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夹竹桃
作者：[美] 珍妮特·菲奇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译者：宋文伟 / 侯萍
出版年：2001-8
页数：421
定价：19.50元
装帧：精装
丛书：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ISBN：9787806572801
作者简介
珍妮特·菲奇（Janet Fitch），美国作家。1955年11月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现为南加州大学文学写作教师。
在里德学院读本科的时，菲奇为强有力的叙事、事件的广度、巨大的人物形象以及主题的影响力和广度所吸引，决定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但是，在她21岁生日那天的半夜醒来时，她发现自己想要写小说。最终成为一名文学家。
《白色夹竹桃》一书1999年出版，2002年被拍成同名电影。
爱是生与死的理由（代序）
昂智慧
珍妮特·菲奇的长篇处女作《白夹竹桃》读来令人黯然神伤而又感慨万千。作者虽然刚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是她的文笔已经显露出独特的个性和娴熟的技巧，她非常成功地把极其细腻、丰富和复杂的情感体验转化成了感人肺腑的文学形象。珍妮特·菲奇本人就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这似乎使她的小说更增添了一份神秘和动人的色彩。
长篇小说《白夹竹桃》具有普通意义上的通俗小说所具有的一切外部特征，但它却不仅仅是供人消遣的文学快餐，而是集高雅与通俗为一体的文学精品。这部小说对于人性的理解和展现，在某种程度上说，巳经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珍妮特·菲奇对自己笔下的女性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具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遗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并非一个单纯的女性形象，她是女人，但更是具有人性的致命弱点的、广泛意义上的人。（所以福楼拜可以抛开性别的差异而宣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在福楼拜看来，包法利夫人就是人类难以挣脱的一种宿命，因为她寓言化地再现了人类无法自控的情感世界，在那里，一切都似乎具有量子力学中的特征：一切都具有不可预测性。福楼拜本人信奉斯宾诺莎的哲学，在个人生活中努力保持一种所谓的“哲学上的冷静”，但是他的作品却展现了另外一种风景。它们全都诉说着“炽情”的疯狂和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绝非纯粹的女性悲剧，《白夹竹桃》所展现的也不仅仅是“红颜薄命”之类的俗套。
《白夹竹桃》是以主人公阿斯特里德的成长过程为主要结构线索的，小说正面描写的也大都是阿斯特里德在母亲入狱之后所遭受的种种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但是，阿斯特里德的母亲，女诗人英格里德却始终是主人公生命中的一个不可排除的活动因子，她几乎构成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最主要的背景。阿斯特里德幼小的心灵里就无比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不可抗拒的美丽和高雅，这既出于女儿对母亲的爱，也起因于艺术家爱美的天赋。但是，她的母亲恰恰正是她生命中几乎所有的苦难的主要起因。阿斯特里德对母亲的崇拜就好像她生命中的一团阴影，自始至终都没有消散过。她把母亲的诗集和日记“带在身边四处游荡，像甩不掉的咒语”。但是，阿斯特里德并没有一刻停止过反抗她母亲的魔力，甚至可以说，阿斯特里德对于母亲的真正性格和品质的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标志着她逐渐成长的过程。
英格里德是一个美丽而冷酷的女人，她曾经宣称：“我们追求美丽与和谐，追求感官胜过情感。”她同许多情人来往，但从不留他们在家中过夜。她对女儿说：“千万不能留男人过夜，黎明总有办法破坏夜晚的魔力。”英格里德是那种极端自我中心式的“强者”，也就是尼釆所谓的“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克尔尼科夫（《罪与罚》中的主人公）因为无法超越良心，在杀了人之后不得不放弃成为“超人”的幻想并且极端无奈地去警察局自首。但是，英格里德却完全没有他那样的心理障碍。她鄙视弱者，像拉斯克尔尼科夫一样，视他们为“虱子”，认为他们最好还是去自杀。为了报复抛弃了她的旧情人，她竟然毒死了他并且丝毫也不感到内疚；她的嫉妒心也非常强，因为克莱尔几乎取代她而成为阿斯特里德的母亲并用发自内心的慈爱赢得了阿斯特里德的爱戴，她就暗示克莱尔说，她丈夫确实有外遇，从而导致克莱尔最终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对此，英格里德居然说轻而易举，但是好玩，就像淹死小猫一样。”她公然宣称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乐子”。况且，在英格里德的眼里，克莱尔死了是她的解脱，因为克莱尔正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她从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不知道撒谎，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恶存在……所以她死了反倒好些。
英格里德视一切温情为假面具，她在日记里声称，应该去“散布恶意伤人的谣言”，要“建议沮丧绝望的人去自杀”，还要“告诉孩子他既不迷人也不聪明”。当她的女儿深感孤独，渴望爱、温情和友谊的时候，她给她的劝告是孤独是人类的生存状况，为它培土浇水吧。它潜入你的心中，给你的灵魂以生长的空间。永远也不要期望会成熟得不需要孤独。永远也不要期望能够找到理解你的人，能够填补那个空间的人。”对于绝望中的阿斯特里德个才14岁的孩子，她还给出了另一个忠告学会忍受……相信一切都不是徒劳的……记住一切，承受的每一个侮辱，流出的每一滴眼泪。……在生活中，记住苦难是很重要的……人们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成为艺术家的。”而对于她自己，她的哲学则是：忘记一切，凤凰必须自焚而后再生！
克莱尔死后，阿斯特里德终于认识到，她的母亲根本不希望她幸福，因为她母亲说过：艺术家不需要幸福。而她实际的意思可能是，如果她女儿幸福了，她就不需要她这个母亲了，而且她可能会忘记她。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母亲是多么地爱她，而是因为，她需要自己去“分享她的胜利，和她一道窃笑她那些不幸的崇拜者，‘做’她随身携带的镜子和电影院里的观众”。阿斯特里德意识到，她母亲是一个多么蛮横霸道的女人，她居然宣称自己能够完全知晓那些女犯人们的一切思想状况，甚至可以看见她们的梦境，就好像她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但是，她那音乐般美妙的语言“不再对阿斯特里德具有那么大的诱惑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阿斯特里德“开始从那些优雅的谎言里分辨出支离破碎的真相”。阿斯特里德终于在母亲的美丽和优雅中分辨出了自私、冷酷、没有责任心、玩世不恭等非常丑陋的东西。
从对母亲英格里德的无限崇拜到认清她那层美丽面纱下隐藏着的另一种面目，阿斯特里德完成了她认识世界和人生的自我教育过程。这样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她自我塑造的过程。阿斯特里德在形成了自己的是非观和人生观之后，大胆地回答母亲说：“我不是你，那就是你希望我死去的原因。”但是，你永远也无法把我塑造成你自己的模样了，因为我没有你所谓的想像力，“我会感到羞耻，感到自责，我不能单凭自己的愿望去重塑世界，我不知道该怎样去相信自己编造的谎言，那需要某种天才的本领。”尽管如此，阿斯特里德仍然爱着自己的母亲，这缠绵的爱之中夹杂着许多杂质，夹杂着无奈、恐惧、痛苦和仇恨，但它依然是那样地撕扯着阿斯特里德的心。她依然相信我们需要真正的母亲，伟大的子宫，富有同情心的母亲，伟大得能够承担一切痛苦并把它带走的女人。”与此同时，她也相信她母亲尽管杀了人、撒下了弥天大谎、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无边的苦难……却确实仍然爱着她，她仍然是一个希望能够把痛苦从自己的身边带走的女人，因为她确实愿意为了让女儿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而放弃让她出庭作伪证的要求，尽管这可能意味着她将永远无法获得自由。面对自己的母亲英格里德——这朵冷艳而且有毒的恶之花（恰如开放在盛夏里的白色的夹竹桃花h阿斯特里德的内心里始终翻滚着重重矛盾：爱与恨、美与丑、情感与理智，这一切对立的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强烈的程度几乎巳经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线。对于阿斯特里德来说，英格里德永远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在小说结束的时候，虽然她远在欧洲，虽然她仍然没有原谅母亲所做的一切，但是，母亲、与她有关的一切，还有她们一切居住过的地方，仍然沉甸甸地坠在她的心里。
英格里德曾经教导阿斯特里德不要心怀过去，不要珍藏任何东西。烧掉它。艺术家是自焚而后再生的凤凰。”但是，阿斯特里德却非常珍惜过去，所有发生过的事件，所有在她生活中出现的人物，一切都保存在她所精心绘制的一个个手提箱上，它们就是她个人生活体验的“博物馆”。它们时刻在提醒着她一个痛苦的事实：“像柏林一样，我背负着一层又一层内疚和毁灭。我酿就了灾难并深受其害。”阿斯特里德希望自己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挫折和迷茫，特别是不要忘记自己所犯下的不可挽回的错误。
在六年多的被收养生涯里，阿斯特里德曾经有两次身心受到极为严重的打击，它们正是她在人生的道路上误入歧途的必然后果。阿斯特里德在第一位收养人斯塔尔家里开始了她的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期，她看到的是卡罗莉放荡的、玩世不恭的交际行为，听到的是斯塔尔狂放而喧闹的性生活。阿斯特里德在这个翻滚着性欲浪潮的环境里迷失了自己，她把自己对温情和关爱的渴望误读为性的欲望。就在她刚刚14岁的时候，她爱上了斯塔尔的男朋友雷。虽然她对自己同雷的偷情行为怀有复杂的心态，也为自己无情地伤害了斯塔尔而深感内疚，但是，她感觉到了情欲的疯狂，体会到了它那种摧毁一切的、不可抗拒的暴力。阿斯特里德试图呼唤上帝的形象，让它在自己内心里复活，但是，她再也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了，它原本就非常脆弱的生命已经被残暴的情欲彻底地扼杀了。阿斯特里德绝望地看着自己在迷途上越走越远，欲罢而不能。终于，刚烈而直率的斯塔尔爆发了，她用一支.38口径的警用特种枪差一点打死了阿斯特里德。身体上的创伤很快就治愈了，但是，在阿斯特里德的内心里，一个鲜红的伤口恐怕永远也无法愈合。许多幸运的人非常幸福地完成从一个女孩转变成一个女人的过程，而阿斯特里德则在疯狂、恐惧和死亡中告别了清白无瑕的少女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她将永远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因为一个首先感受到爱情的痛苦而不是它的甜蜜的女人，体会不到最纯真的爱情的美丽，而这正是她生命中永恒的缺憾。
奥利维亚是阿斯特里德生活中的另一块暗礁。她也是一个令阿斯特里德羡慕不已的女人。但是，与英格里德的高雅和孤傲不同，奥利维亚非常精致、优雅，她刻意追求的是一种情调和效果（只可惜它们主要是用来为男人服务的）。奥利维亚对男人（或者也对女人本身）有着非常冷静的认识，她根本不相信爱情，认为它很“枯燥”，她宁愿相信金钱。奥利维亚很大度地满足了阿斯特里德的好奇心，她向这个孤独的孩子展示了自己奇特的生活方式。在阿斯特里德幼稚的眼睛里，奥利维亚代表着另一种充满风雅、时髦和“悠闲的奢侈”的生活。阿斯特里德为她的美丽而倾倒，也被她那覆盖着许多动听的理由的“女奴哲学’’（或者说就是自甘堕落的妓女哲学）给蒙骗了。阿斯特里德曾经试图用奥利维亚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物质所需，但是，事实却证明那样做并不是那么轻松愉快的。不久，一群野狗咬破了阿斯特里德漂亮的脸蛋，这既使她告别了与奥利维亚的友谊，也使她对奥利维亚的那种出卖灵魂的生存方式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奥利维亚是阿斯特里德的第二个收养人玛维尔的邻居，玛维尔刚一发现她们的交往，就把阿斯特里德赶走了。所以，在阿斯特里德生活中，奥利维亚仅仅是一段极短的小插曲。
克莱尔是阿斯特里德的第四个收养人。遇见克莱尔是阿斯特里德的一大幸事。她对何斯特里德创伤累累的心灵是一剂不可缺少的良药。如果说，英格里德代表了高雅和冷酷，奥利维亚代表了精致和时髦，那么，克莱尔则是典雅和善良的化身。克莱尔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女人，她本人也近乎完美无缺，但是她的善良和美丽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在克莱尔身上，阿斯特里德看到了爱、同情和真诚，她那被扭曲了的情感世界因此得到了一次净化和洗礼。但是，完美在污浊的人世间是难以存活的，克莱尔的死，使阿斯特里德亲眼看到了美的毁灭，她体会到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因为克莱尔对她的爱是她从这个世界所得到过的最好的东西了。克莱尔为爱情而死去，而阿斯特里德却在她的爱的温暖中存活了下来。正是因为寞莱尔，阿斯特里德开始怨恨男人，而且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母亲。
从12岁到18岁，在少女美丽的花季里，阿斯特里德居然经历了种种奇特而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她是何等不幸啊！但是，痛苦并不是她从岁月里所收到的惟一礼物，阿斯特里德从自己特殊的流浪生涯里体悟出了另一种丰富的爱。成年之后的阿斯特里德回首过往的岁月，无限感慨地说我所有的母亲，她们像童话故事中洗礼仪式上的嘉宾，把她们的礼物赠予我。现在这些礼物都是我的了。奥利维亚的慷慨，她对男人的见解。克莱尔的温柔和诚实。要不是因为玛维尔，我怎么可能洞悉美国家庭的奥秘？要不是因为尼基，我何时才能够学会开怀大笑？还有伊冯娜，美丽的女人，你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母亲，嫡亲的妈妈……雷娜偷去了我的骄傲，但还我以更多的东西……”或许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上戴维，这个害羞的男孩子救了阿斯特里德的性命，而且他让她体验到了自责和惭愧。最后，还有保罗，他是阿斯特里德生命中的希望之地，是她的诺亚方舟……阿斯特里德在艰难而坎坷的成长过程中感受到了普通人所难以想像的精神磨难。她在尚未成年时就遭遇了包法利夫人式的“炽情”，但是她很快就感悟到必须学会“生存的技巧”;她曾经痛苦地获得了某种“哲学上的冷静”，但是令人庆幸的是，她终于没有让自己的情感世界落入冷寂和荒芜。对生命的读解总是有许多层面和角度的，阿斯特里德选择了一种乐观而积极的解读方式。在阿斯特里德伤痕累累的心灵深处，顽强地存活着一个信念：爱是生与死的理由。
当今西方世界物欲横流，人们日渐冷漠、无情、麻木。许多人开始对人类情感世界里那些说不清、理更乱的微妙体验感到非常尴尬；许多人巳经淡忘了（或者干脆就没有品尝过）眼泪的滋味；许多人巳经不知道或者不再相信爱情，因为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都仅仅是占有……但是，人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文学的世界里，人类的情感仍然保持了古典式的强烈和细腻的程度。《白夹竹桃》中虚构的文学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世界中的缺憾。在小说的微型世界里，读者能够体验到普通生活中所难以遭遇的情感震惊。这就使得小说具有了自身独特的生命力，使得它成为对现实世界的补充和扩展，而不仅仅是对它的模仿。《白夹竹桃》向我们证明，一部小说可以构成个人生活中的一段奇异的插曲，而阅读行为同时也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
1
圣安娜风①热乎乎地从沙漠上吹来，吹得春天留下的最后几片青草也变成了连鬓胡子般灰白的枯草。惟有夹竹桃依然盛开着，它们的花朵娇嫩而有毒，它们的叶子匕首般墨绿。我们——我和我母亲——在这些燥热的夜晚难以人眠。半夜醒来，我发现她的床空着。我爬上屋顶，一眼就看见她那一头亚麻色头发在大半个月亮射来的光芒的辉映下宛如一团白色的火焰。
“这是夹竹桃花盛汗的季节，”她说。“相互残杀的恋人们现在会把他们的行为都归罪于这季风。”她举起大手，张开手指，让沙漠燥气舔过。在圣安娜风季节里，我母亲会变得有点儿神经不正常。那时我12岁，很为她担心。我希望一切都能恢复到从前的模样，希望巴里仍和我们在一起，希望风不要再刮了。
“你应该去睡一会儿，”我提议道。
“我从来不睡觉，”她说道。
我在她身旁坐下，两人一道凝望着这座城市。它嗡嗡哼响，闪闪发光，像深藏在某台不可捉摸的机器中的一个计算机芯片，恰如一只妖怪的手那样紧握着自己的秘密。她那和服式白色睡衣的衣襟在风中吹开了，我能看见她的乳房，低垂而丰满。她的美貌犹如一把锋利之刀的刀刃。
我将头枕在她腿上。她身上散发着紫罗兰香水味。“我们是魔杖，”她说。“我们追求美丽与和谐，追求感宫胜过情感。”
“魔杖，”我重复道。我想让她知道我在听她说话。我们的一组占卜牌，魔杖。她过去常常把牌摆开，向我解释那组牌，魔杖和硬币，杯子和利剑，但现在她不再解读那些牌。她再也不想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
①一种吹自沙漠的干热焚风，见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我们的外貌得传自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她说。“那是些体毛浓密，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把他们的神砍成碎块，再挂到树上。正是我们劫掠了罗马。我们只害怕年老体弱，病死床上。别忘了你是谁。”
“我保证不忘，”我说。
下面的好莱坞街道上，警报器呜呜长鸣，剧烈地剌激着我的神经。在圣安娜风中，桉树突然燃烧起来，焰如巨烛，富含油脂的沙巴拉灌木丛①山坡呼地腾起火焰，炙热将饥饿的郊狼和鹿群纷纷驱下富兰克林大道。
她向着烤焦的月亮扬起脸，沐浴在它那炽热的光束里。“渡鸦眼月亮。”
“娃娃脸月亮，”我反驳说，头靠在她的膝盖上。
她轻轻地捋着我的头发。“那是背叛者的月亮。”
春天的时候，我们根本想像不到会发生这种创伤，还有这种疯狂，但那时它已埋伏在我们的面前，像一颗不可探测的地雷。那时候，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巴里·科尔克这个名字。
巴里。当他出现时，他是那么地渺小。比一个逗号还小，像一声咳嗽那样无足轻重。她是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遇见他的。那是在威尼斯的一个露天酒店里。像以往每次朗诵一样，我母亲身穿一件白衣服，她那色泽如新雪般的秀发映衬着晒成浅褐色的皮肤。她站在一株树叶如掌的大无花果树树阴下。我坐在堆放着一摞摞书的桌子后面。由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蓝鞋出版社出版的那些薄薄的小书是准备在诗歌朗诵会之后让我出售的。我在纸上画着无花果叶子、树枝，还有簇拥在掉落的无花果上的一群蜜蜂，它们吃着被太阳晒得发酵的果实，渐渐醉了，欲飞复又坠下。她的嗓音使我沉醉一一深沉浑厚，暖如春日，夹带着一点儿外国口音，像上一代瑞典人的歌咏声。你如果曾经听过她朗读便会知道那催眠般嗓音的魅力。
①浓密常绿阔叶灌丛，主要由绿叶常绿灌木和灌丛组成的植被，见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晚夏季节灌丛植被异常干燥，常出现火烧现象。
朗诵会结束后，人们团团围过来，把钱递给我放进雪茄烟盒里，我母亲为几本书签了名。“啊，撰稿人的生活。”当人们将揉得皱巴巴的5美元和1美元纸币递给我时，她不无嘲讽地说。然而她是非常喜欢这些朗诵会的，就像她喜欢和她的撰稿人朋友们共度一个个夜晚，一边喝酒抽烟，一边把那些著名诗人贬得一钱不值。但她又十分痛恨这些朗诵会，就像痛恨她在《电影舞台》杂志那份讨厌的工作那样。她在杂志社的工作是剪贴其他撰稿人的文章。那些每个字能挣50美分的撰稿人不知羞耻地滥用套语、陈腐的名词和呆板的动词，而我母亲写作时会为了用不定冠词an还是定冠词the苦苦琢磨数小时。
当她在自己写的书上签名时，脸上挂着习惯性的浅笑，那种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装出来的笑，她对大家光临表示感谢时还不时地开个私人玩笑。我知道她在等某一个人。我已经看见他了，一个身穿短背心，颈戴纱线串珠项链的那个金发白肤的人。他面容羞涩，站在后面看着她，手足无措，如痴如醉。身为英格里德之女12年后，我在梦里都能认出他们来。
一个黑头发捋到脑后扎成一个拳曲马尾巴的五短身材男人挤搡进人群，递过手中的书请求签名。“我叫巴里·科尔克。很喜欢你的作品。”她在书上签好名，递还给他，甚至连他的脸都没仔细看一眼。“朗诵会后你打算干什么？”他问道。
“我有个约会，”她说，伸手拿起下一本书准备签名。
“约会以后呢？”他说。我喜欢他的自信，尽管他不是她喜欢的那类人。他胖乎乎的，皮肤黝黑，穿着救世军服装。
当然，她想结识这个比她年轻得多的羞怯的金发男子，他也向往成为一名诗人。他就是和我们一起回家的那个人。
我躺在装有纱窗的门廊中的床垫上等着他离去，望着傍晚的蓝色变成了天鹅绒色，靛蓝色，像一个无言的希望久久不肯消失，这当儿我母亲和那个金发碧眼白肤的男人正在纱窗的另一侧窃窃私语。线香熏满了空中，那是她在小东京①城买的一种特制的香，没有任何香味，但价格不菲;它闻起来像木头和绿茶的气味。夜空中出现了几颗星星，但是在洛杉矶没有哪一个星座是对头的，所以我按新布阵把它们给串连起来：蜘蛛座，波浪座，吉他座。
他离去后，我走进大房间。她身穿白睡衣正双腿交叉坐在床上，手拿一支蘸水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千万不能留男人过夜，”她告诉我。“黎明总有办法罩住夜魔。”
夜魔听起来很可爱。有一天我会有情人，有了情人之后会写诗。我凝视着那天早晨她摆在咖啡桌上的白夹竹桃，一共三束，分别代表天、地、人，我想起黑暗中她的情人们那美妙的嗓音，他们那温柔的笑声，以及线香的气味。我触摸着花束。天。人。我觉得仿佛置身于什么东西的边缘上，某种神秘的东西像薄雾般环绕着我，某种我正在慢慢展开的东西。
那一整个夏天，我都跟她到杂志社去。她从来没有高瞻远瞩地想到送我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我也从未对她提过能否送我上暑期学校。上学读书我很喜欢，但是，要让我尽力与其他女孩相处融洽则是一种折磨。和我同龄的那些女孩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种类，她们所关心的事像马里的多贡人一样令人陌生。七年级尤为痛苦，我等待着又能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刻。《电影舞台》美编室是我的乐园，那里有蘸水笔，有插着彩色铅笔的旋转木马笔插，有桌子那么大的纸，有透明塑料膜和本戴制版点，有接头磁带，还有我可以用来拼画的废弃标题和照片。我喜欢周围大人谈话的样子;他们忘了我就在他们中间，说了许多最逗人的事情。今天，撰稿人和美编室主任马琳闲聊起杂志出版商和主编之间的緋闻。“有点稀奇古怪的圣安娜式疯狂，”我母亲在拼版桌那边评论道。“那个尖嘴厌食者和戴假发的奇瓦瓦小狗。奇丑无比。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不知该啄食还是吠叫呢。”
①美国洛杉矶市日本移民聚居区。
他们大笑起来。我母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会大声说出别人只放在肚里的东西。
我坐在母亲旁边一张空着的制图桌上，画着就像切割乳酪似的切分着光线的软百叶帘。我等着听我母亲接下去还会说些什么，但是她又戴上耳机，什么也不说了，就像在句末画上了一个句号。这就是她剪贴时的状态，听着耳机里异国情调的音乐，装做她置身于遥远的散发着某种气味的火与影的王国里，而不是坐在一家电影杂志社的制图桌前剪贴演员访谈录，一小时挣8个美元。她神情专注地看着萨克托小刀的移动，裁着长条校样。她拿掉粘在刀上的长纸条。“我正在剥的是他们的皮，”她说。“是枯燥无味蹩脚撰稿人的皮，我把这皮移植到页面上，创造出毫无意义的怪物。”
撰稿人们哄然大笑，但笑得不自然。
当出版商鲍勃进来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我埋头用起丁字尺，好像我正在干着什么正儿八经的事情。迄今为止，他对我跟母亲来上班还没有说过什么，但是美编室主任马琳却告诉我要“低飞，避开雷达”。他从来不注意我。只注意我母亲。那一天他来了，站在她的凳子旁边，掠过她的肩头阅读起来。他就是想靠近她站着，触摸她那冰川牛奶一样白亮的头发，再看看能否看到她的衬衫里面。当他在她上方弯下身子时，我能看见她脸上露出的厌恶的表情，然后，好像是想使自己站稳似的，他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上。
她装做吃了一惊，不动声色地用具有剃刀般锋利刀刃的萨克托小刀在他那赤裸的前臂上划了一刀。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胳膊，看见开始显现的血痕不胜惊讶。
“噢，鲍勃!”她说。“非常抱歉，我没看见你。你没事吧？”然而，她用那双矢车菊般的眼睛看他时的神情向他表明，她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切开他的喉管。
“没事，不过是个小小的意外。”他的马球衬衫袖子下面的胳膊上露着一条两英寸长的刀口。“不过是个小小的意外，”他稍稍提髙声音说道，好像是想让大家放心似的，然后急步走回他的办公室去了。
吃午饭时，我们驱车进山，把车停在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斑驳树影下，那粉白的树皮犹如女人的身体衬着神秘的蓝天。我们吃着纸杯酸奶，聆听着磁带录音机里安妮·塞克斯顿①用吓人而滑稽的、慢吞吞的美国长音朗诵她自己的诗作。她朗诵的是关于她在疯人院里敲钟的情景。我母亲停下磁带。“告诉我下一行。”
当我母亲试图教我些什么时，在她注意我时，我感到很髙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经常是难以亲近的。无论何时她突然对我表示关注时，我就会像在第一束集射的阳光下破雪绽开的花朵一样感到无比的温暖。
我用不着去寻找答案。它像一支歌，当疯安妮敲响钟的时候，光线滤过了法国梧桐，比B调降半音，我母亲点点头。
①安妮·塞克斯顿（1928—1974），美国女诗人，作品以深刻的自白著称，著有《欲去疯人院半途归>（1960）、（生或死》（1966）、《愚行集》（1972）。46岁时自杀。
“诗非背不可，”她说。“它们必须变成你骨头里的骨髓才行。像水中的氟化物，它们将使你的灵魂免受尘世的软腐蚀。”
我想像着我的灵魂像吸收石化林①中的硅化水一样吸收着这些文字，把我的林木变成排好的5M号铅字。我喜欢我母亲用这种方法塑造我。我想陶土在优秀陶工的手里一定会感到幸福。
下午，主编降临美编室，拖着喷过东方香水的披巾，那香水味在她离开很长时间之后还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基特个生着一双过分明亮的眼睛，举止如惊弓之鸟般神经质的瘦女人一一在穿梭忙碌时，涂着鲜红口红的嘴夸张地微笑着，她看看设计，检查页面，驻足在我母亲身后看看，指出该修改的地方。我母亲一抬手把头发掠到后面，就像一只猫在抓你之前的骤然抽动。
“瞧这头发，”基特说。“干你这种工作，这头发不危险吗？在上蜡机和所有其他机器周围。”她自己的发型呈几何状，染成墨黑，颈后剃得光光的。
我母亲不理她，而是让萨克托小刀脱手而落，像标枪似的扎在桌面上。
基特走后，我母亲对美编主任说：“我敢肯定她希望我去剃个平头，再染成她那种沥青黑。”
“吸血鬼，放荡，”马琳说。
我没有抬头看。我知道我俩之所以在这儿完全是因为我。要不是为了我，她根本用不着做这种工作。她会在半个行星之外，会在一片碧绿色的海中漂浮，和着弗拉曼柯舞②的吉他乐声在月光下跳舞。我觉得我的内疚像一个耻辱的标记。
①美国亚利桑那州东部的天然古迹。
②西班牙吉卜赛人的一种民间舞蹈，其动作特点是快速旋转和拍手顿足。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出去了。我画了一小时画，吃了一个涂花生黄油和蛋黄酱的三明治，然后不由自主地跑到迈克尔那儿，敲响了他那扇发出沉闷声音的门。三个插销拔开了。“正在放《克里斯蒂娜王后》，”他微笑着说。他是个与我母亲年龄相仿、脾性温和的男人，但由于饮酒和终日呆在室内而变得苍白虚胖。他挪开沙发上的一堆脏衣服和《剧艺》周刊让我坐下。
他的套间与我们的套间大相径庭，塞满了家具、纪念品、电影招贴画、《剧艺》周刊、报纸和空酒瓶，西红柿攀援在窗槛上，探寻着些许亮光。即使是白天屋里也很暗，因为是朝北的房子，但从这里可以看见富丽壮观的好莱玛标牌，这就是他选择这儿的主要原因。
“又下雪了，”他和嘉宝齐声说道，像她一样扬脸向上看。“永恒之雪。”他递给我一碗葵花子。“我是嘉宝。”
我用牙齿嗤着葵花子，踢掉从4月份起就一直穿着的橡胶凉鞋。我不能告诉我母亲我的鞋子又穿不下了。我不想让她想到因为我她才陷人了没钱付电费的困境，想到孩子的鞋老是嫌小，想到因为我她才像迈克尔家爬在窗户上奄奄一息的西红柿。她是个拖着一只瘸脚的漂亮女人，而我就是那只瘸脚。我是缝进她衣服褶边里的砖条，我是一件钢制衣服。
“最近你在朗读些什么书？”我问迈克尔。他是个演员，但接戏不多，他也不愿拍电视片，所以他的大部分收入靠朗读录制书籍磁带而得。他必须用假名朗读，沃尔弗拉姆·马莱维奇，因为他的行为是违反工会规定的。
我们每天早晨都能隔墙听见他朗读，非常早。他在军队里学了德文和俄文，他曾在军队情报部门干过——矛盾修辞法，他总爱这样说——所以他们安排他朗读德国和俄国作家的作品。
“契诃夫短篇小说。”他身体前倾，从咖啡桌上拿起书递给我。书上满是注释、贴签和一道道画线。
我翻了翻那本书。“我母亲不喜欢契诃夫。她说凡是读过契诃夫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要进行一场革命。”
“你母亲。”迈克尔微笑着。“实际上，你也许会真喜欢他的。契诃夫小说里有着一种可爱的忧郁。”我们俩都转向电视机去看《克里斯蒂娜王后》中的佳句，和嘉宝一起说道：“當像一片白茫茫的大海，人们可以走出家门，迷失在雪海里……忘却尘世。”
我把我母亲想像成克里斯蒂娜王后，冷漠，忧伤，眼睛盯着某处遥远的地平线。那是她所归属的地方，穿裘戴皮，满是珍奇宝物的宫殿，壁炉大得足够烤驯鹿，还有满载瑞典槭木的大船。我最深切的恐惧是哪一天她会找到归去的路，永远不再回来。这就是当她像今晚这样外出时，无论她多晚回家，我总是不睡觉等她的原因。我必须听到她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非等到又闻到她的紫罗兰香水味不可。
我不再要她买东西，不再用我的想法去烦她，免得把事情弄得更糟。我曾看见有些女孩子吵着要新衣服，抱怨她们母亲准备的饭菜。我总是感到很羞愧。难道她们不知道她们正在彻底束缚自己的母亲吗？难道锁链不为自己束缚了囚徒而感到羞耻吗？
但是，我是多么地羡慕她们的母亲能够坐在床边，询问女儿的心思。我母亲对我连一点点好奇心都没有。我常常疑惑她到底把我看成了什么，是她可以系在商店门前的一条狗，还是栖在她肩头的一只鹦鹉？
我从未告诉过她，说我希望有个父亲，说我想夏天去露营，也没告诉过她，说有时候她使我感到害怕。我害怕她会飞走，最后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有着太多孩子太多气味的某个地方，在那儿，美丽、沉默，以及空中她那令人陶醉的话语，会离我像土星一样遥远。
窗外，闪烁的好莱坞标牌因6月的薄雾而略显模糊，山上柔柔的潮气带起一股鼠尾草和女人内衣的气味，水汽像梦一样擦拭着玻璃。
凌晨两点钟，酒吧打烊了，她回来了，独自一人，她的躁动不安一时得到了宣泄。我坐在她的床上，看着她换衣服，羡慕她的每一个姿势。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做，像她那样双臂交叉，从头顶脱下衣服，踢掉高跟鞋。我穿上她的高跟鞋，欣赏着它们在我脚上的样子。大小几乎正好合适。再过一年左右，鞋子便会正好合脚了。她挨着我坐下，把发刷递给我，我把她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她的紫罗兰香水味弥漫在空中。“我又看见羊人了，”她说。
“什么羊人？”
“在露天酒会上遇到的那个人，记得吗？嬉皮笑脸的潘神气分趾蹄从裤子下面露出来的？”
我看见墙上圆镜中照出的我们母女俩，看见我们飘垂的长发，看见我们的蓝眼睛。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当我看见我们这副模样，我几乎能想起在冰冷的深海里捕鱼，鳕鱼的气味，我们生火的木炭，我们的毡靴和我们奇怪的字母表，棍子似的字母，犁地般的语言。
“他一直在盯着我看，”她说。“巴里·科尔克。马琳说他是个专写人物访谈的撰稿人。”她那优美的嘴唇撇成一个长长的逗号，一脸不屑的神情。“他和《仙人掌花园》中的女主角吉尔·刘易斯在一起。”
她的白头发，像原色的丝，从猪鬃发刷中流过3“跟那个肥羊般的男人在一起。你能想像得出是个什么样子吗？”我知道她想像不出。唯美是我母亲的法则，是她的宗教。只要你长得漂亮，只要你事情做得漂亮，你便可以随心所欲。如果你不漂亮，那你就简直不存在。自打我小时候起，她就把这观念灌输进我头脑里了，虽然我现在发现现实并非总是合乎我母亲的想法。
①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
“也许她喜欢他，”我说。
“她一定是神经有毛病，”我母亲说着，从我手里拿过发刷，开始给我梳头发，非常用力，都梳着我的头皮了。“她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任何男人。真不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在市中心她钟爱的那个人迹罕至的艺术家酒吧里，她又看见了他，她在银湖的一个晚会上也见到了他。她抱怨说，无论她到哪儿，他都会出现在那里，那个羊人。
我想那仅仅是巧合罢了。但有天晚上，在圣莫尼卡的一个演出场所，我们去看母亲的一个朋友击打斯巴克莱兹瓶子作法求雨时，我也看见他坐在我们后面四排。他一直都在设法引起我母亲的注意。他向我摆手，我也朝他摆摆手，低低的，以免被她看见。
表演结束后，我想和他说话，但她把我迅速地拽了出去。“别怂恿他，”她嘘声说。
当他出现在《电影舞台》年度出版晚会上时，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在跟踪她。晚会在紧临公路的商业区的一个老酒店院子里举行。白日里的暑气开始消散。女人们穿着袒胸露背的晚装，我母亲一袭白色丝绸长裙，像一只蚕蛾。我挤过人群走到冷盆桌前，飞快地往手提包里装满我认为几小时不会解冻的食物——蟹爪，笋尖，咸肉夹肝。巴里也在那儿，往盘子里堆大虾。他看见了我，眼睛立即扫过人群寻找我母亲。她在我身后，饮着白葡萄酒，和图片编辑迈尔斯聊天。迈尔斯是个瘦瘦的、下巴上胡子拉巷的英国人，手指被尼古丁染黄了。她还没有看见巴里。他开始挤过人群向她走去。我紧跟在他后面。
“英格里德，”巴里说，插进她的两人圈子。“我一直在找你。”他微笑着。她的眼睛残酷地掠过他那歪到一边的芥末色领带，他那敞到腹部纽扣处的褐色衬衫，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以及他那胖手上的大虾。我能听见瑞典冰冷寒风的呼啸，但他似乎并没有感到寒冷。
“我一直在想着你，”他说，靠得更近了。
“我倒宁愿你别这样，”她说。
“你会改变对我的看法的，”他说。他把手指放到鼻子旁边，朝我眨眨眼，然后向另一群人走去，抬臂搂住一个漂亮姑娘，吻着她的玉颈。我母亲转过身去。那个吻是与她的一切信念相违背的。在她的世界里，那永远不可能发生。
“你认识巴里？”迈尔斯问道。
“谁？”我母亲说。
那天夜里，她无法人睡。我们下楼去公寓游泳池，在本地看到的星座——蟹爪座，大虾座——的星光下静静地、一圈一圈慢慢地游着。
我母亲弯腰伏向制图桌，不用尺子就刻出长而优雅的铜模。“这是禅宗，”她说。“没有瑕疵，没有片刻的犹豫。通往天恩的一扇窗户。”她看上去真的很高兴。当她拼版很顺手时，有时候她会很开心，会忘了她身在何处，忘了她为什么在那里，过去曾到过哪里，以及她愿意去哪里，会什么事情都忘了，只记得徒手画一条优美直线的天赋，那是一种和她写出一条优美短语时感到的同样纯美的喜悦。，但那时我看见了她没有看见的东西，羊人走进了制作室。我不想成为破坏她享受天恩时刻的人，便继续用本戴点和尺寸不对的《向孟买致敬!》摄影剧照做我的中国树。当我抬眼扫视时，他看着我，把手指放在唇上，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身后，拍拍她的肩膀。她的刀划过版面。她一个急转身，我以为她会用刀去划他，但是，他给她看的一样东西使她没有这样做。那是他放到她桌子上的一个小信封。
“送给你和你女儿，”他说。
她打开信封，拿出两张蓝白相间的票来。她看票时的沉默使我感到惊讶。她凝视着票子，然后又看看他，将萨克托小刀锋利的刀尖戳在书桌的橡胶表面上，飞镖似的扎住了片刻，然后她将刀拔了出来。
“只听音乐会，”她说。“不去吃饭，不去跳舞。”
“赞成，”他说，但我看得出他其实并不相信她的话。他还不了解她。
那是在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一次木琴音乐会。现在我知道她接受邀请的原因了。惟一使我疑惑的是，他是如何确切地知道向她提出正合她心意的事情，她从来不会拒绝的事情。他躲在我们公寓外面的白夹竹桃树上听到的？与她的朋友交谈时知道的？还是贿赂了什么人打听到的？
那天晚上又燥又热，我和母亲在博物馆前厅等他。一切都在热浪中变成了静电。我梳了梳头发，看看发梢会不会冒火花。
无奈地等待着，我母亲的胳膊和手急促地轻轻挥动着。“迟到。真卑鄙。我早该料到的。他大概正和其他羊在哪块地里发情呢。这使我想起了永远不要和四脚动物制定计划。”
她尽管有时间换衣服，但仍然穿着工作服。这是一个暗示，向他表明这不是一次真正的约会，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在我们周围，穿着华丽丝绸夏装，散发着昂贵香水味的女人用挑剔的眼光瞧着她。男人们欣赏她，朝她微笑着，注视着。她也回望着他们，蓝眼睛冒火，直看得他们开始感到尴尬扭过头去。
“男人，”她说，“不管他们多么不吸引人，但个个都想像着自己多么令人尊敬。”
我看见巴里穿过广场，他那肥胖的身体在一双短腿上一颠一颠的。他咧嘴笑着，忽闪着牙缝。“对不起，但交通真是要命。”
我母亲拒绝接受道歉。只有抵债奴才为自己找借口，她教我。
决不道歉，决不解释。
木琴管弦乐队由20个瘦小的男人组成，跪在一套雕刻精巧的编钟、锣、鼓面前。鼓声开始领奏，下排的一个编钟加人。然后更多的乐器融人渐响的乐声。节奏开始出现，扩展，像藤蔓植物般交织在一起。我母亲说木琴会在听众脑子中生成超过所有语言产生的脑电波，这种脑电波会使思维的正常通道瘫痪，会强迫新通道在正常通道外面，在处于原始状态的人脑区域中生长，就像为了保护受损的心脏而形成的平行血管。
我闭上眼睛看着宝石小鸟样的小小舞蹈家穿过我眼睑的黑暗舞台。他们把我带走，和我说话，他们的语言里没有表达长着冰蓝眼睛的奇怪母亲的字眼，也没有表达前面闪着可怕的光亮，游泳池里漂浮着枯叶的公寓的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