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社会工作充满了混乱——文件四处散落，电话响个不停——可这间办公室里却出奇地安静，看上去十分传统，整洁得令人难以置信。莎莉的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胖女人，从事社会工作已有三十五年。站在她旁边的是一个面带微笑的黑发女人，另外还有一个看上去很有主见的女士。
趁着莎莉给我倒茶的工夫，我提到自己曾在马瑟韦尔上过学，询问她们工作这些年有没有看到学校的变化。大家一致认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无家可归的群体变大。
“每条街上都能看到流浪者。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便是十年前。不过人们无家可归并不是因为没有房子，而是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和滥用与自杀相关的药物。我不认为公众能明白这一点。我猜他们并不把这些人当作人来看待。”
其中一名女子自豪地告诉我，她是男性自杀预防项目的“领导者”——2017年，苏格兰男性自杀人数是女性的三倍。这样的数字与贫困密切相关。她解释称，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与男性谈论抑郁症，因为男人不愿和医生或社工交流，反而更有可能向理发师或健身房的教练敞开心扉。所以他们会从社区招募志愿者来做这些事情。“我们曾与麦当劳、宗教团体、莫里森百货（Morrisons）和阿斯达超市合作，让大家都参与到自杀相关的讨论中来。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们曾经把癌症称为‘大C’，谈之色变，只会低声说‘她得了大C’。但我们成功克服了它。我们需要在自杀和心理健康问题上采取同样的措施。”
莎莉得去打个电话，于是她们好心地替她陪伴我，为我解释她们的服务是如何转移到网络上的。但我问道，要是这些人不具备计算机技能怎么办？要是他们无法上网或使用电脑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她们可能早已厌倦，或者并没有好的答案，但是她们告诉我，他们正在与全科医生诊所合作开发新的“中心”，为人们提供上网的机会，而且苏格兰的每座图书馆都将配备一台电脑。我这样的质疑似乎并不礼貌，因为她们都是专家——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是莎莉的同事，所以我没有询问那些足不出户或者无法出门的人该怎么办，还有那些连去图书馆的公交车费都负担不起或在任何公共场所使用电脑都有困难的人怎么办。还有那些既要做心理辅导员，又要兼任福利顾问和熟练而专业的图书管理员该如何应对不同的情况。
莎莉拿着叮当作响的钥匙回来了，还收拾了几样东西，准备带去下一场会议。离开时，我对她的同事们表示了感谢，并大胆地问道，要是我和我的家人现在还住在这里，并且和以前一样艰苦，生活会是怎样。
“在某些方面，情况会更糟。”
“要我说，应该不太一样。”
这句话出自众人中最年长的人，也就是莎莉的老板。她一直有所保留，直到这一刻才开口：“我很高兴我们生活在苏格兰。你可以看到保守党的影响，他们的某些削减以及对福利的态度。但是宽容——我们应该在社区中相互支持的那种感觉——我认为在这里仍旧存在。”
出门时，我对莎莉说，家里从小就教育我，社工都是帮倒忙的人，是来陷害你的，最好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如今，除了同情与尊重，我对这些女性的艰辛付出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我想象若是自己在超市里看到一个妈妈在显而易见地为买不起东西而发愁，或者是看到一个外套单薄的孩子，我的思想和良心会受到什么影响？不知道在不仅是一年，而是数十年的工作中，她们需要付出什么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
让我感到些许安慰的是，一些显然本性善良、心地正直、头脑敏锐且经验丰富的人，正在这个“新版本”的国家中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这个新版本中，权力最少的人反而受到的诋毁最多。正如近期联合国一份关于英国贫困的报告所概述的那样，受过去八年紧缩政策影响最严重的是妇女、儿童、残疾人、养老金领取者、寻求庇护者和移民，以及生活在农村贫困地区的人。简而言之，这些女性正尽其所能帮助所有人，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障碍。
离开办公室时，我感觉自己刚刚遇到了超级英雄。她们虽然要面对负面报道，从事着糟糕的工作，却仍在努力拯救无论如何都需要被拯救的人。
我们来到了停车场。“这车真不错！”我感叹道，但其实我的意思是：“该死，莎莉。你都开上车了！”
我们坐上车。但在莎莉发动引擎之前，我伸手摸了摸她纤细的手腕。“我应该向你道歉。”
莎莉不同以往的那股自信片刻间消失了。“哦，不——”
“不，我应该道歉。你给我发了那么多感人的电子邮件，我却没有回复。对不起，我只是……在面对过去存在问题。”
“嗯……你现在不是来了嘛。”
“见到你真的很高兴。谢谢你的帮助。”
道路很滑，河岸上堆积着灰褐色的烂泥。厚厚的雪花冲击着挡风玻璃的雨刷。她把我送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科特布里奇，我们约好第二天见面。我站在雪埋到脚踝的雪地里。交通环岛四周，一辆辆汽车在缓慢地环绕而行。麦当劳餐厅挨着一个巨大的零售公园招牌，上面贴着奈克斯特（Next）、咖世家咖啡和特斯科超市（Tesco）的标志。空气中充斥着大雪带来的宁静。我自言自语了一句“我来了”，艰难地迈开脚步走向科特布里奇食物赈济处所在的一排工业集装箱式建筑。莎莉说我可能会发现那里非常有趣。
走进室内，我发现这个地方其实非常漂亮，像个小型会计办公室。接待区铺着整洁的地毯，还有一间侧室。再往前就是捐赠区。一个又一个的货架上摆满了不易腐烂的食品。我有点含糊地解释了一番，说不想打断他们的工作，还说我曾经住在这里，目前正在创作这本书，希望能占用他们几分钟的时间。于是，身穿蓝色羊毛和粉色雨靴的小个子女子安吉拉把我领了进去。她请我喝茶，并邀请我和她一起坐在书架前的一张桌子旁，其他的志愿者则挤在我们周围。似乎每个人都能侃侃而谈。我笑着告诉他们，我在格林恩德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听到这里，大家逐渐放松下来。即便我穿着漂亮的靴子和外套，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他们都明白在格林恩德长大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一遍又一遍对陌生人重复这样的说辞：“明白吗？我只是来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他们告诉我，这里最近遭遇了入室盗窃，于是整个社区都帮忙捐赠了更多的物资。大家纷纷开口，热切地想要向我讲述人们在事发后的善举。
“就像被海啸推着一样。”
“毫不夸张地说，真是太壮观了。”
“所有人都来了——商人、当地老百姓……”
我摇摇头，想知道谁会偷食物赈济处的东西。一个人该有多伤心、多愤慨、多饥饿，才会从那些饥肠辘辘的人嘴里抢夺食物。
“我们有一个简陋的慈善箱。你懂的，就是那种捐款用的箱子。他们把它砸开了。但里面只有几枚硬币。”
我告诉大家，我小的时候家里经常缺吃少穿，但我不记得有食物赈济处。如今的食物赈济处多如牛毛，看上去令人苦恼。
“真正令人担忧的应该是福利制裁才对。毕竟这并不是那些被制裁的人本身的过错。我们甚至接待过一些有工作但一个月都没领到工资的人。”
“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有工作，却没有固定期限的合同或假期工资，拿的是低薪和零时工合同。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也一样。”
“这种情况在圣诞节、复活节和暑假期间尤为严重。很多这样的低收入家庭平日里都依靠免费的学校晚餐，所以这时候的晚上只能吃些豆子吐司、鸡蛋吐司，因为他们白天已经吃过正餐了。那么遇到假期怎么办呢？”
我发出了一种奇怪而悲伤的声音。当然，这些对我而言都不是什么新闻。但看到货架上摆满了成排的“基本生活用品”——罐装豆子、大包的意大利面和一袋袋充满了水汽的白面包——我还是切实感受到了理论上的饥饿是什么感觉，心头隐隐作痛。我看到典当行时也有同样的反应。我知道它们的存在，但亲眼看到时，还是会因为它们于我而言所意味的一切流泪。因为有些东西能将我瞬间拉回过去，仿佛岁月从未流逝。
其中一个老人指着站在后面的一个女人告诉我，她总能保证动物们也能填饱肚子。她看上去既害羞又骄傲。“是啊，我自己也养了一条狗。即使生活窘迫，我也还是会喂饱它。宠物也是家庭的一员。”
我称赞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知道每个社区都有他们这样的人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我深受触动。毕竟他们本身根本不需要这么做。
“我们非常幸运。就连孩子也会带着自己的储蓄罐进来为我们捐款。”
“圣诞节时，有一位先生对我们说：‘我在车里坐了二十分钟才鼓起勇气走进来。’他是个衣着考究的人，有工作，但婚姻刚刚破裂，不得不提前支付几个月的新房房租。他羞愧不已，心如刀绞。于是我们请他坐下来，给了他食物，还额外给了他一些，以防他不好意思再回来。我告诉他：‘不要害怕回来，把钱存起来交电费和煤气费吧。’”
他们问我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我说要到明年。
“我还得写呢！”
“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一个人开玩笑说。
大家都笑了，又和我分享了更多故事。
“这个女人在玛莎百货工作。她的丈夫偷了她的工资，还把孩子们的电脑拿去卖了。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这么做了。于是她来这里领了些婴儿食品。她确实有工作，而且非常勤奋。她把他送进了监狱，最后把他赶出了家门。”
“还有一个人本来做生意赚了大钱，结果破产了，顷刻间变得一无所有。”
“还有一个人是季节工，负责修屋顶。他找不到工作，却还得养家糊口。”
“有两个女孩，一个在上大学，另一个还在读中学，她们的妈妈刚刚离开。姐妹俩什么都没有，没有卫生巾，一无所有，却从没有把自己的境况告诉过任何人，只是继续过活，因为她们自尊心太强。我记得那个社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时看上去心烦意乱。”
我心想，在如今这个时代，能让社工都感到震惊的事情该有多糟糕。我想告诉他们，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感受。“我认为很多对贫穷存在偏见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离贫穷有多近。”
“是啊，就差几笔工资的距离。谁都有可能遭遇这种情况。”
我问他们，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改变科特布里奇这种地方，让那些苦苦挣扎的人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老实说，科特布里奇没什么可以改变的。原因是自上而下的，来自政府。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是制裁的缘故。我们这里有个身患癌症的女人，她去医院看病的当天也是预约福利金的日子，但她因为去看病而受到了制裁。问题不在科特布里奇。”
他们邀请我留下来吃些三明治。虽然我很乐意多花些时间和这些和蔼可亲的人相处，却还是说，想趁雪还没有落下时在镇上走走。
我离开时，前台来了一位女士。她可能有五十岁了，很难判断其准确年龄，因为她长着一张我这种背景的女性普遍拥有的坚强、早衰的面庞。她微微弓着背，转向一位志愿者。对方正在热情、高效地抱着带夹写字板奋笔疾书，同时努力让她放松，像是深知她仅仅是踏进这扇门，就已经很不易了。
“什么都可以，你们有什么都可以……”
“你的家里有宠物吗？”
“是的，我有两条狗。”
“好吧，那我们也给它们拿点东西。”
我飞快地和大家挥手告别，害怕自己可能会因那个女人所受的伤痛和艰辛而落泪，而那甚至不是我本应该为之落泪的。
路边的一个车库外，我在雪地上的一个脚印坑里发现了一张十英镑的钞票。我把它捡起来，拿在手里翻了翻。我不可能将它捡走。于是我原路返回，准备将它交给食物赈济处，却不敢回去看那个女人。我想过等她出来时把钱给她，却不想让她感受到令我记忆犹新的那种善举带来的忽热忽冷、感激与羞耻交织的灼烧感。最后我干脆把它放回了原处，知道这条路是她离开时的必经之路，迫切地希望她能看到它。
十英镑。我有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能把它花掉，买上一杯咖啡和一块蛋糕。这点钱现在对我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已经忘了这么些钱会带来什么感受。你的钱包里只要有一张钞票，就如同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看到一个救生圈。一想到这里，我的肚子里就会产生一种感觉，那种刺骨的疼痛。我开始朝着科特布里奇的市中心走去。那里一半的商店都已倒闭了。
我迟到了。我需要咖啡。我需要喝点什么来吞服那两颗小小的像铅笔橡皮一样的粉色β受体阻滞剂。每当我感到害怕，就会吃上几粒。我穿过马瑟韦尔的高楼。我认得路，却吃惊地发现那座建筑看起来竟然如此了无生趣。二十五年前，它肯定才刚刚落成。我记得它沐浴在阳光里的样子。可眼前这座又矮又脏的黄砖新光教堂看起来就像一家过气的养老院。
我走进去时，礼拜已经开始了。一名穿着八十年代套头毛衣的丰满女子微笑着迎接了我。
“对不起，我来晚了一些，”我指了指嘈杂的隔壁房间，“我能不能……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参加礼拜仪式？”
女子吃了一惊，紧接着面露喜色，把我领进了门。我猜他们很少有人直接找上门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走进这片空间仍旧令人感到安慰，真是令人惊讶。我穿过摆着咖啡和果汁饮料的桌子，走到人少的会众区。
几位老人转过身来朝我微笑，我也报以同样的微笑。这份温暖让我的身心都放松下来。走向会众时，我注意到舞台上有个约莫四岁的小男孩。他拿着麦克风，身边围绕着笑容满面的大人。乐队轻弹着电吉他，轻擦着铙钹。我听不清男孩在说些什么，只知道他在谈论拯救的事情。他说到了上帝，引得人群中偶尔有人高呼“是的，主啊”。后来牧师收走了麦克风，说了几句类似“孩子的嘴巴里道出了真言。上帝是善良的”之类的话。在场的人纷纷鼓起掌来。
这很感人，但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个小孩连系鞋都没学会，就已经开始了解原罪与魔鬼以及如何取悦上帝了。我在那里感受到的任何安慰，或者因事后是否该自我介绍而带来的内疚或疑虑，全都烟消云散，就连胃里的咖啡似乎也变得苦涩起来。
我在房间远端的长椅边缘坐了下来。和我那时候相比，如今的教堂里空荡得多。也许是下雪的缘故，也许不是。“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人认出你来。”前一天，莎莉曾对我说。（她不想和我一同前来。）我说我觉得不会，但落座后却紧张起来。有人递给我一份打印资料，上面罗列了几个问题，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做关于布道的笔记，我很高兴能够写点东西打发时间。
我们唱起了摇滚情歌（一首我后来哼了好几个月的情歌）。我低下头，闭上眼睛祈祷，想起了我喜欢的正念冥想。布道的主题是《约书亚记》中的“鼓起勇气”，但我没怎么听进去。我感觉很不自在。尽管温暖的房间和温柔的吉他本应令我感到安慰，但我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在会众注视的目光下提前离场。
外面雨雪横飞。我把围巾裹在头上，朝着停车场走去。莎莉正在那里等我。
“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我的初吻就发生在那里的台阶上。我真不敢相信，我们过去常到这里来。”
“我知道。简直是疯了。”
我们都摇了摇头，仿佛在说“那是什么鬼东西”，然后开车去了酒吧。到了酒吧，我们没有多言就点了芝士通心粉，这才意识到自己仿佛彻底回到了童年。我们聊起了过去，但主要讨论的是现在：她十几岁的女儿，我即将举办的婚礼，我们去过的地方，我们的爱情生活。
面对彼此，我们仍会感到不自在，在边吃边喝的过程中，她跟我聊的更多的是她独自抚养女儿的事情，还提到女儿的考试成绩不错。
“你呢？”她问。“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痛饮了一大口啤酒，想起了妈妈、外祖母和妹妹，还有今天台上的那个小男孩。在阿伯丁，从我站在母校操场上看着那对母子时起，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却并没有回归原位。我一直对做母亲的念头感到恐惧，害怕伤害内心的那个孩子，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但是这一切不知怎么发生了改变。
“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之后，她开车载我去了她的公寓，把我介绍给她的女儿——一个漂亮的十五岁女孩。她正在写数学作业。令人吃惊的是，她看起来比我们还要成熟。我抱着她那只名叫鲁迪的无毛小猫，感觉它有点儿像个缩小了的慈眉善目的老人，穿着缩小版的粉红色的高领毛衣。我们喝了几杯茶，然后莎莉开车送我去了车站，在我迈下水泥台阶时挥手与我道别。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十五岁的年纪。
21
大雅茅斯1995年
“你为什么那么恨他？”
“因为只要他一出现，事情就会变得糟糕。”
我知道里奇就是这样的人，可他从大雅茅斯回到科特布里奇时，就连我见到他都十分高兴。他开了一辆亮橙色的八十年代老爷车，是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看到他走下车、百无聊赖又自以为是地靠在车边，像个北拉纳克的霹雳游侠，我和妈妈都笑得前仰后合。我把它称作“探戈车”。
和往常一样，我们又准备匆忙离开了，收拾行李都没花多长时间——一天，也许两天。我们的大部分东西都可以塞进从当地商店淘来的黑色垃圾袋和薯片箱里，或者有的东西已经烂到不值得随车被带往国家的另一头。妹妹见到她的爸爸非常激动。妈妈也很兴奋，也许只是期待又一个新的开始，或者只是因为能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并不孤单。
我呢？我早就知道我在科特布里奇不会有什么收获的，何况这里并不是什么难以割舍的地方。我下定决心，要在大雅茅斯做个与众不同的人。我要很酷，我要交朋友，并维持住与他们的友谊。我想象自己会喜欢上冲浪，像《聚散离合》（Home and Away）里的女孩一样，把皮肤晒成古铜色。
前往大雅茅斯的旅程充满了艰难。我们四人挤在探戈车里，四周挤满了箱子和袋子，身上散发着八月里的汗臭。车子在半路上抛锚了。妈妈和里奇吵了一架。大家睡在了停车场里，腿脚扭作一团，直到第二天早上车子被拖进修理厂。到了修理厂，我们承认自己没钱付账。妈妈别无选择，只能留下那本皱巴巴的、软奶油色的福利簿作为抵押，以保证我们会付账。我清楚地记得全家蹲在车边，脚下尿液交织，然后开着车驶过大雅茅斯灰暗的郊区，最初所有的乐观情绪如同此刻的膀胱一样空荡。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什么，但我知道我们没有钱，要等到第二天福利办公室开门才能领到一笔紧急贷款，妈妈也可以要求更换福利簿。在妈妈登记成为无家可归者之前，我们都要和里奇住在一起。他没有提过，或许他提过，但被妈妈忽略了：他住的地方是个一居室公寓，只能勉强摊开一张布满可疑污迹的沙发床。也许他的想法是，我们的住宿条件越差，就越能早些得到重新安置。
他的一居室公寓位于海滨一栋又大又脏的奶油色别墅里。那里被改造成了收容所，用来接待每年夏天前来寻找工作的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到了冬天，接待工作结束他们也不会离开，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透过窗户，我们可以听到水族馆的喇叭里反复播放的歌声，偶尔还有度假者过分兴奋的尖叫。里奇告诫我们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伸到沙发后面。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别管为什么。反正不要做。那里有用过的针头。”
他嘱咐我们的第二件事是，不要和这栋楼里的其他人说话。
于是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十四岁的我、七岁的妹妹、妈妈和她的前夫，全都挤在一个比我在科特布里奇的卧室还小的地方。家里充斥着水族馆大声播放开放时间的声音。我和里奇还是会为各种琐事争吵。妈妈则和往常一样四处张望，不知道我们到底落入了何种境地。那几天过得很不舒服。
第一周，妈妈为我们找了一家接受住房补贴的民宿。这家民宿位于距离海滨两条街的地方，拥有一排排屋和悬挂的花篮，挂着“房间出租”的招牌。我们用手里所有的住房补贴，再加上些许儿童补贴，租到了两个相邻的小房间，一间摆着一张双人床，另一间则是一张单人床。旅馆提供公共浴室和厨房，还有一台黑白电视。除了我们之外，我记得只遇到过一个房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告诉我们不能把卫生纸放在公共浴室里，否则会被偷。
那是1995年8月，大雅茅斯还没有完全沦落成几年后的鬼城模样。我一个人四处游荡，消磨了很多时光。我会在游客间穿梭，去当地的棱镜唱片店翻阅唱片。我还去过一家名叫滑溜溜梭鱼（Slippery Dicks）的店，一脸渴望地盯着乐队的T恤衫。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或作家，我花了很多时间用圆珠笔在笔记本上画画，并开始创作小说——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凯特的时髦女机械师，所有的男孩都喜欢她。
妈妈说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出门找工作了。她想让我离开民宿。于是，我从一家餐馆跑到另一家餐馆寻找工作，直到最终被某个专营套餐和儿童套餐的大型廉价咖啡馆雇做服务员，时薪1.5英镑。我是个糟糕的女服务员，曾把一整碗葡萄干布丁和蛋奶沙司洒在了一个老人的腿上。以大多数男人的标准来看，我并不“漂亮”，戴着眼镜且平胸，但扎着马尾辫的经理认为我的屁股很翘（我弯腰拿面包卷时，他会对我们的同性恋厨师说：“就连你也能欣赏得来。”）。我一整天都在干活，而且工资很低。
我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服务员成了朋友。她是从苏格兰搬来的，住在一间民宿里。我们下班后会和厨师一起喝上半杯啤酒配青柠。屋里除了我们散落的鞋子和她的化妆包之外空空荡荡。妈妈知道我整天抽烟喝酒、夜不归宿。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被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怀疑更多的原因在于她无法忍受与我开战。她想成为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母亲。
我永远不会忘记通过那份工作领到的第一只棕色小信封，里面装着二十英镑的钞票。那种手握重金的感觉。我请妈妈在一家比较好的咖啡馆里吃了奶油蛋糕、喝了茶，带妹妹吃了冰激凌，还去了趟水族馆。我在新时尚商店给自己买了几件上学穿的衣服，还采购了油彩和画板。钱虽然不多，但比我以前拥有的都要多。有钱的自由，知道有了薪水就可以去任何地方，拥有我所需要甚至想要的东西，知道赚钱就永远不会挨饿，这些都是我人生中第一份糟糕的工作教给我的东西。
它也教会了我忍受别人给我的一切。不要大惊小怪，除非你已经要离职了；而且要确保他们不会在最后一份薪水的问题上难为你。它也教会了我，这样的工作让我变得有多脆弱，以及其他人对我的看法有多鄙夷。我还在工作中学会了权衡利弊、控制与服从。反过来想，我很幸运可以轻松克制自己，为了区区几英镑的小费忍受别人对我大喊大叫、乱丢东西，还有那些污言秽语和咸猪手，甚至是被吐口水，被骂婊子和妓女。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我丝毫不怪他们。如果你想知道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为何有时似乎对工作不感兴趣，不愿接受任何力所能及的任务（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那是因为工资越低，工作越辛苦，受到的待遇也就越差。在这些工作中，你的待遇就像人们对你的看法一样：他们可以勉强认为你是必不可少的，但也是可以替代的，而且地位远低于其他人。
二十四年来，但凡我能幸运地找到一份工作，一定会拼尽全力，因为我知道如何通过魅力和谎言来取悦别人，让他们给我个机会；因为我掌握了快速学习的诀窍，守口如瓶，发现自己工作时间越长，就越是习惯那种筋疲力尽的感觉。因为就像妈妈说的那样，“我的脸能够胜任工作”。我是个金发的女孩，总是面带微笑，知道别人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从十四岁到即将到来的三十八岁生日，我从未停止过工作。即便是在病重的时候，当我焦虑得每次独处都会哭泣，全身长满了牛皮癣，仿佛要抵御攻击，我也还是在工作。呼叫中心、哈罗德百货的圣诞节精灵、侍应生、客房服务员、商店工作、清洁厕所、街头筹款、保姆、护理工作……最终与慈善机构合作，从接电话到负责筹集一百多万英镑。与此同时，我却总是听到一些从未经历过我这种生活的人说，我们这类人不愿工作，都是乞丐。
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不会再接受那样的工作，也不会再忍受那么多的屈辱。
如果可以，我可能会继续工作，但假期季已经接近尾声。突然，大雅茅斯变得空空荡荡。抓娃娃游戏机里播放的《哦，我亲爱的克莱门汀》（Oh my Darling Clementine）在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回荡。酒吧里也空无一人，反倒是就业中心门口人声鼎沸。
妈妈遇到了两个看上去很不错的十几岁小伙，询问他们上的是什么学校，为我做好了选择。于是我每天都要从大雅茅斯乘公交车前往凯斯特高中（Caister High School）。凯斯特村没有富人区，但与大雅茅斯相比算得上是一片中产阶级社区。整洁的住房，精心维护的花园，车道上停着家用汽车。我的同学们住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去哪儿都有父母接送，周末也从不缺少置装费。当然，要不是我一贫如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与众不同，这里本是一个不错的学校选择。
起初我表现得还不错。原来苏格兰不仅在学校课程上领先了一年，在青少年叛逆行为方面也一样。妈妈会在周五晚上去冬季花园的旱冰迪斯科舞场之前给我们买苹果酒喝，还有我已经不是处女的事实，都对我在新环境中颇有助益。我和一群一般受欢迎的女孩交了朋友。值得赞扬的是，她们不仅接受了我，甚至还来我家那肮脏的两个房间喝了两升装的苹果酒，而且没有在学校里到处传播我住在破烂民宿，以及还要和妈妈合住一个房间的消息。这真是不可思议。
但对我而言，她们太过中规中矩。我喜欢艾拉妮丝·莫莉塞特（Alanis Morissette）和绿日乐队（Green Day），喜欢喝得酩酊大醉，这在她们眼中过于古怪疯狂。我迷上了戏剧，加入了一个业余戏剧小组，开始和组员们一起出去喝酒（这里要特别感谢那些给我买过酒的三四十岁男子）。我开始出没于大雅茅斯的众多夜总会，并很快就认识到，衡量自身价值的最大标准是一个人的性感程度。我明白，短裙、露肤的性暗示至少能让我的身价有些许上升。在我和学校里的新朋友们最常去的辟果提酒吧（Peggotty’s Bar），一瓶黑色的K苹果酒售价九十九便士。如果你站到台球桌上跳舞，DJ会在你扭动臀部时送你一瓶“香槟酒”喝。
这时，我、妈妈和妹妹已经搬进了紧挨着某座停车场的广场上的一个小披屋。它有三间“公寓”——如果说一间很小的客厅，里面塞了一套炊具和一个发霉的冰箱，搭配一间完全被双人床和单人床占满的“卧室”，还有一间踢脚线上真的长出了蘑菇的淋浴房能称得上是公寓的话。
这是我们从一个私人房东那里租来的，意味着要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但能够拥有独立的房间睡觉和生活，我们还是欣喜若狂。我家的邻居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送我礼物时，我本以为他对我有着父亲般的关心，直到妈妈大笑不止地告诉我，他喜欢我。我家的楼下住了一个威尔士人，他有闻胶水的毛病。我们试着全神贯注地观看《东区人》（EastEnders）时，会听到他在愤怒地自言自语，摔砸家具。
我在学校里认识了两个女孩。她们喜欢和我家附近某个流浪汉收容所里的男孩一起出去玩。因为我又穷又怪，长得也不算漂亮，她们允许我和他们一起搭伴，因为我既算不上竞争对手，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而她们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口齿伶俐，还拥有令人惊叹的美貌。此外，她们总是可以谎称在我家过夜，我也总是有酒可喝。
我们会成群结队地去俱乐部。我从未真正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但即便只能在边缘活动，我也非常开心。我和几个男生接过吻、上过床，待过的房间里只有微波炉、光秃秃的床垫和脏兮兮的烟灰缸，除此之外空无一物。他们身上的钱从来只够在周六的晚上买上一杯酒，而且年纪都不到二十岁，可能自己也麻烦缠身。但对我们而言，他们都是会关心我们的大块头老男人。我们就是一群仰慕者，能让他们自我感觉高大成熟，偶尔还能满足他们的欲求。
除了酗酒、纵欲、住破房子和没钱，还有妈妈的问题，我的日子可能还不错。但我后来和那几个女孩闹翻了，之后便流言四起。十几岁的少女是我见过报复心最强的。要是我想雇用刺客，肯定只选择满腹牢骚的少女。一旦谣言在学校里传播开来，一旦所有人看到我退居社交等级的底端，和那些又穷又胖、脾气古怪的孩子混迹在一起，我就成了大家攻击的对象。
我从没有因多年遭受校园霸凌的事实来特意定义过自己，但我确信那段经历在我心里的某个地方深深扎了根，在我成年后仍以某种方式影响着我的生活和思想。也许问题在于，它一旦开始就会迅速升级，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不受伤、不生气，不把内心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
于是，我遭到了天底下各种难听话语的辱骂。他们说我是渣女，是荡妇，浑身臭气，还是个弱智。他们会一路跟在我后面去上课，然后故意换座位避开我；会在数学课上用铅笔和圆规刺我的后背，然后在我含泪转身求他们停手时朝我咧嘴大笑。我的衣服、我的身材、我的脸、我说话的方式都成了笑柄，仿佛我太过聪明，或者看起来太蠢。在学校里，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告诉我，他们讨厌我，觉得我的一切都令人恶心。其他人也一样。每天七小时，每周五天，持续了好几年。
我哭着去找老师，告诉他我被欺负了，还说我不在乎采取什么办法，我就是需要离开那个数学课堂。他说我只能被调去补习班，于是我就被送到了那里。也许他是好意，但当另一位男老师看着我的裙子，在空中挥着手对他说“我闻到了鱼腥味”时，他竟然袖手旁观。我猜那个老师指的是我的阴毛。
一天晚上，我哭着给爸爸打电话，妈妈就在我的身后徘徊。“求你了，”我恳求他，“我能不能搬去和你一起住，去伦敦找一所新的学校？”我告诉他，他们欺负我，所有人都讨厌我，我受不了了。他说不行。“为什么不行？”我问。他告诉我，他无法照顾我。妈妈看起来很满意。我哭得太凶，第二天脸都肿了。
最终，上天垂怜，暑假来了。我记得我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如释重负地哭了。这时我们已经搬去了另一个地方，住进了一套上下两层的房子，拥有套内浴室，厨房里还配备了次卫，就在镇外的一个住宅区里。这里有的地方又冷又潮，人烟稀少，但比我们多年来住过的任何房子条件都要好得多。我去图书馆借了一堆书。图书馆位于一栋混凝土建筑里，紧挨着社会保障局和计划生育诊所。步行回家的整整二十分钟路程中，书本压弯了我的身体。我读遍了我能找到的所有书籍，不管我是否严重宿醉，或者妈妈是否在生气，或者我是否因为没有人叫我出去而感到心碎。
在夜店里，我会在《麦克归来》（Return of the Mack）的歌声中大声喊话，一边问那些年龄是我两倍，隔着廉价的涤纶连衣裙轻抚我屁股的男人是否读过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作品，一边尽量不把杯中混合的啤酒与苹果酒洒出来。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幅场景。我会记录每晚和多少个男人调过情，通常是十多人，但到不了二十人。我和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一个男孩在某座码头下面发生了关系。他从未和我说过话，也没有和我打过招呼。他掏出我的卫生棉条，扔到我的脑袋旁边，然后就丢下我，一个人返回夜店去了。我躺在沙滩上，旁边是血淋淋的卫生棉条和用过的避孕套。此后他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也没跟我打过招呼。
我在一家希腊裔塞浦路斯人的家庭咖啡馆里找了一份暑期工，一边跟着收音机唱歌，一边为客人端着和外祖母过去常穿的美国棕褐色裤袜一样颜色的茶水。我用自己的薪水买了更多的小裙子、化妆品，还有可以将头发染成在我看来绝美的亮黄色的美发产品。我还配了隐形眼镜，花了不少钱去做美黑。那年夏天，我的身边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所以只是偶尔和愿意陪我的人出去。但我有工作、有钱，开车路过的男人还会朝我按喇叭。通过阅读图书馆借来的书籍，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我能逃离这座城市的不良环境，也许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去了韦斯特伯恩格罗夫（Westbourne Grove），去那里新开的“戒酒者社会再适应居所”探望父亲，在街上听到了各种不同的语言。我告诉他，我长大后想住在伦敦。
我是个最具风险的组合：充满希望，备受伤害，不堪一击，刚刚意识到自身的性能力，而且非常非常孤独。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过像当年返校那样强烈的恐惧——对一种仿佛不可避免的情况的恐惧。我的救命稻草是我开始结交的那群哥特派成员和怪人，还有戏剧、英语和艺术课。走进这两堂课的教室，意味着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不会被人欺负，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希望，让我感觉自己有可能摆脱当前的生活状态、做些别的事情，或是离开大雅茅斯和所有人，重新塑造自我。
每个周五的夜晚，我都会在布伦威克（Brunswick）过夜。这家娱乐中心有三层楼。顶楼播放流行音乐。我过去经常穿着迷你裙光顾那里。有一次，我的膝盖被碎玻璃划破，却还是不管不顾地跳了一整夜。中间楼层是为现场乐队和中年男人准备的。他们慢慢嘬着啤酒，会在你经过时对着你的屁股摸上一把。这里的地下室被称为“地窖”，全部被漆成了黑色，墙壁上滴落着汗水和廉价啤酒。这里会播放独立音乐、复古音乐、金属音乐和垃圾摇滚，充满了怪人和不合群的家伙。对于那些想要寻找自己群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地方。尽管我们也会去其他地方，周四去“海洋房间”，周六去加里波第街或波旁街，但“地窖”能让我切实地感受到生活也许真的在继续，而那里有可能就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在那里，我认识了丽莎。她是个二十八岁的单身母亲，家里有一个八岁的男孩。这始于我和另外一些人一起去她的公寓的时候，她的公寓位于布伦威克街角处。我们相差了十二岁，却逐渐变得形影不离。她是个嬉皮士，还曾经做过摩托车手。她的脾气暴躁，酒量和我不相上下，而且很喜欢参加派对。我猜她缺乏愿意陪她玩乐的伙伴。她喜欢和我年龄相近的年轻人，所以我们就黏在了一起。
我和她一起庆祝了我的十六岁生日，但除此之外就不太记得其他事情了。我们会和在布伦威克演出的乐队成员上床，是彼此完美的助攻手。我基本上就在她的公寓里住了下来，和妈妈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有一次，妈妈居然报警来找我，虽说我以前也经常整天整夜地不回家。有一天，我回家时发现一件外套下盖着一摊粉红色的呕吐物。看来她在那个地方喝了一整瓶樱桃白兰地。
丽莎是个很有趣的人，也是第一个我真正爱过的朋友。她经常像母亲一样关心我。她也会有强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既嫉妒我对男生的关注，也嫉妒男生对我的关注。一切仿佛初恋一般，令人陶醉，让人兴奋，也充满不安，尤其是对一个一生都极度孤独的女学生来说。当然，除此之外，她比我大十二岁的事实也不太对劲。
她开始和一个名叫西蒙的十六岁男孩交往。对方长相英俊，但麻烦缠身。有段时间他们似乎十分快乐。我们的友谊逐渐平淡，变成了聚会、跳舞和宿醉后一起喝茶，还会讨论前一天晚上的性经历以及她年轻时的故事。
就这样，我有了一种不为人知的人生。平日里，我会穿上校服，尽可能毫发无损地度过每一天。我会保持缄默，午餐时间在走廊上游荡，免得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我不再认真听课学习，除了英语课或戏剧课，因为我知道这两堂课的老师会为我撑腰，而且出于某种原因，课上的同学们从不会嘲笑我。
晚上，我就去丽莎家喝茶饮酒，看《老友记》（Friends），聊八卦。到了周末，我们还会一起出去，游走在酒吧与俱乐部之间，好像我们就是那里的主人，我们也总是第一个站起来跳舞。我喜欢让男人对我心生渴望，可每当有个真正有兴趣和我约会的正派男子出现，我反而会冷落他。
在我生命的某个阶段，我仿佛一直在横冲直撞，太聪明、太年轻、太需要一些东西来填补裂痕。而在另一段生活中，我却接连遭受打击，一拳接一拳。周末时，我喝酒喝得越来越凶，纵欲也越来越频繁，平日里愈发疏远学校和同龄的朋友，以及其他一切可能被认为正常的事情。如果妈妈注意到了，那么她心中最怨恨的大概是丽莎比她更有影响力。如果学校注意到了……我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也没有其他人来关心我。
我想，我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学习。我发现，对男人来说，喝得太醉从来不是真的醉，年龄也不是障碍（我从不会在年龄的事情上撒谎，反正我的年龄也从没有阻止过任何人）。我发现，打架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次，我只不过和一个男孩亲了嘴，就招致其母亲和妹妹的敌意。她们一个将我按在地上，另一个用她的白色塑料鞋底踢踹我。第二天，我不得不去急诊室打了一针类似硬膜外麻醉的东西。妈妈对我感到厌恶（她从不曾真正明白她自己的酗酒行为和我的酗酒之间存在联系），拒绝接受我下不了床的事实。她强行把我拉起来，完全没有理会我因为背部痉挛而失声尖叫，因为我别无选择，而且身无分文。我一瘸一拐地走到丽莎家，在她的沙发上睡了两个星期，因为服用丙氧氨酚复方止痛片而神志不清，直到妈妈道歉，我才回家。
我明白了，性是一种多么容易被浪费、多么强大的商品。我明白了，我们这个年龄的女孩很容易怀孕，因为在我短暂融入的这个小圈子里，每个女孩都会在一年之内怀上孩子。我学会了用某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彰显我的强硬和多嘴。我知道灾难始终在悄悄逼近，所以不如让我沉浸在酒精的海洋里，让它带我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我觉得我之所以下定决心，并不是因为某件特殊的事情。距离我参加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只有两个月、也许是三个月的时间了。不管怎样，我的成绩预测都是A和B（显然，数学除外）。我想去伦敦上大学。我已经参加了最近一所大学的戏剧课程面试，并获得了一个名额。
一个周末的早晨，我醒来后幡然醒悟，我不能再日复一日地忍受折磨了。于是，在那个周日的晚上，我在电视机前吃着意大利肉酱面，把心中的想法告诉了妈妈。我告诉她，我有一个计划，我要去某个地方上大学，拿到资格证书，但如果我必须再回到哪所学校待上两个月，我可能会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