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厅里，斯图尔特除了挂上水磨坊壁画，还挂了一幅热带海滩日落图。画中描绘了棕榈树和拍岸的绿松石色海浪，还有芒果色和西瓜色的地平线。走进她家时，我曾认为那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东西。我常常躺在它前面那张散发着霉味的薄地毯上，假装在晒日光浴，仿佛随时都能从冰冷的小房间里跳脱出来，钻进海浪。写到这里，我感觉洋洋自得，因为成年之后，我确实在许多遥远的热带海滩上做过这种事情，仿佛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真，就是因为昔日迫切的渴望。
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大哥名叫布鲁斯。他有体面的工作，做的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在从事天然气或石油行业。里奇和斯图尔特会用“富得流油”来形容他。他们称他为“大兄弟”，但你总能感觉到两人对他拥有他们没有的东西而感到有些不满。
一开始，我们和帕特祖母住在一起，挤在她的公寓里。她当时一定有七十多岁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猜她应该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她笃信宗教，可能因为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皮肤晒得黝黑，脸颊如同一只皱巴巴的纸袋，所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个二十岁。她的假牙白得发亮，头发打着卷，如同顶着一团光晕，整个人有种退休到佛罗里达的疯狂科学家气质。
她是个温和安静的女子，说起话来经常断断续续，音量从轻声到耳语，逐渐弱化，随后摆出一副恳求你理解她的表情，以此摆脱遣词造句的痛苦。
她喜欢把周围的所有东西——坐垫套、自己的衣服、茶巾——都剪开，然后再缝起来。她所有的衣服都被剪成了两半，然后用又长又宽又流畅的针脚重新缝合在一起，仿佛她自己就是一件手工艺品。妈妈和里奇最严重的一次争吵是因为她把妈妈的“婚礼毛巾”剪开后重新缝了起来。妈妈确信这是出于恶意：“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里奇却反驳说：“她把它们缝回去了，不是吗？”
继祖母很高兴家里多了一个孩子，而且小儿子也回来了。当她发现我大多数时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时，就不那么高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对我来说是种矛盾的说法。
她肯定不喜欢看到妈妈，因为妈妈留着随意的短发，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满嘴脏话，还爱抽烟喝酒，笑声响亮，脾气更大。妈妈的身上充满了叛逆的气质。要知道，她曾经逃去过伦敦，住过非法占用的空屋，喜欢朋克音乐，对女性角色有一些有趣的想法。而且她有一个难缠的母亲，不需要另一个不认同她的母亲。她不适合住在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徒家里。这两个女人就不该待在同一间公寓的屋檐下，甚至不应该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
但帕特祖母对我很好，她经常从钱包里掏出一枚闪闪发光的二十便士硬币给我，还会教我怎么做燕麦片——一种漂浮在加糖牛奶中、口味醇和的咸味麦片。她带我去领过圣餐，也许是希望我还来得及皈依。
奥兰治会：又称奥兰治兄弟会，一宗教社团。——编者注 天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怎么睡觉的。我记得我、妈妈和里奇睡在双人床上，祖母睡在沙发上。慢慢地，我和妈妈在烦躁中融入了这个由盘式烤面包、鸡蛋、薯条和豆子组成的世界。这个“不要妄信上帝之言”的世界，这个里奇爱去迪莱酒吧、博彩店或斯图尔特家喝酒打牌的世界。妈妈也想去，但有了我就只能被困在家里等待，担心他又挥霍了多少钱。这个世界里还有奥兰治会 的游行和新的福利办公室，以及妈妈和里奇频繁的争吵。在公园里，我会被问及是选择凯尔特人队还是流浪者队，而我并不明白错误的答案为何会害得我被赶回家。这里的寒冷似乎能将我双腿最上面的一层皮肤冻掉。每当有婚礼结束，当地居民区的孩子们都会在教堂门外等待新娘在派对上抛撒硬币，然后争先恐后、你推我搡地“争抢”。和妈妈一样，我明白自己直接进入了一个传统的天主教父权家庭，身处一座举目无亲的小镇，仿佛被关进了一个狭小、冰冷且根本不合适居住的灰色盒子，搞不懂事情是如何发生或为何发生的。
继父一直对我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你太敏感了，你得坚强起来。”最后，妈妈也接受了这种看法。没错，我太敏感了。对居民区里赤裸裸的暴力行径、大喊大叫、争抢硬币——不管那天有没有婚礼，都太过敏感。我敏感到无法在这样的房子里长大，因为我知道这个令妈妈发自内心感到绝望、愤怒到无以为加的男人讨厌我的存在，因为有了我就相当于多了一张嘴要吃饭，而这些钱本可以花在巴克法斯特酒和香烟上。我敏感到无法去游乐场里游玩，无法和那些嘲笑我滑稽的口音和衣着的孩子们玩耍。
家里家外，我似乎和一切都格格不入，我的选择似乎也只有哭泣、挣扎或消失。我哭过、我挣扎过、我无时无刻都怒气冲冲。但我至少没有消失。
我们搬去了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转租的廉租房。关于这间房子，我的记忆已经基本模糊，只记得屋里摆着常见的四脚壁炉，棕色的地毯散发着酸臭，用的还是十年前的二手家具。木雕的鹿装饰品成了我最喜欢的玩具。我清楚地记得，全家人始终承受着害怕被人发现、流落街头的压力，还得学会用谎言解释我们为什么要住在那里。我入读了一所学校，但在搬进“永久”公寓后又转学了。那是多么好的一个房子啊。
一个人蹒跚学步时、三四岁时和年满七岁之后，在居民区里生活是有很大区别的。五岁之前，世界是混乱与喜悦的交织体。躺在妈妈的腿上，把头靠在她的胸前，嗅着她身上代表着的家的气息，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日子在忙乱中流逝，所有不好的回忆都能被一声刺耳的高音勾起，然后随着一块巧克力、一次小睡或是某个电视节目而被忘记——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是被遗忘了。我创作这本书的过程表明，那些断续的情感高音就埋藏在某个深处，等待几十年后轮番上阵。
在艾尔德里，如果我摔倒、饥饿、害怕或是因为什么感到激动不已，我还是会奔向妈妈。但搬进公寓后，我感觉仿佛戴上了眼镜。那些原本看似模糊的东西，那些我只能依稀辨认出轮廓的东西，突然变得清晰起来。这副眼镜的度数并不精确，因为我仍然无法理解某些事物的细节、构造和组成，却开始意识到事态并不明朗。也许妈妈无法一直保护我。事实上，我可能需要保护她。
我们的新公寓位于霍尔希尔斯（Holehills）巴尔奎德法院（Balquider Court）众多高层建筑中某一栋的顶层，周围都是类似“斯拉西布什”（Thrashbush）这样的名字。“鸟不拉屎的地方，”（“Hellholes,”）妈妈过去常说，“烂疮堆！”（“Thrushbush!”）她仰天大笑，而里奇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用粗大的手指抹去舌头上的烟丝。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别的愿望，那应该就是希望自己的女人能“像个淑女一样”。
写到这里，我发现了一张巴尔奎德法院和隔壁混凝土垃圾箱棚的档案照片。我仿佛仍旧可以闻到某种味道——某种动物腐烂在我的鼻孔里的味道。街区比我印象中的更加狭小。不是我记忆中的高楼大厦，如同灰色的手指伸向天空，而是只有六七层高的低矮建筑。
我们的公寓散发着新刷的油漆和昔日火灾的烟雾熏出来的味道。正是那场火灾让前任租户搬了出去，给了我们一个栖身之所。妈妈本来不想搬进来。为了让我们放心，里奇在窗边的墙上钉了一圈粗壮的橙色尼龙绳。
“这有什么用？”妈妈问。
“我们可以把毯子、床垫扔下去，然后用这根绳子逃出去。”
“这相当于自杀。”
里奇微笑着转向我。“断几根骨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住过帕特祖母家和其他的地方后，这套公寓住起来相当宽敞。但没人想要这种电梯从不运行、垃圾箱就在家门口的顶层公寓。而且电梯里到处都是涂鸦，还散发着尿骚味。其中一个楼层总是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一想到那个女人——因为那肯定是个女人——每天都要提着水桶出来，绝望地试图阻止这栋楼和周边环境的恶化，我就感到难过。
男孩子们会拿着旧网球拍和木板钻进垃圾箱棚猛捶，那些栖息在房梁上的小鸟被吓得四散飞逃。妈妈过去常常跑下楼朝着他们大吼大叫。我为她感到骄傲，觉得她很勇敢。里奇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齐膝高的小桌子上摊着烟纸和烟草。他会用一只小玻璃杯喝巴克法斯特酒，仿佛那是什么上等的法国葡萄酒。
垃圾箱棚在八十年代末就被拆除了。我猜是因为它们成了害虫的温床，而且这种设施其实就是卫生灾难。六栋住宅楼的中间，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堆着成堆腐烂的垃圾，如同一座腐烂的屋前花园，简直就是对贫民窟的一种严重控诉。
我们搬到巴尔奎德后不久，妈妈的孕肚渐渐大了起来。我开始在居民区里四处玩耍。流浪者队和凯尔特人队的问题仍然是你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我交到几个朋友，也有了学校可上。我开始在垃圾箱里寻宝，找到了一套不完整的“自制泰迪熊”材料包，用它为我的芭比娃娃缝了件亮橙色的人造毛衣服。我会在生日派对上跟着亚兹音乐跳舞。我想成为一名舞者或时装设计师。
只要出示福利簿，我们就能从穿梭在居民区里的货车后面领到没有标签的罐头肉和大块奶酪。里奇拿着东西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仿佛肩上扛着一只猎来的鹿。但是妈妈拒绝吃罐头里的肉，说你不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品质低劣的东西。我们会用大瓶的仙女清洁剂来清洗头发、身体、衣服、房子和盘子。我们拥有一台电唱机和一台贝塔麦卡斯（Betamax）视频播放器。里奇会用这些设备观看《兰博》（Rambo），而一条波浪状的静电线将屏幕分成了两半。
里奇和妈妈的争吵比以往更加频繁了。他经常消失，而且一走就是好几天。家里有时会有一些钱——如果里奇在投注店里赢了奖金——大多数时候分文没有。只要我跟里奇出去玩，就会模仿妈妈的话教训他：“妈妈说，你不应该把钱都花在赌博上。妈妈说，要去买面包，没说买方便面。”我像个小老婆子一样唠唠叨叨，而且和真正的老婆子一样，感到愤怒和无力。
妈妈孕晚期时，外祖母从阿伯丁前来探望，但和大家喝了一顿酒后没几天便不辞而别。妈妈正试着给即将降生的孩子粉刷房间。有一天，所有人都喝到深夜，妈妈尖叫着控诉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她，骂他们“狼狈为奸”。也许有人将油漆扔到了房间的另一边，也许是另外一次的事情。我猜妈妈以为外祖母在和里奇调情。当然，我不觉得她能做出这种事情。
最终，我多了一个妹妹。一个长着漂亮蓝色双眸、被紧紧包裹起来的小娃娃。生产后，妈妈留在医院里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她出院后，我必须完全保持安静，丝毫不能惊扰到她。里奇越来越爱对我发脾气。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继父是个会在责任的重担下惊慌失措的人，因为这与他只为自己着想的需求截然相反。
妹妹出生时我才七岁。我爱妹妹。我知道她不能吃固体食物，便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她买棒棒糖。每天放学之后，我都会跑步回家，这样我就可以喂她吃饭。我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小洋娃娃。有一天，她从床上滑落下来，鼻子前面被地毯擦伤，好几个月后才恢复。从那时起，我们就叫她“樱桃鼻”。
家里的很多迹象都表明，事态不太对劲。可一个孩子大多只能感觉到莫名其妙的胃痛、失眠，以及明知肚子饿，却不该再开口要吃的。
妈妈被叫去参加她舅舅罗伯特的葬礼。罗伯特是个酒鬼，如果家族传闻无误，他是在圣诞节前后醉醺醺地去了儿童之家，想给孩子们捐钱，结果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然后横穿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死的。这是我们家族最接近于殉道者故事的一件事，每个人都备感震惊。和以往从阿伯丁探亲回来时一样，她面色苍白，疲惫不堪，就连一个七岁的孩子也能看出她明显不太舒服。毫无疑问，葬礼期间发生了一些争执。我从没见过像我家这样爱吵架的家庭，仿佛他们是在为生命本身而战。
妈妈不在时，里奇弄丢了我们的福利金，于是我们去社会救济机构申请了一笔危机贷款。他说钱是从他的口袋里掉出去的。妈妈把一整锅咖喱饭都泼在了他的身上。那本是我们那周的晚餐。这么做没有任何帮助，但谁又能怪她呢。
我猜那段日子里，她的内心肯定充满了愤怒、失望和悲伤。我不知道邻居或老师看到我时会怎么说，但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一个崩溃、挣扎、只能勉强维生的家庭。
里奇第一次正式离家出走时，我的妹妹才一岁多。他是趁着半夜离开的，什么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于是我们只能步行前往遥远的福利办公室申请另一笔危机贷款。
福利部门的人有一点说得对：我们家似乎总是有紧急情况发生。
我们搬去了艾尔德里另一个居民区的另一套公寓，但距离不远，所以我上的还是同一所学校。公寓位于一楼。我猜我们之所以能住在这里，是因为妈妈成了单亲母亲，不能指望她拎着大包小包或是推着妹妹那辆老式的巨型婴儿车上下楼梯。
那是一栋十分陈旧的建筑，冬天很冷。湿气顺着窗框钻进来，留下黑色的污垢，水渍爬上了墙壁。妈妈找到的打折光亮油漆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洗完澡后晾衣服、换衣服、吃东西和各种活动都尽可能发生在客厅的四管暖炉附近。
照着图书馆里借来的食谱，妈妈开始用镇上小店买来的小袋面粉和糖做面包。有一段时间，家里总是会出现法式小饼干或蛋糕。你绝对想象不到，我们这些廉租房的孩子能在潮湿的公寓里吃上精致的自制糖衣蝴蝶酥饼干。
那一年，我们买了一棵美丽的圣诞树，还养了一只黑猫，取名“吱吱2号”。爸爸来探望我们，一切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会用意大利面打架玩，看似滑稽又有趣，直到打到一半妈妈哭了起来，生气地说我们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尽管这一切最初是她引起的。他只待了一两天，但为了留下深情的印象，他送了我一双白色的皮革流苏牛仔靴。那段时间，这双靴子曾让我在其他的女孩中拥有了些许人气。
我不知道里奇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记得他是和我们住在一起，还是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的。我只记得那次争吵。妈妈和他站在一家酒吧漆黑空旷的停车场里，两人都尖叫着说妹妹是自己的。我也尖叫着让他们闭嘴，直到另一个成年人把我拉到一边。我记得，在那个简陋居民区边缘的简陋酒吧里，旁观者的脸上无不带着震惊的表情。我知道事情一定非常糟糕，因为在这种地方，想要令人感到震惊可不那么容易。
消化饼（digestive biscuit），起源于英国的微甜饼干，可搭配咖啡、茶一起食用。——编者注 不久后，里奇再次离家出走。妈妈和楼上的邻居喝了一夜的酒。后来我们回到公寓，在饼干桶里翻来翻去，发现里面只有消化饼 的碎渣，可能还能摸出一两片完整的。和往常一样，我对妈妈的失控、脏话、摇晃的脑袋和狂笑感到怒不可遏，七窍生烟。我朝她扔了一小块饼干，喊道：“你醉了。”她笑了，于是我又扔了一块，然后跟着笑了起来，扔了一块又一块，从而引发了她的怨恨。
她骂我是头自私的小母牛，是个讨人厌的小婊子。她对我大吼大叫，却因为醉得厉害根本无法提高嗓门。“走吧，”她说，“滚出去。我受够你了。”我肯定也咆哮着顶了几句嘴，说我恨她，说她太可怕了。“哦，你恨我，对吗？”她把我拖到了楼上的邻居家。我哭得不知所措。
邻居笑着打开门，发现我们显然不是来串门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妈妈宣布她要和我断绝关系。他们可以把我带走，直到第二天社会服务人员过来。“算了吧”，他们跟她讲道理。“不，她完了。”我是一头忘恩负义的小母牛。
邻居的孩子们穿着睡衣站在后面，满脸惊愕。耻辱如同一股热浪，席卷了我的全身。最终，邻居家的妈妈把我迎了进去，给了我一套睡衣。那天晚上，也可能是第二天早上，一想到一个小孩就这样被送了人，这些孩子的心中就充满了恐惧，纷纷围过来问东问西：“接下来怎么办？”我回答：“我不知道，她不想要我了。”“那你妹妹呢？”我耸耸肩说：“我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妈妈来了。她刚洗完澡，脸色苍白，头发十分光滑。她向邻居们道了歉，把我领回了楼下的公寓。她说她永远不会伤害我，还说她爱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我恳请她别再喝酒，我总是这么说。但我不记得她是怎么回答的了。
没过多久，我回到家，发现妈妈又像过去一样，带着“重头开始”的狂热活力收拾着行李。原来我们收到了里奇寄来的明信片。他在明信片背面用粗头的圆珠笔写道，他在北希尔兹（North Shields），一个“很棒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工作”。于是我们拖着大包小包坐上前往另一个地方的另一辆国家快运大巴。
14
艾尔德里2018年
“爱与光”康复咖啡馆位于距离艾尔德里火车站几条街远的一座教堂内。我在浏览艾尔德里的脸书网社群时偶然发现了比尔和朱莉经营的这家咖啡馆。
我直接从车站走了过去，一心只想再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回避自己的过往。艾尔德里的天空依旧如记忆中低垂，淅淅沥沥下着雨，却让我感到了些许安慰。我走进门，看到一名女子身上的红色T恤衫背面写着“康复”，表情却疲惫不堪。她说别把行李放在外面。我猜想她一定就是朱莉。看到我朝她迈开脚步，她举起手摇了摇头。
“你去找比尔吧。我有个女性会议要开。”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出现了。他穿着一件北面牌夹克，戴着粗大的金项链，项链上挂着一只祈祷之手。他的头发很短，脸上明显留着历经风霜的痕迹，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始终坚持着眼神交流。他做了个自我介绍。我解释说，我小时候就住在这个地区，现在正在创作一本书，想找人聊聊他们的经历。
比尔的口音很重，但对于这样一个大块头来说，说话的声音却很轻。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他自己也是个正在康复的瘾君子，“曾经吸过……任何能让人上瘾的东西”。
我问他咖啡馆是怎么开起来的。
“某个委员会认为，北拉纳克郡存在这样的需求。那些遭毒瘾折磨的家庭和孩子存在这样的需求。大家意识到，没有人会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我相信这是命中注定。我相信宇宙，相信上帝，随你怎么称呼它。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
我感觉有些不安。面对笃信宗教的人，我总是会感到不安。我不愿拒绝他们拯救灵魂的善良提议。但他说，他不认为这属于宗教行为。
“如果你想为它加上一个标签，我们觉得它是‘精神方面的’。但我们这个群体很少提及这个词，因为它的用处并不多。‘精神’这个词在这里是指为了别人或群体的更大利益所做的任何事情。”
十二步法：一种结构化的自助康复计划，由一个名为“匿名戒酒者”的组织发起，最初用于帮助个人克服酗酒问题，后用于处理各种成瘾问题。——编者注 他带着我在屋里转了转，介绍我认识了两名志愿者。这两人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一个留着芭比粉的头发，另一个戴着牙套，但都穿着同样的鲜红T恤衫。每周六的十二点至四点，“爱与光”会为那些受毒瘾影响的家庭供应早餐，举办研讨会，也许还会有一些音乐或娱乐活动。店里摆着几张搁凳，一张用来放自助书籍，内容主要与“十二步法” 有关。他们称之为“康复图书馆”。另一张凳子上坐着一位妇女。她正在编织精致的新生儿衣服，准备送给需要的人。还有一张桌子上摆满了捐赠的超市面包，可供到访者带回家。
我们在入口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比尔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持瘾君子，也是为了帮助他们的家庭，以打破这种功能失调的循环。我点了点头。“在我的家庭里，各种成瘾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讲述的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功能障碍，以及如何才能阻止它们。”
一瞬间，我们两人都沉默了，因为我们见识和知晓的许多事情足以填补我言语之间的空白，理解简单的一句话所代表的千言万语。在那个难堪的时刻，我感觉热泪正在眼眶后积聚压力，赶紧拿出手机为他们的横幅拍了张照。比尔看着我拍下了这张没有必要的照片。“我们理解，这里85%的志愿者都曾身陷那种困境。我们理解。”
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我则在可以插话的空档发出赞同的声音。
“谈起问题本身，你可以说到脸色发青，但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克服羞耻。你懂的，一个人可以带着羞耻活上四十年，然后再带着羞耻死去，也可以在两分钟的羞耻过后走进来，花上三十秒的时间开口说：‘你能帮帮我吗？我有问题。’所以这是四十年对两分钟的问题。”他还说，他们正试图尽早解决孩子们的成瘾问题，并与他们的父母合作，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现在的情况是，海洛因成瘾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生活的范围逐渐扩大，节奏加快，内容愈发丰富。随着环球信贷的加入，人类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广阔。我们想寻求政府拨款去帮助这些人，却被告知政府没有钱。这样一来，很多慈善工作就只能依靠那些正在乞求帮助的人来做了。”
他陪我走回了咖啡馆。屋里的人都注视着我，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带着些许怀疑，尽管比尔就在我的身旁。他告诉我，他们每年都会把那些本来得不到休息的家庭送去静修，让他们在那里学习有助于康复的技能。他们会让瘾君子把自己的过去写在一张长长的纸上，然后在最后一晚将它丢进篝火——“写作具有疗愈的效果”。我怎么可能不同意呢？他还告诉我，他接受过培训，可以提供藏式声疗服务，令我吃了一惊。
“哦，我接受过一次声疗。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过程很舒适，但我睡着了。”
不过他没接话，为我取来了名片，好让我写信为他提出创作康复书籍方面的建议。我告诉他，我会竭尽所能，并把我的联系方式也写了下来。此时朱莉也开完会了。她大声喊道：“这是你的东西吗？”
原来我把电脑和钱包整齐地放在了入口处的桌子上。“天呐，确实是。”
“我不是告诉过你，看好你的东西吗？”
“是的。对不起！”
我赶紧把东西一一收了起来。她边看边摇头。
“你知道的，我们都是瘾君子。我们不需要那种诱惑。”
她是在开玩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我还是道了歉，然后说了再见。
离开时，我渴望糖、温暖和安静，就像一个刚刚献完血的人。于是我去了某条后巷里的咖啡馆。那里的墙壁上摆满了新奇的盐瓶与胡椒瓶。我点了一份特趣巧克力和一杯茶，杯子的把手是鹦鹉造型。尽管十二步法的宗教元素令我感到不安，但他们在“爱与光”所做的一切已经触动了我。艾尔德里不是一个鼓励人们审视自身习惯的好地方——我所知的艾尔德里肯定不是。他们只是普通人，看到了需要做的事情，就放手去做了。这让我觉得尽管自己游历了很多地方，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就，却仍旧欠着一笔还没有开始偿还的债。
吃饱喝足，我从镇里朝着山间高耸的塔楼走去。我穿过陈旧的居民区，路过破旧不堪的房屋，看着黑色的乌鸦在屋顶间跳来跳去。四下无声，只有几个孩子在玩耍，一个女人拉着她的孩子在落着薄薄一层雪的斜坡上滑来滑去。我微笑着望着那个孩子喊她再来一次。她把双手举在空中。“我还没想好呢。”
我原来住过的居民区现在多了一个被称作“门房”的人，像是他们可以送你进入什么上好的餐馆，或是安排电影票似的。这是人们对坐在低矮红砖小屋里、监视谁可以通过电动门的保安的笑称。后来我才知道，门房一职的设立属于一项针对问题小区的新举措。到处都有摄像头，谁来谁去都有控制。但我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门房，大门也敞着，于是我决定碰碰运气。
我沿路走到了里奇教我骑自行车的地方。考虑到他认为教别人游泳的方法就是把他们丢进深水区，我其实不记得过程有多糟糕。妹妹出生后，外祖母赶来探望却与我们不欢而散的那一次，我也是在这里和义愤填膺的她挥手告别的。
我不喜欢待在这个地方。这里十分静谧，但我明显感觉自己进门后一直如履薄冰，平日里的微笑和自诩的身份背景、怀旧情怀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的前面有个身穿运动服的男子。他看上去满脸睡意，正靠在一辆冰激凌车旁，和柜台里面的人说话。看到我的出现，两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直到我把目光移开，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这是我从小就学会的一种方式。我想知道那辆送冰激凌的车多久能被放进电动大门一次。
我看见有个男子正往小区里走，于是开口询问哪里可以搭上返回镇上的公共汽车。我之所以拦下他，是因为他搭配的芥末黄色无边帽和围巾看起来傻里傻气，却充满了安全感。近距离看，他的皮肤上布满了红色的血管，还顶着一只酒鬼的酒糟鼻。这样的特征在我的家庭里也曾出现，所以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听到我的口音，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照例解释称自己到哪儿都会学上几句，所以口音“混杂”。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女儿都有爱尔兰口音。
“我八十年代时曾在这里住过。老实说，那时候这里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现在如何？”
他笑了。我感觉他很高兴能有人和他说说话、听听他的声音。他告诉我，他过得还行。“我家附近有几个白痴出没。我会说——”他提高了嗓门，“——你们给我滚远点儿。”
我指了指大门和那间派不上任何用处的砖房。“那个有用吗？”
“它们派不上一点用场。门口的闭路电视是朝门外架设的。我倒是无所谓。我住在角落的顶楼里，不跟别人来往，也没人会打扰我。我哥管那栋楼叫特朗普大厦。”
我笑了。我们挥手告别。
我还有一站要去。下山，远离那些高楼大厦，跟着八岁时的记忆为我绘制的地图前进。我看到两个孩子，兄妹俩正努力控制一只过分活跃的柯利牧羊犬，于是停下来抚摸它。小狗蹦蹦跳跳，吠叫着舔舐小男孩的脸。
“它喜欢雪吗？”我问。
他咧嘴一笑。“它不喜欢雪。它只是喜欢我。”
街角就是圣塞尔菲斯（St Serfs），我以前的学校。在那里，我们每天要念上六次“万福玛利亚”和“我们的天父”，却还是被告知可能要下地狱。在那里，我学会了忏悔自己的罪过，当其他人都在学习初次领圣餐的仪式时，我却坐在储藏室里，因为妈妈不信宗教。看着其他人都因为初次圣餐得到了新的连衣裙和礼物，我号啕大哭，于是一位好心的老师给我买了一幅画着恐龙的天鹅绒涂色书和一大袋彩色笔。
我顺着山坡朝我们在艾尔德里的第四个家走去。巨大的灰色廉租公寓楼里，我们曾经住过的底层公寓挂着新的金属防护链。山上积雪及膝，我的双脚都已湿透。冰冷的空气刺痛了我的脸，阳光使我的视线模糊。但站在那里，在那个我几乎没有什么快乐回忆的家门外，我竟然感到了一丝欣喜。
我走到公寓外那根锈迹斑斑的门柱前。我过去经常穿着心爱的白色流苏牛仔靴，倒挂在上面荡来荡去。如今它几乎还没有我的胸口高。我摸了摸它冰冷的金属，轻声说了句谢谢，感谢回到这个地方的人是现在的我，而不是其他可能的我，那个很容易就支离破碎的版本的我。
在返回格拉斯哥的火车上，我在推特上搜索“艾尔德里”这个词，看到的都是“酒鬼”“缺乏肥皂”之类的推文。我再也不想去艾尔德里了。
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令生活变得艰难的并不是这个地方或人，而是在艾尔德里这种贫穷小镇里流进流出的其他东西。这里臭名昭著的同时也在被人遗忘。
不到半小时的工夫，我就回到了格拉斯哥，但仿佛去了另一片大陆。在那个城镇里，尽管日子举步维艰，一些正直之人还是在竭尽全力地生活。我仿佛与他们感同身受——感受到了一种热烈的、夹杂着迷茫的忠实与愤怒。
15
北希尔兹1988年
我不知道里奇承诺了什么，但我们来到了泰恩河畔（River Tyne）的一座工业城镇。他在一排红砖排屋里为我们找了一套私人出租的房子。和我们离开的地方相比，这房子相当不错。我们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里奇会教我下棋，和我打牌。他还是会作弊，但已经有所收敛。家里没有电视，因为里奇鄙视那种东西。我们也没有微波炉，因为他说微波炉会让食物充满辐射。
家里有几件从别的地方买来的家具，附近还有一座漂亮的公园。日子还不赖。但没过多久，一切便分崩离析。里奇再次不辞而别，害得我们不得不离开那所房子，搬去了民宿。
这间民宿很大，几乎正对着我的新学校。其他住客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男子，所以这里本质上就是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房费包含现成的早餐，但妈妈最后让他们把这笔费用从我们的房租中扣除了，因为她不喜欢我们母女和一群男人一起吃饭。
我们居住的顶楼公寓拥有倾斜的天花板，屋里摆着一张双层床、一张行军床，还开了一扇长方形的小窗。一块石膏隔板背后是一台迷你冰箱、一个插电式的小煎锅和一个水槽。他们管这种房型叫单身公寓。民宿提供公共淋浴，洗一次二十便士，每周可以洗上两次，直到我们发现可以在别人付钱后溜进去飞快地冲个澡。妈妈会守着门。
民宿的“经理”是一对年轻夫妇。两人似乎总是卿卿我我，穿着配套的宽松套头衫，住在一楼。他们有一张巨大的公告板，上面罗列着电影列表。我可以下楼挑选电影，不是《浑身是劲》（Footloose）就是《辣身舞》（Dirty Dancing），或者二者都要。选好后，只要你调到某个频道，电影就会神奇地出现在顶层公寓的电视屏幕里。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在电视机前跳舞，在所有消磨时光的房客头顶上跳舞，震得地板都在颤抖。直到其他客人开始抱怨他们厌倦了那些电影，我被告知每周只能看一次。
那是电视上第一次开始播放《喜剧救济》（Comic Relief）的一年。妈妈希望我们能从头到尾看一遍。我想和里面所有的孩子做朋友。我们吃了很多苏格兰煎饼配果酱和罐装奶油，还有香肠配芥末。我和还不满两岁的妹妹就坐在距离电视屏幕几英寸的地方。
我可以步行横跨马路，穿过公园去上学。学校的规模不大，特别重视板球运动。孩子们知道我来自苏格兰，便叫我尼斯湖水怪。
那年晚些时候，他们中有些人得知我住在民宿里。我猜大多数人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那里。我否认了。有一天，他们跟踪我回家。我发现无法在后巷里摆脱他们的纠缠，于是选了一栋带温室的漂亮房子，一路走到门口，然后藏进了后花园里。当房主出来问我在做什么时，我语无伦次、痛哭流涕地解释了一番，然后在她悲哀地表示理解的目光中跑开了。
爸爸与我还有联系，还在以昂贵礼物的形式支付抚养费。最新的礼物是一个长绒毛的全尺寸猫咪抱抱玩具，名字就叫“黑猫”。我的年纪可能已经不能带着它走来走去了，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它。当有人假装它是真的时，我会打心眼里感到喜悦。
里奇又回来了，巨大的身躯挤进了我们狭小的房间。就这样，喝酒、抽烟和争吵的日子再次拉开帷幕，直到他离开，就像他来时那样突然。妹妹还太年幼，无法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变化，她巨大的脑袋摇摇晃晃，不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和那一年之前的我一样，直到现实慢慢渗透我充满焦虑的脆弱骨骼。
一天晚上，凌晨时分，民宿里的全体居民都被疏散了。大家一同挤在人行道上。在消防车的蓝色闪光中，我用毛巾包裹着身体。
“他说他要把这地方烧光，真是个疯子。”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抬头紧盯着我家的窗户，想着我们所剩无几的财产，担心自己身上只有背心短裤和一条毛巾。原来有个男人一直拿着打火机待在烟雾探测器下面，还反锁了房门。大家必须把他劝出来，因为他威胁要把整座房子和他自己都点着。
当然，谁最终都有可能和精神病人成为邻居，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家并不安全。我突然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走廊里玩耍，为什么要把守着浴室的房门。我那时才明白，生活在陌生人的房子里是会出岔子的。因为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只知道这些人和我们一样，不知何故沦落到了社会的边缘。
16
豪顿勒霍尔1989年
“豪顿勒霍尔（Hetton-le-Hole）？是大坑的意思吗？”妈妈问。开车来接我们的那个男人笑了。住房协会的人来民宿探望我们。我看到妈妈在跟他抱怨天气有多糟，就插嘴说：“而且我们洗个澡还得付二十便士。”“嘘。”妈妈让我安静。
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时候可以道出事情有多糟糕的真相，什么时候又该假装情况并非如此，以及什么事情应该对哪个成年人说。即使只有八岁，我也能看出他在走进破旧的房间，看着脏兮兮的小窗和摇晃的床铺时，努力不让自己露出震惊的表情。待他迈出不堪一击的房门，走下楼梯，经过众多的房间和众多的人，妈妈才转身对我说：“一切顺利。”
几天之后，也可能是几周之后，我们坐上他的汽车去看房。一座房子！一座像样的房子！我没怎么坐过汽车，可能偶尔会坐出租车。这名男子的打扮非常时髦，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在我喋喋不休时露出了善意的笑容。我和妹妹坐在后座上，翻看着他家孩子的图画书。妈妈和他坐在前排亲切地聊着天。我暗自希望他能成为我们的新爸爸。
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一座房子，而是一栋小红砖楼的二层公寓，坐落在死胡同里的某片小红砖楼居民区里。我猜想，在八十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它肯定是优秀社会住房设计的极佳范例。死胡同的四周点缀着长满灌木的花园，看上去不是用来玩耍的。反正我们这些孩子钻进去肯定会擦破膝盖。
居民区的尽头，在距离我家几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小块灌木丛生的土地，上面竖着一架秋千，还有几只被篱笆围起来的马和一些小块的菜地。穿过菜地旁临时铺设的狭窄土路，便是成排的矿工小屋。沿着屋后的小巷走下去，你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家板球俱乐部，最后再顺着这条路走上三十分钟，爬上爬下才能进城（因为豪顿真的坐落在一个大坑之中）。
妈妈称这里为“地狱大坑”。但那一天，一直向往城市的妈妈一言不发。可能只说了一句这里非常“安静”或十分“偏僻”。
看完房子和小区，妈妈和那个男人之间的关系突然冷淡了。返程的途中，“去冒险”的愉快气氛逐渐被另外一种东西所取代。也许他认为她应该更加感激。也许他对她的失望感到失望。坐在后座上，我满心惦记着拥有自己的房间，还有我肯定能学会骑的小马（它们其实又肥又老）。我的手指可以和它们的鬃毛交缠在一起。
我们搬进公寓时什么都没有。妈妈领到了一笔布置房子的生活费补助。我记得大概是一百七十五英镑。考虑到我们从不曾拥有超过五英镑的存款，这听起来像是一笔巨款。但我们必须用它购置整个家庭所需的物品。盘子、平底锅、刀、碗、冰箱、炊具、沙发、床、被褥和毛巾，还有衣柜、浴垫。这笔补助根本不够添置画、靠垫、地毯或玩具，因此无法让一个地方变得温馨或舒适。
不久之后，我们又领到了一笔校服补助。我们学校没有校服，所以妈妈为了这笔钱肯定是据理力争。她总是很擅长争取。我有时会想，在另一个世界里，她可能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金融交易员，或是离婚律师，因为这些职业可以发挥她小猎犬般的本能，面对最轻微的挑衅也要咬住不放。
回想起来，对于当时那个地区的学校来说，不穿校服是一种进步，但妈妈还是必须为我寻找能让我体面上学的衣服。破衣烂衫只会让我们出丑。
妈妈带我和妹妹去了桑德兰购物。她偏爱那些耐穿的东西，因为她知道，下一次补助还有一年才能到账。于是，我们在BHS百货购买了海军蓝色的针织裙和套头衫，还有一件打折的漂亮漆皮雨衣。她认为这些衣服可以被当成“校服”。于是，我这个新来的口音滑稽的女学生，连续两周每天都会穿着同样的衣服去上学。我重复妈妈说过的话，称这是我的校服，我在校外还有别的衣服可穿，回家后就直接把它丢进洗衣机（这一部分倒是说得没错），但同学们还是说我身上很臭。那件漂亮的黑色雨衣（成年后我很想拥有它）为我赢得了“垃圾袋”的绰号。第二周结束时，我放学回家后脱下所有的衣服，穿着背心短裤愤怒地站在那里，说我再也不要穿那些衣服。
豪顿的莱昂斯小学（Lyons Primary）是一所规模不大但校风严谨的学校。我的老师都很优秀，十分敬业。我觉得他们非常关心我。校长格林先生特别热心地帮助我，会给我布置一些小任务，让我觉得与众不同。这是一所老派的学校，拥有自己的传统（越野跑步、乡村舞蹈、五朔节花柱、铜管乐队），同时又力求进步（不穿校服，提倡环保主义——尽管这种理念在当时会被视为“嬉皮士作风”，老师们还会弹着吉他教我们唱抗议歌曲）。我在那所学校的表现比在其他任何一所学校都好。但我不可能永远待在那里。
我们搬到豪顿勒霍尔时，最后的采矿工作竞争十分激烈，最后一座矿井即将关闭。所以，虽然我们穷困潦倒，而且穷得惹人注目，但总算是生活在一个理解贫穷、同情贫穷工人阶级的社区里。社区里的另一位单亲妈妈送了我妈妈一大袋衣服。我很喜欢那件超大号的耐克T恤衫，搭配上一条破烂的打底裤，整个学年都穿着它。
这里的人经历过罢工与裁员，知道贫穷有多痛苦和不可预测，也知道真正的责任应该归咎何处。我明白我们买不起太贵的东西，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却没有意识到贫困也是存在不同层次的。至少在学校举行另外一项传统活动——一年一度的春游时——我才明白这一点。一位对我很感关照的好心老师愿意为我出钱，恳请学校同意我前往，这样我就不会是唯一落单的孩子了。
她私下里向我妈妈提出了这个建议。妈妈表现得既高兴又感激。但她其实既不高兴也不感激，她不想让我参加：别人有的东西我不可能每次都有；别人会取笑我的；难道我不想念她和妹妹吗？而且她认为：“我们不需要她的施舍，对吗？”我告诉老师，我们不接受施舍。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脸上的悲哀。我猜她的教室里肯定有过许多像我这样的孩子——很聪明，可能本来可以做些什么，但也许不会去做。
胡克·霍根（1953—— ）：美国摔角手、演员。他对职业摔角贡献巨大，将这一行业带入体育娱乐界的主流。——编者注 我们在豪顿勒霍尔总共待了大约三年的时间。我在学校里有两个最好的朋友。索尼娅，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孩，撒谎成性。我们都喜欢胡克·霍根（Hulk Hogan） ，会亲吻她的霍克海报。我的另一个朋友史黛西的爸爸是一名警察。妈妈对她总是充满怀疑。我还和一个信教的女孩有过一段短暂的闺蜜情谊，直到她的父母见到了我，觉得我不是他们想要女儿拥有的那种玩伴。还有一个女孩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是她的妈妈对我极其不友善。“对不起，凯里，早知道你会来，我就烤个蛋糕了。”她会用极尽讽刺的语气对我说话。最后，她也告诉女儿不要和我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