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前去，我看到其中一家店铺的某扇窗户被打碎了，闪闪发光的碎片被一张巨大的窗户贴纸和棕色包装胶带粘了起来。每当我看到破碎的窗户，总有种想要把窗户彻底踢破，看着碎片四散的冲动。我对那些心情糟透了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这肯定能给你带来几秒钟的满足——尤其是在你已经无所谓输赢的情况下。
我走了进去。屋里的布局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破破烂烂的油布，架子上摆着落满灰尘的罐头和广口瓶，一台嗡嗡作响的饮料冰箱，后面是邮局。以前，门边的冰激凌冰柜上面装着金属护栏，香烟展示柜也用笼子装着。这些都不见了，所以有些东西还是变了。我突然想到，店里的东西我现在都买得起。只要我愿意，可以装满一篮，然后“哔”地一声刷卡完成支付（尽管那一刻我的卡其实已经透支了），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不慌不忙地四处走动，慢慢适应着长大成人的感觉。想到自己已经可以买烟或酒，我笑出了声。
我拿着一罐柠檬水和一袋腌洋葱口味的“太空入侵者”（Space Raiders）牌薯片走到柜台，问那对南亚夫妇在这里开店多久了。“我小时候经常来买东西。”
女店主长得非常漂亮。她低头看着我的薯片和汽水，像是被逗乐了，笑得十分灿烂。我害羞了。面对长得好看的人，我经常感到害羞。我想开口解释这些东西是我当下想吃的。我知道眼前这一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一个中年女子在追忆旧事。事实可能正是如此。
她的丈夫仰起头，回忆起之前的店主：二十年前他的堂兄在这里干，现在他们干了十年。一个满头柔软白金色头发的老妇人穿着牛仔夹克排在我的身后，也加入了对话。她说她还记得当时那家店，但不记得店主是谁了。一时间，我们都在谈论日期、年份和店主，如同一群正在解决什么棘手问题的同事。我在读卡器上刷了我的借记卡，说了声谢谢。老妇人很有效率地要了几支雪茄，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我们又成了陌生人。
走出门，我在一堵矮墙上坐下来，面对一座已经被人遗忘的小纪念碑，一边吃着薯片，一边望着那家名为“矿工伙计”的简陋酒吧成片的磨砂窗户。我本能地感觉到，那不是我该去的酒吧，但如果我进去了，它将成为很好的素材。但我已经看够了。我想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离开豪顿勒霍尔，把店里的美好时刻当作此行最后的回忆。
18
北希尔兹2018年
其实我只不过是在做尽职调查。那天早上，我离开盖茨黑德（Gateshead）的民宿，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于是决定去看看北希尔兹是如何振兴的。我搭上了地铁。当列车停靠在通往惠特利湾（Whitley Bay）的泰恩茅斯（Tynemouth）车站，我像个兴奋的孩子，惊呼了一声“惠特利湾！”，连我身边那个面无表情的光头党也忍不住笑了。
在我们住过的所有地方中，北希尔兹给我留下的记忆最少。那里曾是我们搬去豪顿勒霍尔之前短暂的家。我只记得在临时民宿里吃过的晚餐；做手术时，医生得知八岁的我竟然没有打过任何疫苗；跟着《浑身是劲》跳过的舞；以及在金属双层床上的垂挂与旋转。可是对于那座小镇，我的记忆一片空白，怀疑这是因为除了去公园或逛超市之外，我们很少离开自己的小房间。
北希尔兹大街属于电视新闻想要谈论“商业街之死”时会出现在屏幕上的那种地方。街上开设了美甲店、一镑店和许多慈善商铺，偶尔还会有一些个体的咖啡馆或商店，但里面看起来空空荡荡，似乎无人问津，如同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子独自坐在破烂的酒吧里。我觉得，除非是最缺钱的人或受地理位置限制的人，不然谁都会去桑德兰、美罗中心或纽卡斯尔购物？不过，看到一个城镇的中心被掏空，我还是感到十分心痛的。
雨人：Rain Man，一电影角色，出自电影《雨人》（Rain Man）。雨人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对数字非常敏感。——编者注 到目前为止，这里最繁忙的商店是一家慈善商店，里面挂满了成排的衣服，每样东西只要两英镑。我进去翻找了一通。我的购物习惯非常吝啬。如果你称赞我的某件衣服，无论买了多久，我都能告诉你确切的价格——就像廉价版“雨人” 。但这类衣服大多不会被送到“正规”的慈善商店。看着其他女人一脸专注地在有洞的套头衫和皱巴巴的涤纶裙中挑挑拣拣，我很难过。离开时，我又心生愧疚，因为这不是我会选择去穿的衣服。因为，毫无疑问，选择才是关键。
站在庞德斯特莱奇（Poundstretcher）折扣店门外，我转着圈试图分辨方向，感觉自己模糊记得这些街道。就像你闻到了什么味道，但与之相关的记忆却遥不可及。我试着放松，劝自己反正今天没什么行程，于是迈开步子走了起来。街道十分整洁，店铺大多引人驻足，随处可见漂亮的房子和体面的汽车。某几幢雄伟的老建筑外表十分华丽，但从下垂的窗帘和破旧的网帘就能看出，里面都是些破败的公寓。我们学到的这些技能真有意思。我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对一个地区进行解析：它有多安全，是富裕还是贫穷，是不是养育孩子的宝地。这些暗示主要是下意识的。我就是知道，而且从来没有错过。
我继续漫无目的地行走，在一所学校外停下脚步，观看运动会的麻袋跳比赛，笑得直翻白眼。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刚刚到场的爸爸。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高举着小小的运动鞋，就像举着一只奖杯。我知道其他成年人可能都以为我是家长。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个骗子，但也让我想到了未来的可能性，于是我又多待了一会儿。
有人曾经把拥有艰辛童年的成年人照顾孩子的过程称为“重新母亲化”（remothering）。通过赋予孩子父母之爱，你也会明白什么是父母之爱。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实验。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强大到足以改变一个亘古不变的循环？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看到了比赛结束，和所有骄傲的家长一起欢呼鼓掌，然后远离人群去给彼得打电话，只为了听听他的声音。
在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停下闲逛的脚步。
“等一下，我再打给你好吗？我觉得我刚刚发现了什么。”
一块银色的圆形牌匾上写着“出租房屋开发项目，1990年10月15日开放”。我最后一次看到眼前这幢大楼，是在街对面我家的房间里。冲天的火焰烧塌了屋顶的横梁。
我的右手边是我以前的学校。我曾在那里的运动场上学会了打板球。还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条对角线小路。沿着这条小路走，就能从民宿到达学校的前门。我站在校门口凝视着学校。一个女人开着一辆四驱车，离开时与我挥了挥手，她显然以为我是个本来就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家长。我也朝她挥了挥手，随后又尴尬地把手缩了回去。
我沿着昔日走过的老路穿过公园。我记得我曾央求妈妈允许我放学后去那里玩耍，说她可以从窗户看着我； 但我总是只能待在家里，窝在小房间里看电视或蜷缩在双层床上看书。
即便就站在楼前，我还是无法确定。建筑的结构和位置都是对的，而且仍然保持着同样近乎哥特式的外观。但它看起来……十分高档。前门有着法罗&鲍尔（Farrow &Ball）涂料的光泽感，奶油色的花盆里栽着两株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我走到后门，看见一辆锃亮的白色迷你库珀汽车停在那里。也许他们把这栋陈旧的高楼改成了豪华公寓。也许这间民宿和我一样，已经改头换面——但内部和原来一模一样，只不过外部进行了些许升级。
一个男人从后门走了出来，五十多岁，脑袋上架着一副墨镜。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人抓到正在偷窥，后来才注意到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绿色的证件挂绳，我这才放松下来。
“请问，这里在八十年代末是不是一家流浪者收容所？”
他表示了肯定。于是我爬上台阶，走到他所在的门口。
“我叫凯里·哈德森。我以前住在这里。顶层的那个房间，屋顶上有小窗户？我现在是一名作家，正在创作和这里有关的故事。”
我装出公事公办的自信，跟他握了握手，其实心虚得很。我总感觉这样自我介绍时，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会被撕开，揭露我根本不是一个三十八岁的职业人士，而是一个曾经无家可归的孩子，一个和妈妈、妹妹挤在同一个单间里的人。和往常一样，我发现他的态度产生了变化，在审视、评估我是谁的同时变得更加谨慎，但这样的变化是无声且善意的。
原来凯文是一名个案工作者，就在这座大楼里工作。这里如今是为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人提供服务的收容所。他告诉我，他们的组织接手这里之后，便拆掉了内部原有的结构。
“那时候的生活一定非常艰苦吧。”
“我们的房间里有一台小冰箱，还有一个可以做饭的电炉。洗一次澡要二十便士。”
他似乎被我说的东西搞糊涂了。“你现在显然过得不错。你的妈妈和妹妹呢？”
“我的妹妹很好。她接受了护士培训。”
我记下了他的同事凯西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当初他们接管这栋大楼时，她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那天晚些时候，他在推特上关注了我，告诉我他很期待这本书。
我高兴地走开了。听到他证实这座房子曾经是个艰苦的住所，我心里有些释然。因为毫无疑问，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住在那里。
不知怎的，在民宿外遇见他让我感觉更加完整。以一个成年女性的身份站在这座建筑的门前观望，意味着我再也不需要执着于过去那些感受了。
在回程的地铁上，我决定在惠特利湾下车。我买了薯条和咖喱酱，坐在俯瞰大海的长椅上吃着，披散的发丝扎着我的脸颊，风拍打着我的衣裳。
在我眼前，两个金发姐妹穿着配套的蓝粉色裙子在玩耍。年纪大一些的姐姐大约五岁，不停地往前走动，妹妹蹒跚地跟在她的身后。姐姐又往前走了几步，妹妹踉跄地跟上，脸上挂着崇拜的微笑。最后，姐姐抱住小家伙的腰，把她抱回了父母所在的毯子上。整个循环又重新开始。我看着她们笑个不停。
我总是为失去了很多东西感到悲伤，但那一天，我也心存感激，感激我慢慢地将心里破碎的部分又重新缝合在了一起。坐在那里，在冰冷的沙滩上吃着薯条，我几乎开始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人了。
19
科特布里奇1991年
当妈妈告诉我，我们又要搬回苏格兰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要去的地方是科特布里奇（Coatbridge），一个离艾尔德里不远的小镇。但我记得我的确试着跟她讲道理，说也许搬去和里奇同住就没有顺利过。
至于为何突然离奇地搬离豪顿，有几种合理的解释：在我们生活过的地方，豪顿算是停留时间最久的；里奇带着钱来了，承诺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妈妈总是既无聊又孤独，而且心性过于乐观。我怀疑，在豪顿勒霍尔再待五年的想法让她感觉看不到头，于是她决定还是尽早让我离开中学比较好。我觉得在她看来，任何地方都比我们住的地方更好。
我们搬进了里奇的廉租公寓。公寓所在的地方是苏格兰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位于一座塔楼的高层。里奇的公寓总是非常干净，但十分简陋。（我猜这是因为他是一名退役军人。）公寓里散发着卷烟和屁的味道，因为他只吃鸡蛋、薯条和豆子。屋里会架起各种各样的小架子，上面摆着装满钉子和螺丝的果酱罐。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竟然有一台黑白小电视，可以通过转动旋钮来接收信号。我和妹妹睡觉的空荡卧室里摆了一张单人床，这是他在街上或垃圾堆里捡来的。我们醒来时满身都是虫咬留下的粉红色伤痕。我感觉精疲力竭，指甲里还有夜里抓挠皮肤留下的血迹。
相比拥有红色砖房、围墙花园和有小马散布的田野的小镇豪顿勒霍尔，这个居民区本身就很恐怖，就像描述世界末日的未来主义电影里的穷人不得以居住的地方，仿佛食人族会戴着自行车头盔，手持鹤嘴锄在街上游荡。
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妈妈问：“你不是说，这地方已经全都装修好了吗？”里奇挥动手臂，扫过几乎空空如也的客厅：一张靠窗的桌子、一张胶合板咖啡桌、一张破旧的沙发。他说：“是啊。”住下后的前几个星期，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忽视妈妈与里奇的争吵，疯狂地玩着找单词游戏，偶尔站起来看看外面广阔的灰色和若隐若现的高耸建筑物。我不太了解什么是廉租房，我很小就离开了这种住所，但我不需要多少年的历练或多高的智商就能知道，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
搬家、长途车票、小零食和沿途的开销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只能靠薯条过活。在一次难得的外出活动中，我去当地的商店逛了逛。那里有一家小铺、一家博彩公司和一家中餐外卖店，旁边是小区尽头的一大片绿色灌木，标志着与另一个名叫格林恩德（Greenend）的居民区的边界。绿地上总是散落着垃圾，有时还会停上一辆被人遗弃的汽车。我去的那家商店本身就像一座铝制笼子做成的堡垒。要选择买什么东西，就必须把鼻子顶到铁丝上，通过一个小小的舱口说出你的需求。店里的一块牌子上写道：“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要求赊账。”十五年后，爸爸还会提起那家店。他肯定来过，虽然我记不太清楚了。“那是真正的贫民窟产物。”他笑着说，把我丢在那里一了百了的想法从未停止过。我过去经常去那家店买糖果呢。
入住后的第一个礼拜，在去过商店之后，我和妈妈不得不奔跑着穿过小区的巷道，躲避那些站在车库屋顶上朝我们的脑袋丢石块的小孩。妈妈怒气冲冲地回到公寓，要求里奇做些什么，于是他慢慢悠悠、压抑着怒火将报纸和卷烟放到一边，走出了家门。
我们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从大吼“来吧，我们一起玩个开心”到怒斥“我要把你们的牙打到喉咙里去，让你们把手塞进屁股里去啃指甲”。可那群孩子依然毫不惊慌地继续丢着石头。这可能是他们长久以来得到过最多关注的时候了。
最终，里奇厌倦了我总是待在家里，让我出去玩。
“可我一个朋友也没有。”
“你可以去少年犯感化院里交朋友。”
“那是什么地方？”
“没事。出去。我要你出去待上至少一个小时。”
于是我穿上旱冰鞋，笨拙地爬下黑暗的楼梯，在街区外一条十米长的碎裂铺路板上来回滑，直到一个小时后结束。
不出一个月的工夫，生活便分崩离析。妈妈告诉我们，我们只是暂住在这里，直到拥有自己的公寓。家里所有家具，还有电视都被搬进了我们的房间。我们三个和猫咪格雷西挤在一张满是跳蚤的单人床上。
我记得我们在那里住了很久，久到我甚至入读了一家（里奇选择的）天主教学校。校服是栗色的运动衫，还会有大巴车停在小区外接我们去上学。后来，我又转到了（妈妈选择的）一所非宗教学校。
一天晚上，妈妈和里奇在厨房里喝酒，吵了起来。她怒气冲冲地跑上楼，里奇跟在她的身后，把我和妹妹都吵醒了。妈妈放声尖叫，里奇打开窗户，抱起黑白小电视丢了出去。电视机在楼下摔得粉碎。他人高马大，场面十分恐怖。和生活中不需要看电视的念头一样恐怖。
那年我十一岁，马上就要满十二岁。我的口音乱七八糟，一半是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口音，一半是阿伯丁口音，虽然听上去很时髦，但其实不是。我的穿衣风格也是乱七八糟，没有朋友，没有家庭关系。不过，比所有事情更糟糕的是我的处境——我是个穷光蛋，因此注定在高中里一败涂地。
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个古怪且不善交际的人。我喜欢歌手密特·劳弗（Meat Loaf）和邦乔维乐队（Bon Jovi）。我阅书无数，最期待的就是去图书馆。更成问题的是，我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愿意听我说话的人。
总的来讲，没有人教过我，当你的观点不受欢迎时就应该闭嘴。里奇曾经给过我一条很好的建议。要是我当时采纳了它，刚步入青少年的那段时期可能会过得轻松一些——“保持安静，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教我直抒胸臆的人会把我当作同龄人看待，让我觉得，和那些我被迫与之生活在一起的人相比，我肯定更优秀，即使我们实际上明显比社区里的大多数家庭都更落魄。
刚入读科特布里奇中学的第一个星期，我穿着当初为另一所学校（我已经从那里办理了退学）购置的装备去上体育课——海军蓝色的运动裤、及膝袜、网球衫——却遭到了全班的嘲笑。那年晚些时候，我的英语考试得了C，课上到一半就哭了起来。我约了一个一直折磨我的女孩去打架，结果全年级的人都来围观。不过，一动起手来，打人的想法似乎就变得不可想象了。最后，我躺在泥土里，身上已经洗褪了色的灰色训练文胸露在了外面。我的裤子也总是短上三英寸，衬衫上还有黄色的汗渍。妈妈会在家里给我理发（其实现在也是如此），害得我长出来的头发总是奇形怪状。
杰米·巴尔杰：一名英国的两岁男童，于1993年被两名十岁男孩绑架并残忍杀害。——编者注 我创办了一份校报，但一心只想写反种族主义的文章。那时我刚看了电影《密西西比在燃烧》（Mississipi Burning），决定长大后当一名民权官员。这份报纸只办了一期。在社会科学课上，老师让那些认为杀害杰米·巴尔杰（Jamie Bulger） 的凶手应该被判死刑的人坐下。我是唯一一个站着的人。我环视教室，对同学们说：“那你们跟杀人犯有什么两样！”虽然我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但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话在一屋十一岁的孩子中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响。
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人欺负。
我知道，在很多方面，我都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显眼的目标，但令我惊讶的是，那些孩子竟然如此残忍。我明白专制政权为什么会招募青少年了：因为他们已经聪明到能够察觉到他人身上最脆弱的地方，却还没有成熟到足以理解自己能够造成多大的伤害。
有一天，我从台阶上跳下来时扭伤了脚踝。当同学们嬉笑着排队等待老师时，我一个接一个地恳求他们去找人来帮我。老师终于赶到时，竟然也当着我哭泣的脸庞大笑起来，翻着白眼把我送去了校医那里。
我不是在演戏。我的脚踝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像只网球。令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不是疼痛，而是对人们竟然可以如此不友善的彻底绝望。
学校不再是我学习的地方，而是一个需要躲藏的地方。我不断告诫自己要坚强起来，以应对难听的话语和琐碎的暴力行为——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掉眼泪。每天早晨，我走上山坡时，都会想象新的一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或羞辱。每天下午，我又会满怀欣慰地走下山，庆幸自己又活过了一天。除了几位好心的老师（历史、自然科学和艺术老师），我觉得教职工和同学都不喜欢我。
我怀疑老师们讨厌我的原因有很多：我不是本地人，总喜欢直言不讳地表达内心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不受欢迎（比如那位社会科学老师就强烈支持死刑）。同时我出身贫寒。也许他们把我努力适应新课程、新学校和每天获得的待遇误认为是愚蠢。
在学校里，我本是一个爱读书、爱学习的孩子，对教育能带来什么充满好奇与热情。但到了初二那年，这些人用刺耳的话语、不耐烦的态度，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敌意，将这样的好奇与热情几乎彻底压制了。有一次，我在体操比赛中得了第二名，我就站在老师面前，她却没有理会我，而是对着获胜者说：“你差点儿就让她赢了。”说“她”时带着一种厌恶且轻蔑的意味。我再没做过任何运动，直到三十岁。
我入学后几个星期，妈妈终于在格林恩德分配到了一套廉租公寓。那是一座拥有四套公寓的楼房，坐落在一条长长的道路尽头。道路绕着小区蜿蜒而行，里面一排排曾经令人向往的廉租房如今已经变成了肮脏不堪的街区。
格林恩德得名于小区紧挨的绿地。我们用偷来的购物手推车推着所有的家当经过时，绿地上好像还摆着正在燃烧的垃圾箱。或许那些象征着不满与无聊的残烟是我回忆起那个地方时的想象。可就连里奇也称它为混乱的“牛仔之邦”（cowboy country）。
的确，有传言说，如果你惹了不该惹的人，家里的房子就会被他们“烧得一干二净”。推着这些东西走向小公寓的途中，就连我都觉得，我们本可以再谨慎一些，不要那么无所顾忌地宣布我们是刚刚抵达的“鲜肉”（fresh meat）。
刨花（woodchip）墙纸：由两层纸夹着一层木纤维或木屑制成。它通过覆盖墙面的瑕玼和不平整来隐藏裂缝，形成一种有意的粗糙表面，被用作抹灰墙的廉价替代方案。——编者注 和所有廉租公寓一样，这个房子的风格也是简朴实用到了搞笑的地步。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填满它。地上铺着标配的破旧棕色地毯。平平无奇的空荡房间里，墙壁上贴着廉价的刨花墙纸 。妈妈又利用社会补贴贷款买了些二手家具和白色家电，还有盘子和叉子、几口平底锅和一些床上用品，每周一点一点地偿还。还款金额并不多，也许只有几英镑；但到了星期天，当橱柜里空空如也，我们都饥肠辘辘时，就知道少了几英镑是什么感觉了。
楼下的邻居名叫克莱尔，是一位单身妈妈。她的儿子安德鲁那年八岁，一头乱蓬蓬的金发，痴迷足球。他在楼前踢球，我和妹妹在后院那片近乎枯死的树林和潮湿的草坪上玩耍，总是撞倒别人晾在外面的潮湿衣物。有一天，当时已经三四岁的妹妹发现了一个用过的注射器，把它当作奖品一样带回了家。后来我们就不再去那里玩了。
爸爸在那段时间里消失了一阵子。几个月过去了，甚至有可能是五六个月，他连电话都没有打过一个。后来我收到了一张字迹潦草的明信片。他去了墨西哥，去了爱尔兰。他得了面神经麻痹症。他要回伦敦。我可以去看望他，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度假。
我相信了他的话，从一家好心的旅行社手里拿了一大堆旅游手册。当我骄傲地宣布“爸爸要带我去希腊”时，他们肯定知道我哪也去不成。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手册里的酒店房间、不限量的自助餐（尽情享用！）、拥有洁白沙子和碧蓝海水的海滩、儿童俱乐部和带滑梯的泳池。与此同时，我正躺在电暖器前，穿着二手的粉红色羊毛晨衣，身上散发着青春期的汗水和衣服前任主人的气味。或许你听了会惊讶，但阅读那些手册是我距离成排原色阳伞之下的自助餐和海滩最近的一刻。
在所有回忆中，写到这段时光最令我感到悲伤。也许是因为我已经长大，可以理解了。我开始慢慢地、冷酷地、逐渐地意识到，生活充满艰辛，而且可能只会越来越艰辛。我不能再依靠老师的仁慈或幼稚的幻想生活下去——尽管上帝知道，我试过沉浸在幼稚的幻想之中。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非常迷茫。妈妈被彻底孤立了。里奇只会在希望得到借款或一个吻和拥抱时才过来。有一天，妈妈约邻居来喝上一杯，但在他们到达之前，她就已经干掉了半瓶伏特加，最后当着他们的面摔倒在地。在我试图哄她上床时，她朝我们大喊大叫，然后一直睡到了第二天。
她和克莱尔唯一一次抛却牵强的礼貌开口说话，是在两个戴着巴拉克拉法帽，拿着撬棍的男人出现在克莱尔家门口的时候。我和妈妈穿着睡衣走到楼梯平台上，朝着楼下高声询问她是否需要警察。她说不需要，于是我们就回屋了，仅此而已。
我们发现自己又一次出现在了一个自己无法融入的地方。我无法习惯这个城镇的暴力，那些似乎毫无来由的喊叫声——“嘿，姑娘，想不想来快活一下？”或者“来给我吹喇叭吧！”。每一次我开口，都会暴露我的格格不入。
我们会一起去当地的公园度周末。妹妹喜欢那里的蝴蝶屋，或是那家名为萨默李的小型博物馆，里面专门展示了“苏格兰的工业生活”。妈妈从一家慈善商店逛到另一家慈善商店，挑选“二手货”。我则在店外等待，心怦怦直跳，生怕被同校的人撞见。我和妹妹的打扮非常奇怪，是妈妈为我们搭配的——橙色的马甲和黄色的连衣裤。晚上，我们会一起看电视，直到我在屏幕前睡着。每次学校午休时间，我都得花上二十便士给妈妈打电话以确认她的情况。我经常照顾妹妹，动作娴熟到让人误以为她是我的孩子。
我确实在小区里短暂地交到过一些朋友。有两个女孩会帮我在头发上抹摩丝，还会借给我唇彩，然后带我去到处散落着碎玻璃的公园里闲逛。但是妈妈认为我不该再和她们厮混，因为她老是见不到我。
我仍然相信妈妈所说的一切，穿着她给我搭配的奇怪二手衣服。只要她叫我回家，我就会待在屋里。我们的关系之所以异常紧密，只不过是因为她孤身一人，而我也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我不仅是她的女儿，还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的人。
但那时我才十二岁，过得很不开心。我身处困境，试图向成年迈进，却像溺水一样挣扎，身后还要拉上妈妈和妹妹。
后来，我加入了教会。我已经记不清事情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了。我和一个叫米歇尔的瘦削女孩成了朋友。她有一个整洁的家，还有一个严厉得吓人的爸爸。他热爱七十年代的摇滚乐队朗瑞格（Runrig），多过爱他的妻子。米歇尔和我一样穿着发灰的白袜子和不合身的裤子，这就是我们的共同之处。
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都形影不离，也许是两年，但这并不是出于对彼此的喜爱，而是因为我们搭伴出行更加安全，于是我们便充分利用这一点。我们会玩些无害的游戏，去镇上闲逛，避开其他青少年，练习在栏杆上保持平衡，偶尔揣着几英镑，胳膊下夹着卷紧的旧毛巾去游泳——童年最后的放肆时光。
但后来，米歇尔的爸爸决定不再与我相善，嫌我话多又缺乏管教，好像这些事情会传染。于是米歇尔与我渐行渐远，我也被迫去寻找新的朋友。
最后，我只能和琳达、黛博拉在学校里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度过午餐时间。我们会交换热门影视作品的海报。（她们用基努·里维斯的海报换走了我的“接招合唱团”海报。）后来，我还会和她们一起过周末，去她们家里做客，和她俩一起坐着琳达父母的车前往新光教堂——一座新建的红砖建筑，坐落在马瑟韦尔（Motherwell）一个犯罪盛行的地方。
新光教堂是一所以美国模式为基础的福音派教会。我最初加入的是青年团。我记得团名叫做“活力青年”。团里有二十多个人，还有一群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作为青年领袖。我们会聊些许宗教内容，善良和好学生的本质让我很欣赏基督教的原则。这个混乱的青少年迫切需要善良与单纯的关怀，喜欢这个小小的安全空间里无尽的茶水、饼干、倾听的耳朵，还有纯粹在情感上投入的成年人真诚的拥抱。
最后，我参加了主日礼拜。在一个光线充足的大房间里，三排座位面向一个大舞台。舞台上有一支带电吉他的乐队。投影仪播放着基督教摇滚歌曲的歌词，配以云朵和海洋的背景——就像脸书网问世前的脸书网励志名言。会众唱歌时有鼓声和铃鼓声伴奏，还有人在走道上起舞，剩下的人则把手掌伸向天空，一边鼓掌一边摇摆。
此处的“方言”（speaking in tongues）通常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指流畅地说出类似话语般的声音，但发出的声音一般无法被人理解。——译者注 祈祷时，乐队会演奏柔和的旋律。当“哦，是的，主啊，充满我，主啊”的呼喊声响遍教堂时，各种仿佛带节奏般的咒语的方言 也会随之响彻教堂。随后，他们会要求所有想要忏悔的人向前一步。许多会众站在舞台前，聆听牧师的祈祷和乐队的演奏。其余参与礼拜的人纷纷大声呼号，支持他们摆脱罪恶。紧接着会有指定的人开始围着那些站立的人转圈。当罪人用方言说话时，牧师会把手按在他们的额头上，他们的身体要如慢动作般折叠起来，说明他们“被圣灵充满了”。身后的指定人员会接住他们，将其轻轻放到地板上。之后，他们会互相搀扶着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全体起立，喝橙汁，喝茶，吃饼干，互相拥抱道别。
刚开始的几次，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感觉既着迷又困惑。最终，我也加入了他们，拍着手跟随乐队一起歌唱。很快，我就站到了最前面，虽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被圣灵充满了，但在祈求被拯救的过程中，在为所有值得哭泣的事情流泪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强大且深刻的安慰。对于一个很少被触摸或拥抱的人（“不要这么娇气”）来说，坠入强有力的手中，被人轻轻放到地板上能带来一种安慰。经历了这一切，我不知为何感觉焕然一新，这感觉十分特别，还可以喝点甜橙汁，拥抱每个人。
用方言说话时，无意义的声音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如同一个孩子在学习组织单词。我从不曾真心相信上帝在通过我说话，但我知道，这是人们的期待。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拥有了朋友，拥有了一个欢迎我的地方，拥有了关心我的大人们。我明白，要想留在这个群体里就必须做出一些牺牲。顺从就属于这份协议中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一次信仰的飞跃。
教会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有针对性地拯救来自贫困社区的孩子，也没有考虑到我们仍然要返回艰难街道的现实，有时还要回归身陷困境的家庭。我们不仅前途渺茫，还要忍受青春期荷尔蒙普遍的紊乱与困惑。但在教会里，我认识了一群与我有着差不多生活的平凡伙伴。
妈妈对教会的事情大为恼火。她不想让我信教，也不希望我和其他成年人说话，更不希望我晚上和周末离开家、远离她。但现在我找到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还有一整套神学理论作为武器。就算是妈妈，也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可以阻止我参加一个行善的教会小组。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沮丧地几乎彻底放弃。你想做个成年人吗？去吧。
我不再回家，而是在一个又一个教会的朋友家里过夜。起初我和妈妈约定，我会在钱包里放上二十便士，打公用电话告诉她我不回家了。但几周之后，妈妈认为我只要不在家，就是和朋友在一起，或是电话线断了。十三岁那年，我和几个新朋友去了另一座城镇的街道上游荡。
我和他们坐在老桥上，喝着苹果酒、草莓和猕猴桃口味的MD 20/20果味酒精饮料。我的初吻发生在教堂的停车场里。那个男孩说我接吻时像狗一样（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我记得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转动我的脑袋）。很快，这样的亲密行为就过渡到了“口交”和性爱。十四岁时，我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将童贞给了一个名叫保罗的英俊十六岁男孩。他告诉我，他愿意为我戴避孕套，而他不会为其他人这么做。我想事情可能会更糟。一切进展得太快，以至于我几乎没有注意。从我第一次真正尝到酒的滋味，到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大概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从献出初吻到随便和男生上床也一样——还有每天晚上回家和妈妈一起看电视，到在马瑟韦尔的市政住宅区闲逛，背包里装着备用的短裤，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今晚会睡在哪里。
我恳求妈妈让我转到马瑟韦尔高中，也就是我的大多数教会朋友所在的学校。她同意了，因为她无法忍受我没完没了的哭闹，我猜也因为她知道现在这所学校对我来说有多艰难。新学校很大。由于朋友们的年纪都比我大，所以和我在不同的班级。我记得在一节英语课上，有个女孩问我：“你做过什么？”然后她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自己吸食过的一大堆毒品。“你吃过‘果冻’吗？”几个星期后，我看见她紧紧抓住一根灯柱，双腿像果冻一样晃来晃去，极度兴奋。
我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被赶出教室。最后——我已经记不得是因为什么了——我直接不去上课了。我会去肯尼家转一圈。他是教会里的一个“老家伙”，和他的妈妈住在一起。我会和他一起看MTV，吃奶酪烤面包。或者，我会找一小片树林，一边看书一边吃着便宜的饼干。我偶尔也会去图书馆逛逛，希望不会有人抓到我偷书。
教会里，和我们一起玩的保罗让一个女孩怀了孕，他被告知要么悔改，要么被逐出教会。他拒绝对自己的行为表达悔意，也不后悔有了孩子，于是他就被逐出了教会。我们中的有些人对这个决定表示了疑惑。当我们发现宽恕其实是有条件的，便慢慢不再去教堂了。可没有了教堂，我和那些人之间就不再有什么联系了。
最终，我又变得非常孤独，既失去了朋友，也没有能让我感到温暖的家，也没有学校可回。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未来并没有真正的希望。妈妈也病了。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曾请求上帝给她一个启示。（尽管她态度强硬地表示，她不相信我的上帝）指明她应该继续活下去。就在那一刻，她听到街上的孩子们冲着正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松鼠大叫起来。“一只松鼠！你能相信吗？！”她显然认为这就是来自上帝的积极信号。
漫长而孤独的夏季学期结束时，我独自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进，有时会试图通过多喝酒、多抽烟、和更多的男人上床来取悦自己，却均以失败告终。我还试过以我唯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增加自身价值。后来，妈妈收到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去上学。
这封信寄到的同时，正好赶上里奇来看我——或是寄来了明信片，还是打来了电话之类的——告诉我他住在海边，那里有很多的“住处和工作”。
仅此而已。
20
科特布里奇2018年
那天早上，我预订了前往北拉纳克郡的火车票。格拉斯哥民宿的房东给我发来消息，说我可能要“查一下车次，因为天气不好”。另一条消息是我的老朋友莎莉发来的。我打算在回访曾经住过的小区途中顺便去看望她。莎莉提醒我“多带几件套头毛衣”。这是我们在利物浦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我凝视着落雨的天空无边无际的灰色，想知道在这座面朝大海的小城之外会发生什么。
火车沿途的风景很美，穿过了一座座工业城镇和偏远的乡村。飘落的雪花让窗外的景色如同一张图画明信片。我把头靠在窗户上向外望去，感觉一种奇怪的宁静笼罩着我的身体。我已经坐上了火车，该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
几个月前，莎莉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主题是“搜索一位老朋友，你会发现什么？”，第一行是“他妈的凯里·哈德森，就是她！”。莎莉是我十四岁时在新光教会里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当时她是个喜欢空想的甜美少女，手腕纤细，蓬乱浓密的黑色卷发总是垂在眼前。她家是我经常过夜的地点之一。我们总是肩并肩地坐在她的床上，吃着同样的晚餐——两人分享一盒卡夫奶酪通心粉。我第一次化妆就在她家。她相信有鬼，但觉得这种想法非常糟糕，因为它似乎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她会抽烟，却像个用圆珠笔假装抽烟的孩子那样，优雅地把烟夹在指尖之间。我已经二十四年没有见过她了。
我第一次收到她的邮件时，给她发了一封热情洋溢、感情充沛的回信，让她不要介意她在信中提到过的一场争执（我已经不记得有那么一回事了）——“不管怎样，谁的青春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多么可怕的时光啊……感谢上帝，我们熬过去了！”我还告诉她，我经常去苏格兰，或者她可以过来住在我的船上。（我最终还是没有买下那艘船。）然后，和我处理过往的方式一样，我直接把自己封锁了起来，没有理会她的其他电子邮件。就这样，我默默地退缩了，把一切归咎于忙碌与恋爱。
开始创作这本书之后，我又联系了她，问我回去时能否找她聊聊。我真的没有指望能收到她的消息，因为我对她很不厚道。可她居然回复说她当然愿意。她现在是一名社工，同时也是一名单亲母亲、编织工。她周末会戴上假发，换换花样。她怀孕后就回到了马瑟韦尔附近的威肖（Wishaw）。她说她将很高兴见到我。这似乎是一个足够充足的理由，让我终于强迫自己登上了火车。
我一直以为童年的冬天都是想象出来的。天气一旦暖和起来，我麻木的手脚就会开始刺痛发痒，仿佛风里夹杂着冰碴，会慢慢剥去我身上的皮肤。可当我拖着行李穿过格拉斯哥亮丽的人行道时，才意识到我只是很久没有回来了。
第二天，暴风雪更大了，气温也更低。我和身穿校服的孩子们在溜冰场一样的小路上缓慢地穿行，朝地铁站走去。所有人都弓着腿，僵硬地迈着脚步，就像拉肚子的同时还闪了腰。我突然想到，即便是在南方最寒冷的天气里，我也从未见识过这种冰封的人行道。但在蹒跚而行的过程中，我的肌肉却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这种感觉。当地政府可能认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要去，所以即便整个地方都陷入停滞，养老金领取者摔碎了髋骨，也无所谓。
我的靴子已经被冰水浸透。我想起了妈妈：她在袜子外套塑料袋，塑料袋外再套袜子，然后再穿靴子，然后在客厅里绕上一圈，确保没有人会听到她脚下的沙沙声。我停下来看一个孩子用脚跟在一滩冰上猛踢，回忆再度浮现。
我乘火车去马瑟韦尔与莎莉见面。坐在车上，我注视着一个又一个模糊记得的小镇名称从窗前一闪而过——坎布斯朗（Cambuslang）、乌丁斯顿（Uddingston）、贝尔希尔（Bellshill）——心头涌上一股令人眩晕和略感恐惧的惊愕。我已经习惯每回一个地方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了。列车停靠在车站时，莎莉已经在水泥台阶的顶端等待。我微笑着走上前拥抱了她。她的下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又回到了十四岁。
“天哪，凯里，你一点儿都没变。”
这不是真的。数月焦虑的饮食和白天的困倦令我的身材如同一个软绵绵的苹果。莎莉认识我时，我骨瘦如柴，总是坐立不安，为了能和朋友们出去玩，还经常不吃晚饭。
“我也想说同样的话！”
这是真的。二十五年来，莎莉换了很多工作，生了孩子，去了不同的城市，经历过各种苦痛，却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她的嘴角和眼睛周围浮现出几条皱纹，但几乎难以察觉。她的身姿更自信了，双手稳定地垂在体侧，而不是不停地撩拨头发、抓耳挠腮，可她其实仍是那个站在车站台阶的顶端等我的莎莉。在我叫出她的名字之前，才从白日梦中醒来。
她提出带我去看看她的办公室，然后送我去科特布里奇。途中，我们路过了曾经购买小饰品的新时代基督教商店和一家酒吧。在这间酒吧里，我们曾激动地允许两个年纪大得多的男子为我们买了半杯啤酒，搂着我们的身子。她告诉我，她仍然会看到那两个人，他们似乎也没什么改变。我像十几岁时经常做的那样挽着她的胳膊，这才意识到，二十年过去了，我至少应该先给这个女人买上半杯啤酒。
在马瑟韦尔社会工作办公室，莎莉负责指导问题青少年完成中学学业，然后为他们介绍更多的机会。她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同事。这些人都管理着各种大型项目，还要监督其他社会工作者的团队。她和同事们交流时的自信令我感到惊讶。我猜，在我自信满满地和所有人握手问候，介绍自己的书籍和创作意图时，她肯定也吃了一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