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官职将在第六章讨论。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19页；《清史列传》，卷8，第1a页；《清史》，第3812页第3栏。

⊙《清史列传》，卷10，第1a页；《清史》，第3950页第3栏。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4-45页（卷1，第4b-6a页）；《清史》，第3812页第5栏。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58页；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载《清代史》，台北：正中书局，1960年，第457-458、461-463页；郑天挺：《清史探微》，重庆：独立出版社，1946年，第71-72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695-1697页（卷144，第2a-6a页）。

⊙例如，对宠妃即后来的孝献皇后之死表现得过于悲伤而懊悔，同时对任用宦官深感自责。

⊙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16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70页（卷6，第12a页）、第271页（卷22，第17b页）、第301页（卷25，第22b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5-66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9196页（卷1216，第9b-10a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04-905页（卷76，第16a-18a页）。两年后的1655年，顺治在十三衙门竖起铁牌，上面有字，告诫太监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098页［卷92，第12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3页（卷1，第21a-22b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7页。

⊙郑天挺：《清史探微》，第71页。

⊙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8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13-914页（卷77，第2a-4a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371页（卷115，第10b-11a页）、第1373页（卷115，第13b-14a页）、第1385-1386页（卷117，第14b-15a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410页（卷119，第3b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58页；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第463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3页（卷1，第21a-22b页）。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12-13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78-80页。康熙对于他手下宦官的评论，见史景迁：《康熙皇帝自画像》，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74年，第45-46页。

⊙下面对于包衣制度及其发展的记述主要基于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9-65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7-11页；孟森：《八旗制度考实》，第56-57页。

⊙刘家驹：《清初汉军八旗的肇建》，第340页；李洵：《明清史》，第123页。

⊙为了一己私利而利用投充的做法，可以在1652年户部尚书刘余谟的奏疏中找到，他建议废止投充（《皇清名臣奏议》，卷6，第6a-8b页）。也见马奉琛：《清初满汉社会经济冲突之一斑》，第340-342页。

⊙史景迁的《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8页认为，包衣佐领形成于1615—1620年，而张德昌认为1615年就已存在，见张德昌：《清代内务府的经济作用》，《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2期（1972年2月），第244-245页。

⊙张德昌：《清代内务府的经济作用》，第245-246页。

⊙张德昌：《清代内务府的经济作用》，第249-250页；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67-69页。内务府后来在康熙朝得以确立最终的组织形式（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32-33页）。

⊙张德昌：《清代内务府的经济作用》，第249-250页，文中讨论了内务府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上对帝国控制所起的作用。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7506页（卷1044，第1页）；见第一章对这一机构早期发展的记述。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5205页（卷11，第1b页）、第17507页（卷1044，第2a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412页（卷119，第7页）、第1423页（卷120，第13b-14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79页（卷3，第9页）。这一上谕由柯拉迪尼译为法文，见《论清朝的内阁》，第424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81页（卷3，第13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5206页（卷11，第3a页）。内三院每个要有两位满人和一位汉人为首，可这显然并没有发生。第三位满人的位置，在两周之内，由益都充任，他是宗室（《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83页［卷3，第17a页］）。

⊙严懋功编：《清代征献类编》，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卷1，《大学士表》。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78页（卷33，第27a页）、第486页（卷34，第13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7507页（卷1044，第2b-3a页）。

⊙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69页。

⊙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78-81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20页（卷29，第8b页）开列的第16条罪行。

⊙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81-84页。需要指出的是，对税收进行考成在顺治朝就已实施（《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048-1049页［卷88，第8b-9a页］）。

⊙顺治元年（1644）的档案材料显示，具奏人都是推荐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之人为官（《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朱希祖序，北平，1931年）。

⊙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北平，1941年。373名进士的籍贯：直隶，95；山东，93；河南，87；山西，81；陕西，8；浙江，4；江南，2；福建、湖广、辽东，各1。

⊙见严懋功编：《清代征献类编》，卷1，《大学士表》。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358-359页；《清史列传》，卷79，第4a、6a页。

⊙来自这两个省的人，占到顺治朝最后三科（1658、1659、1661）一甲共9人中的8人（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整个1644—1661年，江南有564名进士，占总数的19.4%，位列第一，浙江有301名进士，占10.4%；四个北方省份一共有1398名进士，占比超过48%（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228页，表28）。

⊙这一判断出自房兆楹的《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88页。下文对此案的概述（另有注释者除外）出自富路德的《乾隆文字狱》（第2版，纽约：派勒根图书再版公司，1966年）第75-76页，以及《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05-206页中庄廷鑨的传记，后文也是由富路德撰写，描述比《乾隆文字狱》更详尽。

⊙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111页；萧一山：《中国近代史概要》，台北：三民书局，1963年，第58页，所提供的总数是221人。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06页（顾炎武）、第184页（朱彝尊；此处说他家在1662年毁掉了他的藏书楼以免受到牵累）；孟森：《书明史钞略》，载《明清史论著集刊》，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第141-142页。

⊙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06页（潘柽章）、第883页（吴炎）。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24页。潘耒的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06-607页。

⊙裴德生：《顾炎武生平（1613—1682）》，第227-233页。

⊙例子如袁枚和他广泛的朋友圈是如何周期性地受到影响。见阿瑟·韦利：《袁枚：十八世纪的中国诗人》，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58年。

⊙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载贺凯编：《明代政府七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12-128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048-1049页（卷88，第8b-9a页）。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7354页（卷172，第15b-16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0-51页（卷1，第16b-17b页）、第57页（卷2，第1b页）、第58页（卷2，第3b-4a页）。然而政府并不总是自遵功令。这个注释中所引第一道上谕颁布的同一天（1661年2月27日），崇明知县陈慎升任知府，尽管未能足额从县中收税，不过情有可原，因为陈慎早先因为保护崇明抗击叛军而赢得赞誉。数月后陈慎去世，追赠布政使司右参议（junior secretary；此翻译基于布鲁纳特、哈盖尔斯特罗姆：《当代中国的政治组织》，第284条），一个儿子入国子监读书（《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1页［卷1，第18页］、第58页［卷2，第4页］）。陈慎的继任知县税收未能足额，但也继续任职，因为他有抗敌之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6页［卷5，第15b-16a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65页。一位佚名的同情者关于此案的详述，见《辛丑纪闻》，《纪载汇编》本，第4辑，北京，无出版日期。

⊙据记载（《辛丑纪闻》，第2b页），朱国治下令并倒填日期，使得州县官使用的手段看起来合法。不过，朱国治不必使用诡计，因为1661年2月27日（《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0-51页［卷1，第16b-17b页］）的上谕也引用了同样的理由——军事急需——以敦促各省官员及时征税。如果上谕能在十五天到达苏州（邓嗣禹、费正清：《清朝文书的处理》，《哈佛亚洲学刊》第4卷［1939年］，第27页），那么巡抚衙门可以在初审时就知道朝廷的命令，如果是这样，朱国治的作为就完全合法，不一定是欺诈。

⊙《辛丑纪闻》，第3a-5a页。

⊙《清史列传》，卷6，第25b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655-1656页（卷140，第2b-3a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7页（卷2，第21页）。

⊙孟森：《奏销案》，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第447页。

⊙孟森：《奏销案》，第447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5594页（卷140，第35b-36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76页（卷3，第3a页）。

⊙《清史列传》，卷6，第25b页；萧公权：《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27页；孟森：《奏销案》，第443页。有人认为，如果不是由于金之俊的举动，金之俊是当时的大学士，本是可以建言宽容的（《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60-161页）。金之俊的一些亲戚在巡抚的名单之中，他很快上奏了他们的罪行，以防备有人指控他为亲戚掩盖过错。在金之俊上奏之后，没有人再愿意建言要对这些罪犯宽容对待（孟森：《奏销案》，第452页）。

⊙叶梦珠：《阅世篇》，《上海掌故丛书》本，上海，1936年，卷2，第1b页。

⊙孟森：《奏销案》，第451-452页。

⊙孟森：《奏销案》，第439-441页；《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75-276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327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31页，下册，第882-883页；《清史》，第5227页第6栏；富路德：《乾隆文字狱》，第100-101、219-220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57页。

⊙孟森：《奏销案》，第436、438-439页。有材料说，这个数字仅是一厘，是一两银子的千分之一（孟森：《奏销案》，第438页）。也见《清朝野史大观》，台北：中华书局，1959年，共五类，第三类，第13页。

⊙孟森：《奏销案》，第448页。

⊙孟森：《奏销案》，第439页。

⊙叶梦珠：《阅世篇》，卷2，第1b-2a页。胡在恪的传记，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7276页（卷207，第42a页）。

⊙萧公权：《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第127页。孟森（《奏销案》，第436、442页）引述了不同作者的记述。

⊙孟森：《奏销案》，第439、444页；萧公权：《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第127页。吴正治所释放在监的江南生员有二百多（《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63页；《清史》，第3813页第5栏）。吴正治个人喜好帮助江南士人，除了这里提到的1661年行动外，他也推荐卷入奏销案的士人彭孙遹参加1679年博学鸿词考试。

⊙《清史列传》，卷6，第25b页；《清史》，第3014页；孟森：《奏销案》，第444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3页（卷6，第5页）。韩世琦是汉军旗人，讽刺的是，他后来因税收失当而遭弹劾（《满洲名臣传》，卷19，第34a-38a页）。

⊙《辛丑纪闻》，第16b页；《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65页。吴三桂造反的消息以及他谋诛朱国治，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14-615页（卷44，第12a-13a页）。

⊙孟森：《奏销案》，第437页。方光琛身为反叛政府的大学士，在1681年12月被就地处决，此时清军收复了吴三桂政权的都城云南府（《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12页［卷98，第1b页］；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博士学位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66年，第75页）。现在知道，因为将方孝标与方光琛混淆了，这导致方孝标死后卷入1711年戴名世文字狱案的清洗而受辱（《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33页，下册，第701页；富路德：《乾隆文字狱》，第77-79页）。

⊙孟森：《奏销案》，第445-446、447-448页。文中提到的江苏士人是邵长蘅（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36页），他也卷入了1661年的奏销案。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64页（卷9，第23b页）；孟森：《奏销案》，第436、439页。

⊙《清史》，第3951页第6栏；萧公权：《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第128页。

⊙比起辅政时期其他的巩固清朝统治的战役，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127-141页）指明这些“逊色得多”（第139页）。

⊙第一次提出是在1652年11月9日（《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811-812页［卷69，第6b-7b页］；《明清史料丁编》，第1册，第67页），再次提出是在1653年6月5日（《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886-887页［卷75，第8b-10b页］、第892页［卷75，第20页］；《明清史料丁编》，第1册，第84-87页）。关于清廷与郑成功之间和谈的整个描述，见童怡：《郑清和议之经纬》，《台湾文献》第6期（1955年9月），第29-35页。

⊙由闽浙总督刘清泰上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5889页［卷150，第20b页］）。

⊙《明清史料丁编》，第1册，第91页，第2册，第101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010页（卷85，第3a-4a页）；庞森比-费恩：《国姓爷：明朝忠臣之郑氏家史》，《日本协会学报》（伦敦）第34卷（1936—1937年），第105-106页。

⊙郑成功所得到明廷封赏的官职、爵位，见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1期（1932年），第87-112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83页（卷83，第9b页）、第987页（卷83，第17b-18a页）、第1036-1037页（卷87，第6b-7a页）、第1040页（卷87，第15a-16a页）；《皇清名臣奏议》，卷7，第23a-25a页。

⊙《皇清名臣奏议》，卷7，第22b-23a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097页（卷92，第10b页）。

⊙《明清史料丁编》，第2册，第155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203页（卷102，第10a-11a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4951页（卷776，第10b-11a页）。

⊙例子见魏裔介1656年奏疏（《清史列传》，卷5，第41b页），朱国治1660年奏疏（《清史列传》，卷6，第25b页），季振宜1660年奏疏（《皇清名臣奏议》，卷15，第22a-23a页）。

⊙1659年翰林院庶吉士王于玉（《皇清名臣奏议》，卷12，第8a-14a页）、给事中王启祚（《皇清名臣奏议》，卷12，第15a-18a页）所上奏疏。

⊙《明清史料丁编》，第2册，第257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297页（卷108，第21a-22a页）；《清史》，第3886页第5栏；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46页。

⊙这一问题此前两位学者做过研究。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陈同燮英译），《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第15卷（1932年1月），第559-596页；浦廉一：《清初迁界令考》（赖永祥从日文汉译），《台湾文献》第6卷（1955年12月），第109-122页。

⊙刘献廷：《广阳杂记》，第54页；甘为霖：《荷据时期的台湾》，伦敦，1903年，第460页。其他投降清朝的人最著名的是施琅（《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53页）。

⊙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45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209页（卷102，第22页）、第1219页（卷103，第10b页）、第1221页（卷103，第13b页）。

⊙黄梧的建议内容，史料的说法不一，甚至不能确定他的提议是在一道还是系列奏疏中提出的，被认为是他《平台策》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296-1297页（卷108，第19b-22a页）、第1300页（卷109，第3b-4a页）；《清史》第3886页第5栏；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46-147页；《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355页；魏源：《圣武记》，台北：中华书局，1962年，《四部备要》本，卷8，第4页；江日昇：《台湾外记》，台南，1956年，1704年序，第160页，英译见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64-566页。大多数史料都开列了五点，但并不总是一样。我从所有的史料中区分出了建议的五大方面。

⊙《明清史料丁编》，第2册，第255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9页（卷5，第2a页）。朝廷1657年建议处死郑芝龙，但康熙减等命流放宁古塔并籍没家产（《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296页［卷108，第19b-20b页］）、第1300页［卷109，第3b-4a页］）。流放的命令从未执行（《清史列传》，卷5，第27b页），但郑芝龙已失势，财产也消失不见，可见耶稣会士的报告（唐纳德·基恩编译：《郑成功之战》，伦敦：泰勒外文出版社，1951年，第64页；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两位鞑靼征服者的历史》，埃尔斯米尔伯爵编译，伦敦：哈克卢特研究会，1854年，第30-32页）。

⊙魏源：《圣武记》，卷8，第13b页。郑经（郑成功之子和继承人）在三藩之乱期间攻下海澄，他掘了黄梧的坟（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46-147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87-88页（卷4，第2a-3a页）、第209页（卷13，第10b页）；《清史》，第3886页第6栏；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84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637-1638页（卷138，第14a-15a页）、第1641-1642页（卷138，第22a-23a页）、第1655-1656页（卷140，第2b-3a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7页（卷2，第21页）。

⊙《皇清名臣奏议》，卷12，第15a-18a页；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47页；夏琳：《海防辑要》，《台湾文献丛刊》第22种，台北：台湾银行，1958年，第29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657页（卷140，第6页）。魏源：《圣武记》，卷8，第6b页，将此事误为1661年。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1页（卷4，第10b页）。这是1661年10月5日的上谕，回溯了将沿海人口内迁的命令，但未提此令何时发布。魏源：《圣武记》，卷8，第6a页，说是发布于1660年，我翻遍《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明清史料》《清史》等，并没有发现是1660年还是1661年。

⊙兵部尚书苏纳海、吏部侍郎宜里布派往江南、浙江、福建（《清史列传》，卷6，第6b页；《清史》，第3874页第2栏），兵部侍郎介山派往广东（《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67页［卷33，第5b-6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6页（卷9，第8页）；《清史列传》，卷78，第43a页。

⊙《明清史料丁编》，第3册，第257页。这一文件已有英译，见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1644—1820）》，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28-30页。顺治死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但这年余下的时间仍称顺治十八年。这道上谕发布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离康熙元年只有十多天。

⊙康熙初年强化贸易禁令的各种上谕，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36页（卷15，第7a-8a页）、第1038-1039页（卷77，第12b-13a页）、第1095页（卷81，第18页）、第1100页（卷82，第4页）、第1314页（卷98，第20页）；《康熙会典》，1690年序，卷99，第1a-19a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4951-14952页（卷775，第11a-13b页）。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85-587页。山东的迁海，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6页（卷9，第8页）、第195页（卷12，第10b页）、第228页（卷14，第23b-24a页）。江南的迁海，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9页（卷6，第17页）、第158页（卷9，第11a页）、第915页（卷68，第2页），也见《清史列传》，卷5，第31a页。

⊙《清史列传》，卷5，第20b页，卷6，第7页；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87页。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91-592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26页（卷22，第20页）、第398页（卷27，第16a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5901页（卷151，第1b-2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6页（卷7，第19b-20a页）。

⊙包罗：《厦门历史的一些片段》，《中国评论》第21卷（1894年9—10月），第94页，引用了厦门地方志；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台湾文献丛刊》第15种，台北：台湾银行，1958年，第60页。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73、580、582-583、589-590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78页（卷72，第19b-20a页）、第1187-1188页（卷89，第6b-7a页）；夏琳：《海防辑要》，第59页；江日昇：《台湾外记》，第284页。

⊙布莱尔、罗伯特编：《菲律宾（1493—1898）》，克利夫兰：A.H.克拉克出版社，1903—1906年，共55册，第36册，第252页，编者注。（里格［leagues］，长度单位，一里格约为三英里、五公里或三海里。——译者）

⊙阿诺尔德斯·蒙塔纳斯：《中国地图册》，约翰·奥格尔比英译，伦敦：托马斯·约翰逊出版社，1671年，第89、97-108页。中国官员也奏报了后一事实（《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9页［卷6，第18a页］）。1662—1664年荷兰派遣博特远征军，谋求与满人联盟，将郑经逐出台湾（卫思韩：《胡椒、枪炮与谈判：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1622—1681］》，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章）。

⊙聂仲迁：《鞑靼统治下的中国史》，巴黎：让·埃诺出版社，1671年，第239页。

⊙数种西方记述给出的数字都是四里格，约合十二英里；广东，这一数字是五十里（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92页）。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83、585-587、591-592页；姜宸英：《海防总论》，载《姜先生全集》，1918年，卷1，第10b-12a页。

⊙闵明我：《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论》，载奥恩沙姆·丘吉尔、约翰·丘吉尔编：《航行记与旅行记》第一卷，伦敦，1704年，第27页。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布莱尔、罗伯特编：《菲律宾（1493—1898）》，第36册，第252页。乔治·菲利浦：《郑成功生平》，《中国评论》第8卷（1884—1885年）第73页写道，在他写作之时，在厦门仍可看到许多工事。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85、591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65页（卷9，第25a页）、第443页（卷31，第9b页）、第915页（卷68，第2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5901页（卷151，第1b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敕谕”，洪字22，列字95，还有一未归类的，日期都是康熙五年六月初九日。

⊙布莱尔、罗伯特编：《菲律宾（1493—1898）》，第36册，第252页；鲍迪埃：《中国》，巴黎：菲尔明·迪多·弗雷尔出版社，1839年，第434页；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全2册，伦敦：E.凯夫出版社，1738—1741年，上册，第230页。

⊙鲍迪埃：《中国》，第27页。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引用了其他报告，见第571、574、578页。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78-580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5901页（卷151，第2a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1页（卷4，第10b页）、第136页（卷7，第19b-20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0页（卷5，第4b页）、第119页（卷6，第17页）、第158页（卷9，第11a页）、第195页（卷12，第10b页）、第228页（卷14，第23b-24a页）、第326页（卷22，第20页）、第1161-1162页（卷87，第6b-7a页）；《清史列传》，卷5，第31a页；王庆云：《熙朝纪政》，北京，1902年，卷1，第5b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5901页（卷151，第1b页）；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第578、587、589、592页；傅乐淑：《康熙时期两位来华的葡萄牙特使》，《通报》第43卷（1955年），第86-87页；闵明我：《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论》，第27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600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70页（卷18，第3b-4a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8179页（卷1112，第1a页）。

⊙杨学琛：《清代旗地的性质及其变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175页。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第3页，所给史料说是五六亩。

⊙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第54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70-271页（卷18，第4-5页）。《实录》编纂者在这里及其他地方提到圈换旗地所使用的词是“承旨”，而在此之前，总是用“得旨”，指皇帝的吩咐。我认为这种变化揭示的是编纂者谴责鳌拜在此事上肆意妄为。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76页（卷18，第15a-16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77-278页（卷18，第18a-19b页）。经纬度出自白挨底：《中国地名词典》，第2版，上海：别发洋行，1910年；重印本，台北：经文书局，1965年。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70页（卷18，第3b-4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95-296页（卷20，第10b-11b页）；《清史列传》，卷6，第7a、7b-8a、9页；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第56-57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96-299页（卷20，第11b-12a、14b-15a、17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99页（卷20，第17b-18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96页（卷20，第12a页）、第300页（卷20，第20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06页（卷20，第7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99-300页（卷20，第18b-19b页）。

⊙《清史列传》，卷5，第5b-6b页；孟森：《八旗制度考实》，第55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06页（卷21，第8页）。

⊙第一次提到索尼之死是在8月12日（《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26页［卷22，第20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32页（卷23，第7a-8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32-337页（卷23，第8a-18a页）。苏克萨哈之死没有明确的日期，应该是在遭指控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