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784页。

⊙巴泰、对喀纳的信息极少，尽管每人都有简短的传记，分别见《清史列传》，卷6第21a页、卷6第24a页。对喀纳死于1675年，巴泰是1677年之后因年老体弱致仕。两人显然都与当时的重大事件没有什么关涉。最后一位满大学士勒德洪，根本没有传记，在《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83页，简要提到他在1673年前往广西执行调查一事。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87、103-104、174-175页；何炳棣：《扬州盐商：十八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研究》，《哈佛亚洲学刊》第17卷（1954年6月），第131页。

⊙1654—1670年他是大学士，他的传记见《清史列传》，卷5，第38a页。

⊙房兆楹的用语，见《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94页。

⊙《清史》，第3809页第5栏；《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2196页（卷3，第7b- 8a页）。

⊙《清史列传》，卷8，第2a页。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2223页（卷4，第19b页）。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19页；《清史列传》，卷8，第2b-3a页；《清史》，第3812页第9栏。

⊙费正清：《1840年代和1850年代的满汉复职制》，《远东季刊》第7卷（1953年5月），第265页。

⊙何国梁：《清代的军机处》，《远东季刊》第6卷（1952年2月），第175页；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22页表5；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214-215页。

⊙清朝督抚制度的发展，见劳伦斯·凯斯勒：《清朝督抚的民族构成》，《亚洲研究杂志》第28卷（1969年5月），第490-492页。这一部分关于督抚的内容大多来源于我的这篇范围更广的研究。（此文见本书的附录。——译者）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51页（卷78，第14b页）。

⊙起居注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682年2月15日）。五天后，汉大臣受邀到乾清宫以庆祝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32-1333页［卷100，第3a- 5b页］）。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252-254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15页（卷83，第10a页）、第1123页（卷83，第24b-25a页）。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第24页。

⊙《清史》，第3889页第7栏。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第24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25-326页（卷22，第17b、18b、20a页）、第358页（卷24，第27a-28a页）。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5350-5351页（卷23，第8b、10a页）。

⊙《八旗通志》，卷339，第1a页。

⊙严懋功编：《清代征献类编》。根据民族-政治属性，严懋功的督抚表格开列了所有清朝的总督和巡抚（不包括已开列为总督的）。这些名单构成了潘光旦所总结出的清朝总数的基础，见潘光旦：《近代苏州的人才》，《社会科学》第1期（1935年），第70-71页。潘光旦的数字，又被芮玛丽引用，见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第二次印刷，补充新的注释，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55页注k。

⊙《八旗通志》，卷339-340。感谢史景迁提醒我注意清朝重要官员的奉天籍和旗籍的关联。对此问题的发现可在他的书中找到，见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71-72页注119。同样，可以推定辽东籍和旗籍也存在着关联。翻翻《盛京通志》（1736年版，台北，1965年重刊本）卷34“人物”的名单，就可以看到太多汉军督抚被列为“辽东人”。

⊙举一个例子，汉军镶黄旗人施维翰被列作上海人，见《清史》，第3951页第9栏，《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6003页（卷154，第33a页），以及福建、浙江、山东的方志，所有这些都没有提到《八旗通志》中所记载的他的旗籍。

⊙《清代名人传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史列传》《清史》以及地方志。

⊙劳伦斯·凯斯勒：《清朝督抚的民族构成》，第497、500页，表2、表3。

⊙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1967年2月），第191-193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97页（卷35，第5b-6a页）。

⊙起居注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673年5月27日）。该条的后一部分，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83-584页（卷42，第2b-3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703页（卷51，第13b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5976页（卷153，第37b页）。

⊙劳伦斯·凯斯勒：《清朝督抚的民族构成》，第509页，表12、表13。

⊙如果苏州可以作为代表性个案的话，通过比较，还可以看出民族属性不同，任期也不同，这也存在于清初的地方官职之中。整个康熙年间，旗人担任知府的平均时长是4.3年，知县是3年，而汉人担任以上职位的平均时长仅2.7年（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74页）。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5300-5302页（卷18，第31b-36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307-308页（卷21，第10b-11b页）、第461-463页（卷32，第17b、20b-21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19页（卷83，第17a页）。

⊙《皇清名臣奏议》，卷17，第19a页。这一奏疏是1665年浙江总督赵廷臣所上，他对投降的叛乱者很宽大，声名远播。他的传记，见《清史列传》，卷5，第26a页；《清史》，第3946页第8栏。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31页（卷114，第29b-30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38页（卷115，第11页）。

⊙《清史列传》，卷7，第49a-50b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230、274-275页。

⊙《清史列传》，卷9，第33a页。

⊙例子见他1673年与熊赐履的谈话（《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77页［卷41，第14页］），1683年与新任命的福建巡抚的谈话（《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451页［卷109，第13a页］），1679年与全体廷臣的谈话（《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23页［卷83，第25a页］）。

⊙这两位官员，名字完全一样，常被混淆。区分最大的障碍是两人都做过直隶巡抚，大于成龙（1617—1684）是在1680—1682年，小于成龙（1638—1700）是在1686—1690年。两人的传记信息见《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937-938页。小于成龙是旗人，不过《八旗通志》未将他包括在旗人官员的名单内（见卷339-340）。更混乱的是，在清初至少还有另外两个于成龙（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0、142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38页（卷92，第23b页）、第1258页（卷94，第11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71页（卷117，第18b页）、第1575页（卷117，第25a页）。

⊙史景迁：《康熙皇帝自画像》，第53页。对此事的全面描述，见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240-254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38页（卷92，第23b页）。冯溥的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43页；宋文连的传记，见《清史》，第3984页第6栏。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00页（卷112，第26b-27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73-1374页（卷103，第10b-11a、12a页）。此命令是否曾在直隶以外的地方实施，《实录》语焉不详。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36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20-921页（卷68，第12b-13a页）。称呼派系的名词为“党”和“门户”。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759页（卷56，第1b-2a页）。册立仪式是在1676年1月26—27日举行（《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796页［卷58，第19a、19b-20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435页（卷108，第6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05-1106页（卷82，第14、16b页）；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页。一条西文材料夸大了伤亡人数，说是三四十万人（冯秉正：《中国通史》，第11卷，第88-89页）。

⊙《清史》，第3898页第3栏；《清史列传》，卷8，第11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07-1108页（卷82，第18a-21b页）。

⊙《清史列传》，卷8，第11、12a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435页（卷108，第6页）。

⊙《清史列传》，卷8，第12b页。康熙在1712年对李煦（汉军旗人、皇帝心腹）有相同的口头辱骂，见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262页。

⊙在1682年8月26日（《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78页［卷103，第20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79页（卷103，第21a-22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87页（卷104，第13页）；《清史列传》，卷7，第40a页。康熙初年有两位大学士来自山东同一个县（益都县）——冯溥（大学士，1671—1682）和孙廷铨（大学士，1663—1664；传记见《清史列传》，卷5，第43b页）。

⊙1703年受惩处的索额图一党名单中只有一个汉人（《清史》，第3931页第4-5栏）。这些人都没有传记，但其中邵甘例外，他1681—1684年任漕运总督。

⊙大多数人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有传：上册，第161页（靳辅）；上册，第310页（徐乾学）；下册，第734页（蔡毓荣）。这些人，还有其他人的名字基本上是从1688年郭琇弹劾明珠的奏疏（《清史列传》，卷8，第13b-15b页）以及明珠传记（《清史》，第3931页第6栏）中辑出的。明珠一党另外两个非旗人的成员是熊一㴋（《清史》，第3984页第9栏）、张汧（《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01页）。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19页。

⊙《清史列传》，卷8，第13b-14a页。

⊙史景迁：《康熙皇帝（1654—1722）的七个阶段》，《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1967年2月），第209页。

⊙两位皇帝对党争和腐败看法的比较，见吴秀良：《清朝的通信与帝国控制》，第111-113、115页。

⊙吴秀良：《清朝的通信与帝国控制》，第五章；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六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39页（卷31，第1a-2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2-113页（卷6，第4b-5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32页（卷84，第15页）。

⊙清初其他收集信息的制度及局限，见吴秀良：《清朝的通信与帝国控制》，第20-26、107-108页。

⊙一次是与大于成龙在1681年（《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98页［卷97，第12b页］），另一次是与佟国维在1683年（《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03页［卷113，第1b-2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01页（卷112，第29b页）、第1506页（卷113，第7b页）。

⊙文字的第一部分可以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找到，第1548-1549页（卷116，第3a-6a页）。

⊙传记信息：吴兴祚，《清史列传》，卷9，第1a页；李士桢，《清史列传》，卷72，第50a页；刘秉权，《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5901页（卷151，第1a页）；卢兴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5939页（卷152，第20a页）。吴兴祚在1682—1689年任总督。（引文中的括号内容系作者劳伦斯·凯斯勒所加。下同。——译者）

⊙于成龙从1682年起任总督，1684年夏去世（《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937页）。

⊙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61-163页。

⊙召见是在1682年12月11日（《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408-1409页［卷106，第4a-5b页］），当时靳辅的治河日益受到攻击。

⊙吴秀良简要指出了康熙对天气情况及收成抱有兴趣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见吴秀良：《清朝的通信与帝国控制》，第34-35页。

⊙第二次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50页（卷116，第8页）。

⊙万正色的任命是在1679年（《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78-1079页［卷80，第16b-17a页］），他是在1681年被施琅取代（《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91页［卷96，第29页］）。他们的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53页（施琅）；《清史列传》，卷9，第16b页（万正色）。

⊙实际上，台湾是不战而降的（上一章有过描述）。

⊙康熙在1688年再次指出施琅的自大（《［雍正］日讲官进呈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残余档案，［雍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例证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464-1465页（卷110，第11b-13b页）、第1530页（卷114，第27b-28b页）、第1536-1537页（卷115，第8b-9a页）、第1539页（卷115，第13b-14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6页（卷2，第20a页）、第540页（卷38，第24页）、第568页（卷40，第20b页）。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3184-3185页（卷45，第14b-15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18页（卷83，第15a-16b页）、第1122页（卷83，第23页）；《清史》，第3954页第3栏；《清史列传》，卷79，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