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出口表现不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外部因素和/或某些内部因素，是必要的。为了调查这个问题，表4.6列出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韩国在世界总出口市场份额的两种不同衡量标准。“世界出口1”一列显示了韩国在世界出口中未经调整的市场份额，即以当前价格计算的韩国出口额除以世界出口总额。韩国出口的这一市场份额在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下降，当时国际石油价格翻了两番；在1979年和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再次下降，当时石油价格翻了一番。随着石油价格上涨，韩国的市场份额不可避免地缩小，因为韩国没有生产或出口任何石油；随着石油出口国市场份额的增加，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也在减少。需要调查的是，石油价格上涨的这种影响是不是韩国市场份额下降的唯一原因。“世界出口2”一列显示了调整后的市场份额，即韩国出口除以减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出口总额的世界出口总额。这一调整显示了韩国在世界非石油出口市场的份额。有趣的是，这一调整后的韩国市场份额在1974年上升，但在1979年和1980年下降。
表4.6 1970—1983年韩国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 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Yoo （1990），第92页，表16。
注：“世界出口1”是所有国家出口的总和。“世界出口2”是“世界出口1”减去欧佩克成员国的出口。“竞争者”指的是中国香港、以色列、葡萄牙、西班牙、中国台湾和南斯拉夫。
这表明，石油价格上涨并非1979年和1980年韩国在世界出口中市场份额下降的唯一原因。部分原因可能是韩国出口竞争力减弱，或者，可能性很小的原因是世界需求突然从韩国主要出口产品转移。在后一种情况下，韩国的市场份额也将下降。为了确定情况，表4.6最后一列显示了竞争对手在未经调整的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竞争者”指的是中国香港、以色列、葡萄牙、西班牙、中国台湾和南斯拉夫。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构成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类似于韩国。有趣的是，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在1979年和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上升，表明世界需求没有突然从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转移。这说明第二次石油危机时韩国市场份额下降不是由于竞争对手的竞争力，也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部分原因是出口减弱。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第二次石油危机时韩国市场份额的下降是否与重化工业驱动有关？换言之，如果没有重化工业驱动，韩国的市场份额会更大吗？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反事实的，无法对其给出明确的答案。自然科学家可以对两组样本进行实验，即控制组和对照组，除一种变量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并通过观察两组之间的差异来判断处理效果。但是，在经济学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实验。
然而，在回答这个反事实的问题时，如果能找到一个除工业政策以外在所有方面都与韩国非常相似的案例，那么接近科学家的实验是可能的。幸运的是，中国台湾相当符合这一要求。在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台湾的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二高，韩国是第三高，而这两个地区的自然资源都很贫乏。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只是中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了外向型发展，比韩国早了几年。制成品占两个经济体出口的大部分。事实上，没有哪个经济体的出口商品构成比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台湾更接近韩国。在文化上，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悠久的儒家传统。
两者的一大区别为产业政策：中国台湾也有产业目标政策，但与韩国的重化工业政策完全不同。台湾的产业政策没有那么强的歧视性，因此也基本没有什么针对性。一位著名台湾产业政策观察家认为：
Chen（1999），第247页。
尽管许多政策一开始就针对特定行业，但它们很快被扩展到其他要求同样特权的行业……因此，许多产业政策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私营企业可以发展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而不必过于担心政府的产业目标。
图4.3显示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91年间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成品进口总额中的占比。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个经济体的市场份额几乎没有差别。此后，韩国的份额开始落后于中国台湾：从1978年的1.38%下降到1979年的1.29%和1980年的1.16%。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情况改善，但韩国占比仍小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台湾。在图4.4中，制成品被分为两组：“重化工业组”和“轻工业组”。这两组的定义对韩国和中国台湾来说是相同的。
▲图4.3 1974—199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合组织制成品进口中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Yoo （1997b），第22页，图6。
▲图4.4 1974—199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重化工业组与轻工业组在经合组织制成品进口中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Yoo （1997b），第23页，图7。
如图4.4所示，在图表显示的时间范围内，中国台湾重化工业组的市场份额始终高于韩国。相反，在经合组织进口的轻工业组产品中，韩国的市场份额在1976年、1977年和1978年高于中国台湾，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低于中国台湾，表明其竞争力减弱。韩国轻工组出口竞争力的下降是韩国对经合组织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在图4.3中下降并落后于中国台湾的原因。图4.4显示了韩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恶化，以及其总出口最终在1979年萎缩的原因。
轻工业组出口竞争力的下降是否与重化工业驱动有关？间接证据表明答案是“是”。如本章前节所述，重化工业政策为目标行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优惠。由于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无中生有，因此政策优惠的成本必须由经济中的其他人承担。重化工业驱动为重化工业组提供的定向信贷、税收优惠和贸易保护，意味着对轻工业组减少信贷可用性、提高税收、提高进口或进口竞争性投入的成本。因此，轻工业组的出口竞争力受损。这表明，如果没有重化工业政策，轻工业组就不必承担向重化工业组提供政策优惠的成本，其竞争力也不会受到损害。否则，如图4.4中，韩国在经合组织轻工业组制成品进口中的市场份额很可能会和中国台湾一样增加。
换言之，如果没有重化工业政策，韩国就不必经历20世纪70年代末出口和投资的负增长以及随后在1980年出现的经济负增长。如果重化工业运动再持续几年，它可能会使经济偏离成熟工业化的道路。幸运的是，朴正熙总统在1979年4月停止了这项政策。停止对重化工业组的政策优惠意味着减轻了轻工业组在重化工业驱动下的负担。几乎立即，轻工业组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增长率反弹（表4.5），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轻工业组的出口重新获得了失去的所有市场份额（图4.4）。
Lee（1991），第467页。
尽管如此，重化工业政策之所以被提倡，往往是因为它实现了它所设定的目标，即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简单的技术产业转变为拥有尖端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收益大于成本。事实上，一位作者断言：“考虑到其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模式，韩国别无选择，只能建立重化工业”；并且“一个国家很难指望仅仅通过响应价格信号来建立一个复杂的产业结构”。 简言之，这等于断言，如果没有重化工业政策，拥有尖端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韩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涉及从韩国的发展经验中吸取关于政府适当作用的教训的问题。这将在下一章的第二节中讨论。
附录
▼表4.A1 公司有效税率 单位：%
▲资料来源：Kwack （1985），第63页，表3.5。
注：（1）=列（3）至（5）的简单平均值；（2）=列（6）至（11）的简单平均值；（3）=化学工业；（4 ）=初级金属工业；（5）=非电动和电动机械行业以及运输设备行业；（6）=食物及饮品业；（7 ）=纺织、服装、鞋类和皮革行业；（8）=木制品和家具行业；（9）=制浆造纸、印刷和出版业；（10）=非金属矿产工业；（11）=杂项制造业。
▼表4.A2 存款货币银行和韩国开发银行的增量信贷分析 单位：%
▲资料来源：Lee （1991），第446页，表17.6。
参考文献
Bank of Korea，various years，Economic Statistics Yearbook（《经济统计年鉴》），Seoul：The Bank of Korea.
Bank of Korea，1986，Financial System of Our Country（《我国金融体系》），Seoul：The Bank of Korea.
Chen，Pochih，1999，“The Role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Taiwan's Development”（《工业化政策在台湾发展中的作用》），in Erik Thorbecke and Henry Y. Wan （eds），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Lessons on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s（《台湾的发展经验：关于政府角色和市场角色的教训》），Boston，MA：Kluwer.
Economic Planning Board，1983，Major Statistics of the Korean Economy（《韩国经济主要统计》），Seoul：Economic Planning Board.
Economic Planning Board，1986，Major Economic Indicators（《主要经济指标》），Seoul：Economic Planning Board.
Evaluation Committee of Professors，1968-1971，Evaluation Report of 5 Year Development Plan（《五年发展计划评估报告》），Seoul：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 Korean）.
Kim，Kwang Suk，1988，The Economic Impact of Impor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Adjustment Policy（《进口自由化和工业调整政策的经济影响》），Seoul：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 Korean）.
Kwack，Taewon，1985，Depreciation and Taxation of Income from Capital（《资本收入的贬值与税收》），Seoul：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 Korean）.
Lee，Suk-Chae，1991，“The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Promotion Plan （1973-79）”（《1973—1979年重化工业促进计划》），in Lee-Jay Cho and Yoon Hyung Kim （eds），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A Policy Perspective（《韩国的经济发展：政策视角》）（pp. 431-471），Honolulu，HI：East-West Center.
Ministry of Finance，1981，Fiscal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财政与金融统计》），Seoul：Ministry of Financ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to the President，1976，Collection of President Park Chung Hee's Speech（《朴正熙总统讲话合集》），Vol. 5，Seoul：Daehan Gong-ronsa （in Korean）.
Stern，Joseph J.，Ji-Hong Kim，Dwight H. Perkins，and Jungho Yoo，1995，Industrialization and State：The Korean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y Drive（《工业化与国家：韩国重化工业驱动》），Cambridge，MA：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1993，The East Asian Miracle（《东亚奇迹》），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
Yoo，Jungho，1990，“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the 1970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Korea”（《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化政策与制造业的发展》），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9017.
Yoo，Jungho，1997，“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 Market Size on the Pace of Industrialization”（《世界市场规模对工业化速度的影响》），KDI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韩国发展研究院经济政策杂志》），Vol. 19，No. 2，pp. 75-157 （in Korean）.
Yoo，Jungho，2012，“The Myth about Korea's Rapid Growth”（《韩国高速增长的神话》），in Young B. Choi （ed.），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制度经济学与国家竞争力》），London：Rout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