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之书
“乌克兰还没有灭亡”，这是乌克兰国歌的开头字句。对任何歌曲来说，这样的开头都难称乐观，但这首歌并非唯一一首无法激起乐观情绪的国歌。波兰国歌的开头与此类似，是“波兰还没有灭亡”。波兰国歌歌词作于1797年，而乌克兰国歌歌词作于1862年，因此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一目了然。这样的悲观主义从何而来？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言，民族灭亡的观念都来自他们在18世纪晚期的经历，即波兰的被瓜分和哥萨克国的终结。
与其他许多国歌一样，波兰国歌原先是一首进行曲。这首歌为跟随拿破仑·波拿巴——未来的法国皇帝——在意大利征战的波兰军团而作，最初叫作“东布罗夫斯基玛祖卡[1]”，得名自波兰军团的一名指挥官扬·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2]。波兰军团中许多军人，包括这位指挥官在内，都曾参加过科希丘什科起义。这首歌作于波兰被瓜分势力摧毁之后，意在鼓舞波兰人的情绪。歌词的第二行就明确表示：“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波兰就不会灭亡。波兰国歌不仅将民族的命运与国家联结在一起，也将它与自视为民族成员的那些人联结在一起，因此不仅让波兰人看到了希望，也让其他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的代表们看到了希望。波兰和乌克兰的新一代爱国者拒绝把上个世纪的悲剧当作对他们民族命运的最终判决。这两个民族的活动家开始宣传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理念：它应该是一个由爱国公民组成的民主政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领土的政权。
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用歌声和枪尖将民族和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整个欧洲。1807年，这位法国皇帝击败了普鲁士，并在普鲁士从瓜分波兰中获得的土地上建立了华沙公国。波兰军团成员们的梦想离实现更近了一步：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祖国复国这一令人激动的前景。1812年，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也群起支持被他们视为解放者的法国侵略军。这一时代波兰首屈一指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3]在其史诗《塔德乌什先生》（Sir Thaddeus）描述了法军进入今天白俄罗斯地区时当地波兰贵族的兴奋之情。这部作品至今仍被波兰学校列为必读篇目（在白俄罗斯则不然）。“光荣已属于我们，”诗中的一名波兰人物说道，“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就会重生。”
1815年，15岁的密茨凯维奇在进入维尔纽斯大学学习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亚当·拿破仑·密茨凯维奇。此时波兰人的“我们的共和国重生”的梦想早已被粉碎。拿破仑和东布罗夫斯基以及他们的法军和波兰军团都已从俄罗斯帝国败退。拿破仑侵俄失败一年以后，俄军占领了巴黎，而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但这些努力并非全部白费。决定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命运的维也纳会议（1814—1815）[4]让波兰再次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维也纳会议在拿破仑创建的华沙公国废墟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原被奥地利吞并的土地，建立了波兰王国[5]。这个波兰王国与它的强邻俄罗斯帝国拥有共同的君主，在俄国被称为沙皇国（tsardom），而非王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6]还赐予波兰帝国其他部分无法企及的自治权和特殊待遇。
以帝国统一化和行政司法标准化为标志的叶卡捷琳娜理性时代就此结束，特殊对待的时代又回来了。那些失去了特权的民族都对波兰人满怀羡慕，其中包括前哥萨克国的精英阶层。尽管近代波兰民族主义是在拿破仑的翼护下成长起来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最初兴起时却以反波拿巴为旗帜。在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帝国的报纸第一次开始刊登乌克兰语而非俄语的爱国诗歌。这批诗歌中的一首出现在1807年，题为“啊哈！恶棍杂种波拿巴，你还没有餍足吗？”（“Aha！ Have You Grabbed Enough， You Vicious Bastard Bonaparte?”）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拿破仑都激起了当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在波兰人、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用各自的母语表达这些情感的同时，一些乌克兰人决定他们也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在乌克兰以及欧洲其他地区，语言、民间故事、文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历史，都成为构建一种近代民族认同的砖瓦。
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7]就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抵抗拿破仑的乌克兰人中的一员。他出生在前哥萨克国境内的波尔塔瓦地区，自己组建了一支哥萨克部队，加入抵抗拿破仑的斗争中。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名下级官员的儿子，在一所神学院接受教育，曾做过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也曾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中作战。1798年，还在军中服役的他出版了其诗作《埃内伊达》（Eneïda）的
第一部分。这部诗作是基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的模仿之作，其中的主要人物并非希腊人，而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正如人们对真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期待那样，诗中人物都说乌克兰方言。然而，我们只有在回顾中才能理解这部诗作的语言选择背后的逻辑。在18世纪晚期的乌克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位先驱——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方言创作一部重要诗篇的作者。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尝试发出某种政治声明。实际上，选择模仿文体正表明他是在进行一场语言和主题的游戏，而不是要创作一部高度严肃的作品。很明显，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不乏文学天赋，对时代精神也有精准的把握。18世纪晚期，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将民族国家设想为不仅是一个人民享有主权的政治体，还是一个文化实体，一个等待被民族文艺复兴唤醒的睡美人。在德意志地区，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8]将语言和文化作为自己对民族的新理解的基础。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一样：后来被称为民俗学学者的狂热分子们到处搜集民间故事和歌谣，在找不到“好”样本时，就自己创作。在英国，古代吟游诗人莪相[9]的“发现者”詹姆斯·麦克弗森就成功地将爱尔兰民间传说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族神话。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写作《埃内伊达》
第一部分时，正值教会斯拉夫语这一在上一时代统治俄罗斯帝国文学的语言框架分崩离析之际。各种基于方言的文学作品得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公共领域。俄国出现了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乌克兰则有了自己的伟大诗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无论他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初衷为何，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从未对这个选择感到后悔。他还将完成《埃内伊达》的其余五部，并成为第一批乌克兰语戏剧的作者。这些戏剧中包括以一个乌克兰村庄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娜塔尔卡-波尔塔夫卡》（Natalka-Poltavka，即《波尔塔瓦的娜塔尔卡》）。前哥萨克国的波尔塔瓦地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故乡）所使用的语言将成为标准乌克兰语的基础，并为以第聂伯河为中心，东至顿河、西至喀尔巴阡山脉的不同乌克兰方言的使用者所接受。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Oleksii Pavlovsky）在1818年出版了其作品《小俄罗斯方言语法》（Grammar of the Little Russian Dialect），让这种语言有了自己的第一套语法系统。一年后，米科拉（·尼古拉）·采尔捷列夫[10]编撰的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也得以出版。
如果不是其他数以十计（后来更发展到数以百计）富有才华的作者的作品出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及其作品完全可能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脚注，一个异数而已。这些作者并非都用乌克兰语写作，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浪漫主义者，都怀有19世纪初那种对民间传说和传统的美好想象，都重视情感而非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乌克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是哈尔基夫。1805年，帝国当局在这里开办了一所大学，邀请全国各地的教授们前来任教。在当时，身为一名教授通常意味着对地方志和民间传说感兴趣，而哈尔基夫正有丰富的传统。在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年代，它是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居住着乌克兰哥萨克人和逃亡的农民。到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这片土地常被人称为“乌克兰”。因此，1816年哈尔基夫开始出现的第一份文学年鉴被命名为《乌克兰先驱报》（Ukrainian Herald）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这份刊物以俄语印刷，但它也接受乌克兰语投稿。它的许多作者所讨论的也是乌克兰历史和文化主题。
哥萨克历史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趣焦点，这在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内伊达》中已有所显示。哈尔基夫的浪漫主义者们对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乌克兰历史著作《罗斯历史》（Istoriia rusov）的积极欢迎和宣传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关于乌克兰哥萨克人的历史被归为18世纪的东正教大主教赫俄希·科尼斯基[11]的著作，但其真正的作者（或作者群）来自前哥萨克国斯塔罗杜布地区的哥萨克军官后裔阶层。无论《罗斯历史》的作者是谁，他都对哥萨克军官和俄罗斯贵族群体中的不平等状况十分关心，并更加公开地主张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的平等。这是在18世纪哥萨克文献中回响的传统主题，但现在拥有了更适合浪漫主义时代情感的表现形式。
《罗斯历史》将哥萨克人刻画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并通过乌克兰哥萨克统领们的英雄事迹、战斗历程和死于敌人之手的故事来赞美哥萨克历史。这些敌人和其叙事中的反面人物大都代表着别的民族——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帝国各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们的想象力都被《罗斯历史》点燃了。这些人中包括圣彼得堡的孔德拉季·雷列耶夫、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尼古拉·果戈理。在哈尔基夫，这一神秘文本的主要鼓吹者是本地大学的一名教授伊斯梅尔·斯列兹涅夫斯基[12]。与他之前的麦克弗森一样，斯列兹涅夫斯基同样自己创作民间传说。麦克弗森利用爱尔兰神话来达到目的，斯列兹涅夫斯基则在《罗斯历史》中寻找灵感。这部作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前哥萨克国地区风靡一时，将一段关于哥萨克社会阶层的历史变成了一种对一个新兴民族社群的记述，迈出了近代乌克兰民族塑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曾经存在的哥萨克国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构建提供了砖石——一个关键的历史神话、一种文化传统和一种语言。除此之外，它还提供了建筑师：《埃内伊达》的作者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
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的编撰者米科拉·采尔捷列夫和写出第一本乌克兰语语法著作的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都来自前哥萨克国。在乌克兰民族构建的早期阶段中，哥萨克国精英阶层占有如此突出甚至是统治性的地位，其原因很简单：在19世纪的乌克兰，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与当地人共享同一种文化的唯一地区就是前哥萨克国。在奥属加利西亚和俄属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主导当地政治和文化图景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或是波兰化的乌克兰贵族。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得到垦殖的南方草原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则是族群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因此，哥萨克国境内的旧哥萨克民族后裔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民族塑造斗争的先锋。这个新民族从其语言到其名字“乌克兰”都来自哥萨克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代乌克兰民族构建的初始阶段被一些学者称为遗产收集时期，滥觞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及紧接其后的一段时间。第二阶段则受到19世纪30年代波兰起义的影响。这场起义导致了早期乌克兰民族运动政治方案的形成。
波兰的起义早有其缘由。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开明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刚刚把“波兰沙皇”的称号加入自己的头衔）为自己新获得的领土提供了一部欧洲范围内最自由的宪法。然而这位沙皇很快就证明他头衔中的“皇帝”二字并非虚设。他对波兰王国的统治权获得欧洲列强承认之后不久，亚历山大一世的开明路线就走到了尽头。他的代表经常无视波兰议会，侵犯言论自由，并不顾沙皇原先允诺的其他公民权利。当不满的波兰青年们组织起秘密会社时，警察就对他们展开追捕。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情况愈发恶化。这次起义中，包括部分显赫哥萨克家族后裔在内的俄国军官们率部发动叛乱，要求制定一部宪法。叛乱被镇压了，皇帝尼古拉一世[13]长达30年的保守统治由此拉开序幕。1830年11月，一次由年轻波兰军官在华沙发动的兵变很快演变成一场起义，席卷了整个王国和包括今天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前波兰领土。一支波兰军团被派往沃里尼亚，而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右岸乌克兰的波兰贵族也开始叛乱。他们号召乌克兰农民们加入起义的队伍，有时候甚至许诺会将他们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帝国以其优势的军力镇压了这次起义。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参加者和支持者，包括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内，都逃离了波兰，其中大部分人逃往法国。运气差一些的人则被关进俄国人的监狱或被流放。
十一月起义不仅是一场对波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动员，它同样在俄国土地上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响。由于拿破仑战争而染上明显反法国色彩的俄罗斯帝国爱国主义者如今开始激烈地反波兰。亚历山大·普希金一派的人物在理念领域引领了对波兰叛党及其法国支持者的攻击。在其诗作《致俄国的中伤者》（“To the Maligners of Russia”）中，普希金要求对波兰解放事业提供保护的法国人不要插手，把俄罗斯和波兰之间的矛盾留给斯拉夫人自己解决。普希金在波兰人的叛乱中看到了对俄国领土的威胁，并认为这种威胁不限于波兰王国的范围。在他看来，这场叛乱仍是对乌克兰的争夺。当俄军攻下叛党盘踞的华沙后，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们将防线后撤到何处？
难道要退过布赫河？退过沃尔斯克拉河[14]？直到（第聂伯河）河口？
那时沃里尼亚将属于谁？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遗产又将是谁家之物？
如果承认叛党的权利，
那立陶宛人不也会唾弃我们的统治吗？
还有基辅，那拥有金顶的老朽古城，
罗斯的万城之祖——
难道它也要让那些神圣的陵墓
落入野蛮的华沙之手？
在十一月起义期间，普希金甚至动起了写作一部“小俄罗斯”历史的心思。
在波兰起义之后的几十年中，俄国在乌克兰和其他前波兰属地上的政策主旨都是抵抗来自西方尤其是波兰的影响。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已经准备好“本土化”，用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新生的民族主义来保卫其获得的领土。在这段时间里，帝国教育大臣谢尔希·乌瓦罗夫[15]伯爵明确了新的俄罗斯帝国身份认同的几大基础：专制政体、东正教信仰和民族。如果说乌瓦罗夫的三原则中的前两个是俄罗斯帝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标志，第三个原则则是对这个新兴民族主义的时代做出的回应。乌瓦罗夫所谓的“民族”并非泛指，而是专指俄罗斯民族。乌瓦罗夫曾写道：他的三原则构成了“俄罗斯的独特本质，并专属于俄罗斯”，它们“将俄罗斯民族身份的碎片连成一个整体”。这个民族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共同组成。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对乌瓦罗夫的三原则的具体含意争论不休，但其明晰简洁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便于我们对19世纪30年代之后帝国的西部边境政策进行讨论。罗曼诺夫王朝的理想子民不仅要忠于帝国（在理性时代这一条已经足够），还必须属于俄罗斯民族和信奉东正教。波兰的十一月起义让乌克兰农民阶层对帝国的忠诚变得可疑了。在帝国当局眼中，这些人无疑属于俄罗斯民族，却往往不信仰东正教——大部分新领土上的居民仍留在联合教会内。因此，要保证他们对帝国的忠诚，让他们变成沙皇的理想子民，就必须让他们从联合教会改宗东正教，以打破联合教会的农民信徒和天主教贵族之间的联结。当局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在本质上与布列斯特联合的方法正好相反：帝国政府及联合教会内部的政府支持者没有在个人层面上让联合教会的信徒改宗，而是要使整个教会改宗东正教。这或多或少有些类似波兰当局在16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针对联合教会的做法。
1839年，一次联合教会会议在政府的支持下召开，宣布了联合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重新统一”，并请求得到沙皇的祝福。皇帝同意了这个请求，调遣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以保证这次反向联合不会遭遇新的反抗。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超过1 600个教区和150多万名（据某些估计）信徒在一夜之间“回归”了东正教。在白俄罗斯、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很大一部分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东正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被结为一体，以便为专制政体服务。这是前联合教会信徒漫长“东正教化”过程的开端，他们在文化上的“俄罗斯化”也同时发生。东正教会的神学院都使用俄语作为教学语言，因此教会的知识精英阶层不仅从联合教会的天主教信仰改宗了东正教，在民族身份上也从乌克兰人或罗塞尼亚人变成了俄罗斯人。
更为复杂和困难的，是如何争取受波兰起义威胁的领土上那些世俗精英阶层的“心灵和意志”。起初，帝国采用了其通常的策略，在将波兰贵族阶层并入帝国的同时不削减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地产权利。亚历山大一世任用波兰贵族和知识分子来推行他的开明改革。波兰人在教育领域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这是因为1795年亡国之前波兰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
在帝国乌克兰省份的新教育体系的创立过程中，波兰贵族出身的亚当·安杰伊·恰尔托雷斯基[16]公爵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他曾担任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并有几年成为事实上的俄国外交政策首脑。亚历山大一世还委任恰尔托雷斯基负责管理维尔纽斯教育区。这一教育区以维尔纽斯大学为中心，管辖范围包括西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另一名波兰贵族塞维伦·波托茨基（Seweryn Potocki）是哈尔基夫教育区的长官。该区以哈尔基夫大学为中心，管辖乌克兰其余地区的教育体系。在俄罗斯帝国首任教育大臣、基辅莫希拉学院毕业生彼得罗·扎瓦多夫斯基[17]主导的教育改革中，这两所大学的创办和整个地区公立学校体系的建立均进入了改革的主要成就之列。
如果19世纪早期的圣彼得堡有任何关于民族身份问题的政策，它必然基于斯拉夫民族联合的理念，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也被认为包括在内）和波兰人的联合。十一月起义让情况发生了变化。直至1823年还是维尔纽斯教育区主管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在1830年12月成了波兰革命政府的首脑。后来，恰尔托雷斯基又在巴黎朗贝尔饭店套房里领导“大移民”[18]团体的活动（“大移民”一词指流亡西方的波兰起义者）。俄国专制政府和波兰天主教贵族阶层之间的联合不复存在。教育领域的进展也停滞了，因为这一领域有赖于波兰人的参与和忠诚。帝国政府接受了十一月起义领导者发起的文化挑战，开始对乌克兰和帝国境内其他前波兰领土采取俄罗斯化措施。乌瓦罗夫伯爵急切地希望发展俄语教育和俄语文化，以制衡在这些边境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波兰文化。
一度在招生水平上堪与牛津大学比肩的维尔纽斯大学在1832年被关闭。政府不再能容忍这样一所被其视为波兰民族主义温床的学校。地区内其他由波兰人管理的教育机构也被关闭，其中包括位于沃里尼亚城市克列梅涅茨[19]的一所学院。政府将该学院丰富的图书馆藏、雕塑藏品及其植物园中的草木都搬到了基辅，并于1834年在基辅建立了一所新的帝国教育中心，用以取代维尔纽斯大学。波兰语在这里被禁止使用，俄语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新的大学以弗拉基米尔大帝的名字命名，因为根据官方历史的说法，他是第一位信仰东正教的君主，还是一名俄罗斯人。
此时基辅只有3.5万居民，被普希金在将之与华沙相比时称为“老朽”。帝国当局开始着手将基辅改造成一座位于欧洲文化边缘的帝国堡垒和俄罗斯民族堡垒。他们根据帝国的时代潮流重建了基辅的东正教堂，并驱逐了这座城市的犹太居民。政府修建了新的街道，给城市各地冠以新的名字。其中一条街道被命名为“宪兵街”，以彰显警察力量对当局在象征和实际两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帝国统治在这一边境地区的稳固。新任基辅、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总督带着将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融入”帝国的使命来到基辅，并在1833年提议修建一座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审查了这个提议，并十分赞赏。工程耗时20年才得以实现。1853年，塑像在基辅落成，至今尚存。它没有按原计划坐落在弗拉基米尔大学附近，而是位于第聂伯河岸上。关于这座塑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历史蕴意，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人将之理解为俄罗斯-乌克兰的宗教和族群统一，也有人理解为对第一个乌克兰国家创立者的纪念。到了今天，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竖立这座塑像的最初用意是明确帝国对第聂伯河右岸原波兰属地的统治权。
新大学（利维夫和哈尔基夫之后乌克兰地区的第三所大学）在基辅的创办成为这一地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所大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本地骨干，让他们成为俄罗斯影响力的代表和俄罗斯身份的宣传者。政府还成立了历史委员会，专司手稿和文件的搜集和出版，以此构建右岸乌克兰、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自古就是俄罗斯领土的历史叙事。刚开始时一切尽如计划。本地人才（大多数要么来自哥萨克军官家族，要么是牧师或是前哥萨克国下层官员的儿子）纷纷来到基辅，加入这些新机构，投入与哥萨克人的宿敌波兰人的论战。然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帝国当局发现他们的处境有些不妙：这所大学和这个历史委员会原来被视为保卫俄罗斯身份认同、应对波兰挑战的堡垒，如今却变成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和新的民族主义的温床。
1847年2月，一名叫阿列克谢·彼得罗夫（Aleksei Petrov）的基辅大学法学学生出现在基辅教育区的办公室，揭发了一个以将俄罗斯帝国变成共和国为目标的秘密社团。根据彼得罗夫的告发展开的调查挖出了地下的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这个名字来自那两位不仅用宗教还用一种新的语言和一套新的字母启蒙了斯拉夫人的基督教传教士。兄弟会成员包括基辅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米科拉（·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20]——他将在后来成为现代乌克兰史学的奠基人[21]，还有新任的素描教师塔拉斯·舍甫琴科[22]。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出身于邻近斯洛博达乌克兰的沃罗涅日省的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却常常强调自己的母亲是一名乌克兰农妇。无论其说法是真是假，19世纪中叶的基辅知识分子们的确把农民出身视为一种光荣——他们都希望能为人民服务，离人民越近越好。
兄弟会中没有哪位成员比科斯托马罗夫的志同道合者塔拉斯·舍甫琴科更有资格自称平民主义者。1814年，舍甫琴科出身于右岸乌克兰一个农奴家庭。他在年轻时进入一名富有的波兰地主家中，作为其府上的仆役先是去了维尔纽斯，后来又到了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展现出自己的艺术才华。他在圣彼得堡著名的夏园（Summer Garden）写生时，被那里的一名乌克兰画家发现。画家将舍甫琴科引荐给当时俄国文化舞台上的一些领袖人物，其中包括普希金之前俄国最有名的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23]和俄罗斯浪漫派艺术开创者之一卡尔·布留洛夫[24]。舍甫琴科的作品、人格和遭际震撼了圣彼得堡的艺术圈，让他们决定不惜代价解放这名年轻的农奴。最后他们以2 500卢布的价格换得了舍甫琴科的自由，这以当时的标准算得上是一笔惊人的巨款。布留洛夫为了筹款，特意为茹科夫斯基绘制了一幅肖像。这笔钱正来自这幅肖像的拍卖所得。
舍甫琴科在24岁时成为自由人。随后他证明自己不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还是一名杰出的诗人。1840年，也就是他获得自由两年之后，舍甫琴科出版了自己的
第一部诗集，题为“科布扎尔”（《歌手》）[25]。“科布扎尔”也将在未来成为他的别名。尽管诗集在圣彼得堡出版，其语言却是乌克兰语。舍甫琴科少年时代就离开了乌克兰，在圣彼得堡长大成人，并成了一名自由的艺术家和诗人，为何他会选择用乌克兰语而非俄语写作呢？毕竟后者才是圣彼得堡大街小巷上和艺术沙龙里使用的语言。
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圣彼得堡那些出力帮助舍甫琴科获得自由的乌克兰友人对他的影响。这些人中有一位波尔塔瓦人，名叫叶乌亨·赫列宾卡[26]。赫列宾卡遇见舍甫琴科时，正在将普希金为1709年波尔塔瓦之战所作的诗歌翻译成乌克兰语。他坚信乌克兰应该有自己的母语文学，包括翻译文学。1847年，舍甫琴科在《科布扎尔》新版前言里阐明了自己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原因：
我的灵魂被巨大的忧伤笼罩。我听说，有时候也读到这样的消息：波兰人在出版书籍，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黑山人和俄罗斯人都在出版书籍。但我从未听说乌克兰人出版书籍的消息，似乎我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我的同胞们，这是为什么？也许你们害怕受到外国记者的打扰？不要害怕！不要理会他们……也不要理会俄罗斯人。让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也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是有自己语言的民族，我们也是。让人民来评判谁的作品更好吧。
舍甫琴科对尼古拉·果戈理尤为不满。果戈理是前哥萨克国人，以其乌克兰主题的作品——包括《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在内——成为现代俄罗斯散文文体的奠基者。“他们将果戈理作为我们的典范。这个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却用俄语。沃尔特·司各特[27]也是一样，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舍甫琴科写道。这些典范没法让他心服口服。“为什么V. S. 卡拉季奇[28]、沙发里克[29]和其他人没有变成德意志人——他们要这样做的话是多么轻而易举——而是仍把自己视为斯拉夫人，视为自己母亲的亲生子，并同样获得了荣名。”他对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文化运动中的巨擘发出了如此的评论，“我们是多么可悲！然而，同胞们，不要绝望。我们要运用智慧为我们不幸的母亲乌克兰工作。”
舍甫琴科在离开圣彼得堡去往乌克兰后写下了以上文字。他在乌克兰的友人中包括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一些成员。如果我们不知道现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者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何用乌克兰语写作[30]，舍甫琴科却在《科布扎尔》的前言中确定无疑地吐露了他自己、他的友人和同党们的心声。他们是19世纪初因响应泛日耳曼运动而形成的泛斯拉夫运动的一部分，认为乌克兰在自己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上都落在了后面，但同时也相信：只要像果戈理这样的乌克兰骄子能用其才华为祖国服务，乌克兰也可以为斯拉夫世界的其他地区做出巨大贡献。在他们的想象中，乌克兰应该是更广大的斯拉夫世界中的一个自由共和国。
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起草了兄弟会的章程，题名为“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The Books of the Genesi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之一是《波兰人民和波兰朝圣之书》（Books of the Polish People and the Polish Pilgrimage）。在这本书中，亚当·密茨凯维奇将波兰历史呈现为波兰民族的一部弥赛亚式受难故事。在密茨凯维奇眼中，波兰将从坟墓中重生，并为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带来解放。科斯托马罗夫将这个弥赛亚式的角色留给了乌克兰：由于其哥萨克源头，乌克兰天生是民主主义的和平等主义的；与俄罗斯人不同，乌克兰人没有沙皇；与波兰人不同，乌克兰人没有贵族。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成员们视乌克兰的哥萨克历史为宝贵的遗产，追求废除农奴制，并主张将帝国改造成为平等共和国的联邦，而乌克兰将是这些共和国之一。
这个社团的成员规模很小，存在期也不到一年。它的成员们很快遭到逮捕：科斯托马罗夫在自己的婚礼前几天被捕，舍甫琴科则在为参加友人婚礼来到基辅时被捕。帝国官僚在兄弟会的活动中嗅出了一种新的潜在危险倾向发端的气味，将这些嫌疑犯的观点描述为“分裂主义”。皇帝本人也将之称为来自巴黎（指那些流亡波兰的人）的宣传的结果。然而其他一些人相信兄弟会成员是帝国的忠诚子民，是为罗斯抵抗波兰影响的真正卫士——他们只是在本地的小俄罗斯爱国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些，不应受到太重的惩罚。最终，政府官员决定对他们处以相对较轻的刑罚，以免让这个兄弟会引起太多注意，也避免让乌克兰爱国者（这是19世纪中叶政府人士口中出现的新名词）与波兰民族运动结成联盟。
俄国当局将兄弟会的理想描述为沙皇权杖下斯拉夫人的统一，却隐瞒了其真正的计划，使帝国最高层的官员都不得而知。科斯托马罗夫获刑一年，其他兄弟会成员受到入狱6个月到3年不等或国内流放的刑罚。所谓国内流放，一般指被送往偏远省份从事案头工作。皇帝尼古拉一世对舍甫琴科的处罚最重，派他到帝国军队中当了一名列兵，为期10年，其间不得从事素描、绘画和写作，这是因为皇帝对舍甫琴科在诗中和画作中对他和皇后的攻击感到震惊。舍甫琴科认为专制政府应当为他的同胞和祖国——不是俄罗斯，而是乌克兰——所受的苦难负责，因此他的作品对乌瓦罗夫的“官方民族主义”三要素中的两点——专制政府和民族——都进行了攻击，而他的东正教信仰和帝国推行的东正教信仰也不是一回事。
通过他们的写作和活动，科斯托马罗夫、舍甫琴科和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其他成员拉开了今天被我们称为乌克兰国家构建事业的大幕。他们在历史上第一个利用文物研究者、民俗学者、语言学家和作家的成果来构造一个政治方案，而这个方案将导致一个民族社群的出现。在下一个世纪里，由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成员们提倡并在舍甫琴科饱含情感的诗歌中为更广大的人群所知的理念将深深地改造乌克兰和这片地区。今天这一改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基辅大学主楼前方的那座舍甫琴科纪念碑——它替换了这所大学的创立者尼古拉一世皇帝的塑像。
[1] Mazurka，起源于波兰民间舞蹈玛祖卡舞的一种舞曲。
[2] Jan Henryk Dąbrowski（1755—1818），波兰将军，曾参加科希丘什科起义，后在海外致力于波兰独立运动，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征战时其麾下波兰军团的创立者和拿破仑战争的参与者，被视为波兰民族英雄。
[3] Adam Mickiewicz（1798—1855），波兰浪漫主义诗人、政治活动家，被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视为民族诗人。其史诗作品《塔德乌什先生》描述了1811年至1812年间俄国占领区内发生的故事，被视为波兰的民族史诗。
[4] The Congress of Vienna，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目的在于解决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导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会议的目标包括恢复战前国界和保持列强的权力平衡。
[5] Kingdom of Poland，亦被称为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或波兰沙皇国（Tsardom of Poland），存在于1815年至1915年间，是俄国的共主联邦。
[6] Alexander I（1777—1825），俄国沙皇（1801—1825年在位）、芬兰大公、波兰王国国王。他在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复兴欧洲各国王室，成为欧洲霸主。
[7] Ivan Kotliarevsky（1769—1838），乌克兰作家、诗人、戏剧家、社会活动家。
[8] 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他是德意志启蒙运动、狂飙运动和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重要人物。
[9] Ossian，传说中公元3世纪的爱尔兰英雄、吟游诗人。1761年，苏格兰诗人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宣布发现并出版了据称为莪相史诗的作品，对欧洲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麦克弗森“发现”的莪相诗作的真伪，文学批评界一直有巨大争议。
[10] Mykola（Nikolai）Tsertelev（1790—1869），俄国民族志学者、教育家。
[11] Heorhii Konysky（1717—1795），18世纪乌克兰宗教人物、作家。
[12] Izmail Sreznevsky（1812—1880），俄国19世纪重要的语言文献学者和斯拉夫文化研究者，自1854年起为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士。
[13] Nicholas I（1796—1855），俄国沙皇（1825—1855年在位），亚历山大一世之弟。
[14] Vorskla，第聂伯河的左支流，全长464千米，发源于中俄罗斯高地，流经波尔塔瓦。
[15] Sergei Uvarov（1786—1855），19世纪俄国古典学者、政治家。
[16] Adam Andrzej Czartoryski（1770—1861），波兰贵族、政治家、作家，曾担任事实上的俄罗斯帝国部长会议主席（1804—1806年在任），并在1830年到1831年间的波兰十一月起义中担任波兰民族政府主席。
[17] Petro Zavadovsky（1738—1812），乌克兰哥萨克人，曾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秘书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罗斯帝国教育大臣。
[18] Great Emigration，指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大批波兰精英流亡西方国家的过程。
[19] Kremianets，亦作Kremenets，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城市。
[20] Mykola（Nikolai）Kostomarov（1817—1885），19世纪俄国杰出的历史学家。
[21] 本书导言中对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有同样评价，且都使用了定冠词（the founder）。
[22] Taras Shevchenko（1814—1861），19世纪乌克兰诗人、画家、民俗和民族志学者、政治活动家，其文学作品被视为现代乌克兰文学和乌克兰语言的奠基之作。
[23] Vasilii Zhukovsky（1783—1852），19世纪初俄国杰出诗人、翻译家。他将浪漫主义潮流引入了俄罗斯文学。
[24] Karl Briullov（1799—1852），19世纪俄国画家，被视为俄国绘画从新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25] Kobzar（乌克兰语作кобзар），指乌克兰哥萨克人中的游吟诗人或歌手。
[26] Yevhen Hrebinka（1812—1848），乌克兰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博爱主义者。
[27]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
[28] Vuk Stefanović Karadžić（1787—1864），塞尔维亚语文学家及语言学家，是塞尔维亚语的主要改革家。他因对民间诗歌、传说和谚语的搜集工作而被称为塞尔维亚民间传说研究之父。他用新改革的语言编写了塞尔维亚语词典，并翻译了《新约全书》。
[29] Pavel Jozef Šafárik（1795—1861），斯洛伐克语文学家、诗人、文学史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30] 此处原文有误。“Ukrainian”一词后缺少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