细说明我为何断了和妈妈的联系，欲说还休，我似乎已陷入这个循环。”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希望我的礼貌能替我说出剩下的话，也希望我体面的风度与温和的方式能为我辩护。因为不管怎样，我的舌头显然仍忠于妈妈。
尽管我的身体在咖啡因的刺激下激动不已，内心却感受到了些许平静。这足以让我有了一些片面的理解，足以把妈妈放在一个同样令她恐惧的女人的背景下去看待。她一直用同样的方式令我感到不安。从对面这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急于取悦别人的举止中，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自卫本能。
我们聊到了艾莉与鲍比的孩子，嘲笑着糟糕的伴娘礼服，还谈起了我和彼得的旅行以及彼得的求婚。离开咖啡馆时，我停下来抚摸一只上了岁数的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犬。艾莉也试着摸了摸它。有那么一瞬间，我想知道如果老天把我送到姨妈的子宫里，我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能像她的孩子们那样，在萨默塞特郡度过平静的童年，有手工制作的衣服可穿，有酸辣酱可吃，成年后还能拥有一个愿意陪我参加慈善十公里跑的妈妈，会是什么样子。但那样的话，我就不是我了。尽管这有时仿佛令人难以接受，但我现在的样子已经够好了。
我和彼得走进了当地一家名为威瑟斯彭（Wetherspoons）的酒吧，只因它是我们碰见的第一家酒吧。屋里挤满了下班后的人群，到处热火朝天，充斥着言语喧哗和热闹酒吧该有的叮当响声。我感觉脑袋被塞得满满当当，于是不停摇头晃脑，很快就喝掉了半杯麦芽啤酒。“该死，我真不敢相信，他竟然是重婚者。”
彼得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心知这一天对我而言既忙碌又疲惫。他像在检查一台容易出故障的机器似的审视着我。“今天很顺利。他们都是好人。你的姨妈看起来很可爱。”
我想起我们在车站告别时，她紧紧地抱住我说：“你现在有家人了。你有了一个姨妈。我有了一个外甥女。”我附和道：“我有了一个姨妈。你有了一个外甥女。”
我把头靠在彼得瘦削的肩膀上。“她的确是个可爱的人。”
9
阿伯丁2018年
最终，我还是第二次踏上了前往阿伯丁的旅途。这一次我将取道格拉斯哥（Glasgow）。因为铁路出了故障，从利物浦出发要花十二个小时才能到达。列车每停一站，我都想要及时止损、调头折返。但我知道，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已经没钱再重新买机票或订旅馆了。
第二天，在继续赶往阿伯丁之前，我和一位摄影师在艾尔德里（Airdrie）度过了一天，去我小时候住过的一座建筑外拍照。我们一起搭火车去了小镇中心，经过冷冷清清，看起来需要关张的商店和酒吧，前往我曾经居住的居民区。我在一间房屋外停下了脚步。微风吹拂着我的发丝。我凝视着远处曾经住过的另外一栋高楼。我指着一处地方告诉摄影师兼艺术指导那是我小时候的卧室，内心黯然生起痛苦之情。
“那里又湿又冷。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一点儿都没变呢？”
尽管如此，我仍旧处于“悦他模式”，拍照时笑得十分灿烂。我的左腿裤管总是往上卷。“对不起，我的脚踝真的很期待这次拍摄。”上下午的拍照间隙，我们都会去当地的咖世家咖啡馆，聊聊我们共同认识的人以及各自的爱情生活和工作。
离开时，一直十分和善的摄影师转过身对我说：“嗯，我觉得在这样的地方长大也没那么糟糕。”
我点点头，扬起眉毛。“嗯，谢谢你。希望我的书出版时，大家都能说出同样的话。”
事后，坐在开往阿伯丁的超级大巴上，我吃了晕车药却还是感觉晕头转向，不断回想起那句话。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说？是为了安慰我：你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可怜？还是为了表现他有能力克服困难？（但我知道他和我不一样，他不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因为我们聊过此事。）也许吧。我知道他不是要故意中伤我。但这确实让我想起其他人也曾无意中淡化贫穷、贫民区或恶劣环境带来的困难与伤害。
美丽的乡村风光匆匆闪过，外面绿意浓郁，一片暗沉的青紫。我也许第一次明白了人们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体制，但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他们为促成这个体制做出了贡献，并且从中受益。这表明他们的生活或许只是稍微占了一点优势。如果他们是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水平上和我对话，怎么会不承认这种特权呢？
我想到，总是有人因为我和他们出身不同而轻视我，却不承认能让他们的人生之路更加从容的所有因素。
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内心很强大，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把事情写下来似乎并非难事，但在旁座西班牙夫妇的闲聊声和轰鸣的引擎声中，我渐渐地睡着了。那天，我高兴地意识到，游戏结束了。从此，我坚定认识到，除非某人的成长方式和我一样，否则他（她）就没有资格插嘴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决定，我要开始试着承认，我是用了多强的毅力才熬过了成长的过程，成为今天的自己。
在我要入住的阿伯丁民宿的门后，有一只吠叫的查理王猎犬和一个名叫玛丽的女人。这个女人看起来出奇地熟悉——短发卷曲、双手娇嫩，脸一看就是烟酒成瘾的样子——以至于我差点开口问她的亲戚来自哪里。
“住两晚要六十英镑。”
“我可以用信用卡支付吗？”
“可以，但我得收一英镑。”她举起双手，像是以为我要和她干上一架，“我无能为力，他们就是这么收费的。”
“不，不，没关系。我明白。我明天就去取钱。”我确实明白。我也不愿意白白花掉一英镑。此外，我看到外面正挂着“房屋出售”的牌子。虽然这座建筑一尘不染，十分温暖，但还是能够看出八十年代留下的无声的遗迹。因此我百分之百确定，眼下这个阶段，每一英镑都很重要。
她的态度软了下来。“你确定吗？”
“当然”。
“你来这里做什么？工作吗？”
“我在写一本有关自己出身的作品。”
“你是在哪里长大的？”
“托里区。”
她挑了挑眉毛。“那里已经变了。你会看到的。”她没说是变好还是变坏，我也没问。“你上的是哪所学校？”
“托里小学。我也打算去看看。”
她朝我笑了笑，笑容转瞬即逝，但足以让我明白这个表情来之不易，我感激不尽。“你订的是小单间，但为了方便我自己——”她伸出一根手指，不想让我难堪，也不想让人觉得她是在做慈善——为了我这个在这里长大、却显然没有家人可以投靠、在阿伯丁最便宜的民宿里订了最便宜的房间的女人，“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双床间。”
“非常感谢。太好了。”
她摇了摇头。“我说了，这是为了我自己方便。因为房间已经打扫好了。”
我的房间是完美的八十年代复古风格。聚酯棉布床单、棕色地毯、一只白色的小水壶和一个陈旧的微波炉（“如果你愿意，可以去商店买现成的晚餐，还能省下几个钱”），角落里有一个小水槽和一条小小的格莫伦粉毛巾。冰箱里装满了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小盒装麦片，还有一品脱的牛奶，以及足够一家人吃的茶、咖啡和饼干。（“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要什么都可以。如果你还需要牛奶，就告诉我，我再给你拿一品脱来。”）我不知道她怎么能靠我每晚三十英镑的房费赚到钱，然后想起了她对信用卡费的担忧，额头后面一阵发热。
我拉开窗帘。窗外是一片蓝色珍珠母贝般的黄昏，以及一排排整齐的半独立式房屋。其中不少也是提供早餐加床铺的民宿，窗户上挂着空房的招牌。我用微波炉加热了用塑料碗盛着的烤面条加干酪沙司，穿着睡衣，钻进羽绒被里，心满意足地边吃边看电视。房间既温暖又安静。我怀疑我是店里唯一的客人。我想起了楼下的玛丽和她的狗，还有周六晚上的电视节目，也许还有一杯酒。想到她完全没有必要的友好，我的心头感到一阵短暂且尖锐的疼痛。也许这就是回家的感觉吧。突然间，我不由地感到孤独。
第二天一早，我一个人也没看见，离开民宿，前往托里。眼前的一切都如此陌生。这里有漂亮的房子和被精心照料的花园，有周末外出遛狗的快乐家庭。我看到女人们推着童车，我知道这些童车要花好几百英镑，和妈妈坚持要为我和妹妹置办的那种有着巨大金属框架、灯芯绒软垫的婴儿车截然不同——尽管我们通常住在顶楼。
我沿着一条不太记得的大河漫步，迈上了一座我记得的桥。我曾经穿着红色小雨靴，拼命在桥上奔跑，咚、咚、咚，任由妈妈在我身后呼喊。那座桥把我以及这座城市的繁华与金钱和托里分隔开来，如同水油分离，满眼跨过大桥，我走进托里，步行穿过一排排破旧的房屋，满眼满溢的垃圾箱和只有房东才会选择的廉价破旧灰色网帘。我知道，我到家了。
我的走路姿势变了。我感觉得到。仿佛我在成长。我的肩膀变宽了，脚步变长了，面对挑战，微微抬着下巴。因为我突然认出了这座城市，知道它是我的。麦基家族已经在这里定居了几个世纪。尽管我四处颠沛流离，但我的家人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走过这些街道。现在我也有权利漫步其中。
这种感觉是我不曾预料的。一种奇怪的笃定。我想，只有当你发自内心地了解一个地方，从懵懂时起就记得它，才会有这种感觉。
我走过了一间旧车库。车库的原色招牌可能和我差不多年纪。我走过了艾特肯斯面包店（Aitkens Bakery）。它已经关门，橱窗里贴着一封言辞悲切的信，说它很快就要永久歇业。我把手指放在玻璃上，像个小孩一样往里张望。阿伯丁最好的奶油面包就出自这家紧挨车库的小巷面包坊。
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爱丽丝，我仿佛缩小到了三岁时的样子，啃着纸袋里热气腾腾的黄油面包，抬头对着妈妈微笑，因为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但没过多久，我又变回了一个成年人，想要带着那个孩子一起欢天喜地，想要永远保护她，每天都带给她各种微不足道的善意，让她微笑，让她开怀大笑，让她觉得自己有人照料。那个孩子值得拥有这样的生活。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毫无意义的想法推到一边，拐过街角，来到外祖母居住过的街道。
如果你喜欢实用主义和有点压迫的美感，这应该算得上是一条美丽的街道。起伏的山丘上，一座座花岗岩房屋仿佛在朝你逼近。我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这座山丘曾经带给我许多欢乐。它充满了无限的刺激，宛如一条展开的丝带。那里，就在那个角落，开着我们偶尔光顾的老酒馆。同样落满灰尘的窗户，同样陈旧的斯诺克台球桌绿色油漆，同样含糊的热情。
那边，在另一个角落，有一家小商店，我过去经常跑去买刺猬薯片（Hedgehog crisps） 和吉百利野生动物巧克力棒（Cadbury’s Wildlife bars）。
希瑞：一动画角色，出自动画片《非凡的公主希瑞》（She-Ra： Princess of Power）。——编者注 外祖母住在她那栋楼里较高的一层。妈妈会在楼梯口按住自己的肋骨说：“让我喘口气。”外祖母的小公寓里似乎总是弥漫着烤鸡的香味，虽然我知道这不太可能。我会一遍又一遍地数着自己放在罐子里的两便士，被妈妈和外祖母称为“吝啬鬼”。她们还会用我的裤子把我绑起来，同时用上家里找得到的所有腰带和围巾，让我假装自己是希瑞（She-Ra） ，想办法逃跑。有段时间，两个中东男人搬来和外祖母合住。每次我去做客，他们都会给我一盒巧克力。有一次圣诞节，他们还送了我一个能在小台子上旋转的芭蕾舞女芭比娃娃。
在我五岁之前，外祖母一直非常宠我。她穿着及膝的黑色皮靴，说要是学校里有人找我麻烦，她就“穿着大靴子去踢他们”。她还允许我像揉面团一样揉她没戴文胸的丰满乳房，和我一起咯咯地笑。她有一个“疯狂的角落”，就是沙发的扶手与主体之间的空隙。她会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塞在那里——杂志、香烟、打火机、眼镜、Polo薄荷糖、纸巾，还有她正在喝的起泡酒。
小时候，我就能觉察到她的无情和她为了卑鄙而卑鄙的能力。但那种感觉最初并非产生在我的脑海里，而是一种直觉。在她面前，我会产生一种难以理解的警觉。大概十岁那年，我开始真正理解她是如何对待妈妈，以及这反过来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家庭的。我知道她们的争吵有多频繁，妈妈曾多次试图断绝联系，但外祖母总能让她回心转意，可回来后又会受到折磨，周而复始。我开始明白，她总是强调自己一穷二白，却始终烟酒不离手。（家里经常拖欠水电费，而妈妈总是得想方设法筹钱支付。）她可能是我认识的最令人讨厌的女人。写下这段文字时，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说过她一句好话。
听说她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布拉格。当时我正去一间地下室找了个妇科医生，取出体内的宫内节育器。这位六十多岁的妇科医生身材矮胖，一头灰色的精灵短发，穿着一件不协调的医生白大褂——除了摆着一张医疗床，看起来这个诊所似乎也是她的家。她十分热情，令人安心——当你要用窥器把别人的阴道撑开时，这种品质难能可贵。收到妹妹发来的信息时，我还处在疼痛之中，正和彼得一起笑着说起，我竟然在布拉格某间陌生的地下室里，让一个陌生人乱搞我的子宫：她拿出那根T字形的钢丝时，还像变魔术一样，大喊了一句“嗒-哒”。
我记得信息中写道：“凯里，我刚得知外祖母去世了。”当然，信息里不止这一句话。
彼得和我在广场上喝了点啤酒。那广场在金灿灿的阳光和盛开的鲜花中显得格格不入。我一直眼泪汪汪，既震惊，又莫名地愤怒。
“你知道的，她是个可怕的女人。她对所有人都很糟糕，却能活到终老。但她还是我的外祖母。或许我伤心只不过因为希望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外祖母。”
过了几个星期，在我发了很多信息却无人回复之后，我才得知她几年前就因肝功能衰竭去世了。她的骨灰被撒在南防波堤的海滩上。临死前，她几乎一口东西都不想吃，只是抽烟喝酒，侮辱身边的家人。医院里的护士显然都很喜欢她，认为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有一天，她在被人推着穿过走廊时，转身对一位家人说：“看到了吗？所有人都拜服在我的手下，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一脸冷漠。
我不打算去她的骨灰撒落的地方吊唁，反而很高兴我们身在布拉格。我突然想到，我不断地旅行，从一座大陆到另一座大陆，尽可能地远离，其实不是在寻找，而是在逃避。
但现在我选择了前往阿伯丁。我在一座她可能住过的房子外面站了片刻。倾泻而下的阳光被这座建筑的灰色吸收殆尽。除了鸣叫的海鸥，街上空无一人。尽管还是不想去看她的骨灰抛撒的地方，但我抬头的一瞬间，某种东西令我感到悲伤。我承认心中的失落，只是不太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
毫无疑问，珍妮·麦基的一生充满了艰辛与悲情。这样的人生会把任何人推入痛苦的境地。但她留了下来，蜷缩在那里伤害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经常是反复伤害他们，紫罗兰色的冷酷双眼寻找着伤口。她孤独终老之际，身边只有香烟和兰姆布里尼酒为伴，还有满心的骄傲与怨恨。有趣的是，她总是告诉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关掉了手机上的导航。我很清楚要去往何方。转过街角就是托里居民区的起点，低矮的街区，褪色的红色阳台，还有一个作为公共空间的草地广场，广场上空无一人，一片凄清。我在巴纳格斯克路（Balnagask Road）的一座房屋前停住了脚步。那是我的曾外祖母弗洛里住过的地方。我真的曾经站在她家的厨房里吗？当时妈妈喝着茶，弗洛里的身边到处都是颜色灰暗的犯罪实录杂志。
我总是觉得，那些在几条街道内比邻而居的家族都是些怪人。他们喜欢毫无计划地相互串门，一边喝茶一边八卦，甚至自发地留下来吃晚饭（通常只是些朴素的土豆泥），实在是令人惊讶。很难想象，我就出身于这样风格的家庭。如果我们没有“失联”（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我可能也会在家族的住所间窜来窜去，为他们采买东西，听他们讲讲故事，领到一枚难得一见的五十便士硬币作为奖励。只不过我们从来都不是那种家庭。
有个亲戚告诉我，我们的家庭变化莫测、四分五裂。我还了解到，九十年代，由于男性先辈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过高，我们的家族曾经接受过基因检测。结果显示，这种情况有遗传倾向，因此父母应该确保子女注意药物和酒精的摄入。我们的女性先辈中也发现了数量异常的双相情感障碍案例，但家族并没有对此进行测试。最重要的是，至少有一半的家族先辈是不可否认的酒鬼，其余的人就像一个表亲说得那样，“爱喝上两口”。再加上家庭关系、贫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和彼此胶合的社区，难怪他们永远没有机会摆脱困境。
走着走着，空气变了，海鸥的叫声更加响亮。我发现自己来到了尼格湾。我喜欢和妈妈在这里散步。其实它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一些岩石和小海滩，还总是狂风大作，所以既不能划船，也不能把身体埋在温暖潮湿的沙子里。但那是专属于我和妈妈的时光。我们只会在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去那里玩耍。我记得她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衫，留着短发，自信满满地走来走去，而我会自豪地模仿她。我还记得内心的喜悦，记得我对那个带我去闻大海味道的女人绝对纯粹的爱。
一切都变得渺小了许多。虽然这话是陈词滥调，却并不妨碍它的正确性。前往尼格湾的路总感觉有好几英里，可其实步行还不到十分钟。实际上，外祖母的房子、曾外祖母弗洛里的房子、大海、我家的公寓、我曾经的学校这些地方彼此间的距离都不超过二十五分钟。真是不可思议，我竟然曾经住在这样一个社区里，拥有超过二十个表亲，其子女数量更是不胜枚举，在托里随处可见；我可能会在前往商店买乐西或上学的路上碰到亲戚，只要说上一句“我姓麦基”，人们就会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也许曾和我的家人做过同学。妈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离开的。
我们的居民区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不过，我不记得居民区边缘还有一座巨大的迪赛德家庭支持中心，不过我听说，阿伯丁的东欧社区已经迁到了这里，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变。妈妈过去常说，我应该跑步去商店，然后尽可能快地跑步回来，还说那里非常危险。当年的小巷和死胡同看起来的确危机四伏，随处可见破碎的瓶子和被撕破、露出杂物的垃圾袋，里面会掉出脏兮兮的尿布和家庭废弃物。
放眼望去，这里仍旧十分贫穷。居民区边上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公交车站。一个老妇人和一个用童车推着小孩的年轻母亲正在那里等车。我记得我也和妈妈一起等过公交车，不过大多数时候，为了省下车费，我们都是“徒步”出行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阿伯丁这座光辉的城市对我来说似乎都十分陌生。我并不是真的出生在阿伯丁，因为托里就如同一个独立的国家。我想知道，如果这座城市多年来创造的石油收入能有一部分重新投资在托里，会怎么样？如果这里的居民也能获得那种闪亮的荣光和繁荣，会怎么样？在那种环境里长大，感觉会有多大不同？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们从小就相信，自己所在的城市认为他们应该和其他人一样，拥有一个体面的环境，结果会如何？
地面上仍旧插着一根根公共晾衣竿。我记得自己曾像钻迷宫一样尖叫着在里面穿梭。衣服随风飘扬，让我逐渐迷失了方向。那里还有一个走廊，也就是沿着楼房外的走道。我曾经假装自己是个苏格兰女牛仔，头上戴着三岁生日照片中外祖母头上歪戴的牛仔帽，在那骑着羊角球玩。
周围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有的在倒垃圾，有的正弯腰查看掀开的汽车引擎盖。他们都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我本以为自己会感觉受到了威胁，但反而觉得他们可能会把陌生人视为威胁，所以我尽量打着招呼，面带微笑。我找了张长凳坐下来，用手机写着笔记，注意到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系着一条飘逸围巾的年轻女子正好奇地看着我。她的手里拎着些杂货和一瓶红酒，看起来很像如果我住在这里可能会结交的那种朋友。
紧接着，我沿着被外祖母称为“鸡棚”的小型预制房所在的街道走去。在它们身后，我看到了一片广阔的田野。那是我永远不能单独去的地方。我突然想起妈妈曾一时兴起，想去那里放烟花。她从饼干罐里掏出烟花，让所有的孩子手拉着手一起往后退，一直走到安全距离以外。出于种种原因，这似乎与妈妈平日里的行为格格不入，但这段记忆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之中。
从学校穿过田野回家的路上，她说要带我们去圣地亚哥，找我美国的祖母。爸爸会支付机票的费用，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抱着公用电话的话筒，听到了祖母米莉轻微而愉悦的声音。还有她寄来的包裹，里面有几只小塑料杯和一个能够神奇地自动填加黑咖啡的咖啡壶。我曾在爸爸的公寓里找到多年来祖母寄给我的生日卡和圣诞卡，上面总是写着“请给我的天使孙女一个吻”，“我每天都含着眼泪想着我美丽的孙女”。她经常要求我给她拍上几张照片。据我所知，爸爸从未转交过这些卡片，也没有寄过什么照片。他对自己的母亲也充满了怨愤，直到她因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和药费在圣地亚哥去世。我们的家庭似乎蕴藏着许多这样的愤怒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