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美貌的害处大于益处，”我说。
“不管怎样你都很漂亮，”他说，然后又继续画画。“对于美貌这东西，人们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我画着克莱尔的黑头发，抹上一层蓝色，然后是一层褐色，最显眼处交融为一体，变成红色。“那毫无意义。仅对别人有用。”
“听你的口气，它好像不值一文。““是的。”美貌有什么用？除非你打算利用它，就像一把榔头，或一把钥匙。它只不过是为其他人所利用，所羡慕，或者所嫉妒，所鄙视的东西。把她们的梦想像画钩一样钉到空白的墙上。那么多女孩子都在说，利用我，梦想我。
“你从来没有过貌丑的体会。”那男孩低头看着他那只手，他正在填涂画面上科幻场景中的空白。“女人对待你就好像你是一种会传染她们的疾病一样。如果她们在某个软弱的时刻让你碰她们的话，她们就会叫你付出代价。”他的嘴闭上了。然后又张开想再说点什么，但一个字没吐就又闭上了。他已经说得太多。他撇了撇嘴。“像你这样的人，你不会让我碰你，对吧。”
他怎么会认为自己长得丑呢？谁都有可能皮肤不好。“我不让任何人碰我，”最后我说道。
我画起克莱尔床边小块地毯上的巴比妥钠药瓶子，小药片滚了出来。亮丽的粉红色映衬着灰暗的地毯。
“为什么不让？”
为什么不让？因为我讨厌男人。在门口游荡，站得太近，一身啤酒味或窖藏15年的威士忌的酒气。不陪你去急诊室的男人，圣诞前夜离开家的男人。甩安全门的男人，让你爱上他们然后又变心的男人。满树林的男孩子，他们躲藏在参差不齐的灌木丛中，一双双眼睛滴溜馏地跟踪着你，抓捏你的乳房，晃动着他们的钞票，单是那种眼神就已经把你击倒在地，索取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东西。
因为我仍然能看见一个穿红色睡袍的女人在街道上爬行。在风中，一个女人坐在屋顶上，缄默而古怪。拿药片的女人，持刀的女人，染头发的女人。为了爱情在门把手上涂毒药的女人，饭做得太多吃不完的女人，近距离向儿童房间里开枪的女人。那是一场戏。我知道它是如何收场的，我不想试演任何角色。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富有剌激性的东西。它是要挨三颗子弹的俄罗斯轮盘赌。
我在克莱尔梳妆台对面原本没有镜子的墙上画了一面镜子，在略带红色的昏暗中，画出我自己目光凝视的模样，一头浅白的长发，穿着从来没有机会穿的猩红色天鹅绒圣诞节礼服。那是和她一起死去的我。我在我的脖子上画了一条猩红色的缎带。那使我的脖子看上去像被砍过似的。
“你是同性恋吗？”保罗·特劳特问我。
我耸耸肩膀。是同性恋也许更好。我回想着我和奥利维亚跳舞时，还有克莱尔吻我的嘴唇时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人只是想被爱而已。文字是这样的，它们明确而具体——椅子，眼睛，石头——然而当人们谈起感情时，文字便显得太生硬，它们非此即彼，它们无法包含全部的意思。下定义时，它们总会漏掉某些意思。我想起我母亲的情人们，杰里米、杰瑟斯和马克这些小伙子们，腰身细细的，眼睛清澈明亮，声音犹如拂过你赤裸胸膛的鞋面软锻。我想起克莱尔，她是多么漂亮，在她自己的客厅里跳舞，小跳①，布雷舞舞步，我是多么爱她呀。我抬起头来看着他。“这要紧吗？”
“任何事情对你都不要紧吗？”
“生存，”我说，但是现在听起来连这个都显得不真实了。“我想。”
①法语，芭蕾舞中单脚跳起单脚落地的舞步。
“那要求不高。”
我在克莱尔房间里画了一只蝴蝶。是只凤蝶。又画了一只，是大菜粉蝶。“我还没得到比那更多的东西。”
当他重新获得他的特权后，我们一起去大操场散步。女孩子们称他是我的男朋友，但那只不过又是一个词罢了，并没有完全抓住事实。保罗·特劳特是我在那儿遇见的惟一谈得来的人。他想在儿童中心外面见我，问我要地址，电话号码，他能与我取得联系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我会流落何处，而且我又不能信赖我母亲转交任何东西。再说，我已决定不把我的新地址告诉她。我不想再与她有任何干系。他告诉了我好莱坞一家连环画书店的名字，说无论他在什么地方，都会让那儿知道。“只要在信上注明为保罗·特劳特保存。”
当他找到安身之处时，我感到很难过，他要去波莫纳的一个集体之家。自从和戴维相处的那段日子以后，他是我真正喜欢与之一起消磨时间的第一个孩子，他是第一个能够稍稍理解我经历的人。我们刚刚开始相互了解，现在他却走了。我不得不习惯这种状况。最终，每个人都会离开你的。他留给我一幅他的画做为纪念。画上的主人公是我，像个超级英雄，身穿紧身白色T恤衫和破旧的短裤，我的身体显然是仔细观察和认真思索的对象。我刚刚征服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恶棍头子，我的道克马顿牌皮靴的鞋跟踩在他那裸露的流血的胸膛上，我手里握着一支冒烟的手枪。我打穿了他的心脏。我的脑袋上方写着：我不让任何人碰我。
保罗离开后没几天，在低年级男生宿舍外面，我坐在一张橙色野餐桌前面，等着面谈。我抬手捋过剪短的头发，让冬天的太阳温暖着我的头皮。那些家庭不是来购物，而应该是进行“了解你”拜访，但那是一次面试，人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不想被安置到什么地方。我宁愿在这里呆到18岁。保罗说得对，很多地方都比麦克拉伦儿童中心更糟糕。我再也不想与任何人有什么牵连。然而没有人能留下来不走。
在大松树下的桌子前，有人正在进行面谈，那是一个兄弟组合。这种情况总是最糟糕的。招人喜爱的小弟弟坐在女人的大腿上，而远远地站在右边，双手插在口袋里的是过了讨喜年龄的哥哥，正值青春发育期，嘴唇上长出了绒毛。人家只想要那个小不点儿。于是大哥哥便尽力想使他们相信，他是多么负责任，他会怎样照顾小弟弟，会倒垃圾，会修剪草坪。我几乎不忍看下去。
我的第一次面谈是在星期二。是来自唐尼的比尔和安·格林韦夫妇。他们已经当了多年的养父养母。他们领养的孩子中有一个刚刚回到她亲生父母那儿去了。他们领养了她三年。当比尔讲述此事时，他用手背抹了抹嘴，安眨着眼睛忍住眼泪。我打量着我的鞋子，基兹牌白鞋，鞋帮上是蓝色的斜条条，鞋带孔过大。对我有利的是，短时间内我不会回到我母亲身边。
我没有多说什么。我甚至不想看他们。我会慢慢喜欢上他们的。我已经喜欢他们了。他们的慈祥仿佛使我听到了轻轻的吃奶声，像浴缸里的水声。让他们把我带回家并不难。我能想像出他们的房子，明亮舒适，虽然坐落在开发区房屋的街道上，但是很漂亮，可能是两层楼的房子。桌子上摆着孩子们的照片，后院里有老式的秋千架。阳光明媚的中学，连他们的教堂听起来也很吸引人，那儿没有人是宗教狂，也没有人过于担心原罪或下地狱。我敢说他们对牧师直呼其名。
我原本可以跟他们，跟唐尼的安和比尔·格林韦夫妇走的。但是跟他们走，我可能会把许多事都忘了。所有的蝴蝶可能全都会飞走。夹在书中的野花和清晨的巴赫，枕上的黑头发，珍珠。《阿依达》和列奥纳德·科恩，克罗马奇太太和客厅里的简餐，馅饼和鱼子酱。在唐尼，我知不知道康定斯基、亚普雷斯和芭蕾舞演员的法国名字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可能会忘记穿过皮肤的羊肠线，忘记·38口径子弹打穿骨头，忘记新房子的气味，忘记他们铐走我母亲时她的样子，身强力壮的警察以奇特的体贴把手护在她的头顶，以免她钻进警车时会碰着头。跟唐尼的安和比尔·格林韦一起生活，那些往事便会模糊乃至逐渐消失。阿姆斯特丹，埃杜阿多的旅馆，贝弗利威尔什尔的茶，还有那个乞丐闻克莱尔头发时她站在那儿发抖的样子。我再也不会看着森塞特外面走道上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再也不会看见我自己回眸凝视的脸。
“阿斯特里德，你会喜欢跟我们过的，”安说，她那白净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她散发出杰更斯护手霜的气味，一种淡淡的粉红色的芳香，不是时代之风或玛格里夫香水的气味，也不是我母亲用的紫罗兰香水的幽香，是一种由于化学原因每次只能稍微闻一下的气味。你更喜欢哪一种香型，龙蒿还是百里香？一切如梦，你不可能永远拥有，你不能依赖磨砂玻璃上的鸟和德彪西。
我看着比尔和安，看着他们善意的脸，结实的鞋子，没有刁钻的问题。比尔开始变白的金发平头，他的银框眼镜，安在美容院做的先剪后烫的头发。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坚固结实，具有家庭氛围，不可摧毁，就像室内室外的地毯一样。我应该抓住它。然而，我发现自己正在挣脱她的手。
倒不是我不相信他们。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是救星，能解决我最基本的需求。但是，我回忆起几年前的一个早晨，在图琼加一个四四方方的教堂里，那些荧光灯，那些板条折叠椅。当托马斯牧师解释下地狱的教义时，斯塔尔妖媚如蛇精。被诅咒者可以得救，他说，在任何时候都行。但是他们拒绝放弃他们的罪孽。尽管苦海无边，但他们终不肯放弃罪孽，即使为了拯救，为了获得白璧无瑕的圣爱，也不愿意放弃。
那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如果罪人如此不幸福，那他们为什么甘愿受苦呢？但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创伤，我现在会是什么样？我的伤疤就是我的脸，我的过去就是我的生活。我并不是不知道所有这些回忆会使人想起什么，所有那些对美的渴望、惊人的残酷和始终存在的迷惘。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带着烦恼的个人问题去比尔家，譬如很喜欢我的一个男孩子，不公正的骂人的老师。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它的美好、悲惨和震惊，已经比他们希望或害怕看见的要多。
然而，还有一点我也十分清楚。否认自己是谁或曾经到过哪里的人是最危险的。他们犹如在绷索上行走的瞎眼梦游人，手指划拨着稀薄的空气。所以，我放弃了，我站起身来走了，知道自己放弃了某种再也得不到的东西。不是安和比尔·格林韦，而是我曾经有过的某种幻觉，幻想我会得救，会重新开始生活。
因此，我现在又坐在了桌前，等待着下一次面谈。我看见她了，一个架着深色眼镜、浅黑肤色的瘦女人。她正在抄近路穿过潮湿的草坪，高跟鞋的鞋跟不时陷进刚浇过水的草皮中，全然不在乎把草地踩坏了。在1月的阳光下，她的银耳环像钓鱼诱饵一样闪闪发光。她的毛衣滑下一只肩膀，露出黑色的乳罩吊带。她的一只鞋掉了，是烂泥从她脚上粘下去的。她单腿跳回去，气恼地把光脚拱进鞋子里。我已经知道，我会跟她走。
23
她名叫雷娜·格鲁申卡。没出一星期，她就开着装饰一新的大篷货车把我领回了家。大篷货车的后车窗上贴着乐死鬼的贴画，从头盖骨正中分开，一半红一半蓝，像头疼得裂开似的。那天天气很冷，还下着雨，灰蒙蒙的天空压抑得令人窒息。在停车场里她就把车子开得飞快，这我很喜欢。从车窗里望着麦克拉伦儿童中心的围墙和铁丝网渐渐远去，我尽量不去多想今后的事情。我们在郊外社区迷宫般的曲径上转来转去，寻找通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我集中思想去记住我来这里的路——带鸽棚的白房子，绿色的百叶窗，邮筒，还有一堵雨痕斑斑的东方情调混凝土花墙。钢塔之间悬着高压线，就像是握着跳绳抛向远方的巨人。
雷娜点上一支黑乎乎的香烟，并递给我一支。“俄罗斯国民议会牌。世界上最好的香烟。”
我接过香烟，用她的一次性打火机点上，仔细打量起我的新养母。她一头光泽全无的漆黑头发像灰蒙蒙的下午的一个黑洞。她身穿一件钩针编织的黑毛衣，敞开到第四个纽扣处，高耸的乳房勒得紧紧的，形成了一个充满野性的乳沟。一副寻梦者耳环垂及肩膀，我想像不出那儿会蕴藏着什么样的梦。当她找到入口上了高速公路时，便把一盒磁带推进盒卡里，是埃尔顿·约翰的老歌带。“风中的蜡烛，”她用带有俄罗斯柔和辅音的深沉沙嗓子唱道，放在大方向盘上脏兮兮的手上戴满戒指，指甲上涂着红蔻丹。
蝴蝶突然间飞满了货车驾驶室——凤蝶，黑脉金斑蝶，眼形斑蝶，大菜粉蝶——那是我无数感情、无数回忆振拍的翅膀，我不知道雷娜怎么能透过挡风玻璃看见它们翅膀上的感情游丝。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我对自己说。一满18岁就自由了。到那时，我就毕业了，找一份工作，过我自己的生活。在我能够决定下一步该干什么之前，这里只不过是个免收房租的住所。把上大学忘掉吧，我不会有那种运气的，所以干吗要去想它呢。我肯定不会再让自己失望。我决不让任何人碰我。这他妈够明白的了吧。
我注意看城里塔楼的形状，它们从朦胧中浮现，塔尖摩云，像个记得半半拉拉的梦。我们转上5号公路向北驶去，经过环城铁路，县立医院，酿酒厂附近的货栈区，一些艺术家住在他们建在那儿的工作室里——我们曾到那儿参加过晚会，我和我母亲，那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事隔如此之久，就好像那是别人的记忆，仿佛是我在梦里听过的一首歌。
雷娜拐上了体育场路，现在看不见房子了，只有高速公路边上杂乱无章的绿叶和混凝土。我们与5号公路并行开了一会儿，然后从立交桥底下穿过5号公路，进入了一个仿佛处于海平面之下的小岛似的小社区，高速公路如同我们左侧的一面墙。透过打满雨点的挡风玻璃看出去，我看见一条条街道在右边飞掠而过，每条街都标着：无出口。我看见一个个狭窄的前院，窗户上钉着铁条的西班牙小屋和手艺人小平房前的绳子上和篱笆上晾着的衣服，它们都被雨淋湿了。我还看见门廊上悬垂着装饰植物架子，干净的前草坪上有儿童玩具，还有很大的夹竹桃树。蛙城，有人涂写道。我们的车停在一幢西班牙平房前，那平房是阴郁的可可褐色，抹着厚厚的灰泥，窗户很暗，一块草坪四周围着钢丝网眼栅栏。在房子一侧，邻家车道上有一条比他们的房子还要大的船。另一侧是一家水暖承包商。这正是我，一个能够舍弃生活里惟一一件好东西的女孩子的归属之处。
“哪儿也比不上家里好，”雷娜·格鲁申卡说。我听不出来她是不是在说风凉话。
她没有帮我拿行李。我提着最重要的几个包——美术用具，丢勒兔子画框，画框后面藏着罗恩给我的钱——跟着她走上通向破裂门廊的一条龟裂的小路。当雷娜开门时，一只白猫蹿了进去。“萨沙，你这个坏小子，”她说。“滚开。”
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小屋里暗淡的光线。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家具，乱堆在一起像个旧货店。灯太多了，但没有一盏亮的。一个黑头发的胖姑娘躺在绿色花纹天鹅绒沙发上看电视。那只白猫跳到她大腿上，被她赶了下去。她抬眼看了看我，觉得我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便继续看她的节目。
“伊冯娜，”雷娜说。“她还有东西。你帮帮她。”“你去，”伊冯娜说。
“嗨，叫我说你什么呢？懒母牛。”
“清高，谈什么懒惰。”但她还是从过软的长沙发上撑起身子，我发现她已有身孕。她那对半月形眉毛疏疏弯笼下的黑眼睛与我的眼睛对视。“你该不是来错地方了吧，”她说。
“你认为什么样的地方是对的地方？你告诉我，我们都去那儿，”雷娜哼着鼻子说。
那姑娘轻蔑地向她伸出中指，从老式衣帽钩上取下一件圆领长袖运动衫，懒洋洋地拉起帽子盖在头上。“走吧。”
我们回到外面的雨中，现在是毛毛细雨了，她拿起两个袋子，我又提了两个。“我叫阿斯特里德，”我说。
“哦，是吗？”
我们把东西拿到走道那边的一个房间里，在厨房对面。房间里有两张床，都没有整理过。“那一张是你的，”伊冯娜说着，把我的东西扔到床上。“别碰我的东西，不然我就杀了你。”她转身走了，丢下我一个人。
我从没见过这么乱的房间。衣服扔在床上，写字台上，还有挨墙堆着的，从敞开着的衣橱里涌出来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衣服。还有扯得破破烂烂的美发杂志和摄影小说。在伊冯娜的床上方，贴着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照片，少男少女手拉着手，光着脊梁在沙滩上骑马。在梳妆台上，一匹装饰着红丝流苏和金箔的中国纸马守着一台黄灿灿的便携式收音机，一个装有20种眼影的花哨化妆盒，放在两美元一个的镜框里的年轻电视演员照片。
我把她放在我床上的东西收拾起来，一条湿毛巾，几件外衣，一件粉红色圆领长袖运动衫，一只脏盘子。我想怎样才能少得罪她，是把它们扔到地板上还是她床上。扔到地板上吧，我决定。不过，她的梳妆台里还有两个抽屉空着呢，衣橱里也还有半打空衣架。
我把自己的衣服整齐有序地叠放在抽屉里，挑最好的衣服挂起来，整理好床铺。剩下来的东西便没有地方安置了。别碰我的东西，不然我就杀了你，她说过。我自己恰恰也说过那些话。现在我想起我在克莱尔家的房间，第一次看见那房间时我疑惑怎么才能把它装满东西。她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但我没能守住。活该。我把东西放进购物袋里，推进老式金属床架下面，都是我的制作品。我曾经历过的所有人生。床底下像一块墓地。我把保罗·特劳特给我画的漫画像挂在床铺上方。我决不让任何人碰我。我不知道他现在何方，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再听到他的消息。也不知道是否有一天哪个人会爱上他，告诉他美貌意味着什么。
我打开行李整理好东西之后，便穿过狭窄的过道走进厨房，雷娜和另一个头发染成洋红但发根乌黑的姑娘坐在那里。一人一瓶打开的喜力啤酒，共用一个脏兮兮的玻璃烟灰缸。餐台上全是脏盘子和外卖食品碎屑。“阿斯特里德。这是另外一个孩子，尼基。”雷娜转向那个洋红头发的姑娘。
这个姑娘上下打量着我，比怀孕的那个看得还仔细。褐色的眼睛把我称得精确到十分之一盎司，拍拍我叫我坐下，査看起我的衣缝。“谁打你来着？”
我耸耸肩膀。“麦克拉伦儿童中心的几个女孩。事情都过去了。”
尼基坐回她那张不相配的餐椅上，瘦得皮包骨头的胳膊抱在脑后。“姐妹们不喜欢白人女孩子和她们的男人调情。”她歪过头去喝啤酒，但眼睛却没有离开我。“那个发型也是她们给你剪的？”
“怎么，你是夏威夷5-0吗？”雷娜说。“你饶了她吧。”她站起身来从贴满摇滚乐队贴画的破冰箱里又摸出一瓶啤酒。我朝里面瞥了一眼，看来这家也没什么好东西吃。啤酒，外卖食品硬纸盒，—些午餐肉。雷娜举起一瓶啤酒。“来一瓶？”
我接过啤酒。现在我得入乡随俗。我们喝啤酒，我们抽黑色香烟。我不知道在里普尔街我们别的还要做什么事。
雷娜在柜子里找着什么，把几扇米色板条柜门打开又关上，弄得砰砰直响。柜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堆脏兮兮的旧罐子、形状奇特的玻璃杯和盘子。“你吃了我买的薯条？”
“是伊冯娜吃的，”尼基说，喝了口啤酒。“那是两个人吃，”雷娜说。
雷娜和尼基开着有篷货车不知上什么地方去了。伊冯娜侧身躺在沙发上，吮着大拇指睡觉。白猫靠着她的背蜷成一团。桌上有一个多里托店的空纸袋子。电视机仍然开着，在播放当地新闻。一架直升飞机坠毁在10号公路上。人们大声惊叫，记者们在高速公路路肩上采访他们。满目鲜血，一片混乱。
我来到外面的门廊上。雨已经停了，泥土散发着湿润和清香的气味。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带着她们的孩子从我们屋前经过，一个放在三轮车里，另一个放在粉红色婴儿车里。她们盯着我看，拔过的眉毛使她们的脸变得毫无表情。一辆60年代产的浅蓝色美国车呼啸着驶过，张扬着某人的骄傲和喜悦，锃亮的镀铬金属装饰板和白色的坐垫，发动机声音低沉而又显得暴躁，我们望着它爬上里普尔街的坡顶。
西边天空上的云层豁开了一条裂缝，一道金光泻满远山。在我们这边，街道上已经黑了，这里的天黑得早，因为公路那边的山坡挡住了亮光，但是街道高坡的那一头和山上还有阳光，把坐落在山脊上的大教堂似的天文台圆顶镀上一层金辉。
我迎着亮光走过去，经过一家家商店，经过贴着托儿广告的小房子，经过四套连排公寓的两层楼住宅，有木头楼梯，院子里种着香蕉树和玉米，经过多利麦迪逊面包房。还有一家电子商店。电影道具批发商店，卡迪拉克杰克车行，停在其栅栏停车场上的一辆科内斯托加货车。街角上是萨拉查马自达汽车修理行，弗莱彻车道从那儿横跨河面。
从桥上望去，景色随着河面展开，在礼物似的夕照中显得暖洋洋的，余辉从灰色的碎云之间射出。河水在车道下面流向长滩。我双臂放在潮湿的混凝土栏杆上，向北望着山峦和公园。河水流过巨大的混凝土河堤，河底覆盖着沉积数十年的淤泥、砾石和树木。尽管有着延绵的坡面河岸，这条河依然正在回归其蛮荒状态，一条神秘的河。一只高大的白鹤在岩石间捉鱼吃，一条腿单立着，犹如一幅日本木刻上的姿势。洛杉矶河五十景。
一声汽车喇叭响，一个男人从车窗里嘶喊着“给我一片那玩意儿”。但是那不要紧，不管怎样，桥上不允许停车。我心里疑惑起来，克莱尔是不是在这里，她是不是能看见我。我希望她能看见这只鹤，能看见河底。景色优美，我不配去看，但我还是忍不住向最后一抹金光扬起我的脸庞。
第二天天还没亮，雷娜就把我们喊醒了。我正梦见在大西洋北部遇上了海难，自己快淹死了，所以还不如醒了好。房间里仍然漆黑一团，冰冷冰冷的。“世界的工人们，起床了，”雷娜说，用黑香烟的烟味惊破了我们的梦。“除了威世卡、免费快乐餐和长翅膀的克特克斯，你们什么也不会损失。”她打开电灯。
伊冯娜在另一张床上哼哼着，操起一只鞋，半真半假地朝雷娜扔过去。“该死的星期四。”
我们互相背对背穿衣服。伊冯娜沉甸甸的乳房和肉感的大腿令人惊艳。我从她的线条中看见了马蒂斯①，看见了雷诺阿②。她的年龄只有我这么大，而相比之下，我却长着孩子的体形。
“我要到移民归化局去举报那个婊子。把她赶回俄罗斯去。”她扒拉着衣服堆，拽出一件高领绒衣，闻了闻，又扔了回去。我跌跌撞撞地走下过道去洗脸刷牙。我洗漱完毕出来时，她已经在厨房里了，忙着把咖啡灌进破保温瓶里，把咸饼干一把一把抓进袋子里。
在寒冷的黑暗之中，福特长头货车的排气尾管吐出一团团白气，像幽灵一般，没有完全遮住底下灰色的bondo字样。在宽大的司机座上，雷娜·格鲁申卡抽着一支金色过滤嘴的黑色国民议会牌香烟，呷着倒在温切尔投币售货杯子里的咖啡。磁带卡里播放着罗林·斯通的歌曲。她的高跟靴急促地敲着拍子。
我和伊冯娜爬进后车厢关上车门。里面很黑，散发着发霉地毯垫的气味。我们挤坐在靠车厢板那一头的开花破车座上。尼基钻进驾驶座，雷娜把手动挡打到位。“好好看清楚，别碾碎它们。”尼基点上一支万宝路香烟，呛得涕泪双流，朝窗外吐了一口痰。
“我是为了孩子才戒烟的，但那他妈的有什么用，”伊冯娜说。
雷娜第一个找到了路，于是我们歪歪扭扭地驶进里普尔街的寂静之中。橘黄色的街灯照亮着静悄悄的社区，空气中弥漫着多利麦迪逊面包房夜班工人烤面包散发出来的焦糖和香草味。当我们从河底向上行驶时，我能听见卡车驶上装货台的声音。一声低沉的卡车喇叭声响起，雷娜松开揪成一团的黑发。尽管才清晨5点钟，她已经解开了衬衫扣子，弗雷德里克牌上托乳罩明显加深了她的乳沟。她用甜美的女低音歌喉跟着磁带一起唱，唱的是有的女孩子送给你钻石，有的女孩子送给你卡迪拉克。她模仿贾格尔给人印象深刻。
①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油画家、雕刻家和版画家。1892年受业于画家莫罗。19世纪末形成自己的野兽派绘画风格，代表作是《戴帽子的女人》。其创作特点大胆流畅，色彩明亮稀薄，对20世纪艺术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毕加索一起被视为现代最重要的两位艺术家。
②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2—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和雕刻家。出生于利摩尔的一个画家家庭。1861年人格莱尔画室学画，曾参加印象派画家举办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七次画展。1881—1882年出游意大利，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美术后，与印象主义产生裂痕，从而形成新的创作风格。名画有《包厢》、《红磨坊街的舞会》、《游船上的午餐》和《雨伞》等。
我们在弗莱彻向左转弯，经过马自达汽车修理行和斯塔尔公路商业区，在湿冷的黑暗中，我们的货车嘎啦嘎啦响得像铁皮罐子。我们从5号公路下面穿过，驶过河滨大道，里克小餐馆飘来汉堡包的香味。她在阿斯特罗咖啡馆处左转弯，那儿的停车场被警车占了一半。我们经过时，她向车窗外面啐了三次。
然后我们开始爬坡，驶进一个街道狭窄的社区，房屋墙挨着墙地沿陡坡簇集在一起，有拉毛水泥联排两层楼房，有难以分类的火柴盒式的房屋，偶然也有一幢破旧的西班牙式房子。梯级建在上坡面，车棚盖在下坡面。我跪在司机座之间看风景。从这里我能看见整个河谷——看见5号公路和2号公路上的汽车头灯，看见灯火点点的格拉塞尔公园和伊利赛髙地沉睡的群山。在露水晶莹的黑暗中，空地上弥漫着野茴香、蕨草和甘草的香味。这香味与货车的霉味、香烟味和剩酒的酒气混合在一起。雷娜把香烟头弹出车窗外。
伊冯娜咔啦一声打开车内灯，翻阅起一本泡过水的《十七岁》杂志。封面上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姑娘大胆地微笑着，虽然她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显然感到很沮丧。我越过她的肩头看着那本杂志。我永远想像不出来，他们从什么地方找来那些没有长青春疽的快乐少女。伊冯娜看到一张男孩和女孩共骑一匹无鞍肥马在沙滩上奔驰的照片时停住了。“你骑过马吗？”
“没有。我去过赛马场一次。”5比1赔率的“米迪的骄傲”。他的手搂在她的腰上。“你呢？”
“我在格里菲思公园骑过小马，”伊冯娜说。
“就在那边，”雷娜指了指。
一幢灰色纹理墙面的房子，外边的垃圾筒旁堆着几个胀鼓鼓的黑色塑料垃圾袋。雷娜停下车，尼基跳出去，用一把袖珍小刀割断一只垃圾袋的抽绳。“衣服。”她和伊冯娜把袋子传给我放到后车厢里。袋子比我想像的要重，定是底下有电器之类的东西。伊冯娜轻而易举地就把袋子拎了起来，她像男人一样壮实有力。尼基把袋子一晃就甩了上来，动作非常老练。
“我累死了，”我们又出发时，伊冯娜说。“我厌恶这种生活。”她倒了一杯咖啡，一口气喝了下去，又倒满了递给我。是速溶咖啡，很烫，太苦。
雷娜坐在方向盘后面，猛吸香烟，她夹香烟的姿势像握铅笔。“我告诉你去打掉。你需要孩子做什么？母牛。”
雷娜·格鲁申卡。她听的摇滚乐和说的美国俚语都已经过时20年了，她从廉价市场淘来的长披巾也是便宜货。她那双黑色的喜鹊眼对整整齐齐排列在马路牙子上的废罐子和回收箱已经十分熟悉。她那双眼睛能在黑暗里看见东西。这天早晨她带着一个银项圈，上面的图形是胳膊、手和腿。人们是把它们钉在圣母玛利亚的天鹅线裙子上进行祈祷的，但是，在雷娜看来，它们只不过是用作抵押的身体部件而已。
“嗨，萝卜人，”当我们挤过一辆双行停①的卡迪拉克时，她朝车窗外喊道，一对墨西哥夫妇正在倒空某人家的垃圾回收箱。成袋的空罐空瓶塞满了他们的卡车车厢和后座。“早上好，阔佬，”②她张大嘴巴放声大笑，镶宝石的金首饰闪闪发光。
当我们的汽车轰隆轰隆开过时，他们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
①指将车停于另一停靠人行道边的车辆旁，常属违章停车。
②原文为西班牙语。
雷娜带着很重的口音和着米克一起唱，用戒指里侧在蓝色方向盘上打着拍子，脖子像只鸡似的向前一伸一伸。她的嗓音浑厚，听力良好。
尼基坐在副驾驶座上又打哈欠又伸懒腰。“我需要开回去工作一会儿取回我的卡车。昨天晚上沃纳带我去了他的住处。”她咧开缺了牙齿的嘴微笑着。
雷娜呷着温切尔杯子里的咖啡。“那个德国蒜肠。”
“干了四次，”尼基说。“我简直走不动路了。”据说沃纳是个德国钻石推销商，他来到巴伐利亚花园商店，尼基一星期在那里工作三个晚上，虽然她还不满21岁。她从雷娜的一个朋友那里搞到一张假身份证。
“你应该把德国蒜肠带来。我要见见他。”
“那有的是机会，”尼基说。“他只要看你们这些母狗一眼，就会立马坐飞机回法兰克福去了。”
“你就怕他看见你像个男人，”伊冯娜说。
她们就这样不停地说着话，如波浪一样经久不息。我身子前倾，前臂放在前排座之间的蓝色氧化托架上。我面前摆着碎屑大拼盘，像一块林地：国民议会牌黑香烟空盒子，西班牙文广告传单，缠满黑头发的小梳子，挂着一只蓝色橡胶硬币钱袋的钥匙圈，那种硬币钱袋只要从两边一挤就会张开。我摆弄着硬币钱袋，让它和着磁带的节拍发出响声。
日出时分，东边的地平线一抹淡白，灰白色的云彩像一层薄薄的淡彩颜料，一片用海绵涂抹过的天空。人造风景——火车调度场，高速公路，房屋和道路一渐渐地远退而去，只留下被黎明的曙光从背后照亮的青山，曙光染红了山脊轮廓。好一幕西部片的布景。我仿佛看见了巨型仙人掌树的枝杈，看见了急速奔跑的郊狼和狐狸幼崽。大盆地①，含烟谷。我屏住呼吸。我真希望这景色能够永远保持下去，没有人烟，没有城池，只有冉冉升起的太阳和郁郁葱葱的山峦。
但是太阳爬上了山脊，再现出2号公路和5号公路，早出的车流向市中心移动，驶往贝克斯菲尔德的想着薄煎饼的卡车司机，还有在垃圾日坐在大篷货车里的我们。
我们继续筛选着城市里的零碎废弃物，捡了一个酒瓶分隔储存架和一把藤面破椅子。我们还捡了一辆铝质学步车、一箱发霉的书和满满一废物箱罗林罗克牌空酒瓶，这使后车厢里的霉味更加刺鼻了。我把一本关于佛教的书装进口袋，还有一本名叫《我的安东尼娅》②的书。
我喜欢这些蜿蜒曲折的街道和开满山坡的叶子花，喜欢一长段一长段的台阶。我们开车经过阿奈斯·尼恩住过的房子，但如果不是我指出来的话，她们都不知道尼恩是何许人。我母亲以前常常开车驶过一些名作家在洛杉矶住过的地方——亨利·米勒，托马斯·曼，伊舍伍德，赫胥黎。我想起了湖畔的这一特殊景色，中国邮筒。我们收藏着她的所有小说。我喜欢那些书名——《火焰之梯》，《乱伦之屋》——还喜欢封面上她的脸，假睫毛，她小说书中梳成盘髻的头发。书上有一张她把头伸进鸟笼里的照片。但是后人谁在乎这个？
我们停车去买炸面圈，惊起聚集在停车场上的一群鸽子，它们振翅飞起，犹如一个黑色和浅灰色飞轮，鸽翼上驮着朦胧的朝阳，清新的空气早已流失。伊冯娜留在货车里看杂志。我和雷娜、尼基走进温切尔小吃店时，柜台上的女店员正揉着惺忪的睡眼。穿着鲜红色长裤的雷娜弯腰看着玻璃柜，故意对流浪汉和附近寄宿收容的精神病人袒胸露背做秀，残酷地炫耀着他们得不到的东西，我不禁想起那个乞丐吻克莱尔头发时的情景。我们要了炸面圈，里面塞了果冻和蛋奶沙司，表面还浇了糖浆。雷娜让那女店员加满了她的咖啡杯。
①指美国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之间的盆地区。
②以描写美洲平原上的开拓者和边疆生活著称的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1876—1947）的代表作。
外面，一个男人蹲在门口，双臂抱着一盘装在一个个透明塑料圆罩里的瓢虫。
“瓢虫，”他的叫卖声像唱歌似的。“瓢——虫。”
他是个小个子，精瘦结实，看不出多大年纪，一张脸饱经风霜，黑胡子和长长的马尾式头发已有些灰白。和大多数流浪汉不一样的是，他看上去既不醉也不疯。
雷娜和尼基不理踩他，但我却停下来看那在圆罩里蠕动的红斑点。对人客气点有什么害处。再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谁把卖瓢虫当作一个职业。
“它们可以吃掉你花园里的蚜虫，”他说。
“我们没有花园，”我说。
他笑了笑。他的牙齿灰暗但没有蛀蚀。“不管怎样，买一个吧。它们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我给了他一块钱，他递给我装在塑料圆罩里的瓢虫，像25美分口香糖售货机里的那种圈圈环环。
在货车里，我们慢慢享用着炸面圈和咖啡。糖屑掉落到我们的衣服上。里普尔街上最糟糕的东西是食物。我们天天晚上吃外卖。在雷娜家，没有人做饭。她甚至连本烹调书都没有。她那个从垃圾箱里捡来的破平底锅落满了灰尘。一家四个女人，却没有一个人会做事，也没有谁想做事。我们总是打电话向小泰国餐馆订外卖。像我们这种停车捡空啤酒瓶的人，竟然把钱全都乱花掉了。
我们的车子开到湖的另一侧时，我慢慢地把塑料圆罩翻转过来，看着瓢虫直立起来。它们比你想像的要健康。是今天早晨捕到的。我想像着捕虫人那双耐心的蓝眼睛在带露的茴香丛中搜索着红色的斑点。
把它放回去，克莱尔说过。它是如此的鲜活。
但是它们会带来好运，那是卖瓢虫的人说的。
从司机座之间，我可以看见偎在青山怀抱里的银湖倒映着万里无云的天空。这使我想起我曾和母亲去过的瑞士的一个地方。一座高山正好映在湖里，小镇坐落在山坡上。那儿长着山茶花和棕榈树，百叶窗又高又窄，我们吃午饭时天已开始飘雪。雪落在粉红色的山茶花上。
现在我们位于湖怕风景优美的一侧。在散发着大角豆树那面包般香味的早晨，我们渴望地凝视着大房子，西班牙式的，科德角式的，新奥尔良式的。我们想像着如果美梦成真的话会是怎样一番情景。“那一幢是我的，”伊冯娜边说边指着带砖铺车道的半都铎式房子。尼基喜欢一幢现代风格的房子，全是玻璃，天花板上吊着50年代风格的吊灯，还有一座考尔德①活动雕塑。“我的房子里不许有任何破烂东西，”她说。“我希望它清清爽爽的。只要镀铬和黑皮革家具。”
我们呈之字形开车上山时，经过一幢房子，里面有人趁上班之前练习弹钢琴。这是一个具有西班牙风格的地方，瓦屋顶白房子，锻铁栅栏围起的小巧前院里耸立着一棵生机勃勃的栎树。这地方看起来非常安全，就像是能够留住一池忽隐忽现的鳟鱼的那种美景的地方。
雷娜注意到我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飞掠而过的景色。“你以为他们就没有烦恼？”雷娜说。“人人都有烦恼。相信我好了，他们有保险、住房付款、健康储备金的烦恼。”她微笑着，露出两颗上门牙之间的牙缝。“我们是自由鸟。他们还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呢。”
①亚历山大·考尔德（1898—1976），美国雕塑家，首创活动雕塑，其作品用机器或气流驱动，形象不断变更，代表作有《运动》、《鲸》等。
我们在屹立于山顶上的一幢房子前停下车，他们把东西放在马路牙子上。我跳下车，捡起一扇小门、带有食物污溃蓝垫子的高背靠椅、游戏围栏和弹座。当伊冯娜看见我递给她的东西时，她的眼神变得黯淡起来。她红润的脸色变得灰白，嘴唇紧闭。她抓过椅子扔到车厢后面，有意扔得很重。
我们又继续前进，她蜷在车座上，拿起《十七岁》那本杂志翻看着，双手直抖。她合上杂志，凝视着封面上的女孩，一个从来没有怀过孕的女孩，一个从来无需社会工作者照料或靠别人供养的女孩。伊冯娜抚摸着浸泡过水的封面。我看得出来，她希望知道那个女孩知道的事情，希望有她那样的感受，希望也长得那么漂亮，有人追求，充满自信。她就像是在抚摸一尊圣徒塑像。
“你觉得我会看起来像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吗？”伊冯娜把杂志封面举在她的脸旁。
“那从来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说道，旋转着瓢虫，让它们跑起来。
我看见麦肯齐河岸上克莱尔的面庞，她恳求我放了那条鱼。那是我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不管怎样，我得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从尼基后面探出身子，在风中打开塑料圆罩。
我们把车停在马歇尔中学前面时是1点45分。这是我5年里上的第8所学校。前楼的墙上贴着精致的墙面砖，但是它四周都停着临时拖车房屋。伊冯娜低头贴近杂志，怕被人看见难为情。今年冬天她刚刚退学。
“嗨，”我爬出货车时雷娜喊住我。她越过尼基探出身子，举着几张叠起来的钞票。“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接过钱，把钱塞进口袋时想起了阿米莉亚。“谢谢。”
尼基讥笑几个坐在墙头上准备抽完香烟再去上课的孩子。“学校的耻辱。你干吗不停学算了？雷娜不会在乎的。”
我耸耸肩膀。“我只剩下一个学期了，”我说。但是说真的，我担心我的生活里会再少了一样东西。
24
凌晨1点钟，我在床上坐起来，耳朵里塞着棉花，因为雷娜和她的同仁们还在楼下客厅里开晚会。刚才，他们正和着一首谁乐队的老唱片鬼喊鬼叫，其声之刺激之轰响，我隔着楼板都能感觉到。这就是雷娜为什么喜欢住在承包商、面包房和金属板车间这种环境里的原因。在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噪音。我逐步了解到，里普尔街上的一切都是摇滚。尼基随三个不同的乐队演唱，雷娜的个人音带全是70年代那些最有名的摇滚乐，最初她是从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黑市上买来的磁带上听到这些摇滚乐的。我试图回忆起德彪西的旋律，木琴，迈尔斯·戴维斯的歌，然而谁乐队的低音乐器轰轰响，把它们统统赶出了我的大脑。
对于我来说，这种摇滚乐只不过是男人世界里更加恬不知耻的性欲，在卫生间里的混凝土墙上回响。给我来一首萨蒂①调的诗歌，就像莫奈画的干草堆上的那种光线，或者像马蒂斯线条_样的巴西阿斯特鲁德。让我在法国南方一间百叶窗半掩的房间里躺下，看着马蒂斯的画，听着羽毛丰满的白鸽轻拍双翼，还有它们那温柔的咕咕叫唤声。在毕加索踏着大皮靴到来以前，就躺一小会儿，亨利。我们应该享有我们的下午。
①艾里克·萨蒂（1866—1925），法国作曲家、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对20世纪现代音乐有很大影响。其作品有芭蕾舞剧《游行》、交响戏剧《苏格拉底》、歌曲《穷人弥撒曲>及钢琴曲等。
我思念美好的东西。思念繁星满天的图琼加之夜，思念克莱尔俯身检查我的家庭作业时露出的玉颈。思念我母亲在好莱坞的游泳池里潜泳，以及她说话的悦耳音调。现在这一切全已消失。这就是我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是人类的生存状况，去习惯它吧。
房间另一边，伊冯娜的床铺空着，约莫11点时她和某人到河对岸参加晚会去了。我坐在床上，借着灯光画画，用银白色颜料在紫色纸上画出色粉笔的靛蓝色线条。画的是一条船，一条暗色的独木舟，泊在没有月亮的海岸上。船上没有人，没有桨，没有帆。这使我想起忽必烈在没有太阳的海洋上航行，还想起我母亲的祖先北欧海盗用船把死人抛进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