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争与胜利成果

当第一次军事危机突然降临康熙和清王朝之时，康熙几乎没有时间去集合军队并且不知道如何应对。看起来似乎静谧的帝国——在内陆，如果不算海上的话——突然变成了动荡和战争之地。从1673年叛乱爆发的那一刻起，直到1684年康熙早期统治结束，甚至是超出这一时段，直到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时，年轻的皇帝面对数次军事威胁，优先考虑自己的角色是人民的统帅，是王朝生死存亡的保护人。当然，这些斗争的胜利，对于满人作为军事征服者和统治集团，以及对于保存他们的王朝和他们对于中国的控制都必不可少。军事胜利自然也带来了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收益。得到检验的满人的征服实力，它的统治意愿，以及康熙处理数次危机的得心应手，都有助于一个饱尝改朝换代国内战争和动荡之苦的汉人国家，对于满人权威的最终接纳。

对于三次战争也就是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1684—1686年雅克萨之战的简要记述，将会揭示康熙军事领导的精髄。头两次呈现的是满洲王朝内部的威胁，而第三次代表的是外部对中华帝国的威胁，但从康熙投入的精力和安排来看，两者没有区别。在这些斗争过程中，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中国的军事制度都因势而变。

撤藩

康熙所采取的最英勇无畏的步骤是他在1673年撤去三藩，解散他们的军队。这一决定加速了吴三桂的反叛，这一点已有人提醒过皇帝，中国也因此陷入一场八年内战，蔓延十个省并极端威胁到了新生清朝的生死存亡。但康熙所想要多于自己和王朝所面对的危险，他的作为如同许多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样，为了帝国的完整而反对地方军阀的离心力量。反对藩王的这场斗争无可避免，只要不牺牲中国的统一——只要不挑战同一个天下、同一个中国、同一个皇帝的信念。

三藩是征服中的满人费尽心思、顺时应势，利用中国古老格言——“以汉制汉”所造成的结果。这意味着，当满人进行着征服中国南方的战争时，这些由汉人将领所带领的汉人军队，将担负主要的战斗以及绥靖这些地区的职责。派遣汉人而不是满人到南方去，可能有几个原因：让他们离开满人所在的京畿地区，减少与当地人口间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八旗军队的人数不足；汉人军队的装备更适宜在南方起伏山地作战。

1649年，三位在满人征服中国北方起着关键作用的汉人将领被派南下，共有四万军队。孔有德带领两万入广西，尚可喜、耿仲明共同率两万入广东。他们每人被授予广泛的军事和政治处置大权以及王的头衔——孔有德是定南王，尚可喜是平南王，耿仲明是靖南王。两年之后，第四位汉人吴三桂，他在1644年封平西王，也被任命率领一支军队并派往四川。

这些王在1650年代为应付军事突发事件，在整个中国南方四处调动。到了1660年，他们中的三人已在南方建立了半独立的封地，尚可喜在广州的大本营统治着广东，而耿继懋（他在乃父1649年死后承袭了靖南王）调往福建。吴三桂平定陕西、四川、贵州、云南，最后于1659年得到了对云南的控制权，这是洪承畴建议的结果。第四位王孔有德，1652年自尽，当时他被忠于明朝的军队包围。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生还，无法继承他的爵位和指挥权，广西的藩封暂时取消。

作为对这些藩王的一种控制手段，朝廷将每位王的一个儿子留在北京做人质——名义上不是，事实上是。当吴三桂南下时，他的儿子吴应熊留在了京城，1653年迎娶皇太极的小女儿恪纯公主，成为和硕额驸。除了1670年曾短时间探望他的父亲外，他一直待在京城，直到1674年被处死。1654年尚可喜将二儿子也是继承人尚之信送往北京，做皇帝的侍从。然而一段时间后，尚之信回到了广东，有记载说1668年他又被送回，效力皇帝。1671年，尚之信彻底离开北京，分担他疾病在身的父亲沉重的军事指挥重任。耿继懋的儿子耿精忠，也在1654年送往北京侍奉顺治，他也娶了一位满洲郡主。应耿继懋的请求，1664年耿精忠返回福建，以便他能“熟悉情况”，并准备最终接手封地的指挥权。耿精忠在1671年暂领指挥大权，接着承袭了整个封地的控制权，在1671年6月耿继懋死后，他承袭成为平南王。可以说，当1673年反叛发生时，只有吴三桂的儿子仍在北京当人质，而这位父亲的反叛断送了儿子的性命。

藩王给帝国政府所造成的威胁可以从吴三桂的仕途明白无误地看出，吴三桂是三位藩王中最为强大的。尚可喜控制的军队约有一万人，耿精忠的军队约是这数字的两倍。而吴三桂，在他造反之时云南有六万五千人的军队。吴三桂得到了其他藩王所没有的特别恩宠和特权，这也进一步凸显他的地位。首先，他在1662年晋封最高等级的爵位——亲王，而这通常由皇族专享，因为他俘获了南明最后一位统治者朱由榔。

当1659年吴三桂驻云南时就被赋予了许多军政大权，可以决定云南一省的所有行政、军事、财政事务，其他省和中央官员不得插手。然而，这一权力（称为“总管”）只是暂时的，待云南完全平定后将会停止。在南明的皇帝被清除以及这一地区稳定之后，吴三桂上奏非汉少数民族所造的麻烦，夸大其词，设法使自己待在云南并维持无可挑战的威权多年。邻省贵州就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但贵州总督并没有见到来自这些人的任何军事威胁。尽管如此，吴三桂维持了他的权力，还以此为借口有了进一步扩展。1663年1月30日，朝廷给予吴三桂在贵州同云南一样的权力，这一变化给出的唯一具体理由是，这两省的苗蛮问题不可分割。此后，应吴三桂的请求，“听王节制”一词被加在云南和贵州总督、巡抚的敕书中。之后，1665年数位总督之职或撤销或合并，朝廷征求并接受吴三桂的建议，将云贵总督驻地安设在贵州的贵阳。若有高级官员驻扎在云南也就是吴三桂的首府，那将是对他野心的制约。在挑选贵州提督的驻地问题上，兵部也顺从了吴三桂的意见。

最后，吴三桂有着人员任命权力，即“西选”，他借此将同僚和属下安排到重要职位上，不仅是在云南和贵州，还有其他地区。许多总兵的任命都是应吴三桂之请。有时，同一职位上有两个任命——一个是由中央相关的部（兵部或吏部），另一个是由吴三桂。因为后者的人选总是优先，部选官员总是弃用，1666年，他们拒绝再对云南和贵州的空缺任命官员，除非是吴三桂提出特别的请求。

很显然，北京为了维护吴三桂的藩王地位在政治上付出了高昂代价。在财政上，它也付出了高昂代价，中央政府每年花费数以百万计的银两以支持吴三桂和其他藩王的军队。到了顺治末年，吴三桂军队的开支达九百万两，这占国家赋税现金收入的约五分之二。云南本身提供不了必需的收入，不得不自江南、湖广、河南等其他省份调取。向朝廷上奏之人特别偏爱的解决办法是在云南和贵州进行屯田。无论屯田可以提供多少军饷，有上奏者依然抱怨，1667年帝国每年收入的一半花在了三藩的军饷之上。仅云南和贵州的需求就有400万两，约是这两省赋税收入的十倍。到了1672年，三藩军事开支已降至500万两：云南，170万；贵州，50万；福建，160万；广东，120万。

上面的开支还只是由国库以及富裕省份所承担的，后者也经由国库。此外，藩王治下的百姓要缴纳由这三位藩王征收的特别赋税。在商业活动中，百姓也面临盘剥和不公平竞争，他们面对的除了官员，还有藩王们的附庸商人。

从他们开藩伊始，提醒关注藩王的警告就源源不断地抵达朝廷，但是在1660年代末之前清廷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撤藩问题。已知的第一个警告来自四川巡按郝浴，他在1652年说到了吴三桂的野心。而吴三桂却控告郝浴奏疏中的不忠，郝浴因此被流放了二十年，后来才再次起用。另一位四川御史杨素蕴，同样被吴三桂中伤，因为杨素蕴在1660年大胆质疑吴三桂的西选特权。杨素蕴在申辩中，否认对素未谋面的吴三桂有任何的私仇，他说的只是大的原则。他认为，允许皇帝之外的任何人随意任命和调任官员，是对国家权威的蚕食，不是明智之举。他称他原奏“防微杜渐”的说法背后就是这个意思。他并没有预言吴三桂会造反。

1660年代，两位汉人高级官员就三藩问题向朝廷发出警告。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在1662年建言，国家应该派满人心腹军队在湖北的荆州和襄阳地区驻守以防出现紧急情况。他的提议被拒绝，但湖广总督由武昌迁至荆州以防不测。另一位左都御史王熙，竭力主张朝廷减少吴三桂麾下的军队数目，也就是削弱他的势力。甚至皇族成员济尔哈朗，也设法让皇帝撤回三藩的亲王爵位，但没有成功。

朝廷错过了重新控制云南和贵州的良机，1667年吴三桂以目力衰退、身体欠佳为由，请求休致，以此测试政治风向。皇帝和吏部意欲接受吴三桂的请求，让云南和贵州回归正常的行政架构，但最终他们改变了想法。促成这一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来自云贵总督和云南、贵州提督的合署奏疏，陈言军事形势，要求保留吴三桂的特别位置。皇帝表达了对吴三桂健康的关注，不希望进一步恶化，可以保留他军务方面的权势。这暗示要他放弃民政权力，但没有证据表明吴三桂这样做过，中央政府与这位藩王的关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然而，朝廷正直面这一问题，没过几年，对吴三桂意图的怀疑日增。例如，有人要出任云南巡抚遭否决，因为他是吴三桂的属下。在北京的吴应熊了解到了朝廷的疑心，将此告知了自己的父亲。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摊牌做着准备。多年以后，康熙回忆，他完全了解吴三桂的权势，认识到只要在正常的政府架构之外还存在独立的权威，那皇帝的统治就是薄弱的。他也意识到了挑战吴三桂所要面对的任务，但是他觉得这一挑战迟早要做出，在对手变得更强大之前，越早挑战可能越好。

1673年又出现了改变这一形势的机会，当时尚可喜——这是最受信任的藩王，因为年老请求休致，并将广东的控制权留给儿子尚之信。十五天后，5月13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同意尚可喜休致，但不同意由他的儿子承袭王爵或广东的指挥权。他们的理由是，不存在父亲还在世就由儿子承袭爵位的先例，也不必在广东保留封地，因为广东已经平靖，而让父子分离也不妥当。事实上，尚可喜已经给康熙提供了撤藩所需要的“楔子”，这可能是尚可喜的本意。

另两位藩王别无选择，只能效仿尚可喜，假装自愿休致并取消他们的权力，吴三桂是在8月14日，耿精忠是在8月20日。因为前面已定了要裁撤尚藩，因此对于后面的“试验气球”的回应，本应没有什么好迟疑的。对于耿精忠的情形，就是这样。9月8日，皇帝下令将耿精忠及同族人迁回辽东。

吴三桂的奏疏，自然要更认真对待，它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三十三天之后（可以做对比的是，尚可喜的是十五天，耿精忠的是十九天），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报它的决定时，内部出现了分歧。一派建议撤藩，但要用满洲重兵驻防云南。另有意见反对这种改变，因为它会无谓地加重迁移家庭以及云南百姓的负担。这很难说是这些持异议者的真正理由，因为这也适用于广东和福建的藩王，而他们的迁移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刚刚通过的。很显然，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吴三桂对此的反应，许多官员都预测他会公开反叛。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两种截然不同建议被原原本本上呈康熙，以做最后决定。这位年轻的皇帝（当时十九岁）寻求谋臣的意见。他最后我行我素，因为大多数人反对撤藩。反对康熙采取削藩行动的，知道名字的有索额图、图海、熊赐履。在高级官员中，除了四个人外，据说都反对这一决定。大学士中没有一人站在康熙一边。他的四位支持者都是尚书，三位满人，一位汉人，他们是明珠、米思翰、莫洛、王熙。米思翰的支持，就有了他作为户部尚书所兼管的国库的保证，如有需要，它可以支持十年战争，不需要额外征税。反对者的理由是，吴三桂年事已高，可以在他死后撤藩，没有任何风险，但现在撤肯定会引发反叛。康熙对此没有考虑，认为是一厢情愿，他说：“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9月16日，他先发制人，从云南召回吴三桂和他的军队。

三藩之乱

为了执行撤藩的决定，康熙特派钦差前赴云南、贵州、广东、福建，下令对于相关人员尽快、尽可能平稳地裁撤。此外，户部侍郎被派往盛京与当地的盛京户部侍郎商议，划定土地以安置从南方迁来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

康熙为使吴三桂接受撤藩也是煞费苦心。他亲笔写信给这位亲王，解释他如此行事的原因。他引述了军事威胁过后解散军队的先例，也表达了对吴三桂健康的关心。他大力赞扬吴三桂对清朝的忠心耿耿，向他保证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他及手下的需求。吴三桂的最初反应似乎表明他愿意依议而行：12月11日，他为手下在东北请求额外的土地，康熙欣然接受。但就在这一年结束前，吴三桂树起了反叛的大旗。

这位最早邀请满人入关之人现在对自己再将他们逐出去信心十足。吴三桂麾下军队众多，他相信能轻易打败虚弱不堪的满洲军队。据称他警告钦差：“我将回到北京——若他们坚持的话，不过我会领兵八万人。”他的许多旧部下被安置在西南做提督或总兵，这极有战略眼光。他在北京的儿子是件麻烦事，事实确实如此。再者，吴三桂必定想象自己对于有反满种族仇恨、挥之不去的明遗民来说是一个聚合点。

反叛开始于1673年12月28日（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吴三桂囚禁了派来安排他迁移的两位钦差，处死了云南巡抚朱国治，宣布建立新的王朝——周。这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天，因为朱国治此时正派兵去保护用以迁移藩王人马北上的道路。反叛在云南和贵州立即大功告成。这两省大部分的文武大员包括贵州巡抚、云南和贵州的提督都加入了吴三桂的反叛队伍，但云南巡抚因拒绝加入而被杀；云贵总督甘文焜对此抵制，被投降吴三桂的清朝军队包围而自杀；云南按察使、云南府知府及同知拒绝投降，他们或遭囚禁或被流放。

吴三桂反叛，对此最早的报告是1674年1月底抵达北京的，两位钦差乘马沿驿路日夜兼程，通知康熙南方发生了可怕事变。恐慌笼罩着京城，这时要寻找替罪羊。索额图等此前反对撤藩决定之人，现在义正词严，建议将促成反叛的明珠一伙人处死。谣言四起，说满人将放弃北京，返回他们的故土。南怀仁，这位佛兰芒耶稣会士，为此行做了准备，期望着康熙带他一起走。许多汉人官员做了最坏的打算，送家人回老家，一些人甚至认为朝廷不会派军队与叛军作战。城门暂时关闭，为的是抓捕一位造反而未能成功的首领。百姓逃离城市，极度焦虑不安。

显然，很多人都认为吴三桂是镇压不了的，满人根本没有斗志。闵明我神父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670年，他在马德里听到了反叛的消息，暗示满人面对的艰巨任务，他评论：“1674年来自马尼拉的信告诉我，在中国一位掌管四省的长官已经造反，有许多追随者，1673年的信没有提及此，我对此很怀疑；我知道掌管四省的长官只有吴三桂，别无他人，如果是他造反，那鞑靼人就危险了。”

但康熙准备应战。他揽下了这一事变的全部责任，拒绝责备他的谋臣。他处死吴应熊并粉碎了与他相关的“奴隶造反”。这次起义是由一个叫杨起隆的人策划的，他自称是“朱三太子”。杨起隆很显然招募旗人的家内奴隶，预备在1月29日举行大规模暴动。他们计划烧毁皇宫并杀死任何遇到的官员。就在选定日子的前两天，一些奴隶向他们的主子揭发了这一密谋，主子们立即动手。正黄旗图海带领的军队抓捕了数百涉事人员，但杨起隆本人逃脱了。数百人被处死，大规模搜捕杨起隆，但始终没有找到。

吴应熊与杨起隆所谋划的造反间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大多数西方人的记述将吴应熊刻画为这次起义的煽动者，策划与他父亲的造反同时并举。而汉文的记述模糊。在这一计划被揭发的数天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拘押审问吴应熊，表明对吴应熊的怀疑。然而，没有发现他与此有任何直接牵连的证据，康熙不愿批准处死吴三桂之子的请求。皇帝最后不再拒绝，令他自尽——而不是凌迟处死，算是对他过去效力的一种表态，这样做不是因为任何罪行，只是因为康熙极不满于吴应熊的父亲要求满人退出中原，以及因为如王熙所推断的，吴三桂的儿子被处死将瓦解造反者的士气，让民众知道满人战斗的决心。

身为父亲的吴三桂的公开反叛，如同北京的骚乱一样迅速，但危险更大，这是作为儿子的吴应熊的私密筹划不能比拟的。康熙立即行动，迎接军事挑战。他首先取消了另两人的撤藩令，无疑是希望尚可喜和耿精忠能继续效忠清朝，利用他们的军队对抗吴三桂，尽管吴三桂也对二人甘言劝诱。吴三桂被褫夺了王爵，宣告为不法之徒，但从一开始，政府宣称会更宽大地处理跟随造反的普通人。分化头领与追随者，鼓励普通人投诚清军，承诺赦免他们的罪行甚至予以奖赏，如果他们能杀死或活捉他们的首领，或带部投降或整个城市投降，这是素来行之有效的谋略。这种大赦定期发布，一直持续到1680—1681年，这时对于清朝军队而言胜利已指日可待。此后，康熙觉得收紧他的赦免政策范围也是安全的，认为造反者此前早有许多投诚机会。

在军事上，皇帝自始至终亲自——在北京——指挥平叛战争，当然有着英明的战略部署。他得到反叛的消息，第一反应就是确保荆州、常德以及后来武昌的安全，以阻止吴三桂的军队横扫湖南，直至长江一线。当然康熙也认识到叛军还有其他的选择，他要将这些都严密封堵。占领四川和陕西，以防止叛军从西北进攻北京，警告广西的将领停止与广东举棋不定人员联合的反叛行为。最后，对江苏-安徽-江西这些重要的赋税征收地区，重点加强防御，不是因为这里有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而是因为控制这一地区，确保帝国政府有一个强大的财政基础，这在当时及将来都至关重要。

在这一外缘防线后面，皇帝布置了他的补给线和增援线。他选定山西太原、山东兖州分别作为西线、东线去南方的中转站。来自北方的人员和物资在前往作战区之前先在其中的一处集结，到了作战区后又将有援军取而代之，等等。前方基地设在如下地点：陕西西安、湖北武昌、江西南昌、安徽安庆。巡抚和总督通常为在他们省内活动的军队提供军需，但经常出现的辖区争执阻碍了他们的努力。为了纠偏，康熙特派钦差筹措军需并协调它们的分配而无须考虑通常的行政划分。例如，湖南北部岳州军队的补给就遵循了这一政策，它依靠紧临的湖北省供应它的大部分军需。通过兵部给战场上的各军队增添更多的译员以及情报官员，康熙也改进了军事情报系统。他也沿从北京到前线的主要路线建立了许多军队休整的站点。

康熙的战略和部署并没有立即生效，他后来责备将领们对他的命令反应不够迅速。实际上真正破坏皇帝计划的，是几个关键地方的军队头领投靠了吴三桂。到1674年底，福建的耿精忠、广西的孙延龄、陕西的王辅臣都反叛了。庆幸的是，广东的尚可喜依然对清朝忠心；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南方都将不保。战争的第一年，叛军控制了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湖南、广西，并威胁甘肃和江西。后来，1676年尚之信在广东与吴三桂结盟。

尽管吴三桂军事上告捷，但他从未能够吸引反满的明遗民的重要学者加入他的事业，他对此本满怀希望。1678年在湖南衡州自称周朝的皇帝之时，吴三桂甚至未能得到王夫之的支持，王夫之就是衡阳当地人。王夫之是著名的理学家和史学家，他在1648年聚集一支地方军队与满人作战，因此他三十年后拒绝吴三桂，充分表现出人们对恢复明朝事业信心的丧失，以及明遗民对吴三桂的情感淡漠。毕竟是吴三桂迎满人入关，又是他为满人在缅甸抓住并处死了明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因此吴三桂任何求助于他们反满民族情绪的做法都令人怀疑。而且，吴三桂现在不是试图恢复明朝，而是建立自己的新王朝。顾炎武，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学者和明遗民，在吴三桂造反之初，谨慎地抱有希望，但后来他讽刺地称之为“蠕动”而已。只有两位稍有名气的明代学者加入了造反队伍——屈大均，是广东诗人；顾祖禹，是来自江西的地理学家。

我不打算详述平定三藩之乱的八年军事行动，而是指出一些特别的问题以及康熙的应对之道。吴三桂早期的成功使得他控制了帝国的半壁江山，他提出将中国一分为二，划江而治，满人在北，吴三桂的周朝在南。这位反叛领袖的军队迅速推进到湖南，然而他不太情愿跨江进入湖北，这表明他还是愿意巩固他在南方拥有的一切。吴三桂的领土要求第一次抵达康熙御前是在1674年5月，以奏疏的形式提出，由吴三桂交给被释放的两位钦差递送。当时吴三桂只做了极少的让步：他承诺满人只可以拥有他们的故土和朝鲜。康熙对此没有直接回应，但他的态度很坚定，就是要压垮吴三桂个人：将他的儿子在北京处死。这一行为浇灭了一切的和解可能，中断了对立双方的所有直接通信联系。吴三桂的第二次要求是通过中间人——西藏的达赖喇嘛——传递的。

在征服中原之后满人继续赞助喇嘛教，作为与蒙古人和西藏人结盟政策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应顺治的邀请，1652年前往北京，而清初的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多次亲身前往喇嘛教的圣地五台山，表明他们的支持态度。当反叛发生，康熙派两名钦差前往这位西藏领袖那里寻求他的支持，吴三桂也曾这样做。甚至在造反之前，吴三桂已与达赖喇嘛建立了友谊，并通过割让云南极西之地，希望达成交易。然而，达赖喇嘛在1675年向康熙声言，他并不与吴三桂交好，吴三桂在反叛时收回了土地，他（达赖喇嘛）又用武力将土地夺回。这似乎更可能是吴三桂在1674年或1675年又一次愿意将土地还给达赖喇嘛，以换得后者就帝国一分为二问题与北京进行调解。

不论出于何种想法，达赖喇嘛确实在1675年5月之前（此时皇帝说到了此事），将这一建议转达康熙。康熙严词拒绝，他帝国的完整性不容妥协，并谴责达赖喇嘛的军队正在劫掠甘肃。西藏的这位领袖在1674年末就曾得到康熙的警告，说他不应该利用中原的请求，作为劫掠西北边界地区的借口。皇帝坚持说，如果达赖喇嘛需要一次远征的军需，那也应该从四川-云南地区也就是从吴三桂军队占领的地区获取，而这将是很困难的任务。这一上谕公开表明了一种关系，它由康熙刻意营造，为了掩盖一个事实：他正请求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帮助他与吴三桂作战，他当然知道这将会造成一些劫掠。皇帝后来很后悔这一举动，做出这一举动时，南方形势很不乐观，他对政府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能够平叛没有把握。

康熙一直对达赖喇嘛有疑心，清军在1680年最后进攻云南，他向将领下令寻找叛军与达赖喇嘛之间所有的通信。同时，被派往边境的军队对达赖喇嘛的活动保持密切关注。1681年军队推进到云南府时，清军将领确实找到了西藏领袖与吴世璠之间的信件，吴世璠在他祖父吴三桂1678年死后继任叛军首领。皇帝再次确信达赖喇嘛表里不一，要求全面拷问所有被捉叛军以得到此事的更多信息。

平叛期间，康熙在与察哈尔蒙古的盟友关系上要幸运得多。数位察哈尔王公一听到吴三桂造反的消息，就前来清廷为战争提供人手、马匹。皇帝欣赏这一姿态，允诺对所有提供载重役畜的人蠲免赋税，但告诉他们要等到春末，看是否需要蒙古军队的帮助。蒙古支援的第一个标志是在1674年2月派遣人员去帮助防御山东兖州，这是两个军需转运点中的一个。后来察哈尔蒙古人在战争中最远打到南方的福建。在平乱之后，康熙派代表到所有蒙古部落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予以奖赏。

皇帝对于将领们在平叛期间的军事指挥表现极其不满。在整个1674年他任命了一些满洲王公为“大将军”：勒尔谨、洞鄂、杰书、喇布、尚善、岳乐。后来又有一些人加入了这一集团：1676年，图海；1678年，察尼；1679年，彰泰；1680年，赉塔。为了说明这一看似过分的裙带关系自有道理，康熙指出，作为皇亲，他们的声望和权威有利于在现场第一时间做出决策。但是王爷们并没有达到康熙的期望，王辅臣1675年反叛，1678年当收复岳州的战斗陷入僵局时，他再次反叛，康熙极为焦虑，甚至扬言要御驾亲征。每次他都被大臣劝说，认为皇帝的安全和京城的安全要比战场指挥的取胜重要得多。康熙除了对他的指挥官们的无能，也对他们未能保持纪律严明而大为不悦。

只要战争还在进行，皇帝就要容忍将领们的无能、拖延、漫无纪律，而一旦胜利在即，就等着清算了。在最后攻打叛军在云南和贵州的老巢时，康熙更多倚重的是汉人而不是满人将领。从1680年底直到1683年夏最终对他们厌烦之前，康熙源源不断收到关于将领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种种不足的报告。他进行了适当的处罚——夺爵，罢官，鞭责，抄没财产。他的满洲大将军中只有赉塔得以宽免，三名汉人将领中甚至有两人在最后的平定战斗中遭到训斥。

战争在1676—1677年发生反转。吴三桂的盟友一个个离他而去，投降清军——王辅臣是在1676年7月，耿精忠是在11月，尚之信是在1677年1月。孙延龄在1677年被吴三桂的人杀死，当时他对反叛的支持发生了动摇。1678年10月2日吴三桂死去，反叛大势已去。他的孙子吴世璠，作为周朝的第二任皇帝，又统治了三年，但清军缓慢地——对于康熙来说太慢了——有条不紊地将他包围，逼回云南，他于1681年12月7日自尽。叛乱最终结束。

康熙为重建和平，同他战时一样小心翼翼。1679年春，就在岳州和长沙从叛军手中收复之后，他命兵部和吏部准备一份云南和贵州大员的候选名单。这些人要跟随军队进入收复的领土，并要将这些地方带回到正常的政府管理框架内。此前已有人建议，另派亲王驻守西南，但这种想法遭到否决：因为这就意味着，除掉一个藩王的八年战争，只是为了另立一个藩王。

在叛军都城被攻陷之前，康熙还为他的高级将领举行宴会，这不是为了庆祝胜利，而是因为胜利在望，他要感谢所有人的忠心耿耿，在这场危机期间代表王朝所做的不懈努力。真正的胜利庆祝是在1682年2月20日，皇帝再次盛宴款待官员，与他们九十三人共同赋诗一首，欢迎和平的到来。他大赦天下，允诺和平、善政。对于以前生活在这些藩王统治下的人民，他宣布（在1680年末）停止非法盘剥，归还过去三十年藩王官员抢夺他们的所有土地。

不过对于他自己，康熙拒绝了所有的荣誉。他着意于此事，因为它的宣传价值显而易见。他说，因为重现和平就为他上尊号，这样做不对，因为是他在1673年的决定，才招致了八年的苦难。经过将领、官员们的努力，才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还说，赢得战争，这胜利空洞无物，只有当他在这些地区做出一些成就，人民有好的政府，享有安全，才算真正的胜利。当这些都实现了，他觉得才值得自夸一番。做一个勤勉、无私、仁慈的皇帝是康熙的追求目标，面对官员和王公（包括他的兄长福全）接受尊号的请求，他执意拒绝，出自诚心。他反倒是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上尊号（后者是追赠）。1682年，康熙决定编纂一部关于三藩之役的史书《平定三逆方略》（勒德洪纂），他再次坚持这次钦定编纂书籍应有的一些标准仪式都不必举行。最后，康熙在他祖先的陵前亲自宣布胜利，标志着在他的军事领导下第一次重大胜利的结束。我愿意相信，他们面露微笑，无言的满足，为他们子孙的成熟感到自豪，纵使他们对满族将领在疆场的错误心存不安。

收复台湾

在平定三藩之乱后，皇帝转向一个不那么急迫但仍必须对待的军事问题——立足于台湾的郑氏叛军。在整个1660年代和1670年代，迁海和贸易禁令，对于清朝军队对付这一忠于明朝的军队来说，依然是首要的战略认识。这些政策并不特别有效，因为对手占领台湾拥有了坚固的经济和军事基地，但同时，叛军被迫远离大陆，这一时期通常平静无事。

待到1674年吴三桂的叛乱波及福建，情况顿时改变。台湾对面的沿海省份落入另一反满集团之手，郑经（郑成功之子，在一场惨烈的家族内斗之后于1662年成为继承人）有机会将他的行动扩展至大陆。郑氏重新对大陆施加压力，提醒满人朝廷这一老对手的存在，他们需要设计一套新的战略将郑经从所在岛屿大本营拔掉。台湾是应有领土，对它的收复是统一的要求，而且只要台湾不受满人控制，叛军就可以时常侵扰大陆，给王朝造成麻烦。此后，政策逐渐从防御转为进攻，最终，在三藩平定之后，清军攻取台湾。

1674年4月耿精忠反叛，成为吴三桂的同盟。这一举动肯定是处心积虑的结果，此前耿精忠就已派特使到台湾，寻求郑经的援助。援助的代价，当然首先是耿精忠要付出的，他要交出泉州、漳州两府的控制权。刘国轩等郑经的指挥官，先期抵达厦门，5月，郑经带领约百艘船只抵达。郑经军队沿东南海岸线的出现，令满人极其关注江苏海岸之外的崇明岛的安危，他们快速加强了防御。

耿精忠和郑经的大联盟并没有给清廷带来他们所担心的威胁，因为处处不信任和嫉妒，联盟破裂。耿精忠对于允诺的领土自食其言，因此郑经攻打并占有了福建一些沿海城镇。而且，郑经认为自己与这位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地位更高，因为他是台湾的“独立统治者”并为恢复明朝而战。吴三桂试图平息这两个盟友的争吵但未有大的成效。最终，两人分道扬镳，没有建立任何有效的合作。

从这种敌军的不和中清军坐得渔翁之利，康熙通过向郑经做出和解的姿态，试图加大他们间的罅隙。但最后是耿精忠背信弃义，投降清朝（1676年11月），郑经继续在福建沿海袭击清朝，直到1680年3月从金门和厦门被逐回台湾。这次战役历时一年多，双方都想寻求荷兰人的支持，但最终还是中国人决定自己解决问题。对于那些离岸岛屿的攻打并不像参战者所讲的那么辉煌：后来才发现，当发动攻击时，防御的叛军已秘密地同意交出这些地方。

这次胜利之后并没有直接攻取台湾。当时康熙正指挥对云南的决战，不愿意在其他地方分散兵力与精力。1680年秋，他采纳了明珠的建议，进攻台湾可以再等待；同时希望福建官员再尝试劝导郑氏投降。郑经死于1681年初，他的长子被迫自尽后，由第二子郑克塽继位。在得知反叛者内讧以及第二年春天有利的信风将至，康熙认为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直到此时，主要是由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负责对郑氏叛军作战。他得到了福建巡抚吴兴祚和总督姚启圣的鼎力支持。万正色与三藩的叛军在洞庭湖水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当湖南不再需要他时，康熙调他至家乡福建。但是在1681年，皇帝急切想要收复台湾，用施琅取代万正色出任水师提督。当时并没有给出解释，但此前万正色因夸大自己在一次胜利中的功劳而遭到斥责，后来康熙回忆说，万正色认为打不下台湾，这表明他缺乏信心，这令皇帝很气愤。

施琅是郑芝龙和他儿子郑成功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但在1646年归降了满人。他熟悉水战，熟悉郑氏叛军的战略，被任命担任福建一些军事职位。他有着“靖海”爵位——1664年时先是一名将领，后来封侯爵。早在1668年他就提交了收复台湾的计划，甚至前去北京亲自解释他的想法，但这一计划当时被搁置。1681年，在李光地、姚启圣的强烈建议下，康熙起用施琅，派他南下协助台湾之役。

在施琅离京前，康熙令他与地方官员合作，尽可能迅速行动并摧毁海上叛军。这两样施琅都没有做到。他和福建督抚姚启圣、吴兴祚就指挥权的问题发生了争执。施琅数次抱怨，他们及其他官员干涉他的部署。他希望有专征之权，其他的人或解职或位于其下，做各种协助工作。皇帝佩服并相信他的能力，决定站在施琅一边，赋予他想要的自主行事权力。至于战争的进度，施琅数次请求推迟——说是风向不利，最终定于1683年7月发起攻击，这时距他被任命已近两年。此时他已训练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聚集了约三百艘战船。他名义上的上级总督姚启圣，仍希望推迟进攻，同时他接待郑克塽派出的和谈使者。叛乱者愿意如琉球般进贡，但拒绝剃发、登岸。康熙认为这些条件不可接受，遂下令施琅进攻台湾。

施琅的船队出发，在1683年7月经过一周的战斗，从郑克塽最善战的将领刘国轩手中夺得澎湖，这事实上决定了整个台湾之役的走向。刘国轩逃回台湾岛，他说服他的主人守住台湾已无可能。9月5日，郑克塽派人送一封降书给施琅。10月1日，施琅起航赴台，两天后抵达，10月8日正式接受郑克塽的投降。台湾连同郑氏帝国被荡平，没费一枪一弹。郑克塽和将领以满人的式样剃发并前去北京，在那里他们交出所有明朝的玺印以及自1644年以来郑氏所接受的所有封号。郑克塽入汉军正蓝旗，赏公爵，他的两位将领赏伯爵，手下之人或入旗，或遣送回籍。

清朝这边，康熙对施琅赏赉甚优，因为他结束了四十年来郑氏四代人对满人统治的对抗。给予施琅侯爵，世代承袭，直至清朝结束；他的军队予以奖赏且没有遣散（遣散是惯常做法），这些人就可以有持续不断的生活来源。凭借施琅的功绩，他的两个儿子仕途煊赫，一个是高级文官，清廉卓著，另一个是水师将领，1721年平定了台湾一次大规模的反叛。如同在三藩之乱过后一样，康熙再次在他祖先陵前亲自宣布最终战胜了王朝的敌人。然而，这一次他仅拜谒了北京东北顺治的陵墓，因为王朝头两位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他们与郑氏如同跟藩王一样，都没有任何关系。

康熙还有一件未完成之事：如何处理王朝的这一最后所得领土。既然台湾不再是反叛者的栖息之地，那么它应该加以守卫并入帝国还是舍弃？在1660年代和1670年代，荷兰人有几次被告知在平定之后将台湾“送给”他们。康熙一开始对台湾及它对于帝国价值的态度极其含混。为平定该岛，投入了巨大的努力，自然对那里有着强烈的个人和情感使命。郑经提出，只要给予与琉球同等的属国地位，就可以投降，康熙提醒郑经说，他是中国人，岛上许多是福建人，不可能被视为属国。但是当台湾投降，朝廷在1683年请求康熙上尊号时，康熙的回答是：“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

有人显然赞同后一种情绪，赞成放弃台湾岛。这群人，我们不知道姓名，但常常被那些赞同保留台湾的人提及。施琅在报告郑克塽投降之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一问题，请求皇帝定夺。康熙将此事推还给施琅，征求他以及其他人的意见，包括：福建督抚（姚启圣以及1682年取代吴兴祚出任巡抚的董国兴）、兵部侍郎苏拜，他被派往福建监督台湾之役的军需供应，后继续留在那里帮助安置遣散的叛军。现在不见董国兴的意见材料，而施琅和苏拜都强烈要求保留台湾岛，他们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如果不加防卫，荷兰人将回来夺取它，以后会引发事端。姚启圣后来同意这种看法。接着皇帝将这一问题交廷议，1684年3月5日，讨论的结果是支持施琅和苏拜的意见。台湾入版图，成为福建的一个府，官兵率领八千人驻防，负责守卫。

晚明以来第一次彻底消除了沿海侵扰，康熙很快就结束了贸易禁令以及将沿海人口迁入内地的迁海令。这两项政策已遭人诟病多年，海上禁令的结果之一是限制了福建官员从邻近省份购买大米并海运至省平抑高物价。同时，沿海地区的人口移出，意味着赋税收入的流失，也给百姓带来了极大困苦。

现在帝国海晏河清，这些政策已不再有什么意义。时任广东总督吴兴祚奏请准许在广州附近的沿海人口返回故园。对于这一请求，1683年12月6日皇帝下令结束迁海政策：“著遣大臣一员前往展立界限，应于何处起止，何地设兵防守，著详阅确议，勿误来春耕种之期。”随后，任命数位官员对沿海边界进行考察，监督重新安置事宜。任命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福建、广东；工部侍郎金世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雅思哈往浙江、江南。官员们完成了使命，这些地区的农业、养蚕业、渔业和盐业开始复苏。在广东，28192顷（一顷等于100亩）土地重新分配给31300名再安置的农民；在福建，31108顷土地在回迁的40800人间分配；在浙江，9000亩耕地和74000亩盐地归还百姓。

这些钦差官员也建议重开沿海贸易，同施琅、吴兴祚等人自台湾投降以后就提出的一样。钦差金世鉴在1684年5月上报，认为应该允许百姓出海捕鱼和贸易。他提出了数项预防措施：（1）限制他们的船只大小；（2）由地方官将他们的名字登记在册，发给出海执照，由各出海港口的守卫官员查核；（3）沿海岸部署一些船只以保护并稽查海面。

席柱亲自向皇帝简要报告了广东、福建一些官员反对弛禁贸易。然而，康熙要重开贸易并将这一贸易置于更严厉的帝国控制之下。在南怀仁看来，皇帝开海的意图主要是进行财政的试验。如果皇帝两年后发现国库收入增长，他就会对此坚定信心；若这一贸易被证明无利可图，那么他将同过去一样关闭口岸。1684年重开贸易，康熙自己给出的理由是，关税收入将会补偿广东和福建的军事支出，可以减轻此前援助沿海地区粮食和财政的内地省份的负担。康熙对外贸易的实用态度，反映了早期满人的大胆尝试和开放，这与传统的中国儒家对商业和对外关系的认识——这是后来的皇帝（著名的乾隆皇帝）所接受和维护的——完全相反。

贸易和关税征收都是户部的职责范围。1684年夏，户部忙于考虑制定规章及选派官员前往沿海地区。户部在10月4日给出了初步人选。然而，皇帝谕内阁，反对在内陆道路、渡口、桥梁征税。户部在10月18日最后的报告，回应了皇帝的反对意见，包括如下建议：（1）税收只可加征于远洋航行大帆船的交易货物；（2）出海之人应注册登记，由地方监管人员颁发执照；（3）特别差遣人员应依据先例和关口所在的位置制定税则；（4）允许特别差遣人员一年两次上报他们的账册（取代通常的一年四报），每次应该派一名额外的书吏处理此事。皇帝在10月22日谕允户部的提议。12月1日，他再次下令废除沿海贸易禁令，同时提醒各省官员强化反对走私贸易。

以下地方设立了处理将来对外贸易的税关：广东的澳门、广州，福建的漳州、厦门，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云台山（位于沭河河口）。西方商人现在可以自己前来这些港口贸易，不必与进贡使团扯上什么关系。对于中国沿海居民来说，海禁与迁海令的废除意义重大，他们能够再次通过捕鱼和贸易为生。正如一位时人的感叹，尽管夸张不可尽信：“耄倪欢娱，喜见太平，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北方战争

1670年代和1680年代成功平定内部叛乱，“给军事机器上了润滑油”，康熙和他的继承者开始开拓中国外部疆域。在收复台湾之后，康熙自由地采取进攻性政策，对付北方的俄国人和蒙古人，这些人现在比过去更有理由敬佩满人的军事和政治能力。最后胜利的取得不是在1684年，但康熙初期已经为后来更辉煌的拓展至中亚的战争定下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