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往手上哈了口气，搓了搓双手。炉子坏了，雷娜还没把它修好。我们只好一直穿着毛衣。“冷吗？”她说。“在加利福尼亚还冷？你说笑话吧。”她们不会觉得冷，她们在那儿驴叫似的跟着唱片唱歌，喝亨特白兰地，一些味道像伏特加的高辛烷含量的俄罗斯特产酒，还有香烟增加气氛。
我环视着狭窄拥挤的房间，它像良愿旧货店的储藏室。我想像着如果我母亲看见我——她那充满激情的小艺术家——现在这个样子会说什么。只不过是雷娜旧货店里的又一件旧货罢了。你喜欢那盡绿色泡状底座的灯吗？开个价吧。这幅扎着橘黄色头巾的胖脸蛋农妇油画怎么样？卖给你，只要10个美元。买一束珠花怎么样？去和雷挪谈谈价钱，她7块半会卖给你。我们有块东方毛皮地毯，一张硬栎木桌子，桌子稍微有点倾斜，配有五把不配套的椅子，是今天的特价商品。我们有一套提基神像①大色拉器皿，还有一套1962年出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我们有三只毛皮没有光泽的白猫，家里什么东西上面都粘满了猫毛，还有猫臊味。所有这一切，还有果木柜子里的老式组合音响和堆得比布伊州②木屐式坡形高跟鞋还高的一摞70年代的唱片。
说到我们的衣服，母亲，你觉得我们的衣服怎么样？聚酯纤维上衣和裤腰低及臀部的淡紫色紧身长裤，装着工业用拉链的黄色衬衫。衣服在衣橱之间来回倒腾，直到我们折腾烦了为止，然后我们便卖掉那些衣服，再买进一些。我现在这个模样你会认不出来了。我的头发正在长起来，我找到一副杰姬欧牌太阳镜，一天到晚戴着。
我自己的衣服全没了，在弗雷德西格尔和纽约巴尼专卖店买的有钱孤儿的衣服全没了。雷娜逼我把它们给卖了。我肯定你会同意的。一个星期六，我们在纳塔丽亚指甲店的停车场上卸货。我正在摆咖啡杯子时，看见雷娜从黑色塑料垃圾袋里掏出了我的衣服。我的法国蓝花呢外套，贝奇约翰逊牌三角背心，默纳洛伊牌睡衣。她把我的衣服挂在旋转架的衣架上。
我冲过去从旋转架上飞快地取下我的衣服，站在那儿浑身发抖。她翻了我的抽屉，我的衣橱。“这些衣服是我的。”
雷娜不理我，抖出一条玫瑰红和灰色相间的长裙，把它夹在衣架上。“你要这些衣腋做什么？穿着盛装去马歇尔中学？也许是去小泰国餐馆，乔贸易行？也许梅尔罗斯公司打电话请你去当明星？”她弯腰取出一抱我的弗雷德西格尔衬衫塞到我的怀里。“给你。”她把一圈胶带和一支笔放在上面。“你开价，卖的钱你拿着，行了吧？”她不住手地把我的东西掏出塑料垃圾袋，然后挂起来。
①提基在波利尼西亚神话中为毛利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创始人和始祖。
②美国阿肯色州的别称。
配着爱德华式木炭色天稱级领外套的鸽灰色高腰裤。前胸打褶裥的白衬衫。还有我那条杰西卡麦克林托克镂花刺绣白领长裙。“别那样，”我说。“求求你，行行好吧。”
雷娜斜眼看着我，把一缕没有光泽的黑头发从脸上吹开，生起气来。“你的东西能卖出好价钱的。你留着它们干什么？穿着去和小察里维奇·阿历克赛一起喝茶？他们1918年就把他给毙了。”她从垃圾袋里拿出衣服，抖了抖挂起来。“这是事实。”
我站在那儿，抱着满满一怀丝绸T恤衫。埃及棉布衣服。像酸钳子夹挤梓檬似的夹挤着我的喉咙。她不能强迫我卖掉自己的衣服。那个巫婆。
但我脑子里确实在不停地想，我留着那些衣服到底有什么用？我什么时候会再穿上那200美元一件的杰西卡麦克林托克长裙？长裙上的图案是栗子烤鹅，普契尼在音乐中心，镶金边的瓷器。我看着雷娜，她穿着闪光红上衣，敞开到第三个纽扣，高跟鞋，牛仔裤。尼基正在摆开厨房电器，紫红色的头发和黑色的化纤衣服。伊冯娜穿着60年代游涡图案的紫色孕妇服，滚圆如西瓜，面色忧伤地摆着婴儿家具，把一只破玩具熊摆在高背靠椅上。
人们为什么从来不能紧紧守住某些东西呢？你从来不相信感情，母亲，你保存的只是你自己的文字，一张我外祖母的照片和你参加四健会①时拍的一张母牛照片。只有克莱尔能够记住往事。她无法弄明白的是现实。
“是别人给我的，”最后我对雷娜说。
“那又怎么样？”雷娜从衣架上抬起头来。“你真走运，有人送给你。现在你把衣服卖了，从中得了钱。”
我站在那里，满脸不高兴，胳膊里仍然是满满一抱T恤衫。
①原文为4一H，指head，heart，hands和health，系美国农业部提出的口号，旨在推进对农村青少年的农牧业、家政等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以利于健康成长。
“你想要汽车？”雷娜说。“上艺术学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觉得拿什么来付那笔钱？你有这条长裙。漂亮的长裙。别人送的。但是钱是……”她卡了壳，挖空心思找词儿，想说明白钱是什么。最后，她举起双手。“钱。你要记住，好好记住。”
所以我便记住了。我在我那深红色的天鹅绒梦上标下了价钱。我标价很高，希望它卖不出去。我把所有衣服的价格都标得很高。但是它们卖出去了。当太阳暖和起来时，难对付的讨价还价者走了，一对对夫妇来了，懒洋洋的，手挽着手，有出来散步的老年人，也有年轻人。T恤衫，长裤，外套全卖掉了。但是直到下午，那条深红色的长裙还是没有卖出去。人们不住地问雷娜，它是不是真要卖100美元。
“她是这么说的，”雷娜操着浑厚的嗓音答道，表示她无能为力。
“这是杰西卡麦克托林克牌，”我采取守势说。“而且从来没穿过。”我犯了个错误，指望着会有未来，指望着那个梦会一直做下去，永不破灭。
我依然记得我在贝弗利山商店试穿那条裙子时的样子。我看上去纯洁无邪，像某人的女儿，像某人的亲生女儿。像一个备受呵护的女孩。穿着那条裙子的女孩是不会拿啤酒香烟当午饭的，是不会躺在未完工的房子里的地毯垫上和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做爱的。那不是一条知道如何谋生的裙子，如果它不得不去谋生的话，那不是一条不得不担心它的牙齿，担心它的母亲会不会回家的裙子。当我穿上裙子给克莱尔看时，她让我像音乐盒子上的芭蕾舞女演员一样转给她看，她的双手突然把嘴捂住，骄傲像眼泪一样流露出来。她相信我就是那个女孩。一时间，我也那样认为。
一整天，我都在帮她们试裙子，把花锻里子滑过她们汗津津的肩头，尽量把拉链拉到再也不能往上拉的部位。在第五个女人试过之后，我便开始不太在乎了。大约3点钟时，来了一群女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子一直盯着红裙子看，把裙子贴到身上比试着。“我能试试吗？”
我取下塑料罩子，把裙子滑过她那柔软的头发，滑下她的胳膊，顺着她的身体拉下，她撩起黑色马尾发时拉上背后的拉链。她穿着看上去正合身。我穿上它也从来没有这么合身。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女孩。她不在马歇尔中学上学。她可能在圣心学校或法国中学读书。一个掌上明珠般的女儿，某某人的女儿。她去7-11点商店喊她母亲时，我便拿着裙子等她。15分钟后，一个风姿绰约的年长些的女人开着一辆奶油黄梅塞德斯车来了，她身着黑色亚麻便裤，脚蹬带马嚼子鞋扣的麂皮鞋。我帮女孩又试穿了一次裙子，那女人给了我100块钱，是一张脆脆响的单张钞票。她们要去纽约参加一个表亲的婚礼。穿上那条裙子再合适不过了。从那位母亲的表情中我可以判断出，她完全知道它的价值。
我们一直干到5点钟，然后开始收摊子，往大篷货车和尼基的小货车上装车。我的衣服全卖掉了。我坐在货车的防护板上数钱。我挣了400多块钱。
“瞧，不错吧，”雷娜说，把一箱盘子架在她臀部。“你卖了多少钱？”
我含糊其辞，感到害臊，但也有点感到骄傲。这是我有生以来挣到的第一笔钱。
“很好。给我100块。”她伸出手来。
“为什么？”
她打了个响指，手又伸了过来。
“没门。”我把钱藏到背后。
她的黑眼睛生气地冒出火星。“什么？你以为是你自个儿在街角上把东西卖掉的？你付钱给我，我付钱给纳塔丽亚，纳塔丽亚付钱给房东。你说你要不要给我钱？人人都付钱给别人。”
“你说过我可以把钱留着。”
“付我钱之后。”
“看在上帝的分上，”尼基抬起头来说道，她正在收拾摆在地上的一条毯子上的廉价衣服。“快点，把钱给她吧。你必须给。”
我摇摇头不答应。
雷娜把箱子换到臀部的另一侧，她说话的声音尖厉刺耳。“听我说，姑娘。我付钱，你付钱。生意就是生意。上一回你手里有300美元是什么时候了？我伤害你没有？”
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我的感情怎么办，我想说，但说这又有什么意义。她所关心的只有钱，以及可以用来换钱的东西。她偷了我的东西，甚至还让我为她卖那些东西。我禁不住想知道你会怎样做，母亲。不过，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我想像不出你会任雷娜·格鲁申卡摆布，在纳塔丽亚指甲店的停车场上卖你的衣服，为你的衣服而伤心。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所以我递过去100美元，卖红裙子挣的100美元，她像狗咬东西一样，从我手里将钱一把抓了过去。
但是，当我坐在床上，听着客厅里传来的嘈杂声、大笑声和偶然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时，我知道现在连你也不得不付钱给别人，支付你的大麻、墨水、优质止血棉塞、牙线及维生素C。不过，你却会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一个理论，一种哲学。你会使之显得高尚而堂皇。你会写一首关于它的诗，《红裙子》。我却永远不会那样做。
在外面的客厅里，有人放起一张齐柏林的老唱片。我能听见她们带着浓重的口音和着齐柏林一起唱，再加上吉米·佩奇弹奏的吉他声。此刻已是凌晨4点，我能闻到熔化的蜡烛味，烛泪在桌子和窗台上滴了一大摊。我不需要克莱尔的蜡烛魔术书就能看见写在那儿的燃烧的房子。这就是我和衣而眠的原因，另外我还把鞋子放在床边，钱放在钱包里，最重要的东西放在窗户旁边的包里。
也许你以为他们会去睡上一会儿——因为第二天我们要去费尔法克斯大街的跳蚤市场卖我们用瓶盖子做的散波摔跤小雕像，画着树妖的托盘，从来没有穿过的婴儿衣服和所有过期的《读者文摘》。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不到星期一是不会睡觉的。我希望不要遇见我认识的任何人。
我翻过一页纸，开始画另一条独木舟。黑底银船。这时门开了，雷娜的朋友米沙踉踉跄跄闯了进来，装腔作势，和着吉米的乐声弹着走了调的吉他，他那丰满的红嘴唇像婴儿的大嘴唇。他实际上是在流口水。“我来看你，我亲爱的。美丽的姑娘。①”
“滚，米沙。”
他摇摇晃晃走到我床边，在我身旁坐下来。“别这样冷酷，”他唱道，像猫王，然后弯腰亲我的脖子，口水直流。
“别来打扰我，”我试图把他推开，但他身材高大，浑身软软的，我找不到任何坚实的地方去推他。
“别担心，”他说。“我不会干什么的。”他挨着我在床上躺下来，像一块污渍似的摊洇开来。他一身的酒味像瘴气，这使我想起用自己的呼吸让猎物晕过去的毒蛇。“我只是感到太孤独了。”
我大声喊救命，但是在吵闹的音乐声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听见我的呼喊。米沙很重，他把头搁在我的肩膀上，口水淌到我的脖子上。他那双泪汪汪的蓝眼睛离我这么近，一只沉甸甸的膀子搂着我。
①原文是俄语。
我捶打他，但是无济于事，他醉得很厉害，我的拳头打在他的肌肉上弹了回来，他却什么感觉也没有。“米沙，放开我。”
“你是个多么漂亮的姑娘，”他说，试图来吻我。他身上散发着伏特加和油腻食物的气味，一定是哪个人带来了一大桶鸡。
我的折叠刀就在枕头下面。我不想刺伤米沙，我了解他。我听过他用瓶颈压弦弹奏吉他。他有条狗名叫切尔诺比尔，他想搬到芝加哥去成为一名布鲁斯吉他手，不过他不喜欢那儿的寒冷天气。雷娜给他理了这个发型，刘海稍微有点拳曲。他不是个坏人，但是他在亲吻我紧闭的嘴，一只手伸到毯子下面摸索着。我是和衣而卧，所以他那只乱摸的手除了聚酯纤维旧衣服之外什么也没摸到。
“给我一点爱吧，”他在我耳边恳求着。“爱我吧，姑娘，因为人总是会死的。”
最后，我的一个膝盖从他的搂抱中挣脱出来，当他移动时，我操起画板向他打去，从床上逃了下来。
客厅里，大多数人已经走了。纳塔丽亚正自己一个人在立体声音响前面跳舞，一只手握着廉价广场买来的斯多利酒瓶瓶颈。乔治醉倒在黑色扶手椅上，头靠在毛葺莺的椅子扶手上，一只白猫捲在他的大腿上。一把藤椅倒在地上，一只大烟灰缸面朝下扣在地板上。伤痕累累的皮面咖啡桌上有一摊东西闪闪发亮。
雷娜和她的男朋友谢尔盖躺在绿色天鹅绒长沙发上，他正在用手指对她干那事。她的鞋子还穿在脚上，裙子也没脱。他的衬衫敞开着，脖子上的项链上垂着一枚大奖章。我不想这时候闯进去，然而米沙是她的朋友。她得负责。
“雷娜，”我说。“米沙想和我上床。”
四只醉眼一齐盯着我看，两只黑眼睛，两只蓝眼睛。他们怔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谢尔盖用俄语小声对雷娜说了些什么，雷娜大笑起来。“米沙不会做出什么事来的。用什么东西敲敲他的脑袋，”雷娜说。
谢尔盖一边看着我，一边捏她的大腿，咬她的脖子。他看上去像是一只正在吞食猎物的白虎。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米沙已经睡着了。他头上被我打过的地方有一道血口子。他正在打呼噜，抱着我的枕头，好像那是我似的。他眼下一时半会儿不会醒过来。我睡到伊冯娜的空床上。5点钟时立体声音响停了下来，我忐忑不安地睡了一两个小时，梦见—群野兽在垃圾堆里翻找东西。一个男人在过道对面的卫生间里小便时没关门，尿声把我吵醒了，那泡尿仿佛持续了大约5分钟。尿完他没有冲厕所。然后立体声音响又响起来了，放的又是谁乐队的。你是谁？乐队唱道。我试图记住，但我真是说不出来。
25
在一个阴沉沉的星期六，我们坐在厨房里，缝制装水晶饰品的皮袋子。这是雷娜最新赚钱的主意。尼基在放沃纳预订的几个乐队的录音样带，但是它们听起来都一个样，瘦骨零丁的白孩子的狂热，失控的吉他。她正在找一个新乐队。“这一个还不错，你觉得怎么样？他妈的！”她手里的针戳到了指头，她连忙把指头放进口红涂得乌紫的嘴里吮吸着。“这种缝纫活算狗屁。她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几个该死的小精灵？”
我们一边干活一边抽罩在杯子里的大麻烟。那只威士忌小酒杯是尼基从她干活的巴伐利亚露天酒店里偷来的，上面印着一个颠倒过来的约翰尼·沃克。我让烟在小酒杯里面充盈起来，把嘴伸到杯口，掀起杯角，将浓烈的大麻烟吸进肺里。伊冯娜不抽，她说那对婴儿有害。
“那有什么区别？”尼基说道，把一块大麻放到针头上。“你又不可能把孩子生下来。”
她撇了撇嘴角。“你那样想的话，我不要你陪我去上婴儿哺育课了，”伊冯娜说。“让阿斯特里德陪我去。”
我开始咳嗽起来。我学着《乱世佳人》生孩子那一镜头中白蝶姨妈的腔调说话：“关于生孩子的事我一点儿也不懂。”但是我的嗓门高不上去。我想起了迈克尔，他学起白蝶姨妈来总是比我学得像。我想念她。
“至少你心眼好，”伊冯娜说。
生孩子。我战栗着。“我还不满18岁呢。”
“那没关系，他们又不让你喝烈酒，”尼基说，把一只缝好的皮袋子扔到袋子堆上。她又拿起一个已裁剪好的袋子缝起来。
我神情恍惚，用萨克托刀刃在一块皮革上刻下冉冉升起的烟圈。我干这个很在行，比我母亲干得好。我会刻乌鸦，会刻猫。我三刀就能刻出一只猫来。我用刀子刻了一个前额留着一缕鬈发的婴儿，把它扔给伊冯娜。
门在我们身后砰的一声打开了，带进来一股冷风。雷娜胳膊下夹着一卷墨绿色的麂皮进了屋。“乔治把东西全都卖了，买了一盏灯，”她骄傲地咧嘴笑着说。“不错吧，是不是？”然后，她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我正在把图案刻到皮革上。“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她从我手里夺下麂皮，用手掌跟对着我的后脑勺重重打了一记。“你这丫头吸大麻吸傻了。你以为这料子便宜吗？”然后，她仔细看了看图案，皱起眉头，撅起下嘴唇。她把那块皮革举到亮处。“不错。”她把那块皮扔回给我。“我想那会卖得很好的。把所有袋子都刻上图案。我们可以靠这赚笔钱。”
我点点头。我挥霍了我花在美术用具和食物上的钱，和尼基一起吸上了大麻。大学已经成了泡影，像驶进雾里的一条船一样消失了。在克莱尔家时，我曾想像过我的生活像一连串康定斯基的铅笔素描，虽然它们本身并无意义，但是把它们排列在一起便会开始形成一幅优雅的作品。我甚至认为我从那些素描中已经看见了未来的形状。然而现在我已经丢失了其中的许多张。它们已经变成了林地上的一把松针，无法解读。
谢尔盖提着一只袋子走进来，他长着一张英俊的非加尼福利亚宽脸，脸颊红扑扑的。他掏出两瓶伏特加，一瓶放进冰箱里，另一瓶放到长台面上，然后拿出两只绿玻璃杯。他嗔了嗅空气中的气味。“唔，好饭。”
“谁请你吃饭了？”雷娜说，跳起来坐到台面上，拧开伏特加酒瓶盖子。她往每只杯子里倒了三指探的酒。
“噢，这些姑娘不会饿着谢尔盖的。”他说。他打开烤箱，朝里窥视着我为伊冯娜做的正在冒泡泡的菜肴，是西兰花奶酪焙盘，为她怀孕增加营养的。看见我把配料放一起时，她感到很惊讶，她没想到不用标着说明的盒子也能做饭。谢尔盖的脸沐浴在烤箱的香味和热气里。
我在一块皮革上刻了一只老虎，我提醒自己谢尔盖和雷娜是一路货色，只不过外表好看些罢了。他英俊如哥萨克人，一个肤色白皙的斯拉夫金发男子，那双似乎永远睡不醒的蓝眼睛看东西却纤毫不漏。按职业而论，他是个贼。雷娜偶然为他运送货物，一卡车皮沙发，几货架女人衣服，从新加坡运来做标本的动物，还有以色列的小器具。在这里，他一直以性形象示人。他光着身子刮脸时就让卫生间的门开着，每天早晨做一百个俯卧撑，白晳的皮肤下突着蓝色的血管。要是他发现你在看他，他会再拍一下巴掌炫耀一番。炫耀他的宽肩膀和匀称的腰身。当谢尔盖在屋里时，我总是感到手足无措，不知该干些什么，说些什么。
我隔着桌子朝伊冯娜看过去，她弯腰俯向成堆的小袋子和皮革，手里在不停地缝着，耐心得像神话故事里的小姑娘。任何一个姑娘都会为自己的舞裙缝褶边，或者编织婴儿鞋。现在我觉得以前取笑她真不应该。“没问题，我陪你去上婴儿哺育课，”我说道。“如果你认为我帮得了忙的话。”
她低下头去，看着手里的针线活抿嘴微笑着。她不愿意露出一口难看的牙齿。“不会太累的。一切都由我来做。你只需要拿着毛巾就行了。”
“可怕，”尼基说。“乱弹琴。太可笑了。你等着瞧吧。”尼基又掰下一块大麻，把它用针头戳起来。她点上火，看着烟雾充满了杯子，像灯里的妖怪。她抽了一口，呛得大声咳个不停，甚至比我刚才咳得还厉害。
“没有我的份？”谢尔盖问道，指着威士忌小酒杯。
“去你妈的，谢尔盖，”尼基说。“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买过什么东西吗？”
不过，说归说，她还是给了他一点儿。当他俯身把嘴唇伸到我刚才伸嘴的地方时，我尽量不去理踩他盯着我的样子。但是，我依然觉得我的脸涨得通红。
我们都吃了饭，只有雷娜没吃，她光抽烟喝伏特加。她刚刚离开房间一会儿，谢尔盖便倾过身子，白皙的大手交叠在他胸前。“喂，我们什么时候做爱，姑娘①？”
“你这个卑鄙小人，”尼基说道，用叉子指着他。“我要去告诉雷娜。”
“不管怎样，阿斯特里德已经有男朋友了，”伊冯娜说。“是个画家。住在纽约。”
我把保罗·特劳特的事情全告诉她了。我终于在好莱坞黄砖路拿到了他的信，就在我对把我当做温迪的女孩子拔出刀子的那条街上。放学后尼基带我去那儿的，是在她去和几个需要歌手的人见面的路上。我为以前不曾写信给他而内疚，我多少次想写信，但是又害怕。他也许从来不回顾往事。在驶入好莱坞的路上，我紧张不安地看着信封，上面注着为保罗·特劳特保存。这暗示着希望。已经铸成大错了。我想起雷娜放过的我恨得要死的一首歌，《爱与你同行的人》。生活不断地强加于我的正是这种调子，然而我依然是我，希望像一只小鸟在我手中拍打着翅膀。
①原文是俄语。
这家书店很小，甚至比雷娜的家还要拥挤。到处都是连环漫画书。我和尼基在书架上草草翻阅着。有些连环漫画书很滑稽，如《傻瓜齐皮》和《大自然老先生》。其余的是晦涩的表现主义的作品，例如《萨姆·斯佩德遇见默纳》。还有成书架的家庭作坊出的杂志，里面尽是些蹩脚诗歌。日文版的连环漫画书，其中很多都是色情的。还有以里奇坦斯坦流行风格画成的职业女孩和超级模特的不可当真的故事。一只陷入黑衫党妄想狂噩梦陷阱的犹太人啮齿动物。他们什么东西都卖，从标准文件到当地人画的、复印的、订书机订起来的杂志。在尼基读一个暴徒女孩的故事的当儿，我向柜台走去，心中想着那儿不会有写给我的信件。
一个身穿勃艮第保龄球衫的瘦子在柜台上信手乱涂着什么，白皙的胳膊上刺着花纹。我不停地清着嗓子直到他抬起头来。他的眼睛灰蒙蒙的。“我是保罗·特劳特的朋友。他有没有留什么东西给我？”
他腼腆地微微笑了一笑，用手背擦了擦鼻子。“他去纽约了，你没听说？”他在柜台下面翻找起来，拿出两封信，信封上画了很多东西，几乎看不清地址是黄砖路。外面标注着为阿斯特里德·马格努森保存。
“没有回信地址吗？”
“他经常换地方。不必惊讶。”
我给保罗留了一封信，描述了我在里普尔街的生活。捡垃圾，我们的客厅。我不知道还该写些什么。他走了。
我和尼基一起坐在森塞特大街丹尼摇滚乐餐馆的角落座位里，她在和乐队的男孩们谈判，两个皮肤特白的白人和一个患多动症似的浅黑皮肤白人——鼓手，不用问我也知道。我害怕把信拆开。我没有拆信，而是画起其他几个顾客的素描。几个身穿黑色紧身衣裤，蓄着蓬松黑头发的粗野女孩子，一边喝着减肥百事可乐，吃着双份洋葱面包圈，一边在密谋着什么。在另一侧，两个穿打饰钉皮装的年长摇滚歌手正在吃汉堡包;其中一人正在用手机通话。这像是不同时代的时尚展示，莫霍克人①，鸭尾巴发型，“骇人”长发绺②，聚酯，乐台。
“我花钱可不是去和其他乐队演出的。怎么，你脑子不开窍啊？”尼基说。“是他们付钱给你，而不是你付钱给他们。”当那个白人低音乐手负疚地从口腔里侧舔着腮帮子时，我画下了他的素描。那个浅黑色白人神经质地用刀子敲着玻璃杯。“谁付钱你就为谁演出。你是什么地方人，弗雷斯诺人吗？”
“但这就像罗克西联号影院一样，你知道吗？”那高个子白人说。他显然是个发言人，口才很好。第一吉他手。“罗克西。就像……”
“罗克西联号影院，”另一个白人说。
最后，我渐渐鼓起勇气去拆第一封信，用丹尼餐馆的餐刀划开那个漂亮信封。里面是保罗用他那明白无误的连环漫画风格画成的系列钢笔画，是黑白画，画风粗旷：保罗，孤独地走在卖连环漫画书的街道上；保罗，坐在夜鹰咖啡馆里；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剃平头的白人女孩子，便跟着她，结果发现她是另外一个人。他还会再见到她吗？最后一幅的标题写着。他俯案作画时，墙上贴满了我的照片。
第二个信封里装的是表现一次越狱的连环画故事，三个男孩用火箭发射筒炸开钢门逃出监狱。他们偷了一辆汽车，贴画上写着“离开洛杉矶”。他们在夜幕下疾驶穿过沙漠。下一幅画面是用碎马赛克拼成的街道标示牌，上面写着圣马克斯广场。瘦骨嶙峋的黑衣奇人穿过一个门道，143号。背景上的自由女神像蒙上了阴影，它正在看一本连环漫画书。
我把画折叠好，装回信封里，信封上画着闪电、星辰和连环漫画书天空下骑白马的女孩。为阿斯特里德·马格努森保存。要是我早知道他会这样就好了。
①居住在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的北美印第安人。
②牙买加黑人，雷盖乐乐师的一种发式。
但现在太晚了。在雷娜的厨房里，我看着隔桌而坐的谢尔盖。他不会在乎我在纽约的男朋友。他甚至不在乎就在隔壁的他的女朋友。他就像雷娜家的一只白猫——吃，睡，私通。自从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们一起躺在长沙发上以来，他总是咧着一丝暗示性的微笑看着我，仿佛我们共守着什么秘密似的。“你男朋友怎么样？”他问道。“大吗？他大吗？”
尼基大笑起来。“他其大无比，谢尔盖。你没听说过他？莫比·迪克。”
奥利维亚曾经告诉过我像谢尔盖这种男人的一切。凶狠的男人，纹着图案的白胳膊上暴着青筋，眼皮重垂的蓝眼睛和匀称的腰身。你可以和那种男人做交易。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男人。我眼睛盯着自己面前的西兰花和奶酪。
“你要是等得不耐烦了，”他说，“就来看我。”
“你要是不行怎么办？”我说，惹得其他女孩子笑了起来。
“只怕你会爱煞谢尔盖，”他说，他的话音像伸在我两腿之间的一只手。
我最新的一个社会工作者卢安妮·戴维斯夫人是个中年黑人妇女，身穿领口打着蝴蝶结的白衬衫，随意的齐肩发向里卷着。我放学后来到森塞特大街的麦当劳快餐店时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要了汉堡包、炸薯条和可口可乐，就这一次，球坑里孩子们的尖叫没有使我心烦。头天晚上我随尼基去了娱乐场，她在那儿和沃纳的冰冻乐队一起演唱。我为她拿着麦克风支架，这使我成了巡回乐队管理员，所以我便不需要亮身份证。尼基是乐队中惟一能演唱的成员。她拥有一副愉快的、嘲讽的嗓子，她唱歌的风格像安妮，塞克斯顿朗诵诗歌。不过，人人都在尖叫欢呼，没有人能够演奏下去，直到现在我被震聋的耳朵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社会工作者隔着黏乎乎的桌子递给我一扎子信。如此具有毁灭性的潜力，我甚至不想接过那些信。我讨厌看见它们，讨厌我母亲的笔迹，讨厌透过蓝色的航空信封可以看见的那些晦涩难懂的诗句。她一张邮票能寄七页纸，每一页薄笺却比黑夜还沉重。它们像一片藻林，射出古怪的绿光，你会在那儿迷路，被缠住淹死。自从克莱尔死后我就没有给我母亲写过信。
卢安妮·戴维斯夫人一边呷着加代糖剂的黑咖啡，一边慢慢说着话，因为她知道我的暂时性耳聋，所以说得很慢。“你真该给她写信。她关在隔离牢房。不容易啊。”
“又不是我把她关在那儿的，”我说，两眼仍然瞅着那些信，仿佛那是漂浮在清白无辜的海面上的葡萄牙军舰。
她皱起眉头。她的眉间有皱纹，这些皱纹是因对像我这样的女孩子皱眉蹙额而生出来的，一些不相信有人——尤其是她们危险的父母——会爱她们的女孩子。“告诉你吧，我接手的孩子，极少有父母给他们写信。他们要是收到信会激动死了。”
“是啊，我无比幸运，”我说，但还是顺从地把信装进包里。我吃完了快餐，看见孩子们从网上跳下来，落在一个小男孩身上，那男孩在球坑里站不起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跳在他身上，哈哈大笑着，而那男孩却尖叫着。他那十几岁的小母亲忙着和朋友聊天顾不上去帮他。最后，她对其他孩子嚷嚷了几声，但并没有起身也没有采取其他行动去保护她的儿子。她回过身来继续和她朋友交谈时，我们俩的目光相遇了。原来是吉吉·托雷兹。我们没有流露出相互认识的任何迹象，只是比随意的一瞥时间稍长一些，然后她又继续和她的朋友聊起来。我想，囚犯们在外面相遇时，大概只会像那样相互交换一下眼光。
我回到家时，伊冯娜正躺在绿色图案的天鹅绒长沙发上看电视，看的是青少年谈话节目。“这位是母亲，”她告诉我，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她16岁时送掉了女儿。在这一刻之前她们母女从来没有见过面。”一大颗一大颗孩子的眼泪滴在她的脸颊上。
我不知道这种像广告一样虚假的节目她怎么看得下去。我不禁想到抚养过那个女孩的养母，当她看到她悉心抚养的女儿依偎在一个陌生人的怀抱里，贏得谈话节目观众的掌声时，她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知道伊冯娜一定正在想像着20年后她又回到了她孩子的生活中的情景，她依然苗条，自信，身穿蓝色套装，脚蹬高跟鞋，秀发一丝不乱，她那长大的孩子拥抱着她，原谅了她做的一切。那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在伊冯娜身边坐下，看着我母亲的来信，拆开了一封。
亲爱的阿斯特里德：
你为什么不写信？你不可能让我为克莱尔·理查兹的自杀负责。那个女人生来就用药过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告诉过你。相信我，她现在好多了。
另一方面，我正在狱中之狱的隔离牢房给你写信。我的世界只剩下这一点点了，一间与卢纳利娅·艾罗洛合住的8x8英尺的牢房，她是一个与她的名字一样疯狂的女人。
白日里，乌鸦呱呱噪叫，刺耳恼人，与被罚下地狱的灵魂像极了。当然，会唱歌的鸟不会飞落到这种地方。不会的，只有令人憎恶的乌鸦与远方的鸥啼和我们在一起。
大门蜂鸣器的嗡嗡声和重重的关门声在这个巨大的空间回响，滚过浇灌的混凝土地面传向钢丝网围栏后面，狭小的牢门后面，我们蜷缩在那儿蓄谋杀人，密谋复仇。我在围栏里面，他们说。我们去淋浴时，他们甚至都让我们戴着手铸。是啊，他们应该这样做。
“我喜欢这个主意，我母亲在围栏里面，戴着手铐。她不可能从那儿伤害我。”
从门上开的小窗里，我能看见单元中间写字台前的狱吏们。我们的忏悔看门人在吃炸面饼圈。钥匙在他们的腰间闪烁着其重要性。我注意的就是那些钥匙。我对钥匙着了迷，密密麻麻的一大把钥匙，我能够尝出钥匙的酸锌味，那比智慧还要珍贵。
昨天，布朗中士决定把我半小时的淋浴时间也计入我每天一小时的放风时间之内。我记得我曾希望他会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皮肤黝黑，身材瘦削，善于辞令。
然而，我早该知道这一点。他那深沉的嗓音好像不是从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里发出来的，而是矫揉造作像牧师的嗓音，沉浸在过分渲染他自身重要性的感觉里，像我们混凝土地狱里的刻耳柏洛斯①。在多得没法消磨的空闲时间里，我便幻想着自己通过贿赂得到了保护。当卢纳利娅的声音单调低沉响个不停时，我便从床上起来，飞出去穿越田野，顺着高速公路向西飞行，直到我能看见市区的塔楼。我摸到了中央图书馆釉面金字塔的马赛克。我看见了新奥塔尼的科伊鱼塘里的古老鲤鱼闪烁着橘黄色、椒红色、黑色和斑驳的银色。我驾着上升气流环绕着波拿文彻整洁的圆柱，其观景电梯在楼层之间飘飞。你还记得我们那次在顶楼吃饭的情景吗？在旋转酒吧转过一圈？你不肯靠近窗户，尖叫着说宇宙会把你拽出去。于是我们只好移到中间的火车座座位上，还记得吗？你知道恐高症的幻觉其实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你不知道你是否会跳下去。
①希腊神话中把守冥府出口的猛犬，长有三个头，它任凭鬼魂进人冥国，但谁也不许出去。
我看见了你，走在庭园小径上，坐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安妮女王饰带花①上缀着雨珠。你认为你不能忍受失去那个软弱的人，克莱尔。记住，世上只有一种高尚的道德，阿斯特里德。罗马人说得对。人可以忍受一切。如果我们不能忍受痛苦，我们立刻就会死去。
母字
但是我一点也不相信她。很久以前，她曾经告诉过我，说北欧海盗心目中的天堂就是每天白天在战斗中互相砍成碎片，到晚上再拼在一起。永恒的杀戮，那就是天堂。你决不会被彻底杀死。就像那只饿鹰，白天吃你的肝脏，夜晚又让它长出来，带来的是更多的乐趣。
26
黑夜里，火车在河对岸滚动着铁轮，发出催人入眠的声响。在我们这一侧河岸，一个男孩正在后面的面包房弹着电吉他。他也睡不着，火车的隆隆声把他吵醒了。他的吉他载着他的渴望像火花一样飞入黑暗之中，那音乐在其漫无目标的渴望中显得意味深长，无比美妙，已不仅仅是一种安慰或排遣。
①即野胡萝卜花，缘其开饰带状白花似安妮女王的饰带而得名。
在另一张床上，伊冯娜辗转反侧。她翻身时枫木床架在她的重压下吱嘎作响。她还有八个星期就要生产了，我想像不出她的身体还会变得多大。她那隆起的肚子凸现于被子上，犹如圣海伦斯火山①和波波卡特佩特火山②那平滑的圆顶，仿佛随时可能喷发。时光在屋子里流动，在火车车轮不停的转动中流动。这是一列巨大的火车，在黑夜里，它那庞大的车身需要三个火车头才能带动。母亲，火车开到哪里去？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吗？
有时候，我想像着自己有一个在铁路上上夜班的父亲。一个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信号员，戴着船桨一样大的厚重防火手套，抬起粗壮的前臂抹去额头上的汗水。假如我有一个在铁路上上夜班的父亲，那么我母亲就可能会等着听到他回家时开门的咔塔声，我便能隔着房间的薄墙听到她那轻声的话语和他们俩压低的笑声。他们的声音将会何其柔和甜美，假如我是一个诗人，那就会成为我的诗歌题材。半夜里工作的人们。给火车装货的男人，急诊室里双手柔软的护士，旅馆里值夜的职员，夜班出租车司机，通宵营业咖啡店的女招待。他们深谙人情世故，知道如果别人记得你的名字，安慰地问一句“过得怎么样？孩子们好吗？”是多么地珍贵。他们知道夜有多长。他们懂得逝去的生活留下的声音。它格格作响，像风中开关纱门的声音。上夜班的人在生活中不抱任何幻想，他们从柜台上抹去梦想，他们装货。他们开着出租车驶回机场去挣最后一笔钱。
在床底下，一股深色的暗流把自己织进了黑夜。我母亲那些尚未读过的来信，充满了美丽的谎言，变换着，翻腾着，像一次大海难中的船只残骸，在船沉没多年之后仍在不断地被海水冲上岸来。我不再需要语言。从现在起，我只想要可以摸得着、尝得到的东西，想要新房子的气味，雨前电线的嗡嗡声。一条在月光下流淌的河，混凝土里长出来的树，50美分盒子里装的锦缎碎料，血汗工厂窗台上的红色天竺奏。给我黄昏中像晚浪一样鱗次相比的拉毛水泥公寓屋顶般的东西，没有旋转运动的东西，不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幅自画像。给我弹电吉他的男孩，给我里普尔街尽头我寄养之家的床铺，给我伊冯娜和她那即将出世的婴儿的形象。她是加利福尼亚暗黄色和绿色的群山，黄褐如夏日里的狮子。
①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味斯特山脉中段的火山，海拔2，950米，是地球上最年轻的活火山。1980年3月至7月连续喷发过几次，火焰和灰烟冲至18，300米高空，火山灰扩散到4，000公里以外，系美国近代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
②墨西哥中部终年积雪的死火山，在墨西哥城附近，山髙5，432米，火山口含大量硫磺。自1802年以来一直没有喷发，但不时冒出浓烟和硫磺气体。
在房间那一边，伊冯娜叫喊起来。她的枕头掉到地上。我给她捡起枕头。它被汗水浸湿了。她夜里出汗很厉害，我有时候只好帮她换被单。我把枕头塞在她的黑头发下面，撩开她脸上汗透的发缕。她热得犹如一团洗涤中直冒蒸汽的衣服。吉他在断断续续地弹着一首歌，我偶然只能听得出是《那么说，你想成为一名摇滚明星》。
“阿斯特里德，”伊冯娜小声说道。
“听，”我说。“有人在弹吉他。”
“我做了个噩梦，”她喃喃地说道。“人们不停地偷我的东西。他们偷走了我的马。”
她的链制纸马，那匹有金纸马饰和红丝流苏的白马，站在梳妆台上，前腿抬起，脖子弯成拱形，像她受惊时弯曲的眉毛一样。
“马还在那儿，”我说着，把手放在她的脸颊上。我知道这会使她滚烫的皮肤感到凉爽些。我生病时我母亲常常这样做，我突然想起来，一瞬间，我竟能明显地感觉到她那双凉手的抚摸。
伊冯娜抬头看见那马在月光下依然一副腾跃的姿势，便又躺回枕头上。“我希望这事赶快过去。”
我知道雷娜会怎么说。越早越好。要是在几个月前，我会说得比她更难听。我会想，那有什么区别？她生下孩子后，一旦把孩子生下来了，总是会失去更多的东西，男朋友，家，工作，生病，再生孩子，在总是相同的海洋里昼夜不停地互相滚撞。为什么要催促灾难降临？
但是，现在我看见她盘腿坐在床上对着她的肚子自言自语，告诉它这世界将会多么美妙，有马，有生日，有白猫，有冰淇淋。即使溜旱冰和入学第一天时伊冯娜不在场，那也是值得的。她现在拥有它，那种甜蜜，那个美梦。“是啊，到那时候，你又会觉得它来得太早了，”我说。
伊冯娜把我的手放到她那滚烫的额头上。“你总是凉阴阴的。你一点汗也不出。哦，孩子在动哩，”她小声说。“你想摸摸吗？”
她掀起T恤衫，我把手放在她那像发面团似的圆滚滚热乎乎的裸腹上，用手掌感觉着婴儿蠕动的奇异变化形状。她的微笑不平衡，不匀称，满心欢喜地与她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抗争。
“我想是个女孩，”她小声说。“前一个也是女孩。”
她只在夜深人静，我俩单独在一起时才谈及她的婴儿。雷娜不许她谈论他们，她告诉她不要去想他们。然而伊冯娜需要与人说说话。这个婴儿的父亲伊齐奎尔是个开小货车的司机。他们是在格里菲斯公园相遇的，当他把她抱到旋转木马上时，她便爱上了他。
我想方设法找些话题来说。“她踢得很有力。也许她会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电吉他那简单悠扬的曲调在群山里回荡，从窗户里流淌进来，伊冯娜小丘状的肚子和着拍子在跳舞，那是小手和小脚在轻轻踢蹬。
“我想让她参加女童子军。你要去参加女童子军，宝贝，”她对着肚子说。她回头扬脸看着我。“你参加过女童子军吗？”
我摇摇头。
“我一直想参加，”她说，手指在湿床单上画着8字。“但是我不敢问。不然我妈会笑掉大牙的。‘你这熊样去参加该死的女童子军？’”
我们坐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什么话也没说。希望她的女儿将来会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吉他手的声音小下来了，他在弹奏《米歇尔》。我母亲非常喜欢那首歌。她能用法语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