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掌控官僚

上一章描述了战争的胜利，这证实了康熙拥有着超强的军事力量，在此之后，他转而关注对官僚控制的加强。鳌拜一垮台，皇帝就开始在自己周围培植新人。他主要的谋臣仍是满人，但是要指出重要的一点，这些满人不是在战争中扬名立万的老兵，他们是一辈新人，通过政府和宫廷的行政管理获得显赫地位，没有参加过征服战争。这是护卫人员的变化。而且，康熙对政府中民族-政治平衡这一仍很敏感的问题念念不忘。汉人精英想要得到保证：新王朝有意与他们共享官僚权力。在整个平定三藩期间，没有旗人背景的汉人文职与武职官员正日益进入权力和信任的内层圈子。这一发展并不是没有问题，引人注目的是以民族为分野的党争在增长。不过，只要汉人的地方势力已被摧毁，决策渠道听命于皇帝，康熙就能够容忍一定限度的党争存在，以及汉人官僚政治的令人不快之事——腐败。

主要官员

康熙新的谋臣集团中的老资格是索额图，他是索尼的第三子。他的早期仕途现在还不清楚。他能升至高位只能归功于他在1669年铲除鳌拜时给予康熙的支持。在这场危机之前，索额图只是侍卫，并短暂地做过吏部侍郎，而在鳌拜垮台后不出三个月，他就被任命为大学士。这是康熙的第一个重要人员任命，填补了被处死的鳌拜的同党班布尔善所遗员缺。接下来的十年间，索额图权倾朝野，甚至康熙也就此敲打过他。一次是因为他提出要惩处那些他认为是造成了三藩之乱的谋臣，还有几次是因为他的狂妄自大。正是他的后一种表现——未能管束他的兄弟——令他在1683年丢官罢爵。他后来得以重新起用，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谈判中为朝廷出谋划策，但1683年之后其他的满人已取代了他皇帝主要谋臣的位置。

或许不应当太强调索额图反对鳌拜的立场是他后来影响力以及身居高位的决定性因素。在1669—1684年康熙的七位满大学士中，只有索额图、巴泰曾反对鳌拜这位辅政大臣。其他四人（图海、对喀纳、明珠、勒德洪）的信息未曾见到，但第七人莫洛，却是鳌拜的支持者。莫洛仕途显赫，在1674年突然死亡之前，仕途升迁迅速，大权在握。他为官的经历首次见诸记载是在1650年，当时他任数个部院的中层司官。十多年后才又提到了他的名字，这次（1667年）是被任命为都察院副都御史。不出一年，他就担任了极重要的山西-陕西-甘肃地区的总督。他居此位三年，1669年夏鳌拜倒台，他安然度过了随之而来的疾风暴雨。

受鳌拜的宠信当然可以解释莫洛在1669年之前的平步青云，但在康熙亲掌大权之后，他与这位失势辅政大臣之间的关系绝对是不利条件。但莫洛化解了这不利条件，保住了高位，甚至进而成了康熙的心腹大臣。保留他的总督职位是因为，不仅他的同僚，而且还有陕西和甘肃的百姓上奏，替他说话。1670年至1674年莫洛在北京任刑部尚书，其间他作为经略返回陕西，负责西北诸省抵御吴三桂的叛军。莫洛与众不同，是清前期仅有的四位“经略”（其他三人是洪承畴、鄂尔泰、张广泗）之一，也是康熙朝唯一的一位。陕西的文武官员俱听命于他，他同时任大学士、刑部及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更是大权在握。

莫洛身为鳌拜的支持者，侥幸免于被揭发与解职，五年之后他身处可能是最高的战时位置，直接向康熙负责。这似乎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莫洛（以及其他马上就要提及之人）在康熙初年第二个最重要的决定——1673年的撤藩中站队正确（除鳌拜是第一个）。这一决定带来了八年的内战，这关乎新建立的满人王朝的生死存亡，康熙对此殚精竭虑。最后，这位年轻的皇帝拒绝了他大多数谋臣的意见，然而三位满部院大臣站在了康熙一边——莫洛、明珠、米思翰。

与莫洛一样，明珠、米思翰也因撤藩问题上的立场受益匪浅。米思翰与其他两位不同，以反对鳌拜而闻名。康熙感激米思翰早期对他的支持，在米思翰出任户部尚书期间更是如此，鳌拜一垮台，康熙就任命他担任此职。米思翰改进了财政体系，将各省盈余起解至京城并加强国库建设，他在1673年向康熙保证，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支撑平藩战争十年。米思翰卒于1675年，时年44岁，正是仕途一片大好之时。由于他过早去世而未能得到的，他的几代后人得到了，拥有一些世职以及高级职位，甚至还出过皇后。米思翰的家族被称为“清朝最显赫的家族”。

明珠是支持康熙撤藩决定的第三位尚书，成了未来最有权势的廷臣，在1680年代，风头盖过了索额图。从现存的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和九月皇帝的起居注看，在用人和官员晋升方面，皇帝几乎对明珠（有时是同另一位满大学士勒德洪一道）言听计从。

两位满大学士力劝康熙不要撤藩，一位是索额图，他的仕途前面已描述过，另一位是图海。图海是在内战中脱颖而出的，成为战地的满人统帅和战略家。在1675年平定了北方的伯尔尼之乱后，他1676年被派至甘肃做大将军。这一地区在1674年莫洛死后，就没有了统领全局的指挥官。图海为清朝收复了甘肃，接着与四位汉人将领同舟共济，进入陕西和四川平定三藩之乱。

从这些满大学士1669—1684年的仕途简历，可以清楚地看出，官员先前的立场和政治忠诚不是皇帝宠信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康熙对与他统治初年显然最重要的两件事上立场相左的人，也会升至最高官职并以心腹看待。索额图和巴泰站在皇帝一边反对鳌拜，但莫洛却是鳌拜同党；莫洛和明珠（还有不是大学士的米思翰）看出了康熙对几位藩王所持立场的高明之处，而索额图、图海却反对皇帝的行事方式。

可以说，在皇帝决定选择这些人作为主要谋臣时，必定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的考量因素。对于织造、盐政、关差等负有职责、有利可图的地方职位来说，内务府是用人的来源地，但它不必然是通向在京高级官职和权势的途径。就这七位大学士的小规模样本而言，已知只有明珠和巴泰曾在内务府供过职。总的来看，或许我们可以将康熙选择他内层圈子官员的基础归之为这些人已证实的或是潜在的才能。

在1669—1684年担任汉大学士的十人中，只有一位（蒋赫德）是旗人，他在顺治朝以及四大臣辅政时期已是大学士。蒋赫德死于1670年，此后所有的汉大学士都不是旗人。高级官员的民族-政治属性的意义与重要性后面会讨论。汉大学士中康熙最亲近的是李霨、杜立德、冯溥。

李霨（1625—1684）是这一集团的领袖，1658—1684年一直任大学士。李霨在顺治朝从内阁学士升至大学士时只有34岁——被委以如此荣耀和责任如此重大的位置，太过年轻了。他在四大臣辅政期间保持沉默，用他传记中的说法，凡与鳌拜等辅政大臣意见相左时辄“默然”，从而能明哲保身。李霨在康熙治下才名实相副，尤其是在三藩之乱时。他面承康熙处理军事战略的口谕或命令，进而撰拟谕旨。这一工作，他经年累月，不辞辛苦，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李霨与冯溥（1609—1692）、杜立德（1611—1691）一起，形成了平定三藩期间康熙最亲近谋臣中的汉大学士三人组合。

这三人之外，另一位汉官在此期间也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就是王熙，他在1661年顺治遗诏的撰拟上发挥了作用，是最早向康熙警示三藩日益坐大的官员之一。他1667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上奏了吴三桂对国家收入的过分要求以支持他在西南的军队，建议大幅度减少这一地区的绿营兵。在1673年春王熙成为兵部尚书后不久，出现了撤藩的问题，王熙同三位满尚书（明珠、米思翰、莫洛）一起，支持康熙。

叛乱一发生，整个北京城弥漫着不安情绪，官员与百姓坐看政府的反应。这种焦虑，部分是由于吴应熊还在北京所引发，吴应熊是吴三桂之子，也是额驸。在王熙的强烈呼吁下，康熙于1674年初处死吴应熊，这一举动达到了王熙想要的有益效果：恢复人们对满人拥有应付这场危机能力的信心。同年晚些时候，康熙开始委任王熙阅看秘密军事文书。王熙在1678年丁父忧之前一直担任兵部尚书。这时吴三桂已死，击败叛军只是时间问题。在平定三藩之后，王熙服阙任礼部尚书，1682年任大学士。到了1680年代末，他已取代明珠，成为朝中可能最有影响之人。

满汉复职制？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将满人的成功，至少部分归结为愿意在中央与地方的高级职位上与汉人分享权力。清朝的这一行政做法，用术语常常称为满汉复职制（Manchu-Chinese duality或dyarchy）。复职制很好地描述了19世纪的情形，但它在清初根本不适用，因为它忽视了第三个也就是中间的群体——汉军旗人。满人和汉人的双重任命在京城以及汉人居主导地位的地方官场实行，而汉军旗人在地方行政中作为督抚（总督和巡抚），位置很关键。身为皇权在京城之外的主要代理人，督抚是满人控制整个中国的重要工具。

对督抚的任命通常无关乎候选人的民族-政治属性。我们前面已经指出，顺治支持这种平等的理念并将之宣传为王朝的基本政策。对于所有臣民，康熙同样注意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康熙这种关切的一个例子是，1679年兵部尚书王熙的父亲去世，他命明珠率人代为向王熙慰问。满人高官出现这样的情况时他会这样做，因此他认为应当同样对待汉人高官。同样地，1682年康熙决定对汉官的使用与满人同等对待。康熙在1712年回顾他长久的统治，志得意满地说，他在满、蒙、汉间从无区别。促成他此番评说的是噶礼与张伯行的互参案，康熙经过考量最终做出了有利于张伯行这位汉官的决定。

当然，康熙在批评汉官时，也并不留情。有一次他抱怨，当事情一团糟时，大多的汉官都责备他们的满人同僚，而一切进展顺利时，则邀功自居。此后不久，皇帝也公开反对那些出示证据指责皇帝偏袒满人的汉官。康熙之孙乾隆曾经说过：“本朝列圣以来，皇祖、皇考逮于朕躬，均此公溥之心，毫无畛域之意。”

以上是满人在政府中的民族政策的形象与理念，是清初皇帝公开阐释的。但这一形象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例如，1651年有御史指出，所有的总督和二十位巡抚中有十七人是汉军旗人（其他五位巡抚是非旗人的汉人）。尽管这并不代表着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歧视，但还是表明朝廷过分倚赖那些政治上与满人联合并受满人控制的汉人。1667年，又有参加殿试者，声称当时督抚十之二三是汉人，其余全是满人。其实，直到1667年末，这两种官职也还没有考虑任命满人。但上述作者显然是将汉军旗人归于“满人”，只有这样，统计数字才能与他的抱怨对得上。他其实明白自己所说的情况，因为当时汉军旗人在二十九督抚中占有二十八人。只有云南巡抚是汉人。

这些在督抚任命上的民族-政治失衡且有利于满人和旗人的例子，肯定有损皇帝所宣扬的不偏不倚形象。不过，政治的而非民族的考量引导着满族统治者在督抚上的选择。满族朝廷只有一次下令督抚的位置只能使用满人。1668年皇帝决定，山陕地区的督抚只能任命满人。此后，直到雍正朝初年（1723）废除这一政策，山陕地区的督抚全都是满人。除了这一例外，民族属性不是身居各省高位的障碍。旗人，同样还有非旗人，都能够选任督抚，“因材因地因事因时”——一言以蔽之，要看清朝具体的政策规定。

现在可以依年份先后开列清代督抚，他们都有籍贯或旗分，但关键性的清初信息并不可信。开列为来自奉天的督抚已证明他们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汉军旗人。他们的旗籍，在地方志和王朝历史上小心翼翼地避而不提，然而在核查官方八旗的历史之后，却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一些籍贯为内地各省的人，也被证明是旗人。清初督抚的民族-政治背景，经过仔细比对这些史料以及官方传记，会得到相当精确的统计结果。

由表2可知，有清一代督抚职位相当平等地在旗人（满、蒙、汉）与非旗人的汉人间分配。将这些总数分列为总督与巡抚时，旗人在总督职位上显然占优，而汉人在巡抚职位上稍居多数。这些比较当然还不足以说明整个问题。每种的旗人总数中汉军旗人都占了相当的比例（总督36 %，巡抚46 %，整个督抚44 %）。

表2 清朝督抚的构成

早期的满族统治者很欣赏汉军旗人独有的身份，常常任命他们为各省最高的职位（见表3和表4）。与满人或通常的汉人不同，身在其位的汉军旗人政治可靠，语言谙熟，行政熟练。但当康熙开始亲掌大权时，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后任命汉军旗人为督抚持续减少。雍正朝（1723—1735）之后，在新任命的人员中，他们从没有超过10 %，常常更少。比较辅政时期（1662—1668）与康熙初期（1669—1683）的督抚统计数字，能够很好地反映出鳌拜和康熙相异的政治目标。鳌拜等辅政大臣继续极倚赖汉军旗人，一般的汉人被满人任命者取代。而康熙开始满汉并重。辅政时期的人事政策证实了他们基本致力于满人本土化运动：抬升满人的制度、价值，官员凌驾于汉人之上。而康熙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与他的汉臣民调和。

表3 清初总督的构成变化

表4 清初巡抚的构成变化

康熙决定满汉并重有着多重考虑。通婚等形式的汉化弱化了满-汉文化差异。满人现在掌握了必要的语言和行政技能，能够被任命为督抚。1671年3月5日的上谕废除了在京部院以及各省和将军衙门的通事也就是翻译职位，理由是满族官员现在识得汉文。不出两年，康熙事实上就表达了对满人过于汉化的担忧。他担心未来的几代满人会全然忘掉他们的母语。为了阻止这种趋势，他下令编辑一部满汉字典。当然，偶尔还会有不懂汉文的满人官员。达都就是这种情况，他在1674—1675年有几个月出任浙江巡抚。

可能比满人日益增长的能力和文化适应更具意义的是，不论使用满人还是汉人，在政治上都不再是冒险。经过皇太极、多尔衮和康熙本人的努力，到了康熙时期，皇权相对于满族氏族利益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基本形成。康熙初年的人事管理，也标志着汉人军事上反对满人的终结。到1683年，三位汉人藩王的反叛已经平定，台湾也已经从忠于明朝力量的人手中收复。在这种情形下，清朝彻底站稳了脚跟，皇帝不再担心与非旗人的汉人分享政府高级职责。

如果对督抚的任期也加以考虑的话，就可以描绘出满人政府权力分享的更为完整画卷。平均任期和整个任期的时长，依据民族-政治属性计算各有不同，但也别具意义。汉军旗人是最受信任的群体，汉人最不受信任（如果将统计上微不足道的蒙古人排除在外的话）。从整个王朝的平均值看，一名汉军旗人在一个特定总督职位上任职时长是三年半，总的任职时长（两个或更多职位）是六年零七个月。而一名汉人官员，平均一任只有两年零八个月，总任期是四年半，比汉军旗人的平均总任期少两年多。在巡抚中，情势亦然：汉军旗人平均在一个职位上要比一般汉人长九个月，整个任期长八个月。在总督和巡抚职位上，满人通常位于高值与低值的平均任职之间。只有在巡抚的平均任职时长上，满人的表现不如汉人。

可以想见，汉军旗人在整个王朝的平均任职时间更长，因为他们大多数在王朝的初年任职，当时可能缺少才智之士，加上时代动荡不定，造成了所有总督有着更长的任职时间。那么，在征服与巩固期的1644—1683年，满人与汉人出任督抚，会不会和汉军旗人一样长呢？表5是对这一时期的统计，给出了答案。在总督职位上，汉人平均比汉军旗人少一年，在巡抚职位上少八个月。1644—1683年这两个群体差不多可以与上面所给出的王朝平均数相匹敌。而满人在这一时期，任职时长明显地比整个王朝平均数要长。事实上，满人远远超过了两种汉人群体。如前所述，在王朝伊始，极少有满人拥有足以领导一省的行政技能，而能做到督抚的满人任期会更长。相较而言，汉人中才能之士——当满人认为吸纳他们足够安全时——人数众多。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有清一代普遍任期更短，频繁的调任也是为防止汉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根坐大。

表5 1644—1683年督抚的平均任期

督抚的民族-政治构成，不是一个静态的安排，而是随着王朝的需要和最高统治者的不同目标而变化。稍加变动，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满人的权力分享问题：官员品级的厘定。顺治十五年（1658）之前，在京满官的品级要高于同职位的汉人。例如满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是一品，而这些职位的汉人则是二品。当然，有段时间，从1658年到1667年，满汉品级是一致的。接下来在1667年3月，在鳌拜完成旗地圈换以及成为事实上的专断者之后不久，又部分回到了1658年之前有歧视的官品厘定。这一歧视与鳌拜相始终，直到康熙亲掌大权一年之后，满汉官员品级才再次一致。这是通过将满官品级降至与汉人相等实现的——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已在任的官员保持原官品，而将来的任命者适用新的规定。

皇帝、官员与党争

1679年，康熙就人事行政问题向廷臣发布上谕，宣称自己的兴趣不在于对每位官员吹毛求疵并将他们撤职。他说，使用这些人要人尽其才，而不必期盼找到完美无缺的人。多年前康熙朝一位官员在名为《用人宜宽小眚疏》中就说过差不多的话。康熙对这些想法有所扩充，有一次引述了这些言论，且赞成“使功不如使过”。又有一次，他声称，他“宁失出勿失入”。他用一个旗人官员的故事支持上述最后一句，辅政期间，这个人被诬陷，被不公正地处死。为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康熙决定给予判处死刑者机会，重新细审案子，直至他们的罪行确凿无疑。前面的声明揭示出康熙的某种宽容或放纵，但对官员他也有挖苦或强硬的一面。总之，态度暧昧可说是他的待人之道。

康熙对宠信之人，待遇优渥，可从著名的熊赐履案中窥见一斑。熊赐履有功于年轻皇帝的教育，是较早公开反对鳌拜专擅的大臣。康熙在南巡中（两次，1684年和1707年）以及1709年熊赐履去世时都对他予以褒奖。熊赐履去世后，皇帝极为关切他的家境。织造李煦、曹頫受康熙之命，给熊家提供金钱上的帮助，熊赐履的两个幼子受皇帝召见，鼓励他们继续学业。其他杰出官员如张英、张玉书、李霨、杜立德、李光地、王熙等人的子侄，同样得到优待，通过恩荫授予京官。皇帝常常过于仁厚，无视或者说容忍官员们的缺点和玩忽职守。他会叫停对官员贪赃枉法的调查，如果会牵连太多高高在上之人。例如，1688年湖广巡抚张汧因贪污遭弹劾，当案子牵涉徐乾学、高士奇、陈廷敬等人时，就停止了调查，所有这些著名的学者和官员都是皇帝的近臣。

另一方面，康熙极看重操守。皇帝喜欢向老师和谋臣讲，国家是人治而非法治，因此他将重点放在寻求有德的大臣上。康熙力推两个都叫于成龙的人，作为他前期统治的道德完人。大于成龙1680—1682年任直隶巡抚，康熙称他是天下第一清官，无人能及。小于成龙在康熙首次南巡时任江宁知府。康熙高兴地指出，他在北京时通过报告知道有个于成龙，今日一见，果然如同北京的于成龙一样廉洁。他鼓励这位知府——很快就被任命为安徽按察使——要向同名的于成龙学习，不辜负皇帝的信任。

很显然大小于成龙有才有守——难得兼而有之。若必须从中选择，康熙倾向于后者。他知道有才之人难求，但更知道廉洁官员的稀缺。这一态度部分解释了为何康熙力挺张伯行，他是位廉洁自奉的省级官员，尽管他在为人和行政上有很多缺点。1712年当张伯行遭弹劾并被判处死刑时，康熙拒绝惩处他，指出他“实非堪任巡抚之人，但能杜苞苴，操守甚好，可于钱粮无多处令其管守”。

另一位被挑选出作为廉洁典型的是顺天府尹宋文连。大学士冯溥荐举他时，指出他家甚贫。然而康熙斥责了这一想法：所谓廉或贪，无关乎人的贫或富。不过，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在这方面要明智得多，他设立了养廉银，在消除导致腐败的基本原因之一——官员低俸——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

在初期统治结束之时，康熙似乎对自己大刀阔斧根除腐败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腐败，感到满意。当然，他承认地方上为非作歹仍所在多有，只要一方面督抚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另一方面快速调查属下的腐败，就能予以纠正。康熙对于各省腐败的关切，使得他在1682年钦派官员到各省巡察，从直隶开始，与各巡抚合作。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乐观似乎有些盲目。在1680年代末，康熙宠信的明珠、高士奇、王鸿绪等大臣都因腐败遭弹劾——郭琇弹劾了其中多人，由此赢得了铁面御史的名声。康熙在统治伊始就目睹了皇位传承的残酷斗争以及围绕竞争者形成的党争。尽管这些问题的后续发展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但还是有必要说，1661—1684年党争的出现以及康熙对此的态度，显示了前面提到的强硬态度。

康熙对于朋党没有专文论述，这与雍正皇帝不一样，但他有时与大臣讨论这一问题。整体来看，他秉持儒家传统，贬斥结党。例如1677年8月，他召集大学士，斥责那些结党的官员应该“一意奉公”，康熙认为“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他进而说道：“凡论人议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最后，皇帝警告他的大臣，不要结党，要“同寅协恭，共襄国事”。

在这次讨论后不久，康熙迎来了第一次朋党政治危机。1661—1684年，三个门户接踵而起。康熙朝最开始，自然是围绕着辅政大臣实权人物鳌拜一党。在康熙亲掌大权后，由大权在握的满人为首的两党各领“风骚”十年：1669—1679年的索额图党，其后是1679—1688年的明珠党。

索额图在康熙亲掌大权后的头十年能显赫一时可归为两个因素：在除掉鳌拜时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及他是康熙的皇后的叔叔，也就是胤礽的舅公，胤礽在1675年两岁时被立为太子（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在此基础上，索额图很快就成为朝廷炙手可热的人物，康熙本人有一次就如是说。索额图对于政治权力的牢牢把控最终被一场地震动摇！这场自然灾害于1679年9月2日突降北京，毁坏了三万间房屋，近五百人丧命，康熙立即将此解释为不祥征兆，表明在国家行政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他指出党争是当下最邪恶之事，斥责那些只表扬同党而污蔑他人之人。

左都御史魏象枢从皇帝那里得到暗示，上递奏疏，对索额图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在接下来的召见中他重申这一看法。第二天（9月4日），康熙召见所有重臣，为政治秩序的败坏反躬自省，同时也责备臣下。他指出了需要改革的六个方面：（1）民生困苦已极而官员之家日益富饶，此皆苛派百姓；（2）会推官员时，官员朋比营私；（3）战地将领不思安民立功，而志在肥己；（4）各省官员不上报民生疾苦，在京官员不纾解民困；（5）问刑官员不速行结案，判案不公；（6）包衣下人、诸王贝勒家人侵害小民，大发横财。康熙最后说，以上这些，事虽异而源则同，都是缘于中央大臣的腐败，他们为政府运作从上到下设定了基调。

皇帝承认早就了解政府中的这些不法之举，但限于军事形势并希望大臣们会自行改弦易辙而隐忍不发。随着他倾心倾力平定了三藩以及认为大臣能自我洗心革面信念的破灭，康熙已决定大力整顿以弥补过去的不足。索额图位高权重，是首要目标，没过几年他就垮台了。他在1680年休致，尽管皇帝对他的表扬言犹在耳，但此后，先前有恩于索额图的人，开始不断地批评他，辱骂他。1681年，那些索额图曾倡言导致三藩之乱应予以惩处的官员，因康熙重提此事，对索额图奚落挖苦。1683年，索额图几个弟弟的所作所为，又招致了对他的打击。由于未能制止弟弟们的行为以及自己的傲慢不逊，并贪求个人财富，索额图丢掉了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傅之职。1690年，康熙痛斥并羞辱他，因为他在近来的一场战役中，让噶尔丹寻机撤退并逃逸。

最终，1703年，康熙斥责索额图，从未如此严厉，指控他结党妄行，聚集所有不满的煽动者，冲入太子居所而没有下马。康熙在长篇讲话的最后，称索额图不如条狗，“养犬尚知主人恩”，将索额图圈禁，他后来死于禁所中。五年后，康熙怒气未消再次痛斥他，如同痛击一匹死马。这次是在废黜太子胤礽之时。胤礽此前曾交索额图监管，而胤礽荒淫无度，为此索额图死后依然受到指责。康熙历数了索额图的一生，将他定为“本朝第一罪人”。

康熙这些过激言论，可能缘于他感到身为父亲的不称职，但它们也反映了党争最盛时他感到的不安与愤怒。结党不会因为他的反对就自行消散，他生前没有看到党争的最后平息，也没有将结党反对到底。另一不祥的自然现象（1682年）是出现了一颗彗星，这让康熙回头关注自然与社会失序间存在着的因果关系。大多数大臣寻求非军事化的救济措施，比如裁撤军队，以及取消对台湾的远征，这样可以让百姓在十年战争之后休养生息，而皇帝本人却将原因指向朋党。他说，满人是围绕朋友亲戚结党，而汉人是围绕同年或学问结党。结党的第三个焦点是同乡，也是在1682年，当来自山东的大学士冯溥休致之际，康熙沮丧地指出了这一点。

明珠一党，在1680年索额图休致之后主导着朝廷，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它的先行者：它是由满人和汉人共同组成的。从目前所能得到的关于索额图的粗略信息看，似乎他的所有追随者全部或绝大多数是满人。而明珠的许多支持者是汉人（既有旗人也有非旗人）。这些人中有靳辅、蔡毓荣、余国柱、李之芳、徐乾学等名人，头两个是汉军旗人，后三个不是。到康熙前期结束之时，汉人又回到了政治生活的中心，这是进一步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在鳌拜、索额图、明珠倒台后，朝廷中最知名的官员不再是满人而是汉人王熙。

1679—1688年，明珠在朝廷中的影响无处不在，在余国柱的协助下，主导着内阁。余国柱被认为是明珠一党中汉人集团的元凶，试图在会推省级官员时强加他的意志，并从这些职位的候选人那里索贿。他甚至想让御史——据说他最怕这些人——缄口不语，办法是让候选人同意将奏章提交给他，他先过目同意。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就是因为明珠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前面已指出，在整个1680年代康熙转向明珠，征求他的意见以及对人员的评价。这位大学士显然违背了皇帝对他的信任，经常泄露朝廷所讨论的事情甚至是皇帝私下所说的话。知道皇帝的所思所想，明珠可以而且确实借此扩大了他的影响。如果康熙表扬某人，明珠就声称这是他美言的功劳；如果康熙认为某人不好，明珠就找到此人，讲好价钱，承诺可以设法为他弥补。通过上述不同方式，明珠在他周围聚集了阿谀奉承者。

康熙所经历的官员腐败与党争，只是未来系列事件的开端。他早期的人事实践成果，对于老年的皇帝并不是什么甜蜜味道，但他于此，既无热情也无期望，无所作为。此时，他老态龙钟，体力、精力不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雍正皇帝在激烈的党争中打拼并挺了过来，作为胜利者，他采取了措施，在他的治下这种局面不再重演。

决策风格

近来的学术研究充分论证了康熙后期奏折体系已制度化，但即便是在统治初年，康熙对于保密显然已很关注，采取措施收集必要的供决策用的机密信息。1669年8月鳌拜倒台后不久，康熙就抱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信息泄露。这个班子只讨论重大事件，康熙坚持的不是变得保密，而是要绝对的保密。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人机构，人员上只有很少的例外，如前面曾描述过的，它是从清朝建立之前的政治机构衍生而来，开始时人数很少，皇太极统治时，任命八旗人员加入其中，规模扩大。入主中原后，满大学士、尚书又加入其中。过了一段时间，有资格成为该班子成员的人数与类别减少了。开始去掉此职任的是满大学士，在1656年，其后是1662年八旗的特别代表。接下来，康熙关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信息泄露问题，他将八旗都统排除在外，进一步减少了八旗的人数。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数增减似乎与军事活动的多少有关系。从最开始到入主中原，因为军事活动，它的许多成员都不在北京，因此有增加成员的需要，以确保在京有足够的成员商讨重大事宜。到了1662年内地省份第一次平定，接着是1684年收复台湾，临时成员尤其是来自军事领域的成员，从班子撤出。这时它仍旧人员众多（到了这一世纪末，又有更多的文官加入），不易控制。上文已经说过，1689年明珠及同党被指控的罪责之一就是泄露议政结果。

1679年，康熙采取了另一项保密措施，禁止起居注官员参与处理机要事务的廷议，以及他与重要官员的私下交谈。正是通过私下交谈，康熙有效收集了南方各省的情况，这是在平定三藩之后、开始南巡之前，也就是正式创立奏折制度之前的1680年代。有理由相信，这种私下交谈的做法，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构成了奏折制度的一个来源。

与地方官员和钦差的这些交谈，只有一些见之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其中有一种记载极好地反映出康熙渴望得到详尽的信息，值得全文引用。与席柱的交谈，实际上有两次，发生在1684年8月21日和9月1日。席柱是1684年派往福建和广东的钦差，调查沿海形势，并监管台湾收复后人民的安置问题。他一返回北京，就亲自向康熙报告了东南两省的形势：

臣奉往海展界，福建、广东两省沿海居民群集跪迎，皆云：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皇上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今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仰戴皇仁于世世矣。

对此皇帝评论说：“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尔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议准行？”席柱引述先例：“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康熙并不认为这种说法可信：“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对此席柱诿过于他人：

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康熙没有接受站在该省官员立场的解释，而是看出了背后的动机：

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争辩到了现在，席柱心甘情愿地同意：“皇上所谕极是。”

问完了席柱此行的公事后，康熙话题一转，问及他对广东督抚的看法。席柱奏：“据彼处人云总督吴兴祚居官颇善，巡抚李士桢较前任巡抚金俊为优。”康熙评价说：

此言最是。凡居好官之后者，最难胜任，善名亦未易得。居不肖官之后者，最易胜任。百姓苦前官不肖，后官稍有好处，即易显出。前广东巡抚内刘秉权（1668—1675年在任），居官稍优，至卢兴祖（1661—1665年在任）、王来任（1665—1667年在任）、金俊（1678—1682年在任）品行贪劣，人民甚为受累。后李士桢（1682—1687年在任）到任稍优，所以称善。即今原任总督巡抚等或有贪婪积恶者，今皆覆败，于己何益？谓天报甚远可乎？

接着皇帝问起了其他官员：“尔到江南，闻原任总督（大）于成龙，居官何如？”席柱回答：“人俱说于成龙居官甚清，但因轻信，被属员欺罔。”闻此康熙有些惊讶，但并未完全出乎意料：

于成龙因在直隶居官（巡抚，1680—1682）甚善，朕特简任江南总督。后闻居官不及前，变更素行。至病故（1684年5月）后，始知其居官廉洁，甚为百姓所称。或于成龙素行梗直，与之不合者挟仇谗害，造作属下欺罔等语，亦未可定，是不肖之徒见嫉耳。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

靳辅于1677—1688年任河道总督，他是康熙的下一个话题。康熙问席柱是否见过他，河道情况怎样。这位钦差回答：

曾见靳辅颜色憔悴，河道颇好，漕运无阻。臣来（江南）时，见宿迁（北纬33°55′，东经118°20′）地方将水分排筑堤，共计五堤，其二堤已完，三堤正在修筑。水盛时，开闸以杀其势，令其循堤四散分流，无冲决之患。

康熙闻此很是高兴：

河道关系漕运，甚为紧要。前召靳辅来京时，众议皆以为宜更换。朕思若另用一人，则旧官离任，新官推诿，必致坏事，所以严饬靳辅，令其留任，限期修筑。今河工已成，水归故道，有禆漕运商民。使轻易他人，必至贻悔矣。

这时，内阁学士图纳上奏发言。他过去常去江南，自称熟识河道。他的看法是：“必顺水性修理，始能有益。若逆其性，则不能治也。”康熙对此认识嗤之以鼻：“顺水性而治，此自古常谈也。”他指出：“今则不然，黄河不循故道，涣散流决，今倒转一百八十里，令其复还故道，所以为难。若但‘顺水性修治’，有何难哉！”

康熙继续与席柱交谈，问起沿途田禾情况。席柱印象中各地情况不一：

福建田禾甚盛。江南、浙江田禾亦好。山东雨水调顺，彼处百姓皆谓丰收之年。但德州（北纬37°27′，东经116°23′，在山东西北部）至真定（北纬38°20′，东经114°40′，在直隶西南部）雨水不足，田禾稍旱。自此至京师又觉好矣。第一次交谈最后以康熙对善政基础的论述结束：

农事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此二者为先务。凡亲民之官能仰体朕意，在在竭力，何虑不家给人足乎？

儒家都不会对这些话有什么异议。

这次交谈的第二部分是在十一天后。这次要短得多，议题也只有一个：比较施琅与万正色的才能与品行。万正色是施琅之前台湾之役的统筹之人，康熙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两个人。席柱首先谈到万正色，说：“为人忠厚和平，居官亦优。”接着康熙解释了他何以反对万正色：“万正色前督（福建）水师时，奏台湾断不可取。朕见其不能济事，故将施琅替换（1681年），令其勉力进剿。遂一战而克。”康熙问现在两个人和睦否？这位钦差说：“二人阳为和好，阴相嫉妒。”接着谈话转到了施琅的品行。席柱认为：“施琅人材颇优，善于用兵，但行事微觉好胜。”康熙同意这一判断并认为：“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褊浅，恃功骄纵，此理势之必然也。”

与席柱的交谈很好地表现出了康熙与官员间的有问有答——当然通常是皇帝在发问——以及皇帝如何利用交谈作为必不可少的信息搜集过程。然而，私下会见还是有其局限性。各省官员不可能经常招之即来，从其职位上离开以便让皇帝了解很多事情，这需要巨大开销，也很不方便，还会旷职。偶尔的交谈使得康熙对各省事务有着个人的以及回顾性的看法，但是当事情发生并发展，要全面且持续不断地了解情况，就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奏折制度，它确保了清朝皇帝有稳定的信息流，以及独立的判断，并给各省的信息提供人员以机会，进行坦诚的意见交换。

保密不是推进康熙设计新的信息收集制度的唯一原因。他也厌烦了书案上奏疏的平淡、重复、琐碎、冗余。他一再命令官员大胆地说出重要的事务，要求奏疏的写作简单明了，这都表明了他在信息收集方面并不成功。

具体到科道官员，康熙还面临另一个问题——他们在奏疏中风闻言事。在四大臣辅政期间，禁止捕风捉影，无真凭实据进行弹劾，康熙继续这一政策。1671年，特别禁止风闻言事。然而1679年，这个问题又被讨论。这一年的地震曾促使魏象枢攻击索额图，给事中姚缔虞对地震也做出反应，他强烈请求康熙，如果想让（正如他所做的）监察官员如同顺治朝一样，报告无所畏惧且正直的话，那就应该再次同意风闻言事。如果不想这样的话，姚缔虞认为，不道德的官员将肆无忌惮，因为他们知道御史胆怯，不敢参劾他们。廷臣的会议并没有支持姚缔虞的主张，康熙也没有。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会影响诚实正直的御史，这些人从来不会无真凭实据地妄加弹劾，但它会被道德上不诚实之人钻空子，公报私仇。明朝覆亡时就发生过，他不希望步其后尘。他想让御史在所有的事情上，真正成为他的“耳目”，而不希望他们信马由缰，只是“风闻”就随意弹劾。

康熙的人事管理制度是对他军事领导的补充，确保了清朝的统治。最突出的是，他拓宽了政治参与，将之从旧有的满洲战士群体及同盟，扩展到满人与各种背景的汉人。统计数据揭示了京内外政府最高职位上日渐受倚赖的非旗人的汉人的剧烈变化。李霨、王熙等汉人领袖的出现，与平定三藩时汉人军事力量和指挥官的日益重要同步。那场战争和之前的反对鳌拜的斗争，是对康熙的严峻考验，在这一过程中，他组建了自己的有着重要谋臣的团队，形成了自己的统治政策。因关注来自大臣的奏报的高质量，康熙开始发展一种通信体系，给他提供完备、精确又各自独立的信息，以便高效地决策。皇帝也寻求推动廉政、消除腐败以及抑制朋党，但他只是做到了有限的成功。到了他漫长统治期的末年，这些问题依旧缠绕着他及其继任者。但是康熙达到了他的主要目标：得到了满人以及汉人官僚精英的效力和忠心支持，并将他们的才干用于帝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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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208页）考察了十四位高级满人京官的仕途，结论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文武领域都任过职，而且在入关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始于行伍，而康熙的谋臣与之不同。

⊙《清史》，第2453页。时间是康熙八年八月二十四日（1669年9月18日）。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64页。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64页，写到了索额图；《清史列传》，卷6，第21页，写到了巴泰。

⊙其传记，见《清史列传》，卷6，第41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19页（卷29，第5b-6a页）、第447-448页（卷31，第18a-19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36-637页（卷46，第12a-13a页）；朱彭寿：《旧典备征》，无出版地，1936年，卷1，第12页。

⊙传记中提到了他们的支持：莫洛，《清史》，第3826页第3栏；明珠，《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577页；米思翰，《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581页。

⊙《清史列传》，卷6，第20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579页。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残余档案中是“八月”，“九月”见于《史料丛刊初编》，第473-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