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从1650年代起，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俄国哥萨克人，已在黑龙江流域蚕食中国的领土，但征服战争以及接下来的内部叛乱，令满人无法对他们进行任何强有力的抵抗。不过，小规模战争以及宣传、外交的努力，使得局势多变，一直持续到可以实施更积极的政策为止。同时与此不甚相关的，在莫斯科的俄国朝廷派遣外交和商业使团前往北京，但清朝对此没有回应。开始，北京和莫斯科都没有将外交努力与沿黑龙江的双方对峙联系起来，因为在那里双方基本上都不了解对手的身份。莫斯科可能觉察到了黑龙江哥萨克人已与臣属于中国的人开战，但北京并不将哥萨克人视作俄国人，而东西伯利亚军政长官一直到1670年米洛瓦诺夫使团出使前，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正与中国皇帝进行着书信往来。

康熙第一次与俄国人打交道是在1669年，时逢来自莫斯科的商业使团抵达北京。尽管清廷记载这是一个进贡使团到访，但贸易是它的首要目的，在皇帝戒备并饶有兴趣的注视下，俄国人可以自由地做生意。不久之后，康熙就根特木尔的地位问题与尼布楚军政长官联系。根特木尔是黑龙江领域通古斯一部落的首领，率先回击哥萨克人的蚕食，但后来转而效忠并向俄国人进贡。满人认为他是逃人，为了能让他回国，1670年4月康熙派人将一封信交给尼布楚军政长官阿尔申斯基。阿尔申斯基将此信的译本转交莫斯科并派一不识字的哥萨克人伊格纳·米洛瓦诺夫与皇帝的特使一起回北京。因为并不确切知道派米洛瓦诺夫去哪里或见谁，阿尔申斯基的指令包括收信人要臣服于俄国沙皇。这位军政长官很显然持有沙皇颁发的旧敕书，其中含有在与当地部落首领打交道时使用的言语，他就将这些话融入写给中国皇帝的信中。俄国代表团很走运，性命无虞，因为中国官员无法理解这封信，米洛瓦诺夫和这份文件的翻译者趁机将它的语气变得柔和，成了得体的恭顺形式。

当米洛瓦诺夫携带着给沙皇的信返回尼布楚，阿尔申斯基认识到了他的错误——他派遣的代表团原来去的是北京，见的是中国皇帝。康熙现在也将在黑龙江地区侵袭的哥萨克人、尼布楚军政长官，以及以沙皇为首的俄国联系了起来。在给沙皇的信中，康熙要求这位俄国领袖努力控制他黑龙江地区的臣民，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并将此作为拥有任何商业特权的前提条件。康熙也要求归还根特木尔，但是阿尔申斯基转交给莫斯科的译文省略了信中的这一部分内容。

莫斯科收到康熙的正式书信，促使沙皇派遣另一使团前往北京，以寻求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机会。尼古拉·米列斯库（就是通常人们知道的斯帕法里），是这一代表团的负责人，在边境滞留了四个月后，于1676年5月15日抵达中国都城。在北京，又因要熟悉传统中国外交规则，深受困扰，他又花了四个月。实际上有一次他获准免于这些程序中（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叩头，当时他对此坚决反对。米列斯库的整个违抗行为大大地激怒了清廷，他在9月被逐出北京，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中俄关系的承诺，甚至康熙连信也没有写给沙皇。康熙坚持只有归还根特木尔等逃人，并选派一个新的更讲道理的特使，双方才能建立友好关系。为了弥补失败，米列斯库得到了南怀仁（在许多方面给予他帮助）所写的一封证明书信，说明了这位使节在北京执行使命的情况。

康熙在外交上进行努力的同时，作为辅助，军事上也小心以待。在米洛瓦诺夫令人奇怪的1670年使团来华之后，皇帝指示宁古塔将军巴海，对俄国人的任何动向都要保持警惕，立即报告北京。1676年，巴海的大本营由宁古塔迁至松花江畔的吉林，在那里集结了水师。同时，沿黑龙江生活的各蒙古部落内迁到新的安置地，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保护，也防止他们叛逃到俄国人那里。大多数黑龙江地区的土著人口被组织编入“新满洲”各旗，作为军事动员的兵力储备。

三藩之乱结束，康熙准备了一场多方协作、多阶段的外交行动和军事战争，以阻击俄国的入侵并划定帝国北方的边界。康熙在胜利之时的言论，表明他认为这种外交行动和军事战争将会是一种模式。即便他声称从1667年亲政就开始筹划对付俄国人的说法是标准的说辞，但他确实花费了不少时间透彻地研究了地形、运输、通信设施、供应形势以及相关人员的才能。在三藩危机期间，他是在压力之下行动；在平定台湾期间，他更多依靠娴于水战的施琅等人的建议，而不是自己的想法；但在对俄战争期间，他有时间做准备并筹划自己的战略。

开始是派遣情报人员。1682年，康熙派了两位满人将领郎坦、彭春，以捕鹿为名前往俄国逃人于1669年所建的城市雅克萨以观察形势，雅克萨是俄国殖民行动的一个中心。皇帝告诫他们，对于那里的俄国人不要表现出任何的敌意，甚至说，若受到攻击就撤退，他说，这样做是因为“朕别有区画”。这两位“猎人”唯一的任务是搞清楚通往尼布楚的道路，流向大海的水道走向，以及俄国人防御的战略要点。

郎坦、彭春于1683年返回并做了汇报。他们的判断是，击败俄国人是件轻松的任务——只需三千人。康熙尽管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仍然警惕能否速战速决。他不喜欢轻率或是无准备的开战。他希望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但如果战争是必需的，那么他愿意精心准备。因此整个1683年，康熙都在筹划他的基本战略并开始将计划付诸实际。他任命以前效力于吴三桂的福建人林兴珠，在吉林监管水师筹建方案，为此给他一千五百人。他也下令将荷兰火炮——以及知道施放之人——开往前线，在黑龙江下游的瑷珲、呼玛尔建造了两个军事基地，预备头三年的军需供应，建设更多的驿站。清朝军队到这些基地之后，要在那里屯田，以保证粮食的持续供应。

巴海身为宁古塔的军事长官，全面负责这次军事集结，但他对一些细节持反对意见。他反对瑷珲、呼玛尔的基地建设，因为离俄国雅克萨指挥中心太远。他欲趁俄国人还没有加强防守，立即攻打雅克萨。皇帝不赞同巴海的意见，怀疑他心存嫉妒，因为萨布素、瓦礼祜被派去做战地指挥官，而不是巴海。在前线的巴海（还有萨布素）与在北京的皇帝谋臣间也有矛盾。在这样的形势下，康熙本人不得不做出大多数战略和后勤决定。在这一点上，他决定等待，直到两位指挥官有时间评估形势，并在进攻之前，精心训练部下。

萨布素早先是郎坦、彭春侦探队伍的一员，1683年擢升为新设立的瑷珲军事长官，瑷珲这时成了清朝对俄战争的指挥中心，这进一步动摇了巴海的地位。1683—1684年整个秋天和冬天，萨布素和康熙都在讨论筹备情况以及他们仍然面临的问题。严寒和大雪使得人员、供应和弹药运输根本无法进行，遑论额苏哩庄稼的生长，额苏哩是最早提议的位于瑷珲与呼玛尔间清军的行动基地。额苏哩最终被舍弃，而将瑷珲作为永久基地，将呼玛尔作为高级情报基地。在瑷珲与呼玛尔之间，为了高效联系，建立了系列的十个驿站。萨布素抱怨瑷珲开垦土地和建造设防前哨等的人手不足，对此康熙允诺春天从盛京给萨布素派六百士兵，但拒绝了他从吉林、宁古塔派兵三千五百人的请求。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部队和八十艘战船被聚合，以转送够吃两年的粮食到瑷珲。

从上面对于1682—1684年战争的情报和后勤准备阶段的简单描述，显然可以看出康熙在认真擘画即将到来的与俄国的较量。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外交上的努力，不止一次说过：“战，危事。”他希望他的军事备战会震慑敌人，不诉诸战争就解决他们的争端。两个被俘的俄国人被送回，带着康熙的严正声明，除非俄国人交还根特木尔，并从阿尔巴津和尼布楚撤兵，否则将兵戎相见。所有俄国定居者想留下来的都可以，只要他们接受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遵守规矩。俄国人没有正式回复康熙的这封信，但有些定居者的确决定留在东北，答应所提出的条件。这些俄国人以及在边境侵扰被抓的其他人于1683年被编入镶黄旗的一个佐领。

战争的最后阶段——进攻并夺取雅克萨——开始是突袭战。萨布素和派往前线作为视察者的钦差玛喇，建议摧毁尼布楚和雅克萨周边的庄稼，以饥饿迫使俄国人屈服。康熙对此欣然接受，同时也建议不要摧毁庄稼而是运回瑷珲，补充清朝军队的军需。但1684年夏派远征军出发之时，萨布素却加以阻止，提出一些反对这一计划的意见。皇帝对失去这一机会大为光火，决定任命其他人负责来年夏天直接攻打雅克萨。如果那时攻打俄国的大本营太过困难，康熙准备重拾原来摧毁他们粮食的方案。

彭春在郎坦等人的协助下，指挥了1685年的雅克萨之战。雅克萨城的守军拒绝最后的和平提议：俄国人撤至雅库茨克；交换逃人（没有专门提到根特木尔）；允诺边境贸易。进攻始于6月24日，三天之后结束，俄国人投降。大多数人被遣送回俄国境内，但约有五十人留了下来，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雅克萨被夷为了平地，不过皇帝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没有摧毁庄稼。

这短暂战斗中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参战的藤牌兵。这支五百人的部队，由福建人组成，以前效力于郑氏集团，精于用长刀和藤牌作战。他们的独门技艺在1684年冬得到康熙的关注，他与林兴珠当面交流火器技术以及如何对它进行抵挡。林兴珠描述了在藤条中填塞棉花所制盾牌的使用方法，证明了它们的有效。令皇帝高兴的是，他最好的六名射手都射不穿它们。因为当时正谋划攻打雅克萨，他询问了正在训练、能够利用的藤牌及人数。担心带福建人北上需时太久，皇帝派八旗官员前往山东、河南，这里安置有许多在台湾之役中被抓的叛军，去找藤牌和五百福建人，置于林兴珠、何佑的管理之下，何佑是郑氏军队的一名指挥官。皇帝也下令施琅从福建运送更多的藤牌和长刀到京城。在雅克萨之战中，藤牌兵用来阻击乘木筏的俄国援兵抵达雅克萨。这些人跳入水中，以藤牌护头，使用他们的片刀砍木筏上俄国人的小腿，迫使他们跳入河中。

第二次战役发生在1686年，中国人撤离雅克萨后未设防，俄国人返回，重建工事并收割庄稼。萨布素、郎坦再向雅克萨进军，围攻从7月持续到11月，康熙下令暂停攻击，寄予沙皇提出和谈。皇帝渴望缔结条约，而不是追求显然能够取胜的一场战争，这是由于他想要阻止俄国与蒙古首领噶尔丹结盟，因为噶尔丹这时在北方迅速壮大权势。康熙希望俄国保持中立，在将要到来的清朝与噶尔丹的最后较量中，能孤立噶尔丹。

和谈稍有推延，最终在1689年举行，签订了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这是第一个中国与西方国家，也是第一个与外部世界遵循外交平等原则签订的条约。直到此时，满人一直在他们的国际关系中小心翼翼，坚持传统中国的观念及做法，作为他们得到汉人精英所接受的合法统治者的努力的一部分。早期的中俄联系都是在朝贡体系的框架之内被认识和处理的，包括1669年的阿勃林使团，1676年的米列斯库使团。但是在1680年代中期，随着清朝统治巩固的完成，康熙可能并能够采取大胆、具有想象力的朝贡体系之外的步骤，解决帝国与俄国间突出的分歧。然而，为了官方记录起见，《尼布楚条约》（代表中国谈判的主要是皇亲和两位耶稣会士）被描述成中国文明价值的又一次胜利。

康熙朝早期北方的问题并不限于俄国人，两位蒙古首领布尔尼和噶尔丹，也挑战着满人的权威。布尔尼于1675年4月造反，当时清朝正倾力对付南方的叛乱。布尔尼的目标是要使他的父亲获得自由，其父是察哈尔首领，由于行为无礼被囚禁在盛京。皇帝派鄂扎、图海迎战已向盛京进发的布尔尼部队。正是在这一远征中，图海对他手下之人说了一番著名的激励的话。这是一群无组织纪律的八旗奴隶或奴仆——因为训练有素的八旗兵都在南方与三藩激战。经过山海关向盛京进发的一路上，图海的军队肆意偷盗、抢劫，但即将迎战时，他们的这位指挥官告诉他们：“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他的这番话使战争大获成功：这群乌合之众，以一当十，扑向布尔尼的军队，1675年5月16日击败了对手。布尔尼逃脱，后被抓，数天后处死，短暂的察哈尔人的叛乱就这样很快结束了。

噶尔丹直到1690年代才与清朝公开反目，他与布尔尼一样，利用三藩之乱的时机在中国的极西之地制造麻烦。1678年，康熙第一次怀疑这位准噶尔首领的活动，派了一队侦察人员前去甘肃凉州。这些人回报，近几个月噶尔丹已大权在握，他杀死了和硕特部的鄂齐尔图汗，将越来越多的蒙古部落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当时康熙不愿插手噶尔丹的事务，但他下令在甘肃的将军张勇，密切关注边境动向。1679年，噶尔丹完全征服了新疆，被皇帝授予厄鲁特人的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和厄鲁特人在差不多十年平静无事之后，开始了另一轮的扩张，他们进入蒙古，攻打喀尔喀人。最终，噶尔丹的行动导致与康熙的对抗，1696—1697年康熙认真筹划了三次亲征，最终噶尔丹自尽身亡。

在上面所描述的战争中，康熙的军事领导有一些共性内容：娴熟利用以前的对手或是他们的支持者（如施琅，在雅克萨之战中的福建藤牌军）；特别在意细节——拒绝大谈形势、大而无当的奏疏；不轻易相信谋臣的判断；持续关注他作为领袖的形象；渴望并自信地运用权力。这种领导力在他统治初期的十五年，即从1669年到1684年，大获成功，他擒拿鳌拜并废除辅政，分别击败陆地与海上的劲敌，保卫北部边疆。所有的军事对手都被消灭。忠于明朝的势力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社会，直到下个世纪才又浮出表面。这一新的王朝已证明了自己，大多数忠于明朝的汉人对它勉强支持，却又钦佩不已。清朝统治的巩固大功告成。

军事体系

整个康熙初期八旗兵力稳步增长，意义重大。1662—1684年，八旗佐领的数目从618个激增至1047个，若以每个佐领300个成年男丁（以及他们的家人）计算，康熙朝伊始，八旗在编人员约有185000人，1684年约有315000人。这一时期，佐领数目有两次突然增加：为应对吴三桂叛乱，1674年增加了54个；为收编以前藩王的军队并准备抗击俄国人和厄鲁特蒙古人噶尔丹，1684年增加了188个。

平定三藩之乱后，大多数八旗兵回驻北方，或驻扎京城及周边，或驻扎东北。但超过27000人留在了南方，驻防在七个战略城市，形成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向王朝挑战的两条防御线。中间一线（兵力数见括号）由长江沿岸的镇江（2740）、南京（4700）、荆州（4700），加上陕西的西安（6700）组成。沿海一线由杭州（3700）、福州（2000）、广州（3000）组成。这些兵力，如同以前外来王朝的斡鲁朵一样，作为一支集中、机动的突击部队，他们的存在就意味着能震慑反叛行动。他们并不是要为地方提供安全保障，地方安全由人数众多但又分散的绿营军队来完成。

在和平条件下，八旗的纪律与训练成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康熙在1682年试图通过每年三次的关外狩猎来补偿实战的缺乏，狩猎是在阴历的四月、十月、十二月进行。在这些场合，皇帝的随行人员多达七万，都在马背之上。一切必要的供应都从北京带来，为的是不骚扰他们所经地区的百姓，但是要花大笔费用修建并维护皇帝专用的道路。

打猎是满人的习俗，入关前就是如此，起初主要目的有两个。它可以是娱乐活动，或为庆祝胜利，或为去除家人、朋友疾病或死亡所带来的愁闷和悲伤。它也有重要的军事目的：练习骑射，以学习令行禁止和保持队形。可以看下1682年南怀仁在塞外一次打猎中的见闻：

当时皇帝从他的侍卫中选取了三千人，全部配备弓箭。这些人围成一个大圈，沿山铺散开来，直径至少有三意大利里，他们沿着圆周，以一定秩序与距离站位。为了防止有的人移动太快而有的人太慢所造成的任何相距不平均或圆圈断开，军官们精心安排，他们中间甚至有一些大人物，都分布在圆圈之中。当所有人的位置都安排妥当，每个人都笔直向前，不论面前是溪谷，细密的林下灌丛，还是要攀爬最崎岖的高山，任何人都不允许偏离方向，或向左或向右。就这样，他们翻山越谷，包围圈围住了所有的动物，就如同在网中一样。

很显然，对猎物的驱赶、围猎，与军队阵形和行动一样都要求纪律严明。事实上，满人领袖所使用的以扩张他们帝国的军事机器组织——八旗制度——仿照的就是更为古老的部落狩猎组织。300人所组成的八旗基本单位的指挥官的名字——牛录额真（niru ejen，汉文“佐领”），就是一个从语言上可以清晰揭示这种关系的例子。满人的旧有习俗以十人为单位进行打猎，每人带箭（niru，牛录），他们中的一人被选为头目（ejen，额真），以保持合适的队形和行进方向。任何违反纪律的人都将被当场解除箭支并在活动结束之后受到惩罚。1637年，有一次代善（当时皇帝皇太极的兄长）亲自鞭责了他的一个儿子，就是因为他在打猎中出现了差错。

如果南怀仁的观察属实，那么康熙朝时的打猎也有助于皇帝恢复身体健康。他认为康熙北巡，为的是避开北京炎热的夏天以及对后宫寻欢作乐的不胜其烦。这不是说皇帝“厌烦”了他这一“需要”，而是北京这些好心的神父常常担心皇帝的这一习惯。另一位传教士李明，看出了皇帝打猎还另有所图。康熙在塞外时常接见蒙古部落首领，李明指出：“驻地有一群大小王公，而皇帝最为尊贵；为了让这些野蛮人对中国的实力印象深刻，清朝官员的车辆、服装和帐篷，数量众多，极尽奢华。”最后一点是，康熙个人显然很享受这些回到东北故土的打猎行程。他让人设立了几个小型苑囿，圈养“野生禽兽”，尤其是老虎，他特别喜欢猎杀老虎。

南方的驻防军队也奉命进行同样的狩猎活动，每半年一次。不过，康熙告诫指挥官们，要确保提前告知所在地区的居民，并禁止军队的任何抢劫行为。他不愿意让人回想起旧有的担惊受怕——不久之前满人的残暴行径。同时，在1684年，康熙处理了这些南方驻防军队独有的一个问题——这些旗人，生活在汉人文化中心城市，可能会变得过于汉化。解决之道是不断地用来自北京的新人去换防。

除了打猎，康熙也阅视骑射。例如，1684年4月21日至5月9日，他观看了八旗各旗的文武官员、士兵依次展示骑射才能。检阅结束，康熙对他们的平庸表现很是不快。皇帝常常亲自参加射箭比赛。他第一次南巡至南京时也是如此，当皇帝十射九中时，旁观者热烈欢呼。虽说官方是如此记载，但这多少令人怀疑。此前1673年有一次他展示技艺，官方报道，康熙步射五箭，骑射一箭，全都中的，而起居注稿本对此的记载则是：他射失了两次。

八旗制度的一个组织性变化，是1683年康熙在每个旗设立了火器营，由旗内各佐领抽人组成。他提议选出汉军八旗中那些不谙熟骑术的人进入这一新的建制。这八支队伍由两位汉军旗人官员——佟国纲（皇帝的舅舅）、张所知——训练并指挥。

由汉人所组成的绿营兵，在平定三藩时总数可能多达90万，到1685年减至不足60万。遣散过多的绿营兵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因老病或死亡造成的空缺两年之内不予填补，复员为平民开始新的生活者则予以补助。然而绿营的兵力仍然是八旗的二三倍，八旗兵估计有20万到35万。与八旗兵不同，绿营分散在各省各地方，作为当地的安全与治安力量，听命于众多的指挥官员：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副将以及低级军官（见表1）。总督手下的标兵，1683年设定是5000人，实际变化很大，而巡抚手下的标兵依1682年的规定，常常或1000人或1500人。

表1 1685年绿营的分布与兵力

续表

为了防止绿营指挥官尤其是提督、总兵坐大，康熙在1683年4月要求他们定期觐见，让他们树立敬畏之心，并处于监督之下。武官向更高的权威（皇帝）下跪，将有助于摧毁他的属下对这位武官的敬畏与尊重。康熙不愿看到再出现一个吴三桂、耿精忠或尚之信。提督和总兵也在国内调动，以防止他们在某地扎根，不允许他们觊觎皇位。

1670年代和1680年代战争期间出现的最重大变化，并不是两种军队的体系组织或是分布的改变，而是每一种军队的战斗力重要性的相对变化。众所周知，平三藩期间在重要性上八旗降低，绿营上升。对于这一普遍性的结论，我并无新的东西可添加，但我可以展示如何看出这种变化。战争伊始，康熙依赖满人——这些人大多数是皇亲——指挥政府的军队。甚至满人军队的使用都优先于绿营，因为他们更忠心，更值得信赖。但是随着战争的推进，因为绿营兵为王朝英勇作战，皇帝以及一些将领，开始赞扬他们，更多地倚重他们。

这并不是说所有关于汉人军队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莽吉图在1678年称，绿营兵徒有虚名，而康熙本人一些年后有一次在召见陕西一位总兵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环境使得皇帝利用绿营作为平定三藩的主力。八旗兵力不足，并且其领导层日益变弱，因为有才干的旗人更多地进入了官场（例如当督抚）。满人将领和他们手下之人在战场没有什么区别，南方的地形不适于满族骑兵。因此1679—1681年在西南战争的最后阶段，基本上是绿营部队在汉人将领的指挥下作战。

康熙在1679年11月开启了新的阶段，他下令张勇、王进宝、赵良栋、孙思克率领他们的绿营兵进入陕西南部和四川。他指出，汉人军队适合在这一类地形作战，应该作为先锋部队，满人骑兵则跟随其后。而且这也符合古老的“以汉制汉”的做法。这四位将领于1674—1676年在平定甘肃王辅臣叛乱时声名卓著，张勇是提督，另三人是总兵。张勇最后没有参加收复西南的战争而是留在了甘肃，在那里他令和硕特蒙古望而却步，康熙以及后来的皇帝都高度赞扬他的功绩。王进宝、赵良栋、孙思克各自领兵在1679年经由陕西南部，1680年进入四川，最后于1681年进入云南，这是吴三桂的老巢。

孙思克的表现不如他的两位同僚，他不愿意向陕西推进，遭到了康熙的严厉训斥，但他后来赢得了战功和荣誉，在1695年击败噶尔丹时起了重要作用。赵良栋和王进宝，一路凯歌，不仅大获皇帝赞誉，而且获得了军事和政治的领导权——赵良栋被任命为云贵总督，指挥光复西南的战役。战后，两个人都封子爵，不过赵良栋成为嫉妒他的对手（王进宝和两位满人将领）的牺牲品，不得不等待十多年才受到嘉奖。

第三种独立的军事组织——地方武装——在平定三藩期间短暂出现过。清朝第一批地方上招募并领导的军队与著名明遗民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孙奇逢、陈子壮、金堡等有关系。然而，在三藩之乱期间，有少数地方军队与清军并肩作战，而不是抗击清军。姚启圣，收复台湾之役的杰出人物，任福建总督，就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1674年，他在老家浙江会稽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约有千人，效力于亲王杰书，与耿精忠作战。姚启圣获赏知县之职。两年后杰书报告说，得到了另一支“民兵”的协助，它由浙江庆元县一平民率领。1674年，江西创建了一种地方防御组织——团练，以保护兴国县免于沦入郑氏叛军旧部之手，这些人以前就曾反叛过。它的首领名叫蔡璋，后来被任命为南京的水师总兵。据说广西也有地方武装，仔细查阅地方志肯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没有见到官方对此关注或战后对这种地方招募军队如何处置的记载，但无疑清廷不可能同意它们成为永久性的军事建制。绿营兵的非常设编制遭到解散，这些地方武装，与此命运相同，可能并入了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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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是作为“后三藩”以与“前三藩”相区别，前三藩是南明的福王、唐王、桂王。例如杨陆荣的《三藩纪事本末》（《台湾文献丛刊》第149种，台北：台湾银行，1962年），所写是前三藩，而不是后三藩。

⊙罗尔纲：《绿营兵志》，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1-3页。

⊙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43-44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513-516页（卷44，第6a-11a页）。这三人在他们的指挥官毛文龙被明廷处死之后，归附满人。他们的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35-436页（孔有德）；上册，第416-417页（耿仲明）；上册，第567-568页（毛文龙）；下册，第635-636页（尚可喜）。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704页（卷60，第7b-8a页）、第116-118页（卷10，第3b-7a页）；《明清史料丁编》，第8册，第701-702页。

⊙细致描述见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51-56页。

⊙杨雍建建议要为广东人减轻支持两位藩王的负担（《清史列传》，卷6，第18b页）。直到1651年耿继懋在指挥的位置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才被封亲王（《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15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471-1472页（卷124，第14b-15a页）；《清史》，第3724页第3栏；《平定吴逆略》，载《续云南通志稿》，云南，1901年，卷78，第1a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36页；孟森：《孔四贞事考》，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第455-456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20页（卷77，第15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84页（卷34，第8页）。杨联陞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与皇亲联姻作为一种人质形式，见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载《中国制度史研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54-55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634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83页（卷26，第13b-14a页）、第523页（卷37，第9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15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79-180页（卷11，第6b-7a页）、第496页（卷35，第4页）、第507页（卷36，第1b页）、第511页（卷36，第9a页）。

⊙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66-67页。

⊙1660年，他有70000人（《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617页［卷136，第22a页］），1662年，经同意又添1000人（《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5页［卷6，第29a页］），但在1665年，他的军队减少了5400人（《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38-239页［卷15，第12b-13a页］），总数是65600人。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1页（卷6，第22b-23a页）；《明清史料丁编》，第8册，第701-702页。早在1645年，他就拒绝了亲王封爵（《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78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533页（卷129，第9b-10a页）。

⊙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62-63页；《清史列传》，卷6，第26b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45-246页（卷16，第2b-3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8-139页（卷7，第24b-25a页）、第146页（卷8，第12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39页（卷15，第14页）、第242页（卷15，第19a页）、第243页（卷15，第22页）、第272页（卷18，第8a页）。

⊙《清史》，第3935页第5-8栏。

⊙例如《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01页（卷12，第21页）、第435页（卷30，第18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94-295页（卷20，第8b-9a页）。

⊙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67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617页（卷136，第22a页）；《清史列传》，卷78，第60a页；《清史》，第3905页第4栏。

⊙《清史》，第3902页第3-4栏；《皇清名臣奏议》，卷17，第36a-40a页，卷18，第44b-45a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46页（卷24，第3b页）；《清史列传》，卷8，第2a页。

⊙《清史列传》，卷8，第2a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2216页（卷4，第6a页）。

⊙《皇清名臣奏议》，卷18，第44b-45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50页（卷39，第16b页）记述云南情况；第1227页（卷92，第2b页）、第1259页（卷94，第13b-14a页）、第1407页（卷106，第1b页）记述其他各藩情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28页（卷14，第23页）、第320页（卷22，第7页）、第329页（卷23，第2页）；《清史列传》，卷8，第2a页；卫思韩：《胡椒、枪炮与谈判：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1622—1681）》，第4章。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79页；《清史列传》，卷7，第29b页；《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986页（卷83，第15b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1681-1682页（卷142，第18b-20b页）；《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93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4页（卷5，第2页）。1659年御史朱绍凤又一次抨击这些藩王（《皇清名臣奏议》，卷12，第1a-4a页）。

⊙《清史列传》，卷5，第42b页，卷8，第2a页；《皇清名臣奏议》，卷17，第1a-3a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398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21-322页（卷22，第10、11页）、第348页（卷24，第8页）；《清史列传》，卷7，第46b-47a页；《清史》，第3693页第5-7栏。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62页（卷25，第3a页）。

⊙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20页（卷99，第8a页）；《清史》，第3693页第9栏至3694页。皇帝的话是在1682年叛乱被平定之后说的。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79-580页（卷41，第17、20b页）、第581页（卷41，第21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92-593页（卷42，第19、21b-22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95页（卷42，第26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97-598页（卷43，第2b-3a页）。

⊙关于索额图，见《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64页。关于图海，见《清史》，第3819页第3-4栏；《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20页（卷99，第8a页）。关于熊赐履和章梫，见《康熙政要》（1910年），卷3，第34a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577、581页；《清史列传》，卷6，第20页；《清史》，第3826页第3栏。其他两位少有名气者塞克德、苏拜因为支持皇帝的决定，后来得到了康熙的表扬（《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20页［卷99，第8b页］）。王熙的支持，皇帝没有明言，但他的一篇传记提到了（《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2223页［卷4，第19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98页（卷43，第3a页）；《清史》，第3694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98-599页（卷43，第3b-4a、5、6a页）、第601-602页（卷43，第9、11b-12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00-601页（卷43，第8b-9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09页（卷44，第2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78页（卷103，第19页）；冯秉正：《中国通史》，13卷，巴黎：P.D.皮埃雷斯出版社，1777—1785年，第11卷，第67页。

⊙早在十年前或更早，就有明遗民接近吴三桂，鼓动他起兵反对满人，但吴三桂并不感兴趣（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3-164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14-615页（卷44，第12a-13a、13页）；《清史列传》，卷6，第25b-26a、27页，卷80，第4b-5a页。同知刘昆处于流放中，写了好几种著述记述这次叛乱，这构成了其子著作《庭闻录》（刘健，1720年）的基础。流放的刘昆劫后余生，在1683年因忠心耿耿而受到嘉奖（《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488页［卷112，第4b页］；朱希祖：《吴三桂周王纪元释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1930—1932年］，第394页）。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64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20页（卷99，第8b页）。

⊙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两位鞑靼征服者的历史》，第57页。

⊙《清史》，第3813页第1栏；《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22页（卷45，第4页）。

⊙闵明我：《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论》，第310页。很难想象“掌管四省的长官”的檄文是如何传播的。难道这也指其他的藩王？只有福建的耿精忠在1674年造反；广东一直是平静的，直到1676年尚之信才入伙吴三桂。

⊙不应将他与真正的朱慈焕混淆了，后者从未挑起任何的反满叛乱（《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92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16页（卷44，第15a-16a页）、第1232页（卷92，第11a-12a页）。佟国维是康熙的舅父，隶正蓝旗，也授命荡平这次反叛（《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795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22页（卷45，第4页）、第624页（卷45，第9页）、第627页（卷45，第13b-14a页）。一个自称杨起隆的人在1680年被图海抓获并处死，但此人不是1674年密谋造反的杨起隆（《清史列传》，卷6，第50b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32页［卷92，第11a-12a页］、第1246页［卷93，第12页］）。

⊙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两位鞑靼征服者的历史》，第57-58页。高第：《中国通史》，4卷，巴黎：帕伊·热特内出版社，1920年，第2卷，第269页；沃耶·德布鲁嫩［约瑟夫·茹夫］：《鞑靼征服中国史》，上下册，里昂：弗雷尔·迪普兰出版社，1754年，下册，第156-160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17页（卷44，第17页）。不过佟国维的传记确实将吴三桂与这次叛乱联系在了一起（《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795页；《清史列传》，卷11，第13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45-646页（卷47，第5b-7a页）；《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19页；《清史列传》，卷8，第2b-3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15页（卷44，第14a页）；《清史列传》，卷80，第5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16-618页（卷44，第16a、18a-19b页）。

⊙例子见1677年、1678年、1679年的大赦（《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12页［卷67，第16页］、第1047-1048页［卷78，第6a-8a页］、第1083页［卷80，第25b-26b页］），可以将它们与1680—1681年的大赦（《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17页［卷91，第13b-14b页］、第1247页［卷93，第14页］）做比较。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14-617页（卷44，第12b-13a、16b-17a页）、第623页（卷45，第5a-6a页）、第626页（卷45，第11b-12a页）、第628页（卷45，第18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15页（卷44，第14b页）、第621-622页（卷45，第2b-3a页）、第636-637页（卷46，第12a-13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22-623页（卷45，第4b-5a页）、第625-626页（卷45，第9b-10a、12a页）、第638页（卷46，第15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17页（卷44，第17b页）；赵翼：《平定三逆述略》，载《皇朝武功纪盛》，《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3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59页（卷48，第5b-6a页）；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100-101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23页（卷45，第6a页）、第638页（卷46，第16a页）、第651页（卷47，第17b页）、第1327页（卷99，第22a页）；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98页。

⊙他们在三藩之乱中的作用，见他们的传记，《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15页，下册，第683、816页，也见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94、101-111、113-120页。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34页；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111-113页。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13237页（卷403，第32b页）；《清史》，第5423页第9栏；白乐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65年，第39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21-425页；卫德明：《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美国东方协会学刊》第71卷（1951年），第63页。

⊙分别见《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01、420页。

⊙详情见曹凯夫：《三藩之乱：背景与意义》，第77-78、89-140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第456-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