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呼啸山庄》不是一本供人讨论的书，它是一本供人阅读的书。要找它的错很容易，它是很不完美的，但它具有一种只有极少几个小说家才能给你的东西，那就是力量。我不知道还有哪部小说能像它这样，把爱情的痛苦、迷恋和残酷如此执着地纠缠在一起，并以如此惊人的力量将其描绘出来。它使我想起埃尔·格列柯[48]的一幅油画力作：乌云下昏暗的荒野景象，天上雷声隆隆，人们拖着长长的影子在荒野里跋涉，一种不属于尘世的气氛使画面恍恍惚惚，人们似乎都要窒息了，这时铅灰色的天空又掠过一道闪电，使其显得更加神秘而令人恐惧。
读《威廉·麦斯特》
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曾由卡莱尔[49]非常仔细地译成英语。现在，即使在德国，歌德也被湮没在尘埃中了。他想成为世界公民而不是一国的臣民，这个观念是和德国当前的统治者格格不入的。不过，即使在他们上台之前，在德国也很少有人读《威廉·麦斯特》。有一次，我在柏林的一个知识分子聚会上表示了对这本书的推崇，引来的竟是极大的惊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读过这本书，原因是他们听说这本书写得非常枯燥。我请他们自己去读一读。几个月后，我再次遇到了他们中的几个人，很高兴地听他们说，他们读了这本被他们忽视的书之后，心里便不再嘲笑我了。
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书。它既是最后一部十八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又是第一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同时也是现今各种自传体小说的鼻祖。小说主人公就像大多数自传体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意气消沉、没精打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或许是因为我们写到自己时，总认为自己的实际成就和应该达到的目标之间有太大的距离，于是觉得灰心丧气，接着就开始发那种怀才不遇的牢骚，而这样一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只能是一个灰溜溜的、而不是神采奕奕的角色了。也许就像我们在一条街上走，总觉得有趣的东西都在街的那一边，我们自己这一边的东西都是平淡无奇的，所以要我们说自己的经历，我们都会说得平淡无奇，好像只有别人的经历才显得新奇，才有罗曼蒂克的动人之处。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歌德用一个死气沉沉的主人公串起了一连串的离奇事件，他在主人公的周围设置了许多不寻常的、甚至稀奇古怪的人物，把他们作为他的代言人，表达他自己对各种问题的见解。《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我不推荐《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那是一本不堪卒读的书）既有诗意又很荒诞，既有深刻之处，又有沉闷之处。读到沉闷的地方，我们可以跳过去不读。卡莱尔曾说，这本书是他六年间所读的书中最有教益的，但我得老老实实地补充一句，他又曾说：“歌德是一百年来最大的天才，同时也是三百年来最大的蠢驴。”
法国文学漫谈
在各国文学中，法国文学是最丰富多彩的，美中不足的是，法国的诗人大多是冷冰冰的。不过，法国的散文艺术却硕果累累，其成就无与伦比。法国作家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我国作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即使到了最近，法国人在散文写作方面似乎仍然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当然，法国有自己的有利条件。它地处欧洲中部，人口众多、生活富裕、文化发达，这些都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法国人天生就有质朴、节制和富有理性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较之于诗人对散文作家更加有用，因而很容易产生杰出的才智之士。法语是一种精确和讲究逻辑的语言，运用这种语言，作家能优雅而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相比之下英语就显得相当混杂和累赘，原因就在于它还没有把几百年间吸收进来的各种外来语加以同化。法国文学是一个如此丰富的宝库，可惜我篇幅有限，显然只能挑出其中的几本书来谈谈。
首先，我要你注意一本不厚的书，它叫《克莱芙王妃》，作者是德·拉法耶特夫人。这本书出版于一六七八年，文学史家会对你说，它是最早的一部心理小说。当然，它写得很有趣，但说得更恰当一点，它是一部具有现代风格的小说。小说背景是亨利二世的宫廷，女主人公是个显要而贞洁的贵妇人，她尊敬自己的丈夫，但并不爱他。在一次宫廷舞会上，她遇到了奈莫尔公爵，两个人一见倾心。但是她不愿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为了抵制那种使她心神不安的诱惑，她便求助于丈夫，向丈夫坦白了自己对奈莫尔公爵的爱慕之情。她丈夫生性善良而且相信妻子不会对他不忠，但是他的性格又很脆弱，不由自主地用妒忌折磨着自己。他于是变得多疑、烦躁而易怒。小说中对他在精神重压下性格逐渐变化的描写，我觉得是我读过的所有小说中写得最自然的。小说里的故事很有吸引力，人物都一心想安分守己，然而在环境的影响下却又无法自制，最后当然是一败涂地。小说寓意似乎是想告诉你，对人的要求不能过高，不能超过他力所能及的限度。这本书今天读来特别有意义，因为现在的人大多认为爱情是不顾法律的，好像在任何情况下情欲都要比责任来得重要似的。
我接下来要你读的一部长篇小说，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它是普雷沃神甫写的《曼侬·莱斯戈》。此书的人物一点不像《克莱芙王妃》中的人物，没有那种敢于面对悲剧处境的崇高灵魂，他们只是些脆弱的、尽干蠢事的凡夫俗子。而我们之所以会同情他们，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的弱点正是我们自己的弱点。这是一部富有人情味的小说。任何初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趣味盎然。曼侬尽管有种种过错，但她是那么活泼，那么自然，那么可爱，泰格里昂对这个不忠实的女人的坚贞不渝的爱情又是那么令人感动！他是意志薄弱？确实，他意志薄弱。她是坏女人？确实，她是个坏女人，她是淫荡的、势利的、狠毒的，同时又是殷勤的、慷慨的、温柔的，这样的人当然算不上是有德之人，但我想任何一个男人见到美丽的曼侬都不会无动于衷。
在此我还要谈到一部较短的长篇小说——伏尔泰的《老实人》，在它不长的篇幅中包含着无限的机智、幽默、揶揄、理智和趣味。能把这样丰富的内容压缩在这么短的篇幅里，真是前无古人。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本书很明显是讽刺当时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的，它就像把大片地区变为废墟、使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丧命的里斯本大地震，把那些一向相信世界是无比美好的大人先生一个个震塌在地。没有谁的头脑能比伏尔泰更包罗万象、更生动活泼了，就在这部小说中，他用玩世不恭的冷嘲热讽取笑了种种当时仍被认为是神圣的事物，如宗教、政治、爱情、勇气和忠诚等，而小说的寓意（其实并不邪恶）则是：宽容和忍耐才是真正的美德，你要耕耘自己的园地，也就是说，要勤奋而坚毅地做好你必须做的事情。
我下面要谈到的一部作品极其重要，那就是卢梭的《忏悔录》。我想，这本书是大多数人都会感兴趣的，虽然有一些人觉得它讨厌。如果你认为研究人性比研究其他东西更有意思的话，那你一定会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因为就在这里，一个人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在你面前。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写到自己时往往只是展示自己的一些毕竟还不失为有趣的弱点；他毫不犹豫地解剖自己，让你看到他是怎样一个忘恩负义的、无法无天的、弄虚作假的和卑鄙龌龊的小人。你不可能对他会有半点同情，因为他实在是十恶不赦；然而，就是这个人，他对自然之美却爱得如此深切，他的感情是如此温柔，他的叙述又是如此神奇，因而无论你怎么嫌恶他，你还是会被他迷住。再说，无论是谁，只要他不是自欺欺人，在听这个意志薄弱的、浮躁而自负的可怜虫做自我忏悔时都会扪心自问：“我和他到底有什么两样？要是我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情况也袒露出来，那些东西我自己看了也会不胜震惊，会觉得无地自容，那时我还会像现在这样煞有介事吗？”所以，我得预先告诉你，虽然在这个处处不尽如人意的世界上，自得其乐往往是我们用以应付生活的重要法宝，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你的自得其乐心理多少是要受到一点干扰的。
整个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最伟大的三个小说家是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福楼拜。我认为，巴尔扎克可以说是全世界空前伟大的小说家。他和我们的狄更斯一样，擅长写异常的人而不是寻常的人，擅长写邪恶的人而不是善良的人，但他的旺盛的创造力和庞大的规模，却是狄更斯望尘莫及的。他旨在记述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而且做得相当成功。你读他的小说，不会觉得你所看到的仅仅是一小群人物，而是觉得你看到了整个社会，其中还蕴含着远比个人命运重要的种种意义。我认为他是第一个认识到事件本身的重要性的小说家，他的人物忙于开店或者经商，他们不是发财，就是破产，他虽然也像其他作家一样把爱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但推动他所创造的那个世界运转的真正动力却是金钱。他尽管写得粗糙、过分，而且缺乏高雅的鉴赏力，但他有激情，有活力，他所创造的人物虽然有点夸大和不太正常，却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有人指责他，说他的小说就像传奇剧，然而我倒想问，既然他写的是一些奇特的人物，那又怎么可能让他们在一个循规蹈矩的平凡世界里活动呢？要表现暴风雨的壮观，必须用高山和大海来烘托。巴尔扎克的许多长篇小说都写得非常生动有趣，很难说哪一部是最好的，不过在我看来《高老头》最充分地体现了他那种富有变化的创造力，所以我想还是向你推荐它吧。
司汤达的两部长篇小说，我希望你读一读。首先，当然是读《红与黑》，然后——如果你愿意和我一样的话——读《巴马修道院》。我得承认，司汤达是我偏爱的小说家。我喜欢他那种朴质而精确的风格，以及他那种冷静细致的心理分析。他对人的心灵活动可谓独具慧眼。在人的各种品质中，他最崇尚的是精力旺盛，所以在他创造的人物中，他描写得最细腻、最用心的就是那些不怕任何障碍而执意要实现自身愿望的人，或者说那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在我看来，《红与黑》前面三分之二部分是所有长篇小说中写得最好的，后面三分之一部分相对来说似乎差一点，不过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司汤达原先以事实为基础构思这部小说，但是当他对自己虚构的人物于连·索黑尔已失去控制时——虚构人物常会如此——他却仍然要人物的行动和他原先设计的环境相适应，这就使你大为扫兴了，因为你根本就不会相信，那个无情无义、野心勃勃、老谋深算的于连，竟会干出那么一件无知而鲁莽的蠢事！[50]
我接着要谈的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不过，我最近重读了一遍，又不能不觉得福楼拜一心想写得客观，其结果却使这部小说读起来有点生硬和枯燥，而这多少影响了我对他的爱慕，尽管我依然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小说中的人物描写非常细腻，非常逼真。当你读完它之后，你会觉得生活对于那些平凡的人来说是那么残酷无情，因而会深切地、同时不免有点轻蔑地哀怜他们。福楼拜把那些人物展现在你面前，不仅他们本身是如此真实，就是他们忍受的痛苦也如此真实，以至于他们已不再是个别的人，而成了人类的典型代表。
由于篇幅有限，有些不太重要的书我只能约略地提一下。邦雅曼·贡斯当写过一部篇幅不长的长篇小说，名为《阿道尔夫》。大多数作家习惯写爱情的产生，贡斯当却相反，他以罕见的有力笔调描写了爱情的衰退。这部作品是对人性的一种真实记录。《三个火枪手》[51]是一部出色的传奇小说。或许，它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人物都是粗线条的，结构又很松散，但它很有吸引力，而这一点，我必须指出，对小说家来说恰恰是最重要的。至于阿纳托尔·法朗士，他虽则没有多大才气，但风格很优美，这种风格在一本名叫《珍珠贝盒》的短篇小说集里发挥得最为出色。他一度被人过分推崇，现在却又被人过分冷落。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国产生了一位堪与历代大师媲美的伟大小说家，那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作品已有英译本而且译文非常完美，在我看过的所有翻译作品中，我觉得只有这个译本没有使原文有所减色。普鲁斯特一生只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但这部长篇小说长达十五卷。这部洋洋巨著一出版就让人惊叹不止，对它的颂扬也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我自己就曾说过，我宁愿读普鲁斯特读得厌烦，也不愿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来解闷。但是，重读这部作品，我们大数人的态度也许会变得比较清醒：普鲁斯特其实经常重复，他的自我剖析也过于繁琐，对妒忌心理的分析冗长而乏味，即使最有耐心的读者最后也不免生厌。尽管如此，他的优点还是远远超过他的缺点。他是个具有独创精神的伟大作家。他的观察细致入微，他的创造力和心理透视力无与伦比，但我相信，他在未来将作为一个卓越的幽默作家而受人称颂。因此，我劝你在读这部大作时，虽然有许多枯燥的地方完全可以跳过去不读，但是那些描写维尔杜兰夫人和夏吕斯男爵的文字千万不能遗漏。这是两个刻画得最淋漓尽致的喜剧人物，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多见的。
《堂吉诃德》和《蒙田随笔》
我先谈谈《堂吉诃德》。谢尔顿早在十七世纪初就把这部作品译成了英语，但是那个译本读起来很艰涩，而我是提倡愉快地读书的，所以我建议你去读由奥姆斯毕在一八八五年翻译的那个较新的译本。我还要提醒你一件事：塞万提斯很穷，他写东西多半是为了挣钱，他写了一些类似短篇小说的东西，就插在《堂吉诃德》里充数。我把这些东西都读了，但是就像约翰逊博士读《失乐园》一样，是觉得应该读而不是喜欢读。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是会跳过这些东西不读的。在奥姆斯毕的译本中，这些东西都用小字排印，大概是为了降低书的成本，因为你读《堂吉诃德》，毕竟是要看堂吉诃德本身——堂吉诃德和他那个忠实的侍从桑丘·潘沙。堂吉诃德先生忠厚老实、胸襟坦荡，尽管他的荒唐历险可能会使你忍俊不禁（其实，现代人已经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觉得好笑了，因为我们的感情比他们脆弱，觉得对他开的玩笑有些过于残忍，使人笑不起来），你却不仅会喜爱这位“愁容骑士”，而且还会对他表示尊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也太铁石心肠了。他是人类奇想的不朽产物，任何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都会被他深深地打动。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本法国书，因为它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的画像，但这个人和堂吉诃德截然不同，他会在不知不觉间赢得你的爱慕，而当你一熟悉他，你就成了他的莫逆之交。他就是蒙田。他用一系列的随笔给自己画了一幅完整的肖像，不仅画出了他的性情和他的癖好，同时也画出了他的缺点，使你就像了解一个朋友一样了解他，甚至比朋友还觉得亲切。而就在你了解他的同时，你对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所发现。因为在冷静而幽默地描述自己的性格时，他也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普遍人性。经常有人说，蒙田是个怀疑论者。当看到事物的两面而无从肯定时，虚心地不做结论当然是最为适宜的，如果这就是怀疑论，那么我想他确实是个怀疑论者。不过，他的怀疑论使他对人对己都很宽容——一种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的美德——这种宽容来自对人类的兴趣和对生活的热爱，而反过来，只要抱着宽容的态度，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会更加热爱，对他人的幸福也会更加关心。
蒙田的随笔曾由弗洛里奥用华丽的文笔译出，不过对他那种伊丽莎白时代的浮华语言不太喜欢的人，会觉得后来由威廉·卡罗·赫兹利特校订过的柯登的译本读起来更加流畅一点。蒙田的随笔不管挑哪一篇来读，你都会觉得趣味盎然，但是如果你想读到他最精彩的作品，最好是把第三卷都读一遍。这一卷里的文章都比较长，他那种宜人的闲谈特点也发挥得比较充分。虽然这些文章的题目相对来说有点一本正经，但文章本身依然妙趣横生，在写这些文章时，他对随笔这种体裁已驾轻就熟，对读者的兴趣已了如指掌，所以你在那里将领略到他那种不拘一格的文章精髓。不要看到某一篇文章的题目，就认为你不会对它感兴趣，因为他的题目往往和内容并没有多大关系。譬如，在一篇题为《论维吉尔的一些诗》的文章中，他谈得最多的却是法国语言。这是他最有趣的一篇妙文，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插话，即使是不太拘谨的人，读了也不免会脸红。
司汤达和《红与黑》
我想，要在有限的篇幅里恰当而清晰地讲述亨利·贝尔（他以笔名司汤达而出名）的一生，是不可能的。要讲述他的一生，需要写一本书，而且为了使人理解，还必须深入探究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好在这样的书已经有人写了。如果《红与黑》的读者对司汤达本人很感兴趣，而且想要知道比我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所能说的更多的情况，那他最好去读一下马修·约瑟夫森先生最近出版的那本材料翔实、文笔生动的传记，它的书名是《司汤达：对幸福的追求》。既然如此，我在这里只需稍微介绍一点司汤达的生平就可以了。
他于一七八三年出生在格勒诺布尔，父亲是一个颇有地位、也颇有钱财的经纪人，母亲是当地一位名医的女儿，不过司汤达七岁时，她就死了。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一七九二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内万特被送上断头台。
司汤达曾详细描述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对此我们有必要予以了解，因为就在那一时期，他形成了某些影响他一生的偏见。在他所爱的母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怀着情人般的爱去爱她的——去世后，他就由父亲和姨妈照管。他的父亲是个严肃而拘谨的人，姨妈则既严厉又虔诚。他很讨厌他们。他们属于中产阶级，却一心想成为贵族，后来大革命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司汤达说他的童年很不幸，但从他自己描述的情形来看，好像并没有多少事情值得抱怨。他聪明、好辩，是个很难管教的孩子。在格勒诺布尔实行恐怖统治时，他的父亲被列入可疑分子名单，他自己把这归咎于一个叫亚马的律师，因为他想抢走他的主顾。“但是，”他聪明伶俐的儿子却说，“就算是亚马使你列入了反对共和国的可疑分子名单，可你确实是反对共和国的。”这当然是实话，但是一个有掉脑袋危险的中年人从自己的独生儿子嘴里听到这样的话，肯定是不会高兴的。司汤达说他父亲是个叫人厌恶的小气鬼，但是当他需要的时候，似乎总能从父亲手里弄到钱。父亲禁止他读某些书，但他还是有办法读到。这大概是从世上有了书籍以后，许许多多孩子都曾遇到过的事情。他还抱怨父亲不允许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但是他有两个姐姐，还有和他一起听课的其他男孩（他们都是一个耶稣会教师的学生），想来也不会像他所说的那样孤独。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和当时许多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把一般的家庭约束看作专制，只要有人逼他去读书，只要有人不允许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寻常的虐待。
虽然他的童年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但有一点他和大多数孩子不一样，那就是大多数孩子长大后会忘记自己曾受到的管制，司汤达却直到五十三岁还对此耿耿于怀。因为憎恨那个耶稣会教师，他成了一个激烈的反教权主义者，到死都不相信教会中会有一个人是真诚的。因为他父亲和姨妈都是保皇派，他就热烈地拥护共和派。但是，在他十一岁时，他有一天从家里溜出去参加一个革命者的集会，却意外地受到了震动。他发现无产者不仅衣衫褴褛、浑身臭气，而且粗俗不堪、满嘴脏话。“总之，我那时就像我现在一样，”他后来写道，“热爱人民，憎恶压迫他们的人，但是如果要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那我觉得简直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折磨……我过去——现在也依然——有许多贵族倾向，为了人民的幸福，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我得承认，我宁愿每月在监狱里蹲两个星期，也不愿去和那些店主一起生活。”司汤达的这些话很有意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那种经常出现在豪华客厅里的、脸色红润的年轻叛逆者。
司汤达十六岁时才首次去巴黎。在那里，他父亲把他介绍给一个亲戚——达鲁先生，他有两个儿子在国防部任职。长子皮埃尔主管一个司，他不久就让他的表弟司汤达担任他的秘书。拿破仑向意大利发动第二次战争时，达鲁兄弟便跟随他去了意大利，司汤达很快也到了米兰和他们会合。他在秘书处干了几个月后，皮埃尔要派他到一个龙骑兵团里去。可是，他喜欢米兰的欢快生活，不想到那个团里去。他趁皮埃尔不在米兰时，就去巴结一个叫米歇尔的将军，并当上了他的副官。皮埃尔回来后，下命令要他到那个团里去，但他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了六个月，后来当他不得不动身时，发现自己实在厌恶到那里去，就干脆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放弃了那个职位。他其实连战场也没去过，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在各种场合吹嘘自己在战场上如何勇敢。一八〇四年，他为了得到某个职位，还真的写了一份证明书（由米歇尔将军签字），证明他在历次战斗中曾立下过许多赫赫战功。
他回到巴黎，靠父亲提供的一小笔只够日常开销的津贴维持生活。他想达到两个目标，其一是要成为出色的戏剧诗人。为此他大量研读剧本，还几乎每天都去剧院看戏，并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观感。人们后来发现，他在日记里反复谈到的是如何把他看过的戏改写成他自己的剧本。看来，他既缺乏构思剧情的才能，也肯定不是诗人。他的另一个目标是要成为伟大的情人，但在这方面，老天爷并没有给他很好的条件，他身材矮胖，其貌不扬，上身圆鼓鼓的，两腿粗而短，一颗大脑袋上长着一头黑发；嘴唇不厚，鼻子却过于肥大；不过他的一双褐色眼睛炯炯有神，手和脚也不大，尤其是皮肤，像女人一样细嫩。为了显得有风度，他经常带着一把佩剑，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其实他是很怕羞的。经他的表兄马歇尔·达鲁——即皮埃尔的弟弟——介绍，他得以经常出入一些贵妇人的沙龙。这些贵妇人的丈夫都是趁大革命之机发了财的暴发户。可惜的是，他说话结结巴巴，很不善于交际。他虽然能想出不少妙语，却没有勇气说出来。这使他往往显得很尴尬，而他对自己的外省口音又觉得很恼火。也许就是为了矫正口音，他进了一所戏剧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叫美拉妮·居利贝尔的女演员。这个女演员比他大两三岁，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还是和她相爱了。之所以要考虑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因为他吃不准她是否真的爱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怀疑她有花柳病。打消了这两方面的顾虑后，他和她一起去了马赛。她到那儿去是为了履行一份演出合同，而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在一家杂货批发铺里做临时工。但是，他最后发现，她无论在气质上还是在智力上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女人，所以当她后来因为缺钱而不得不返回巴黎时，他求之不得地放她走了。
我没有篇幅来详谈他的多次恋爱事件，只能说两三件事，以期有助于你了解他的性格。他是有情欲的，但并不强烈，实际上，在他后期写给一个情妇的那些相当色情的信被发现之前，人们还一直怀疑他是个性冷淡的人。他的情欲是很理智的，也就是说他寻找女人多半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非完全出于性的需要。他虽然喜欢高谈阔论，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善于向女人献殷勤。他自己就曾坦率地承认，他的大多数恋爱是不幸的。原因很简单，他太优柔寡断。为此，他在意大利时还请教过一个同僚，问他怎样才能赢得女人的欢心，并一本正经地记下了他的忠告。他刻板地去讨女人的欢心，就像他当初写剧本一样按部就班，而当她们觉得他滑稽可笑时，他感到十分沮丧。他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老是认为他没有诚意。确实，他尽管聪明过人，却偏偏就不知道女人只能理解感情的语言，任何理智的语言都会使她们退避三舍。他错误地以为，要赢得女人的欢心就要有策略和计谋，殊不知那只能靠感情才能赢得。
和美拉妮·居利贝尔分手后又过了几个月，司汤达也回到了巴黎。他靠表兄皮埃尔·达鲁的关系在军粮部谋到一个职位，并被派往布伦斯威克。这时他已放弃成为杰出剧作家的理想，决定开始仕途生涯。他以帝国的贵族和荣誉军团的骑士自居，一心想当上薪俸优厚的省长。他虽然热烈地拥护共和派，还把拿破仑称帝看作是对自由法兰西的蹂躏，却又写信给父亲，要他为自己买一个爵衔。他还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贵族专用的“德”，自称亨利·德·贝尔。他是个有头脑、有能力的官员，一八一〇年他得到提升，奉命回巴黎在残废军人宫任职。他获得两匹马和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还有一个车夫和一个男仆。他随即找了歌剧院合唱队的一个女演员和他同居，但他并不满足，他觉得还应该有一个能真正为他所爱的情妇，一个有显赫身份因而会给他增添荣誉的情妇。他认定皮埃尔·达鲁的妻子亚历姗德拉·达鲁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皮埃尔·达鲁现在已是伯爵，他的妻子就是伯爵夫人，再说，尽管她已有四个孩子，却比丈夫年轻许多，依然美貌动人。没有迹象表明他当时考虑过表兄达鲁对他的友善和长期的照顾，也没有迹象表明他考虑过勾引表兄的妻子是既不策略又不体面的，因为他只考虑自己的发迹和荣耀。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世上还有感恩这样一种美德。
于是，他拿出他在爱情方面的全套谋略发动进攻，但是他那倒霉的犹豫不决的性格始终妨碍着他。他时而活跃，时而忧伤，时而轻佻，时而冷静，时而激昂，时而淡漠，但无论怎样似乎都无济于事，他不知道女主人到底爱不爱他。他甚至怀疑她在背后嘲笑他忸怩作态，为此他觉得很羞辱。最后，他找一个老朋友诉说自己的苦恼，并请教他有何良策。他们一起商量这件事。由他的朋友提问，他回答，然后他的朋友把问答内容都记下来。下面的一问一答是马修·约瑟夫森写司汤达传记时引用过的：“勾引B太太（他们用‘B太太’来称呼达鲁夫人）有什么好处？”“好处如下：勾引者的欲望将能得到发泄；他还能从中获利；他能进一步从事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他将满足自身的荣誉感。”司汤达还在那份问答记录上加了一条注释：“最好的建议。进攻！进攻！进攻！”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如果没法克服自己的羞怯心理，那也是很难行之有效的。几个星期后，他应邀去柏希维勒村达鲁的乡间庄园作客。临行前一天，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下定决心要实施最后的进攻计划。他穿上一条最好的条纹裤去了。达鲁夫人对他的裤子称赞了一番。他们俩在花园里散步，后面跟着达鲁夫人的一个朋友以及她的母亲和孩子们，大约离他们有二十米远。他们来回散着步，他浑身紧张，就是下不了决心。最后，他暗暗选定前面的一个地方，并把它称作A，把自己正站着的地方称作B，心里发誓，要是他们走到A的时候他还没有说出来，他就要自杀。他终于说了，一边说一边还抓住她的手臂想亲吻她的手。他对她说，他爱她已爱了整整十八个月，只是尽了最大努力没有说出来，甚至想从此不再见她，但实在忍受不了这爱的痛苦。对此，她却回答说——当然态度很友善——她对他的感情仅限于友谊，没有更进一步的感情，再说她不想对丈夫不忠。说完，她就转身招呼后面那些人来和他们一起散步。就这样，他的柏希维勒战役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感情深受伤害，但受伤害更深的却是他的虚荣心。
两个月后，依然沉浸在痛苦中的司汤达申请去米兰度假。他当初第一次去意大利时就特别喜欢米兰这座城市，因为在十年前，他就在那儿迷上过一个叫吉娜·皮特拉鲁阿的女人，他的一个同僚的情妇，但那时他是个钱袋空空的副官，她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他想，这次到米兰一定要去拜访她。她的父亲是开店铺的，她年纪很轻时父亲就把她嫁给了一个小公务员。现在她已三十四岁，儿子也有十六岁。他见到了她，发现她依然是一个“高大而美丽的女人，眼睛、表情、眉毛和鼻子依然显露出一种高雅的气质。我觉得她（他补充说）比以前更聪明、更高贵，只是那种娇艳十足的风姿不见了”。她的丈夫薪水微薄，但她却在米兰有一套房子，在乡间有一幢别墅，有仆人，在斯卡拉剧院订有包厢，还有一辆四轮马车。她确实是够聪明的。
司汤达心里明白，自己长得很难看，于是就决定用时髦而漂亮的服饰来加以弥补。他本来就是胖鼓鼓的，现在由于生活优裕，变得更加肥胖了；然而，他口袋里有钱，有漂亮的服饰支撑着他。他觉得，他现在已不再是个穷巴巴的龙骑兵了，要把那高贵的夫人弄到手，理应是有把握的。于是他决定在米兰逗留期间要让她成为他的情妇，但是她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顺从。他不得不大费一番周折，直到他将离开米兰去罗马之际，她才同意让他在一天的上午到她家里去。可以想象，他那天是怎样苦苦求爱的，而就在那天的日记里，他写道：“九月二十一日十一点半，我终于赢得盼望已久的胜利。”他还把那天的日期写在她的吊袜带上。和他当初向达鲁夫人求爱时一样，他那天也穿着条纹裤。
一八一二年，司汤达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达鲁伯爵，把他从巴黎的那个闲职上调离，并给了他军粮部的现役军职。他随拿破仑的大军一起参加了远征俄国的灾难性战争。在从莫斯科撤退的途中，他表现得很沉着，很能干，也很勇敢。一八一四年，拿破仑退位，他的仕途生涯也就到此结束。据他自己说，他当时拒绝了好几个重要职务，说他宁愿流放也不愿为波旁王朝效劳，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仅宣誓效忠波旁王朝，还千方百计想到政府机构任职。只是这些努力没有成功，他才不得不去了米兰。他仍然有足够的钱住一套舒适的公寓，随意去歌剧院看看歌剧，但是他已失去以前的官位、声望和大笔大笔的钱。吉娜对他冷淡了。她对他说，她丈夫得知他又到了米兰之后一直妒性大发，她的其他爱慕者也都对她疑心重重。她请求他，为了她的名誉离开米兰。他清楚地知道，她是想和他分手，但是她越是想分手，他越是热情高涨。为了重新得到她的爱，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筹集了三千法郎，并把这笔钱给了她。她这才同意和他一起去威尼斯，不过要她的母亲、儿子以及一个中年银行职员和他们同行。在威尼斯，她还坚持要司汤达住到另一家旅馆里去，说是要顾全一点面子，而使他更为恼火的是，尽管他一再表示讨厌，那个银行职员却老是跟着他们。他真是不明白，那家伙有什么权利跟着他们。下面的话摘录自他当时的日记，是用英语写的：“她摆出一副样子，好像她到威尼斯来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我真是愚蠢透了，用三千法郎来做这样的旅行。”但是十天以后，他却写道：“我得到了她……不过她还和我谈到了经济上的安排。那是在昨天上午，绝不可能是错觉。政治把我的情欲都搞光了，我的精液一定都被抽到脑子里去了。”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六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这年秋天，司汤达和吉娜一行回到米兰。司汤达住在偏僻的郊区，这是吉娜的安排。他若想和她幽会，就得在深夜里换几次马车，在无人跟踪的情况下到她的住所，然后由一个侍女把他带进她的房间。但是不久之后，那个侍女可能是和女主人吵了架，也可能是被司汤达收买了，反正她向司汤达说明了事实真相，使司汤达大为恼怒。原来吉娜的丈夫根本没有妒忌，吉娜之所以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只是为了防止司汤达遇到她的其他情人，说得准确一点，是遇到她的情人中的某一个，因为她有许多情人。那个侍女还让司汤达自己去证实她说的是真话，第二天，她就把他藏在紧挨着吉娜房间的一个壁橱里，他就在那里“透过一个钥匙孔，亲眼看见了她对他的背叛行为，就在离他只有三英尺的地方”。“你是不是以为，”司汤达后来说，“我会冲出壁橱，用匕首捅死那对男女？不，没有这回事……我只是像我进去时一样悄悄地溜出了壁橱，只想到这样的历险实在可笑。我嘲笑自己，鄙视那位夫人，但也为我能重新获得自由而觉得欣慰。”
一八二一年，司汤达由于和一些意大利爱国者有联系而被奥匈帝国的警察当局逐出米兰。他到了巴黎，而且在以后的九年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在这期间，他又有过一两次乏味的恋爱。他时常在一些清谈家的沙龙里消磨时光。他不再笨嘴笨舌，而是变得既机敏又刻薄，特别喜欢和八个或者十个人一起高谈阔论。他像许多健谈者一样，喜欢垄断谈话，喜欢自说自话，对意见不合的人，就毫不掩饰表示轻蔑。为了语出惊人，他多少有点放肆，常说些淫秽和亵渎的话，有些不喜欢他的人说，他为了取悦和刺激听他说话的人，还常常滥用幽默。接着便发生了一八三〇年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国外，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这时，司汤达已经把父亲留给他的那点微薄的财产差不多全花光了，于是他又恢复了原先的志向，要当一个伟大的作家。然而他在文学上作出的努力既没有给他带来钱财，也没有给他带来名声。他的《论爱》一书于一八二二年出版，十一年里只卖掉十七本。他曾想到政府部门谋个职位，但没有如愿。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获得了到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当领事的机会，但是由于他同情自由派，奥匈帝国拒绝他为领事。于是，他又被转派到教皇治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当领事。
领事工作相当轻松，他一有时间就外出旅行。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旅游者。他在罗马找到不少知心朋友。对奇维塔韦基亚城，他反而觉得讨厌，因为他在那里孤身一人。在他五十一岁那年，他向一个年轻姑娘求婚。那个姑娘的母亲是他的洗衣妇，父亲是受雇于领事馆的一个圣方济派的修道士。然而，使他感到意外和屈辱的是，他的求婚竟被拒绝了。一八三六年，他说服外交大臣让别人来临时代理他的领事职务，他自己则到巴黎去任职三年。这时，他已是个肥胖的老人，脸很红，留着一把染过色的大胡子，头发也全脱光了，不得不戴上一顶紫褐色的大假发。他衣着仍然很时髦，就像他年轻时一样，不过对他外套和裤子的式样，人们总是议论纷纷，常使他很难堪。他仍然到处求爱，但几乎每次都被拒绝，他仍然去参加宴会，说起话来仍然那样滔滔不绝。最后，外交部责成他返回奇维塔韦基亚城续职，两年后，他在那里中风。恢复健康后，他要求休假，到日内瓦去求教一位著名医生。他从日内瓦到了巴黎，仍然像以前那样生活。一八四二年三月的一天，他出席了外交大臣的一个大型官方宴会。那天晚上，他沿着林荫道散步回住所，在路上再次中风。被送回住所后的第二天，他便去世了。
对于上述不加掩饰的事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由于司汤达一生都很动荡，他肯定拥有比其他作家都要丰富的人生经验。确实，他生活在一个社会和个人都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因而能获取广泛的人性知识，但他也只能在其个性所容的范围内获取，因为目光再敏锐的观察者，在观察同时代人时也要受自身个性的限制。他有许多局限，这是肯定的。当然，他有他的特点：他很机敏，容易动感情，有点怯懦，但富有天资，工作勤奋，而且具有卓越的创造力。他还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但是，他的性格缺陷也很严重：他抱有荒谬的偏见，而且常常想入非非；他很多疑（因而也容易受骗），也很褊狭、苛刻，但又极不谨慎，往往很自负，甚至极度虚荣；他耽于肉欲而且趣味粗俗，行为放荡却又缺乏激情。然而，我们之所以知道他有这些缺陷，又都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不是职业作家，甚至连文人都算不上，但他不停地写，而且几乎一直在写他自己。他长年记日记，因而留下了大量的生活片断，而他记日记显然不是为了出版。他在五十多岁时写了一部自传（有五百页），但只写到他十七岁就不再往下写了。这部自传尽管到他去世时仍未改定，却是准备出版的。在那里，他往往自我拔高，还编造了许多他其实并未做过的事情，但整体上说，他还算诚实。他写到了许多细节，不少地方一再重复，冗长而沉闷，读起来味同嚼蜡，但我想，无论谁读完这部自传后都应该这样自问：如果要我像他一样率直地暴露自我，我能写得更好一点吗？
他去世时只有两家巴黎的报纸做了报道，看起来他是很快就会被人彻底遗忘的。好在他生前的两个老朋友努力促使一家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否则的话，他很可能已经被人遗忘了。然而，尽管当时有影响的批评家圣·伯夫专门为他写了两篇评论，公众却仍然对他不感兴趣。直到后来，在下一代人中间，他的作品才得到广泛阅读。他自己从不怀疑他的作品是会流芳百世的，但他预计要到一八八〇年甚至一九九〇年，人们才会对他的作品作出应有的评价。凡被同时代人忽视的作家，大多是这样来自我安慰的，都说后人会承认他们的成就。遗憾的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事，那也是极为罕见的。后人都很忙，而且粗心大意，他们即便想关心过去的文学，也往往只关心那些当初就已取得成功的作品。只有极小的可能，一个默默无闻的已故作家才会被人重新发现。对司汤达来说，他的幸运来自一位教授。那位教授其实并不出名，关于他的情形，人们除了知道他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曾热情赞扬过司汤达的作品，其他便一无所知了。凑巧的是，当初听课的学生中有一些聪明的年轻人——他们日后都出了大名——他们听那位教授如此赞扬司汤达，就去读他的作品了，结果发现他的作品中有许多东西和他们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就成了他的狂热的崇拜者，这些年轻人中最有才华的是希普里特·泰纳，多年后当他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著名理论家时，他著文盛赞司汤达，称他为古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自那以来，人们便写了大量评论他的文章，以致到了今天，他被普遍认为是十九世纪法国三大小说家之一。
他的名声主要来自《论爱》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巴马修道院》或许更有可读性，人物形象也富有魅力，尤其是对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描写，可谓脍炙人口。但是，《红与黑》更加激动人心，更有独创性，也更具深刻意义。正是由于这部小说，左拉称司汤达为自然主义之父，而布尔热和安德烈·纪德则（不正确地）称他为心理小说的创始人。《红与黑》确实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
司汤达对自己比对别人更感兴趣，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他自己。《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司汤达很想、然而又无法成为的那种人。他让于连具有吸引女性的魅力，女人一见他就会神魂颠倒，这正是他自己一直热衷于做而又做不到的事情。他让于连一次次赢得女人的爱情，所用的正是那些他为自己设计、结果却总是失败的办法。他还说于连是个口若悬河的健谈者，不过他很明智地从不具体写到他是如何健谈的，只是断定他有这种才华。他把自己的记性、勇气、羞怯、自卑、野心、敏感、心计、多疑、虚荣、易怒等性格特点，以及肆行无忌和不知感恩的行为特征，全都给了于连。我觉得，从来没有哪个作家会像司汤达这样，在把自己的性格赋予人物的同时又描绘出这样一幅可憎、可鄙、可恶的人物肖像。
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除了滑铁卢战役（他其实并未参加），司汤达好像从不采用他为拿破仑效劳时的生活经验作为小说题材。人们本以为，他至少是那些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是完全可以从中提炼出某些重要主题来的。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我们记起来了，当初他想写剧本时也是从自己看过的戏里面去寻找题材的，看来，司汤达生来就没有虚构故事的才能。《红与黑》里的故事情节，就是他从当时引起全社会轰动的一个刑事案件的有关报道中获取的。我在评论小说时一般都不谈小说的故事来源，不过关于这部小说，我想还是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司汤达借用的是这样一个案件：一个名叫安东尼·伯尔岱的神学院学生，先是在一个叫M.米舒的人家里当家庭教师，后来又到另一个叫M.德·高尔东的人家里当牧师。在米舒家里，他企图勾引或者说确实勾引了米舒太太，而在高尔东家里，他又勾引了高尔东的女儿。为此他被主人辞退。他想回神学院，可是他名声太坏，没有一所神学院愿意接受他。他走投无路，就把怨恨发泄在米舒一家人身上，到教堂去向在那里做礼拜的米舒太太开了枪，然后自杀。但他的伤势并不致命，于是受到审判，在法庭上他还想把罪责推到不幸的米舒太太身上，以此为自己开脱，但最后还是被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