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今天见到了病人……我想起了那片槐树林。
槐树林？
我没听懂，心不在焉地反问道。
不就是开发江北地区的时候吗？李永彬补充道。我这才想起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平房的贫民区和低矮的后山。
那里怎么了？
我小声嘀咕。他说：
没什么，我就是想起了从前。我们都给推平了。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闷闷不乐地说：
你不知道吧？我也出生在贫民区。
李永彬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以前你说过。这话我说过多次了，你是强者嘛。
直到午夜，我们才喝完酒。回到家换了衣服，我拿出手机看了看，几条短信中夹杂着车顺雅的。
我是车顺雅。您给我打电话了。谢谢您没有忘记我，跟我联系。我白天不方便接电话，晚上可以，晚些也没关系。
我迟疑片刻，开始按数字键。虽然很晚了，但是收到短信还不到一个小时。如果睡了，应该不接电话或者关机。我这样想着，一个个按下数字。信号音隐约传来。喂？哦，我是朴敏宇。啊啊，朴敏宇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面馆。年龄在增长，声音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也跟着提高嗓音。你现在住哪里，在那里做什么，父母都好吗？我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车顺雅说她在富川做生意，吃饱喝足没问题，偶然间听到了我的消息。我说那为什么不来演讲会场，那样我会很开心。她的回答很简单，说自己又老又胖，不好意思见面。我说现在知道联系方式了，时不时打个电话，什么时候抽空见个面吧，然后就结束了通话。
第二天，我在头疼和口渴中醒来，脑子里空荡荡的像白纸。渐渐地，海边、山坡上看见的晚霞、癌症晚期患者的乐观笑声、话筒里传来的女人声音，像斑点在白纸上弥漫开来似的，乱七八糟，仿佛是梦的延长线。快点儿回来才行。我用力晃了几下脑袋，从冰箱里拿出凉水，接连喝了两杯，然后呆坐在餐桌前。这时，门铃响了。今天是钟点工来家的日子。虽然很麻烦，不过我还是要出门。
2
他的埋葬还没有结束，就像静止的废墟中覆盖着野花和杂草的锈蚀的火车头。
最后一句台词说完，练习也结束了。明天进行最后的彩排，后天开始演出。演员们四散而去，我走进小剧场门口旁边的剧团办公室。代表正在打电话，看到我进来，冲我做了个手势。打完电话，他看了看手机短信，对我说：
明天有两个采访，郑大哥是导演，应该采访你吧？
他以为我会很开心，可我累得什么都不想回应。放着郑友姬这好端端的名字不用，非要像对男人似的称呼大哥，这点我也不喜欢。明明是使唤人，说话语气却像战友关系。
从午饭开始我就什么都没吃，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我连肚子饿都忘了。这是征得原作者谅解之后对小说进行改编的作品，没有版权费，却还要支付改编费。我担任导演，绞尽脑汁改编了好几个月。别说改编费了，我连导演费都没拿到，当然演员们也是如此。不过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
代表是导演出身，也是我们学校的前辈，和我们组成话剧社团，好不容易从早就对他失去信任的父母那里得到支持，才在地下室里艰难地开了家小剧场。这里聚集了很多大同小异的剧团和小剧场，观众总是有限，租金却不断上涨。开幕第一周，前两天还有些观众，然后开始减少，五六天之后，观众人数就很难超过十人了。从那之后就只能亲自上场，勉强维持演出。尽管也有文化部门的支持，然而大部分都用作小剧场的场地费，获益的只有业主。我们每周都要拿着各界人士的名单发送邮件，邀请对方加入会员。
我只是闷闷不乐地说：
先给我预支点儿钱吧。
什么……预支？
代表似乎觉得很不可思议，抬起头笑了。
这里还能像什么公司嘛。不管怎么说，总要出去演出，才能赚点儿钱，不是吗？你需要多少？
五十万左右。
我必须交点儿拖欠的房租，才能撑过这个月。他打开钱包，说道：
倒是有点儿策划费……不过现在每分钱都舍不得花。这里有三十万。
他无奈地递过六张五万元纸币。我趁他还没改变主意赶紧夺了过来。我转身要出去的时候，代表冲着我的后脑勺喊道：
明天下午一点之前过来，有采访。
彩排是晚上七点，明天开始有餐费了。
你让记者在彩排时间过来采访吧。
这是我第三次执导，本来上次就想收手不干了。
我叫郑友姬，已经二十九岁了，是个毕业于艺术大学的菜鸟剧作家兼导演，中途为了混口饭吃而放弃话剧，进入职场。我投了几十份简历，无数次面试失败，好不容易进了家小出版社，大概工作了两年。听说效益好的出版社能出畅销书，盖办公楼，职员工资也丰厚，可是这家出版社的社长好像底子不厚，根本买不到受欢迎的翻译作品，只能杂七杂八地拼凑些无须支付版权费的老古董或可疑的散文，再加个像模像样的题目就出版了。
从校对、润色、改写到宣传、联络作者，我自己要分饰多个角色。所谓职员，除了我，还有社长和他的后辈，以及刚刚毕业于专科院校的小女孩。人手不够，工作却必须准时完成，所以我们动不动就加夜班。夜班没有加班费，为了不伤害家庭似的气氛，我们只能满足于简单的夜宵。这样坚持了两年，原因在于我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除了交房租和税金，赚来的钱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我像钟摆似的往返于家和出版社之间，都没时间花钱。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修改、润色别人的文章，有时会有种虚度岁月的空虚感。我常常去楼梯间，坐在那里连抽两三支烟，心里似乎能平静些。
有一天，我去大学路见作者，偶然在咖啡厅里遇到了话剧系的前辈。他说本来也在找我，让我写个作品。我正想找个合适的借口离开出版社，于是再次投身到这泥潭般的话剧界。大学毕业后我在剧团做剧务，跑龙套，在底层摸爬滚打，看不到希望，于是下定决心不再从事话剧行业，就此离开。这次回来把从前写了半截扔掉的剧本做了修改，好不容易赶上演出日期，参加那年秋天的话剧节，竟然获得了新人奖。所以现在已经不能收手了，无论如何，我也只能踩着小剧场这个巴掌大的舞台站起来了。
我有个单身妈妈，还有个姐姐。读大学的时候，当过老师的父亲去世。姐姐已经毕业，我在叔叔的帮助下勉强读完了大学。从我考入艺术大学话剧系开始，父亲就强烈反对，他要求我要么选择其他专业，要么转学到离家近的地方大学，否则就不给我交学费。我在母亲的袒护下艰难地读完了大学。叔叔供我念完最后两个学期，也是因为得到了我的保证，毕业以后绝不从事话剧行业。我很早就明白，如果自己不千方百计地独立，就什么也做不了。姐姐为了准备教师资格考试也花了好几年时间，终于成为地方中学的老师。母亲做过各种副业，做过家政，现在和姐姐在小城市过着平静的生活。即使有事我也尽可能不跟她们联系，这样有助于她们保持平静的日常生活。
两件五千元的T恤和一条万元牛仔裤，足以让我从春天穿到秋天。除了餐费和交通费，几乎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在大城市生活，最大的问题还是住宿。辗转于各个考试院，后来去出版社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攒了点儿钱，租了多户型住宅的半地下房间，交完保证金之后，每个月只要再交点儿房租就行了。我在首都圈周边找房子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和我相似的同龄人。他们就像密林里机灵的小型哺乳类动物，蜷缩着身体夹在猛兽中间，只有眼睛闪闪发亮。
从小剧场出来，我昂首挺胸地穿过咖啡厅、酒吧、餐厅林立的街头。下班时间早就过了，公交车上空座很多。刚刚坐下，我就靠着玻璃窗打起盹儿来。每当溪水流淌的声音从腹部涌向胸口，我就会惊醒，然后重新入睡。前往新建的公寓区，交通拥挤时需要一个多小时，赶上这会儿只需四十多分钟。不过现在，我并不是要回我的安乐窝。
不用特别留意，我也会在目的地前一站自动醒来。下了公交车，我看见位于十字路口旁边的兼职工作地。等待信号灯的时候，我看了看对面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灯光。绿灯亮起，我立刻跑了过去，气喘吁吁地推开玻璃门。我的动作有点儿夸张。大叔只是默默地瞪着我。我急忙穿上便利店的围裙，咋咋呼呼地说道：
对不起，明天早晨我多干一个小时。
要遵守交班时间啊。今天又去排练话剧了？
明天总彩排，后天就演出了。
你不是说那个不能养家糊口吗，为什么还要去做？
大叔准备出门了，又对我说：
运来的东西放在那儿了，友姬你来整理吧。明天到九点。
大叔下班了，早晨他会再来跟我换班。白天，他的妻子会过来代替丈夫工作一两个小时，让他吃饭和休息。他们夫妇睡觉的时候，打工生值夜班。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工作十个小时。夜间打工生有两个，除了我还有个男生，不过他只在周末上班。我也算是五天工作制了。如果想多赚钱，便利店的工作当然不合适了。我试过很多工作，便利店工资最低，对于不会自己利用时间的人来说，无聊得令人绝望。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如果利用深夜时间学习或看书，那么这段时间会过得很充实。
过了午夜，即使在市中心也没什么客人。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的生活节奏反而很稳定。这之前我干过各种工作，咖啡厅、餐厅、比萨店、汉堡店、寿司店、商场停车场服务生。便利店夜班有个好处，就是晚上少睡点儿，白天可以做别的事。话剧方面的工作还不如打工有实际意义，然而梦想带给我的安慰岂是打工可比的。
晚上九点运货车会送来乳制品、饮料和零食。我换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大叔接收的货物，所以把晚饭时间定在这个时候。晚上八点一过，三角紫菜包饭和三明治就要做过期处理。凌晨的货物送到之前，还要事先清理陈列柜里的便当。我从陈列柜上取下大叔没来得及处理的三角紫菜包饭和便当，堆放在收银台下面。空出的位置换上新的商品。牛奶、饮料、点心等新商品放在最下面或最后面，原来的放到前面。食品保质期必须严格遵守。处理好条形码，废弃的食物垃圾装进计量垃圾袋里，乳制品或饮料、零食等单独分类，保存到卖场的仓库里，准备做退货处理。
今天吃什么呢？“2+1”商品里有几种夹带饮料的套装，我先挑选饮料。有的客人只带走了要买的商品，没有拿走赠送的饮料。香蕉牛奶、草莓牛奶、可可牛奶、大麦茶，我选择了玉米须茶。今天感觉格外饿，我要吃个塞满了火腿肠、炸猪排和鱼饼的七格便当。我把便当放进微波炉。这是今天的第一顿饭，也是晚饭，已经深夜十一点多了。我拿出四个放辣酱金枪鱼和炒辣白菜的三角紫菜包饭，用塑料袋包好，放进冷藏格。这是留着明天早晨回家吃的。这样稀里糊涂地吃饭无疑对健康有害，可是为了节省生活费，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虽然时薪很低，不过这也是在便利店打工的优势。
肚子正饿，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困意袭来。听说最近有和我一样贫困的年轻人深夜持刀抢劫。这里是中等规模的便利店，没有安装取款机和摄像头。不过大叔在收银台下面安装了按钮，按下去就会闪闪发光，发出刺耳的警报声，也做过几次试验。他说就像安装在汽车上的报警器。偶尔有想吃夜宵的客人来买烟、酒、饮料、零食或大碗面，两点左右人就少了。两点到三点之间有运送货物的车辆来来往往，时间总是一样，三点左右到达这个便利店。
我检查大叔电脑上列出的进货清单。坐在收银台前睡了又醒，不知不觉间配货车来了，送来货物。我把饮料、酒水、点心和便当之类放进陈列柜。打扫卫生的时间到了，扫地，拖地，擦拭门口两侧的铁椅子和桌子。清理垃圾，放到路边收集垃圾的位置。凌晨四点，垃圾车准时到来。垃圾车开走之后，我可以再睡一个半小时左右。像这样在工作时间不时小睡片刻，有时很甜美，有时也会想着伸展腰身，找个地方躺下睡觉。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一天又过去了。
回想过去的时光，总是模模糊糊，没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情。该死，怎么忽然就老了呢。如果成为著名剧作家或导演，生活会变好吗？看看前辈们的生活，似乎也没变好，同样茫然。结婚……偶尔想过，不过成为某个男人的妻子似乎不大可能，就像养个宠物的小愿望一样难以实现。喜爱、在意、担心、照顾、关心、陪伴，继而厌恶、不耐烦，然后又喜欢、爱抚，爱不释手，看到同龄的朋友养狗养猫，我感觉很是郁闷。朋友出去度假十天，托我照看她的马尔济斯犬。白色的小狗很漂亮，不过它对照顾者的依恋和察言观色的态度太恐怖了。让它别做什么，它绝对不做。男人，现在也让我感觉很有压力。
我有值得回忆的恋爱事件吗？倒是有过一两个人，可我不确定是否值得回忆。第一个遇到的是大学同级校友，来自美术系。我们两个人都不太懂事，他更是这样。他在校门口租了单间公寓，自己做饭。四年级时我没地方可去，就住进了他的单间公寓。那时候父亲去世，叔叔帮我支付学费。没过多久，那家伙频繁提出结婚的要求。他家在外地，好像属于中产，不是很富有的那种。他多次提出要来我们家见见我父母。我站在养育两个女儿的父亲的角度问他：将来你打算怎么生活？
我只想每天看看优秀的画作。
呵呵，我望着天空笑了。
——职业？嗯，我学的是美术，算是自由职业吧。
——在我们这个社会，美术能算职业吗？混账！房子怎么办？
——我住的是单间公寓，如果两个人住着不方便，我会搬家。我喜欢阁楼。
——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住阁楼？以后不要再和我女儿见面了。我这样恐吓他说，你会被当场拒绝。
毕业后我进了剧团，他家境比我好，考了研究生。前不久在街头偶遇，他说自己在美术画廊做策展人。搞笑的是，话剧圈和他们那行的情况彼此彼此。他和我的关系不像恋爱，更像是游戏或玩笑。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我遇到了第二个男人。他是记者，比我大三四岁。也许他经济实力比较强，也许是父母帮忙，买了二十坪的公寓。他并不期待成为充满正义感、追踪杀人案或政界人士腐败真相的新闻工作者。他毕业于名牌大学，也就是那种西装革履打着领带坐办公室的普通工薪族。有一次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一个半小时，其间他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发条短信过来。我问他去哪儿了。他说在某位即将离婚的电影演员家门口蹲点，从那边赶过来的。他讲了女演员的丈夫，又提到了她的新恋人。这就是他的工作。说完这些，他又谈到了萨缪尔·贝克特、贝尔托·布莱希特，表现出自己对话剧的了解。然后他去了自己很熟悉的地方，跟踪某个涉嫌赌博的歌手。他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几个独家报道。我有些厌烦，便放了他几次鸽子。他在电话里对我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然后就断了联系。我删除了他的电话号码。
后来我遇到了黑衬衫。他叫金敏宇。他比我大三岁，处境和我差不多，但是和我不一样。他是那种条件越恶劣越要热烈生活的类型。他就像擦完枪装好子弹，随时准备进攻的士兵，远远地注视着死亡线。
3
我的父亲在激变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灵山邑事务所辞退了书记职务，原因是收受违规建筑者的贿赂。我不知道那些贿赂对我们家人是否有帮助，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也就是一包烟的程度。也难怪，对于没受过正规教育，只是自学者的他来说，也就到此为止了。父亲卖掉了镇上那栋不成样的房子，卖掉了从外婆家继承的五亩田，带着家人来到首尔。搬家之前，父亲在大邱和首尔之间往返了两三次。
我们在东大门外的贫民区卸下行李，然后以月租的方式租到了两间水泥房。没有院子，推开厨房前面的门，直接就是胡同。两个房间的窗户也都是朝向胡同，房子后面是别人家的墙壁。厨房门边挂着两副钥匙，每副分别有两把，一副是大门钥匙，另一副是厕所钥匙。父母、我和弟弟各自使用。路边有个我们家和邻居共用的厕所。每次去厕所，必须拿着挂在墙上的钥匙到外面才行。正在厕所解手的时候，过路人的呼吸声会从模板缝隙间传进来。那时我年纪虽小，进出厕所时遇到行人也会害羞，更何况大人；尤其是母亲，该是多么别扭啊。
父亲的故乡前辈在区政府门前经营代书所，这位前辈是父亲来到首尔后的救命稻草。曾经，他也和父亲一样是乡村的底层公务员。父亲去了代书所，给前辈做助手。这样赚来的钱勉强够父亲自己买酒，和家人吃饭。
来到首尔后，母亲终于发挥出强大的生活能力。她出入东大门市场，也不知道是怎么拉拢的保安，竟然在通道中间占了位置摆起摊，出售内衣、袜子和内裤。我读高一那年，我们家的情况再次变得糟糕。父亲患了脑中风。虽然后来恢复了，可是直到去世，他的左腿都不能正常使用。家境变差，不过除了父亲的事，生计方面倒是可以松口气了。
离开东大门附近的贫民区，我们搬到了达谷。这里的环境比原来更糟糕。有的是以前住在中浪川和清溪川被赶到这里，有的是因为对面贫民区饱和之后涌过来，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社区。公用水管设于胡同外的宽敞空地，很多人家没有厕所，大路边不时出现一两个公厕。我们家有两个房间，廊台前有个窄长的小院。砖墙外面是底下邻居的屋顶和下面的村庄。我们家的位置算是相当不错了，看得见远处的繁华大街。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家有厕所。这里地势较高，直到我高中毕业才安装自来水。我们家的房子很简陋，没有玻璃窗，只有木板门，母亲果断决定，欠债整租下这套房子。
母亲在大路入口处的达谷市场里得到了露天摊位。她也知道卖内衣、内裤在这种贫民区市场赚不到钱。她说卖吃的反而更好，尤其是最累的鲜鱼店会赚钱。起先母亲从东大门水产市场批发海鲜出售，最多也就是批发几箱青花鱼、秋刀鱼、带鱼、冻明太鱼，摆在小小的摊位上，客人来了就收拾好卖出去。家人还在沉睡的凌晨，母亲早早起床去批货。达谷市场活跃起来之后，商人们平摊费用，购置了卡车，进货更多，受苦也少了。从那以后，父亲正式给母亲当起了帮手。
这辈子都靠笔杆子生活的父亲身体也不方便了，谁都想不到他会帮助母亲做海鲜生意。父亲用母亲卖剩的鱼做起了炸鱼饼。每天从对面豆腐店买来豆腐渣，和着磨碎的鱼肉、淀粉搅拌均匀做成鱼饼，比用面粉做的鱼饼更好吃，营养价值也高。附近贫民区的人们几乎都吃过我们家的鱼饼。父亲研究开发出各种美味的鱼饼，常常因为食材用尽而提前关门。我们家的生意自然而然地从卖鱼转向卖鱼饼。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父亲和母亲就在达谷市场赚钱谋生。出租房变成了我们家自己的房子，还买了像模像样的店铺，我们兄弟也都上了大学。当然，这些加起来还不如中产阶层的一栋房子值钱。
我上大学后就没再麻烦父母。来到首尔，我就埋头学习。除了学习，也没什么别的事做，同时我心里还有个坚定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和考入名牌大学的几名校友做了家庭教师，后来索性做了住家教师，于是从家里搬了出来。参军回来后，我也住在外面，后来又出国留学。也就是说，我只在高中前属于我们家的一员。
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遇到宰明大哥的？应该是刚刚搬家没几个月的高一暑假。从三岔口大道沿着山坡去往我们社区，在中央路口有个市场，那条路两侧有很多胡同。不仅有胡同，偶尔还有双车道水泥路连接而成的十字路。这样的路口很宽敞，公用水管、公厕和小店铺通常设在这里。通往我们家的十字路口下面有一条左右方向的窄巷，宰明大哥的家就在那条路的尽头。虽然是路尽头，却不是死胡同，那边又有向上的窄胡同，还有用山石砌成的台阶。认识宰明家之前，我没有机会进入那条胡同。我通常是在市场帮父母忙完之后，沿着中央路经过公用自来水管道和公厕，再走过拐角处的香烟店，拐入我们家的胡同。
傍晚时分，我慢悠悠地走向市场，总是会看到胡同口有四五个流里流气的孩子，有的还抽烟。每次走过他们身边，总感觉我的后脑勺像是被什么牵引着似的，忍不住偷偷地回头看。有一次，正在抽烟的孩子说，臭小子，看什么看。还有一次，有个孩子摘掉了我的学生帽。
给我帽子。
你有钱吗？
给我帽子。
哎哟，这兔崽子有眼无珠。
胡同深处的黑暗中有人用沙哑的嗓子说，喂，给我帽子，边说边走上前来。按照那些孩子的说法，他的个子很矮。我低头看去，真的是个很矮很粗壮的孩子。他夺过帽子，递给我，问什么时候跟我单挑。我没有回答，接过帽子戴上，转过身去。他是宰明大哥的弟弟老根。他叫宰根，兄弟中排行老幺，加上个子矮小，就得了老根这个外号。这些孩子都跟在宰明大哥身边擦皮鞋，加起来有十几人。
夏日傍晚的贫民区，所有的人都拥到路边。大人们三三两两地喝酒、下棋，女人们在胡同口盘腿而坐，谈笑风生。孩子们玩抓小偷游戏，或者唱着“木槿花开了”捉迷藏，吵闹不已。像我这样十来岁的半大孩子分帮结伙地到山下玩，或者到山顶吹风。我们家离山顶近，走到中央路尽头右转，沿着羊肠小路向上走，很快就到了山顶。那里有几棵树，还有郁郁葱葱的草。从上往下看，可以看见对面的贫困区。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透出灯光，在夜空里闪烁。这里看得见北汉山，山冈那边繁华街道的红色灯光延伸到天边。山顶有几块岩石，岩石下面是空地。
有一天，孩子们聚在那里玩耍，还有几个大人，好像是玩什么斗鸡游戏，助威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乱糟糟的。我坐在石头上看他们玩游戏。两个孩子戴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拳套，正在比试拳法。
对！低头、突进、躲闪。啊，臭小子，伸直胳膊，刺拳，刺拳，上勾拳！对！
一个孩子被击倒在地。身兼裁判和教练的青年终止了他们的比赛。
喂，你过来。
刚刚获胜的孩子对我说道。他就是几天前在胡同里说要跟我单挑的老根。青年跟我搭起了话。
喂，你就是上面胡同新搬来的学生？要不要比一场？
我并不乐意，可也不想临阵逃脱，只好尴尬地朝他们走了过去。青年装出认识我的样子，这让我有点儿得意。我本来不是爱打架的人，不料刚从乡下搬到东大门外的贫民区，经常在学校里遭到各种小混混的欺负。当时小学每年级有二十多个班，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上学。初中少了点儿，不过也有十几个班，每班有七八十个孩子。起先我被他们当成了乡巴佬，这让我懂得如果有人招惹或者试图制服你，那么千万不能退缩。哪怕力不从心，也要抗争，直到对方放弃。没有谁会同情倒下去的人。今天输了，明天就在放学路上等，后天去家门口，一直打到对方放弃。只要那个家伙不放弃，或者不道歉，那就绝对不能停止。回家也没用，嘴唇裂了也好，鼻子歪了也好，父母看都不会看。他们忙着照顾年幼的弟弟，我也没有别人可以求助。那天我没有退缩，而是接受了老根的挑战。因为我知道，如果退缩了，那么将来的日子会很艰难。
老根已经尝到了胜利的滋味，戴上拳击手套，双手用力碰拳耍酷。我静静地伸出双手，戴上青年递过来的拳套。我平生第一次戴拳套，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青年拍了拍我们的后背。开——始！话音未落，我只觉得眼冒金星。后来学过我才知道，那是直拳。我也打过几次架，低着头，举起双拳开始移动。对方躲过我的拳，同时发起进攻。我被打中了好几次。生气就意味着失败，我在心里自言自语，同时咬紧牙关。突然间被打了个正着，身体晃了几晃，流出鼻血。对方再次出拳的时候，我弯腰朝上进攻。沉重感通过拳套传给我。那小子摔了个四仰八叉。很快，老根马上站起来，原地跳了几次，再次靠近过来。
哎呀，算了算了。
青年把我们分开。我的鼻血还在流，运动服前襟已经被染红。流了好多血啊，青年小声嘀咕，然后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给我擦脸。馊汗味真的令人作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