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日暮时分
作者：[韩]黄晳暎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品方：磨铁·大鱼读品
原作名：해질무렵
译者：徐丽红
出版年：2024-9
页数：200
定价：52.00
装帧：精装
ISBN：9787505757158
作品简介：
■这个世界还年轻，我的故乡却老了。
入围2019年国际布克奖、获2018爱弥尔·吉美亚洲文学奖
现实主义文学巨匠、韩国诺奖实力候选人 黄晳暎 长篇小说首次引进
房子、砖墙、羊肠小道都不见了，我出生的地方只剩下了树桩，全世界的故乡都消失了。
作者简介：
[韩]黄晳暎
1943年出生于中国长春，童年经历战争，颠沛流离，有过流浪、打工、出家、当兵、坐牢、流亡的经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韩国近代历史的缩影。苦难的经历和曲折的命运让黄晳暎和国家、民族保持历史的同步，并以磅礴的文学世界贯穿了韩民族乃至朝鲜半岛的命运，他也由此被认为是韩国文学巨匠和最有可能代表韩国文学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
年过八旬的黄晳暎仍在孜孜不倦地创作，他的主要作品有《客地》《去森浦的路》《韩氏年代记》《日暮时分》《熟悉的世界》《铁道员三代》等。曾获万海文学奖、大山文学奖等多项韩国权威文学奖项，其中《日暮时分》获2018爱弥尔·吉美亚洲文学奖，入围2019年国际布克奖，《铁道员三代》入围2024年国际布克奖。其作品被广泛译介到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享有盛誉。
上一代的过去变成业报，构成了年青一代的现在。艰难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应该及时地回顾过往。——黄晳暎
译者简介：
徐丽红
资深译者，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曾留学韩国牧园大学。主要译著有《外面是夏天》《我的忐忑人生》《滔滔生活》《请照顾好我妈妈》（合译）《对我无害之人》等。曾获第八届韩国文学翻译奖，入选豆瓣2023年年度译者。
导读 韩国文坛有位“太史公”
随着韩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日益扩大和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对韩国文学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许多作品令人眼前一亮，有的作家甚至被中国读者誉为天才。其实说到“天才”这个字眼，我不由得想起了更早的人选——已经年逾八旬的韩国文坛巨匠黄晳暎。黄晳暎的作品在国内曾有零星的翻译出版，不过早期大家对韩国文学还比较陌生，关于黄晳暎的阅读和讨论也很有限，以至于难以从整体上认识这位“宝藏作家”。
我很早就读过黄晳暎的小说，最初也是通过单部作品来窥探他的文学世界。后来顺着他的年谱重新阅读，这才加深了对他的理解，不由得深深感叹，黄晳暎作家真不愧为韩国文坛的“太史公”。通过个人对历史的承受和体认，黄晳暎活化了韩国近代史，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叙事，进而成为韩国文学史和社会史的宝贵财富。
1943年，黄晳暎出生于中国长春，自小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母亲是朝鲜人，黄晳暎两岁那年，母亲带他回到故乡平壤，暂住在外婆家，过了两年。这期间，幼小的黄晳暎迎来了朝鲜半岛惊天动地的剧变——一个半岛变成两个国家。母亲带着黄晳暎偷越国境，到了汉城（现今首尔），住在永登浦附近。刚到就读小学的年纪，朝鲜战争便爆发，黄晳暎不得不离开学校，为了生存而到处流浪。十六岁那年，还是高中生的黄晳暎开始显露出文学方面的天分，先后在景福中学校刊发表了随笔、诗歌、短篇小说等作品。1961年，黄晳暎出人意料地办理了休学，到韩国南方地区流浪了大半年，回来后便写出了短篇小说《立石附近》，一举斩获《思想界》新人文学奖。尽管当时他只有十九岁，然而篇幅不大的小说中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给人以极强的冲击力，流露出对于生命、命运的穷极思索，笔触冷静沉着，颇显老辣。
社会的动荡和青春期的激情让这个阶段的黄晳暎骚动不已。他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同时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辗转于各地工厂打工。这个过程也帮助黄晳暎深入了解底层工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后来的创作积攒了丰富的素材。越南战争爆发后，朴正熙政府为巩固韩美同盟，不顾国民反对而悍然出兵，1965年到1973年间，先后向越南派遣5批部队，共计32万余人次。这使得韩国在越部队常年保持在5万人左右，人数仅次于美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龄青年黄晳暎也在1966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并于第二年赴越作战。直到1969年5月退伍，总计服役三年多，亲身经历了韩国建国以后的第一次对外军事行动。
至此，黄晳暎便完成了青年阶段的成长。自幼出生于异国他乡，童年经历惨痛的战争，颠沛流离，学业断断续续，有过流浪、打工、出家、当兵的经历。这些经历既是惨痛的回忆，也是他生命中宝贵的养分，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观察国家、民族、社会的窗口。后来的文学生涯中，他不断回望这段岁月，不断反刍这些经历，最终通过一部部卓尔不群的小说映射了民族的历史。
黄晳暎的文学世界磅礴而深远，几乎达到了韩国文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能达到的极致。大致可以梳理为以下几个板块：第一，是反思朝鲜战争造成的民族分裂和对个体不可挽回的伤害，如《韩氏年代记》《客人》等；第二，是通过越南战争思考韩美关系及战后创伤，如短篇小说《塔》《骆驼眼圈》，长篇小说《武器的阴影》等；第三，是反思以“汉江奇迹”为代表的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城乡社会的隔膜，以及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凋敝与消亡，如《去森浦的路》《客地》《猪梦》等；第四，是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观察和反省，如长篇小说《故园》，短篇小说《峡谷》等；第五，是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审视和再观照，如大河小说《张吉山》《沈清》《钵里公主》等；第六，是对韩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前途的批判和忧虑，如《江南梦》《熟悉的世界》等。
《韩氏年代记》是黄晳暎的代表作，也是韩国文学作品当中书写朝鲜战争的名篇。主人公韩永德是平壤高等医专的高才生，毕业后在金日成综合医院的妇产科担任医生，他医术精湛而且品性善良，无法融入因战争而扭曲的权贵阶层，加之时局动荡，便独自离家南下到了韩国，却因形迹可疑遭到大邱警察署的政治审查。好不容易洗清了嫌疑，凭借精湛的医术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却又遭到合伙人的陷害而入狱。等到稳定下来之后，韩永德和丈夫被抓走的尹女士结婚，重新组建家庭，并且生了个女儿。然而战争已经抽走了韩永德的灵魂，他像行尸走肉一样游离于社会之外，尽管有了家庭和孩子，但似乎还是无法融入新社会，只能四处流浪，勉强度日，最后孤独终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打碎了让人看。韩永德的命运令人唏嘘，让人不禁反思战争的残酷。青年才俊韩永德原本应该拥有美好的生活，但是战争摧毁了他的家庭，也摧毁了他的人生。《韩氏年代记》发表于1972年，可以说它奠定了黄晳暎在韩国文坛的地位。他努力保持客观视角，单从人性角度反思战争的残酷。1989年，黄晳暎曾应朝鲜文联之邀秘密访问平壤，受到金日成的接见，发现了北边革命作家和南边进步作家的共同点，建议南北作家共同创办杂志，在民族统一之前先以文学为媒介实现南北双方情感的沟通。这次访问导致他在海外流亡多年，直到亲眼看见了柏林墙的倒塌，才于1993年决定回国投案，结果被判刑七年。长期的流亡和监狱生活给了黄晳暎更宏大的视野和深邃的思想，2001出版的长篇小说《客人》同样描写朝鲜战争，不仅角度与之前大为不同，其反思精神也更为深刻。主人公刘约瑟牧师回到故乡朝鲜，参观了“屠杀博物馆”，颠覆了原以为是美军屠杀信川民众的认知。原来在美军登陆仁川后的四十五天里，美军并没有进驻信川，反而是当地的左翼和右翼势力相互残杀，戕害同胞，而刘约瑟的哥哥也受蒙骗，参与了屠杀活动。黄晳暎借用韩国民间的巫俗信仰，让梦境和现实相互交织，血淋淋地揭示了战争泯灭人性，谎言覆盖真相的事实。《客人》不仅在思想上有所深化，也体现出黄晳暎在形式上对民间文化的借重，这种风格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得到加强，成为黄晳暎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
自越战归来之后，黄晳暎很快就写出了短篇小说《塔》，并在1970年入选《朝鲜日报》新春文艺，这也是黄晳暎正式登上文坛的信号。小说中，九人小分队负责守护一座越南的古塔，遭到游击队和当地村民的猛烈攻击。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美军却用推土机铲平了古塔，前期的付出随着塔的坍塌化为乌有。小说借用古塔的命运反思了韩国参加越南战争的意义，最终归之于虚无。黄晳暎反思了韩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地位，映衬出韩美两国关系中的不对等，同时也影射美国人对于东方价值观的蔑视和无知。两年之后发表的《骆驼眼圈》着眼于战场撤退，并从精神维度描写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越南战争在黄晳暎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深深的沟壑，自然不是几个短篇小说所能写尽的。1988年，黄晳暎出版长篇小说《武器的阴影》，更大规模地反思这场战争，并于第二年获得万海文学奖。《武器的阴影》秉持了黄晳暎一贯的怀疑精神和现实主义维度，不过也突破了过去的男性视角，转而聚焦于越南女性小安和韩国女性吴惠贞，通过她们的视角否定战争本身，反思战争对人性的异化。
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韩国政权，大力推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促使韩国迎来经济的腾飞，跃升到“亚洲四小龙”的行列，韩国也从传统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对于韩国而言，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财富空前增长，国际地位空前提升，然而亮丽的光环之下埋藏着层出不穷的问题。黄晳暎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痛点，先后发表了大量描写产业化题材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去森浦的路》。冰天雪地之中，年轻的流浪汉英达、刑满释放者老郑和陪酒女百花三人结伴同行，踏上去森浦的路。“说起来全世界都是苦海”，三个人都吃尽了生活的苦，渴望去到森浦疗愈身心，森浦就是他们身体的休憩地和精神的避风港。不过，森浦早已不是想象中的心灵故乡，工业化的大脚已经将这里踩得面目全非，“去森浦的路”注定是失望的路。黄晳暎举重若轻，点到为止，却又无比沉重地写出了工业化冲击之下的农村凋敝，以及在这场历史变局中韩国人精神原乡的消失。茫茫的白雪和冷酷的冬日旅程为作品笼上绝望的基调，“路”是脚下走过的路，也是社会的前途，象征着黄晳暎对于韩国未来的担忧。发表之后，《去森浦的路》深受读者欢迎，引发热烈的反响，成为韩国代表性的“旅路小说（公路小说）”，不久就被著名导演郑晚熙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被认为是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符号。众所周知，韩国现代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因财阀的崛起导致的财富的过度集中，这使得普通民众难以分享经济腾飞的红利，反而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忍受资本的剥削。这道韩国社会的难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显露端倪，黄晳暎的中篇小说名作《客地》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这个现实。一批外地来的民工聚集在工地上干活，这个工地和所有的工地都差不多，环境恶劣，工作量大，还要忍受监工们的欺压和盘剥。为了改变环境，提高待遇，大尉、东赫等年轻民工组织大家起来罢工。罢工进行得非常艰难，世态人心尽显无遗。有人只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有人被资方收买，反过来破坏罢工，坚持到底的只有极少数人，抗争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失败。《客地》既是韩国产业化进程的缩影，也呈现出黄晳暎对于人性的洞察和批判。读完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黄晳暎对于韩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怀着巨大的绝望，尽管小说也不可能解决这道难题，却也为高速发展的韩国社会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1980年5月发生的“光州事件”是韩国现代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是二十年经济高速发展道路上的急刹车。黄晳暎早在两年之前就已经移居光州，并且发起成立了“现代文化研究所”，通过各种方式向民众普及文化和民主意识，却因违反戒严法而被起诉。“光州惨案”发生之后，黄晳暎被当局半是劝说半是威逼地赶到了济州岛。1987年发表的《峡谷》以日记形式回顾了这段经历，对于光州事件进行了反思。“我也像老故事说的那样，踉踉跄跄地走向幽深又黑暗的峡谷。”黄晳暎深刻地指出光州事件对个体和社会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后来的韩国只是在幽深而又黑暗的峡谷里探寻出路。1998年，刚刚出狱的黄晳暎在《东亚日报》连载长篇小说《悠悠家园》，更深刻、更广袤地揭示光州民主化运动。主人公吴贤宇曾经参与光州民主化运动，被捕之后坐了十八年的监狱，这期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虐待。等他出狱之后，母亲已经去世，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贤宇来到芦苇山，孤独地住在曾经和恋人韩允姬短暂生活过的小小庭院。小院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维持了原貌，保留下贤宇的记忆。凭借韩允姬留下的书信、日记和画作，贤宇回忆起了曾经奋斗过的岁月。允姬则远赴德国，为贤宇生了个女儿，崭新的生命似乎抵消了岁月的虚无。“过去，我们曾历尽辛酸。现在，我们跟所有的日子都妥协和解了。亲爱的，再见了。”黄晳暎将个人经历融入小说主人公的生命，颂扬了那个时代奋不顾身地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青年人，和解不是遗忘，韩国社会后来的发展和进步抹不去他们奋斗和牺牲的身影。
黄晳暎对韩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省察。1974年到1984年之间，他在《韩国日报》连载了长篇巨著《张吉山》。张吉山是朝鲜时代的大盗，与洪吉童、林巨正并称为朝鲜三大侠盗。黄晳暎参考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书写历史传奇的同时也赋予张吉山以全新的时代精神。朝鲜时代后期，因为外来文化的进入，朝鲜社会的传统文化、政治和生活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张吉山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率领民众奋起抗争，演绎出感人至深的时代悲歌。在这部长篇巨著中，黄晳暎又运用在《客人》中使用过的技巧，大量采用民间曲艺和传说，让历史在神秘和现实之间纵横回旋，写得波澜壮阔，荡气回肠。2003年，黄晳暎出版长篇小说《沈清——莲花之路》，小说主人公沈清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孝女，为了让父亲复明而自愿投海而死，她的父亲也得以重见光明。小说中，黄晳暎改变了沈清的命运，让她投海之后被人救起，卖给中国茶商，改名为莲花。茶商死后，沈清又被茶商之子卖到青楼，不堪折磨的沈清密谋逃跑，却又被卖到了中国台湾基隆。后来被英国人詹姆斯带到新加坡，转卖到日本。这个过程中沈清的名字不断被更改，她也渐渐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来时路。直到八十岁回到故乡，沈清才在寺庙供奉的孝女牌位前找回了自己的真姓名。这部小说想象奇特，结构宏大，赋予沈清全新的命运，并通过她个人的流离之路，勾勒出东亚民族现代化的艰辛进程。
黄晳暎对于韩国的现代化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冷眼旁观，毕竟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代价是人性的泯灭和传统的消亡。2010年，黄晳暎出版了新作《江南梦》。这部小说以1995年发生的“三丰百货大楼垮塌事件”为缘起，回溯了首尔在过去十五年间的演变史。“江南”是首尔市江南区，聚集了首都的富豪新贵以及大量的电影公司，堪称“首尔梦”的象征。黄晳暎将过去十五年称为“群狼与群狗的时代”，批判了首尔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是物欲横流和社会秩序的崩溃。2011年，黄晳暎继续推出新作《熟悉的世界》。小说背景设在城乡接合部的垃圾场，通过主人公“金鱼眼”的视角，揭开城市繁荣表象之下的满目狼藉。每天都有无数的垃圾流出城市，倾泻到河口附近的垃圾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以垃圾为生，从中捡取尚有价值的废品。金鱼眼帮着妈妈干活，意外结识了“疤头”“鼹鼠”等少年，辛苦又无聊的日子终于有了星星点点的光芒。金鱼眼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垃圾场边缘的人家，结识了杂货商爷爷和他的女儿，女儿的精神似乎不正常，却又能与柳树沟通。中秋之夜，她在柳树下虔诚地祭祀，召唤死去的亲人们回来享用美食。后来，一场大火烧光了垃圾场附近的窝棚村，也烧掉了维系着故人灵魂的柳树，杂货商爷爷的女儿被强制送进了医院，原来流连在附近的灵魂也纷纷迁徙而去。这时，金鱼眼终于明白：正是此时此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共同制造出那么庞杂的东西——无数城市边缘到中心的房屋、建筑、汽车和河边道路、铁路桥、照明灯光，以及震耳欲聋的噪声、酒鬼的呕吐物、垃圾场、废弃物、尘土、烟雾和腐朽的臭味，还有剧毒品。但是，无数的花草仍将像往常那样冲破原野上的灰烬，冒出地面，迎风摇曳，被熏黑的树枝上终将长出嫩叶，紫芒终将长出葱绿的新芽。《熟悉的世界》延续了黄晳暎的主题风格，更像一曲献给传统生活的哀歌：眼前熟悉的世界是多么陌生，而陌生的世界才是本应熟悉的世界。
以上简单梳理了黄晳暎的文学世界，挂一漏万，只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黄晳暎的作品充满了实践性、人民性和抒情性，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
他不是那种坐在书斋里遥望世界的书生，而是亲临现场，亲赴国运，感受社会变革的脉搏，进而思考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打工、坐牢、流亡、幽居，苦难的经历和曲折的命运让他和国家、民族保持历史的同步性，并以磅礴的文学世界贯穿了韩民族乃至朝鲜半岛的命运，可以说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称之为“韩国文坛的太史公”并不为过。
近年来，黄晳暎始终抱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不断推出新作，继续扩大自己的文学版图。他的作品也早已走出国门，被翻译成众多语种，引进到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日本等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认为是韩国文学巨匠和最有可能代表韩国文学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
中韩两国地缘上相近，文缘上相通，人缘上相亲，中国读者完全可以从黄晳暎的作品中读出“熟悉的世界”。
薛舟
2023年10月19日
1
演讲结束了。
投影仪关掉，屏幕上的影像也消失了。
放在演讲台上的水，我喝了一半，然后朝着闹哄哄的听众走去。主题是“旧城区开发和城市设计”，来了很多人，大概是因为存在着利害关系。负责市政府的民间企划的科长带着我，我跟在他身后来到礼堂外的大厅。所有人都背对着我这边，走向门口。有位年轻女性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我面前。
老师，请稍等。
她穿着牛仔裤和T恤，很普通的打扮，没有化妆，一头短发。我停下脚步，看了看她。
我有东西要转交给您。
我一头雾水，看看她，又看了看递到我面前的纸条。上面写着大大的人名，还有一串小小的像电话号码的数字。
这是什么？
我接过纸条问道。她犹犹豫豫，一边后退着远离我，一边说道：
您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人……让您一定要给她打电话。
没等我继续追问，那名年轻女性就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去灵山邑是因为尹炳九妻子发来的短信。他是我的竹马故友。我在故乡灵山读完小学，尹是住在我们家后面的同级生。住在镇上的人们大都在郡政府、学校、邑事务所等地工作，或者是在中央大马路拥有自己的临街店铺。住在院落宽敞方正的韩屋里的人们是地主，到处都有自己的农田。父亲是邑事务所的秘书，拿着微薄的薪水，养活妻子儿女。
灵山位于洛东江桥头堡内侧，即使战争席卷而过，这里还是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父亲从战场归来，在邑事务所谋了个职位。听母亲说，这多亏父亲在某次高地战斗中立下战功，获得过勋章，还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郡政府做过使役。在清一色务农的小镇年轻人中，父亲读完小学，还学会了日语和汉字的读写。父亲的小炕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边角已经变色发黄的《六法全书》《行政学》等旧书。后来离开农村去了城市，父亲在代书所做书记员，也是这个缘故。虽然我们很贫困，不过每个月都有父亲的公务员工资，还有外婆家的小块农田，每年都能产粮食。那五亩水田是母亲出嫁时从外公那里分来的土地。
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小镇边缘山脚那一片的坡顶。房子是一字形，三个房间，中间是厅堂。炳九家地势更高，跟我们家隔着一道砖墙。两间房子，再加上厨房，简直就是个窝棚。最初是土墙草房，后来才更换了石板瓦。炳九是我儿时的好朋友，不过我并不了解他。小学毕业后，我们全家离开灵山，搬到了首尔。再次见到他已经是几十年之后，我们快四十岁了。那是在首尔市中心某酒店的咖啡厅里。
认出我是谁了吗？
他用庆尚道方言问我的时候，我想不起来他是谁。当时他穿着藏蓝色的西装，衬衫领子露在外面，很像官署里的高官。他刚说出尹炳九这个名字和灵山邑，那个早已忘却的外号就从我嘴里神奇地溜了出来，像中了魔法似的。
烤地瓜，你是烤地瓜吧？
即便是血肉之亲，时隔二十多年再会，也会相对无言。大多只是问问家庭关系和现状，自然地一起喝着咖啡，交换名片或联系方式，有口无心地相约什么时候见面喝酒，然后分开。也许一辈子都不再见面，也可能通几次电话，哪怕以后再见面喝酒，也会觉得没意思，坚持不了太久。每个人都受困于各自的利害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没有交叉点，即使亲戚之间也只能在祭祖的日子见面。尹和我开始延续新的关系，是因为我在贤山建筑公司，而他刚刚接手了很有实力的建筑公司——岭南建设。看我还记得他的外号“烤地瓜”，尹炳九的眼角立刻泛起泪光，猛地抓住我的双手，结结巴巴地说：你还没忘啊。
我们家院子的左侧围墙边有棵两人合抱粗的榉树，他家就在这道围墙的后面。每天早晨他隔着围墙探过头来，喊我去上学。他家附近是村庄尽头的国有土地，也是小松林起始处的斜坡。战争结束，附近佃户因为自己耕种的土地被收走而陆续聚集起来，凑合着用泥土和石头砌墙，搭建起了小窝棚，慢慢地就有了十几户人家。他们包揽了镇上的零活，做泥瓦匠、木工，帮着郡政府干杂事，每到秋收时节就去周围农村做帮工。我也出生在那些房子里，炳九搬到我们家后面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不过我不是很确定。搬来那天，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们在后山玩了一下午。炳九的妈妈为人很温和。我还记得她帮着农家挖地瓜，带回许多散落的地瓜，还送来一瓢让我们也尝尝。尹炳九经常带上两三个地瓜到学校当午饭。他的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人影。每次回家都酩酊大醉，吵吵嚷嚷或者对妻子大打出手。听说他父亲在附近城市的建筑工地当工头。
我之所以忘不了尹炳九，是因为我们曾在后山烧火烤地瓜，结果引发了山火。我们忙着给滚烫的地瓜剥皮，稍不留神，火花引燃了干草。我们手忙脚乱地追赶火苗，又是用脚踩，又是脱下上衣抽打，试图灭火，然而转瞬之间火势就蔓延到四周。我慌忙跑下去，大喊山上失火了。几十个大人从家里跑出来，拥到后山，乱糟糟地忙到天黑，总算扑灭了山火。
混乱之际，我和炳九藏到了郡政府前的公共礼堂。公共礼堂是日本侵略时期的神社所在地，后来用作礼堂或跆拳道场。我们在黑漆漆的公共礼堂里背靠背睡着了。家人和村里人在后山找我们到深夜。第二天到了学校，我们才知道自己在镇上出了名。我们在教务室门前举着写有“注意用火”的画板罚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炳九得到了“烤地瓜”的外号，不记得是谁先叫的。胖墩墩的身材，黑黝黝的圆脸，忽闪又机灵的眼睛，这个外号挺合适。
无论是我学建筑，并以此为业过生活，还是尹成为建筑公司代表，这些都只是偶然，后来我们臭味相投是因为相互需要。我们家离开灵山邑之后他过得怎么样，还是几十年之后重逢，我在日本餐厅里才听说了详情。对任何人来说，自己走过的艰难过往都是血泪史，但是不能说出来当作炫耀的资本。这就像对年轻人感叹说，你们没尝过青黄不接的滋味，你们不知道中午饿着肚子的孩子去学校操场边找水龙头。毫无意义。
炳九成绩糟糕垫底，家里几乎交不上学费，五年级就辍学了。游手好闲了挺长时间，后来他送过报纸，也去过车站摆摊，年纪轻轻就做了货车助手。他的父亲进了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回来，他那温和的母亲去镇上的饭店工作，妹妹也离开家去学美容技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尹炳九和我先后去了部队。我在大学期间参军，好像比他稍晚点儿。尹被分到空军部队，接受重装备教育，这成为他日后人生的转机。刚刚退伍，他就取得了重装备技术资格证，投身到当时渐趋活跃的农村现代化事业。
他的第一份事业是租赁挖掘机，进行农田改良。所谓农田改良事业，就是佃户走了，农田不足十亩的小农也因为无法忍受而离开农村之后，中农取得他们的土地，然后以中农以上为中心改造农村，这在新村运动时期尤为繁盛。其实就是重新规划农田和整修水渠。这项事业本来是各地神通广大的有识之士出面，配合郡政府共同促进，然而炳九主动要求打下手加入。最初几年，他只是添置了几台重装备，后来负责地方主干道工程，便离开镇子，以道为单位开展业务。从那以后，他的交际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国会议员、法官和检察官。他的名片有很多种，密密麻麻地罗列着他的头衔。首先是建筑公司代表，其次是某党顾问委员、青少年教导委员、奖学会理事、青年会议所、扶轮社、狮子会，等等。见面的时候，他刚刚收购了破产的建筑公司，准备在大城市建造公寓。我们不约而同地根据各自的需要频繁通话、见面，还合作了几个项目。
他妻子在发来的短信中这样说道：“他病倒了。生病之前就总是找您，希望您能来一趟。”
虽然并不情愿，不过我还是决定去灵山邑。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前几天金基荣跟我说过的话。“空间、时间、人？我们的建筑里有人吗？如果有人，临死之前肯定会后悔。贤山先生和你们都应该反省。”
金是我的大学前辈。我一笑而过，避免和他争论，并不是因为他患了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我喜欢他。我并不嘲笑他愚蠢的纯真和对人、对世界的单恋，只是喜欢。周围有人说他的理想主义是因为他没有实力，而我认为这恰恰就是金基荣的实力。我对他的宽容就像决定不再单恋这个世界之后，远远地注视着他的那种从容。早在很久以前，我就得出了人和世界都不可信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欲望只会从这些价值中过滤出值得留存的东西，或者将大部分改造成以自我为主，或者作废。即便是稍微留下的东西，也会像很久以前用过的旧物，封存于其他记忆的阁楼。你问我楼房用什么建成？归根结底是由金钱和权力决定。它们决定的记忆被形象化，得以长久保留。
翻过山冈就是灵山邑。我想起我们全家离开这里的夜晚。父亲和母亲坐在货车驾驶席旁边，我和弟弟蹲在货车厢的行李中间。货车颠簸着驶过土路，盛满餐具的木盆摇摇晃晃，发出刺耳的声响。瓷器还是碎了大半。天亮了，走上通往首尔的国道，我们才下车吃了碗汤泡饭。出发前没吃晚饭，面对着热乎乎的汤泡饭，我们吃得狼吞虎咽。母亲说，人都说败家子才会连夜逃跑……说着说着，母亲失声痛哭。
十五年前，我曾回过灵山。那时尹炳九正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说要在老家买房子。尹很认真地说，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我尴尬地笑着随声附和，不过他说这话时还是很害羞。他拆掉了曾经是灵山大地主的赵氏家族的老宅，买下能清楚看见水库的整片松林。当时就已经看不到昔日灵山邑的风貌了。常听人说，乡下的时间要比城市过得慢，然而对于离开的人来说，感觉就像是迅速流转的视频。机缘巧合偶尔路过两次，几十年的岁月恍如昨日，熟悉的面孔却通通消失不见，首尔街头常见的建筑和风景占领了中央马路两侧，随后便像车窗外的风景般转瞬即逝。
尹炳九的妻子见到我就用手帕抹眼泪。她是小学教师，在炳九发展势头最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炳九结了婚。我觉得他的婚礼并不浮夸，很实际。尹的妻子在病房门前看到我，自言自语地说：
他说过不要卷入政治风波。
尹炳九已经做完手术，处于昏迷状态。这或许是好事。距离接受检察院调查还有一周时间。也许相关人士听到这个消息会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尹像死了一样躺在各种医疗器械之间，我在他的床头坐了很久。他的半边脸都被呼吸机遮住了。他的儿子建议换到道立医院，不过尹的妻子说要是路上出事怎么办，还是住在这里吧。他的长子陪我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找我。他认真地说，前不久尹想在老家房子的位置上建纪念馆。
父亲这样说的。您家的房子和附近加起来大概有五百坪，您来设计盖房，成立文化财团。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但还是很认真地说：
这种事要等你父亲身体好了再考虑。
尹的儿子在首尔负责经营父亲的公司，似乎也觉得这个话题不合适。吃饭时他好几次看手机，还到外面大声指示着什么。他说现在像灵山邑这样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令人担忧。有的人家只留下老人，有的人家已经空了，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年轻人早就绝迹了。他装出一副很懂乡下人情世故的样子。这话的确没错。他和我差不多，一年也回不了一两次。
周围已经黑了，我去了他预订的汽车旅馆。走廊两侧安装了摄像头，设备都是最新的，从照明、电视到空调都可以用遥控器调节。躺在陌生的地方，我难以入睡。偏僻的农村为什么到处都是路灯呢？我发着牢骚，仔细拉好窗帘，试图遮住从玻璃窗透进来的灯光。
我早早地醒来，看了看桌子上在黑暗中发光的电子表，已经七点十分了。我从年轻时就爱睡懒觉。建筑事务所和普通单位不同，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事先计划好的部分就可以了，创意之类不必被杂务所束缚。我自己经营建筑事务所的时候，每周上班两三次，而且都是上午十点多才去。如果没什么事，下午就早早离开了。我这辈子都是在深夜工作，等别人都下班了我才慢慢地起身活动。这已经是我多年的习惯。
时间还早，可我不能就这样躺在旅馆房间里。走出旅馆，上了公路就是长途汽车站。乡下的人们果然勤劳。汽车站门前已经挤满了人和出租车。我一边嘟哝着乡下小镇怎么有这么多车，一边沿着中央马路往前走。以前屋顶低矮的店铺不见了，两边都是两三层的建筑。路的方向没变，只是比以前宽了许多。
从十字路口右转，经过郡政府旁的小路和文化会馆，我在上坡路左右张望，原来的松树林不见了，胡同消失了，双车道的土路打通了，两侧长长的石墙也不见了。路边同样排列着整齐方正的两三层建筑。我估计着后山的模样，向左转，发现了盖着水泥盖子的下水道。我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从前这里还有小河。有一次父亲喝醉酒回来，掉了进去。我也曾在这里抓过青蛙。
农田之间有一两栋房子。看不到我们家。十五年前来的时候，房子虽然衰落，不过还有人住，后来房子空了，最后被拆除。我还记得站在炳九家的院子里，抬头就能看到拐角处那棵两人合抱粗的榉树。那棵树也没有了，不，有还是有的，树被砍了，只剩下树桩。很多地方都长出了大大小小的蘑菇。辽阔的辣椒地斜斜地延伸到炳九家，每块地都罩着黑色的塑料膜。后山上的树比前面更绿，也更茂密了。
对于这个离开的人比留下来的人更多的地方，我无法理解它文明开化的模样。从旅馆到商街和住宅区，路边都是两三层的盒子似的水泥建筑。这样的小镇比从前更荒凉。飘在低矮屋顶上的炊烟再也无处可寻。站在山坡上，我只看到和其他小城市相似的风景，甚至和首尔郊区也差不多。我和烤地瓜，还有早早离开人世的父亲母亲，仿佛从来就不曾来过这个小镇。
周末上午，我接到了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女儿平静地讲述过去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她是我唯一的孩子，现在在美国生活。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所综合医院的医生，跟美国教授结了婚。留学期间在当地结婚，自然成了那边的人。女儿定居美国之后，妻子经常穿梭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现在好像是想彻底留在那边，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了。她的娘家人几乎都住在美国，我们的婚姻早在十几年前就问题重重，最近好像彻底脱轨，很难缓和了。女儿说起妈妈新搬的公寓，说起自己家人和姨妈们举行的乔迁宴。您身体好吧？妈妈让您按时吃降压药。既然已经在女儿住处附近找到了新的公寓，看来妻子是不打算回来了。
难得地想起香烟，于是我四处翻找。偶尔在捕捉灵感的时候感到郁闷，我就会寻找红色万宝路烟盒。应该在某个地方。我从书桌上的台灯旁找到打火机，打开抽屉，然后翻找衣柜里的西装。我在衣服上面摸到了烟盒。我摸索着拿起烟盒，忽然有什么东西啪嗒掉了下来。两张名片和一张纸条落在脚下。一张名片是市府公务员，另一张是某杂志社记者。还有一个……我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叼起一支烟。我茫然地注视着写在电话号码上面的大大的名字，在心里默念。车、顺、雅。尘封在记忆里几十年的名字，早已被我遗忘了。我想起上周演讲会上从年轻女人手中接过纸条的场面。演讲结束后，我接受了建筑杂志的采访，接着和几个人喝酒。连续几天消化这样那样的繁忙日程，我把纸条忘到了脑后。
犹豫片刻，我拉过了书桌上的有线电话，按顺序拨打纸条上的数字。铃声响过很久，连接语音信箱。我本想说点儿什么，却又急忙放下了话筒。我拿出手机，留了短信。
我是朴敏宇，方便的时候请给我打电话。
我去办公室的时候，建筑公司的宋说：
今天金基荣老师有聚会，您去吗？
金前辈的什么聚会？
医生说没多少时间了。几个人陪着出去放放风。
好，去哪里呢？
说是要去江华。
我决定不坐司机的车，而坐宋开的车。经过奥林匹克大道的时候，宋说：
大东建设的林会长被盯上了。
我猜出他是听到了什么传闻，但是故意装糊涂，反问道：
被盯上了，这是什么意思？
听说林会长和现政府关系不好。
大东建设把汉江数字中心的项目交给了我们。现在，那栋超高层建筑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我故意漫不经心地说：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负责的事就行了。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干净利落地收尾。
他大概是看过报纸上的报道。政府正在调查，大东建设正在郊外推进的亚洲乐园项目很可能会因为资金问题而搁浅。
我们难得出来放放风，你怎么总说这种泄气的话？
我故作愉快地说道。宋转移了话题。
别看金基荣老师生病了，但是心态真的很好。
是啊，他本来就是个乐观的人。
因为是平日，路上车不多，我们的车行驶在奥林匹克大道上，经过金浦，跨过江华、草芝大桥。我们把车停在交叉路附近的停车场，走进了咖啡厅。等在那里的李永彬教授高高地举起手来。他和我同届，毕业学校不同，因在有奖征集活动中竞争而相识，活动时间相仿。我们曾经为了拿到某个项目而竞争，也曾共同参与过某个项目。他和金前辈一样在欧洲学过建筑。若论实际业务，他没法跟我们这边相比，不过他毕竟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首尔人。李永彬早年选择了教授这个职业，现在是华而不实的批评家。他一身休闲打扮，戴着棒球帽。他似乎有些意外地说：
你应该很忙啊，怎么到这里来了？
好久没见金前辈了。
一辆商务车驶入停车场，熟悉的年轻人跑进咖啡厅。原来是建筑杂志社的主编。他四下张望片刻，对我们说：
大家都去吧，我在东幕海水浴场附近订好地方了。
金前辈坐在副驾驶，冲着走近的我们挥了挥手。三辆车相继驶入海水浴场，还没到玩水的季节，只有出游的家庭和几名年轻人，显得很冷清。我们走进看得见大海的海边餐厅，围坐在餐桌旁。金基荣比几个月前瘦了许多，因为抗癌治疗出现了脱发症状，戴了顶旧礼帽。除了我们，还有杂志社的两个人和画廊策展人。加上金前辈的妻子，以及他的建筑事务所的弟子们，总共有十几个人。金前辈和妻子，李永彬和我，跟其他人分开落座。我们点了鲳鱼、大眼鲱鱼等生鱼片和烤蛤蜊。
我们谈起贤山建筑公司初创时期经常爬摩尼山的事。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从国外留学归来不久，天不怕地不怕。每个人赋予成功的意义各不相同，而金基荣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经营着工作室。李永彬没有留下值得纪念的作品，进入大学专心为稻粱谋。我也曾经拥有过一家养活百余人的建筑企业。是不是人越成熟就越没有气力？正赶上金融危机，公司规模缩小，变成了只有二十多名员工的务实的事务所。
金前辈难得出来郊游，今天心情似乎不错。每当他笑起来的时候，瘦削的脸颊就会显得更小，露出很多皱纹。医生说要想克服抗癌药物的副作用，应该多吃高蛋白食物，不过他只吃了几口妻子夹给他的鲍鱼和蛤蜊。
说实在话，我活不了多久了，金前辈开口说道，你们去英国坐过伦敦眼吗？李教授说坐了，金点了点头。
那个轮子转一圈要一个小时。佛祖说过，人间百年一个轮回，那我们不都是转不完一圈就要下来吗？
百年之后，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将消失不见，世界上都是新人。看来还是建筑商好些，建筑会在地面上留存。虽然大家都会这样想，不过建筑商也可能留下贪婪而丑陋的形象。午饭之后，年轻人去海边散步，慢悠悠地走着，时而把虾条扔给海鸥。傍晚时分，我们才把车停在华道面方向通往摩尼山的坡顶，漫步兜风。晚霞满天，太阳慢吞吞地落下地平线。
李永彬说起岭南建设尹会长的事。
那个人是你的发小儿吧？贤山那时候，因为你，我也和他见过几面。
金前辈大概也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风光，不过那人好像做过一两次国会议员吧？
尹炳九会长，还有最近的大东建设事件，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秘密资金出事吗？
李教授静静地看了看我，说道：
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下了？
我们都是给人画画而已。尹会长病倒了，不省人事。
我说了自己去灵山邑的事。我说房子、砖墙、羊肠小道都不见了，我出生的地方只剩下了树桩。
全世界的故乡都消失了。
我说话间，金前辈凝视远方的大海，转头看着我们。
那还不是都让你们给消灭了。啊，晚霞真美！
进入首尔市区，大家自然地分开，李教授跟着我回到办公室。尽管没有事先约定，不过我和他决定去公司附近的红酒吧吃晚饭，喝杯酒。他提议支持金前辈最后的活动。这是一次回顾展，展示金前辈的设计草稿、建筑模型、照片资料、设计方案等。他说，身边的人都在捐款，你也赞助一下吧。好吧，我大概是这样回答的。酒意渐浓，李永彬教授从卫生间回来，冷不丁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