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居民区里也交到了一个朋友，年纪比我小几岁，家里也只有她的单身妈妈。她们的房子非常漂亮，妈妈爱跳健美操，还有个开豪车的男朋友，家里经常举办女性派对。我试着让妈妈和她成为朋友，因为以小孩子的逻辑来说，这是有道理的。但妈妈经常嘲笑她，甚至可能非常讨厌她。
经过一番斟酌，妈妈最终和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人成了朋友。对方是个迷人的女子，肩膀上垫着垫肩，留着八十年代的发型。妈妈说，她“只想谈论她自己”。还有楼下的肯，一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男人。他的公寓里全都是棕色的家具。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一间乡村和西部风格的客厅。我们刚搬来时，他总是对我们大喊大叫，还猛敲扫帚柄，抱怨我们在制造噪音。不过有一天晚上，妈妈下楼找他喝了一杯。后来他就只会偶尔对我们咆哮了。
在我八岁到十一岁之间，还发生过其他事情，但没有多少能够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当地报纸的一则报道中，我试吃了几款冰激凌，并选择了最便宜的一款作为自己的最爱。我入选了学校的铜管乐队，得到了吹法国圆号的机会，但我想吹长笛，所以放弃了。我们又养了一只猫。它想进门的时候，就会跳上邮箱“敲门”。我上学路上途经的那一小片竖着秋千的空地上到处都是狗屎。即便我的鞋破烂得满是孔洞，还是用蓝丁胶粘起来的，妈妈还是会让我从那里穿行而过。
我们曾因吃了变质的鸡肉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在那之后好几个月，沙发和地毯都散发着酸臭的呕吐物气息。
大约在这个时候，爸爸开始给我寄来为数不多的钱。但他后来发现妈妈会把钱花在家里所有人身上（我告诉他，妹妹得到了一辆三轮车），而不仅仅是供我一个人开销，就突然停止了寄钱。尽管如此，每个星期天，我还是会走到棚屋背后的板球俱乐部，用外面的公共电话给他拨一通反向付费电话。也许是听了妈妈的话，也许是出于某种顿悟，我经常报喜不报忧。没有怨言，没有故事。
有一次他来看望我，小住了几日。他走在豪顿勒霍尔的街道上，就像一个喜欢刺激的游客。那几日他一直都在喝酒；妈妈也一样。我发现他们会一起躺在床上。他在当地的酒吧里因为“芭蕾”（ballet）一词的读法和别人打了一架（对方认为“t”的音应该读出来），又和妈妈因为“意式面条”（vermicelli）的发音问题吵了一架。（她把这个词读成了“verma-selli”）后来他突然就走了，离开时依然醉醺醺的。
这段时光在我的心里千头百绪。我觉得学校很好，家却是个糟糕的地方。妈妈的状态格外低落。有一次，她坐下来告诉我，我切番茄的声音（我在为午餐做三明治）让她想要尖叫。她经常酗酒，迟迟出现在学校门口时也是醉醺醺的。（这一幕回想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因为多年前，我第一次被送进寄养中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时她根本就不会来学校接我。我回到家，发现她就坐在椅子上，妹妹把家里搞得一团糟——有一天，她甚至钻进了一大盆人造黄油里。和往常一样，我刚回家时她很开心，为有人回来陪伴和取悦自己感到高兴。可一旦她意识到我心情不好——“妈妈，你喝醉了！”——她的态度就会变得十分糟糕，开始对我破口大骂。
我愈发感觉自己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她的伴侣。我会倾听和分担她的烦恼，照顾妹妹，替她与人结怨，拥抱她、搀扶她、安慰她，时时刻刻都在为全家人提心吊胆。
我毫不怀疑妈妈也在苦苦挣扎。她已经有段时间不跟外祖母说话了，但外祖母是个喜欢掌握主动权的人。最后，她报警谎称家里有人去世，这样他们就会帮她寻找我们的下落。
当时我们家没有电话，因为话费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没过多久，我们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一笔钱，于是妈妈每天都会给外祖母打电话，直到外祖母要求我们给她寄电费。我们把钱寄去了（天知道钱是从哪里弄到的），但后来不得不听她吹嘘自己又有钱买烟买酒了。即便我还是个孩子，也能看出我们被骗了，因为这些钱本应用来填饱我们自己的肚子。
妈妈继续长时间地赖在床上。有时我也会和她一起赖床，或是负责照看妹妹。我九岁或十岁那年，妈妈认为我已经长大了，可以独立照顾妹妹了。我学会了烹饪简单的食物，记得需要时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被告知不要让陌生人进门。
杰梅茵·格里尔（1939—— ）：澳大利亚人，西方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思想家和斗士，代表作有《女太监》《完整的女人》。——编者注 某段时间里，情况的确有所好转。她去看了医生，并加入了专为单亲父母设立的慈善机构“姜饼”（Gingerbread）该机构承诺可以送我们去度假（我们从来没有度过假）。她在桑德兰找到了一个针对女性的项目，在那里结交了自己喜欢的人，还上了一些课程。她打造了一个引以为豪的小书柜，突然间拥有了朋友，还开始读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 的书。但项目完成后，她就再也跟不上那些女人的步伐了。她报名参加了开放大学的英语课程，读了狄更斯的书，在扶手椅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用廉价的记事本和圆珠笔写文章，但在写完第一篇论文后，她就放弃了，因为她的导师“无法理解”。
回想起那段时光，我既觉得幸福，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住在那里时，里奇曾经短暂地回来过一阵，但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就跑去哈特尔普尔（Hartlepool）住在一辆房车里。后来他和妈妈和好了。为了妹妹，我们挤在他的房车里度过了几个奇怪而寒冷的周末。
我家没有客人会来串门。妈妈不允许我的朋友进屋。她长期抑郁，经常穿着晨袍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不停地抽着卷烟，俯视盘着腿坐在地毯上的我，嘴里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念叨着“外面的人”，以及我该如何成为一个“戴着天鹅绒手套的铁腕”。她将这些话称为“鼓舞人心”的长篇演讲。她的眼睛亮得耀眼，脸上却没有笑容。“嘿，凯里，凯里，过来。过来，我得给你打打气。这取决于我，我是你的妈妈，我得保护你。”
我大约十岁那年被诊断出患有生殖器疣，病情十分严重，不得不去医院治疗了好几次。我无法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小女孩，被一名成年男子治疗的画面会有多可怕。虽然妈妈当时也在屋里。
众所周知，HPV病毒被认为是性虐待的一个指标。那一年，我的性征的确发生了变化。也许那只不过是我变成一个女人、展开性探索的开端。不过我总是担心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无法解释这种恐惧，因为它已经伴随了我近三十年。
我想过其他所有可能的解释。那一年，我和朋友去一个男人家里看过电影，后来我发现他被指控有恋童癖。我是被两个朋友带去的。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去他家转转，他会给你糖果和饮料，你还可以看电影。最后发生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想也许是妈妈去了他家，让他离我远点儿。但也许他只是个孤独的老人，喜欢有孩子做伴。
大约同一时间，在房子后面通往学校的菜地土路上，我好几次发现了从赤裸色情杂志上撕下来的照片。照片中的女人张开双腿，裸露着阴道。
有一天，一个男人出现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拾起那张照片，正盯着它看，他就从田野里钻了出来。我尖叫着跑向学校，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恐惧。
不久之后，我和一个朋友在报纸上找到了性服务热线，会假装低沉的嗓音选择故事场景，聆听各种对性行为的描述。
我经常一个人待着，无拘无束地晃来晃去。妈妈可能不会注意到我身上的变化。我非常需要爱，满心渴望为爱做任何事情。
没有任何迹象或警示告诉我，我其实还是个孩子。我看了妈妈会看的所有电视节目，其中很多都有十分露骨的色情情节。我得到了相当于成年人的待遇，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从来没有人认为我可能是天真无邪的，有些东西应该被屏蔽和逐渐削减。
从那时起，我真正开始害怕入睡。我会试着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清醒，屋里还需要开着灯。我的全身和头皮上长了大片的牛皮癣，仿佛焦虑正从我的毛孔中渗透出来。
安妮·弗兰克（1929——1945）：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女孩，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其《安妮日记》成为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编者注 那年夏天，我开始玩“德国人来了”的游戏，我和妹妹会在晾衣橱里躲上好几个小时，理论上是为了躲避纳粹分子，因为他们会把我们带走［那年上映了一部改编自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 经历的电视剧］。我们会屏住呼吸，心怦怦直跳，等待坏人的到来。后来在苏格兰，已经十一二岁的我又开始相信三K党会来抓我。我一生都在担心这样或那样的妖魔。
的确有社工上门进行过调查。房子干净整洁，我正准备和朋友一起去滑冰。我坐在那里兴高采烈地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走后，妈妈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兴奋，还祝贺我“回答得很好”。
我知道这是她长期对抗社会服务领域的对手的一次胜利。她对自己的调查结果非常满意。几天前的晚上，我们躺在沙发上，她询问是否有人碰过我。我说没有，当然没有。
我认识很多经历过虐待的幸存者。我不会因为自己的经历而贬低他们的勇气。也许这只是混乱童年的诸多症状。我必须接受我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社工来家访后不久，里奇带着礼物来了。他送给我一个粉红色的便携式音箱，送给妹妹一只超大的毛绒玩具。他找到了新的工作，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入读中学两周之后，妈妈带着我们坐上国家快运大巴，去了北拉纳克郡，搬进了他空出来的房子。
17
豪顿勒霍尔2018年
豪顿勒霍尔之旅的开端并不平凡。它始于纽卡斯尔的一场颁奖典礼。我要在那里颁发我评选的几个写作奖项。典礼是在大学的一栋美丽建筑里举行的，入场后会有座位安排，我记得会场里甚至还布置了几棵假树。
我紧张地走进去，看到一个与我有过几面之缘的人。他脱口而出：“你想见谁？”我这才明白，当人们说出这样的话时，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有什么交际任务，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再和你说话了。这是最有礼貌的托词。我好奇人们是从哪里学到这些东西的，于是开口回答：“其实没有谁。但别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我祝他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说罢便带着灿烂的微笑捏了捏他们的手臂。这是属于我的那个世界里温柔拒绝他人的方式。
座位的布局告诉我，我要和另一位作家、该组织的负责人、一位电视历史学家以及许多重要的长者一起坐在主桌旁。
我没有喝酒，因为当晚晚些时候我还要发言。我的身上裹着塑身裤，热得浑身大汗淋漓，但我很高兴能来庆祝获奖作家之夜，成为一个行善的好组织中的一员。不过坐在那张桌旁，面对它所暗示的一切，我的内心只觉得忐忑不安。
我和那位历史学家聊了起来。他也出身于工人阶级，在当地长大。我们谈到了这本书，谈到了我们的童年。我不擅长闲聊，一向如此。“问题在于，我认为如果你要被迫改变自己，才能驾驭一个不属于你的世界……嗯，就可能有点分裂。变得有点怪异。”
我们靠向彼此。虽然他看起来非常自在——事实上，他是餐桌上的重要人物——但我想知道，在一场奢华的晚宴上，他是否也宁愿坐在更远的地方，或者根本不想出席。他告诉我，他第一次被大学教授和另外几个学生邀请去参加社交活动时，都不知道人们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在学术环境下从来不会支支吾吾，但在外面，他对“软实力”（soft power）一无所知，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他。
我没有告诉他，在他说起这个词之前，我也是闻所未闻。相反，我笑了。“但你现在已经游刃有余了，不是吗？”他笑着说：“是啊，现在我很喜欢这样的场合。”软实力。我想到人们似乎经常在生活的各个房间里穿梭自如。他们知道我从未学过的舞步，还会冷静地问我：“你想见谁？”
晚餐后，同桌的一位长者走过来对我说：“很高兴认识你。我感觉自己像是见到了伟人。”我刚才和他聊过一会儿，不过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觉得利物浦的工党腐败得可怕。他显然是个重要人物，而且可能十分富有。这句话明显带有讽刺意味，但我还是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大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吧，亲爱的，照顾好自己。”就像我十六岁那年当酒吧侍女时对晚上离开酒吧的老家伙们所做的那样。
软实力。我很庆幸自己知道如何称呼这种模棱两可的神秘语言，也很感激我的成长经历可能给了我另一个版本的软实力。
我回到酒店。不知什么原因，酒店给了我一间几乎和我们在利物浦的公寓一样大的套房。我躺在床上，一边给彼得打电话，一边吃着赠送的姜饼。早上离开时，我把所有的茶包、咖啡包和卫生纸都塞进了背包，还在床头柜上给清洁工留了几英镑。我知道他们若是和我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也会这么做的。
和我成长历程中住过的许多城镇一样，豪顿勒霍尔似乎与世隔绝，远离一切事物。事实上，从纽卡斯尔到这里只需要一个小时的公交车车程。我坐在公交车上层的前方，双脚搭在窗台上，望着郊区的小楼逐渐变成更小的矿工小屋，然后是高速公路，还有华盛顿购物中心阴森的水泥外墙，最后是霍顿勒斯普林（Houghton-le-Spring）的小商业街，街上开着一镑店、酒吧和装饰过度的咖啡店。车子绕过拐角时，我看到一只六英尺高、饱经风霜的毛毛熊被绑在篱笆上。它垂着头，身上的毛也已斑驳，算不上是一种“放弃所有希望……”的标志，但感觉已经很接近了。我有点迷惑地四处张望，发现一只更小但同样饱受摧残的熊被绑在一辆白色货车的车顶上，车身贴着床和床垫的广告。大巴车在空荡的大街上缓慢行驶。所谓空荡，我指的是世界末日的那种空荡，黑死病造成的那种空荡。虽说现在是工作日的中午，但街上难道不该至少有几个退休的老人吗？
从霍顿勒斯普林到豪顿勒霍尔，距离并不遥远。以前上芭蕾课的时候，我经常乘坐这趟路线的反方向大巴。一开始是和妈妈一起，后来到了我十岁那年，为了省下成人车费，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上课的。大约三个月后，我意识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练习，一周一节课也无法让我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这样的不公搞得我心烦意乱。我可以成为班上最好的学员，但没有钱买课、买衣服或参加试镜，也就到此为止了。那晚我回到家，气呼呼地朝妈妈哭诉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们连每周几英镑的学费也难以承受。于是妈妈让我告诉老师，我不会再回来了。老师提出免除学费，我告诉她我们不接受施舍，继续下去也没什么意义，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车子驶入豪顿勒霍尔时，我看到了陈旧的图书馆大楼。这座图书馆是使我第一次真正爱上书籍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图书馆所代表的安全、温暖与舒适。在那之前，我读的书和三岁的妹妹是一样的，都是大开本的图画书，有可翻拉的书页和超大的文字。我猜每个人都认为我是在补救，但在我看来，数量才是最重要的——还有谁能说“我这周读了八本书”？但在那座图书馆里，我开始阅读与我年龄相符的书，然后很快就开始阅读成人小说。每周去一次图书馆，把那些书带回家，进入另一个世界，看到书中人物的行为如同你所希望的那样，是我童年最大的礼物之一。好心的图书管理员也一样。不管我们还回来的书籍被妹妹撕坏或涂坏了多少次，他们总是说没关系，并且允许我们继续借阅最多数量的书籍。
妈妈会利用这座图书馆来研究自己的健康状况。在里奇不愿意和她离婚时，她还在这里研究了有关房租和离婚的法律。看到我突发牛皮癣，胸口和膝盖上出现了红色的鳞状裂痕（导致我每周都要接受痛苦的热油和细齿梳疗法）时，她也预定了相关书籍。有的时候，她还会把我和妹妹留在那里，自己去逛街购物。这座破旧的小楼如同教堂，简直就是一条救生索。只不过当我坐着大巴经过时，它已经不再是图书馆了。
豪顿勒霍尔的主要中心区有十至十五家商店，店面呈紧凑的椭圆形排列。街道如同蜘蛛腿般延伸开来，一条主路贯穿其中。这里十分安静。不是城镇或乡村的那种静谧，而是死一般的沉寂。比霍顿勒斯普林还要安静，安静得如同停尸房。店铺都开着，却没有一个顾客。如此空旷的街道与我多年前熟悉的繁忙小路形成了鲜明对比，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和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在这座小小的村子里漫步更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巨人。我走到医生的外科诊所后面。妈妈曾在这里吵过架，我则在这里被检查出生殖器疣和耳部感染。转诊的医生说，我的感染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就有可能失聪（那个瞬间，我闻到腐烂的油性棕色液体顺着脖子流了下来，下颚感到麻木的疼痛）。我来到新装修的游泳池——那里已经不再是美丽的维多利亚式浴池。十一岁那年，我终于在这个泳池里学会了游泳。学校的游泳课结束后，我喜欢用塑料杯从自动售货机里接上一杯加了碎冰的雪碧，我的头发冰冷，浸透了氯水，贴着我的双颊和脖颈。
进屋后，我询问接待员图书馆在哪儿。离开时，我像个讲述着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奇迹的疯子似的，告诉她我曾在这里学会了游泳，就像我开头说过的那样。她礼貌地笑了笑——她怎么会知道，十多年来，我甚至没有最细微的线索可以把我和曾经的那个孩子联系起来，就连照片、朋友和探亲之旅都不曾有过。我常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过童年，十八年来仿佛一直背负着成人生活的重担。
小学还会开设免费的游泳课吗？我问。
“是的，每周都有。今天就有一节。我也是在这里学的。”
“真不错。我很高兴他们如今还在延续这个传统。”
“是啊——”她吃惊地轻声笑了笑，“真的很不错。”
新图书馆只占据了村镇中心的一小片空间，它让我想起了干净整洁的社会保障部办公室。标准的玻璃前台，亮蓝色的布告栏，上面贴着学徒工作、戒酒会活动和福利咨询会议的海报。屋里大概摆放了四个书架，上面大多是有关犯罪和爱情的书籍，还有一小片儿童区域。看到我走进来，图书管理员吃惊地抬起了头。我低声说了声“嗨”，她一脸讶异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把头钻回了柜台下面。我猜她很惊讶竟然会有人到访。
我花了不到两分钟的工夫，就逛完了整座图书馆，还看了看布告栏。这地方如此宁静空旷，就连踩在地毯上的轻柔脚步声都有种越界的感觉。迈进室外明媚的阳光时，我为老图书馆哀悼。它曾为我和妹妹这样的孩子和妈妈这样的母亲提供了一个充满助益、安全温暖的空间，昔日的模样如今却只剩下空洞的模仿。
我回到主干道，走进了一家慈善商店。当我的目光与收银台后面那位老人浅色的双眼相遇时，我陷入了冰冷的恐慌之中。我的手慢慢滑过涤纶套头衫，偷偷瞥向他粉红色的下巴和毛茸茸的大手。我慢悠悠地浏览着这些小物件，选了两个小小的乐高人偶——一个是牛仔，一个是宇航员——来纪念这一刻，打算把那个地方的一小部分以及它对我或好或坏的意义带回家。
付款时，肾上腺素令我的手臂感到麻木，尽管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他只不过是一个志愿在落满灰尘的慈善商店里做义工的退休老人，面对一个他无法辨别口音的高大成年女子，他露出了很不自信的表情。
我认识回家的路，清楚地记得从住房协会的居民区通往镇上的那条路，无论是晴是雨——虽说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我们绝不搭乘公共汽车，除非是星期一，并且有要买的东西带回家。当然，这条路根本不是没有尽头的。不出十五分钟的工夫，我就经过了十岁时剪过小精灵短发的理发店，还有因“看起来像个男孩”，妈妈为了安慰我而给我买糖果的旧报亭——不知怎么回事，这两家店竟然还在营业——然后就到达了我的小学。
学校坐落在豪顿两座小山之间的一处洼地里，旁边仍然是妈妈曾经带我去过一次的酒吧。那一次，她以“家里有紧急情况”为由，早早把我从学校接了出来，结果却带着我坐在学校背后发霉的野餐长凳上，让我吃着美乃滋鸡蛋（一种涂了沙拉酱的煮鸡蛋，老实说，那是我最幸福的美食记忆之一），喝着一小瓶冰可乐，她则喝着啤酒，和某个新认识的女性朋友大声说笑。我想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人。
我发誓一定要去那里吃顿午饭。我要去点菜单上想吃的任何东西。但后来，学校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我妈妈讨厌豪顿的莱昂斯小学，讨厌没完没了需要家长参与和出席的活动——圣诞集市、五朔节舞会、复活节彩蛋和软帽装饰活动、铜管乐队演出、学校戏剧、书展，不胜枚举。另外，这里的老师都是妈妈所说的“多管闲事之人”，他们经常亲切地询问家里的情况。格林先生允许我挑选最好的工作：书展监察员（你可以挑选一本免费的书，于是我选了最贵的那一本，一本漂亮的立体书，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和“放映机女孩”。［每天早上，在大家照着屏幕上的赞美诗唱歌时，我负责在醋酸布上滑动比对歌词的尺子——我每天早上都会选择《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和《舞蹈之王》（Lord of the Dance），这让大家开始感到有些不耐烦。］
即使站在学校的门槛上，我也能产生一种归属感和秩序感。那所学校，那些愚蠢的活动，老师们的奉献与默默的关怀，是我童年最美好的经历之一。
我没有安排任何形式的会面。当回家之旅开始让我感到难以承受时，我就不再这样做了，而是决定改变方法，遇到谁就和谁聊聊天，后续再进行电话采访。反正我的着装也不适合会面：糖果粉色的运动鞋和袜子，七分裤，一件红色条纹的T恤。这套衣服是为了舒适地行走一整天而搭配的，但看上去的确略微有些古怪——有点像儿童节目的表演艺人，又有点像达尔斯顿的咖啡师或是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
我并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出于种种原因，我害怕陌生人。于是我学会了在绝对不得已的情况下展现自信。我喜欢和陌生人聊天，但会竭力避免可能让我被品头论足的互动。（奇怪的是，我最后竟然把自己的一生都写在了这里。）
尽管怀揣着紧张的心情，我还是抬脚迈进了学校。好奇心与归属感是我内心强烈的本能，它也许战胜了我的社交焦虑或对被人评判的恐惧。
我记得学校走廊里铺着油毡布，到处都是深色的木头，随处可见拖把和水桶，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所现代化的校园。学校的大门变成了玻璃质地，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接待处。接待台背后的女人约莫二十五六岁，面带微笑，通过口音可知她即便不是本村人，也是在这片地区长大的。
“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哦，嗨，是的，我……”难道我要说，我只不过想再次感受穿过这些大门时的惬意？或者我正在进行一项奇怪的个人实验，而这里是实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点？我在寻找过去二十年间丢失或抛弃的东西，你能帮帮我吗？“很抱歉，我只是顺道来看看。我曾在1989年至1990年在这里上学。我只是好奇。你们重新装修了吗？”
她的表情礼貌却不露声色。
“是的。”
“你知道吗，我在这所学校只待了两年，但它是我上过最好的学校。”
她的表情略显松弛；虽然她至少比我小了十岁，却像母亲一样歪着头。“我在想，那时候的人会不会还在这里。”
“斯坦福夫人？麦克拉伦夫人？班主任是格林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主任。”
“道格？道格·格林。他还在这里工作。我的意思是，他已经退休了，但现在是一名培训师。我几个月刚和他一起培训过。”
“我的天哪！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或者，不，抱歉，也许我可以留下我的联系方式？其实我只是想说声谢谢。我明白学校里有安全措施之类的规定，不可能允许我到处乱逛。我的童年——”我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充满艰辛——但格林先生、这所学校，是如此鼓舞人心。我现在是一名出版过作品的小说家……”她看着我，脸上流露出印象深刻的表情，或许只是很喜欢这个在普通的周五下午沿街走来、为她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人。我的脸红了。“要不是因为这所学校，我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它真的非常特别。”
她突然明白了什么，仿佛下定了决心，点了点头。
“你知道吗？我去看看副校长在不在，她可以多跟你谈谈。也许可以把你介绍给史密斯夫人，你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她也许也在这里工作。”
她颇有效率地认真忙活了一阵，迈着大步从书桌后走出来，穿过巨大的玻璃门。门后传来了孩子们的喧闹声。
副校长是一位魅力超凡的职业女性，让我为自己穿得像个邋遢的船夫感到尴尬不已。她把我领进了她的办公室。我向她解释写书的事情，还提到了我和学校的关系。
“事实上，我明天的聚会正好能见到斯坦福夫人。”
“真的吗？啊，好遗憾我不能多待些时日。请代我问候，好吗？我相信她不会记得我，但她是个好人。”
斯坦福夫人开的是吉普车，爱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棕褐色及膝长靴，只喝好立克饮料（在九岁的我眼中，那似乎就是最高档的饮料，所以我发誓长大后也只喝这个）。
我问她这个地区是否依旧贫困，她告诉我是的。
“你知道吗，在我上过的所有学校中，只有这里的老师会努力不让我因为贫穷而感到尴尬。”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其实我们刚刚完成‘贫困防护’的工作。”
她解释称，“贫困防护”是东北儿童慈善机构（Children North East）设立的扶贫项目，始于2011年。他们会为该地区的孩子发放一次性相机，让他们拍摄当地的贫困状况，并回收了近1.1万张照片。拍摄者们通过这些照片传达了一个信息：最无法忍受贫穷的地方是学校。于是东北儿童机构开始对豪顿莱昂斯等学校进行“审核”，以确定校园生活中的哪些环节对出身贫苦的孩子来说特别困难，以“防护贫困”。
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困难之处包括：因为领取免费的学校餐食而为人所知；因为缺乏资源或合适的校服而遭到斥责；因为费用问题而错过旅行；因为缺乏体育装备而错过体育课；在展示与演讲活动中遭到冷落；因为没有和同龄人一样的品牌服装、手机或小饰品而被霸凌；以及如果错过了校车，就没钱搭乘公共交通，从而失去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
该慈善机构得出结论，学校应该试着从最贫穷孩子的角度来想象在学校一天的生活，在开展任何活动之前都应将这一点考虑进去。
副校长告诉我，他们在审核过程中发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水壶。收入有限的父母无法为孩子购买最新的昂贵水壶，而其他孩子很快就会注意到谁是富人谁是穷人。我想起了自己的海军蓝针织“校服”。所有的孩子都说我的身上有味儿。我告诉她，我完全理解那是什么感觉。他们推出了一种价格实惠、统一标准的学校自有品牌水壶，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微不足道的体贴让一些孩子的生活轻松了不少。
“你想四处逛逛吗？”
“如果您有时间，我会非常感激。”
学校很美。我们走过挂满图画的走廊，耳边传来了教室里发出的欢声笑语。所有的东西，甚至是厨房里的炊具，都是孩子的尺寸，让我再次感觉自己如同一个巨人。她告诉我，他们还有一个早餐俱乐部和一个课后俱乐部，这样能帮到双职工父母。而且学校旅行是免费的，一切都尽可能包容。
“我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镇子……”举步维艰，“一直在苦苦挣扎。”
她点点头，在前往操场的路上略微压低了嗓门——我曾经在这座操场上编排过《油脂》（Grease）的舞蹈。“没错，这里仍旧属于最贫困的20%城镇之一，但所有的父母都会参与进来。无论我们要做什么。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毒品……他们把目标对准了那些脆弱的年轻母亲。”
“天呐，太可怕了。”
片刻间，她看起来不那么光彩照人了，更像是一个肩负着数百个孩子生命重担的女人。我试着想象要是明知要把孩子送回一个不太稳定、可能并不安全的家里是什么感觉。他们纤细的四肢和充满希望的愚蠢行为；他们的天真与信任。“你们做得太棒了。我永远也做不到你们做的事。”
回到室内，我们经过了一间音乐教室，听到里面回荡着铃鼓和录音机的刺耳声音。
“我带你去见史密斯夫人。她可能还记得你。”
我先是和一位年轻的老师握了握手，然后又和在校工作了四十年的史密斯夫人握了握手。她身材瘦弱，头发、脸和粉红色的套头衫在原色的走廊下显得不自然的苍白，让我感觉十分亲切。
“我想你应该不是我的老师——不然我会记得的。不过，能够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可能教过你跳乡村舞。”
“没错！多亏了你，我在同乐会上才能有立足之地！”
“还有铜管乐队。”
“哦，我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乐队成员。我被分配到了法国号，但从不练习，只会观察其他孩子的手指，而不是看谱。”我觉得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一丝不满的表情一闪而过，于是赶紧试图弥补：“我现在是一名小说家。我的作品由企鹅兰登书屋出版。我写过两本书。这将是我的第三本。”
她睁大了眼睛：“真为你高兴。恭喜你。”
我感觉就像得了一颗金星，心中既羞怯又自豪，仿佛正在向她展示我刚刚画好并撒上了闪粉的一条龙。我看了看鞋子。“没有这所学校，我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你懂的，我猜老师们知道我家境不好……都十分照顾我。麦克拉伦夫人还把她女儿的衣服送给了我妈妈，让我和我妹妹穿。斯坦福夫人知道我们负担不起，便想方设法地送我去露营。”
“我很高兴。听到这些我很高兴。”
不知怎的，在那条闷热的狭窄走廊里，我和这个刚刚认识的女人伴着录音机与铃鼓声响牵起了手。我握着她纤小轻盈的手，两人都泪流满面。“对不起，返校真的会让人情绪激动。非常感谢。真的。”
我们拥抱着道了别。我还答应把自己的书寄给她。
临走前，我再次向大家道谢，记下要送书的姓名，与他们挥手告别。
出了门，我向右拐上了通往我家老房的山坡。阳光明媚，天气温暖，我一边爬山一边微笑着迈动脚步，经过了一家养老院。我过去经常跑去那里，询问能否“志愿”陪老人们聊聊天，虽然他们谁都不想被我打扰。我走到了板球俱乐部。有时我会用零花钱在那里买杯菠萝汁。我还看到了那如今只剩下一块水泥地的电话亭。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我都会在那里等待爸爸打来电话（或是不打）。或者，拨打反向收费电话，一直到我们意识到电话费有多昂贵。我沿着矿工小屋的后巷往前走，路过了破旧的木门和摇摇欲坠的红砖。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也没怎么变，仍然会为好学校里的好老师表现的善意与关心所感动、所温暖。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应对城市带来的一切挑战。
为了赶往我家老小区的红砖房围成的半圆形区域，我选择了一条捷径。这是一条几十年来被人踩出来的小土路，位于一块田地和一些小块菜园之间。就是在这条路上，我捡到了色情图片，被那个老头发现我在盯着它看，接着被吓了一跳。显然我永远不该孤身一人走在那条路上，尤其是在我九岁或十岁的时候。即使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成年人走在这条路上，看着这一边是摇曳的高大黄草，另一边是从铁丝网栅栏里溢出的明艳野花的场景，也会让人感到一丝微妙的警觉。所有女人在这种安静偏僻的道路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生怕被人拖走、追逐、触摸、擦碰。无论天气有多晴朗，安静的小路有多么短，你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肌肉也会轻微地紧张。
然而离开小径，眼前的美景令我惊讶。一望无际的田野，目光所及之处尽是笔直的绿色地平线，成群肥胖的老马在草地上吃着草，就像我小时候那样，就像我从未离开过一样，在那里等着我喂它们吃薄荷糖。我把手掌摊得平平的，上面残留着黏糊糊的马的唾液。
秋千已经不见了，但我想，真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啊——目之所及的一切，属于你一个人的马匹。我想起来我是如何在长着高草的田野里捕捉飞蛾的了，我让它们在我捧起的手心中扇动翅膀，以此来捕捉它们翅膀上闪着青铜色光泽的粉末；我想起来如何与朋友们在大街上玩耍，又是如何与妹妹一起走到附近的人造池塘，从温暖的泥浆里挖出和鹅卵石一般大小的青蛙的了。我们离开时，我才十一岁，可能正是开始感受城镇严酷的限制带来刺痛的年龄。但是，有一段时间，和其余的一切一样，我曾拥有一段已经几乎被完全遗忘的快乐童年时光。是的，我想，掌掴确实比抽打更痛。
仿佛是为了配合这地方的主题，整个居民区也是一片死寂，鸦雀无声，就连微风也吹不动任何东西。我转身迈向由四座公寓楼组成的月牙形小道，发现一对男女正坐在楼外铺满灰色铺路石的狭窄公共区域里。两人坐在厨房椅上。其中那个中年男子赤裸的身躯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黝黑。瘦小的五十多岁女子还穿着一件开襟羊毛衫，双腿交叉，一只脚盘在椅子腿上，盘得特别紧密，与男子大剌剌敞开的双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之间放着一大瓶橙汁，他们嘴里都叼着烟，看起来既舒适又亲密。我为自己的闯入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在一个似乎看不到其他人的小区里，我不可能不停下来解释一下自己为何在四周徘徊。
“我以前住在这里。”
我指了指他们身后那扇曾经属于我房间的窗户。他们对我的打扮、我似乎漫无目的地闲逛、我脸上热切的微笑都感到困惑。男子比女子稍微友善一些。“那里是她现在住的地方。”
如此的运气，如此的巧合，让我露出了微笑。“我的上帝。真的吗？”
她看起来不以为然，因为对她来说，坐在自己公寓的外面当然没什么好惊讶的。
“是啊，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年了。”
“你介意我在外面拍几张照片吗？只是为了纪念一下。”
我感觉她想拒绝我，但说出的话如同覆水难收，否则就得深入探究一下她为什么不愿意让我拍照。再说，我还是觉得那是我的房子，是我先住在那里的，为什么我没有拍照的权利呢？可那已经不是我的房子了，我根本没有这个权利。男子向后靠了靠，咽了几大口汽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你确定没问题吗？”
“确定。”
我拍了几张，然后回头朝两人走了过去。
“非常感谢。你介意我问问小区现在怎么样吗？这是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
她耸耸肩，吸了一口烟。“他们给我们安了新的门。”
男子猛地坐直身体，大笑起来。“新的门，但注意，里面的情况很糟。”
我跟着两人一起大笑起来，然后问道：“还是只有一个房屋协会吗？他们做得够不够？能保证足够的安全吗？”
那个女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你不是他们的人吧？”
男子大吼了一声：“间谍！”
我又笑了，试图让他们宽心，说道：“不，我只是故地重游，想调查一下。我是个作家。”我知道，这话其实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宽心，但撒谎似乎是不对的，即便是有所保留。
有那么一刻，我以为她有可能邀请我去看看我的老房子。我看得出来，只要我开口，哪怕只是多一点底气，她都会让我进去，尽管她不想。而我也非常想去看看。但她就像我家里的女性常说的那样，似乎“一直活在紧张和疲劳之中”，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想打扰她。“好吧，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让我拍这些照片。能够看到这里真是太棒了。”
就在我转身离开时，她在我身后喊了一句。
“你可以试着和七十二号的帕姆聊聊——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许多年了。”
“好的，谢谢你。享受阳光吧！”
我的话音未落，他们就已经迎着天空仰面闭上了双眼。我很高兴他们看上去非常幸福。
我没有去找帕姆。我知道我应该去。如果我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和研究者，我就应该这么做。但我不想打扰别人的夏日午后。让帕姆继续忙她的事情吧。此外，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我也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Paki：对巴基斯坦人的蔑称。——编者注 我把居民区里其余的地方都走了一遍。这里比我记忆中还要破旧，但还是比我们住过的大多数地方要好。我决定上山走走，去我们偶尔购置杂货的几家小店看看。想起自己曾把其中一家店称为“巴基斯坦佬”保罗（Paki Paul）的店，我羞愧得胃疼。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这么叫。虽然妈妈是个强烈的反种族主义者，却也没怎么管我。她还训练我，拿着纸币进店时，为了防止他少找我钱，一定要在递钱给他时说：“这是五英镑。”不过他从来没有少找过我一分钱。她经常塞给我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写着香烟和饮料——当时的父母都是这么做的——还要在字条的末尾用圆珠笔签上花体字。
爸爸来探望我时，听到我竟然用这样的词语，惊恐地试图反复向我说明，我为什么不应该这么表达。
“可是爸爸，店名就叫这个啊，”我坚称，被他身上那股南方人的傲慢惹恼了，“这就是这家店的名字。”
“凯里，那不是商店的名字。”
他和往常一样喝醉了酒，头脑却很清醒。我很高兴他让我别再这么叫它了。
我路过了街角的一所房子。那里曾是一位老朋友的住所，一座很不错的房子，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她住在其中一间大卧室里，屋里贴着海报，摆放着玩具和化妆品。有一年夏天，我们穿着泳装坐在卧室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就是我所说的音乐：17》（Now That’s What I Call Music： 17）。也是在那里，总是对我的胯部很感兴趣的杜宾犬咬了我的胳膊一口。我穿着泳衣一路跑回了家，虽然连皮都没有被咬破，却还是哭得稀里哗啦。
令我惊讶的是，我重访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最让我震惊的莫过于豪顿勒霍尔。近三十年过去了，一切依旧是老样子：我一次性补了八颗牙的牙医诊所；我戴着裱附着箔纸的硬纸盒当头盔，打扮成宇航员参加万圣节派对的教堂大厅；爸爸每晚带我去买一桶那不勒斯冰激凌的商店——这样的铺张浪费曾让我觉得他很有钱——都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