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结语：康熙与清朝的巩固

巧合的是，康熙在1684年刚好30岁，就已完成了巩固清朝统治的事业。1684年是干支纪年一周甲的第一年——甲子年，甲子年历来都被认为是吉利的。执念于治乱循环的中国人，可以信心满满地等待新的和平与秩序时代的到来。康熙在他统治初期（1661—1684）的成就，更让人值得有此等期待。这位年轻的皇帝改变了政府政策的大方向，击退了对清朝新政权的军事挑战，进而确保了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不过，这很快就再次遭到蒙古首领噶尔丹的威胁），吸纳满汉人才为政府服务，中国也得以向西方科学技术开放，消解了大批汉人士绅的反满敌对情绪。清朝的统治得到有效的巩固，为亚洲的中国和平时期（Pax Sinica）奠定了基础。

康熙初年的统治，与之前的辅政大臣时期可谓泾渭分明。鳌拜及同僚执着于传统的满洲习俗和态度，无法成功地完成从野蛮的征服者到汉化皇帝的必要过渡，而这对于满人想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来说是必要的。满族政权的中央集权以及汉化，始于努尔哈赤，在皇太极与多尔衮时期得到极大推进，但在鳌拜辅政时期受挫。辅政大臣追求的是满洲本土主义政策——情愿将满人眼前的利益置于长期的帝国目标之上。他们用满人熟悉的做法——内三院和包衣体制，取代了汉式制度；他们利用一系列文字和逃税的案件迫害东南士绅；1666年，鳌拜已成了事实上的专权者，强迫圈换旗地并进行新的圈地，给有关满人和普通民众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很显然，辅臣将满族领袖建成一个获得汉人承认的、稳定的、异族统治的合法性政权的努力带向了危险境地。在1660年代，清朝的未来茫然不定。巩固的进程，已经在进行中，若不让它萎缩、死亡，就要求精心培育。只有考虑这种背景，才能够对康熙及其谋臣的贡献做出评价。他们不能接受鳌拜的统治或政策，这对无上的皇权，对缔造一种可行的满汉工作关系来说都是挑战。这不仅关乎提升汉人制度凌驾于满人之上——事实上有一些辅臣心仪的制度（例如内务府）被皇帝保留，但是用来为他的利益服务，反对满族王公的权势，它更是价值观念与思想观念的问题。康熙实现了辅臣显然没有做到的，能够向汉人精英让步，同时，满人又没有失去控御权力的缰绳，作为明朝的合法继承者，必须要赢得汉人的认可与支持。可以说，是1684年，而不是1661年，清朝的统治得以巩固。随着天命所归，反对满人只剩下一种途径（在传统儒家的政治行为框架内）：进入地下，进行低层次的半合法的行动，直到这一新王朝再次受到公开的挑战。

回视鳌拜的辅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康熙所面临的任务，而前瞻18世纪中国国力的顶峰和辉煌，能够帮助我们评价康熙业绩的长久性贡献。从17世纪到18世纪，政治和思想的气候都有了相当巨大的转变。在清初，在巩固完成之前，儒家和民族主义的要求间是公开冲突的。反满的学者不得不决定是否强调异族与汉人间的区别，或是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服从于儒家要求以服务于合法的统治者。在康熙自觉培植汉人学术与学者之后，尖锐的冲突消散不见了。康熙作为儒家君主的形象与现实，抹去了几乎所有认为满族统治者是“野蛮征服者”的看法。到了18世纪中叶，满汉关系在士大夫心中已根本不是问题。

团结一致而不是冲突，主导着乾隆时期中国的政治和思想界。满人和汉人在京内外的官位上一同效力。打破民族间的藩篱是康熙最重要和长久的贡献之一。应该承认，康熙未能彻底抑制官场上的党争和腐败，甚至人事管理有时也过于宽纵。在有些场合，康熙也不耐烦，恶语相向，但他发展了与官员间的互惠关系，尤其是在信息收集方面——这对于知情并独立的决策来说必不可少，能够有效地利用他们。更加重要的是，满人掌控的国家和汉人捍卫的儒家价值观念体系和谐地连在了一起。国家与学识在圣君的治下统一，这一儒家的理想，看起来近乎实现了。尽管康熙是否熟练地掌握了儒家和西方知识还可以讨论，但汉人学者心仪地将他比作过去最著名的帝王如唐太宗、宋太宗和明成祖（永乐皇帝），作为文学的伟大赞助人和学术的提倡者。康熙对于学问的兴趣发自内心，李光地是杰出的正统程朱学派的理学家，也是康熙的老师，他颂扬康熙是古代尧舜般的圣君。李光地预言：“道与治出于一者也。”许多清初的学者认为晚明思想堕落并好辩，对此深恶痛绝，他们关切效力异族的主人，欢迎新的王朝并对它的发展做出贡献。倪德卫总结说：“清朝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辩护，开始时难以被接受，但到了18世纪成了真正的思想事实，已牢牢地建立在儒家学说之上。”

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成功之外，康熙还展现出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力，这对清朝统治的巩固也做出了贡献。这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培植艺术并学习儒家文化，使自己顺应汉族臣民；二是皇帝身为一个精力充沛的战士，也吸引着满族同胞。他从事狩猎和射箭等尚武活动，是因为喜欢它们，也是要强调渴望得到的坚强刚毅和生机活力。南巡给了康熙大量的机会，可以有意识地展现这些值得称颂的儒家洞察力和满人的活力：1684年首次南巡时，他是位“严肃认真的学者”，1689年时是位“敏感的审美家”，到了1699年第三次南巡，他已经变成了一位艰苦卓绝的满人。康熙的实际军事和政治领导力，与他塑造的形象相反，也强化了他所要求的满人和汉人的忠诚。康熙从辅臣手中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接着强有力地应对来自吴三桂等藩王令人生畏的对清朝统治的挑战，他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成熟，尽管当时很年轻。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举动，带来了可观的红利：王朝统治得以稳定并合法化，个人（皇帝）的统治也得以加强。满人恢复了和平与秩序，这是明朝和反叛的汉族领导人不能提供的，他们从中获益。随着军事和政治最高统治权的确立，康熙转向安抚汉人精英，赢得了他们对清朝统治的合法支持，并使他们参与到清朝的统治之中。

通过打破满汉间的藩篱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统治大厦，康熙营建了一个政治上和民族上的统一国家，它将主导亚洲并抵制西方的入侵达一百多年。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没有被视而不见，他们在批评康熙作为地主阶级统治代理人的同时，也赞誉了他对于国家发展所做的贡献。尽管算是异族人，但康熙将新的生命融入了传统中华政权与帝国。

总之，康熙成功体现了文与武的结合，知与行的结合，卓有成就的学者和英勇无畏的战略家的结合。这两种形象正好相互补充，激励着皇帝在1669—1684年达成一个目的：巩固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他对学问兴趣浓厚，熟知基本的儒家经典，对新知识持开明态度，赞助并主导着士人以及学术世界，确保赢得汉人对他以及清朝的支持。但他对军事挑战的反应又是坚定果断、积极有力的，全身心地关注治理的细节，对政治危机有着成熟的判断。这位年纪轻轻、抱负远大、富有才干的皇帝已完成了他的满族先辈的伟业：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构想的对中国这个大帝国的异族征服和统治，在康熙的治下变成了现实。

* * *

⊙张德昌：《清代内务府的经济作用》，第247-250页。

⊙这个问题的讨论，见居蜜：《清初的反满思想》，（哈佛大学）《中国论文集》第22-A卷（1969年5月），第1-24页。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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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8页。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7页。

⊙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与主子》，第129-130页。

⊙刘大年：《论康熙》，尤其是第183-187页。这篇文章原刊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第5-21页。刘大年写这篇文章时，正值中国历史学家重新评价中国的过去，更多地强调民族与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它起推动作用的人，而较少强调无个性社会力量的理论史（费维恺：《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中国历史》，《美国历史评论》第66卷［1961年1月］，第348-353页）。面对中苏的日益分裂，提升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的需要，无疑激发了中国历史学的这一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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