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国学术与汉族学者

康熙既是一位艰苦卓绝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战略家，又是儒家君主的榜样，学问的伟大赞助者。身为统治中国的满人，他有两个新的学问领域要掌握（除了他的母语满语之外）——汉人的经典学术以及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所带来的新的西方知识。康熙的思想成就和领导地位，对清朝皇帝所营造的“国家与文化的统一”做出了极大贡献。康熙不但个人学术有成，还成功地吸纳汉族学者进入满人政府。对科举及其辅助制度的操控，阻碍了汉人效力满人政府，不过，随着1679年博学鸿词特科考试的举行，最终大获成功。

中学

康熙的早年教育——开始是皇子然后作为统治者，在1669年鳌拜倒台之前，都不正式，当然在这期间有许多人请求他接受更为正式的辅导。在鳌拜危机结束后，康熙以特有的精力，转向经典学习。从这时起，皇帝投入大量时间，接受儒家教育，虽徒有其表，至少能令他利用汉人的正统意识形态象征意义，在文化领域维持着统治，尽管他是一个异族人。1673年三藩乱起，这使得他暂时放弃这一目标，但即便是在战时，这种学习也在继续着，只不过规模减小而已。这无疑是精心的努力，要给汉人学者留下好的印象，当时他们可能对支持新政权还摇摆不定，但这也是因为他日益认识到，系统了解汉文化和制度，对于一个异族君主统治汉人来说绝对必要。安熙龙曾总结说，辅臣们对汉人精英的仇恨“蒙蔽了他们使用汉人的准则作为帝国控制的一种手段的可能性”。而康熙与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

皇帝正式参加两种学习——一种是“经筵”，是纯仪式性的，只是为了宣传。经筵始于1657年，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每次选出两位满人和两位汉人作为经筵讲官，主持典礼。他们从经典中选择一段话，进行讲解，提交给皇帝以做进一步评论，这些会记录在经筵的讲义中。在指定的日子里，在朝堂之上，经筵讲官诵读这段文字以及他们的讲解，之后皇帝会用他的话复述。

就皇帝的教育而言，经筵徒具形式而无实际价值。日讲才是真正的学习，这一做法始于1655年。这种日讲，始于阴历二月，在春季经筵结束后，一直持续至6月21日夏至，这是阴历五月份。在秋季经筵结束后的八月，继续日讲，冬至即12月21日结束全年的学习。在皇帝批阅完一天的奏疏之后，两三位讲官觐见皇帝，与他一起讨论几天前为他选定的课业。这种日讲，可能会抑制皇帝的智力成长，但康熙改变了程式，使它成为更具意义的教育过程。

康熙在1670年11月开始了他的正式教育。他下令礼部挑选吉日以开始经筵与日讲，并制定了详细的时间与课程安排，挑选了日讲官和经筵讲官。礼部决定遵循顺治时期的做法，设定1671年1月1日和3月27日分别为首次日讲和经筵典礼日期。日讲官和经筵讲官从新近复设的翰林院中挑选。经筵典礼如期于3月27日举行，前一日大学士杜立德代皇帝祭拜了中国最伟大的教师孔子。然而不知何故，日讲直到5月18日才举行，比计划推迟了五个月。

康熙初年（1684年之前）任命的128位经筵讲官和日讲官的身份，在几个方面都具有意义。首先，这两大群体有着不同的民族构成。经筵讲官的满汉人数大致相等：前者25人，后者26人。而77名日讲官中满人只有20人。这反映了两种活动的目的各异。经筵意在典礼和政治目的，将满洲统治者刻画为圣明的儒家君主，在满汉经筵讲官的挑选上，数量严格相当会给这一形象加分。而日讲官，更多是为了皇帝的教育，而不是帝国的教化，这就要求任命的基本上是谙熟儒家经典的汉人。

日讲官和经筵讲官的第二点不同，是他们被任命时的官品和官职不同。1671—1684年128名被任命者的情况见表6。很显然，大多数经筵讲官是各部院和翰林院的高级官员，而日讲官则来自翰林院和詹事府，且通常是这两个教育机构的低级官员。如同民族构成一样，这种不同也在于它们目的不同：高级行政官员对国家的一项重要功用来说是合适的，而文学侍从机构的中低级官员更能满足日讲的需求。后者是朝廷中的饱学之士，不担负行政的重任。他们品级低，皇帝任命时得心应手，日讲时与他们的相处也轻松自如。许多知名的与康熙有学术联系的汉人都是六七品官员：张玉书、高士奇、汤斌、韩菼（都是正六品）；张英、王鸿绪（都是正七品）；徐乾学、朱彝尊（都是从七品）。当时另两位著名学者熊赐履、李光地被任命时有着更显赫的地位和更高的官品，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正三品）。

表6 经筵讲官、日讲官（任命时）的官品、官职（1671—1684）

续表

这两个群体身份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他们学说的隶属关系。中国史家常常指出康熙以后的清帝尊崇程朱理学为正统，只挑选这一派的学者作为日讲官和经筵讲官。例如，康熙1670年表扬“二程”，选择他们的两位后人为五经博士；1713年他为钦命编纂的《朱子全书》撰写序言。我想要表达的更为重要的是，康熙初年最著名的程朱理学人物恰就包括在皇帝经筵讲官和日讲官之中，如李光地、汤斌、熊赐履、张玉书等学者。程朱理学的其他著名崇信者，比如魏裔介、魏象枢、张伯行，都在政府身居要职。据说，康熙在1684年任命汤斌为巡抚，是因为他对汤斌醇儒的印象极深。康熙支持这些人的政治和道德学说——他们基本上消极看待个人和政治的关系，而这只是清朝统治者利用儒学服务于日益专制国家的持续性运动的一个步骤而已。

皇帝的警觉之心和他的求知欲不可能长久地受限于日讲。显然，起初日讲官也没有每天而是隔天讲授。变化发生在1673年3月，当时康熙认为他的教育不应间断。他觉得自己读得过多，想要就所学每天进行讨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常常对季节更换并不放在心上。每逢夏至和冬至，日讲在顺治朝时是停止的，可康熙并不叫停，而是贯穿一整年。由于天气的原因，康熙会临时停止日讲，但时间也比规定的要短。为了减轻自己经年累月学习给日讲官们带来的困难，康熙保证他们在冬天穿得暖和，当他在夏天的居所继续学业时，在那里给他们提供食宿。康熙在三藩军兴后，一段时期曾荒废学业，但到了1674年10月，他恢复每天的日讲学习，甚至在他的生辰也不中断。

1683年皇帝改变了日讲时间。他的课程被安排在批阅奏疏和讨论政务之前，而此前是在其后。这意味着日讲官不得不在当天比以前要更早进宫，可无论他们多早到达，据记载，康熙总是穿戴整齐，有一大堆问题要提问。日讲官们抱怨说，他们日夜忙碌，就是为了跟得上为皇帝挑选更多的经史篇章供他阅读并思考的要求。康熙的来自西方的老师们——耶稣会士白晋、张诚、安多，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日讲程式本身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到皇帝的批评，康熙反对他应该只是坐着并听取日讲官们对每日学习内容的讲解。他指出，被动听讲虽历来如此，但对于他认识的增长无益，并非极善之法。他希望有机会与师傅对话，讨论课上的内容，同时也向他们请教自己在宫中阅读这些文字时所产生的疑问。因此在1675年，他改变了规定：此后，日讲官完成了讲解后，他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开始时康熙显然谈论他所能想到的任何话题，但在1677年，他决定应该将讨论限定在朱熹的《四书集注》或《资治通鉴》。到了此时，康熙还是在日讲官讲解之前而不是之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康熙改变了日讲的安排，使它成为皇帝教育更可行的工具。与日讲官的见面也比之前更频繁，皇帝成了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无论怎样改变和改进，日讲仍十分正式，规定严格。对此康熙依然不满。在日讲的框架内，他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针对个人的、非正式的以及灵活的教育——更不用说经筵了。终于，康熙在1677年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南书房。

最早入值南书房的两个人是张英、高士奇，后者的入值是因为书法出众。众所周知，皇帝并不特别擅长书法，他在宫廷侍者中找不到一位长于此道的人，也找不出能与他就所看书籍进行讨论的有学识的人。他在1677年11月挑选两名翰林院官员作为在宫里留宿的学者，这就是原因所在。内城的一处空闲房屋（南书房）由内务府划拨给张英和高士奇，事实上他们被当作内廷的成员。他们从正常的升迁和调任的名单中被拿去，也明确禁止参与任何的朝廷政治。

现在康熙身边有了不论昼夜都可以随时召来的汉人学者，他们可以教他书法，帮他撰拟谕旨，编辑他的许多著作，就他正在挑选并学习的儒家经史进行讨论。这些人以及继任者，是身在北京或南巡途中以及塞外狩猎的皇帝的固定同伴。

至此，我讨论的只是康熙学习汉文化的形式，没有涉及学习的内容或是皇帝作为学生的表现。至于日讲的内容，皇帝是从《孝经》和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开始的。对《孝经》的注解（《孝经衍义》），是1671年钦命熊赐履、叶方蔼等日讲官所编纂的。为了皇帝的学习，宋人的《大学衍义》一书在1672年以满汉合璧的形式重刊，并且听从太皇太后的意见，下发给帝国每位官员。皇帝四书学习的完整课本在1678年以书的形式出版（《日讲四书解义》），皇帝亲撰序言。

在学完了这些高度认同朱熹且是每个汉人学者都极为熟悉的著作之后，皇帝和他的日讲官们转而学习其他经典——《尚书》《易经》《诗经》。在研读它们直到满意之后——据说康熙反复阅读数遍，康熙下令编纂并广为传布他日讲师傅的讲解文字（例如《日讲书经解义》）。在阅读经典的同时，皇帝也学习《资治通鉴》。从1676年开始日讲官为他讲解此书（用的本子是朱熹撰《通鉴纲目》），但1680年日讲官们觉得到了学习《易经》的时候，可是康熙于晚间在宫里仍与张英一起研讨《通鉴纲目》。皇帝对《资治通鉴》的评论收录在宋荦1708年刊行的新版《资治通鉴》中。

官方的记述并没有提供太多这位身为皇帝的学生在课堂上是如何学习的。所刊行的只是皇帝对一个题目很简短的意见，接着是日讲官们的奉承、颂扬。有时候，会进入实质性的探讨，我将描述其中两个代表性事例，以展现康熙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思考。

第一个例子是1673年康熙和熊赐履就异端思想交换看法。在跟随这天的三名日讲官（熊赐履、喇沙里、孙在丰）学习之后，康熙召熊赐履上前，说：“人心至灵，出入无向，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骛。”熊赐履回复：“天下义理，具于人心，载于书册”，故皇帝勤于学习就能洞察事理。

对于异端的问题，康熙声言：“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熊赐履抓住这次机会，提醒皇帝，不仅佛道中的邪说，而且“一切百家众技、支曲偏杂之论皆当摈斥”，熊赐履说，人必须小心避开它们的诱惑，则“永无毫厘千里之失矣”。一周以后，康熙再次与熊赐履讨论这一问题。他忆起自己九岁时，有位喇嘛造访宫廷提倡佛教。刚继位的康熙当时驳斥了他的论调，此后就一直厌恶佛教中的邪说。不过他指出，现今人们常常在葬礼上召僧道做法事甚至将死者火葬，他不明白这将如何面对朱熹所规定的礼仪以及受人重视的正统观念。熊赐履深信不疑地向他说，他们是不相信的，但“愚民”，以及令人吃惊的是甚至一些有知识的人，相信僧道的做法有效。然而，这些做法不能被消除，即便皇帝继续效法尧舜并努力改造百姓。

康熙向师傅们痛斥佛教和道教，这是饶有兴趣的现象，因为康熙为了国家利益，赞助喇嘛教，常去造访佛教圣山——五台山，建造了许多佛教寺庙。当然，他与汉人学者在一起时，表达的是严格的正统儒家观点，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这是一种多面相的运动的组成部分，以赢得这一关键的社会和政治群体的支持，以及他们对满人政权是中华文化的保存者而不是破坏者的承认。这里以及别处所表达出的信息是，满人不是被视作有着迷信观念的蛮夷，而是开明中华价值观的拥护者。

我叙述的康熙第二个言说是1675年他对孟子人性善观念的简短断语。下面是康熙的原话：

人性之善，无分贤愚，只在勉强行之。董仲舒有言：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诚为学之要也。

康熙同意汉代哲学家董仲舒对孟子立场所做的轻微改动。董仲舒相信人性中向善的潜质，但认为只有通过圣君之教才能充分发展。这种认识高度赞扬了皇帝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这当然是康熙愿意支持的立场。康熙还说过，知识就是美德，应该积极寻求。

西学

康熙第一次认识西学，是在1668—1669年的历法之争中，这在第三章已有叙述。从他个人对此事的考察看，康熙开始认识到科学知识在中国遭蔑视，但是西方天文学和数学方法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因为它的精确性得到了证实。接下来的数年，康熙与南怀仁神父一起研究数学、地理、天文，与徐日昇神父一起学习音乐。

南怀仁也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译成满文给皇帝看。耶稣会北京传教团的创立者利玛窦早在1607年就将欧几里得的前六本译成了汉文，是在著名归教者徐光启的协助之下，徐光启1633年去世，时任大学士，位极人臣。《几何原本》如其名字，是由耶稣会士引入中国的首部最重要的西方数学著作，它有数个版本。

欧几里得几何的方法论——定理如何表述并如何一步步证明——强烈吸引着阅读利玛窦-徐光启译本的中国人，他们坚持认为应该翻译更多的西方科学著作。中国人的兴趣从1582—1773年（从利玛窦来华到耶稣会解散）耶稣会士译成汉文的天文学和数学译著的数量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总共352种译著中，71种属于天文学，20种属于数学，占到了总数的25 %，只有神学的译著（196种，约占总数的56 %）超过了它们。天文学和数学译著的数量在18世纪急剧下降，它们主要是在17世纪完成的：前者有65种，后者有17种。另一种资料所开列的数字稍高，同一时期有132种科学译著（包括地理学著作），其中42种出现在康熙时期。各种主题著述中，仅南怀仁一人就译了30种。第三种资料给出了最为完备的西方著作译为汉文的数量，有134种手稿或刊本是在1668—1688年完成的，此时南怀仁是耶稣会的领袖。这些目录文献数字显示出，西学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有多少是通过耶稣会士的积极翻译进入中国的。

南怀仁所译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完成于1673年，时值三藩之乱前夕，战争迫使康熙的学习（包括中学和西学）大为减少。然而战争期间，康熙开始向南怀仁学习并极为欣赏他的一种技艺：铸造大炮。外国的大炮（红夷炮，如此叫法，是因为荷兰人最早将它们引入中国），应皇帝之命，由耶稣会士负责铸造，帝国军队使用它们，成为各种战争的利器。南怀仁奉命投入工作，在1674年铸造了132门重炮，尽管他郑重声明他是神父，在大炮制造上没有受过训练。在整个平定三藩期间，南怀仁制造了300多门比上面的一组稍轻的火炮。康熙赞许他的工作，喜欢让南怀仁给他测试每种样品，甚至有一次他亲自瞄准——不过是让随从点燃了这种声响惊天动地的武器。然而，这些大炮不只是皇帝的玩物（康熙已有八尊专门制造并饰有金龙的大炮，供他个人在狩猎中使用），它们是有效的战争武器，康熙的战地指挥官对此有很大需求。亲王岳乐为了湖南战役两次请求大炮，认为离了它们战争不可能取胜。红夷炮也运用到了1681年收复四川以及1679年姚启圣在福建打击郑氏叛军中。

南怀仁对于清朝的优质服务，当然依然是制定历法。1669年战胜了杨光先之后，南怀仁主管钦天监，但并非没有保守的反对意见和攻击。1672年，他们指控南怀仁错算了闰月和立春、立秋的时刻。由大学士、九卿等组成的一个特别班子，对此进行了调查，还南怀仁以清白。1676年的一次日食是对西洋和中国传统历算的又一次测试机会，南怀仁和钦天监满监副安泰，使用各自的方法，计算出的整个日食过程并不相同。6月11日发生日食这天，安泰的估算十分不准确，南怀仁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计算也并不完全准确，当然相比较而言更接近实际情况。然而他解释说，这一误差看起来很明显，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日食发生在太阳西落之时（下午六七点钟），接近地平线，大气条件使得太阳的大小看起来有变化，所见整个日食过程也有变化。

康熙对这些科学之事有着强烈的兴趣，也对向他介绍西方思想和方法的知识渊博的耶稣会士极有兴趣。这种关注令南怀仁洋洋自得，认为这是使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机会，但耶稣会人手不足，经费捉襟见肘，这促使他1678年写信给教内的上司请求招募更多的人员，下发更多的经费。这封信译成了好几种文字，广为出版，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看到了，将此信交给国王的首席大臣柯尔贝尔。柯尔贝尔当时正热衷于推广艺术和科学，对于与中国学者的联系很感兴趣。他获得了国王的同意，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收集地理和天文信息，供皇家科学院使用。又经过数年的时间，这一计划才开始实施。1685年，六位耶稣会士被派往中国，同船的还有法国派往暹罗的第一任大使。

这第一个来华法国教团随后的经历已经超出了本书的研究时限，但围绕它的一些事件涉及康熙对西方科学接受的问题，还是应当指出的。1687年7月，这些耶稣会士抵达宁波，浙江巡抚和礼部官员开始要遣送他们回国，但是当时还在东北地区狩猎的皇帝，一回到北京就改变了官员的决定。想象这些耶稣会士都是精于数学和天文学之人，他想在朝廷中雇用他们。南怀仁影响了康熙的决定，这是他最后为耶稣会所做的事情，他1688年1月20日去世，在这些新招募的耶稣会士抵达都城前的数周。

这些法国耶稣会士全都经过数学训练，可康熙最终只同意留下两位为他服务——白晋和张诚，其他的人到外省去传教。几年后，1690年初，康熙召见了当时在北京的四位传教士——除了刚才提到的两位，还有徐日昇、安多，令他们将西方著作译为满文。白晋在他的康熙传记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记述了耶稣会士的学术工作以及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接受。白晋评述的极重要部分见下：

我们四个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幸被皇帝召去为他讲解欧洲科学，有的用汉语讲，有的用满语讲，因为满文比汉文更容易，更清楚。皇帝知道张诚神父和我，经过七八个月的学习，在掌握满语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足以使人听懂我们所说的满语。他要求我们两个以满语为他讲解我们的科学。为了使我们能进一步进修，他给我们指派了一些教师。在一个月期间，我们每天到宫廷的总教习那里去听课。就在那一个月里，安多神父用汉语为他讲解了一些主要的数学仪器的使用，以及过去南怀仁神父曾经教过他的几何和算术的运用。他首先令他们用满语讲解他早就一直想学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原理，他要对这些东西了解得像教师那样深透。

为了便于教学，他把一套过去顺治皇帝曾经住过的房间给了我们。在此之前，他在那里用膳，并度过白天的部分时间。然后，他又令臣下为我们提供了一切必需用品。为此，他还亲自下来过问，甚至连一些琐碎的小事都注意到了，这使得我们感到很惊奇。他还下令侍从，每天清晨把马从他的马厩里牵出来，接我们到皇宫里，晚上又把我们送回住所。皇帝委托他皇室里两个精通满语和汉语的大臣来帮我们写讲稿，并指定专人加以誊清。每天他还叫我们为他口述这些文章。他整天和我们一起度过，听课，复习，并亲自绘图，还向我们提出随时发现的疑问。然后，我们将文章留给他自己去反复阅读。他同时练习计算和一些仪器的使用，经常复习一些最重要的欧几里得定理，以便更好地记住那些论证。这使得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就熟练地掌握了几何学原理，只要给他一张与某定理有关的几何图，他就能立即回忆起这个学过的定理和论证。因此，有一天他对我们说，他相信，他已经把这些几何原理从头至尾读了十二遍以上了。我们用满文给他写了这些原理，我们还把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书中一些必要的和常用的定理及其论证，一起放了进去。另外，他出色地记住了比例圆规的应用，主要的数学仪器的使用，以及其他某些几何和算术的运算。

他非常注意并专心于这种学习，绝不因为这些原理中棘手的难题，及我们语言的粗率而感到厌倦。在初次讲解时，如果碰到皇帝没有很好理解的某个论证，与其说是由于内容本身复杂，还不如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自由地掌握为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所需的那种语言，他就不厌其烦地接二连三地向这个人或那个人询问该理解的那些内容。有时，如果我们要讲的东西，恰巧不能使他很清楚地懂得的话，他就要求再次讲解。他以令人钦佩的耐心和注意力来听讲。因而，有一天，在谈到他自己有关这方面的心得时，他跟我们说：在需要耐心的一些事情上，他能无困难地做到有耐心。从他的童年时代起，在他给自己规定的一切活动中，他总是努力并自信地使自己做到忍耐。

在较好地学习了几何学原理之后，他要我们用满文给他编写一本实用几何学纲要，包括全部相关理论，并要我们为他讲解这些理论，如同我们对那些原理的讲解那样。同时，他还吩咐安多神父用汉文为他写一本算术和几何运算纲要，它应包括与此有关的欧洲和中国的书里边最有趣的一些问题。

他兴致勃勃地学习这门科学，除了每天通常跟我们一起度过的二三小时之外，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自己还花了不少自学时间。因为这个敌视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的皇帝通常睡得很迟，又坚持早起，所以即使我们力求早一些到达皇宫，但往往在我们到达之前，他已派人来找我们检查他已经搞好的运算或某个新问题了。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努力亲自去找一些同已经给他讲过的相类似的新问题，他把在几何学中学到的最有趣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以及练习使用一些数学仪器，他把这些看作一种乐趣。

为此，对人们敬献给他或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的所有仪器，他要人加以细心研究。他要清楚地了解这些东西的全部用途。除这些仪器以外，他还差使别人去筹办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仪器。这件事交给了徐日昇和苏霖神父，他们在这方面花了极大的努力，这使得皇帝陛下颇为满意。那时，我们也没错过机会把我们有的、适合于他用的那些东西，都尽量呈献给他。其中有一个适合于几何运算的带有测高望远镜的又好又大的半径仪，它是梅纳公爵好意送给我们的。除了平时在宫廷的院子里使用它之外，在旅行中，他还令他皇室里的一个官吏把这半径仪到处背着。这个官吏并不因为背负这个珍贵的重荷而感到不光彩。他经常使用它，时而测量某座山的高度，时而测量某些引人注目的距离。这一切整个朝廷官员都看在眼里，他们都吃惊地看到他们的皇帝如同一直陪他去旅行的传教士张诚一样，能很成功地进行各种运算。

我们到北京后，我从好几个数学仪器中，挑选了两个呈献给他。用这两个仪器，人们可以预测几个世纪中的日蚀和月蚀，以及每天行星的不同外貌。大家都十分感激皇家科学院的学者发明的这两个奇妙的仪器。皇帝命令我们按照中国的日历，给他讲解这些仪器的用途及其使用方法。他把这两个仪器安置在正殿皇座的两侧。在我离开前的一天，还在那里见到过。… …

当我们按照过去在讲原理时遵循的程序，给皇帝讲完了实用几何学和理论几何学之后，因成为一个好的几何学家而感到高兴的这个君王，向我们表示十分满意。为了使人们看到，这两件作品是如何称他心意，他要求把它们都从满文译为汉文。他不辞辛劳地亲自为每部作品写了序言。接着他让人重新校阅后在皇宫内付印。然后，再用两种文字在他的帝国内公开发表，以此开始实施他所制定的把欧洲的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计划，并在他的帝国内加以推广。

以上所记述的康熙对西学的态度，一定会令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感兴趣，同时也向一般文化史家展示了，掌握汉语是多么的困难。不论是康熙还是他的西洋老师都不是特别喜欢汉语。白晋暗示，康熙并没有彻底掌握汉语，而是不断地要求将西方著作译成他的母语或至少是满汉双语。另有耶稣会士指出：“他懂鞑靼语和汉语，但他更喜欢鞑靼语。”对于耶稣会士来说，他们已公开表明，他们使用满语比使用汉语更为成功。

康熙对西学的兴趣并不止步于数学和天文学。白晋和张诚还给他讲授哲学、医学、化学、解剖学的课程。1693年，康熙派白晋回法国，作为他的私人特使，使命是给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团招募更多的尤其是受过科学训练的耶稣会士。白晋于1698年返回中国，带着十位同人和意大利画家盖拉蒂尼。

白晋对康熙的求知欲以及能力的刻画，遭到了同时代人的质疑。他的书是法国旨在寻求支持前往中国的传教团运动的一部分，因此这位作者不免要背负出于政治的和个人的原因而扭曲事实的指控。乐观积极地报道中国皇帝对西方科学和宗教大感兴趣，以及他与耶稣会士的亲密关系，将会为传教团工作辩护并强化皇家对此支持的理由。评论此书的欧洲人给了它如下的标签：“颂词”“神奇故事”“传奇而非历史”。在华传教士马国贤写道：“皇帝自认为是杰出的音乐家，更是优秀的数学家，尽管他对科学以及学问怀有兴味，但他对音乐一窍不通，数学连皮毛也不甚了了。”

不过，从能得到的证据来看，皇帝的确学得很好，并将所学用于实践。例如，他有一次向随从解释圆周率等于3.141… …，而不正好是3。他强调了使用更精确数字的重要，向他们展示使用3这一整数，在计算直径是中国一千尺时，它的圆周误差将会是多么巨大。1703年皇帝两位私人秘书的日记，都证实了康熙对西方科学问题的广泛了解和兴趣。高士奇记载，康熙第四次南巡一返回北京，就带他参观北京郊区的夏宫（畅春园），在这里高士奇见到了西洋乐器、绘画和玻璃器皿。几天后，他再次来到畅春园，听皇帝谈论音乐并在他的技师所造的西洋钢琴上弹奏一曲。同年，在前往东北狩猎的途中，康熙对各种科学技术问题，如三角学、冶铁、测量、园艺、望远镜、声音传播以及天气预报等的说法以及证明，让随从兴奋不已。在更早些的1682年和1683年的狩猎途中，康熙令南怀仁神父和他的仪器加入随行队伍，这样这位耶稣会士就可以回答康熙随时想到的科学问题。

这种科学知识除了用于皇帝及其官员的娱乐，也有着实际的用途。钦命制定新历法和绘制新地图，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对医学和农业应用知识的了解，却鲜有人知。1710年以及1712年，康熙给身在江苏多病的心腹曹寅关于用药以及草药治疗的细致建议，帮助他恢复了健康。康熙也通过引入早熟稻，积极地推进农业增产。他亲自在御园种植了一些水稻。他也送给江苏一些样品由当地农民试种。经过数次失败，终于试验成功，他下令将这一新稻苗在整个安徽、浙江、江西分发。

康熙在统治期间，特别强调数学的培训。认识到天文及有关学科对国家来说关系重大，康熙在1670年令八旗学生，与94名汉族学生一道入钦天监算学馆学习。八旗各旗选出6名满人和4名汉军旗人，送至算学馆。康熙在位年久，到了末年的1713年，他在夏宫畅春园内的蒙养斋又建了一所学校用以学习数学。由高级官员管理特别的课程，这些人受过数学训练，由王公监管。著名的满族世家子弟被选出成为蒙养斋的学生。皇帝也亲自教授自己的孩子数学，第三子胤祉最具科学天赋。

康熙学习西方科学鼓励了中国数学的复兴。在为数不少的生活在康熙年间并著书立说的数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可能是梅氏一族。这个家族的五代人产生了八位数学家，最著名的是梅文鼎和他的孙子梅瑴成。作为对梅文鼎的褒奖，康熙令年轻的梅瑴成入蒙养斋，在他的监管下学习数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科学的输入以及融入中国数学典籍编纂，使得许多中国数学家重新发现了中国天文学和数学，而这从14世纪开始就已不受重视。梅文鼎和梅瑴成是这一复兴运动的早期领袖。

康熙朝之后，西方科学输入中国已跟不上欧洲科学的迅速发展。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早已超出了对它的精妙的单纯羡慕：他视科学技术为强大中国的基础，以抵抗这些知识发源地的那些国家。康熙出于自己的目的，接受和利用的是耶稣会士的技能，而不是他们的宗教或文化价值观。在他统治的后期，他不能容忍教皇挑战他在中国的绝对权力，他迫使所有的传教士，在礼仪问题上，如果愿意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的话，就要领“票”，证明他们愿意听命于自己而不是教皇。

学者的吸纳与任用

满族统治者和汉人学者间重要的冲突领域之一，是庞大的官僚机器之中雇用和升迁的正常机会是开放还是限制。康熙朝早期，数个复杂的因素起着作用：减少科举的中式额数，捐纳功名与职位的可能性，以及旗人的竞争。

作为一个在臣民间寻求举足轻重的社会和政治阶层支持的异族王朝，满人一开始有意增加了科举中式额数。顺治朝的八次殿试，平均每次370人成为进士。这意味着1644—1661年这一时期，平均每年产生185名进士。康熙朝的数字则与之形成强烈对比。在1662—1678年、1679—1699年、1700—1722年，每次考试产生进士的人数平均分别是206人、159人、216人，每年的平均值也急速地降至64人、56人、88人。康熙初年七次殿试所授予的进士人数如下：1664年200人，1667年155人，1670年299人，1673年166人，1676年209人，1679年151人，1682年179人——远低于顺治年间的370人的平均数。

科举制度另一端——考取生员的院试的额数也日益缩减。学额也即生员额数在明朝覆亡时已遭彻底破坏，生员在学术市场供过于求。清初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变这种形势，也是因为满人对于汉人士绅阶层跻身仕途这一问题特别敏感。然而1658年，通过考取生员的院试进入士绅阶层的门路被极大限制，一开始是将生员考试从每三年两次减至每三年一次，继而减少了一半以上的府州县学额。原先大中小县的学额分别是40人、30人、20人，现在减至20人、15人、4～5人。这两项政策统共至少减少四分之一生员数目，以致1660年有御史将进入官场的道路日窄作为当时的八大问题之一。

在康熙朝，学额起伏波动。以上海县为例，1673年，生员考试恢复原来的三年两次，但每次取中的人数进一步减至大县4人，中县3人，小县2人。1679年发生在北京的地震，为政治变化提供了催化剂，生员额数恢复到了1673年之前的水平：依据县的大、中、小，分别是15人、10人、7～8人。然而与明朝相比，通往成功的学术之路仍被抑制。

在清初，新的功名拥有者数额有限，可他们在官僚体系中的成功机会却日益减少而不是增加。这种看似吊诡现象的第一个解释，是由王朝的异族本质决定的。政治考量要求在政府职位上广泛使用满人和汉军旗人，而这对于汉人来说显然不利。在最高层的京城的官位上，这不成问题，因为清朝创立了满人和汉人复职制。症结在省里和地方，那里一个职位只有一个人。凡旗人被任命的地方，对于经过千辛万苦通过科举考试的汉族士人来说就少了一个位置。

结果，中进士者常常发现他们在政府中官位低下甚或根本无容身之处。例如在江南，拥有最高功名的进士与非进士相比，更少担任巡抚、布政使或按察使。在苏州府，康熙时期每四个知府中或五个知县中只有一个是进士，即使是这一层级，旗人或是较低功名的汉人也将通过了会试与殿试之人排挤在外。汉族士人的困境令人绝望，1664年礼部的一些官员呼吁取消即将到来的乡试和会试，以减少候补官员的壅滞，就是因为候补人员太多，而空缺不够。

来自旗人的职位竞争不是高级功名贬值的唯一原因。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开捐政策——出售功名和官位。明朝自15世纪中叶起已经借助于出售贡生和监生功名（已到了败坏后者名声的程度），来弥补军事支出。但清朝才真正将进入官场的“异途”（也就是凭借的是金钱而不是教育）变成了社会经济流动的重要手段。康熙初年很好地反映了这一发展。

康熙朝时，生员可以捐纳贡生，也可以捐纳监生，所需金钱或粮食数目不等。例如，1668年规定，用银200两或是米600石可以捐得监生。另一个例子，国子监学生资格的获得，1671年时对于江南的生员来说，是用银200两或米400石；对于童生来说，是用银300两或米600石。1675年后生员用银200两可捐贡生。

与明朝做法真正分道扬镳是在1674年，当时捐银100两或120两即可得到生员功名。更有甚者，可捐纳知县官位。这些做法在1677年被揭露出来，时任左都御史宋德宜呼吁将它们废止。他上奏说，过去三年间捐纳了500多个知县，政府筹得了200万两白银。尽管有宋德宜的反对，捐纳还是在1678—1682年达到了峰值。这就解释了在学额仍然很低的情况下，生员人数何以如此之高。其实故意压低学额数，就是要鼓励捐纳。在长江下游的几个县，这一时期生员数高达200 %～400 %，捐纳功名超过了考试所得的五倍、十倍甚至更多。至于捐纳官职，有反对捐纳之人在1679年声称，六成的知县都是买来的。

前所未有的捐纳生员以及贡生、监生还有知县，就是为了弥补1670年代过高的军事开支。在平定三藩期间，为了支持驻扎省内的军队，各省最可能求助于这些做法。1676年江西、福建和湖广（湖北、湖南）援用捐纳的做法，1679年广西、1680年贵州、1681年云南都加以援用。除了捐纳，这些地区的官员也捐助金钱以获得加级、记录和升迁。

大多数提议开捐的人都视之为权宜之计，等到军事危机一解除，就应当停止。没有什么人从原则上支持这种做法。因此在1670年代和1680年代，当内战行将结束之时，批评者开始敦促叫停捐纳。上面提到的宋德宜可能是对此大声疾呼的第一个且最著名的官员。徐元文等人追随其后，抨击捐纳是对善政和学术的侵蚀。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他们成功地叫停了捐纳生员，但捐官依旧，甚至遍及全国。军事需求不复存在，但政府为了赈济仍然通过这种方法筹集经费。

旗人和非正途功名获得者的竞争加在一起，使得康熙初年汉人攀爬社会政治阶梯的艰辛前所未有。整个康熙朝是低流动性时期，据何炳棣的研究，1682年经殿试中进士的出身寒微或来自普通家庭的举子占考试总人数的比例，是整个明清时期最低的——只有19.3%。因此，出100两、200两、300两白银就可以捐得功名和官职，肯定使已经窘迫的士人阶层雪上加霜。为了缓和这种形势，1684年皇帝谕令减少通过捐纳填补知县的比重。当时吏部执行的规定是：每10个知县空缺，2个升任，3个由进士、举人、贡生或监生选授，5个由捐纳选授。新的规定如下：2个升转，2个由进士选授，3个由举人、贡生或监生选授，只有3个由捐纳选授。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是“庶进士仕路疏通”。

政府吸纳和任用汉族士人的政策，对于赢得这些人的支持收效甚微。在康熙朝，他们仕途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艰难，而不是更为容易。然而康熙还是成功地来了一次大手笔，争取到了有着挥之不去疏离感的士人阶层。我指的是1679年进行的博学鸿词特科考试以及随后任命中式之人纂修《明史》。这两件事打破了人们心理上对满人统治的抵抗，这与平定三藩之乱打破军事抵抗一样，这些成功同时到来。

1679年的博学鸿词考试

17世纪中期，许多汉人士大夫不支持、不参与满人的政府，等待（有些人希望）能恢复明朝。但这从未实现，明朝的一些学者也再未入仕。然而，有些人却重返正常仕途，此乃康熙笼络人心的结果。这就是1679年的博学鸿词考试，白乐日称之为“引诱士人入圈套的考试”，是皇帝诸多努力中最负盛名者。

寻找学者并由康熙亲自考试和录用，始于1678年春，一直贯穿整个1679年，这个时期清军正向叛军的老巢推进，吴三桂在1678年秋死去，此后叛军群龙无首。皇帝要求所有三品及以上的京官，所有的御史和各省大员举荐硕彦俊秀参加博学鸿词考试。其他的官员，可以通过督抚或吏部举荐。被荐举之人可以是在任的官员，也可以是休致之人。大学士立即拿出了一个77人的名单，但康熙未予理会，直至京内外官员都回复了他的谕旨。响应康熙的上谕，共有202位声名远扬的学者得到荐举。并非所有人都参加了考试：14人拒绝推荐，坚持原则直至最后；另有14人在来京的路上生病；抵京的人中有22人或病或死，没有参加考试。

官方记录的14位拒绝参加考试的人中，有著名的明遗民顾炎武、万斯同，以及名气稍逊些的费密、李清。其他拒试的有名学者如黄宗羲、傅山、李颙、曹溶、杜越等，官方将他们列入了接受荐举的名单，但因病未能参加考试。事实上，他们是装病。例如，哲学家李颙绝食几至于死，才被允许回家，不必考试。傅山，拥有文学、艺术盛名，是又一个很好的拒绝服务满人的例子。高压之下他的名字被上报，他只是心软认可了，但当接近京城大门时，他却改变了主意，不进宫考试，他甚至拒绝感恩皇帝对他特别宠信所赏赐的内阁中书荣衔。

这些人以及其他相类之人，在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上，背负的压力巨大，而这来自皇帝本人。1678年9月有报告说，17位被荐举者由于身体或有家人去世等原因拒绝来京，康熙下令相关督抚护送他们到北京且不要为难他们。这17人全被送至北京，但他们中有8人（李颙是其中之一）仍设法不要这一护送“荣誉”，还有3人在抵京后因生病或有亲人去世而免于考试。17人中所剩6人通过了考试，是50位中式者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极力避免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以及服务满人的情绪，在周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14位官方开列拒绝被荐举人中的一个。周容是明朝举人，他毅然拒绝在清朝参加会试。当被告知要荐举他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他回应：“吾虽周容，实商容也。”这样简短的声明，一语双关，引述古代的商朝和周朝为例，宣告自己效忠前朝，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满人的异族出身。

北京天气严寒，试期因此推迟了两周，最终共有152人参加了1679年4月的考试，50人中式。这50人的籍贯颇具意义，40人（占80 %）来自两个东南省份江南和浙江。到这一时期，学者中的多数来源于这两个省，这是肯定的，从它们所占进士份额可以看得出来，但从没有占如此的优势地位（见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