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去现场看过吧？
我没有回答。金前辈用呼噜呼噜的微弱声音说道：
朴兄总是很忙，哪有时间去这种地方。
我偶然去过济州岛试验泥土房的地方。
啊，那是已经取消的项目。赚不到钱的事，结果都是这样。
我们没再说话，只是怔怔地望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周围的人们都知道他命不久矣，所以尽量少说话。他坐着轮椅回医院去了，围拢的人们纷纷散去，仿佛等待已久。
李永彬问要不要喝杯酒，我借口有事离开了。回到家，我独自喝了几杯威士忌，突然想起什么，连忙给车顺雅打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好像缺了些什么。醉酒归来的第二天、胃疼醒来的时候、独自吃饭的时候、用洗衣机洗内裤袜子的时候、往晾衣架上挂衣服的时候、重感冒的时候，还有就是像现在这样凄凉如饥饿般汹涌而至的时候。刚刚拨完电话号码，手机里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确认后再拨”。
金基荣前辈在回顾展后一直卧床不起，最后在八月中旬某个酷热的夏日离开了人世。现在已经变成一捧灰，放在骨灰堂了。人们以此为借口聚会，喝得酩酊大醉，耍酒疯，传递迟到的消息，然后分开。
从江华岛春游回来那天和车顺雅通话之后，我就把这件事忘了，直到金前辈回顾展那天夜里才突然想起，于是打了电话，不料没能联系上她。和她的短暂联络犹如一场梦，不知为什么，我只是觉得很虚妄。不知不觉间，我住的联排住宅墙边的银杏树叶开始变黄。
手机屏幕上提示我收到新邮件。我眼睛花，看不清楚，于是打开笔记本电脑。那是个陌生的邮件地址，开头却写着“致朴敏宇老师”，看得出是写给我的邮件。
这段时间出了些变故，电话打不通了。
联系上朴老师后，曾经有段时间我的心里很混乱。早已遗忘的从前突然浮现在眼前，清晰如昨。不，怎么会忘记呢，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走过的岁月。失去丈夫之后，我带着儿子走到今天，只要有空就记录往事。算日记，还是手记？写下这些小小的文字，对我来说既是安慰，又是批评，也是激励。无论如何总算熬过来了，一路过得很好。
几个月前我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当我陷入绝望的时候，朴老师突然再次走进我的生活。真奇怪。当我无意中得到消息，知道你在不远的地方演讲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直接跑过去呢？我觉得遗憾，不过也很庆幸。从照片上看，你老了很多。在这点上我就很聪明。朴老师没看到我最近的样子，所以记忆中还是二十岁时那个美丽文静的车顺雅。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突然给朴老师写这样一封信。也许是想向老朋友倾诉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吧，像讲从前的故事。想到几十年的岁月就这样飞快地流逝，我无力埋怨什么，可是我想对了解我的人倾诉，希望你理解我的心情。希望我的记录不会给朴老师添麻烦，不会让你感觉到压力。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借书，一起讨论名著，这一切都记忆犹新。和朴老师相处的日子是我宝贵的回忆，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某个人的回忆，这算贪心吗？如果你不想看附件，可以直接删除。
我打开附件。想象着她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字写下自己的故事，我无可奈何地笑了。正如她说的那样，每次想起她的时候，我想到的都不是现在的车顺雅，而是二十岁的车顺雅。年过六旬的车顺雅，我实在无法想象。她说自己胖了，不好意思到演讲现场，我想她应该和大多数女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福了吧。人们常说和初恋见面会后悔，不过彼此都老了，变得不成样子，即使见面，想到自己做过的事，也没有资格失望。我们以前住过的地方，达谷，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成为记忆中的标本。过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
我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十五岁。父亲独自去釜山避难的时候是三十五岁，母亲刚刚二十岁。父亲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是难民，其实是被抓去做义军，后来成了俘虏，关进巨济岛的收容所。不知道是站对了队，还是站错了队，他被划为反共俘虏，获得释放。有一天，他穿着破烂的军装，出现在外公和外婆居住的影岛压面厂，询问可不可以在这里工作。影岛压面厂本来属于日本人，老板离开时转让给了外公。
母亲和我一样，也是面馆人家的女儿。她本来有个比自己大三岁的哥哥，被拉去参军，没有回来。我只在照片上见过舅舅。儿子下落不明，家里正缺人手的时候，我的父亲及时出现，外公内心是欢喜的。外公没有摘掉写有汉字“守山压面厂”的小招牌，一直保留。我在旧照片里也能看到那个招牌。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难民木板房，即使外公的面条工厂连夜工作，还是生产不出足够的面条。母亲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帮忙，除了父亲，家里还来了另外两个年轻人。三十五岁的父亲怎么和二十岁的母亲结为夫妻了呢？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是个有能力的人，说不定上辈子拯救过地球。无论什么事，父亲接手后绝对不会左顾右盼，只是默默去做。他就是这样死心眼的人，深得外公信任。父亲的性格和外公截然不同。外公把工厂的事情全部交给父亲，自己去外面游荡。父亲和母亲自然而然地走近了。外婆几乎是推着母亲促成了这件事。外公的工厂生意兴隆，还买下了隔壁和后院，生意越做越大。外公开始喝酒，出入有女人的酒吧，后来和外婆分居。生下和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之后，外公就不再回家了。工厂和房子都卖掉，父亲带着外婆和母亲来到首尔。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父亲来到南边后学会的技术只有压面条，而这门技术发挥了作用。外婆用手中的钱，再加上借债，买了一台面条机。他们没有能力去像样的小区或大市场开店，于是找到了郊外的贫民区，也就是达谷。
直到读了高中，我都是社区里唯一的女学生。我喜欢读书，性格还好。除了我，还有个男生，我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搬到我们社区了。
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拿着书来到晾面条的阁楼，把自己关在那里。那是我摆脱现实，进入自我世界的空间。来到首尔几年之后，外婆去世了，家里的生意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父亲赚的钱刚好够我们一家三口吃饱喝足。
说起来有些难为情，我知道我们社区的男孩子们喜欢我。四五个男孩假装到公用水龙头接水，聚集在我们家围墙底下嬉笑玩耍。主要是宰明哥的兄弟和擦鞋的孩子们。除此之外，我记得还有个叫大块的孩子，也是对我穷追不舍。朴敏宇却不在他们的行列。朴敏宇跟他们不一样。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小混混，我为自己和他们住一个社区而感到羞耻。
这个社区的情况很糟糕，没有几户人家有玻璃窗。大部分都是木板钉的窗户，令人沉闷。即使是白天，不开窗户的话，屋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看不见外面。我的房间第一次安装玻璃窗那天，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直到现在还难以忘记。上中学的某个春日，父亲给我们家安装了玻璃窗。睡觉之前，躺下就可以看见满天繁星，白天耀眼的阳光暖暖地照进来，感觉像是祝福。下雨或下雪的日子，我常常呆呆地贴在窗前，凝视窗外。
那天，我也是站在窗前往外看，正好看到不远处鱼饼店家的儿子朴敏宇提着什么东西，朝我们家走来。走着走着，他停下了脚步，似乎有些犹豫。我生怕被他看见，急忙后退了几步。心跳莫名地加速，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他的声音：有人吗？那天他带来一捆鱼饼。直到现在，我也没吃过比那更美味的鱼饼。
那之后他偶尔也来我们家，有时买面条，有时送鱼饼。我们常常在公交车站或公交车上相遇。我还记得第一次在社区外见面的情景。那天下雨了。他没带雨伞，和我共用一把伞，走了三站地。我撑着伞，他抓着我的手，我急忙抽出手来，他撑着我的雨伞。为了不让我淋到雨，他把雨伞尽量朝我这边倾斜，自己只遮住了头。虽然撑着伞，衣服却湿透了。
我从北部图书馆借的是赫尔曼·黑塞的《克诺尔普》，他借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约好还书的日子再见。我盼着那天快点儿到来。从图书馆回社区的路上有家面食店，我们在那里吃了豆沙包和红豆粥，边吃边讨论我们读过的书。突然间，他谈起了暗淡而茫然的未来。高考临近的高三考生和女生约会，他的心里似乎有些不安和焦虑。我的成绩不错，而且距离高考还有一年多，还算从容。他反复说了几次，说他想走出达谷。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只有学习这条路可走。
冬季的贫民区，用手推车送煤炭就成了大事。卖煤的觉得危险，压根儿不想配送。遇到下雪天，地面结冰，那就需要全家人一起搬运，每次用绳子穿起三四块蜂窝煤。父亲死于煤气中毒。每到冬天，附近都有人死于煤气中毒。小学的时候，我也有过一次轻微的煤气中毒，这让我想起母亲让我喝泡菜汤，我就装死让她给我买瓦斯活命水。那时怎么就觉得可乐、雪碧、芬达等碳酸饮料那么好喝啊！瓦斯活命水也有那种很刺激的味道，我动不动就装病说肚子疼，想喝瓦斯活命水。有一天我被尿憋醒，天色微亮，我看到放在窗台上的宝佳适饮料，拿起来咕嘟咕嘟就喝。滑溜溜的东西沿着喉咙下去，感觉想吐，我强忍着继续睡觉。第二天，外婆嘟嘟哝哝地说她擦头发的山茶油没了，一滴没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被外婆的嘟哝声吵醒，对着尿盆吐了起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随着年龄增长，每次想起那个社区，我都感觉舒适而温暖。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很多，不论白天黑夜，胡同里都充满了孩子们喧闹的笑声。隔着围墙听到各种各样的叫喊、打骂和咆哮声，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可是到了早晨，红肿着脸的女人还是像往常似的起来为出门干活儿的丈夫准备便当，送丈夫出门。有时我会深深地怀念人们聚在水龙头旁洗衣服、接水的情景。下雨的日子，人们都待在狭窄的房子里，静悄悄的，雨水沿着油毡纸房顶流到屋檐下，伴着雨声入眠，睡得格外香甜。
我想起他第一次拉我手的那天。那天我们决定到离社区远些的地方看看，就去光化门看了《爱情故事》。奥利弗和珍妮打雪仗的场面，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珍妮患白血病而死的时候，我放声大哭。好像是在那个时候，他拉起了我的手。我就那样被他拉着手，用另一只手擦脸上的泪水。
他报考一流大学后，一直很焦虑。他考上之后，不仅达谷市场的商人，整个社区都因为有喜事而沸腾，我又怎能忘记呢？那年冬天，全世界仿佛都属于朴敏宇。那是假期，我和他隔三岔五就会相约出门。
不久后，我也上了高三。朴敏宇考上了韩国最好的大学，渐渐地，在社区里很难见到他了。许久没有联系，后来我去市场买鱼饼的时候会厚着脸皮问：敏宇哥什么时候回来啊？他几个月回家一次，也只是在店里待一会儿，急匆匆吃完午饭就走了。听说他住在富人家里做家庭教师，自己赚学费。我也很努力地学习，希望自己不比他差。我咬紧牙关，只要再坚持一年，我也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车顺雅想跟我说什么呢？为什么要长篇大论地说自己的事？这个故事的最后是什么？疑问接踵而至，段段往事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正如她回忆的那样，我上大学不久之后，再回达谷就像旅游了。后来我又参军，自然就和那个地方越来越远。退伍复学，我准备就业，毕业后在贤山工作，忙得焦头烂额，一年也就回去一两次。我留学的时候，我们家结束租房生涯，搬了家。搬进新家不久，父亲去世。随后十几年里，贫民区成为城市拆迁区，邻居们四散而去。
我幸运地考入名牌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很多东西在贫民区的时候我不知道，然而当我逃离那里，就会看见许多不同的事物。首先，那里的大部分邻居都是全罗道人，庆尚道人有我们家和车顺雅家，仿佛不小心误入黄豆芽屉并且扎了根的黑豆。身在底层似乎没什么不同，可是当我脱离那个狭窄的世界，出身岭南的事实就成了和他们截然不同的条件。庆尚道出身的将军和政界人士执掌政权，庆尚道的商人也多了起来。进入机关或公司，只要听见方言就会觉得安心。我甚至想，如果我不跟随父母来首尔，而是经过灵山邑到附近城市大邱读高中，也许对我更有利。要是这样的话，我的人际关系会更稳固，困难也会大大减少。眼前的人可能是同学的同学，论起族谱或许是亲戚，同乡的人们具备很多相同的要素。
刚上大学，维新独裁就开始了，时局混乱，几乎每天都有示威游行，当局甚至下达了停课令。走进学校，经常有同学突然被逮捕，没有出现在教室。我决定再也不回达谷了。我像蒙着眼睛的骡子，默默地往返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看都不看别的地方。如果有时间，我就去做考试辅导家教，忙碌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学校附近的出租屋倒头大睡。这就是我当时的生活。
我和某个来自外地的家伙合租了自炊房。与人同住很不方便，还要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那就更难了。这家伙还是不伦不类的运动派，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不去工厂和农村寻找民众，而是偷偷藏起印刷品或问题书籍，拉来几个人在我们房间里学习。因为这小子，我放弃了自己租房做饭，开始做住家教师。不过，这是个幸运的选择。我得到机会，可以接触崭新的世界。这是凭借曾做过邑事务所书记的父亲的身份很难接近的世界。
年轻的时候，我不会那样冷静地看世界。我理解那些反抗错误的人，也知道自己应该忍耐。因为有了这样的自制力，我才得以宽恕自己。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成了习惯性的绝望，我开始习惯于表面上不露声色，冷眼看自己和周围。经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人都摆脱了令人窒息的贫困，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挫折和绝望变成日常，小小的伤口长出了茧子。如果脚趾上的鸡眼不舒服，无论如何都要拔出来，可是现在，它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只是偶尔会觉得袜子里有种异质感。
6
推开挂有两把锁头的房门，熟悉的味道扑鼻而来。尽管混合着多种味道，然而不知为什么，最强烈的却是仿佛弥漫着冷气的霉味。房子依山而建，除去房间入口处，整个房子几乎呈马蹄形深埋入土。勉强露出地面的正方形小窗用铁栅栏封住。偶尔敞开窗户，看见的无非是胡同里往来行人的腿罢了。也许是没做防水处理的缘故，夏天湿度大，冬天内外温差高，后面墙壁总是湿淋淋的，霉斑也随之落地生根。去年夏天赶上雨季，房子漫过水，水退之后情况更加严重。金敏宇说住在这样的地方，本来没病也会生病，于是买来防水液喷洒，又铺上泡沫塑料，重新做了裱糊。不料冬天一到，霉斑又开始悄无声息地蔓延。这个夏天雨水不多，霉斑却还是很强烈地留下了痕迹。我能做的也只是用抹布蘸消毒水，唰啦啦地到处擦拭，也只是暂时有效果。躺着看斑点渐渐扩散，让人感到窒息般的憋闷，恨不得疯狂呐喊。幸好现在是旱季，接下来的几个月还算好过。我重新打量房间。一张床垫、洗碗池和煤气灶、微波炉、中等容量的冰箱，同样漆黑的多功能室里是洗衣机、胶合板书架、一把椅子、衣柜，房间和洗碗池上方的天花板上各两盏苍白的日光灯。这就是全部了。我独自生活，这些家什也算很多了吧？即使拖欠一两个月房租，房东也不怎么发牢骚。站在房东的立场上，像我这样的租客恐怕也不容易找吧？我对房东也没什么过分的要求，总能老老实实地忍耐。
躺在破旧的床垫上发会儿呆，似乎没有睡意，我起身坐到电脑前。最近几个月深受失眠之苦，食不甘味，还得了斑秃，房间里处处散落的头发更是让人心烦意乱。原来在便利店工作到通宵，回来后疲惫不堪，倒头酣睡，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最近除了去便利店，剩下的时间就是宅在家里，似醒非醒地上网，或者随便写些什么。前不久，我连演出都停了，心里想着要不要参加电影剧本征集，于是开始准备作品。也许是因为写惯了话剧剧本，电影剧本的构思并不容易。
网上就能接触到海量的信息，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对外界的消息了如指掌。要是写作不顺利，我会看下载的盗版电影，偶尔也玩玩游戏。写作也好，游戏也好，话剧也罢，对我来说都是虚构的世界。最近玩的游戏，怎么说呢，简直是创意十足。感觉在网上玩牌都不如这个有意思。反正不管怎么说，只要是有对手的游戏，那就必须精心准备，否则就会出差错。我打开新建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叫“狗尾草”。我仔细阅读写过的内容。昨天晚上头痛欲裂，无法继续工作，只好草草收尾。光标在最后一句末端闪烁。换行。“现在想来，我还是觉得当时那件事是我平生最大的事故。”写下这句话，我又陷入了沉思。我真的能这样告白吗？总觉得不是很恰当。从这里开始，就很难写下去了。
点开网页，确认邮件。没用的邮件标记为垃圾邮件，删除，确认前几天发送的邮件是否收到。已读。但是还没收到回复。我在等什么呢？
我浏览着浮在网络主页上的各种报道。也许是生计艰难的缘故，近来频繁爆发残酷的杀人案件。稍作了解，大部分都是因为钱。看着建筑方面的报道，我习惯性地在搜索栏里输入“朴敏宇”三个字。有关他的信息齐刷刷地显示出来，同时映入眼帘的还有很久以前他负责汉江数字中心项目的报道。一连串的报道、博客、论坛、各种各样的照片、视频、推特等，了解某个人所需的信息应有尽有。不过，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全面地说明他吗？前不久我曾买过他写的书《空与满的建筑》。我一天才赚六万元，买一本书足足花了一万五千元。通常都是从图书馆里借书看，如果不是迫切需要，我不会买书，所以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大出血。感觉他的文章并不局限于建筑，而是包含了很多故事，买下来也不亏。我曾去过他的演讲现场，当时听到的内容在他的大部分文章里都有所体现。至于他有着什么样的想法，他是秉持什么哲学的建筑师，读完书后会更加清晰。
我下意识地要把两个人联系起来，理由无非是他的名字和金敏宇很相近。正当我悄然揣测两人关系的时候，金敏宇的母亲露出失望的笑容说：你的想象力就这些？还是凑合着写电视剧吧，写电视剧。我的视线再次投向电脑。关闭网页，点开桌面上的文件夹——“黑衬衫”。
去年梅雨季节，我住的半地下室里渗进了雨水。我不敢回家，给他打电话，他开着旧吉普车赶来。我们两人都没说话，只顾往外泼着房间和厨房里的泥水。房间湿了，寝具湿了，几天不能在家住。我在同样是地下室的小剧场舞台上铺了露营垫，凑合着过夜。金敏宇说还不如去他家。最后，我决定在他家住几天。明明不是要结婚的关系，却要去他家，我觉得有点儿不自然，可又没有别的办法。
那是租来的十四坪公寓，有房间，也有客厅。我们开门进去，家里没有人。金敏宇煮了方便面，连同泡菜摆上圆桌。房子在十二楼，从窗户吹来的风很凉爽。比起我的半地下室，这里还是很适合居住。从门到厨房兼客厅的过道墙上有个很长的书架，与这个家有些格格不入。书架上插满了书，我有点儿吃惊。那里有我看过的，也有我想读的书。
你读了很多书啊。这是你的书吗？
因为妈妈爱看书……多亏了她，我也看了。
金敏宇开始转动吸尘器，我也帮他用清水清理水池周围和卫生间。他的母亲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家。后来才知道，她在中心街的大型超市工作。虽然已经六十岁出头，却还是很漂亮，保有几分少女的气质，只是身材圆乎乎的有不少赘肉。
对于我的到来，她表现得很开心，从附近便利店买来啤酒和下酒菜，削水果，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围坐在铝盘似的旧式饭桌旁。
房间进水了，在这里住几天。
金敏宇请求母亲的许可，她若无其事地同意了。
我们见个面都很难，不是吗？家里多个人，我也很高兴。
她没问我做什么，家人在哪里，跟她儿子是什么关系。只问了我的年龄。我说二十八岁，她说真是大好年华。懂事了，也在某种程度上懂得生活的艰难，同时还很年轻，有活力。
不是的。她不懂人情世故。不然怎么会辞掉工作，去拍话剧呢？金敏宇说。
他的母亲盯着我的脸缓缓打量，点了点头。
那也很了不起，一边演戏一边坚持，是吧？
金敏宇瞥了眼钟表，站了起来。
我要走了。
你呀，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明天再走吧，家里还有客人呢。
明天凌晨就要工作。友姬就在这里住几天。妈妈，你没事吧？
我呀，当然没问题。
金敏宇回到自己住的考试院，他的母亲和我为了喝光剩下的啤酒，坐到午夜。
友姬，你不结婚吗？
她突然问我的时候，我没有慌张。因为每当见到周围的长辈，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只是嘻嘻笑了笑。
大家都放弃了。
只要相爱，一起生活就行了。富人也好，穷人也好，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内幕其实都很凄凉。像我们这样的人都差不多。不会有什么改善，也不可能改变。
不过，您完全不像受过苦的人。您还很年轻，很漂亮，像富人家的阔太太。
听了我的话，金敏宇的母亲顿时眉开眼笑，附和道：
谢谢你这么说。我在你这个年纪，也常常有人说我漂亮。
我在那所房子里住了四天。这期间金敏宇找朋友帮我修了家里的下水道，还裱糊了房间。
金敏宇的母亲话不多，性格却很开朗和善，也许是听我写话剧剧本后感到亲切，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她说她以前写过随笔，还在女子高中的校刊上发表过。她还说敏宇的父亲喜欢看书。他遭遇意外卧床不起，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金敏宇对他们夫妇来说算是老来得子。敏宇出生之前，他们还生过一个女儿，患麻疹去世了。从前这附近是桃园，春天桃花盛开，蜜蜂比苍蝇还多。我住了几天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说：
友姬要是能和我一起生活就好了。
谢谢您。我会经常来玩的。
有一天，金敏宇突然问我：
友姬你为什么要拍话剧？
我沉默良久，没有回答。平时没有人这样直截了当地询问，这让我有点儿慌张。
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
你想继续从事话剧工作，但是不足以谋生，还要打工，可我又为什么要这样呢？
想做的事必须做，但是不足以谋生，这点上你我不都一样吗？
金敏宇像往常似的木讷而缓慢地说：
不，不一样。我和你不一样，我没有想做的事。我只是为了确认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像我这样的人而随便做点儿什么。每个人都在对明天的预测中活过今天，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漂浮不定，没能站稳脚跟。即便如此，每年提心吊胆地续约之后，我都会发现以前一起工作的伙伴不见了。后来我也被炒了鱿鱼。
他谈到了秋天被驱逐的雄蜂。冷飕飕的上午，它们像死了似的紧贴着墙壁或树枝，到了正午，秋高气爽的时候，它们在枯萎的菊花间跌跌撞撞，飞来飞去。为了节约食物，家里的工蜂不再接受已经没有用处的雄蜂，它们无处可去，只能一天天四处乱飞，落在霜降的地上冻死。他还提到了西部片。拓荒者到达定居地后，朝着地平线策马奔腾，插上旗帜，占据周围数万坪的土地。如果以这种方式将全体国民聚集在济州岛或南海岸，每个人都举着旗子跑去占房子，那结果会怎么样？他说，像他这样的家伙也许会气喘吁吁地跑到母亲的租赁公寓，母子俩躺在狭窄的房间里，安心地抚着胸口松口气。
他被解雇前的最后工作是在拆迁区担任管理劳务的科长助理。像他这样的临时工、科长、代理等正式职员，以及劳务公司派来的日工，都知道这种工作如何进行。建筑企业与咨询事务所、城市计划委员会、市议员、区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得就像蜘蛛网，获得权利的组合推进委员长和代议员牵头，开发工作一泻千里。贫民区的居民们没有能力入住新建的公寓，只能离开。稀里糊涂就失去了家园的人们，已经几次以这样的方式搬家，再也无处可去了。很多人都说他们辗转了十几个地方，好不容易定居在这里。他们敷衍了事地制作抗议条幅，男女老少排队高喊，然而面对挖掘机，面对手持铁管铁锤、像外星人般闯进来的拆迁人员，仅过几分钟队伍就溃散了。
以前整顿贫民区的时候，还会挨家挨户地劝说，征得住户的签字认可，最近只要开过重建工会会议就算结束了。虽然公司事先也提醒，尽量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尽量不要发生身体接触和暴力行为，不过这也只是为了将来明确责任而采取的惯性行为。推搡、拉扯、摔跤、脏话、侮辱、撕破妇女衣服、血气方刚的男人打女人耳光并将其推倒在地，挖掘机发出轰鸣声，毫不留情地摧毁小区内完好的建筑，反抗的人们发出无力的哭声和惨叫声。通常而言，经过最初三四天的抵抗以后，倒塌的房屋残骸和垃圾就会填满道路，有家庭陆陆续续地离开，居民共同体和房屋像碎片般四散而去。
拆除过程中，金敏宇看到合适的空房子，带着劳务人员住进去，看守现场。拆迁区好像遭到了彻底的轰炸，覆盖着建筑废弃物，卡车成排地开进来，清理干净残骸。原本看似庞大的居民区在城市周围的建筑物中间犹如小小的闲置地，展现出原来的面貌。金敏宇在拆迁现场生活了一个月左右，自然而然地和同吃同住的劳务人员成了朋友，并和每句脏话都掷地有声的同龄小子走得很近。他担任劳务组长，因为暴力而有过两次犯罪前科。劳务公司会合理配置拆除人员和保安人员。所谓保安人员，指的就是体格好、会打架的人，不仅派到建筑现场，还会派到劳动争议现场。他和金敏宇喝酒时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真厉害，你是说你现在还有梦想？
监狱里有个和我一起住的家伙。那家伙长得很漂亮，像个小白脸，听说他以前在包房沙龙里做过乐手。每天睡觉时间，这小子都在画画。我抢过来一看，好像是什么设计图。我问是什么东西，他说是果川赛马场。
什么？你的梦想是赌马赚大钱？
赚大钱没错，不过我的想法是把那里抢个干净。
出狱后他没能再见到乐手，却没有忘记他的计划，还亲自去赛马场看了看。那里有几十家售票处，仅一处周末就能收取几百亿元。每个售票处都有一名女职员和一名保安，门上装有电子自动锁。每当有人出入，号码都会更换，发生紧急情况时号码会自动关闭。如果把售票处的女职员拉拢到自己这边，那么想做什么就很容易了。至少需要四名共犯，他补充说。
你是不是看电影看多了？
听了金敏宇的话，他没有回答，只是向我们展示了用手机拍摄的赛马场附近的几张照片。总而言之，怀着如此远大梦想的劳务男和他生活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挖掘机的司机向我诉说工作的苦恼。他说山坡尽头的那家人抗拒到底，给他们的拆迁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带着几名保安赶过去的时候，挖掘机已经摧毁围墙，停在院子里，发动机还在轰鸣。挖掘机前躺着一位老人，另一个看着像是老人儿子的中年男子举着木棍站在那里，还有两名妇女和三个孩子。一个十来岁的瘦高少年一边喊着什么，一边扭动身体。组长像往常那样下达指示。
干什么呢？不就是四个成年人嘛，先把成人拖走！
对于劳务人员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们并不着急，慢慢地向前靠近。请冷静。这样下去会受伤的。你们这样也没有用，现在都已经成定局了。他们每人说一句话，分别走向一个人，将他们拖到院子外面。女人们奋力挣扎，老人手脚乱蹬着被拉了出去，像是一家之主的男子挥舞着木棍，继续抵抗。和金敏宇同住的组长抓住他挥舞的棍子，用力一拧，夺过来扔得远远的。孩子们哭叫着跟在被拖出去的大人身后。这时，瘦高个儿少年发出怪叫声，冲向犹如巨手般开始移动的挖掘机。谁也来不及提醒，来不及劝阻，孩子被掉转方向的机器铁臂打了个正着。纤弱的身体像晾在风中的衣服，向上飘起，猛然坠落。发动机熄火，司机走出驾驶室。看着躺在钢筋石头残骸上的血淋淋的少年，他转头看着劳务人员，喊道：
你们都看见了吧？他自己跑过来的。
被强行拖走的女人发出刺耳的尖叫，扑在少年身上。劳务组长对金敏宇说：
真倒霉，快叫救护车。
金敏宇叫了救护车，还给总公司打了电话。浑身是血的家人疯狂地扑向他们。少年当场死亡，据说是智障儿童。记者蜂拥而至，工程中断了很长时间。金敏宇去总公司等了一个来月，随后被解雇。他再也没见过那个已经成为朋友的劳务组长。每到周末，果川赛马场人潮涌动，然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書 集分-享-公-號 霞 风 书 舍
7
人的记忆就是这样，哪怕是同样的情况，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经意地遗忘，或者根据当时的感情状态而成为歪曲的故事情节，每个人都讲述着各自不同的故事。车顺雅和我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夸张地描述我上大学后轻易地忘记了她和贫民区，然而事实不是这样。
我再次仔细阅读了车顺雅的邮件，不由得想起上大学后第一次回贫民区的情景。直到第一学期结束，我才离开学校和出租屋，暂时回了趟贫民区。下午，我去店里替爸爸炸鱼饼。一位打工的姐姐被油锅烫伤了手，干不了活儿，店里正缺人手。夏天正值淡季，店铺和小吃店的订货本来就不多，所以决定等到凉风吹起的时候再补充人手。潮湿又闷热的雨季，站在烧着炭火的沸腾油锅前工作，汗水流到胸前，流到后背。用机器磨碎鱼肉，加入豆渣和淀粉搅拌，倒是让辛苦减轻了几分。短短几天时间，我切身感受到一条腿不方便的父亲这几年是多么不容易。
放假期间，父母似乎对我的帮忙感到不舒服。母亲忙着向周围的商贩们炫耀自己上大学的儿子，沉默寡言的父亲则在客人越来越多的傍晚把儿子从油锅前推开。
我还像以前那样，包起破裂或变形的鱼饼，来到十字路口。打开面馆的木板门进去，迎接我的是顺雅妈妈。
天啊，什么时候长这么大了？在外面看见都认不出来了。
顺雅妈妈大呼小叫地说道。顺雅的父亲也出来了，随后是她探出头来。不过，顺雅的脸色有些憔悴，表情也有些黯淡。她默默地低着头，逃跑似的回了房间。
我在没有姐妹的家庭里长大，而且我们那个时代几乎没有男女同校，自然就对女人一无所知。我无法理解顺雅对我的态度为什么那么冷淡，感觉有些无所适从。另外我也感到惭愧，现在是悠然倾心于邻家美少女的时候吗？既然要开拓遥远的前途，我必须振作。这样想着，我慢慢地调整自己失落的心情。
我去现代剧场后巷宰明哥的擦鞋铺看了看。那时宰明、宰根兄弟有了能力，在胡同里面的建筑一层拥有了七坪左右的空间。从前是在胡同角落支起方木柱搭帐篷的擦鞋摊，如今已经有了像样的店铺。店铺内部分为两部分，宰明哥放桌子和椅子的空间，以及孩子们摆放折叠椅和钓鱼椅擦皮鞋的工作空间。收来的皮鞋按顺序擦干净，挂在角落，直接进来的客人坐在椅子上翻看报纸和杂志，等待擦鞋。他们不再守着电影院和茶馆，而是在丁字路口附近转悠着收鞋。宰明哥带着十多个人，宰根也带着八个人，煞有介事地在达谷市场成立了总部。
后来我才听说跆拳道场师傅的故事。他被宰燮哥打晕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然后通过大块向宰明哥发起正式的挑战。约定晚上六点在街对面的小学运动场见面，挑战者本人，也就是师傅和宰明哥，各带一名见证人。宰燮哥本来就不怎么在家，还有过前科，惹事之后再也没回来过。大块似乎觉得，像宰明哥这样的水平，自己追随的师傅肯定能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不知道的是，比起宰燮哥，宰明哥才是熟悉各项运动、善于实战的街头斗殴高手。不过在他们看来，宰明哥有个弱点，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想在家附近站稳脚跟，养家糊口，根本不想惹是生非。根据他们的判断，宰燮哥有过前科，而且是离家之身，自由自在，什么坑蒙拐骗，什么临机应变，完全不择手段，这才让师傅中了圈套。宰根和宰明哥好久没见我了，都很开心，争先恐后地做着夸张的动作，向我讲述事情的前因后果。宰根说：
好像就是今年五月吧？师傅当场关闭跆拳道场，看来他连饭碗和面子都押上了。
傍晚六点的运动场上只有几个玩球的孩子，还有两名小学生推着成人自行车出来，摔倒了再扶起，聚精会神地学着自行车。宰明哥带着老根出去，遇到了等在校门口的大块和他师傅。
有人看着呢，我们找个安静地方吧。师傅说道。
宰明哥回答说教室后面安静。那里有学校的围墙遮挡，而且很宽敞，以至于后来建成了停车场。
师傅穿着跆拳道服，外面披着夹克。宰明哥怎么说也是擦鞋铺老板，穿的是廉价西装。师傅脱掉夹克，交给大块，左右摇晃脖子，发出咯咯的声音活动身体，然后系紧腰带。宰明哥也脱下西装上衣，交给老根，解开脖子下面的两三颗纽扣。两个人做好准备姿势，轻轻活动几下。师傅首先冲上来，来了个回旋踢。宰明哥闪身避开，同时抓住对方衣领，将他的身体按在腰间，摔倒在地。对方试图站起来的时候，宰明哥毫不留情地朝他脸上来了个直拳。一下、两下、三下，师傅还没用上跆拳道的动作，又像上次似的昏厥了。
老根说，不到五秒钟，挑战就结束了。宰明哥对失魂落魄的大块说：
你跟着他，怎么在这儿混？以后多保重吧。
不管段位多高都不可信，经历过实战的打斗高手才是打不倒的。老根得意扬扬地说，仿佛自己变成了宰明哥。正如宰明哥说的那样，师傅在发起挑战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离开这里的心理准备。他似乎是想凭借自己的运动实力打断宰明哥的胳膊和腿，然后关掉跆拳道馆，结果他在这里招生更困难了，只能灰头土脸地退场。
大块不是那种轻易泄气的家伙。见到宰明哥，他只是敷衍着说句“你好”，然后迅速消失，但是看见老根他会出言不逊。
让你哥走夜路的时候当心点儿。
宰明哥说，偶尔在老根工作的地方看到大块，也会给他们点儿饭钱。老根看他们不顺眼，觉得他们卑鄙，因此提出抗议。宰明哥说：
大家都是肚子饿嘛。讨厌的家伙也不用给太多，就这样零零星星地给吧。
那年暑假之前，大块在这个社区里犯下了让人无法原谅的错误。宰明哥带我去了办公室前面的小店。他要了两瓶啤酒。不知为什么，他对我的态度和以前有所不同，竟然用了“请”这种轻微的敬语。他已经不把成为大学生的我看作少年了。何况我又站到了他们难以接近的更高的台阶，这让他们对我产生了些许的敬畏之心。
你也知道大块是谁吧？那个王八蛋，我要把他剁成肉酱。
宰明哥对着瓶子咕嘟咕嘟地喝啤酒。
呵呵，真是急死人。你听我说，前不久，那个叫大块的家伙竟然蹲守着放学回家的顺雅，想要绑架她。
顺雅的校服上衣被撕破了，裙子上面沾满泥土，她失声痛哭，气喘吁吁地跑到公用水龙头旁。村里几个长辈看见了她，老根擦鞋铺的孩子们也看到了。
我们这里的男孩子几乎都仰慕女高中生车顺雅，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和顺雅走得那么近。我们在社区里假装不认识，见面的时候也单独坐公交车出去，到了市场入口，故意离得远远的各自回家。
听了宰明哥这番话，我肝肠寸断。宰明哥还说，大块竟敢三番五次跟踪车顺雅，还在学校门口等她。这都是从邻村和大块鬼混的孩子那里听来的内幕。宰明哥派人叫来那个孩子，非但没有教训，还把他带到擦鞋铺前的万石会馆，请他吃烤肉。几杯酒下肚，也就什么都说了。
我现在要去抓大块那个兔崽子，你去不去？
直到这时，我才隐隐约约地猜到了缘由，为什么送鱼饼时她会神情暗淡地躲避，为什么几次在路上偶遇她也是冷冰冰地假装没看见。我恼羞成怒，恨不得立刻打死大块这个混蛋。另外，宰明哥义愤填膺，像自己有事似的冲到了前面，这也刺激了我的自尊心。老根递过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宰明哥说：
你们拿着吧，我还是觉得赤手空拳更爽。
他身边应该跟着几个小家伙，拿工具狠狠教训他们。
老根自己拿了棒球杆，给了我一根木棍。宰明哥、老根和我跟着擦鞋的孩子们，穿过中心街，朝着大块他们聚集的毛坯房走去。在路的尽头左转，山后面有一条下坡路，西北方是情况更为糟糕的邻村。第二条胡同的路边就是他们的据点。我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里面传来了哄闹的笑声，不知道在玩什么。宰明哥静静地听了片刻，小声说道：
大块这兔崽子在里面。我进去揍他们，你们在这里，看谁出来就揍谁。
他破门而入。房间里的灯灭了，窗户碎了，传出喊声和争吵声。一个家伙跑出门外。老根和我在黑暗中挥舞工具，不管不顾地朝着对方的脑袋、后背和四肢大打出手。那个小子倒下了，紧接着另一个家伙冲了出来，我们又追上去一顿狠揍。好像守住洞口打獾子，我们抓住四个家伙。宰明哥从屋里探出上身说：
哎哟，这就结束了。
老根兴奋地问大块在哪儿。宰明哥回答说：
倒在里面了，我把他打了个半死。
老根和我走进去，宰明哥打开厨房的灯。血肉模糊的大块呈大字状仰躺在地。满地都是荧光灯、酒瓶和杯子的碎片，衣物乱糟糟地散落在地。宰明哥朝大块腰上踢了一脚。
哎呀，起来吧，兔崽子真会装。
我们把大块扶起来坐好。大块轻轻地动了动，伸手擦了擦嘴角的血。宰明哥好不容易控制好情绪，开始教训大块。霎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宰明哥才是车顺雅的男人。
从明天开始，如果你再出现在这个社区，你就死定了。你对顺雅做的丑事，长辈们还不知道吧？喂，王八蛋，如果她的父母报警，你是要坐牢的。明天你就离开这里。你老爹在工厂干活儿，你不想让他看到你坐牢吧？听懂我的话了吗？
教训完，宰明哥从口袋里拿出钱包，把钱扔在大块的膝盖下面。
这是给你的路费。
那年秋天，我找了份入住家庭教师的工作，避免了窘迫的自炊房生活。我继承了入伍的学长介绍的工作，负责教一名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跟随学长走进围墙高耸、高楼林立的住宅区，多少有点儿胆怯。
在天花板直通二层的客厅里，我见到了学生的母亲。学长叹息着说，他从孩子上高中开始教到现在，成绩和名次都有了提升，但是还不够。孩子的注意力不够集中，第二天再做教过的题目还是不会，完全是白忙活。
孩子的父亲是将军。军衔是两颗星，在一线部队担任师长。除了儿子，还有个年龄相差很多的小女儿。偶尔有军官和士兵来访，全都是保持立正姿势，向夫人敬军礼。
我也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打开窗户就能看见后山，那里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阔叶树和常绿树。辅导孩子或自己学习的时候，我被允许使用他们家的将军书房。我忙着自己的学习，还要辅导别人学习，很快就把达谷市场忘得一干二净了。夫人问我家住哪里的时候，我也只是说灵山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