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业驱动和资源分配
重化工业驱动的这些政策优惠必然影响了资源分配。表4.4显示了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设施投资，以及有多少投资流向重化工业组。重化工业组的投资比例从1973年和1974年的61%左右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80%。虽然很有可能很大一部分增长是因为政策优惠的影响，但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一方面，重化工业的生产技术往往更加资本密集，这意味着重化工业组的投资需求总体上高于轻工业组。
表4.4 制造业的设备投资
资料来源：Lee （1991），第452页，表17.11。
政策优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也体现在表4.5中，其中显示了选定年份重化工业组和轻工业组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和资本强度，以及比率随时间的变化。正如预期的那样，重化工业组的平均资本—劳动力比率远高于轻工业组，通常是轻工业组的两倍多，两组的资本密集度都在上升。政策优惠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在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中非常明显，这反映了资本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由于“定向信贷”政策增加了可投资资金的可用性，并大大降低了重化工业组的资本成本，因此在重化工业驱动期间，重化工业组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必然比轻工业组的增长更快。事实的确如此。在重化工业驱动下，重化工业组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从1966—1973年的2.5%跃升至1973—1980年的9.3%，并在驱动结束后回落至3%以下。相比之下，轻工业组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平均年增长率呈现了镜像变化：它从重化工业驱动前的6.5%下降到驱动期间的5.5%，重化工业驱动结束后再次上升到6.1%。
表4.5 资本与劳动力比率及其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Yoo （1990），第57页，表13。
重化工业组和轻工业组的资本—劳动力比率的这些对比变化是由重化工业驱动下的政策优惠引起的。对重化工业组的税收政策优惠意味着轻工业组的税率提高；对重化工业组的信贷政策优惠意味着轻工业组的信贷可用性较低、成本较高；加强对重化工业组的保护意味着增加轻工业组的中间投入成本。因此，在重化工业驱动期间，投资从轻工业组转向重化工业组。因此，重化工业驱动的结束对轻工业组意味着税收负担更低、成本更低、信贷增加、可投资资金的可用性增加、赢利能力增加。轻工业组在重化工业驱动结束后，资本—劳动力比率立即增加也就毫不奇怪了。
重化工业政策的效果如何？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3）通过提出两个问题来检验这种影响。第一：“鉴于要素禀赋，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带来了一种出乎意料的产业结构？”第二：“该政策是否提高了生产率？”关于第一个问题，报告发现：尽管政府大力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但是，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和服装业的规模比1988年国际标准预测的要大。关于生产力变化的问题，世界银行发现：
尽管韩国政府有选择地推广化学品和钢铁，但1966年至1985年间，除了化工部门，钢铁份额的大幅增长伴随着相当低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另一方面，纺织和服装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非常高。
世界银行（1993），第312—316页。
总之，“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答案都使我们得出结论：产业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