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雷娜说。“她要出来了吗？”
“没有，”我说。
他开着玩具大小的雪铁龙汽车从圣米格尔一德艾伦德向北驶去，雪白的衬衫映衬着他古铜色的皮肤。她承认自己犯了个错误吗？她要是能承认该多好。供认。到那时，我也许会为她作伪证，和她的律师谈话，站在证人席上，毫不犹豫地发誓说她决没有杀人。她大概能承认的也就这么多。
我也希望我们留在了瓜纳华托。
然后，尼基搬走了。她加盟了一个多伦多乐队，是华纳公司的乐队之一。“跟我走吧，”她往皮卡车上装行李时说道。我把一只画上了斑马条纹的手提箱递给她。我们都微笑着，察看对方的眼圈里是否有泪。她留给我几个地址和电话号码，但我知道我不会用到它们的。我必须面对事实，人们走了，你再也不会见到他们。
一个星期之内，雷娜又接收了两个女孩，让她们搬进了尼基的房间。她们是莎娜和拉奎尔，一个12岁，一个14岁。莎娜有癫痫病，拉奎尔不识字，这是她第二次读七年级。雷娜·格鲁申卡的减价旧货庭院又多了家庭破裂的孩子。
9月穿着火裙来到了。火来到安吉利斯峰。火来到马利布，阿尔塔迪纳。火沿着桑加布里埃尔斯蔓延，火燃烧在桑髙戈尼奥荒原，火是一个烈焰呼呼的大铁环，城市必须跳过火环才能到达蓝色的10月。在蛙城里，一星期之内发生了三次枪杀事件——阿科车站抢劫，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子夜一个迷路的开车人在街道死角被抓，一个女人在一次家庭争执中被她失业的电工丈夫枪杀。
正值夹竹桃开得最盛的时候，苏珊终于来电话了。“我办了一桩案子，”她解释道。
“但现在一切又正常了，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的探监计划，就在后天。”
我很想使性子闹个别扭，告诉她我没空，把事情搅得难一些，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像以往一样随时准备出发。
于是，在一个一大早就疾风热浪令人难捱的早晨，苏珊的助手卡米尔·巴伦来接我，我们开始了去科罗纳的长途车旅。在探监者院子里，我们坐在凉棚下面的橘黄色野餐桌上，喝着汽水机里的听装冰汽水，用它们在我们的额头上滚擦，把它们贴在我们的脸颊上。在等我母亲。汗水滴下我的胸口，淌下我的后背。卡米尔看起来面色憔悴，但穿着那套米色紧身套装显得一副自甘淡泊的样子，她的时髦短发很柔软，发梢一圈汗湿了。她犯不着跟我说话，因为她只不过是个当差的姑娘。“她来了，”卡米尔说。
我母亲在等狱吏打开门锁。她看上去依然十分动人，瘦削而结实，淡白的头发盘在脑后，上面别着一支铅笔。一年半了。我站起身来。她向我们走过来，神情谨慎，在阳光下眯缝起眼睛，几缕散发像轻烟似的在风中拂动。自从我上次见到她以来，她那晒黑的皮肤上又多了几道皱纹。她正在获得那种坚韧的容貌，像肯尼亚的白人殖民者。但是她的变化没有我大。
她走到挑檐下时停住了脚步，我没有动，现在我想让她看看我是谁。我的装有工业拉链的绿衬衫泛着馊味，我的眼睛用黑眼影和眼线笔浓浓地画着眼圈，我的耳朵上高高低低挂着8个耳环。我那女人的大腿上裹着旧货物物交换市场上买的裙子，那是一双谢尔盖喜欢架在他肩膀上的大腿，还有我的屁股，我丰满的乳房。脚上穿着特意向雷娜借的楔形高跟鞋。不是上次她见到我时那个穿着舞会鞋子的粉红色少女了，也不是那个富有的孤儿。现在我是雷娜的姑娘。我可以被当作任何一个走我母亲这条路的姑娘。但是，并非那个柔弱的女孩，那个涂改支票的女孩。她从我这里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再也得不到了。
这是我探望她时她第一次没有笑容。我看得出她脸上的震惊，这让我正中下怀。她的律师助理来回看看我们母女两人，感到毫无兴趣，然后站起来走进凉爽的混凝土探视棚里，让我们单独留下。
我母亲伸出手拉起我的手。我依了她。“等我出去，我会给你补偿，”她说。“即使在两三年之内，你仍然需要一个母亲，对吗？”
她拉着我的手，身子离我有一英尺远。我凝视着她。仿佛是某个外星人附在她身体上说话似的。这算一种什么方式？
“谁说你要出去了？”我问。
我母亲松开我的手，往后退了一步。她眼睛里的海蓝宝石色黯淡为知更鸟蛋色。
“我只是说我要和你谈谈。我并没说我答应做这件事。我要做笔交易。”
现在知更鸟蛋色化为灰烬。
“什么交易？”她问，倚着一根柱子，双臂交叉抱在劳动布裙子前面，正是我上一次来看她时穿的同一件衣服，现在蓝色裡浅了两个色度。
“一笔生意，”我说。“你愿坐在这里还是坐在树下？”
她转身领我去探视院子里她最喜欢的地方，坐在可以眺望大路的白皮树干无花果树下，她背向接待处，那是离第一个暸望塔最远的地方。我们坐在干枯的夏日草地上，草划着我的光腿。
她坐姿优雅，双腿侧向一边，像一个坐在草地上的淑女。现在我显得比她高大，但没有她优雅，没有她漂亮，但坚硬，即刻可用，像一大块尚未雕琢的大理石坯料。我让她看着我的側影。我说话时不敢看着她。我的心不够狠，我知道她那痛苦的惊讶会使我退却。
“这笔交易是这样的，”我说。“有些事情我想知道。你告诉我，那么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母亲在草地上摘下一朵蒲公英，吹散了顶上的绒球。“否则怎样？”
“否则我就说出真相，你就会烂在这里一直到死，”我说。
她变换姿势时，我听见草在沙沙作响。我抬眼看去，她正仰面朝天躺着，细细看着吹去绒球的蒲公英茎。“苏珊可以用多种方法推翻你的证言。”
“你需要我，”我说。“这你清楚。不管她说什么。”
“顺便说一句，我讨厌你这个样子，”她说。“你是森塞特大街上的一家汽车旅馆，在停着的汽车里进行15美元一次的口淫。”
“你要我什么样我就能打扮成什么样，”我说。“要是你喜欢的话，我可以穿齐膝长袜。”她用手掌搓着蒲公英。“只有我可以告诉他们，说巴里患了顽固幻想狂。说是他追逼你的。我可以说，他曾经威胁要自杀，制造假象，看起来像是被你杀害的，以此来惩罚你离开他。”在轻质镀锌六角形网眼铁丝网玻璃后面，她的面容变得模糊起来。“只有我知道你在锡比尔布兰德时精神有多迷乱。那天我来看你时，你甚至都认不出我来。”我想起这事心里仍然不是滋味。
“条件是我要接受这次讯问。”她弹去了蒲公英茎。
“是的。”
她踢掉双孔网球鞋，双脚在草上划来划去。她把腿伸到前面，用胳膊肘撑着身体，好像她在海滩上一样。她凝视着自己的脚，脚
趾轻轻拍打着。“你过去还比较优雅。清纯。但现在你已经变得沉重，不透亮。”
“我父亲是谁？”我问道。
“一个男人。”她望着自己的赤脚丫子，咔嗒咔嗒一起拍打着。
“克劳斯·安德斯，没有中间名字，”我说，揭着手指缝上的一块痂疤。“画家。40岁。出生地，丹麦哥本哈根。你们怎么认识的？”
“在威尼斯。”她仍然望着自己的脚。“就是在整个夏天都不断的那种晚会上。他吸毒。”
“你们看上去像兄妹，”我说。
“他年龄比我大得多，”她说。她转身趴在地上。“他40岁，是个生物形态抽象画画家。那时候这种画派已经过时了。”她像分开短发一样扒开青草。“他总是很落伍。他的思想，他的热情。平庸之辈。我不知道我看中了他哪一点。”
“别说你不知道，那是谎话，”我说。
她叹了口气。我使她感到厌烦了。那又怎么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斯特里德。至少有几辈子了。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
“骗子，”我说。“你和从前一模一样。”
她沉默了。我以前从来没有骂过她。
“你还是这副孩子样，不是吗？”她说。我看得出来，她在竭力保持镇静。要是别人也许看不出来，但是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来，她眼睛周围的皮肤似乎变薄了，她的鼻子似乎尖了一毫米。“你把我的话当真了。”
“那你坦率告诉我，”我说。“你看上他什么了？”
“也许是他那令人舒服的感觉。他性情随和，非常性感。他易于交朋友。他把每个人都叫做‘好朋友’。”她微微一笑，依然看着手中扒开的草，像在翻阅卷宗似的。“高大随和。他对我一无所求。”
是的，这我相信。一个想从她那儿有所获取的男人决不会有什么魅力。一定是她的欲望，她的欲火。“后来呢？”
她拔起一把草，随手扔了。“我们非得谈这个吗？这已经是老掉牙的新闻短片了。”
“可我想看，”我说。
“他画画，他喝醉的时候比画画的时候多。他去了海滩。他很平庸。这事没多少好说的。他并非一无所获，他已经达到了目的。”
“然后你就被搞大了肚子。”
她狠狠看了我一眼。“我没有‘被搞大肚子’，这种话让你那些文盲朋友去说吧。我决定要怀上你。‘决定’是个关键词。”她放下头发，摇落沾在头发上的草。那头发在通透的光亮中像原色的生丝。“无论你为自己编织了多么离奇的幻想，你的出生决不是个意外。也许是一个错误，但决不是一个意外。”
一个女人的错误……“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我需要有个人，不是吗？他英俊，脾气好。他也不反对这个想法。情况就是这样。”
“你爱他吗？”
“我不想谈论爱，这个语义硕鼠的老窝。”她伸直修长苗条的双腿，然后站起来，拂了拂裙子。她倚着树干，一只脚搭在雪白的肌肉上，交叉双臂使自己站稳。“我们有过非常热烈的性关系。人总是会忽略许多东西。”在她头顶上，有个女人在白树皮上刻下了“莫娜’76”。
我抬眼看看她，我母亲，这个我认识但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的女人，这个总是立即会消失的女人。现在我可不会放过她。“你崇拜他。我从你的日记里读到的。”
“‘崇拜’这个字眼不够贴切，”她说，望着路上。“崇拜具有一种精神层面。我要找的是一个更具尘世涵义的字眼。”
“然后我出生了。”
“然后你出生了。”
我想像着她和他，两个白人，他长着一张笑得合不拢的大嘴，也许是吸毒吸得神经错乱了，她呢，惬意，偎依在他粗壮的胳膊里。
“他爱我吗？”
她笑起来，口形呈现出嘲讽的逗号。“我恐怕得说，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哩。他爱你就像小男孩爱宠物乌龟或者爱汽车公路赛玩具那样。他会带你去海滩和你玩上几个小时，在拍岸的浪花中举起放下地逗你笑。或者在要他看孩子时，他就把你塞在婴儿围栏里，出去和朋友们喝酒去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家里起火了。他那浸满松节油的破布和画笔着了火，大约5分钟时间房子就烧光了。他连个人影都不见。显然，你的儿童小床上的床单已经烧焦。你没有活活烧死真是个奇迹。一个邻居听见了你的哭叫声。”我竭力去回忆，那个婴儿围栏，那场火灾。我能够清楚地记起松节油的气味，那是我始终喜欢闻的气味。然而，那种火味，那种四处弥漫的危险气味，我总是将它与我母亲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我们田园短诗般威尼斯海滩生活的终结。我厌倦了他的平庸，他的借口。我挣的钱很少，他得靠我养活，我们再也没有家了。我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他已经有所准备，相信我，在那桩宿怨上没有眼泪。于是，英格里德和克劳斯传奇便结束了。”
但是，我满脑子想到的都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在拍岸的浪花里把我举起放下。我几乎能够记得这种事。记得浪花打在我脚上的感觉，像笑声一样翻腾着泡沫。大海的气味，咆哮的浪潮。“我长大时，他有没有想来看我？”
“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这段没有用处的历史？”她厉声说道，离开树干。她蹲下来，这样便能看着我的眼睛。她的额头上沁出汗珠。“这只会伤害你，阿斯特里德。我想保护你不受这一切的伤害。12年的时间，我就站在你和某人过去的这些毫无意义的人为现象之间。”
“是我的过去，”我说。
“我的天哪，你还是个孩子哩，”她说着，又站了起来，抚平臀部劳动布裙子的皱褶。“不要刨根问底好不好。”
“他想来看我吗？”
“没有。那样使你感到好受一些了？”她向铁丝网围栏走去，看着外面的路，脏东西和垃圾在风中乱吹，垃圾黏在路那一侧的野草上。“大概有一两次，他前来看看你是否安好。但是我明确无疑地让他知道，他的到来不再受欢迎。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起他来，他那张害羞的脸庞，金色的长发。他无意要伤害
我。她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想有个父亲。”
“古时候根本没有父亲。女人在野地里和男人交媾，9个月以后他们的孩子就出生了。父亲是一个令人多愁善感的神话，像情人节一样。”她向我转回身子，那双海蓝宝石般的眼睛在晒黑的脸膛后面显得苍白，像一间灯火明亮的屋子里帘幔后面的一桩罪恶。“我回答够了吗，还有什么要回答的？”
“他从来没回来过？”我轻声问道，暗暗祈祷那不是真的，还有要问的，就还有一点点了。“后来，从来没打电话给你，说他想看看我？”
她又蹲了下来，伸出胳膊搂着我，头靠在我的头上。我们像那样坐了一会儿。
“你几岁时他打过一次电话，我记不得了。7岁还是8岁？”她用手指拢过我的头发。“他和他妻子及两个小孩从丹麦到美国来旅游。他希望我们在某个公园里见面，让我坐在公园长凳上逗你玩，那样他便可以看到你。”
“我们去了吗？”我只想要她抱住我。
“听起来像蹩脚电影里的一个情节，”她说。“我告诉他见鬼去吧。”
他打过电话，他想见我，但她拒绝了他。没有问问我，也没有提那事。这就像用管子在我的喉咙上敲了一记。
我站起来，走过去倚在树干上，树干的另一侧。从那儿她看不见我。但是我可以听淸楚她说的话。“你想知道。你要是不想看见生活在石头下面的苍白造物，你就不要把石头掀翻过来。”
“你知道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吗？”
“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说他在丹麦的一个什么岛上买了—个农场。我想，是艾尔岛。”我绕过树干看她时，只见她正在摆弄她的鞋子，把手套在鞋子里走着。“诗情画意，但除非他妻子通晓—些农事，否则，我敢肯定他们现在已经丢掉农场了。”她抬起头来，恰好与我的目光相遇，露出她那心照不宣的似笑非笑，而不是我父亲的纵情大笑，但是，这种微笑告诉你，她已经看穿了你的心思，知道你在想什么。“怎么，你打算突然去访问你那失散已久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吗？他们要是不热情欢迎你，可不要感到惊讶哦。”
“总比你和你的新孩子好，”我说。热气细细地冒出了黑色路面，我能闻到热气蒸发出来的沥青味。
“啊，”她说着躺回到草地上，双臂交叠枕在头下，两条腿于脚踝处交叉在一起。“我告诉过她们，说你不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她们。但她们是温柔一族。理想主义者。她们认为应该给你一次机会。她们为那篇文章感到十分骄傲。顺便问一下，你喜欢那文章吗？”
“扔掉了。”
“可惜。”
突然，乌鸦接二连三地从树上飞出，我们听着它们粗厉的叫声渐渐远去。一辆卡车经过沿街道路，接着是一辆双后轮卧铺出租车，飘出骑马牛仔音乐，滑稽欢快。像瓜纳华托的情景，我想道，并且知道我母亲也在这样想。
我的衬衫不吸汗；汗水汪积，湿透了我的裙子腰带。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涉水。“跟我讲讲安妮的事。”
“你为什么一定要抓住往事不放？”她坐起身子，盘起头发，用铅笔别住。她的声音严厉，透着恼怒，“往事是什么，往事是某个老头的车库里一堆发霉的报纸而已。”
“往事仍在发生。它从未停止过。安妮是谁？”
风儿摇动着浓密光亮的无花果树叶沙沙作响，此外没有别的声音。她用手指拢着头发，拉拉紧，就好像她正从游泳池里爬出来似的。“她是个邻居。她看孩子，替别人洗衣服。”
洗衣服的气味。洗衣篮，和其他孩子一起坐在洗衣篮里，假装坐船玩。那些小方块。黄色的小方块。我们在厨房地上把它滑来滑去。“她什么样子？”
“矮小。爱说话。”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眼睛。“她穿肖勒博士牌凉鞋。”
木头敲在亚麻油毡上的嘭嘭声。彩色漆斑图案的黄色亚麻油毡。你把脸蛋贴在地面上会觉得凉阴阴的。她的双腿。晒得黑黑的。光腿穿着斜纹布齐膝毛边牛仔短裤。但是我看不见她的脸。“黑皮肤还是白皮肤？”
“黑皮肤。直发，有一点儿刘海。”
我记不起她的头发。只记得她的腿。还记得她跟着收音机一天唱到晚的样子。
“那时你在哪里？”
我母亲沉默了。她用手捂住眼睛。“你怎么可能记得这事。”她知道我的一切，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那拱顶似的薄薄的脑壳里都装着那一切。我真想把她敲开来，吃她那溏心鸡蛋似的脑子。
“想像一下我的生活，就想一会儿，”她轻声说道，纤长的手指窝成一只小船模样，仿佛她正在捧着她那船壳里的生活。“想像一下，我成为一个小孩的母亲时是何等地措手不及。要求担当原型的角色。无私不朽的女性。这对我来说再陌生不过了。我是一个习惯于探究和随心所欲直到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女人。我习惯于有时间思索，习惯于自由。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人质。你能理解我有多么失落吗？”
我不想理解，但是我记得凯特林，她拽我的衣服，不停地拽。啊，果汁，果汁！她急不可耐的样子。在围栏的另一边，越过我母亲的头，接待处的年轻女人监视着其中一个女犯扫混凝土院子，扫啊，扫啊，好像扫地是一桩苦行。“婴儿就是那种样子。你在想什么，以为我会逗你玩？我和你能够交换对约瑟夫·布罗斯基的看法？”
她坐了起来，盘着腿，手搭在膝盖上。“我想从此以后我和克劳斯将会幸福地生活下去。像亚当和夏娃住在爬满藤蔓的棚屋里。我当时就在走原型的路。我他妈的都要发疯了。”
“你爱着他。”
“不错，我是爱着他，行了吧？”她对我大声喊道。“我爱着他，有婴儿就成三口之家，就有生气，因此我们就有了你，一天早晨醒来，我就嫁给了一个软弱而自私的男人，我受不了他。你呢，你只是一个劲地要啊，要啊，要啊。妈咪妈咪妈咪叫个不停，我真想把你往墙上摔去。”
我感到很伤心。我完全相信这话，仿佛能看见那情景。我心中再清楚不过了。我理解了她为什么从来不把这事告诉我，那只不过是出于好心，将它藏在心里。
“于是你就把我留在那儿了。”
“我并不是有意要那样做。我只想把你寄放在她家里一个下午，和几个朋友去海滩，后来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他们在恩塞纳达有朋友，我就去了，那感觉美妙极了，阿斯特里德。自由了!你想像不出那种感觉。我自己一个人上卫生间。下午可以小憩一会儿。要是我愿意的话，可以一天到晚欢爱，在沙滩上散步，不必去想，阿斯特里德在哪儿？阿斯特里德在干什么？她将来做什么？没有你整天喊着我，妈咪妈咪妈咪，缠着我，像只蜘蛛似的……”
她战栗了一下。她依然厌恶地记得我的触摸。这使我恨得发晕。这就是我母亲。养育我的女人。我怎么会这么走运。
“你走了多长时间？”我自己听起来我的声音单调呆板。
“一年，”她平静地说。“误差几个月吧。”
这我相信。我体内的一切告诉我那正确无误。所有那些夜晚，等着她回家，听她的钥匙开锁的声音。怪不得呢。怪不得我开始上学时他们不得不把我从她身边强行带走。怪不得我总是担心她哪天夜晚会离开我。她已经做过这事了。
“但是你的问题问错了，”她说。“不要问我为什么离开。应该问我为什么回来。”
一辆挂车上装着4匹马的卡车嘎啦嘎啦开过去朝公路驶去。我们能闻到马的气味，从后门上面能看见光滑溜圆的马屁股，我想起看赛马的那一天，米迪的骄傲。
“你本该做绝育手术。”
她突然站起来，抓住我的肩膀抵在树干上。她的眼睛是雾中的一片海。“我本来可以把你留在那儿，但是我没有。你明白吗？就这一次，我做对了一件事。为了你。”
现在我应该原谅她，但却为时太晚。我念不出我的台词。“干——得一一好，”我干巴巴地答道。
她想打我，但是没打成。现在他们要结束探视了。我扬起头，知道那些白亮的伤疤在闪烁。
她放开抓住我胳膊的手。“你以前从来没有像这个样子。”她说。“你这么狠心。苏珊告诉过我，但是我想那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你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你的美妙，失去了那种温柔的品质。”我逼视着她，不让她向别处看。我们个子一般高，四目相对，但是我的骨骼比她大，在公平打斗中我也许能够打败她。“我还以为你会赞成哩。你不就是因为那个才恨克莱尔的吗？她的温柔？坚强些，你说。我看不起软弱。”
“我希望你坚强，但要完整无缺，”她说。“不是这种荒芜。你像一片炸毁的废墟。你令我害怕。”
我微笑了一下。我喜欢这种想法——我令她害怕。局势真的扭转过来了。“你，了不起的英格里德·马格努森，九月之火女神，圣桑塔安娜，主宰生死的统治者，害怕了？”
她伸出手，仿佛想来摸我的脸，像个瞎女人，但是她够不到我。她要是碰我的话，我就灼伤她。那只手停在空中，在我脸前盘旋着。我看得出来，她害怕了。“阿斯特里德，你是我生命里十全十美的一件宝贝。自从我为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分离过，在那事之前没有分离过。”
“谋杀案之前，你是说。”
“不，这个。你，现在。”那手势，想够到我的企图，像日落一样褪去了。“你知道，我回来时，你还认得我。我进来时你正坐在门口。你抬头看我，微笑着，伸出双手要我抱。你好像在等我。”
我想用乙炔火炬的蓝色火焰割掉这个瞬间。我欲将之烧成灰烬撒入风中，那样，碎屑便永远不会重新聚合了。“我以前总是在等你，妈妈。它是我生命中的恒量。等你。你会回来吗？你会忘记你把我系在了商店前面，把我丢在了公共汽车上吗？”
那只手又伸出来了。试探着，但这一次它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发。“你依然在等我吗？”
“不，”我说，拨开她的手。“自从克莱尔以她的行动告诉我被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后，我便不再等你了。”
这时她看上去累了，49年里的每一天。她捡起鞋子。“你还有别的什么要问吗？我在这笔交易中的任务完成了吗？”
“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后悔吗？”
她眼睛里的表情苦若颠茄。“你问我后悔的事？让我来告诉你几件后悔的事情，我的宝贝。后悔是没有尽头的。你找不到把我们从彼处牵到此处的那条链子的开端。你是应该为整个链条和链环之间的空气后悔呢，还是为每节链环后悔，就好像你能够将链环一一解开似的？你会为导致悲惨结局的开端后悔呢，还是仅仅为结局本身后悔？对于这个问题，你恐怕想像不出我考虑了有多久。”
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会听到母亲——英格里德·马格努森——会承认她也后悔。现在她就站在我面前，后悔得发抖，我想不出该说些什么。这情景就像看见河水在倒流。
我们站在那儿凝视着空荡荡的大路。
“你出去后打算做什么？”我问她。“你打算到哪里去？”
她扯起衣领擦去脸上的汗水。秘书、办公室工作人员和狱吏正在走出砖砌行政管理大楼。她们弓着身子走进热风里，捂住裙子，准备到装有空调的舒适的科科餐厅和丹尼餐厅去用午餐。当她们看见我和我母亲在一起时，便聚拢到一起，议论起来。我母亲已经成了名人了，我看得出来。我们望着她们发动汽车。我知道她在想像着自己手里握着那些钥匙，脚踩加速器，眼睛看着油箱标不满。
她叹了口气。“等到苏珊大功告成时，我将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偶像，像杰迈玛大婶，就是开皮尔斯伯里油炸面团的。我将去教书。阿斯特里德，你愿意去哪里？”她扫了我一眼，微笑着，那诱人而难以得到的酬报。这使我想起政纲条目的结束语等等。
“那还早着呢，”我说。
“你不能一个人过，”她说。“你需要一个环境，一个背景。人们利用你的成功。天晓得，看着我。我只有进监狱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汽车发动起来了，嘎吱嘎吱轧过石子路。卡米尔从凉棚里走出来，指了指手表。时间到了。我觉得筋疲力尽，心里空落落的。我原以为不管怎样，我只要知道真相就行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我希望她也像我那样受到伤害。我非常希望如此。
“怎么样，现在你知道我什么也不在乎了，感觉如何？”我说。“为了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我会不择手段。甚至为你作伪证，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我现在像你，是不是？我看着世界，问它我能得到什么。”
她摇摇头，低头凝视着自己晒黑了的赤脚。“我要是能够收回我所做的一切，我会的，阿斯特里德。”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的眼睛。“你得相信我。”她的眼睛在阳光下闪烁着，那颜色和她被捕那个夏天我们一起游泳的那个游泳池里水的颜色一模一样。我想再去那儿游泳，把自己沉没于水中。
“那你告诉我，你不需要我作证，”我说。“告诉我，你不希望我像这个样子。告诉我，你愿意牺牲你的余生让我回到我原来的样子。”
她那碧蓝的眼睛转而凝视着大路，那条道路，那条美丽的道路，狱中女犯魂牵梦萦的道路。她已经把我丢过一次的道路。她的头发像轻烟随风飘扬。头顶上，树叶吹来吹去，像一个拳击手在击打悬空的弥漫着灌丛火和奶牛气味的小沙袋。她抬手捂住眼睛，然后手从脸上慢慢往下滑到嘴巴上。我看着她向外凝视着大路。她仿佛在那儿迷路了，封闭在渴望中，搜索着出口，一扇暗门。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恐慌。我犯了一个错误，就像以前和雷下棋时，我知道走错了一步棋，但为时太晚了。我问了一个我知道了答案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正是我不愿意知道的事情。决不应该把那块石头翻过来。我知道石头底下是什么东西。我不需要看见它，生活在底下的丑陋无眼的白化体造物。“听着，忘掉它。交易归交易。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野风在空中噼啪甩着它那充满危险的鞭子，我想像着能看得见一阵阵的火星子，能闻见火山灰的气味。我担心她没有听见我的话。她仍然像一张用达盖尔根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两臂交叉抱在劳动布裙子上。“我会告诉苏珊的，”她平静地说。“叫她别去打扰你”
我知道自己听见了她的话，但是我不敢相信。我等待着出现什么东西，好让我相信那是真的。
这时，我母亲走回到我身边，伸出胳膊搂住我，脸颊贴紧我的头发。尽管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能闻见她的紫罗兰香水味。“要是你能恢复从前的模样，哪怕是一半，我都愿意放弃一切”，她贴着我的耳朵说。
她的大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长期以来，我真正想听到的就是这句话，那个被揭示的真相。恒星出现的可能性。
32
我母亲的案子进行复审那一年的2月，天气寒冷刺骨。我和保罗·特劳特住在前东柏林一幢公寓楼的四褛，那是几个朋友为我们找的转租后又转租的房子。那房子破旧不堪，烧煤取暖，但我们大多数时间还能住得起。自从保罗的绘图新法成为欧洲艺术学生中新秘密社团的密码簿以来，我们在每个城市都结交了朋友。他们像接力赛中传递火炬一样，把我们从空屋转到转租房屋再转到多余的长沙发上。
我喜欢柏林。我和这个城市心心相印。我很高兴他们将被炸毁的凯撒·威廉大教堂废墟保留了下来，作为失败的纪念碑。谁也没有忘记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在柏林，你不得不与往事抗争，你不得不在废墟上，在废墟内建造新东西。不像在美国，我们总是把大地上的一切都清除得干干净净，每次都认为我们能够从头开始。我们尚未懂得，世上并不存在空白油画布这样的事物。
我已经开始专攻雕塑，这是我和雷娜·格鲁申卡一起生活收获的副产品。我已经对垃圾破烂货，对跳蚤市场和路边宝库产生了一种痴迷之情，会用6种语言讨价还价。时间一长，这些无价值的零碎东西和一点儿德语，以及对里阿尔的崇拜和24种动物粪便潜移默化地溶进了我的艺术中。在艺术大学，我们的艺术学生朋友们有一位教授，名叫奥斯卡·沙因，他喜欢我的作品。他把我作为类似于旁听学生偸偷塞进班里，并且还四处疏通，想让校方接受我为一名真正的学生攻读学位，但是，我却不合常理地认为，我目前的状况很适合我。我仍然是个被收养的孩子。艺术大学相当于德国人的加州美术学院，留着滑稽发型的学生们制造着丑陋的艺术，但是我正在开发一种环境，我母亲肯定会这样说。我的同学知道我和保罗的身世，我们是才华横溢的野孩子，靠我当女招待的小费和在人行道上出售手工做的后视镜小装饰物生活。他们希望成为我们。我们是自由的鸟儿，我依然能听见雷娜在说这话。
那年，我迫切需要手提箱。我常去蒂尔加滕附近的跳蚤市场转悠，讨价还价买下老式手提箱——自从德国统一以来，有成千上万只手提箱在出售。有黄色赛璐珞箱把子的皮箱。还有小旅行箱和帽盒。以前在东部地区，从来没有人淘汰这些东西，因为没有可替代它们的物品。现在，这些东西卖得很便宜，人们都在买最新潮的便携式提包，直立轮箱。6月17日大街的一溜跳蚤市场有篷货摊，小贩们都认识我。Handkofferfraulein，他们这样称呼我。手提箱姑娘。
我在手提箱里做圣坛。神秘的便携式博物馆。正如奥斯卡·沙因常说的那样，移位是现代人类的生存状况。他一直想从我这儿买一只手提箱，但是我不能卖给他，尽管我和保罗显然已经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我需要这些手提箱。后来，我专门为奥斯卡的生日做了一只，把卢卢改为路易丝·布鲁克斯，画上面值为百万的贬值马克，像血管似的玩具火车轨道，底部是一片黑色塑料黏土沼泽，上面印了一个巨大的靴印，我在里面填满了透明的淡绿色凝胶。透过人造荧光树脂可以看见浸没的歌德、席勒和里尔克的肖像。
整个冬天我都坐在公寓一角的地板上，终日摆弄着我的胶水、黏土、树脂、稀释剂、颜料、线，以及一袋袋垃圾堆里捡来的东西，我在屋里仍然穿着大衣，戴着无指手套。我始终拿不定主意，工作时该打开窗户排烟，还是关上窗户保暧。全得视情况而定。有时候我的未来感强烈些，但有时候感觉的只有过去。
我正在建立我的个人博物馆。她们全在这儿：克莱尔和奥利维亚，我母亲和斯塔尔，伊冯娜、尼基和雷娜，阿米莉亚·拉莫斯，玛维尔。阿斯特里德·马格努森博物馆。我去纽约找保罗时，只好把所有东西都留在了雷娜家，我所有的纸盒子、纪念品，全部的家当，只带走了我母亲的4本书和我获得的珠宝首饰：海蓝宝石戒指、紫水晶项链坠，赃物项链，外加800美元现金。我动身之前，谢尔盖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布赖顿海滩一个俄国赃物交易人的名字：伊凡·艾瓦诺夫，他会帮助我把藏匿物换成现金。“他说不了几句英语，但是他会给你个好价钱。”凤風必须自焚而复生，当我两手空空，仅带着马科斯广场大街一家连环画书店的地址，乘公共汽车横穿美国时，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句话。
但是，现在我又把这一切重新组合在了一起，我的博物馆。瞧，在这个寒冷的北方城市里，倚着墙壁，我重新创造了我的生活。
这是雷娜，衬着绿色图案天鹅绒的棕色皮箱，里面有一尊张开四肢的裸体蜡像，装着一个用白兔毛皮做的白猫头。箱盖上用线条画着玩偶家具，装饰着成扇形散开的假美钞。尼基是一个美国观光客，是个上了轴的洋红搪瓷制品，薄金属片像一套鼓。里面是一根用保险套塞满泡沫橡胶做的德国蒜肠。做伊冯娜时，我找到一只儿童手提箱，在上面蒙上色彩柔和的毛毯。里面拉上吉他琴弦，缠上一些小玩具娃娃。我想找一个音乐盒，那样，当你打开箱盖时，它便会奏出《米歇尔》。
玛维尔的是只碧绿色手提箱，打开箱子便露出粘在箱底的白色砂砾，一只电池手电筒用莫尔斯电码发出SOS求救信号。是我们一个学画的朋友帮我接的电线。女玩具兵——一部美国电影的免费蹭品——带着她们的AK-47式突击步枪在月亮石中间匍匐前进。我在她们的胳膊上画上了小小的卍字饰标记。箱盖里有个小电视屏幕，剪贴在上面的美国小姐满面笑容，脸上挂着透明指甲油眼泪。
斯塔尔和雷两人在一只塑料布手提箱里，箱子的皮滚条都开裂了，颜色也褪成了棕黄色，格子图案隐约可见。当你啪的一声打开箱子时，里面便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原木味和迷幻香水味。在鲜亮的视幻艺术衬布上，我交叉画着彭德尔顿方格条纹。在箱盖里面，黑暗中闪光的耶鮮像下舒展着一朵粉红色的缎子玫瑰，像华丽的刀鞘。边缘填着向当地一个细木工讨来的刨花，鬈毛狗一样蜷缩着。箱底装着一个小巧的圣骨柜，里面装着一块块碎铅。在欧洲你买不到子弹，所以我只好这样凑合。在箱底的陆栖小动物玻璃饲养箱里，一条蛇爬过黄沙、碎玻璃，还有一副半掩半露的金属丝架眼镜。
像柏林一样，我背负着一层又一层内疚和毁灭。我酿就了灾难并深受其害。上诉中途没有转机，我决不能真去指指戳戳。
做给奥利维亚·约翰斯通的是一个蒙上绿色人造鳄鱼皮的帽盒，当你打开帽盒时，里面便会散发出玛格里夫香水味。韦尔特海姆百货商店香水柜台女售货员达格玛，让我用香水试样浸湿棉球，我把湿棉球装到胶卷盒里放进衣袋。在帽盒里面，我用灰褐色和黑色的长统袜织筑成一个巢，中间是一个黑羽毛做的狂欢节假面具和盛着白色海洋的一只烧杯。海面上漂浮着一只警车顶灯警铃，也是白色的。
他们都在这儿。用从跳蚤市场买来的颓废贵族明信片剪贴而成的午餐盒里是阿米莉亚·拉莫斯一家子。午餐盒里面，几把古色古香的叉子从一簇夹有白纹的黑色假发中伸出来。叉子像伸出来的手，在向人乞讨。
还有克莱尔。我用一只30年代镶着别致红滚条的白皮手提箱为她建造了一座纪念馆。这只手提箱花了我50马克，但是打开它就可以看见淡紫色的水印云纹绸，像木纹，也像箱子里的葬礼。在箱盖里面，我粘上了一些涂成白色的乙烯基唱片碎块，拼成蝶翼的形状。每一只小抽屉里都藏有一个秘密。一条网状的微型鱼。一只抽屉里装满药丸。一串珍珠项链。爬满蕨草的小提琴。一小支迷迭香。奥黛丽·赫本在《二人行》中的一幅剧照。在另一个抽屉里，装着27个流泪的名字。伤心露。悲痛蜜。忧愁水。泪水。痛苦的泪水。心脏的河流。奥斯卡·沙因一直想买下的就是这只手提箱。
我所有的母亲。她们像童话故事中洗礼仪式上的嘉宾，把她们的礼物赠予我。现在这些礼物都是我的了。奥利维亚的慷慨，她对男人的见解。克莱尔的温柔和诚实。要不是因为玛维尔，我怎么能洞悉美国家庭的奥秘？要不是因为尼基，我何时才能学会开怀大笑？还有伊冯娜，我美丽的女人，你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母亲，血肉相连的妈妈，那个母亲不是在铁窗后面，而是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雷娜偷去了我的骄傲，但还我以更多的东西，教会了我捡破烂，从中收集可以改制和重新出售的旧货。
我带着她们大家，那是我用手一下一下雕塑出来的，不管我雕塑时是漫不经心，还是充满爱心，那并不重要。阿米莉亚·拉莫斯，那条令人讨厌的母狗，她教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断抗争，直到获得我需要的东西。斯塔尔想杀死我，但她给我买了我的第一双高跟鞋，让我接受上帝的可能性。现在我能放弃谁呢？
在一只白把子蓝色手提箱里，是阿斯特里德博物馆的第一间和最后一间屋子。里面衬着白色的生丝，边缘染成红色，散发出紫罗兰香水的气味。
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在黄昏渐浓的暮色里，我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那地毯踏得露出了底板，被一茬接一茬的艺术学生溅上了颜料斑点。黄昏，这是我母亲的时间，尽管冬季的柏林下午4点钟天就黑了，没有美国西部那永恒的黄昏，没有黄沙上的拍岸浪花。我打开箱盖。
她的紫罗兰香水味总是使我感到忧伤。那小瓶淡色香水的颜色与好莱坞大街游泳池里的水色一模一样。我坐在我母亲的圣坛前面，在透明的塑料布上画了一组画，看着零散的线条连到一起，最后形成了她的侧面画像。手提箱箱底放着用有倒刺铁丝捆起来的信札和一副塔罗特纸牌，纸牌上魔杖女王地位显赫。一排玻璃片从箱盖上垂下来，我用手指掠过玻璃片，玻璃奏出和谐的乐声，我想像着那是风在炎热的夏夜吹过桉树。
我们母女俩一个月写两三次信，把大学附近的连环画书店当做投信处。有时候她让她的律师通过科隆的哈娜·格鲁恩给我寄点儿零用钱，那也许是她的诗歌稿费，或者更可能是从她的崇拜者手里骗来的。我告诉她我不想知道她的案子复审的准备情况，但是她在信中吹嘘说，主动向她提供教职的学校排成了队——阿姆赫斯特大学，斯坦福大学，史密斯女子学院。炫耀可望不可及的绿色的大学校园。我想像着自己成了一位教授的女儿，骑着自行车去上课。我终于能够穿上驼毛大衣，有一个室友，参加校内排球赛，一切都是预付款。那是多么安逸，从容，一切都有人为我安排好了。我又可以变成一个小孩子了，我又可以一切从头开始。我真的不想回家吗？
我伸出手，碰了一下倒刺铁丝网的尖棘，响起一阵和谐的乐声。几分美，几分疯狂，不是吗。黑夜的天平上正在称量什么。
后来，我躺在羽绒被子下面，什么衣服也没有脱，因为不是要睡觉而是想取暖。小型取暖器发出嗡嗡的响声，散发出熟悉的头发焦味。窗玻璃上结满了霜花，在房间里我能看见我呼出的热气。我正在听一盒磁带，是一个名叫“品红”的乐队演唱的，我们的朋友们以为我们一点也不了解那个歌手尼基·柯莱特。他们下个月要在法兰克福演出，我们已经弄到票了，那可是个让人一举成名的地方。圣诞节时我还收到过伊冯娜的来信，她和一个名叫赫伯特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起住在亨廷顿比奇，并与他生了一个儿子，小赫伯特。
我在等待保罗回家，我饥肠辘辘。他为了他的下一本画册赴印刷商约见去了，之后，他会买一些食物带回来。他正在想办法找一个印刷费便宜的印刷商，希望能从售书中挣几个钱。他的上一个德国出版商因过量服用毒品在秋天死了，结果我们只好一切从头来。不过，他在去世前预售了200本，业绩还算不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