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价
2014年2月20日清晨，博赫丹·索尔察尼克（Bohdan Solchanyk）搭乘火车从利维夫来到基辅。他是一名28岁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锐诗人，在利维夫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任教，并正在华沙大学的一名导师指导下写作一篇关于选举实践的博士论文。索尔察尼克在2月的这个寒冷冬日踏上了基辅火车站的地面，但他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此时基辅没有举行选举，却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在2008年写下诗歌《我的革命在何方？》（“Where Is My Revolution?”）时，索尔察尼克就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在诗中吐露了他这一代人对“橙色革命”在2004年许下却从未兑现的承诺的失望情绪。
此时的乌克兰已经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2013年11月下旬，数十万人再次涌上基辅街头，要求改革，要求终止政府腐败，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索尔察尼克感到他应该与基辅的抗议者们站在一起。2月20日是他第四次投身到这场革命当中，也会成为他的最后一次。抵达基辅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索尔察尼克和其他数十人丧生于狙击手枪口之下。索尔察尼克的死亡将让他成为“神圣百人”中的一员——事实上在2014年1月到2月被杀害的抗议者超过了100人。这场屠杀抹去了22年来乌克兰政治大体上的非暴力色彩，并在乌克兰历史上翻开了戏剧性的新一页。乌克兰人在苏联解体时以和平方式赢得了民主，在1991年12月以选票赢得了独立，然而此时它们都陷入了不仅需要言语和游行还需要武器来保卫的境地。
导致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遭到大规模屠杀的诸多事件发端于2010年2月维克多·亚努科维奇——2004年独立广场抗议行动的主要目标——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这位新总统上台伊始就着手改变政治游戏规则。他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因此他竭力将尽可能多的权力集中到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成员手中。他强迫议会取消了2004年修正案，将更多权力赋予总统府，由此修改了宪法。随后，在2011年夏天，他主导了一场审判，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投入了监狱——罪名是她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有害于乌克兰经济的天然气协议。在将权力集中于己并让政治反对派陷入沉默或退缩之后，亚努科维奇与他任命的官员开始专注于让统治集团变得更加富有。短短时间内，亚努科维奇、他的家族成员和他的党羽手中就积聚起巨额的财富，将多至700亿美元的资金汇入国外账户，由此威胁到乌克兰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到了2013年秋，乌克兰已经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
随着反对派遭到镇压或收编，乌克兰社会再度将希望系于欧洲。在维克多·尤先科总统执政期间，乌克兰已经与欧盟就签署一份联系国协议（association agreement）展开了谈判，协议内容包括创建一个自由经济区以及放宽对乌克兰公民的签证政策。乌克兰人的希望在于：协议一旦签署，就能挽救和加强乌克兰的民主机制，对反对派的权利提供保护，并将欧洲的商业标准引入乌克兰，以制约发源于国家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猖獗腐败现象。一些寡头对总统及其团伙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到恐惧，希望通过建立透明的政治和经济规则来保护自己的资产，因此对与欧盟的联系国协议表示支持。大型企业也希望能进入欧洲市场，而且它们还担心一旦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关税同盟，自己就会被俄罗斯竞争者吞噬。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协议定于2013年11月28日在维尔纽斯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签署。然而，就在峰会召开前一个星期，乌克兰政府突然改变了方向，提出推迟签署联系国协议。亚努科维奇来到了维尔纽斯，但拒绝签署任何文件。如果说欧洲领导人们对此感到失望的话，那么许多乌克兰人感受到的则是愤怒。政府违背了其一年来许下的承诺，让乌克兰加入欧洲的美好愿望受到挫折。那些在玛伊当扎营抗议的男男女女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情绪。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在政府宣布拒绝签署协议后于11月21日傍晚来到这座广场。亚努科维奇的助手们试图尽快结束抗议，以免引发一场新的“橙色革命”。11月30日夜间，防暴警察对在玛伊当扎营的学生发动了野蛮的攻击。乌克兰社会无法容忍这样的行径。第二天，超过50万基辅人——其中包括被警察殴打的学生的父母和亲友——涌入基辅市中心，将玛伊当及周边地区变成了一个不受腐败政府及其警察力量控制的自由王国。
这场运动一开始只是加入欧洲的呼吁，如今却演变为一场“尊严革命”。它将各种彼此歧异的政治力量——从主流政党中的自由派到激进派，乃至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2014年1月中旬，在为时数周的和平抗议之后，流血冲突开始爆发。冲突一方是警察和政府雇用的暴徒，另一方是抗议者。暴力于2月18日达到高峰，在3天内造成77人死亡，其中有9名警察，68名抗议者。屠杀在乌克兰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引发了巨大震动。招致国际制裁的可能性迫使乌克兰议员们把对总统报复的恐惧抛在一边（许多议员担心制裁同样会损及自己的利益），通过了禁止政府使用武力的决议。议会站在了亚努科维奇的对立面，防暴警察也撤出了基辅市中心，这迫使亚努科维奇于2月21日夜间逃离了革命的基辅。玛伊当上一片欢腾：暴君已经逃跑，革命已经胜利！乌克兰议会投票罢免了亚努科维奇的职务，任命了代总统，并组建了一个由反对派领袖们领导的新临时政府。
基辅发生的抗议是由外交政策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众动员，这并不寻常，也让政治观察员们感到震惊。抗议者们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反对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
俄罗斯主导乌克兰的想法是独立广场上发生抗议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他从2000年就开始领导俄罗斯政府，先是作为总统，然后作为总理，接着再次成为总统——曾在公开谈话中将苏联的解体定性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在他于2012年重返总统办公室之前，普京曾宣称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与1991年时一样，这个空间缺少了乌克兰就将是不完整的。普京在2004年和2010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都支持亚努科维奇。他希望后者能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那是未来更全面的后苏联国家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基础。亚努科维奇对俄罗斯做出了妥协，将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租期延长了25年，但他并不急于加入任何由俄罗斯主导的联盟。相反，为了抵消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影响和野心，亚努科维奇慢慢地倒向与欧盟的联合，并准备签署协议，然而他的尝试没有成功。
俄罗斯在2013年夏天做出回应，对乌克兰发动了一场贸易战争，并将本国市场对部分乌克兰商品关闭。俄罗斯在阻止乌克兰倒向西方的努力中使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胡萝卜包括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50亿美元的贷款，以使资金匮乏、腐败丛生的乌克兰政府免于迫在眉睫的债务违约。第一笔钱在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欧盟联系国协议之后汇入乌克兰，然而独立广场（玛伊当）上的抗议让克里姆林宫改变了计划。乌克兰安全部门在后来进行的一次调查称，那些在独立广场上开枪的狙击手打死了对立双方的数十名人员，并最终导致了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倒台。
2月26日夜，也就是4天之后，一群身着无标识军装的人夺取了克里米亚议会的控制权。据说，在他们的保护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作用下，一位亲俄党派的领袖成为克里米亚的新总理——该党在前一次议会选举中仅获得4%的选票。随后俄军与行动之前至少一周就从俄罗斯联邦遣入克里米亚的雇佣兵和哥萨克部队一道，在当地招募的民兵配合下将乌克兰军队封锁在他们的基地内。当乌克兰新政府正忙于控制此前忠于亚努科维奇的警察和安全部队之际，克里米亚的新政府仓促组织了一次决定克里米亚命运的公投。新政府切断了乌克兰电视频道的信号，阻止乌克兰报纸向订户投递，并对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进行大肆宣传。公投的反对者——其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克里米亚鞑靼人——遭到恐吓或绑架。
2014年3月中旬，克里米亚公民被要求前往投票站决定是否与俄罗斯重新统一。这场公投的结果让人想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投票——那个时代公布出来的投票率高达99%，而支持官方候选人的票数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组织者声称这一次有97%的选民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地官员上报的亲俄选票数量甚至高达注册选民人数的123%。克里米亚新政府公布的投票率为83%，但根据俄罗斯总统府下辖的人权委员会的说法，只有不足40%的注册选民参加了投票。3月18日，也就是公投之后两天，普京号召俄罗斯议员们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实现历史的正义——此举可以部分弥补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带来的损失。
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并不承认这次公投，却对之无能为力。由于国家仍处于“尊严革命”的政治混乱所造成的分裂之中，乌克兰政府不愿冒战争的风险，遂下令让其军队从半岛撤离。俄罗斯联邦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曾在车臣长期作战，并在2008年执行了俄国对格鲁吉亚的战争，而乌军多年来一直资金不足，也没有战争经验，无法与前者抗衡。此外，基辅还忙于阻止莫斯科在乌克兰国内其他地区制造的动荡。克里姆林宫要求实现乌克兰的“联邦化”，其内容包括每个地区都拥有对中央政府签署国际协议的否决权。俄罗斯想要的不仅是克里米亚，它还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进行操纵，力图阻止乌克兰向欧洲靠拢。
顿巴斯是乌克兰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作为从前属于苏联、现今属于乌克兰的铁锈地带[1]的一部分，顿巴斯依赖中央的大量补贴才能维持其日薄西山的煤矿产业。该地区的主要中心顿涅茨克是唯一一座俄罗斯人口占相对多数的乌克兰大城市——其俄罗斯族人口占比达48%。许多顿巴斯居民仍对苏联理念和符号怀有感情，还保留着象征当地苏联身份认同的列宁纪念碑（“尊严革命”期间，乌克兰中部的列宁纪念碑大部分被夷为平地）。正是通过对其掌控的乌克兰东部选区的动员，通过对东部与中部（更不用说西部）之间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强调，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政府才得以上台并维持权力。亚努科维奇政府声称东部占统治地位的俄语正受到来自基辅的威胁，而当地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据称它因西乌克兰那些乌克兰反抗军的赞扬者而处于危险之中。语言上的分裂和历史上的对立的确在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之间造成了芥蒂，然而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将这一分歧夸大，使之远远超出了其实际上的重要性。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2014年4月，许多准军事部队出现在顿巴斯地区。到了5月，这些部队已经控制了当地大部分中心城镇。被罢免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利用其残存的政治关系和丰富的财政资源在自己的家乡制造动荡。这位流亡总统雇用的团伙对支持基辅新政府的人发动攻击，而腐败的警察则向这些团伙提供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和住址。当地上层也参与进来，为首的是乌克兰的巨富寡头里纳特·阿赫梅托夫，被罢免的亚努科维奇是他的生意伙伴。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分别对应顿巴斯工业地区的两个州）为名，将顿巴斯变成自己的领地，以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基辅的革命性变革的打击。然而他们失算了。到了5月底，他们对当地的控制权已经落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当地激进分子之手，而这些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寡头的革命。与基辅的情况一样，顿涅茨克人同样受够了腐败。然而不同的是，许多顿巴斯人将希望寄托在俄罗斯而不是欧洲身上。他们想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苏联时代的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保障。如果说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那么东部的亲俄暴动者则以一个更广大的“俄罗斯世界”的成员自居，并将他们的斗争视为对受到堕落的西方欧洲威胁的东正教价值的保护。
乌克兰失去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顿巴斯陷入了混乱，而俄国人还在哈尔基夫和敖德萨施加影响。这让乌克兰社会再次动员起来。包括许多曾参与过独立广场抗议的人在内，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加入了军队和新组建的志愿部队，向俄罗斯主导的东部叛军开战。由于政府只能为士兵们提供武器，乌克兰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志愿者组织。他们四处募捐，购买给养并送往前线。乌克兰社会负担起了乌克兰国家无法履行的责任。根据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的数据，从2014年1月到3月，乌克兰成年人口中支持独立的比例从84%上升到90%。希望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人口比例则从2014年1月的10%下降到同年9月的5%。即便是在顿巴斯地区，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也认为他们的家乡是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从2014年4月到9月，顿巴斯地区被调查者中支持顿巴斯独立或加入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的比例从不足30%上升到超过40%，但从未达到多数。这种状况让大部分亲欧乌克兰人怀有保住这些领土的希望，但也表明建立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将会多么困难。
乌克兰选民们在2014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展示出了他们的政治团结，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将彼得罗·波罗申科[2]选为总统。49岁的波罗申科是乌克兰最显赫的商人之一，曾经积极参与独立广场上的抗议活动。随着推翻亚努科维奇造成的合法性危机的结束，乌克兰终于可以开始应对公开的和潜藏的侵略活动。7月初，乌克兰军队取得了第一次大胜，解放了斯拉维扬斯克[3]——这座城市曾被著名的俄国指挥官、前军事情报机构中校伊戈尔·吉尔金（斯特列尔科夫）[4]作为自己的总部所在地。为了阻止乌军的前进，俄罗斯人铤而走险，开始向反政府军提供包括防空导弹在内的新装备。
8月中旬，分裂主义者建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处于溃败边缘之际，莫斯科加强了进攻力度，将正规军与雇佣军一道派上了战场。克里姆林宫让这两个自立的共和国免于崩溃，却没能实现原先那个建立“新俄罗斯”的计划——计划中的“新俄罗斯”是一个东至顿涅茨克、西至敖德萨、由俄罗斯控制的政治体，将能为俄罗斯提供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通道。此外，俄罗斯也没能阻止乌克兰加强与西方的政治经济联系。乌克兰拒绝放弃任何领土，也拒绝放弃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融入西方的目标；俄罗斯则拒绝任由乌克兰脱离其势力范围；而西方虽然关注国际边界受到的威胁，却在何为遏制俄国人的最佳策略问题上陷入了分歧。这一切让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变成了一场结局遥遥无期的漫长冲突。
截至2015年春末，顿巴斯地区的战事已经夺去了近7 000人的生命，并造成超过1.5万人受伤。逃离家园的人数则多达近200万。此外，随着那些不被国际承认的顿巴斯地区共和国逐渐进入“封冻冲突”[5]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境，约400万人被困在这片无主之地上。为了融入欧洲的前景，这样的代价是否过于高昂了？也许是的。然而，在当下的这场冲突中，受到威胁的是乌克兰及其大部分民众与欧盟所共享的价值观——民主、人权和法治，而不仅仅是可能的欧盟成员国地位。除此之外，乌克兰的国家独立和乌克兰民众自由选择其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也面临危机。许多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人民一直在这样的价值观和理念激励下追求自己的和民族的自由。
乌克兰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在保卫自己的统一和主权的同时还需要对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制进行改革。然而它在这项任务上取得成功的希望也在不断增加。乌克兰人民的创造性和决心是这种希望的最大前提。2015年夏，乌克兰经济发展部发布了一个面向国际投资者的乌克兰宣传片。这个国家的传统优势——农业——在宣传片中得到了强调。乌克兰拥有的肥沃黑土占全球总量的33%，还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然而，乌克兰的智力资源更令人印象深刻：乌克兰全国的识字率当前已达到惊人的99.7%，可能是全球教育水平第四高的国家。每一年，乌克兰的高等院校都培养出64万名毕业生，其中13万人主修工程学，1.6万人主修信息技术，5 000人主修航空航天技术，这令乌克兰成为中东欧地区的软件工程中心。
对乌克兰而言，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继续存在、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以及它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基础，都因俄乌冲突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因这场冲突而同样陷入疑问的还有乌克兰的民族建构道路的性质——其中包括历史、族群、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在乌克兰政治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问题。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自不同族群，说不同的语言（尽管往往可以自由切换），属于不同的教会，居住在各个迥然不同的历史地区。这样一个国家不仅要抵抗一个军事上强大得多的宗主帝国的进攻，还要抵抗后者对所有说俄语或信仰东正教的人提出的忠诚要求。它是否有成功的可能？
俄罗斯想要以语言、地区和族群边界来影响乌克兰。尽管这种策略在部分地区起了作用，但乌克兰社会主体仍旧团结在这样的理念周围：乌克兰人是一个行政和政治上统一的多语言、多文化国家。这一理念从乌克兰遍布荆棘，甚至往往是悲剧性的内部分裂历史的教训中得来，其基础则是乌克兰的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许多个世纪以来的共存传统。
[1] Rust belt，指曾经工业繁盛后来陷入衰落的地区。
[2] Petro Poroshenko（1965年生），乌克兰企业家、总统（2014年至今在任）。
[3] Sloviansk，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城市。
[4] Igor Girkin（1970年生），常被称为斯特列尔科夫（Igor Strelkov，意为“射手伊戈尔”），俄罗斯格鲁乌（GRU，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退役中校。他是2014年乌克兰东部反政府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顿巴斯人民军指挥官。
[5] Frozen conflict，指活跃的武装冲突已经平息，却尚未达成和约或政治解决框架的局势。
结语
历史的意义
2014年3月18日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胜利日，此时正是这位61岁的俄罗斯总统的第三个任期。当天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地点是克里姆林宫中建于沙皇时代的圣乔治大厅——用来会见外国代表团和举行最隆重的国家仪式的地方。这位总统在演说中请求聚集于此的俄罗斯联邦议会成员通过一条关于将克里米亚纳入联邦的法律。他的听众们不止一次对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样的反应意味着这条法律无疑会在第一时间通过。三天之后，联邦议会即宣布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乌之间各条约和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1]曾对乌克兰的主权给予了保证。在乌克兰看来，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行动。然而在演说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这次吞并视为历史正义的胜利。普京的论证在本质上也的确是历史的和文化的。他将苏联的解体称为对俄罗斯的剥夺，不止一次将克里米亚称为俄罗斯国土，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城市。他指责乌克兰当局漠视克里米亚人民的利益，并曾在近期试图侵犯克里米亚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普京声称：正如乌克兰有权脱离苏联，克里米亚也同样有权脱离乌克兰。
在乌克兰危机中，历史不止一次成为借口，也不止一次遭到滥用。它不仅被用来对危机参与者进行宣传和鼓动，也被用来为对国际法、人权乃至生命权本身的侵犯行为辩护。尽管俄乌冲突的爆发出乎意料，让许多被波及的人猝不及防，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姑且不论对历史证据的宣传式利用，至少有三种植根于过去的过程如今正在乌克兰同时上演：其一是俄罗斯在17世纪中叶以来莫斯科所取得的帝国范围内重建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的努力；其二是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涉及其中（后者往往被地区边界所分割）；其三则是基于历史和文化断层的争夺——这些断层使得冲突参与各方将这场冲突想象为东方与西方的竞争，想象为欧洲与俄罗斯世界的竞争。
乌克兰危机让世界想起18世纪晚期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并吞以及俄国在南乌克兰所创建的那个没有存在多久的帝国省份“新俄罗斯”。让关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帝国扩张的记忆浮出水面的，不是那些尝试将当下俄罗斯的行为描述为帝国主义行为的外界观察者，而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混合战背后那些理论家——“新俄罗斯”方案的提出者。他们所寻求的，是以帝国征服和在克里米亚鞑靼人、诺盖鞑靼人和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故乡建立俄罗斯统治为基础，发展自己的历史意识形态。在将塞瓦斯托波尔视为俄罗斯光荣之城的修辞中，这种努力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修辞是一个植根于1853—1856年间克里米亚战争（那场战争对俄罗斯帝国而言是一场灾难）的历史神话，它将族群多样的帝国军队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归于俄罗斯一族。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以及创立敖德萨共和国和哈尔基夫共和国（这两座城市也同为设想中的“新俄罗斯”的组成部分）的尝试同样有其历史根源，可以上溯到苏俄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1918年3月）。当时布尔什维克们在这些地区创建了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共和国和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苏维埃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自称独立于莫斯科，因此不在条约限制范围之内。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借用了1918年的顿涅茨克-克里维伊里赫共和国的部分符号——与从前那个共和国一样，如果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和支持，他们的这个新“国家”就没有机会兴起或者维持下去。
对俄罗斯帝国历史和革命历史的引用已经成为为俄罗斯对其周边保持扩张心态提供辩护的史学话语的一部分，然而这次冲突背后的历史动因却来自更晚近的时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关于“收回”克里米亚的演说中曾回忆起苏联迅速而出人意料的解体过程。这场解体才是乌克兰危机最为直接的历史背景。当下的俄罗斯政府一直声称乌克兰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国家，而乌克兰的东部领土是苏俄赠送给乌克兰的礼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克里米亚一样。根据这种历史叙事，唯一血统纯正因而拥有历史合法性的政治体就是帝国——早先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俄罗斯政府努力反击和打压任何贬低帝国合法性的历史传统和记忆，比如对1932—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或1944年苏联迁移克里米亚鞑靼人等事件的纪念活动。2014年5月，俄罗斯当局在克里米亚宣布禁止公开纪念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移70周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今天的俄罗斯似乎走上了部分帝国前身的老路：哪怕在失去帝国很久之后，它们仍对之依恋不舍。苏联的崩溃让俄罗斯精英阶层对帝国和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切齿痛心，并将这场崩溃想象为一次由西方的恶意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等愚蠢竞逐权力的政客所导致的偶然事件。对苏联解体的这种看法让他们难以抵挡重写历史的诱惑。
俄乌纷争还让另一个植根于历史并在历史中分叉的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现代俄罗斯民族和现代乌克兰民族尚未完成的民族建构进程。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为“援助”顿巴斯地区独立势力所做的辩护宣传，是在保护俄裔居民和整个俄语群体的旗帜下进行的。这种将俄语与俄罗斯文化乃至俄罗斯民族性画等号的观念，是许多前往顿巴斯的俄罗斯志愿者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这种解读存在一个问题：尽管俄裔居民的确在克里米亚人口中占据多数，也是部分顿巴斯地区重要的少数族群，但在他们设想中的“新俄罗斯”地区，占人口多数的仍是乌克兰裔。尽管俄罗斯及分离主义者的宣传对许多乌克兰人有某种吸引力，这些乌克兰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拒绝将自己归于俄罗斯或归为俄罗斯族——哪怕他们还在继续使用俄语。这是“新俄罗斯”方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方案的始作俑者却对它的失败感到十分意外。
将乌克兰人视为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可以上溯至近代俄罗斯民族孕育并诞生于“俄罗斯（而非罗斯）万城之母”基辅的起源神话。1674年首次出版的《略要》（那部由寻求莫斯科沙皇庇护的修士们编撰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2]第一次在俄罗斯提出了这一神话，并加以传播。在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人都被视为“小俄罗斯人”。这种视角容忍乌克兰民间文化和口头方言的存在，却不允许它成为高级文化或近代文学。1917年革命之后，乌克兰人开始被承认为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民族，这对“小俄罗斯人”视角形成了挑战。然而，2014年发生的危机却基于“俄罗斯世界”理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与苏联时代的做法相比也是一种倒退。对未来“新俄罗斯”民族建构的设想，没有在更广泛的俄罗斯民族内部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族群留出空间。这很难说是一种漠视或一种因战争热度导致的偏颇。就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不到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曾在一次有记录的谈话中声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属于同一个民族。2015年3月18日，他在纪念吞并克里米亚一周年的演说中又重复了这种看法。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建构道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转向这样一种观念：创造一个单一而非分散的俄罗斯族，并以俄语及俄罗斯文化为基础联合各东斯拉夫民族。乌克兰则成为这种模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第一个试验场。
这种新的俄罗斯身份认同模式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紧密相关，由此对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事业构成了重大挑战。从19世纪诞生之初开始，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就将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视为自己的核心，但它也从一开始就允许其他语言和其他文化的使用。被许多人视为乌克兰民族精神之父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俄语作品即可作为这一点的例证。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早已成为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准则，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背景的人纳入乌克兰民族的范畴。这对俄乌纷争的过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克里姆林宫所期待的不同，俄罗斯的举动未能得到俄军直接控制地区（指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之外俄罗斯族居民的支持。
根据声誉卓著的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俄罗斯族占乌克兰总人口的17%，而调查对象中仅有5%的人认为自己只是俄罗斯人，其余则认为自己既是俄罗斯人，也是乌克兰人。此外，那些仅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人的调查对象往往也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干涉，拒绝将自己与普京政府的立场捆绑在一起。“乌克兰是我的祖国。俄语是我的母语。我希望来拯救我的人是普希金，希望普希金而不是普京来让我摆脱这悲伤和动荡。”基辅的一名俄罗斯居民在其脸书（Facebook）上写道。莫斯科和受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大力宣传那种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罗斯东正教结合起来的“俄罗斯世界”理念，将之视为独立广场抗议者们所提出的亲欧选择之外的一个选择。这反而令1991年以来乌克兰人和犹太人组成的亲欧联盟变得更加牢固。“我早就说过，乌克兰人与犹太人的联合是我们的共同未来的保障。”一名独立广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自己的脸书上如是说。
乌克兰在历史中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又因过去的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所造成的诸多地区分界线而陷入分裂。乌克兰中部稀树草原和南部干草原之间的分界线成了北方农业地区与南方蕴含丰富矿藏的草原上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一条多孔边界。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界线在17—18世纪间推至第聂伯河，随后又后撤到加利西亚，令人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国界。在从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区中，加利西亚有别于曾大部受匈牙利人统治的外喀尔巴阡和前摩尔达维亚公国省份布科维纳。在从前俄罗斯帝国的地盘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归于波兰的沃里尼亚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苏联的波多里亚不同。此外，曾由波兰统治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与曾属于哥萨克国的左岸地区之间存在差别，而哥萨克人地区与18—19世纪间俄罗斯帝国在集权化过程中所殖民的地区也有所不同。这些地区上的各种边界又共同构成日常生活中更喜欢说乌克兰语和更喜欢说俄语的人群之间的分界线。
实际上，乌克兰的地方主义比上文中的描述更为复杂。前哥萨克国占据的传统哥萨克地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南乌克兰省份米科拉伊夫在族群构成、语言使用和投票行为等方面与克里米亚更是迥然不同。然而，尽管存在以上各种差异，乌克兰各地区彼此之间仍然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上述诸多边界尽管在历史上曾十分清晰，却几乎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建立起来。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张由各种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交会地区连成的网络。它将各个不同地区连缀在一起，让这个国家保持统一。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条将克里米亚同与之相邻的南乌克兰各地区分隔开来的清晰文化边界，而顿巴斯与其他东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历史地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脱离乌克兰的强烈意愿，而这些地区的精英阶层也没能将当地民众动员起来支持脱离。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确出现了这种动员，但那只是俄罗斯干涉带来的后果。
在“尊严革命”发生的同时，乌克兰出现了一场推倒剩下的列宁纪念碑的运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有500多座列宁纪念碑被摧毁。这是一次与苏联时代历史的象征性决裂。在顿巴斯的反基辅叛军中仍有许多人维护从前的苏联价值观，但俄罗斯的雇佣军和志愿军带来的则是另一种支配性理念。与著名的俄国指挥官伊戈尔·吉尔金一样，这些人来到顿巴斯是为了保卫“俄罗斯世界”价值不受西方打击。在这样的语境下，他们将乌克兰视为腐朽西方价值——如民主、个人自由、人权，还有（尤为不可接受的）少数性取向团体权利等——与传统俄罗斯价值之间的战场。按照这种逻辑，乌克兰人的头脑只是被西方的宣传蒙蔽了，而俄罗斯人有责任为他们带来光明。
对俄乌冲突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知识传统当中。尽管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将俄罗斯对欧洲文化的参与排除在外的近代俄罗斯历史，但同样真实的是：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要么与西方隔绝，要么与中欧和西欧国家发生冲突。哪一套历史经验最能够定义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呢？俄罗斯知识界中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旷日持久，始于19世纪。这场争论将两种观点对立起来：一种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另一种则视俄罗斯为一种负有世界责任的独特文明。当下，亲斯拉夫派和反西方派的继承者们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
对乌克兰而言，其独立主张则从来都有一种亲西方的色彩，这是乌克兰历史经验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乌克兰正位于东西方分界线上。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界线，是中欧帝国和亚欧大陆帝国的分界线，也是这些帝国的不同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地处几大文化空间交界地带的状况让乌克兰成为一个接触区，在这里持不同信念的乌克兰人可以学会共存。这种状况也催生了各种地区分界，使之为当下冲突的参与各方所利用。乌克兰向来以其社会的文化混合性（hybridity）著称，近来更是因为这种混合性而备受推崇。然而，在面临一场“混合战”之际，一个民族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混合性？这是当下的俄乌冲突将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乌克兰的亲欧革命发生于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却借鉴了冷战时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共有的对欧洲西方的想象，在某些时候甚至将这种想象变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宗教。“尊严革命”与这场战争在乌克兰社会中引发了一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新定位。2014年1月到同年9月，乌克兰人中对俄罗斯持正面态度的比例从80%下降到不足50%。同年11月，民意调查中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者的比例已达64%（在2013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2014年4月，只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到了当年11月，这一比例已超过50%。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战争的体验不仅将大多数乌克兰人团结起来，还让这个国家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西方。
在历史上，战争的冲击、失败的耻辱以及国土沦陷的伤痛都曾被当作增强民族团结和塑造强烈民族认同的工具。18世纪下半叶波兰被瓜分使得这个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却成为近代波兰民族主义形成的开端。19世纪初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导致了泛日耳曼理念的兴起，并促进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激发法国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的民族想象的，正是对战败和国土丧失的记忆。被羞辱、战伤累累的乌克兰似乎正遵循着这样的普遍模式。
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顿巴斯引发战争，并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引发动荡。这不仅在乌克兰，也在整个欧洲造成了一种危险的新局面。无论当下乌克兰危机将走向何方，乌克兰的未来、东欧-西欧（俄罗斯-欧盟）关系的未来，进而至于整个欧洲的未来都将有赖于危机的解决。
[1] 见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