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

从五个沿海省份的迁移记述来看，一些事实是很清楚的。通常是离海三十里（约十英里）以内地带上的人口都要迁移。这一人口迁出地带以某种方式做了标记，派重兵把守——既防备叛军沿海岸进攻，也防止逃亡者返回家园。这些界限标志或是深沟，或是固定间隔所设立的木桩、土墩，或是以上的组合。对越界返回者的处罚十分严厉，甚至被处死。闵明我神父说：“当规定的迁移时间结束之后，他们野蛮地杀戮所有不遵守规定的人。”

在一些地区，这种界标也用以防御。这里的界标建得更靠近海岸线，哨兵沿界标驻扎。更常见的防御设施是工事，每三英里设一个，派重兵驻守，有瞭望塔和土墩，便于观察，有烽火以及声响信号作为安全辅助手段，采用木桩封锁港口等特别措施，以应对地方突发事件。常派钦差视察沿海地区，这些人与地方官一道采取措施，增加或减少沿岸的防御，并迁移或是令沿海人口返回，这要视满人与叛军作战的成败而定。

迁移政策所影响到的城市类型，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大多数西方的记述说，满人不加区别地下令所有人口中心都要疏散：迪亚斯说的是“数千乡镇和城市”，鲍迪埃、杜赫德开列了所有的城市、镇、集、村、关隘。一位佚名的西班牙人在1663年记述迁移城市多达一二十万座。然而闵明我说，皇帝下发命令给沿海各省主政者，“要摧毁近海、不设防的所有市镇和房屋”。御史李之芳——后来成为浙江总督，在奏疏中反对迁移政策，“今兵不守海，尽迁其民移居内地，则贼长驱入内地，直抵城邑”。有的记述说，将百姓从“田舍”中迁出，或是将那些住在“官府驻军势力范围以外”的人迁走。后面的这些记述揭示出，移民并没有涉及大城市或是有城墙的城市，只是一些耕作或打渔的小村落以及乡下散居的家庭。当然，我们知道，厦门、金门、舟山等地整个岛的人口都迁走了。不过，总的说来，似乎只有那些在叛军侵扰中难以自保的沿岸地区才被清空。

出台沿海政策——迁海令和贸易禁令——的首要原因是要去除郑成功及其追随者潜在的补给来源，因此被清空的地方也就被摧毁了。房屋乃至整个市镇都被推平，基督教会的教堂和房屋也在摧毁之列。土地撂荒——很像“刀耕火种”的效果。

被迁移的人口在内陆会分得土地以便在新的环境中存活。一些官员征用未开垦的土地以供逃难者使用，并通过各种方法帮助安置他们。有的人显然没有任何作为或是将这种责任转给他们的下属，这促使朝廷提醒各省官员，他们必须立即为民众提供耕地和居住场所，以确保他们的生计。逃难者的困境也通过其他办法得到了缓解：豁免赋税，官方同意沿海捕鱼和收集柴火等。

圈换旗地

整个辅政期间，辅政大臣内部纷争不已。两个主要的对手是苏克萨哈和鳌拜。索尼德高望重，身体欠佳，也无意于加入他们二人的长期争斗。遏必隆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似乎愿意听命于鳌拜，二人都隶属于镶黄旗。苏克萨哈在资历等方面都无法与其他辅臣相比。索尼效命过四位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以及现在的康熙，出身高贵，是一等伯爵。遏必隆、鳌拜是公爵（九等世爵中最高者），此外鳌拜还屡立战功，成就非凡，而遏必隆的父亲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心腹之一。苏克萨哈被选为辅政大臣时只是二等子爵，比索尼的爵位还要低，家世也不显赫。若摊牌的话，苏克萨哈根本不是鳌拜的对手。

1666年发生了一件满族统治阶层极为关注的大事——划拨旗地。1644年，京畿地区土地被划拨给满族贵族、官员和八旗兵丁，多尔衮作为摄政王，为自己的正白旗在直隶最北部取得了最好的土地——依满族的传统，这一方位应该留给皇帝所领之旗（当时是镶黄旗和正黄旗）。鳌拜隶镶黄旗，1666年的时候感觉自己地位超群，要纠正许多同旗之人都认为的旧有不公。他提出要将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土地互换，这当然有利于镶黄旗。苏克萨哈隶正白旗，自然要反对这一提议。

1664年发布了新的旗人圈地禁令，除特殊情况外，甚至互换旗地也不允许。水灾并不属于特殊情况，但鳌拜以此为借口，强势要求换地。据亲王杰书报告，154000晌的土地（“晌”是满人旧有的度量单位，一晌合六亩也就是约一英亩）被洪水冲毁，可能还有更多的没上报，鳌拜发布谕令派一组调查人员到事发地考察情况。

1666年2月24日任命了钦差人员，由各旗都统（满洲、蒙古、汉军）、户部尚书以及满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及满左副都御史、六科各一位给事中组成。整整一个月后钦差一行上报调查结果，结论是镶黄旗土地在洪水中损失最为严重。这当然是鳌拜愿意听到的，而钦差的报告含混不清，没有给出具体的亩数，人们认为这没有事实基础。有了报告在手，鳌拜下令永平府的土地——多尔衮正白旗的所在，要交给镶黄旗。至于其他旗的水淹土地，鳌拜并不感兴趣，他让户部考虑这一问题。

同之前辅臣发布的命令一样，这一行动又一次打的旗号是“遵照太祖太宗例行”。细思辅政及其政策，就越发看得清楚：对辅臣来说，对顺治的遗诏做改动是多么有用和重要。它为辅臣提供了不受限的权力，可以停止汉化，回归过去的做法。

为执行鳌拜的命令，户部提出两种不同方案，每一种除了两旗互换土地外，都另想着圈占一些私人土地。辅臣们（实际上是鳌拜）插手了各方案，将正白旗的土地拨给镶黄旗：通州（北纬39°54′，东经116°41′）、丰润（北纬39°53′，东经118°05′）一线以北的地亩。北京东北部的土地，还有承诺的永平府土地，再加上鳌拜所得到的新圈占土地，现在镶黄旗的土地包括了直隶北部的大片区域：西起顺天府的怀柔（北纬40°19′，东经116°39′）、顺义（北纬40° 10′，东经116°40′）两县，东到永平府。就旗地的分配而言，镶黄旗在各旗中占据了尊崇的北方的位置。鳌拜将就此清算与正白旗的旧账，清除多尔衮在清初偏袒正白旗的做法。

鳌拜的方案在户部遇到了第一个反对者，隶正白旗的署满尚书苏纳海。当时兼任大学士的苏纳海认为，原来的土地分配于二十年前，现在任何的重新安排都会引发旗人以及民众无穷无尽、难以名状的苦难。苏纳海不但未能阻止鳌拜于1666年2月的最初提议，而且在这一年秋收之后，他被挑选与直隶总督和巡抚，去监督必要的清丈以完成换地。这无疑是鳌拜为苏纳海设下的陷阱，希望这位大学士继续他所执的反对意见，这样就可以置他于违抗皇命的境地。

苏纳海继续反对这种变更，得到了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的强力支持。两人都上奏抗议这一蓄谋的旗地重新分配，请求立即停止。朱昌祚上奏说，他已监督土地测量约有一个月，其间他听到大量镶黄旗人的抱怨，而这些人本该从这种调换中获益。一些人因离开旧居而闷闷不乐，有的抱怨他们的新土地不如以前的肥沃。一些人从调换中受益——得到了比以前更肥沃的土地。那些从中获益的旗人，朱昌祚指出，自然是缄默不语。总的来看，这次换地对于旗人的福祉来说是不必要的。一些民众由于圈地失去了土地，那么很显然地，朱昌祚认为，交换旗地得不偿失。他认识到了与鳌拜作对的危险，但职责所在，他报告了它所引发的困难，并请求发布上谕予以停止。

巡抚王登联也单独上报他的见闻。同朱昌祚一样，王登联也收到旗人和民众的抱怨。此外，他警告说麻烦就在眼前，每个人都对交换土地和圈占土地不满，许多田地都未备耕或播种，下一年肯定要减产。苏纳海也加入朱昌祚和王登联，一起请求必须放弃这一做法。

然而，鳌拜推行此事已不惜代价，不能容忍反对意见。1666年12月15日，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及一些旗人官员被抓，指控他们阻挠皇帝旨意，未尽职责，擅自返回京城，且没有完成旗地互换。兵部和吏部审理这一案件。1667年1月8日，他们建议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革职，交刑部审理，其他的官员应降级或罚金。辅臣接受了对他们的裁决，此案依鳌拜所希望的继续进行。一周以后，刑部提交了判决。他们没有找到这三人罪行法定的条款，但建议每人鞭责一百，抄没财产。

这时康熙介入了此案，他当时只有十三岁，但意识到了鳌拜与苏克萨哈、苏纳海等正白旗重臣间的敌对。康熙召见辅臣并就此事询问他们。鳌拜、索尼、遏必隆都坚持认为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罪大恶极，应当处死，而不仅仅是鞭责。只有苏克萨哈不同意，康熙拒绝批准死刑。这时鳌拜自行其是，发布上谕下令将三人绞死。

鳌拜还任命户部满侍郎巴格完成旗地的互换。巴格在1月23日报告了换地所涉及的旗地和旗人的最后处置情况。总共有40600名镶黄旗旗人要安置在203000晌土地之上——其中一些原属于正白旗，一些是圈占的民地。22361名正白旗旗人在此换地过程中无家可归，他们被安置在111805晌土地之上。一个多月后，3月4日户部宣布换地完成。接着，户部建议将来不再进行任何的旗地互换，这差不多是事后所添加的。鳌拜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近来的旗地互换并不是为了旗人的利益，纯粹是要展示他的权势。既然他已经获胜——现在他的旗（镶黄旗）已重获尊崇地位，要禁止将来再次调换。

积极反对他的三人被处死了，但鳌拜并没有停止他的报复。他发动了一场诋毁多尔衮及正白旗旗人的运动，这些人是刚刚完结事件中他的死敌。英武尔代与苏纳海同族（塔塔喇氏）同旗（正白旗），1667年1月，已经死去的英武尔代因为曾帮助多尔衮为正白旗攫取镶黄旗的土地，此时受到羞辱。尽管英武尔代早已死去（1648），鳌拜仍认为苏纳海是受他的蛊惑——称苏纳海是“正白旗又出一英武尔代”。英武尔代被夺爵，他的继承人失去了以前隶属于他们一家的蒙古和汉军旗的奴隶。

约在此时（1667年1月），满大学士巴哈纳去世，尽管他效力清朝多年，鳌拜拒绝赠予他谥号或任何其他荣誉。鳌拜不悦的原因，是1651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巴哈纳是正白旗都统、户部尚书，在军需分配上偏向他的正白旗而牺牲镶黄旗的利益。很快，兰布晋封郡王（第二等宗室爵位）。在这一举动背后存在着两种利益。一是兰布的父亲尼堪在1651年揭发多尔衮的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二是兰布的福晋是鳌拜的孙女。只用此一招，鳌拜既奖赏了亲戚，又打击了多尔衮。

受鳌拜构陷最深的是辅臣苏克萨哈，他在整个辅政期间都反对鳌拜，当然也反对圈换旗地。在换地争论期间，从1666年2月到1667年3月的一整年，鳌拜并没有对苏克萨哈下手，直到1667年秋天，鳌拜利用新发生的一件事，才足以反击他的辅政同僚。索尼去世，鳌拜更加跋扈，苏克萨哈怀疑自己将是下一个打击对象。皇帝已开始亲政（1667年8月25日），苏克萨哈在8月底想法逃避即将到来的疾风暴雨，主动放弃各项职权，声言自己身婴重疾，“伏祈睿鉴，令臣往守先皇帝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则臣仰报皇上豢育之微忱，亦可以稍尽矣”。鳌拜立即针锋相对，下谕旨说皇帝对苏克萨哈的请求困惑不解，追问：“不识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通过此，鳌拜暗示，苏克萨哈致仕的请求正表明他不赞同康熙亲掌大权。

按下来是一连串的动作，苏克萨哈被捉拿（9月2日），指控犯二十四款“大罪”（9月4日），处以极刑——所有这些都不顾皇帝的反对。也可能康熙的反对是伪装出来的，其实他希望处死苏克萨哈，因为苏克萨哈显然不愿将政府的控制权交给年轻的皇帝。但很明显的是，鳌拜抓住此事不放，打击苏克萨哈，超出了康熙的意图。二十四款大罪中并没有直接说苏克萨哈反对旗地更换，说的都是他整个辅政期间一般性的不合作行为。但鳌拜肯定考虑要最终除掉苏克萨哈，这是他反对正白旗、它的成员以及它的土地这一运动的最高成就。

最初，苏克萨哈可能被判最残忍的凌迟处死，但最后，可能因为康熙的反对，确定的是绞刑。苏克萨哈的一些亲戚和支持者与他一同倒台，八人处死，四十多人解职，其中一些降为兵卒，苏克萨哈其余的家人沦为旗人的奴隶。

鳌拜现在处于他权势的顶峰，尽管康熙已经成年（十四岁），从规定看他已亲政，但鳌拜继续掌权，一言九鼎。两位辅臣索尼和苏克萨哈已死，剩下的遏必隆，一直是鳌拜的支持者，根本构不成威胁。反对的力量正在聚集——最具威胁的是皇帝本人。我们已经看到了康熙日益不满于鳌拜强加给自己的政策和决定，这位年轻的统治者不会永远遭受恫吓。但是康熙亲掌政权还是两年以后的事，他的政治见习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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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的官方记载就是想让我们相信是这样的（《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3-44页［卷1，第1a-4a页］）。

⊙关于辅政及其政策，近来安熙龙做了深入研究，见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我们的解释和结论基本一致，但不同之处或他所提供的我个人未看到的材料，会在注释中指出。关于整个辅政时期更充分的探讨，当然是建议读者参阅安熙龙的著作。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5页（卷1，第5a页）。

⊙下面的传记信息来自《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63-664页；《清史》，第3803页第1栏；《清史列传》，卷6，第14a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3091页（卷41，第12a页）。

⊙议政王大臣会议，见第一章；此处所开列以及本书的所有职官，见布鲁纳特、哈盖尔斯特罗姆：《当代中国的政治组织》，上海：别发洋行，1912年。

⊙传记信息出自《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18页；《清史》，第3805页第11栏；《清史列传》，卷6，第5a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8976页（卷264，第34a页）。

⊙传记信息出自《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19-222页；《清史》，第3806页第7栏；《清史列传》，卷6，第17a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9088页（卷269，第41a页）。

⊙传记信息出自《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599-600页；《清史》，第3807页第3栏；《清史列传》，卷6，第9b页。

⊙拉尔夫·林顿：《本土化运动》，《美国人类学家》第45卷第2期（1943年4—6月），第230页。

⊙拉尔夫·林顿：《本土化运动》，第230-231、239页。

⊙陶晋生：《金代中期的女真本土化运动》，《思与言》第7卷第6期（1970年3月），第328-332页。

⊙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14、203页。

⊙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