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我说。“你在指责我玩世不恭？”
她把香烟叼在嘴里，打火机弹了出来。她点上香烟，车厢里烟雾弥漫。她朝着车窗狭缝吐出烟气。“不，不是说科尔克。你恨你母亲，因为她抛弃了你。这很自然。你度过了6年艰苦的生活，像个孩子一样，你指望有一个全能的母亲。那是她的过错。但是你永远也不会想到她也是一个受害者。”
窗外，在没有空调的那一部分现实世界里，一个脸色非常红润的慢走者从我们车旁慢步走过，牵着用皮带拴着的一条疲倦的塞特种猎狗。“那就是你要说的，如果我在她受审时说出真相？”
我们看着那个慢走者沉重缓慢地走下人行道，那条猎狗一路嗅着经过的植物。“差不多吧，”她说，这是我握过她的小手以来，听到的第一句诚实的话。她叹了口气，把烟灰弹出窗外。有些烟灰反吹回车内。她拂去落到套装上的烟灰。“阿斯特里德。她也许不是电视上那种妈妈的形象，如系着围裙戴着珍珠首饰的芭芭拉·比林斯利，但是她爱你。你想像不出她有多么爱你。眼下她真的需要你对她的信任。你真应该听听她说的话，她谈论你的事情，她多么地担心你，多么想重新和你在一起。”
我又想起我幻想着和她一起旅行的情景，她的目光，她说话的魅力。现在我可不敢那么肯定，也许那是真的。我想问问这个女人我母亲说了我的什么事情。我想听她告诉我我母亲想到我什么了，但是我不敢让她钻这个空子。鲍比·费希尔教过我的比那个高明。“为了出来她什么都会说。”
“和她谈谈。我可以为你们安排。听听她有什么要说的，阿斯特里德，”苏珊恳求道。“6年时间够长的了。人的确是会变的。”我瞬间的犹豫消失了。我心里非常清楚英格里德·马格努森到底改变了多少。我有她的信。我读过这些信，一页一页细读过，游过了红潮。我完全了解她的体贴和母爱。我和白猫。不过，现在有些事情确实已经变了，那就是，在我的生活里，我母亲第一次需要从我这儿得到某种东西，某种我有权给予也有权拒绝的东西，而不是我需要从她那儿得到什么东西。我打开通风口，让空调风亲吻着我的脸。
我母亲需要我。我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如果我坚持立场，咬定是她干的，说出我们的蒂华纳之行，以及她在厨房里煎熬成磅的夹竹桃、曼陀罗和颠茄等事实，她就永远别想出来了。然而，如果我撒谎，说巴里是超级幻想症患者，他对她产生了变态心理，他疯了，说我在锡比尔布兰德看见她时，她被上了麻醉剂，甚至连我都认不出来，那么她也许会上诉成功，获得一次新的审理机会，她便能够在我21岁之前出狱，获得自由。
托马斯牧师不会赞成我目前的这种情感，虽然其甘美不可抵抗。我把她自己的刀子架在了她脖子上。我可以要求得到某种东西，我可以提出要求。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这就是在和雷娜一起度过的日子里我学会的东西——毫无歉意地索取。我的回报是什么？我可以给我的灵魂贴上价格标签。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弄清楚我能够用它来交换什么。
“那好，”我说。“去安排吧。”
苏珊抽了最后一口烟，把它扔出窗外，然后摇上玻璃。这会儿，她摆出一副做交易的姿态。“对了，你现在需要什么吗，要零花钱吗？”
我讨厌这个女人。过去的6年里我经历的一切对她来说毫无意义。我只不过是她正在建造的建筑物里的又一块砖头而已，我已被放置到位。她并不相信我母亲是无辜的。她所关心的只是法院大楼前台阶上对准她的那些照相机。还有她的名字，苏珊·D.瓦莱里斯，从她那翕动的红嘴唇里说出来。公开场合的亮相会价值连城。
“我想要200美元，”我说。
在下午最后一抹余辉里，我沿着河边散步，双手插在口袋里，鲍尔迪河披着夕阳的反光通体粉红地流向东方，我手里紧紧攥着苏珊给我的钞票。我慢慢向北走去，经过承包商的地皮和面包房装料间，经过克利尔沃特大道尽头雕塑家的院子，画好的错视画像一个法国小村庄。一条狗扑到栅栏上，一阵狂吠，宽木板在狗的重压下直摇晃。穿过尖利铁丝棘篱，像湿婆一样平稳地置于大金属环内的青铜模型在风中缓缓转动。我看见河堤上一块断裂脱落下来的混凝土块，捡起来扔进了河里。它落在柳树中间，疾飞呼啸的羽翼从隐蔽处惊起，原来是几只褐色的涉鸟。这种感觉再次产生。正当我很快就要感到自由之际，我又被拽回她的世界中，她的影子中。
我咳嗽起来，整个春天我都在频频干咳，是因为抽大麻和雷娜家终年不断的霉味造成的。我冲下斜坡跑到水边，蹲下身子用指尖触碰水流。河水冰凉，真实。源自群山的河水。我掬河水于我的两眼之间，第三只眼睛的地方。帮帮我吧，河神。
她要是真的出来了会怎么样？如果她来到里普尔街上我住的房子里，如果她说“我回来了。打点行装，阿斯特里德，咱们走”，那又会怎么样？我能反抗她吗？我在心里描绘着她的样子，穿着他们逮捕她时让她换上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咱们走，”她说。我看见我们站在雷娜家的门廊上，凝视着对方，仅此而已。
她仍然存在于我的骨肉里，存在于我的每一个想法里吗？
我蹲在河边，看着河水流过乱石，心中想到，这些石头一定是经过了遥远的路程才流落于这水道里，水流清澈，其声悦耳，散发出清新的气味。我再也不愿想起我母亲。想到她我就厌倦。我宁愿想想垂柳、三角叶杨和棕榈，想想它们是如何穿透混凝土，从防洪水道里长出来，想想河流是如何为重塑自己而拼搏挣扎。水流冲下来一点儿淤泥，沉淀于河底。一粒种子掉进淤泥里，便发了芽。细小的根不断地向下生长。接下来便有了树木、灌丛、小鸟。
我母亲曾经写过一首描写河流的诗。河流是女人，她写道。开始时是小女孩，是装饰着野花的涓涓细流。然后它们变成激流，凿路穿过陡峭的花岗岩，把自己抛离悬崖峭壁，无所畏惧，势不可挡。再往后，它们丰满了，可供使用了，宽阔缓慢的曲线载着汇流和污水，但是在它们那无意识的河底，鲶鱼贪吃无度，长得大如驳船，在百年暴风雨中，它们起来反抗了，忘记了它们许下的诺言，忘记了婚誓，淹没了方圆数英里内的一切。最后，它们筋疲力尽，分娩空了，污浊不堪，汇进人海的一片扇形沼泽地。
然而，这条河与这一切全然无关。它平静地流淌着，熟视无睹地经过喷涂着18号大街的栅栏、罗斯科斯、蛙城，经历了千难万险依然活着，守护着生存的秘密。这条河是个像我一样的女孩子。
一顶临时帐篷坐落在小森林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其蓝色的防水塑料布在一片灰绿相间之中分外显眼。现时的希尔顿饭店，巴里过去常常这样称呼它们。我知道这是谁的帐篷。是一个身穿咔叽布衣服，披着伪装，身材又高又瘦的越战老兵的帐篷，清晨时我常常看见他，几缕细细的炊烟从他那用咖啡罐做的小炉子上袅袅升起。在格伦代尔大道的西班牙市场前面，就是用木板封住的那一侧，我曾经见过他，看见他在午后长长的日影里和他的朋友们玩扑克牌。
龟裂的河堤上开满了田芥菜花，我采了一束送给伊冯娜。哦，野草是什么。是不需要人栽种的植物？是过客衣服上掉下来的一粒种子，无依无靠？会比有依有靠的植物长得更好？难道这只不过是一个词而已，野草，循着它自己的判断。毫无用处，一文不值。纯属多余。
是啊，任何人都可以买一辆绿色的美洲豹，可以在两千年之久的日本屏风上发现美。我情愿做一个鉴赏家，去鉴赏被忽视的河流，开花的田芥菜，还有十字街头鸽子的木炭灰颈子上闪烁的粉红色微光。我想起了那个越南老兵，在罐头盒做的炉子上热饭，想起了肯德基快餐店后面十字路口那位喂鹤子的老妇人。那个卖瓢虫的人怎么样了，他那夹有灰丝的黑眼珠和蓝眼睛。我和伊冯娜、尼基和保罗·特劳特，也许甚至还有谢尔盖和苏珊·D.瓦莱里斯，为什么不能也包括在内？我们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把野草。我们是否有价值由谁来确定？
每天下午在格伦代尔大道西班牙市场前面用一幅油腻腻的缺了一张王后和一张小5的扑克牌打牌的四个越战老兵，他们的价值何在？也许这个世界仰仗于他们，也许他们是命运三女神，或美惠三女神。塞尚要是在世，定会用炭笔将他们画下来。凡·髙定会把自己也画在他们中间。
但是那天夜晚我又旧梦重温，梦见了灰蒙蒙的巴黎街道和石头迷宫，还有用砖头砌死的盲窗。这一次梦见了装着新艺术风格曲把手的玻璃门，门都锁上了。我知道我必须找到我母亲。暮色渐浓，一条条黑影子在地下室入口处游荡。我摁响了公寓里所有的蜂鸣器。女人们来到门口，样子像她，笑盈盈的，有的甚至喊着我的名字。但是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她。
我知道她在那儿，我砰砰猛敲门，厉声哭喊着求她让我进去。门嗡嗡响着让我进去，但是正当我推门时，我看见她从庭院大门溜走了，坐上一辆红色小汽车，身穿阿富汗翻毛大衣，瞎眼上戴着一副大太阳镜，她正背靠在坐位上大笑。我追赶着她，大声哭喊着，恳求着。
伊冯娜把我摇醒。她把我的头放到她大腿上，她的黑色长发像披巾一样把我们俩罩在里面。她的肚子温暖，结实如垫枕。透过她的缕缕秀发，我仍能看见彩色光束，那是我在垃圾日搜寻到的那盡旋转木马儿童床头灯射下来的。“我们尽做噩梦，”她说，用手掌抚摸着我湿润的脸颊。“我们应该把噩梦留一些给别人。”
30
韦特纪念医院妇产病房使我想起了我上过的所有学校。涂着老牙齿颜色的沙纹墙壁，走廊上的衣物柜，深浅不一的褐色亚麻油毡地面，用细条子嵌缝的吸音瓷砖。惟有过道里此起彼伏的尖叫声有别于学校。这把我吓坏了。当我跟着伊冯娜走进过道时，我想，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应该去上第三堂课，学些遥远与此无关的理智的东西，安全地捲缩在书本套封之间。在生活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带上了我们在婴儿晡春课土学会使用的所有东西，网球、卷好的毛巾、手表，但是伊冯娜不想做这些练习：呼气和计数，躺在网球上。她只想躺在白色的毛巾布上吮吸，让我用冰给她擦脸，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歌给她听。我唱着以前和迈克尔一起看音乐片时学会的歌——《卡米洛》，《我的窈窕淑女》。我为她唱道：“啊，谢南多厄，我盼望着听到你的声音，”那是克莱尔曾在麦肯齐河岸上唱过的歌。在我们周围，隔着帘幔，女人们躺在狭窄的产床上尖叫，咒骂，呻吟，操着各种语言喊亲娘。这听起来像是宗教法庭实验室。雷娜没有久留。她开车把我们送到那儿，放下我们，然后签署了一些文件就走了。每当我开始对她产生好感时，就会发生这类事情。
“妈妈，”伊冯娜呜咽着，泪珠滚下她的脸庞。当又一阵挛缩袭来时，她紧紧抓着我的胳膊。我们在这里已经9个小时了，护士换了两班。我的胳膊从手到肩膀都被她抓得青一块紫一块。“别离开我，”她说。
“我不会的。”我喂了她一些刨冰，是她们允许她吃的。她们不让她喝任何饮料，以防她必须使用麻醉剂。她们不想让她呕吐到口罩里。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呕吐了。我端着腰子形小塑料盘接在她下巴底下。雪亮的荧光灯照在我们身上。
护士看着监视器，把手指伸进伊冯娜的阴道，检查她的扩张情况。还是8厘米。完全扩张是10厘米，她们再三告诉我们，说在此之前她们帮不了什么大忙。现在是她们所称的过渡期，最痛苦的时期。伊冯娜穿着白色T恤衫和绿色齐膝袜子，脸色发黄，汗津津的，脏头发乱成一团。我擦去她嘴唇上的呕吐黏涎。
“给我唱支歌吧，”伊冯娜用她那干裂的嘴唇说道。
“假如我要离开你，”我对着她穿了一溜耳眼的螺旋式耳朵唱道。“那不会是在夏天……”
在那小小的床上，伊冯娜看上去如庞然大物。胎儿监视器的带子束在她的肚子上，但是我不想去看电视屏幕。我看着她的脸。她使我想起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幅画，渐显和渐隐她与人类相同的任何东西，挣扎着抗拒消失在一个无差别的疼痛世界里。我把她脸上的头发梳上去，重新编成辫子。
女人的勇敢，当我从下往上理着她的头发时，我想道，手里整理着凌乱的黑发。我永远也无法经受这种痛苦。疼痛来到她的鬈发中，来到被单里，在她的肚子里开始，向外延伸，一朵疼痛的花穿过她的身体开放，一朵据齿般参差不齐的铁莲花。
我禁不住去想关于肉体的事情，那是多么严酷的事实。说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家应该在韦特纪念医院的妇产病房里过上一小时。他也许会因此而不得不改变他的整个哲学思想。
人的大脑是如此地纤细，简直像一张蜘蛛网，所有的细密思维、灵感和信念都体现出其重要性。你看，它一遇到疼痛便不加掩饰地释放流露出来。伊冯娜在床上喘着粗气，几乎都快认不出来了，适时地化作了神经、纤维、液囊、羊水和血液里古老的生物钟。与人类亘古不变的肉体相比较，个体只是一缕轻烟，一片薄云。肉体是惟一的现实。我伤故我在。
护士进来了，抬头看看监视器，检査了一下伊冯娜的挛缩、血压，她的动作利落而武断。负责我们病房的上一班值班护士是康妮·黄，我们信得过她，她面带微笑，用一双胖胖的手轻轻触摸伊冯娜。但是，这一位——美琳达·米克——见伊冯娜在哀叫，便对她厉声呵斥。“你不会有事的，”她说。“你以前经历过。”她的效率使我害怕，还有她那瘦骨零丁的手指。我看得出来，她知道我们是被收养的孩子，知道伊冯娜不会要即将出生的婴儿。她已经认定我们不负责任，觉得我们所受的每一点痛苦都是活该。在我眼里，她无异于一个罪犯管教官。现在我真希望我母亲在这里。她知道用什么办法赶走美琳达·米克。即使在过渡期，她也会把唾沫啐在美琳达那长满粉刺的脸上，吓唬她要用胎儿监视器的电线把她勒死。
“疼死了，”伊冯娜说。
“谁也没说这是野餐，”美琳达说。“你必须大口呼吸。”
伊冯娜勉力而为，大口吸气和呼气，她想讨每个人的喜欢，甚至包括这个一脸愠怒的护士。
“你就不能给她点什么药止痛吗？”我说。
“她的情况不算坏，”美琳达干脆利落地说道，一双三角眼暗藏着威胁。
“不要脸的贱货，”白色浴帘另一边的那个女人说道。“别他妈我们穷就不给我们打麻药。”
“行行好吧，”伊冯娜说，拉着美琳达的白大褂。“我求你了。”
护士一把掰开伊冯娜的手，将它重重地甩到她肚子上。“你已经扩张到8厘米了。很快就要好了。”
伊冯娜小声、有节奏、无助地呜咽着，累得甚至都哭不出来了。我揉着她的腹部。
从来没有人说过生孩子是一场多么痛苦的搏斗。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过去常常会有女人生孩子送了命。她们并没有感染上什么微生物，甚至也没有大出血。她们干脆放弃了。她们不再在乎孩子是不是能生出来。她们知道，如果她们没有死的话，下一年，再下一年，她们还会再经历这种痛苦。我能理解女人为什么会停止努力，就像一个筋疲力尽的游泳者，任她的头沉入水中，水呛满了她的肺。我慢慢地按摩着伊冯娜的脖子，她的肩膀，我不会让她沉下去的。她通过露底的白色毛巾布咂吸着冰块。要是我母亲在这儿，她定会强迫美琳达·米克提供麻醉药的，绝对会的。
“哎哟，妈呀，”伊冯娜嚎啕起来。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喊她妈妈。她恨她母亲。6年前的一天，伊冯娜的母亲把她、她弟弟和姐妹锁在伯班克的公寓里出去参加晚会，从此就没有回来。在这6年里，她从来没有见过她母亲。伊冯娜说，她11岁时，她母亲让她的男朋友们在她身上开火车。我甚至听不明白她的意思。轮奸，她说。然而，她仍然大声呼喊，妈妈。
喊妈妈的不止伊冯娜一个人。整个产科病房里，她们都在喊妈妈，妈咪，妈，妈妈，娘。甚至有丈夫陪在身边的，她们还是喊妈妈。9小时前我们人院时，一个声音像碱液浴的女人一会儿朝他丈夫尖叫，一会儿喊她妈妈。一个成年女人哭起来像孩子。妈咪……当时我真为她害臊。现在我明白多了。
我握着伊冯娜的手，想像着17年前我母亲生我时的情景。她也喊她的母亲吗？我想像着她冲着我父亲大喊大叫，骂他窝囊废，撒谎者，笨蛋，一直骂到他只好出去喝啤酒，在11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丢下她一个人和房东太太在一起。她是在家里生下我的，她从来不喜欢医生。我能想像得出来，她的尖叫和咒骂一定刺破了威尼斯海滩寂静的步行街，惊吓了踩着滑板经过的一个孩子，而房东太太则在抽大麻烟，搜劫她的钱包。但是，她是不是喊过妈咪，救救我呢？
我想起了她的母亲，我只有她的一张照片，我对她知之甚少。卡琳·托瓦尔德，她也许是也许不是挪威国王奥拉夫的远房亲戚，一个古典戏剧演员和酒鬼，她能在喂鸡时背诵莎士比亚，我母亲13岁那年她淹死在牛塘里。我想像不出我母亲会呼喊任何人。
但随后我意识到了，她们并不是在呼唤自己的母亲。不是那些软弱的女人，那些受害者。瘾君子，购物狂，烤曲奇饼的人。她们呼唤的不是那些让她们失望的女人，没有抚育她们成年的女人，让其男朋友们在她们身上开火车的女人。不是那些纵情作乐的人，清除别人的人，对着镜子微笑的女人，穿紧身褡的女人，坐在吧発上的女人。不是那些怨天尤人的女人，只顾编杂志的女人，支使人的女人，问“这事对我有什么好处？”的女人。不是那些做饭时看电视的女人，关起大门把头发染成金黄想使自己看上去像23岁的女人。她们呼唤的不是那些一边洗盘子一边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结婚的母亲，在急诊室里说她们跌倒在楼梯上的母亲，不是那些在牢房里说“孤独是人类的生存状况，去习惯它吧”的女人。
她们想要的是真母亲，亲妈妈，伟大的子宫，富有强烈同情心的母亲，伟大得能够承担一切痛苦并把它带走的女人。我们需要的是流血流汗的母亲，深厚富饶如土地般的母亲，臀部丰满的母亲，令人敬畏、身材魁梧、像柔软的大沙发似的女人，循环流动着鲜血的母亲，是体魄宽大得足以让我们藏进去沉到底的母亲，是我们不能呼吸时会为我们呼吸的母亲，是能够为了我们而战斗，为了我们而杀戮，为了我们而捐躯的母亲。
伊冯娜坐起来，屏住呼吸，眼睛突出。这是她不该做的事。
“呼吸，”我贴近她的耳朵说。“求求你了，伊冯娜，试试看。”
她试着呼吸，浅浅地吸了两三口气，但是疼得很厉害。她噗的一声倒回窄床上，累得无法继续下去。她能做的一切就是抓着我的手大哭。我想起婴儿和她骨肉相连的样子，就像她和她母亲骨肉相连一样，接着是她母亲，她母亲的母亲，一直追溯下去，往前再往前，铸成了一条灾难链，今天把她带到了这张床上。不仅仅是她一个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遗传将会是什么。
“我还是死了好，”伊冯娜对着印花枕套说，这枕套是我从家里带来的。
4小时后，婴儿出生了。是个女孩，生于下午5点32分。属双子座。我们第二天就回家了。雷娜在医院前环路上接我们。她不肯进来。我们在婴儿观察窗口停下来想看看；但是婴儿已经被抱走了。雷娜不肯让伊冯娜把孩子带回家，就连几星期也不行。
“最好还是一走了之，”雷娜说过。“你要是粘上身了，那是个输家的游戏。”
她说得对，当我推着伊冯娜的轮椅走向出口时，我想道，尽管她并不是出于对伊冯娜的关心，而是不想成为养祖母。她从来没有过孩子，也从来不想要。这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小孩子让我心烦，”她总是这样对伊冯娜说。“吃，拉，哭。你想留这孩子，再想想吧。”在医院车道上，尼基跳出货车，送给伊冯娜一串气球，拥抱她。我们扶她坐到车厢后面。她仍然很疲劳，几乎不能走路。她左腿上的神经被夹痛，还有医生为她开刀留下的缝针伤口。她闻上去一身馊味，像陈血。她看上去像刚被汽车撞了的样子。雷娜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我和她一起坐在车后开花破车座上。伊冯娜靠在我身上，头枕着我的肩膀。“唱《米歇尔》，”她低声说。
我一只手握着她的手，另一只手按在她额头上，她喜欢这样，当我们颠簸着，一路咔嗒咔嗒响着打道回府时，我用五音不全的嗓子轻轻唱起来。“米歇尔，我的好姑娘。”歌声似乎使她平静下来了。她头靠在我肩膀上，安静地吮吸着大拇指。
几个星期过去了，苏珊没打电话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去看我母亲。由于如今她已贏得了我的同谋关系，我就再没听到任何消息。5月里没有消息，6月里不见音讯。我坐在河边，看着白鹭和褐色的涉水鸟在激流中捕食鱼儿。今天是我在马歇尔中学的毕业典礼日，但我觉得没必要去参加。我母亲就是出来了，她也决不会出席。她对不是她自己发明创造的典礼仪式从来不感兴趣。我宁愿让它悄悄过去，就像中年妇女的生日。
事实上，我非常害怕，害怕得甚至不敢提到它，就像不敢提起我服用迷幻剂的那天上午。那是一种会张开嘴把我囫囵吞下去的恐惧，就像五英尺深水里的槌头双髻鲨一样可怕。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我不会去上耶鲁大学或美术学院，我没有地方可去。我油漆汽车牌照框架，我和一个贼睡觉，他说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搬去和他住在一起。也许我将学会撬锁，拦路抢劫卡车。我母亲为什么应该拥有犯罪专利权呢？
我坐在水边，看着河水流淌，看着白鹭用嘴啄理羽毛，看着它们纽扣一样的眼睛，思考着德尔加多先生在我们最后一堂课上说的话。他说我们之所以学习历史，是因为我们想发现事物为什么以其现有的方式存在，我们又是如何得知的。他说人们对那些不了解自己历史的人可以为所欲为。那就是极权主义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我到底是谁？我是我母亲极权主义国度里惟一的居住者，我自己的个人历史被重写过以吻合那天她讲的故事。其中有许多片段都漏掉了。我正在开始寻找其中的一些，溯河而上，收集鞋盒里破碎记忆的秘密藏宝处。那里面有一只天鹅，一只长长黑鼻孔的木雕白天鹅，像克莱尔家卫生间毛玻璃门上的天鹅。我坐在天鹅身上，为安妮唱唱歌。地面上有许多白色方瓷砖，我坐在那儿用它们拼图案，拼出花朵和房子。它们是完美的六角形，吻合得天衣无缝。还有一块带红黑喷漆图案的黄色厨房亚麻油毡，还有洗衣篮。那种洗衣服的感觉，干衣机的气味。金黄的阳光透过放下的百叶窗。我的手指摸过圆把手。
可安妮是谁？朋友？看孩子的保姆？为什么是她而不是我母亲训练我坐便盆？我想知道天鹅和黄色亚麻油毡后的东西。还有其他孩子在那里，这我记得，看他们去上学。还有满满一盒彩色铅笔。是我们和她住在一起，还是她把我留在了那儿？
还有克劳斯，那个剪影，那是我父亲。我说是其相才是真相，到明天又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话又告诉了我多少？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怎样相爱，为什么分手的。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是一个战场，遍地白石头，战壕里长满了青草，那是一场使我失去了一切的战争，而我却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想知道我们四处游荡的那些年里发生的事情，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永远不能回家。
我躺回斜坡河堤上，向上看去。这是观望天空的最佳处所。混凝土河岸遮住了它那模糊不清的平坦边缘，在那儿，你可以看浓烟薄雾，你只会看见好的部分，中心，蔚蓝无边的天空像一只完美无缺的大碗。我让自己向上溶人那片深蓝。这不是一个像我母亲的眼睛一样苍白寒冷的早晨，这种蔚蓝体贴、温暖、仁慈，没有白色，纯色品度，一片拉斐尔画笔下的天空。当你看不见地平线时，你几乎会相信天空是一只碗。碗之圆使我着迷。
我听见什么人的脚步声向我走来。是伊冯娜。她脚步很重，长发像一帘瀑布。我又躺了回去。她坐在我身边。
“躺下来，看看这片美丽的蓝天。”
她挨着我躺下来，双手交叉叠在肚子上，尽管婴儿生出来了，她还是保留着怀孕时的习惯动作。她不吭声，比平常瘦小了，像一片枯缩的叶子。一群鸽子振翅疾速掠过曲线丰富的天空，鸽翼整齐划一地翻飞着白色和灰色，像信号旗一样。我心中不禁疑惑起来，它们那样飞行时是否知道自己在飞向何处。
我捏着她的手。就像是握着我自己的手。她撅起干裂的嘴唇。我们仿佛飘浮在天空中，与未来和过去切断了联系。为什么还不满足呢。有一群鹤子应该满足了。没有故事的某种东西。我也许应该把断了线的珠串和藏着记忆的鞋盒放到一边。无论我挖掘得多深，它只是个故事而已，那还不够。为什么它不能就是一只苍鹭。没有故事，只是生着细细长长双腿的一只鸟。
我要是能够让时间凝固不动该多好。还有河流和天空。
“你曾想过要自杀吗？”伊冯娜说。
“有人说当你自杀未遂时，你会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我用胳膊挽住伊冯娜的胳膊。她的皮肤娇嫩无比。她的T恤衫散发着绝望的气味，像金属和雨水。
“我想今天是你的毕业典礼，”她说。
“那又怎么样，”我说。“像打靶场上的鸭子一样列队走过主席台。”
伊冯娜叹了一口气。“我要是你的话，我会感到骄傲的。”
我笑笑。“要是你是我的话，你也会像我一样的。不管该死的是谁。”
卢亚妮·戴维斯夫人建议我申请上市立学院，那样我任何时候都能转学，但是我已经丧失了信心。我自己不可能用所有这些碎片锻造出我的未来，就像传说里西格弗里德①的宝剑。未来犹如一片白茫茫的浓雾，我将消失在雾中，沙沙作响的华丽蓝色和金色塔夫绸不会留下任何标记。没有母亲引导我。
我想像着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此刻正在对人们说着谎言。关于展现在面前的激动人心的未来。我希望她能把真相告诉他们：你们中间有一半人的前途已经到头了。看看周围吧。从此以后全是下坡路了。我们中其余的人还将稍稍有点进步，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次夏威夷之旅，或者搬到亚利桑那凤風城去，但是，1500人之中，又有多少人将从事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呢？如写一个剧本，画一幅能在美术馆展出的画，发现治愈疱疹的方法？两个，或许三个？又有多少人能找到其正的爱情？大约也只有两三个人。启迪人们的思想？也许一个。我们其余的人将会不断地折衷妥协，找借口，抱怨某人或某事，握着垂在我们心上鄄个如項链挂坠一样的东西。
我不禁哭了起来。我知道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做好安排，能够跟上课程，找一个人帮助我。此时此刻，我的同学们正走上台去领奖状，国家荣誉奖，州优秀中学生奖。我怎么会如此迷惘呢？妈妈，在公共汽车上，你为什么让我的手从你的手里滑掉，而你却怀里抱着大包小包呢？我感到时间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海，我正骑在龟背上飘泊，远处地平线上不见白帆点点。
“真滑稽，你知道，”伊冯娜说。“我原来觉得我肯定会恨你的。你刚来的时候，我想，谁需要这个外国佬，谁要听她说话，她以为她是谁呀，戴安娜王妃？我对尼基就是这样说的。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女朋友。但是现在，你知道，我们是朋友了。我们需要你。”
我紧紧抓住她的手。我有伊冯娜，我有尼基。我有这片拉斐尔的天空。我有500美元和一个已故女人留下的海蓝宝石，还有一个将获得拯救的前途。一个女孩子还能奢望什么呢。
①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中的英雄。
那年夏天，我们在从安大略到圣菲斯普林斯的旧货物物交换会上出售我们的什物。雷娜接了一笔斑马条纹接触纸的生意，所以我在吧凳、卫生间地称、鞋盒“储藏装置”上画斑马条纹。我把斑马条纹画到医院便盆椅、轻便鞋上，它们是充满活力的老年人用的。也是猫的藏身处。
“展示，”是雷娜的新口头禅。“我们必须进行展示。”
我们的小吃饭间成套家具画上了斑马条纹，上过了罩面清漆后卖出去了。她卖了400美元，分给我100美元。她说我可以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像尼基一样，付她房租和伙食费就行。虽然她说的是客气话，但却把我吓得要死。
在费尔法克斯中学的旧货物物交换会上，我们用一块蓝色塑料布遮在我们的货摊顶上，这样女士们可以进来看我们的服装，而不会晒得中暑，她们像鱼儿一样，沿着暗礁一点一点地啃食，而我们像海鳝，耐心地等待她们靠得更近。
“贝尼托想让我搬过去，”伊冯娜说，这时雷娜在忙着接待一位顾客，帮她试帽子，告诉她那帽子看上去漂亮极了。
“你不会去的，”尼基说。
伊冯娜神情恍惚地微笑着。
她又恋爱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劝阻她。这些日子里，我已不再试图去弄明白孰是孰非，什么有关系或什么没有关系。“他这人看上去不错，”我说。
“有多少人要你和他们共同生活？”伊冯娜说。
“想有个固定性交对象的人，”尼基说。“洗衣服洗盘子。”
我和伊冯娜共喝一杯俄罗斯体育混合饮料，是雷娜一天喝到晚的那种用伏特加和给他力①调制的淡饮料。
雷娜带着一位晒得黑黑的女人过来见我，把一只画上条纹的美国旅游者牌硬手提箱拎到折叠桌上。
“这位是我们的艺术家，”雷娜说，点上了一支国民议会牌黑香烟。“阿斯特里德·马格努森。你记住这个名字。说不定有一天这只手提箱会值几百万。”
那女人微笑着，和我握了握手。我尽量忍住不对着她呼出体育混合饮料味。雷娜递给我一支带有花饰的永固标记笔，我沿着手提箱底边签上了我的名字。有时候，和雷娜在一起时就像服了迷幻剂一样。艺术家。我在垃圾日发现的佛教书上说，不管做什么事，你只要尽心尽力，倾注你所有的力量去做好它，那么你的德行就会自然增长。我看看斑马纹和吧発，看见手提箱随着晒得黑黑的那个女人消失了。它们看起来很漂亮。我喜欢画它们。也许，如果我终生从事那工作的话，不也挺好吗？佛教徒认为，是接触纸或禅宗书法，还是脑外科手术或文学，都没关系。在道教看来，如果怀着同样的精神去做那些工作，它们便具有相同的价值。
“懒丫头，”雷娜说。“你得和顾客聊聊。使他们想买。”
她看见一个身穿短裤和髙级官员牌鞋子的小伙子在看吧発，便挂上笑容，出去引他上钩。她在50英尺以外就看见那双鞋子了。
尼基喝干了杯子里的给他力鸡尾酒，做了个鬼脸，趁雷娜忙的时候又倒了一些。“我们做的东西可以卖最高价格。”
“你什么时候走？”我问伊冯娜。
“明天，”她小声说，她那一帘光滑的秀发半遮着脸。
我伸手将她的头发往后捋，掖在她那穿了很多耳眼的小巧耳朵后面。她抬头看着我笑了，我轻轻扼抱了她一下。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不知道，阿斯特里德，你认为我应该走吗？你总是知道该做什么。”
①商标名，一种供运动员用的饮料，内含葡萄糖、柠檬酸、碳酸氢钠和氯化钾等。
我大声笑起来，不知所措。我蹲坐在她椅子旁边那张摇摇晃晃的指挥椅上。“我？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我认为你没有撒谎，”她说，微笑着，举手掩在嘴巴前面，这是也掩盖坏牙齿的一个习惯动作。也许贝尼托会和她结婚。也许他会带她去看牙医。也许他夜里会抱住她，爱她。谁能说他不会呢？
“我会想你的，”我说。
她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不禁哭了起来，继而又破涕为笑。“天哪，我的样子一定糟透了。”她使劲擦着淌到脸颊上的睫毛油。
“你看上去像美国小姐，”我说，拥抱着她。这是女人们爱说的舌。“你知道，当她们给她戴上花冠的时候吗？她又是哭又是笑地开了。”
这话逗得她大笑起来。她喜欢美国小姐。我们看美国小姐评选时都看呆了，她拿起雷娜扔在屋里的几朵落满灰尘的絹花，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像美丽王后一样机械地挥动着手臂。
“要是我们结婚的话，你就给我做首席女傧相，”她说。
我在她眼睛里看见了结婚蛋糕，顶层站着新娘新郎小人儿，糖霜像蕾丝，一层叠一层，像蛋糕似的礼服，白色的花朵粘在汽车上，自他们的汽车开走时人人都摁响汽车喇叭。
“我会去的，”我说。想像着结婚晚会，没有一个人超过18岁，每个人都像流行歌曲里唱的抒情歌词那样规划着生活。想到这我心里很难过。
“你会和你男朋友重逢的，”她说，仿佛想减轻这个打击似的。“别担心，他会等你的。”
“他肯定会的，”我说。但是我知道，谁也不会等谁。
第二天晚上，伊冯娜装了少许几件衣服，她的纸马，收音机，但是她把镶在镜框里的电视演员照片留在了梳妆台上。雷娜给了她一些钱，用橡皮筋捆卷着。我们都陪她在前门廊里等着，一直等到贝尼托开着灰色底漆的卡特莱斯来接她。然后，她就走了。
31
8月里，城市无力地躺倒了，暑热使它发晕，变得迟钝愚蠢。人行道在太阳底下皱缩起来。这是一派全线投降的景象。空气仿佛加了氯，浑浊而不友善，像死行星上的大气层。但是，在前院里，一株盛开的大夹竹桃像一束婚礼花束，一个布满五彩转轮烟火般星星的天空。这情景使我想起我母亲。
苏珊仍然没有来电话。许多次，我都想打电话给她，要求见一次面。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该怎么做。这就像一盘棋局，一开始急，然后就得等。我不会在大街上追在她屁股后面，乞求她。我要出子，加强我的防御能力。
现在我每天都醒得很早，在酷热肆虐之前呼吸几口凉爽的空气。我站在门廊里凝视着大夹竹桃树。这是一株老树，主干像树一样粗。你只要把药蜀葵放在夹竹桃细枝上烘烤，你就死定了。她炖了数磅夹竹桃，酿造了巴里之死。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毒性会这么大。夹竹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存，它们耐热，耐旱，无需照管，便会开出千百朵蜡样光滑的花朵。那么，它们需要毒做什么？它们有点苦味不就行了吗？它们不像响尾蛇，甚至不吃自己杀死的生命。她把它熬成汁，进行蒸馏，就像是在发泄她的仇恨。也许是土壤里的毒素，某种与洛杉矶，与仇恨和无情有关的东西，某种我们不愿意去想的东西，浓缩在夹竹桃的组织里。也许它并不是毒根，而只是又一个受害者而已。
8点钟的时候，天气已经热得使人无法呆在室外。我回到屋里给塔莎准备午饭。她是睡在伊冯娜床上的新来女孩，13岁，在国王初级中学暑期学校D班上学。她不苟言笑，上嘴唇的一块竖伤疤正在痊愈。要是有人飞快地靠近她的话，她便缩成一团。
“你会做得很棒的，”我说道，把花生黄油涂在芹菜杆的凹缝里，还给她带了一个格兰尼史密斯牌苹果。“我会看着你进去。”我开着尼基的卡车送塔莎上学，让她在托马斯斯塔尔国王初级中学校门前下车，望着她走进去，人小小的，怯生生的，书包上挂着钥匙链。我觉得自己无力阻止她的生活朝着可能的方向发展。一个人能救另一个人吗？她转身向我挥挥手。我也向她挥手。我一直等到她走进学校里面时才开车离去。
亲爱的阿斯特里德：
到今天巳经整整6年了。自从我走进这所特殊的精修学校大门已经6年了。像但丁所说：在我们生命历经了一半的时辰/称你我重逢为了一片黑暗的丛林/我几乎迷失了方向。是住到110牢房的第三天。昨天，一位狱友用一个折断的罐头盒割断了另一个女人的喉咙。莉迪亚撕毁了我的一首诗，那首诗写的是一个与我有一面之交的男人，那个男人的牛仔裤里刺着一条蛇的文身。我让她把碎片用肢带粘了起来，但是你想像不到我费了多大的劲。除了你之外，我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与人保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段关系。她肯定我喜欢她，尽管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她很喜欢我那些写到她的诗作，认为那是一种公开宣言。
爱。我要从词汇里取缔这个词。如此地不确切。爱，哪一种爱，什么爱？感情，幻想，渴望，色欲？着迷，贪婪的欲望？也许惟一确切的毫无保留的爱是一个小孩子的爱。后来，她长成了大人，也就变得中庸了。“你爱我吗？”你在黑暗中躺在那张窄床上问道。“妈妈你爱我吗？”
“那当然，”我告诉你。“好了，睡觉吧。”
爱是临睡前大人给孩子讲的故事，是只玩具熊，很熟悉，少了一只眼睛。
“你爱我吗，博爱吗？”莉迪亚说，扭着我的胳膊，使我的脸埋在粗糙的马海毛毯子里。“说，你这母狗。”
爱是一个玩具，一个信物，一条散发着香味的手绢。
“对我说你爱我，”巴里说。
“我爱你，”我说。“我爱你，我爱你。”
爱是一张支票，可以伪造，可以兑现。爱是一笔会到期的帐款。
莉迪亚侧身躺在我的床铺上，她的臀部曲线像马提尼克岛德尔卡门滩浅水里碧绿色的波蜂。翻阅一本新的《名流》杂志。我给她订的这份杂志。她说这使她感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对不愿意看的电影激动不起来，当今的政治问题不能使我感动，在监狱深深的寂静之中他们没有什么可说。
对于我来说，时间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质量。一年又有什么区别？我这样说也许有悸常情，但我的确怜悯那些仍是时间一部分的女人，受其限制，多少月，多少日。我巳经彻底自由了，我在几个世纪里走动。作家们送给我书——约瑟夫·布罗斯基、玛丽安·穆尔、庞德等诗人的书。我想也许我会学中文。
“你要去瓜纳华托吗？”莉迪亚问。“现在所有的大明星都去那儿。”
瓜纳华托，阿斯特里德。你记得吗？我知道你记得。我们和画家阿历詹德罗，而不是诗人阿历詹德罗一起去的。你是圣米格尔人。我的西班牙语不太好，无法确定诗人作品的质量，但是画家阿历詹德罗的水平实在够差的。他根本就不应该搞创作。他就应该坐在凳子上，向看他的人收费。他非常腼腆，和我说话时，直到话讲完了才敢直视我的眼睛。他只是对着我的手，我的脚弓，我的小腿曲线说话。他只在停止说话以后才敢看着我的眼睛。我们做爱时，他浑身发抖，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天竺葵气味。
但是，他和你在一起时却从来不害羞，对吗？你们能谈上那么久——头挨着头，一起捣鬼。我觉得被排除在外了。就是他教你画画的。他会画给你看，然后你就跟他学着画。画桌子，靴子，女人。我试图教你作诗，但你总是那么固执。你为什么从来不愿意跟我学东西呢？
我真希望我们从来没有离开瓜纳华托。
母字
画家阿历詹德罗。望着他手指下涌出的流畅线条，望着他胳膊的动势。他是个蹩脚画家吗？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正如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产生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在那里时她很漂亮，身穿一条白裙子，楼房是赭色和黄色，她的凉鞋像罗马人的凉鞋一样十字交叉系到腿上。她脱掉凉鞋时，我便照着画白色的叉叉。旅馆装着纱窗，门周围有涡形装饰，房间朝花砖走道开着。谁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她抽大麻烟卷时，只好把烟从阳台门往外吐。这是一个奇怪的房间，赭色，高度比方形房间的宽度还要高。她喜欢这个房间，说有思考的空间。几支墨西哥流浪乐队在窗下的街道上相互较劲儿，我们睡在挂着蚊帐的床上，每天夜晚都能听到音乐会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