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觉得自己会自杀，但是我知道，每天面对屈辱是我再也无法应付的事情。在我一生经历过的所有艰难困苦中，我认为和与你为敌的同龄人困在同一个空间里是最糟糕的。即使是写到这里，我也在颤抖。
于是我停下了脚步。入夏前后，我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把工资都花在了出去喝酒上，而且酒喝得更凶了。令人惊讶的是，只有一位老师——英语老师科勒先生——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去向。那时我已经发现，我可以花一年的时间在诺里奇城市学院（Norwich City College）学习几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的课程。于是我对他的来电表示了感谢，却没有告诉他，他的善意和真诚的热情与关怀对我有多重要。科勒先生，如果你读到这段话，我想对你说一句非常感谢。
22
大雅茅斯1997年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了性骚扰。某天晚上，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出去玩了一晚然后走回家。我们并没有像平常那样喝得那么醉。这两个女孩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与我年龄相仿，不像丽莎和我那么能喝。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两点，但只要我们结伴走在居民区的街道上，还从未遇到过危险。
刚开始，一辆白色的运输货车从我们身边驶过。这本身并不奇怪，只不过当时已是凌晨，而我们正走在我家附近一条狭窄的小街上。这里即便是白天也几乎鲜有车辆来往。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晚上的事情和一周的计划。
1码约等于91厘米。——编者注 就在这时，一个人从小巷里跳了出来，离我家的前门只有五十码 远，他脸上套着一只长袜。有那么半秒钟，我以为我可能会笑场，也许我真的笑了，因为只有电影里的强奸犯会在脸上套上长筒袜。
一切都静止了。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她所有关于妖魔鬼怪的故事终于成了真。我清楚地听到了她的声音，好像她在那里大喊：“尖叫着跑开。你听到了吗？如果有人想要抓你，你就尖叫着跑开。”于是我开始尖叫着求救，朝自家的房门跑去。我转过身，看到我的一个朋友已经被推倒在地，被那个男人压在身下，另一个女孩拽着他拳打脚踢。一个邻居打开窗户，开始对我们吼叫，我跑回去尖叫着求救。那人受到惊吓，跑掉了。我们一瘸一拐地回到妈妈家，歇斯底里、浑身发抖。
这件事被刊登在当地的报纸《广告人》（Advertiser）上，占据了几英寸的版面。他撕破了我朋友的短裤。大家都说我们非常走运，但我吓得整整一个星期都不敢踏出家门，一出门就不受控制地发抖。我几乎每天都要经过那条小巷，才能去往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最终，我恢复了，或者自以为恢复了。朋友们也是如此。但我们不再是朋友了。我猜她们肯定以为我一直企图逃跑。也许我真的逃跑了，还是尖叫着逃跑的——毕竟在这方面，我受过良好的教育。
同年9月，我进入诺里奇城市学院学习英语、戏剧和艺术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课程。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仿佛未来正对我敞开怀抱。我穿着伞兵靴，背着樱桃红色的军用书包。我盘着腿坐在椅子上，招摇地读着《旋律制造者》（Melody Maker）杂志。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要起床，乘公交车穿过一个个小小的村庄，到达真正的城市，一座无名的城市。在那里，我走进学院。学校里的学生有的与我素不相识，认识我的都很喜欢我。我很快就交到了朋友，认识了合拍的群体，穿着得体的衣服。我还结交了一些比我年长的朋友，经常和他们一起出去玩。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外省郊区和乡村的良好家庭，认为我是一个热衷于派对的女孩。我想我的确是这样的。
但我也喜欢学习。我喜欢把文件夹抱在胸前四处走动，坐在校园的走廊里阅读剧本和书籍。我终于坐进了这样一个课堂，班里的其他人都是经过选拔才能来上课的。戏剧老师和英语老师都会鼓励我。英语老师告诉我，我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料。我兴奋不已，欣喜得手指发麻，却一笑置之。我在艺术课上表现很糟，于是放弃了——就像我每次遇到自己不擅长的东西时所做的一样。
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诺里奇学院的朋友们待在一起——对此，妈妈和丽莎都以不同程度的微妙方式感到不悦。我十七岁生日那天，爸爸送了我一条镶珠的拖地晚礼服裙。丽莎包了十七件小礼物，包括一只毛茸茸的红色埃尔莫背包。我在地窖夜店里跳了一整晚的舞，感觉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是，就像我说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灾难何时到来。我的生活就是祸不单行。
我又遭遇了两次骚扰。第一次发生在晚上七点半，在丽莎家的公寓楼外。我按下门铃，感觉身后有人，然后两腿之间被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张开嘴想要尖叫，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我回过头，看到了一个男人的眼睛。他戴着黑色的滑雪面罩，穿着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会出售的那种套头毛衣（我记得在警察局做口供时，我称之为“嬉皮士穿的那种套头衫”）。尖叫。逃跑。于是，我放声尖叫。“该死，放开我。”但那与其说是尖叫，不如说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耳语。尽管如此，不论他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了什么样的怒火，选择逃跑的人是他，而不是我。
我报了警，因为我知道，要阻止他们对其他人做出同样的事情就必须这么做。警察来了，半信半疑却还是尽职尽责地记下了我的口供，说我最近“运气不好”。他们肯定以为我是“那种女孩”。但我相信他们的话，表示我真的非常走运。因为这种事情我已经逃过了两次。
几个月后，那个男人向警方自首，因为隔壁城镇发生了一连串的暴力性侵事件，他害怕会被栽赃到自己头上。他们找到了他的嬉皮士套头衫。他因袭击我和其他一些人而被判有罪——尽管他从未强奸过任何人。一名女警找到我，把他认罪的事情告诉了我，复核了我的供词，并为她同事的行为表示歉意，但直到十年之后我才明白她的意思。
后来那一次，我从学校步行回家，途中听到身后有声，转过身看到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手里握着软绵绵的生殖器朝我走来，嘴里还大吼大叫。（我猜他骂的应该是“贱人”。）我尖叫着回应他（这如今已经成了自然反应），然后拔腿就跑。但我并不害怕。我不知道自己的一生是否都会这样。难道这就是作为一个女人的代价？听完我的述说，妈妈告诉我：“是你走路方式的问题。我能理解他们看到你的金色马尾辫甩来甩去时的想法。我担心你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事情。”但她和其他人都低估了我想要活下去、想要离开、想要逃脱的欲望。那一次我没有报警。
我仍然酗酒无度。大学反而增加了我的酒量，因为突然之间，我下午就可以在小小的学生会里喝酒，之后再继续泡酒吧。只要有钱，我就会拿去喝酒。
我拿到了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戏剧科目得了A，英语语言和文学科目得了两个A*。我在学院里报名参加了甲级考试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数学备考课程。我仍然计划去伦敦上大学。
大雅茅斯是个临时落脚点，一个没有机会的地方。我很快就会离开。于是我心想，不如趁自己还在这里的时候毁灭一切。
那个曾经把我当作十五岁小女孩的男人找到了我，于是我们又上了床——我们姑且称他为史蒂夫好了。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如今又长大了两岁。在他当初把我当作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只能替他打手枪，没有别的用处）打发走之后，我十分渴望给他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另一个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女孩，我的自尊很低，内心如同空洞，而他在我们这群人中很受欢迎，所以他想要我会让我感觉十分特别。当时我刚开始和一个二十八岁的男子约会。他在伦敦生活和工作，拥有独立住房，担任顾问。他对我很好——假如不提一个年近三十的男人追求十几岁少女这种可疑行为的话。他说过会等到我准备好做爱的时候。我再次和史蒂夫上床是因为担心自己在性方面的表现配不上一个对我很好、拥有正经工作、会从伦敦坐火车来看我的成年人。
第二天，史蒂夫的精子还在我的体内游来游去，我就在魔鬼般的宿醉折磨下去见了新的顾问男友和他的父亲。（我记得他的父亲穿着凉鞋和袜子，打扮得非常可爱。）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我没有为怀孕寻找任何借口。我当时喝醉了，神志不清。我醉得厉害，爬楼梯时差点被史蒂夫家的栏杆绊倒。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下定决心要再次和他上床的那一刻。地窖俱乐部里，我穿着漩涡花纹的连衣裙、跟着警察乐队的乐曲声在舞池中旋转，感觉人生正在展开，然后便看到他在注视着我，感觉我的皮肤被他欲念的力量染成了金黄色。
丽莎问我上一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当时我们正在她的厨房里一边喝茶一边开玩笑。我数了数日子。即便是成年之后，我也不擅长记录月经的日期，但显而易见，我在那张卡通奶牛主题的挂历上数出的方格告诉我，我的月经已经至少晚了一个星期。
第二天，趁她去上班的工夫，我一个人在她家公寓里做了测试。我选择了最便宜的试纸。我记得买试纸的钱还是借来的。那是一种奇怪的老式材料，有一个用来接尿的纸杯，还有一个像薄荷糖一样、可以漂浮在尿液里的毛毡圈。它可能是八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东西，但用起来还不错。十七岁的我怀孕了。
我哭了一整晚，然后第二天早起就去了计划生育诊所，预约了人工流产。
我必须等到怀孕至少八周后才能接受人流。这让我陷入了困境。我感觉既恶心又疲惫。我想喝酒，却又不想出去。尽管怀揣着远大的梦想和新建立的自信，但我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愚蠢至极。我从未对这个决定有过丝毫的怀疑——虽然每次预约时，每个成年人都会问我是否要犹豫一下——但我为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而感到心碎。我说服自己，那不过是一堆细胞，但我哭啊哭啊哭。也许我只不过是终于有了可以为之哭泣的东西。丽莎因为我不想再去俱乐部而生气，就好像是她把胚胎放进了我的子宫，于是我断然与她切断了联系，再也没和她说过话。
我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并且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要去打胎。
“我想上大学。我想去伦敦。”
我没有说出口的是，我想离开大雅茅斯。我不想落得和你一样的下场。
她说她也希望我能流产，但这话并没有恶意。她告诉我，病房里那些虐待狂会把选择接受人流的人安排在求子心切、却刚刚滑胎的女子旁边（她是对的）。我按照《大都会》（Cosmopolitan）杂志背面刊登的私人堕胎广告拨去了咨询电话，但听到价格后就尴尬地挂断了。于是，妈妈给我倒了一杯又一杯冰凉的杜松子酒，看着我坐在滚烫的浴缸里号啕大哭，整个身体被烫成了牛奶冻般的粉红色。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我预约时并没有向他们透露孩子的父亲是谁，只说我喝醉了，并且不会为堕胎感到羞耻。相反，我认为这表明了我的野心。我不想在自己还有很多事可做的时候放弃人生。我转过头，不愿看向扫描的结果。
接受人流手术的那一天，我分配到了一名一头红发、扎着发髻的爱尔兰护士。他们会为我进行全身麻醉，然后移除胚胎。就是这样，和拔牙没什么两样。我没有意识到我还得和人交流，还要被她提问。她睁着炯炯有神的双眼，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是否确定要这么做——她说的是“杀死这个孩子”吗？我不记得了。也许是的。隔壁那个比我年长一些的女子一直在哭泣。
麻醉师是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对我十分友好。在他握着我的手倒数时，我心里想的居然是他会不会觉得我很漂亮，会不会爱上我。真是个可怜的蠢姑娘。
我在美丽南方乐团的歌声中醒来，被他们推回了病房，浑身沾满了生理盐水和干涸的血渍。我的身上一碰就疼，但感觉还好。回家后，妈妈为我盖了条毯子，还做了米布丁。一切都结束了，或者我是这么以为的。
我在大学里看到了一张海报，于是利用暑假时间去伦敦参加了美国夏令营的招募日。地点在伦敦西部一个巨大的会议中心。美国夏令营的人会在这里寻找暑期辅导员。如果你足够幸运，能够拿下一个职位，就能获得往返机票、签证、医疗保险，最后还有旅行所需的一部分零花钱。
大多数孩子都是和父母一起来的。但那天早上，我是坐着长途汽车来的。我精心挑选的淡蓝色衬衫裹着仍旧微微鼓起的肚子，头发用筷子盘起，一双玛丽珍鞋夹得我的脚疼。我尽量不让自己显得手忙脚乱。
南下的途中，我记得我既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更没有听音乐。我只是凝视着窗外，想象着身在美国的场景。美国——一切都在那里发生，离大雅茅斯如此遥远。
宽敞的大厅里，一排排桌旁坐着身穿运动衫、自信且认真的美国人。他们展示着“夏令营体验”的小册子或录像带。许多人的摊位上都摆着挂满照片的板子，上面全都是面带微笑的孩子和更快乐的青少年。
我走走停停，与夏令营负责人和辅导员交谈。邀请函上告诉我们要“自我推销”，天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我如何想象住在拥有两个泳池的营地里是什么感觉呢？还有电影院、马厩和专为孩子们准备的帆船？坐在那些人面前的折叠椅上，我的脚疼得厉害，感觉他们一眼就能看穿我。也许他们真的可以。在某张桌旁，一个长着完美牙齿的金发女郎兴奋地喊道：“我们是马术夏令营（equestrian camp）！”我礼貌地回答说：“哦，不用了，谢谢。我不想参加宗教夏令营。”
我走开了，身后传来了阵阵笑声。
最后，我和两个轻声细语的嬉皮士聊了聊。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经营着一个名为“熊山”的4-H营地。4-H代表头脑（head）、心脏（heart）、手（hands）和健康（health）。他们告诉我，营地里一半的孩子是付费客人，另一半则是免费的，而且我应该做好准备，营地本身是非常简陋的。
“没关系。听起来很不错。”
我坐上大巴车回家，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梦想：纽约、小餐馆、假日浪漫，以及我在山里度夏后要去的所有地方。就是这样吗？我想。难道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吗？
但是，那段更加幸福的未来离我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仍在努力应对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我无法肯定堕胎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在一年之内，我遭遇了三起性骚扰事件，经历了人工流产，并且再也没有和我遇到过的最好的朋友说话。关于堕胎的这段经历，我只和高级考试（A level）课程中的一个人透露过。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名叫大卫，从小被人领养，十六岁起就一个人生活了。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他带我去威瑟斯彭吃了汉堡，喝了啤酒。我哭了，他在黏糊糊的桌面上单纯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开始更加频繁地饮酒，但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高级考试比我想象中要难得多，我的成绩也越来越落后。我在诺里奇交到过朋友，但在大雅茅斯就没有了。所以大多数周末，我都和妈妈、妹妹待在家里的小客厅里看《幸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和《急诊室》（Casualty）。在努力跟进课程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去伦敦上大学的梦想只是个梦想。
一个周末，一位朋友从诺里奇来大雅茅斯找我玩。我在头发上夹了各种颜色的小蝴蝶发夹，穿上休闲裤和露脐上衣。我无精打采，希望别人能多看我两眼，让我感觉与众不同。不管怎样，那个夜晚改变了我的人生。
几年后，我会称之为“事发的那天”。大约十年后，我学会了将它称为“某种程度上的强奸”。如今，读过万卷书的我已经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我被强奸了”——有时候，我甚至会上网查找法律定义来确定这一点。
只不过我没有这么说。就连写下这些文字，都令我感到痛苦与胆寒。毕竟我不是被一个戴着滑雪面罩的男人拉进了巷子，也没有被年长的亲戚欺凌，更没有与对方殊死搏斗。如果我当时小酌了几杯，也许还会欣然同意，毕竟这样的事情我以前也没有少干。但我并没有同意，也没有喝醉——我完全无法动弹，而他用了蛮力。
其中大半的过程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记得他留着小胡子，但这有可能是记忆会捏造的那种性侵者特征。出于某种原因，不知道为何，他带我去了另一个男人的家里。此人是我们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遇到的，但性侵我的人并不认识他。我的朋友赶到时，我已经被他脱光了衣服、脸朝下躺在客厅的地毯上。他们一到，他就夺门而出，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尿湿了床铺，阴道又红又痛，大腿、臀部和手臂上遍布淤青与指印。由于担心起身后散发的气味和留下的污渍会让朋友和屋主发现我尿了床，我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屋主说他不认识那个家伙，询问并确认我有没有把家里的住址和电话告诉他。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会打电话的人。”
我的朋友是个性格温和但脑子很笨的人。离开后，她想和我聊聊发生了什么，我让她闭嘴，然后气冲冲地跑回了家。在家里等待我的是参加“美国夏令营”项目的录取通知书。我梦寐以求的旅行、冒险与逃离。可我就连坐在沙发上都很疼，整个人精神恍惚，几乎无力拆开信封。
年复一年，我一直在说服自己，考虑我经常喝醉了酒便和陌生人在海滩上、后巷中以及陌生的房间里上床，此事和他应该没有关系。
但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是我的选择。重要的是，我的身体知道它被侵犯了。我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
几个星期后，我在坐公交车前往学院时不得已半路下了车，在路边呕吐。我又怀孕了。
我没有报警。我不知道我应该报警。如果他戴了面具；如果我真的受了伤；如果我的朋友和那个家伙看到我在挣扎（尽管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我可能就会报警。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没有告诉妈妈，因为我觉得她会说我是自作自受。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惭愧地说，即便经过了大量的思考与心理治疗，泪流满面地和爱我的人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我仍然在很小的程度上认为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虽然我也知道这都是胡说八道。
这一次，没有同情的话语，也没有对怀孕少女的善意。当计划生育诊所、医生和妈妈问我孩子的父亲是谁时，我诚实地回答我当时喝得太醉，已经记不清了。他们也没有进一步追问，只是挑了挑眉毛或者严厉地教导我避孕的方法——他们告诉我，我不能一直堕胎而不使用避孕套。
就算他们问我是否遭到了强奸，我想我也是不会承认的。我自己也在极力否认。虽然我知道，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身体受到了不可原谅的伤害。我的身体仿佛也知道这一点，我忍受着严重晨吐的折磨。我吃不下东西，只能吐出黏稠的胆汁和吓人的泡沫。最后，我去找医生开药。她再次训斥了我的鲁莽。我朝她吼叫着说我不傻，这是个意外，我要去上大学。妈妈却反过来对我大喊大叫。
我越是哭，孕吐就越厉害，人也变得越脆弱，妈妈就越生气，越是要求我不要就那么躺着。她告诉我，我早上起床的声音和不得不面对我的事实会让她感觉恶心。
NHS：National Health System的简称，指英国国家健康服务系统。——编者注 关于第二次人流的过程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他们在我的手臂上植入了一种避孕的物质。当时我依旧头昏眼花，尽管听到了他们的解释，却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副作用。手术结束后，我并没有得到毯子和米布丁。我的大腿上贴着一块很大的NHS 的护垫，请求妈妈打车带我回家，可她却说我们要去乘黄绿相间的“香蕉巴士”，一种绕着居民区行驶的公交车。她说：“我错就错在给了你好脸色看。好吧，现在你没有好脸色可看了。”
我感染了，流了好几个星期的血。我裹着已经穿了好几年、臭烘烘的旧晨袍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电视。妈妈每天都要对我发脾气，我回答说我很快就要去美国了，她再也见不到我了。不管怎样，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
银行假（Bank Holiday）：英国公共假日的另一种说法。因为在假日期间，银行也会停业休息。——编者注 我知道，如果我想在美国有钱可花，就得找份工作，所以尽管那时务工季刚刚开始，我还是办理了退学，在一家又一家商店间辗转寻找工作。后来，我在某家电子游乐场隔壁的热狗摊找了份差事。伴着街机游戏没完没了的嗡嗡声，我负责煎烤香肠，日薪二十英镑。我还要去一家玩具店打工，唯一的工作就是阻止人们偷东西，但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偷不偷。我会给自己买些小玩具，就像小时候一样。最后，我去了一对善良老夫妇开的珠宝店和当铺，负责用小钉枪给别人打耳洞和鼻洞。我很擅长这份工作，动作麻利、态度友善。银行假 期间，我一天能打三四十对耳洞。
登上飞往波士顿的飞机时，我还在因为人流手术的原因流血。我以前从未坐过飞机，为小包的袜子和迷你牙膏感到吃惊。我全程都在看电影，不知道他们不断供应的食物是否免费，心中始终惴惴不安。
那年夏天，我负责照顾三十个五岁孩子时碰到龙卷风警报。即便算不上冷静，我也谨慎地将他们领进了断电后的食堂，躲开了身后的大树轰然倒下的瞬间。每天晚上，我都要步行十五分钟穿过树林，去布满蜘蛛的户外厕所里方便。我还去了其他辅导员家的农场过夜，在他们的湖上划独木舟，吃当天现摘的玉米。我和与我一样古怪脆弱的孩子交了朋友。我去了纽约旅行，在切尔西闲逛，中途停下来用《老友记》里那种大号的马克杯喝咖啡。除了两瓶违禁的酒冰饮，我这三个月几乎滴酒未沾。私下里，我还是经常泪眼汪汪。流血的情况终于止住了。
不过，那个夏天带给我的所有经历中，令我永生难忘的竟然是飞机起飞与降落。那种被托起、带走的感觉，就在你的肚子里翻滚。翱翔在天际之中，你知道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或特别坏的事情会发生。你只是身在那里，在那个空间之中，朝着某种新的东西——广袤蓝天里一个微不足道的目标前进。
23
大雅茅斯2018年
乘坐长途汽车从利物浦途经伦敦前往大雅茅斯的旅程分外漫长，但和我年轻时经历的其他旅行一样，我到达最终目的地时感觉疲惫不堪、恶心难受，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我把这趟旅行留到了最后一个可能的日期，几乎用完了所有的旅费和住宿费。
在所有要回访的地方中，大雅茅斯是我最害怕的一个，因为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和当年那个逃命似的离开这里的十八岁女孩没有什么不同。我害怕曾让我在这里的生活充满艰险的一切，如今仍有能力令我崩溃和动摇。
在维多利亚车站换车时，我排在了一个女人身后。她大概七十多岁了，拄着一根花朵图案的拐杖，背着粉红色的帆布背包，费力地拖动那只同样是粉红色的行李箱。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还好吗？我能帮你吗？”
“哦，不用了，我很好。我只希望他能让我上车。”
“我想你不会有问题的，你看起来不像个会惹麻烦的人。”
“我一直都很叛逆。”
“你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看我的侄女。我俩关系很好。我今年早些时候去过一趟，但是我的女儿病倒了，后来去世了。所以，我不想见任何人。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我很抱歉。请节哀顺变。”
她笑着流下了眼泪，说她的女儿穿着睡衣在医院里结了婚。他们做了一本可爱的婚礼相册，“里面全是用手机拍的照片，想象一下。”她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安排好的，而且为了让她的女儿能够记住这一切，他们在她的病情恶化之前早早就做了准备。登上大巴之前，我再次向她表达了内心的遗憾。
“没事，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
“是啊，没错。不管怎样，我很抱歉。”
登上大巴车，我们并没有坐在一起，但我在她到达诺里奇时说了再见。她如此温柔善良，不知为何，她同样也令我感受到了勇敢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正在追逐自己的过去，试图拼凑一切，但真正的勇气也许只是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学会与它们共存。
车子驶进大雅茅斯，经过威瑟斯彭酒吧。我步行走过一个公交车站。在那里，我曾醉醺醺地穿着文胸在雨中跳舞。还有一家肯德基。我们曾经一边吃着炸鸡，一边看着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被人用脑袋撞倒在地。
我拖着带轮行李箱，沿着摄政路朝码头走去。这是一条由摇滚商店、希腊餐馆和著名的恐怖蜡像工厂组成的主干道，我在这里留下了太多回忆：我在其中一家商店里打了耳洞；和妈妈在大陆酒店（这条街上的高档餐厅）吃过奶油蛋糕；扭着屁股走去店铺当服务员，途中还和脖子上缠着黄色巨蟒的男子交了朋友。
时值淡季，街上分外宁静，但摄政路上的人——一个骑着代步车、手里举着啤酒的家伙，一对在酒吧门外激烈争吵的夫妇（我到了十七岁时都没有进去过的酒吧）——在我经过时都紧盯着我。我猜他们可能在评估我来这里的目的，还有我的价值。我在发现男人们都在公然盯着我看之后稍微加快了脚步。
走向海滨大道的途中，我想起了一个头戴平顶帽的老人。你经常会看到他牵着一根红色的绳子在那条路上遛他的灰狗。我常常停下来抚摸那只狗，偶尔还会和他聊聊天。有一天，他牵了一只新的灰狗，他告诉我，几个年轻的男赛车手把车开上路牙，故意撞死了原来那只狗，而且他当时正拽着牵狗的绳子。讲述这件事情时，他看起来并没有非常震惊。我好奇他这辈子还见过什么事情，令他不会为此感到震惊。
我一路向前走，努力在电子游乐场没完没了的喧嚣声和叮咚声中辨别海浪的声音，满心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他和他的灰狗，这才想起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可能早已不在人世。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心中充满了失落，尽管我甚至不曾知晓他的名字。
我住的旅馆就在模型村对面，距离我位于军营小区的老家大约十分钟路程。这家酒店算不上多好，即使是以大雅茅斯不断贬值的物价标准来衡量，它也是便宜的，且屋里干干净净，温暖宜人。我在前台接过房间钥匙时，得知这里的住客只有我和一大巴车的退休老人。果然，我能听到他们晚间的娱乐活动——一场酒吧智力竞赛——其声响颤动着透过我房间薄荷绿色的地毯传上来。窗外是一座不大协调的形似肾脏的小泳池，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像拉斯维加斯破败的汽车旅馆。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以前工作过的咖啡馆吃晚饭。那是一家口味油腻的小馆，屋子最里面摆着几张胶木桌子。为了每小时两英镑的收入，我常常穿着红色制服，戴着配套的棒球帽，站在柜台边调制饮料，同时还一边收钱，一边跟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滑铁卢日落》（Waterloo Sunset）哼唱。
这里还是老样子，只不过生意没以前好：现在只有我和两个老人坐在咖啡馆的两头，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大盘里的食物。我在柜台点了工作时常吃的午餐：茶、香肠、薯条和两包番茄酱。
柜台边的女孩扎着马尾辫，戴着牙套，精心做了粉色指甲。她站在我曾经站过的地方，端着同样大个的热水壶为我泡茶，令我心生怜惜。我想告诫她要小心，要知道，除了咖啡馆和晚上出去喝一杯外，还有更多事情等着她。然而，我只是付完钱才告诉她，我二十年前曾经做过她的工作。
她把一直坐在外面的老板叫了进来。他告诉我，这家店是他从我的希腊老板子女手中盘下来的。他说那家人的妈妈病得很重，但爸爸身体还不错。
“那是因为她工作太辛苦了。他们回希腊了吗？她总是告诉我，他们退休后就会回去。”
他大笑起来：“没有。大雅茅斯是一个你来了就永远走不了的地方。”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荧光捕虫器一直在对苍蝇进行屠杀。
香肠和薯条上桌时，我和十七岁那年一样，一丝不苟地挤上了番茄酱。
食物的味道很糟，但除此之外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当我回到旅馆，走进酒吧时，休息室的歌手正在演唱《把最后一支舞留给我》（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我点了半杯淡啤酒配青柠，目光在房间里扫视。在歌手倾尽全力演出时，退休老人们都在抱着小杯的饮料啜饮，他们一动不动，面无表情。
我躺在单人床上喝着淡啤酒配青柠，伴着《碧草如茵的家园》（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结尾的旋律进入了梦乡。
早上，我步行经过摆满了塑料恐龙的“侏罗纪世界”——诺福克郡（Norfolk）最差劲的旅游景点（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前往“快乐海滩”。虽然大门是敞开的，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独自在蜗牛车、旋转木马、镜子大厅和几个巨大的玻璃纤维冰激凌甜筒之间徘徊。空气中隐约飘荡着薯条和棉花糖的香气。
我是听着这里的机械声与游客的尖叫声长大的，因此，当四下寂静，我独自在此时，感觉既诡异又有点兴奋。
路奇：奇幻作品《亚当斯一家》中的角色，是一名脸色苍白的古怪管家。——编者注 透过大门的缝隙，我看到了我遭到强奸的那条街。当然，我知道它就在那里。我转过身去，被售票亭旁的“路奇”（Lurch） 鬼屋吓了一跳。我大叫了一声，然后自嘲起来。
我想都没想，就走进了那条死胡同，努力回忆事情发生在哪一间房子。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它是左边的一户。尽管如此，站在那些房子前，我——嗯——什么感觉也没有。除了，也许，感觉自己十分坚强。除了，也许，自己真的终于放下了。没什么好怕的。这个小镇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永远地屈服、跌倒或崩溃，即便是那一晚。之前也没有。我会用该死的乐观去应对困境。
我穿过一条小巷，走到了昔日的老街。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我住的地方离那座房子有多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和我家过去的廉租房一样的红色房门历经风吹日晒，如今已褪成了玫瑰色，但妈妈心爱的蒲苇不见了。我拍了几张照片后打算离开，却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门前。在我还没来得及敲门之前，一个四十多岁的光头男人打开了门，充满善意地盯着我，似乎在等我开口。
“你好。”
“嗨，抱歉，我只是想问问，我能不能拍一张正门的照片。我二十年前曾在这里住过。”
“我们搬来这里十九年了。这房子是用国王街的房子换来的。”
“是的，那是我妈妈！矮个子的苏格兰女人？”
即“I see you”，我看到你了。——编者注 “你是不是在卧室里画了一个大大的眼球，四周写着‘I C U’ ？”他用手指在空中划出了几个字母。这件事我早就已经忘记了。
“是的，天哪，对不起。多吓人的孩子啊。”
“那你想进来看看吗？”
我进去了。
屋里的装潢比以前漂亮多了，装修十分用心。但客厅的面积令人吃惊，小得只能放下一把椅子和一张沙发，就连我这种在伦敦公寓里住了十四年的人看来也是如此。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妻子。她本来坐在扶手椅上，盖着羊毛毯子，看到我赶紧起身泡了杯茶。
我们相视一笑。原来我们同岁，却并不认识彼此。“对不起，如果你不舒服，我不想打扰你。你一定在想，他怎么会邀请街上的陌生人到家里来！”
“没事，我没病。只是累了。”
她解释说，她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去当地的天堂假日公园打扫临时度假屋。
“这个房子现在很漂亮。你搬进来的时候，里面一定很空吧。”
“我们搬进来的第一个星期，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请你来布置我的客厅吧。’”
我们都笑了。我轻声答道：“我明白。我们只不过没什么钱，都已经尽力了。”这样她就不会觉得我被冒犯了。
这时，她的丈夫走过来，提出让我看看他的浴室装修，并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他们的新淋浴设备和一台体面的洗衣机。
“你还能听到过山车的声音吗？”
“听得到啊——”他模仿着过山车爬到顶端时发出的声音，“咯啷，咯啷，咯啷……”
“在你小便的时候？”
“是的。”
我喝着茶，听他们讲起了家里三个孩子的故事。她十九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和我一样，他们念的都是凯斯特高中。“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和小区里的孩子们混在一起了。”她说，他们一个在为爷爷工作，一个在读A level课程，老幺十四岁，学校认为她有自闭症，被永久开除。不过他们不希望她被贴上自闭症的标签。她边说边用手指向我身后墙上的相框。照片中的他们打扮得如同西部老酒馆里的人。和大多数老夫老妻一样，她的丈夫会自然地不时插上几句话。
“我讨厌这些东西——它们会害你得癌症的！”
她转向我：“他说的是空气清新剂。”
我看了看架子上那瓶无毒的香必飘。
“真搞笑，他说这话时，手里还拿着一支烟。”她补充道。
我们捧腹大笑。我喝完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回来的感觉好奇怪，但你们能邀请我进来真是太好了。”不知何故，能和他们坐在一起分享我们共同的经历和认知，让人感觉十分放松，甚至很有意思。我居然这么容易就受到了欢迎。她是如此温暖、平静，而且看上去是发自内心的幸福与满足。
我突然想到，她的生活就是我一直在回避、极度害怕拥有的那种日子。但实际上，尽管充满艰辛，她的生活方式似乎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糟糕。
离开这家人之后，我穿过小区，朝国王街走去。这是我曾经走过无数次的路，白天抱着大学文件夹，晚上踩着高跟鞋，灌了一肚子廉价酒水，可能还满怀兴奋。我无意中听到两个女人在闲聊。
“我听说他在吸海洛因。”
“他吃的是摇头丸。所有人都说这是我的错，但并不是。”
“我能看到你为他掉下的眼泪。”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讽刺。
“是啊，好好仔细看看。”
“在显微镜下就能看到。”
我走过一家按摩院，吃惊地发现我十几岁时就记得的一家妓院竟然还在营业。窗户上的告示表明，这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在招聘人手的地方之一。
走近国王街时，我想起一路上和我聊过天的每一个人都和我说，我肯定已经认不出那个地方了。在我那个年代，那里是由一长排夜总会组成的。“我们称之为小葡萄牙，”他们说，“在那条路上，你听不到任何人说英语。”我步行经过几家波兰超市和葡萄牙咖啡馆，遇见了形形色色不同群体的人，心里感到十分安慰。也许我记忆中那方方面面都与世隔绝的小镇正在逐渐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三个男人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门外，身边都是一边啜饮浓缩咖啡和小瓶啤酒一边打着牌的人。这样的场景令我想起了里斯本的一家咖啡馆，感觉有些恍惚。我伸出手，告诉他们我是个作家，想问问他们对大雅茅斯的看法。
他们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彬彬有礼地给予了回应，每个人都和我握了手。三人中，有一个是如假包换的欧洲人，穿着时髦的麂皮乐福鞋和粉色衬衫；另一个自称是咖啡馆的老板，个子不高，身材健壮结实，貌似有点自大；第三个人身材魁梧，系着围裙，一只眼睛周围有一圈几乎快要复原的黄褐色伤痕。
店主告诉我，他们是埃及人和土耳其人。我们简单地聊了聊伊斯坦布尔。我与他们分享了看到这些新店的欣悦之情。“我住在这里时，这条街上都是俱乐部和酒吧。”
我询问当地社区对这些新店的反应如何。店主摇摇头，指了指四周。“市政府不愿帮助我们。我想在外面多摆几张椅子，却遭到了罚款。”他告诉我，他还想在晚上举办现场音乐演出，并且已经付了所有的执照费用，“可政府还想再收一千英镑……就好像他们要扼杀这个小生意。他们想把我们挤出市场。”
顶着黑眼圈的男人示意他得回去工作了。“作家，你坐吧。”他指了指空出来的座位，于是我坐下和那个穿粉色衬衫的人聊了起来。我问他在这一带住得如何。他解释说，他三十年前从土耳其搬到伦敦，一开始是在一家餐馆打扫卫生，后来当了服务员，最后接受了厨师培训。他的孩子们住在他伦敦的一套房子里。1999年，他来到大雅茅斯，在戈尔斯顿（Gorleston）开了一家传统的土耳其餐馆。
他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魅力，可能有些轻浮，但他的怨气也满明显的。“问题是，我不是来抢他们的工作的。我创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工作岗位……我不是说他们所有人，而是很多领取福利补助的人。而且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就能领到钱，每周能领三四百英镑。”
这并不符合我个人或身边大多数人的经历。我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没错，但你觉得大雅茅斯拥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吗？”我试图讨论人们可能无法工作或被困在福利体系中的诸多原因。
“如果你想工作，办法多得是。”他接着提到火鸡加工厂里挤满了立陶宛和波兰的工人。（对年轻人而言，这是唯一有保障的工作，即便在我十几岁时也是如此。）“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英国人都很懒惰，但他们大多数确实很懒。”我并没有告诉他，除了去火鸡加工厂，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做。
我问，这些新开的酒吧和咖啡馆的受众是谁，他们会不会像以前那样闹事？
“七成都是葡萄牙人。”他一边估算着一边左右摇摇头，“来，我给你倒杯咖啡。”
“哦，不用了，谢谢，我真的不需要。”
“我请客。”
“你真是太好了，不过说真的，不用了。反正我也该走了。”
我们再次握了握手。他是个好人，甚至颇有魅力，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一个极端保守的人交流并挑战他们的观点了。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样做不对。我对他在这里的经历或生活了解多少？我只是个过客。
我离开的时候的确在想，如果他知道我曾经是那些懒惰的福利金骗子之一，无所事事，并且拒绝为了最低工资和最起码的尊重去火鸡工厂解剖内脏，他还是否会如此爽快地请我喝咖啡。带着对这份敌意与分裂的不安，我离开了。
在回城的路上，我经过了通往老朋友丽莎所在街区的小巷。矮墙上坐着一群正在喝酒的人。他们有男有女，有长有幼，喝着罐装的苹果酒。我和他们打了声招呼，他们也和我打了招呼。我露出了足够善意的微笑，却感到一阵心痛。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怀揣着希望，也都有所爱之人和仍然认为可以毕生追求的事情。我继续往前走，希望他们中至少有几个能做到这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