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促进及其影响
进出口联系制度于1966年在有限范围内被重新引入，以鼓励低利润率的出口和进入新市场的出口。见Frank，Kim，and Westphal（1975），第51页。见Frank，Kim，and Westphal（1975），第49—50页。优惠贷款安排包括对美国海外采购供应商（主要是越南）的贷款、对出口行业原材料和设备进口商的信贷、出口远期（对无信用证装运但装运后收到付款的出口商的信贷）、出口产业促进贷款、中型工业银行用于工厂转为出口生产的设备贷款、中型工业银行用于专业出口产业的设备贷款。工商部（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1988），特别是第222—234页。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加大了出口促进力度。1964年5月，政府对韩元进行了大幅贬值，从130韩元兑1美元贬值至256.5韩元兑1美元，同时取消了上述直接补贴和全面的进出口联系制度。 相反，政府通过增加出口优惠贷款的种类和数量来激励信贷。 6月，政府宣布了《全面出口促进计划》。该计划称在此之前的出口促进措施本质上是“零碎的和临时的”，现在其试图为出口促进提供一个全面而统一的框架，并将政策支持扩大到出口生产和出口。 该计划还打算选择行业进行推广并帮助中小型企业转变为出口商、为出口生产提供工业园区、加快进口用于出口生产的资本设备，以及确保出口生产的原材料安全，等等。
见第四章中的表4.3。另见Frank，Kim，and Westphal（1975），第49页：“出口信贷优惠率从1963年的8%降低到1965年2月的6.5%，1967年6月的6.0%……韩国银行将出口票据贴现率从4.5%降至1966年的3.5%。这种票据再贴现对商业银行来说是巨大的利润，商业银行几乎通过票据再贴现为所有出口信贷提供资金。”
1965年，出口促进进一步加强。同年的金融改革将普通银行贷款利率从16%提高到26%，但对出口商的优惠贷款利率保持在6.5%不变。 同年，一项按出口商品具体规定的“损耗津贴”计划开始推行。该计划慷慨地规定了超出既定需要的出口生产所需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关税豁免限额。由于这适用于进口受到限制或需缴纳高额关税的货物和原材料，因此出口商可以在国内市场出售未使用的部分以获取利润。此外，为了鼓励在出口生产中使用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当地“信用证”制度开始实行。这使出口商能够在收到的原始信用证的基础上，向出口货物和中间投入品的国内生产商签发当地信用证，而这些生产商又可以再次签发当地信用证。在优惠贷款、进口许可证、税收优惠等方面，持有当地信用证的国内生产商享有与出口商相同的利益。
出席会议的有多位经济长官、韩国银行行长、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负责人、韩国贸易协会、韩国商会、银行和金融机构负责人、主要出口公司董事长和贸易专家。
同样是在1965年，朴正熙总统开始主持每月一次的“出口促进扩大会议” 。会议汇报前一个月的出口业绩和全面出口促进计划的进展情况，跟进总统的指示，等等。会议还查明出口业务中的困难和问题、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简化行政程序，并发布总统指示。1966年，关税豁免扩大到用于出口生产的资本设备以及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同样在1966年，出口商也获得了货币加速贬值带来的好处。
Cole and Lyman（1971），第190—191页。 Park（1983）指出，在韩国1967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在主要贸易伙伴的压力下，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逐渐不再使用直接激励措施，到1972年，几乎所有直接激励措施都被废除、修订或取代。
显然，促进出口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正如科尔和莱曼（Cole and Lyman，1971）所评论的：“简单地说，韩国政府机构所有可能有帮助的部分都被用于出口驱动。” 弗兰克、金和韦斯特法尔（1975）观察到：“随着汇率改革和进口自由化，1964年至1966年期间，出口激励措施明显加强。”正如本章开头所述，这些研究和其他早期对韩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认为，出口快速扩张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政府采取了这些强有力的出口促进措施。
如图2.3所示，由于出口促进措施数量更多、力度更大，出口商无疑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获得了更大的利益。那么，这就是韩国出口成功的原因吗？答案不是简单的是或否，因为促进出口的措施不是与外界隔绝的。如前所述，在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战略下，进口政策是保护主义的，政府在开始促进出口时基本保持进口政策不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进口自由化才真正开始。应当指出，正如上文“保护主义进口政策”一小节简要讨论的那样，保护往往具有抑制出口的效果。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和70年代，政府实际上同时实施了两项对出口产生相反影响的政策。
为了确定对出口的净影响，量化这两种不同政策的影响是必要的。幸运的是，韦斯特法尔和金（1982）在1968年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这里简述一下结果。作者首先估算了出口商品生产中的“有效保护率”，即政府的贸易政策措施在假设的无贸易政策措施的“自由贸易”情况下，将生产中的附加值增加到高于附加值的比率。由于附加值是对参与生产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报酬，因此有效保护率越高，生产就越受到鼓励。贸易政策措施的影响是估计的，包括关税和进口数量限制，这些措施往往会提高受保护货物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还包括使出口商免受这些进口限制影响的贸易政策措施，以及前面提到的“损耗津贴”等措施，这些措施为出口生产提供了优惠。作者对制造业出口生产的有效保护率的估计是3.1%，对所有行业的估计为0.4%。也就是说，贸易政策措施产生了略微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效果。
接下来，作者估算了“有效补贴率”，其增强了有效保护率以及所得税减免和优惠贷款率等出口促进措施的效果。由此估算的有效补贴率为制造业12.4%，所有行业8.6%。也就是说，由于贸易政策措施和出口促进措施，制造业和所有行业的出口生产增加值分别增加了12.4%和8.6%。
“有效补贴率”中尚未包括进口限制通过其对汇率的影响而对出口产生的间接影响：进口限制减少了外汇需求，因此降低了汇率，从而导致生产商的韩元附加值降低。作者估计，限制进口的政策措施将韩元兑美元汇率降低了9.1%，也就是说，由于进口限制，韩元在出口生产中的附加值下降了这么多。有效补贴率受此负面影响之后的比率称为“净有效补贴率”。作者估计，制造业出口生产的净有效补贴率为-0.3%，所有行业出口生产的净有效补贴率为-3.1%。
换句话说，进口限制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几乎是和出口促进相互抵消的，而净效应是为出口商创造了一个类似自由贸易的环境。这一预测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年。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净效应并没有因为出口促进措施变得更有利。韩国在1967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采取的出口促进措施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缩减。例如，1972年取消了对出口收入的所得税减免；1975年，出口生产所需原材料的进口关税豁免改为关税退税制度。在“重化工业”（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y，HCI）政策（将在第四章讨论）下，进口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也变得更加严格。因此，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这两种不同政策的净效应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对出口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简言之，政府采取的出口促进措施主要是通过抵消保护主义进口政策对出口的负面影响，而不是通过提供过多的优惠来帮助出口。如果没有保护主义的进口政策，可能就没有必要促进出口。
Krueger（2010）.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克鲁格（Krueger）指出的那样，出口促进政策作出了另一个微妙的贡献（尽管这可能不是有意） ，那就是，韩国政府在高增长年份的出口导向使得政策错误相当明显，因为一旦政策失误，出口业绩将迅速受到不利影响。因此，“你不可能有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和高度不切实际的汇率……极具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增加强调］”。因此，出口导向为市场提供了出路，因为韩国经济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世界市场价格。不管这一“出路”是否出自决策者之手，其贡献都可能是巨大的。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出口成功基本上是由于消除了贸易障碍，即复杂的外汇制度和保护主义进口政策对出口的负面影响。韩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为韩国经济劳动力丰富，且土地面积小、没有可出口的自然资源产品、积累的资本少、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一旦障碍消除，经济就开始展现其巨大的出口潜力，而这一潜力在此之前一直未被开发。简言之，韩国出口的是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然而，还有另一个不应被忘记或忽视的重要事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韩国爆发式的出口扩张和快速工业化开始时，世界市场的规模是19世纪欧洲国家工业化时的100多倍。这一点将在第五章中讨论。
附录
▼表2.A2 1955—1984年贸易自由化总指数 单位：%
▲资料来源：Kim（1991），表3.6。
注：自动批准一列显示的是自动批准项目占总出口项目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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