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

表7 1679年博学鸿词考试和清初的进士籍贯

续表

康熙垂青江南和浙江的士人，这首先表明他敏感地意识到了南北政治的对立（这前面提到过），以及王朝有着要拓宽它的支持基础的必然要求。满人开始时只是与汉军旗人和其他北方汉人合作者一道，征服并管理整个中国。为了巩固满人统治以及“一统”国家而勤勉不已的康熙，不会限制自己只使用这类早期的支持者；来自清初强烈抵抗满人的东南地区的人士，也必须参与国家治理。官僚机构正在发生变化，博学鸿词的选拔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证据，其他领域的变化则要慢得多：将不合作的汉人任命到京内外最高的职位这一转变。

康熙举行博学鸿词考试，另有更为明确的动机：他要努力抚慰江南和浙江的学术精英，这些人十八年前因满洲辅政大臣的政策而遭疏远。四位中式者，两位落榜者，两位拒试者，还有一位阅卷官都卷入了1661年的江南奏销案。另一位博学鸿词中式者个人与1661年庄廷鑨著作的文字狱有些瓜葛。1679年的考试包括了这十人——不论这些人是自愿的还是勉强的，这反映出1661年至1679年，也就是从四位满洲辅臣开始掌权到康熙努力稳定清王朝这一时期完全相反的政策。

一些例子可以证明正在发生的事情。彭孙遹来自浙江海盐县，1659年中进士，因为他牵涉奏销案，未能如常被任命到翰林院做官。1679年他考取了博学鸿词第一名，他由吴正治荐举，吴正治对1661年奏销案中数百名有功名者的开释起着关键作用。江苏士人秦松龄，因欠赋在1661年失去进士功名和翰林院官职，十八年后他通过了康熙的特科考试，从而东山再起。秦松龄的玄孙秦瀛，编纂了1679年博学鸿词考试及中式者的基本材料。江苏的又一位博学鸿词中式者汪琬，因欠赋被抓，但在1684年彻底恢复尊严和荣誉，因为康熙在第一次南巡中赏赐他御制卷轴。诗人王昊，是明朝著名学者和官员王世贞的后人，1661年被押至北京审问；1679年，尽管他拒绝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但由于他的年岁和声望，还是被授予了内阁的一个荣誉职位。潘耒是当时所谓的“四布衣”之一，他的哥哥因为是庄廷鑨叛逆史书的编者于1663年被处死，而他本人博学鸿词考试中式，入职翰林院。

最后要说的是叶方蔼，他身为翰林院掌院学士，是博学鸿词考试的四位阅卷官之一。他作为学者在1661年声名狼藉，因为很少的欠赋令他丢掉了探花（进士第三名）功名。叶方蔼正式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以及后来的《明史》编纂，必定会令著名的学者、拒绝将自己与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的顾炎武恼怒不已。叶方蔼推荐顾炎武在明史馆任职，但后者拒绝，并在给这位荐举人的信中说：“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顾炎武与叶方蔼表面友好关系的背后是叶方蔼的兄长叶方恒拥有顾炎武家所抵押的800亩地，每到期限这位兄长都骚扰顾炎武，这使得顾炎武1655年身陷囹圄，1656年还遭人刺杀，最终离家出走，游历整个中国北方。叶方蔼在此事中的作用还不清楚，也不清楚顾炎武对他是否衔恨于心，但两家间的是非恩怨，加之叶家接受了清朝统治——兄弟二人都在新朝中进士——可能强化了顾炎武不与满人政府打任何交道的决心。

皇帝消解汉族士人反满情绪的举措，并不止步于挑选了50位“博学鸿儒”。另一行动也是棋高一招，他令中式者参加《明史》纂修，这些人中的一些仍心系明朝。现在他们的能量有了发泄渠道，引向了编书事业，从而远离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斗争。康熙也令这50人任职翰林院，推翻了吏部起初让他们每人实质上拥有与考前一样品级和官职的建议。6人是京官，3人在省里供职，7人候补京内外官职，4人暂时离任，还有2位进士，4位举人，13位生员，4名布衣。

这些新任职翰林院之人，是翰林院其他成员大加挖苦的对象，被蔑称为“野翰林”，批评他们在皇帝面前的学术表现。给予考试中式者“四布衣”——朱彝尊、严绳孙、李因笃、潘耒——的荣誉，尤其令翰林院的官员兴奋不已。严绳孙并没有完成试卷，是康熙亲自取中了他（第五十名也就是最后一名）。李因笃在考试后就返回老家照顾母亲，而另外三人都充任了皇帝的起居注官和日讲官，并帮他撰拟谕旨。1682年，为庆祝平定三藩的胜利，众多官员与康熙同赋一首诗，严绳孙和潘耒出现在93名官员的名单中。1684年，“四布衣”中的这三位积极成员已被清除出了翰林院。这一年，朱彝尊为了私用目的抄写翰林院公文，遭弹劾并被降级，潘耒也失去了官职，被指控“任性”（比如，他提出扩大低级官员的权力，可以直接上书皇帝），严绳孙休致。他们的离去，被翰林院的人称庆为“扫迹木天”——翰林院涤荡一新。到了这时，考试的一个结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汉族士人的关注焦点，从对满人的种族攻击变成了学者们的论资排辈，互相攻讦。

这次考试在数个方面很好地服务了满族统治者，白乐日讥讽它为“圈套”，言之有理。但是这次考试的意义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它也标志着满人与不合作的汉人共享权力与合作的开始。在私人层面上，重要的满人和汉军旗人官员，比如大学士明珠、他的儿子性德，以及皇帝的亲信曹寅，都与一些博学鸿词中式者交好或给予支持。甚至那些落榜者也能够因他们参加了考试而获益。例如阎若璩吸引了当时已休致但很快被委任为《明史》总纂的徐乾学的注意，徐乾学聘用阎若璩为他的私人文学助手。

这种新的工作关系的最明确结局，是纂修《明史》。皇帝对纂修明朝历史的兴趣始于顺治初年，但在1648年，这一工作因为缺少1624年和1627—1644年的材料而被迫中断。朝廷要求所有京内外官员寻找与这些年份国家事务有关的公文或信函。这次寻找无果，1665年，朝廷再次号召一致行动，寻找晚明史料。这一次，要惩处敷衍了事者。当然更重要的激励，是朝廷保证，没有人会因上缴含有对满人污蔑性文字的明人著作而遭到惩罚。这是绝对需要的，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两年之前数十位士人因为牵涉庄廷鑨明史案被处死一事。山东道员顾如华响应朝廷的第二个倡议，建议成立史书编纂班子，以监管这一填补空白的工作。他也强烈建议皇帝努力招揽有声望的学者参与此项工作。在他的两项建议中，蕴含着最后发展成为1679年博学鸿词考试和《明史》纂修的胚芽。

《明史》纂修的第一批负责人是1679年在博学鸿词考试结束之后立即被任命的人。他们中有徐元文、叶方蔼，这两人都曾卷入1661年奏销案。除了博学鸿词中式者，也有其他学者服务于《明史》项目或是协助，以各种各样的非官方身份。后一群人中就有拒绝参加博学鸿词考试的三位著名明遗民——黄宗羲、万斯同、顾炎武。

黄宗羲和其他人应徐元文举荐，受到皇帝的邀请，但他本人并未前去北京，他的一个儿子和几个弟子接受了邀请，协助编纂《明史》。然而黄宗羲确实向纂修班子呈交了关于明史的著述，以及南明重要人物传略。此外，他向编纂者推荐了彭孙贻（他是1679年博学鸿词第一名彭孙遹的堂兄弟）所著关于晚明叛乱的著作。万斯同，与黄宗羲不同，同意加入《明史》纂修，但是以个人身份。他拒绝正式任命，在各编纂负责人的住所外办公。他所撰拟的前朝历史，形成了1723年王鸿绪向朝廷提交的《明史》的基础，王鸿绪是总纂，他不公平地冒用了万斯同以及其他学者著述的作者身份。顾炎武有一些朋友和一位亲戚参加了博学鸿词考试并参与纂修《明史》。与黄宗羲一样，顾炎武拒绝加入纂修班子，但他就明后期历史应该参考什么样的史料以得到可靠的信息，向编纂人员建言。

清廷对明遗民学者普遍使用拉拢之策，仅有的主要例外是王夫之，他是杰出的理学家和史学家，1648年集结一支地方武装与满人作战（与黄宗羲、顾炎武一样），令人好奇的是，不论是参加博学鸿词考试还是编纂《明史》，似乎都没有给王夫之造成什么压力。吴三桂来到衡阳，宣布自己是周朝皇帝，而衡阳是王夫之的出生地，王夫之拒绝支持吴三桂的事业，之后选择了隐居。如果说王夫之依然不愿意接受满人王朝，那他也正在否认清朝唯一可能的帝位竞争者的合法性。

一旦编纂开始，康熙主要的关注点就是要确保它的不偏不倚。增加了额外的编纂人员，如此，各个方面都不会有冷落之处。他也常常提醒主要编纂人员，记录近期历史不带成见是很困难的，但他希望对明朝要公平。为了抑制个人的偏见，皇帝要求每位编纂人员提交他们的作品给项目的其他人，做批评之用。他说，没有人的作品，甚至是他自己的，可以不受批评或不能变动。康熙的鼓励和关切保证了《明史》的质量，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著作。

不论《明史》在文学上有着怎样的优长，必须要强调，它的编纂主要还是服务于政治。正是这一最重要的项目诱惑着最忠诚于明朝的士人，我前面已有展现。博学鸿词考试，测试并任用的主要是已在满人政府中拥有低级职位的人，但《明史》编纂确切地结束了汉人士大夫阶层中重要成员的坚守，并恢复了他们对朝廷尊重他们传统价值和特权使命的信心——这一使命对于许多在1661年黑暗日子里的人来说并不清晰。清中叶的一位学者有言，皇帝的这两个项目，吸引了“大量饱学之士与名人”并“为整个中国设定了知识兴趣的方向”。身为艺术赞助者榜样的康熙，已经捕获了士人的心，就如同战略家康熙已经埋葬了士兵的希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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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助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第116页。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7535页（卷1047，第1页）；《皇朝词林典故》，朱珪编，1886年，卷21，第5a-6a页。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7538页（卷1047，第6b页）；《皇朝词林典故》，卷21，第7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86-487页（卷34，第12b、13b-14a页）。1671年9月，恢复起居注馆，日讲官同时兼任起居注官以记录皇帝每日的言行，因此他们的全称变成了“日讲起居注官”（《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14页［卷36，第15b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7610页［卷1055，第1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99页（卷35，第9页）、第505页（卷35，第21b页）。

⊙依年代先后开列这些官员，见《皇朝词林典故》，卷59-60。日讲官名单包括格尔古德，说是1665年任命的，这有些费解，因为日讲1671年才开始；但它并没有开列胡密色，胡密色在1671年得到任命（《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26页［卷37，第16b页］）。我搜集的名单中包括后者，不包括前者，这个名单表明的是任命而不仅仅是人事情况（他们中的一些人两次或多次得到任命）。

⊙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第192-193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第993-996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页；孟森：《清代史》，第169-170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53页（卷32，第2a页）；《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329、474页。

⊙《康熙政要》，卷16，第22页，引用的是《东华录》。

⊙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第192页；何炳棣：《中国遗产的突出之处》，载何炳棣、邹谠编：《危机中的中国》第1卷《中国的遗产与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4-15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75页（卷41，第9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86页（卷42，第7b页）、第1579页（卷117，第33b-34a页）；起居注稿本（《史料丛刊初编》，第362页），康熙十二年五月初三日。

⊙例如，起居注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这次日讲1675年12月29日停止，1676年3月4日重新开始；依规定，从12月21日到4月11日（这天是春季经筵典礼），是活动停止的时间。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93页（卷42，第22页）、第929页（卷69，第6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77页（卷49，第13b-14a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7538页（卷1047，第7页）。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7540页（卷1047，第10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477页（卷111，第18页）。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7540页（卷1047，第11页）；白晋：《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第90页；洪若翰致拉雪兹的信，1703年2月15日，见《耶稣会士书简集》，40卷，巴黎：尼古拉斯·勒克莱尔出版社，1707—1758年，第7卷，第198-201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78页（卷41，第15a页）、第737页（卷54，第13b-14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05页（卷67，第1b-2b页）。

⊙吴秀良《南书房之建置及其前期之发展》（《思与言》第5期，1968年3月）第1428-1434页也认为，南书房的创立是由于康熙帝对两种正式的日讲与经筵制度不抱幻想。此外，他还考察了南书房后续的发展，以及其著名入值人员的仕途。

⊙史景迁：《康熙皇帝（1654—1722）的七个阶段》，第206页。康熙在数个场合承认这一点（《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78页［卷41，第15a页］、第1209页［卷90，第21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39页（卷69，第25b页）、第945页（卷70，第6a页）。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127、141-144页；《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13页。

⊙来自《论语》的段落，由日讲官加以讲解，可见起居注稿本，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十日（《史料丛刊初编》，第361-382、399-450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00页（卷35，第11b页）；《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309、327页，下册，第902页。该作品1682年完成，1690年印刷。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49页（卷39，第13b页）、第576-577页（卷41，第11b-12a、13b页）。这部宋人著作的原作，见本书第三章第90页注1。满汉合璧本，时间是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672年12月4日），见尼克拉斯·波普、郝理庵、冈田英宏：《东洋文库满蒙文献目录》，东京：东洋文库，1964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72页，注446。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48页（卷70，第11a-12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862页（卷63，第20b页）。

⊙《尚书》的讲解是在1680年，《易经》是在1683年（《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7539-17540页［卷1047，第9a、10a页］、第17577-17578页［卷1049，第5b、7a页］）。每位日讲官讲义的御制序，见《康熙政要》，卷17，第2b-10a页。这些作品的广泛传播，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一名绿营提督谢恩皇帝1682年赏赐《日讲书经解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康熙题本第38包：王朝海题本，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862-863页（卷63，第20b-21a页）、第1193页（卷89，第18页）。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89页。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在11月10日和17日，实录所记载的只是每次讨论的部分内容（《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04-605页［卷43，第16b、18页］），完整的版本可以在起居注稿本中找到，康熙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初九日（《史料丛刊初编》，第400-401、408-409页）。

⊙陈观胜：《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450-452页。

⊙此文字可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748-749页（卷55，第12b-13a页）。这次日讲官是喇沙里、孙在丰、张英。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95-196页；狄百瑞、陈荣捷、华兹生编：《中国传统资料选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182-183页。

⊙白晋：《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第83-84页。

⊙裴化行：《中国人对欧洲作品的译编》，《华裔学志》第10卷（1945年），第374页，注457。

⊙它由熊三拔神父在1615年修订，在1629年、1721年、1723年、1773年、1849年、1860年、1865年、1887年、1889年、1926年重印（范内：《汉文和满文中的欧几里得》，《爱西斯》第30卷［1939年］，第87-88页；《丛书大辞典》，杨家骆，南京，1936年，第二部分，第49页，第6栏）。《几何原本》的后九卷直到1858年才在伟烈亚力、李善兰指导下译为汉文（《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79页）。

⊙熊三拔神父1612年9月1日在北京的报告，见帕斯夸莱·埃利亚：《伽利略在中国》，鲁弗斯·苏特、马修·夏夏英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47页。

⊙钱存训：《西方通过翻译影响中国：书目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芝加哥大学，1952年，第219-220页，表I和表II。这里的数据来自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下册，《汉学丛书》第59种、第60种，上海：天主教会印刷所，1932—1934年。

⊙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胡适等编：《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13-420页。

⊙裴化行：《中国人对欧洲作品的译编》，第310页。裴化行所辑1514—1799年这一时期的作品共656种，分三次刊于《华裔学志》，见第10卷（1945年），第1-57、309-388页，以及第19卷（1960年），第349-383页。

⊙南怀仁致努瓦耶勒的信，北京，1681年9月15日，见博斯曼斯：《南怀仁：北京钦天监监正》，第389页；李明：《中国现势续录》，第368-369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73页（卷49，第6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206页（卷90，第15b-16a页）、第1308页（卷98，第7a页）、第1356页（卷102，第3b页）；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上册，第263页；南怀仁的信，见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两位鞑靼征服者的历史》，第123-124页。南怀仁铸炮方法的详细记述，见博斯曼斯：《南怀仁：北京钦天监监正》，第393-400页，它依据的是耶稣会士自己的记述；这本著作还包括了南怀仁在1681年9月15日于北京写给努瓦耶勒的信，提到皇帝意在大炮。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790-791页（卷58，第8b-9a页）、第897页（卷66，第13页）、第1111页（卷83，第1b页）、第1243-1244页（卷93，第6a-7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555页（卷39，第25a-26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815-816页（卷59，第30b-31a页）、第831-833页（卷61，第1a、4b-5a页）。

⊙博斯曼斯：《南怀仁：北京钦天监监正》，第405-406、444-445页。

⊙维吉尔·比诺：《中国与哲学精神在法国的形成（1640—1740）》，巴黎：保罗·热特内出版社，1932年，第44-46页。洪若翰致拉雪兹的信，1703年2月15日，见《耶稣会士书简集》，第7卷，第78-79页。六位传教士是洪若翰（团队领袖）、居伊·塔查尔（途中暹罗国王将其留下）、张诚、李明、刘应、白晋。

⊙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1644—1820）》，第93页，翻译了一部南怀仁的汉文著作；洪若翰致拉雪兹的信，1703年2月15日，见《耶稣会士书简集》，第7卷，第122-125、132页；南怀仁致拉雪兹的信，1687年10月1日，见博斯曼斯：《南怀仁：北京钦天监监正》，第447-449页。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425-426、434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1644—1820）》，第98-99页。

⊙李俨：《中国算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8页。

⊙以下来自1699年的法文版《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第84-97页。（以下译文，采用的是马绪祥所译白晋《康熙帝传》，载《清史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2-227页。略有改动。这个译本正是依据法文原本所译。在此特向汉译本致谢。段落中的注释是本书的作者劳伦斯·凯斯勒所加。——译者）

⊙有位法国传教士报告说，白晋和张诚每天上午花两个小时，下午花两个小时指导皇帝。回到寓所，他们工作到深夜，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当康熙前往北京数英里之外的夏宫时，这些耶稣会士不得不每天凌晨4点就从北京出发，直到夜晚才能返回（洪若翰致拉雪兹的信，1703年2月15日，见《耶稣会士书简集》，第7卷，第198-202页）。

⊙这一说法令人困惑，大概是他们知道并看到过南怀仁早先的《几何原本》的译本。

⊙这些设备肯定在1685年他们前往中国前在法国时就给了耶稣会士。来华耶稣会教团宗教的一面，尽管得到承认，但在法国的公开场合被减至最小，而强调它科学的一面。路易十四给每位耶稣会士“国王数学家”的称号（居伊·塔查尔：《暹罗之旅》，阿姆斯特丹：皮埃尔·莫蒂埃出版社，1687年，第13页），他们成了皇家科学院的通信员（科学院：《成员和通讯员简历索引》，巴黎：戈捷-维拉尔出版社，1954年，第192页），为此给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数学和天文学仪器（洪若翰致拉雪兹的信，1703年2月15日，见《耶稣会士书简集》，第7卷，第89-90页）。

⊙白晋在1693年7月8日离开北京，作为康熙帝向路易十四派遣的私人特使返回法国（白晋：《耶稣会士白晋行记：1693年应康熙皇帝之命从北京到广州》，载《航行与旅行记新编》，第3卷，伦敦：托马斯·阿斯利出版社，1746年，第540页）。删减的部分包括耶稣会士给康熙的其他仪器的描述。

⊙这两部著作的情况，说法不一。有些材料说这本关于几何原本的书是徐光启同一译本的修订本，而有的则认为它是独立的著作。有条材料甚至说，1723年出版的《数理精蕴》中所收录的《几何原本》是白晋、张诚所译而不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作品（向达：《中西交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87页）。第二部关于应用几何的著作显然就是白晋、张诚所译帕迪（Pardies）的《理论与应用几何学》（Géometrie pratique et théorique），它的汉文名为《应用几何》。两种书均不见于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437、449页，而在裴化行《中国人对欧洲作品的译编》第365页注552和注556中仅可以找到第二种的木刻版。

⊙白晋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通信，讨论设立一个中国研究院的可行性，与法国科学院类似，由五六个耶稣会士组成，以收集欧洲科学家和学者想要的信息（白晋与莱布尼茨的通信，北京，1701年11月4日，《特雷武学刊》［Mémoirs de Trevoux］，1704年，第152-153页；白晋与莱布尼茨的通信，北京，1702年11月8日，见《莱布尼茨全集》，卢多维奇·迪唐斯编，6卷，日内瓦：德图尔内斯出版社，1768年，第4卷，第1部分，第168页；唐纳德·拉赫：《莱布尼茨与中国》，《观念史学刊》第6卷［1945年］，第436页，注2）。

⊙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两位鞑靼征服者的历史》，第96页。

⊙白晋：《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第99-107页。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434页，盖拉蒂尼留下了一部著作：《1698年安菲特里忒号出航中国记》，巴黎，1700年。

⊙《学者著作史》（法文），第14卷（1698年8月），第350页；《学者著作史》（英文），第1卷（1699年6月），第364页；《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331页，引用了马国贤回忆录。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076页（卷154，第3a页）。

⊙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1644—1820）》，第112-113页，所译高士奇《蓬山密记》的内容（关于此书，见《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414页）。

⊙汪灏：《随銮纪恩》，摘要见傅乐淑：《康熙时期的中西关系》，博士学位论文，芝加哥大学，1952年，第315-320页。汪灏是1703年入值南书房的四举人之一，并在同一年中了进士。他帮助编纂钦命的关于植物学的著作（《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1页；下册，第701、821页）。

⊙南怀仁的两封信，见皮埃尔·约瑟夫·奥尔良：《两位鞑靼征服者的历史》，第104、115-116页。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256-257、259-260页。

⊙斯文·赫定：《热河：皇帝之城》，纳什英译，纽约：E.P.达顿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他翻译的上谕可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093-2094页（卷155，第5a-7a页）。中国早熟稻的历史及其对人口、经济的影响，见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经济史评论》，第2系列，第9卷（1956年12月），第200-218页；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第169-176页。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278-281页。

⊙李俨：《中国算学史》，第222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8092页（卷1103，第1b-2a页）。1675年名额减至14个汉人，加上每旗2个满人，1个汉军旗人（《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8092页［卷1103，第2b页］）。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第18087页（卷1102，第10b页）。

⊙白晋：《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第97页。

⊙他们的传记，见阮元：《畴人传》，179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卷34-42；也见《清史》，卷505。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569-571页。

⊙这一运动经过罗士琳、戴震等的努力在19世纪得到充分发展（《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539-540页；下册，第696-697页）。

⊙史景迁：《改变中国》，第一章；安东尼奥·罗索：《十八世纪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使团》，南帕萨迪纳：P.D.-约内·帕金斯出版社，1948年。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11-114页、第189页表22。他的是四舍五入的数字。顺治、康熙时期的九次考试的具体人数，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12-113页，表9。有材料说忠于明朝的举人在会试时并不受欢迎（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6页）。

⊙张仲礼：《中国绅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157页，表27。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78-179页。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74-75、77页，引用了《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有上海地方史料记载这一变化的时间是1659年，给出的新额数稍有不同：15人、10人、7～8人（叶梦珠：《阅世篇》，卷2，第1页）。

⊙《皇清名臣奏议》，卷14，第13页，姚廷启的奏疏。

⊙叶梦珠：《阅世篇》，卷2，第2页。各省或各县的额数都不相同（张仲礼：《中国绅士》，第78页）。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73-74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00页（卷12，第19b-20a页）。皇帝否决了他们的请求。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30、33、46页。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第23页；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30页。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79页。叶梦珠：《阅世篇》，卷2，第2b页。

⊙《清史列传》，卷7，第32b页。一些人将捐官的时间定为1675年（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23-25页）。

⊙叶梦珠：《阅世篇》，卷2，第2页；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79-180页。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131页。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13-14、25-26页；《清史列传》，卷8，第8b页。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129-130页；《皇清名臣奏议》，卷21，第45a-47a页；《清史》，第3817页第9栏。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26-27页。这种做法之前已经有过（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23页；《皇清名臣奏议》，卷21，第18a页）。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12-113页，表9。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26页（卷114，第19b-20b页）。

⊙白乐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2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60页（卷71，第11a-12a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353页的说法是，黄宗羲设法将自己的名字排除在竞争者名单之外，而秦瀛《己未词科录》（1807）所辑的名字里包括黄宗羲。

⊙卫德明：《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4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261页；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载《明清史论著集刊》，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第499-500、502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17页（卷75，第18页）。

⊙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第498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67页（卷79，第22页）、第1071页（卷80，第1b页）。官方记载说只有143人应试；152人的数字来自秦瀛《己未词科录》的名录。

⊙1675年之后，汉大学士任命者开始来自其他省份，而不是之前垄断了大学士的北方四省；新被任命者与前辈不同，没有在明朝或是1646年北方人占主导地位的考试中获得进士（见严懋功编《清代征献类编》中的大学士表，以及本书第二章第40页注2）。占大学士人数最多省份的变化，见劳伦斯·凯斯勒：《清朝督抚的民族构成》，第496-499页。

⊙孟森：《奏销案》，第450页；《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63页；《清史》，第3813页第5栏。

⊙《清史列传》，卷70，第34a页；《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67-168页；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第510页。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40页；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第450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586页（卷117，第12b页）。

⊙孟森：《奏销案》，第442页；《清史列传》，卷70，第45a页。其他六位被荐举者，尽管没有参加考试，也同样予以荣衔。

⊙其他三人时任汉大学士——李霨、冯溥、杜立德，他们共同推荐了八个人（秦瀛：《己未词科录》，“序”，第2b-3a页；《清史列传》，卷7，第39b页）。

⊙卫德明：《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64页。

⊙裴德生：《顾炎武生平（1613—1682）》，第132、235-236页；《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902页。

⊙秦瀛：《己未词科录》，“序”，第3a-9a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77页（卷80，第14页）、第1089页（卷81，第5页）。

⊙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第496页。

⊙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第502页；《清史列传》，卷70，第34b页。

⊙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第502-503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35页（卷100，第10a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183页，下册，第606页；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第502-505页。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50-51、62-63、67-68页；《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662页。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909页。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第468页（卷41，第15b-16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50页（卷16，第11b-12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259-260页（卷17，第2b-3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090页（卷81，第8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179-1180页（卷88，第18b-19a页）。

⊙《清代名人传略》，上册，第353页，下册，第615页；《清史列传》，卷9，第35b页。

⊙《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802-803、826页。

⊙裴德生：《顾炎武生平（1613—1682）》，第242-243页。

⊙白乐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9页；《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12237页（卷403，第32b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370页（卷103，第3b-4a页）。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1484页（卷111，第32页）、第1505页（卷113，第6页）；康无为：《对清中期君主制的一些认识》，《亚洲研究杂志》第24卷（1965年2月），第233-234页；《康熙政要》，卷17，第21b-22a、25a-26b页；史景迁：《康熙皇帝自画像》，第88-89页。

⊙分别见杨联陞、傅吾康、戴密微文章的评判，见毕斯雷、浦立本编：《中国与日本的史学家》，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55、61、167页。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6页及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