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点钟左右，他回来了。他脱掉靴子，爬进被窝里。他带回来一个油乎乎的烤肉串纸袋子，是从当地一家土耳其快餐店买来的。我的肚子咕咕直叫。保罗把一份报纸扔在我头上。“猜猜是谁？”他说。
那是一张第二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仍然散发着湿油墨的香味。我看起头版。克罗地亚，欧佩克，轰炸威胁拉斯卡拉。我打开报纸，她出现在第三版上：诗人入狱9年后无罪释放。她似笑非笑的，像王族流放归来似的挥着手，虽然高兴但仍然对人们不信任。没有依靠我，她通过审判获得了成功。她自由了。
保罗吃着烤肉串三明治，沙拉碎屑掉回纸袋子里，而我飞快地阅读着报道，震惊程度超过我的想像。他们接受了被告的辩护，认为巴里是自杀并制造出他杀的假象。辩护竟然奏效令我吃惊。报道引用了我母亲的话，说她非常感激正义得到了伸张，她盼望着去洗个澡，她打心底里感谢全体陪审员。她说她已经收到若干提议：教书，出版自传，嫁给冰淇淋百万富翁，为《花花公子》拍封面照；她打算接受所有提议。
他递给我一个炸豆泥三明治，我摇摇头。突然间，我不再觉得饿了。“留着等会儿吃吧，”他说，把纸袋放到床边。他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充满了疑问。他用不着开口说一句话。
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胛里，凝视着一片片闪烁的蓝莹莹的电视亮光，那是从过道对面的窗户透过我们玻璃窗上的霜花照进来的。我试着去想像她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洛杉矶这时正值中午。从照片上看，是阳光明媚的二月天。我想像着她住在苏珊·D.瓦莱里斯为她订的旅馆房间里，是豪华套间，里面放满了向她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们送的鲜花，在清新洁净的床单上醒来。她会在双人宽浴缸里洗澡，眺望着冬日里的玫瑰写诗。
然后，她会接受几次采访，或租一辆白色的折篷汽车到海滩上兜风，在那儿，她会结识一个小伙子，他眼睛清澈明亮，头发里夹着沙子，她和他做爱，直到他因做爱之美而哭泣。当你被宣判不是杀人犯时，你还会做些什么呢？
很难想像，她在这种时候会想到痛苦，想到她胜利的代价，并以此来抑制她的欣喜之情。我没有指望她会那样。但是，我看到了她的自责，不过那与巴里或别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那是一件天赐的礼物，尽管她当时无法估计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它完全可能沉重如哀痛，终结似坟墓。无论她对我的伤害有多重，或者她有多少缺点，或是多么极端地阴差阳错，我母亲爱我，这一点不容置疑。
我想到了她，在没有我的谎言相助的情况下面对着法庭。女王被剥得赤身裸体，但她自己主宰了结局。
保罗用鼓牌烟草卷了一支香烟，烟丝细如头发，他从袋子里捏出烟丝卷好，扯去两头拖出来的烟丝，拿起一根火柴在我们当茶几用的箱子底下划了一下点着了香烟。“你想给她打电话吗？”我们装不起电话。奥斯卡·沙因允许我们使用他的电话。
“太冷了。”
他抽着烟，烟灰缸搁在胸脯上。我接过来吸了一口，又递还给他。我们——我和保罗——两个一起走过了如此漫长的道路。从马科思大街上的公寓到伦敦城南的小窝，再到阿姆斯特丹不御寒的驳船上，直到眼下的塞纳菲尔德街栖身处。我真希望我们在意大利或希腊有熟人。我自从离开洛杉矶以来就没有暧和过。
“你想回家吗？”我问保罗。
他拂去落在我脸上的烟灰。“本世纪是被迫流落异国的人的世纪，”他说。“你永远也回不了家。”
他用不着说出来，我知道他害怕我回去。成为美国大学里的一名女大学生，享受着三餐计划，打曲棍球，参加英语竞赛，扔下他拎着收养孩子背包。情况就是这样。一边是房东阿克夫人和房租，我的咳嗽，保罗的图书印数。另一边是有暖气的地方，学位，像样的食物，照料我的人。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老了。我们的生活令人沮丧。以前，我不敢想这些，但现在她出来了，让我怎能不去想呢。现在，奥斯卡问我他能不能与我单独见面，请我去吃饭，他想和我谈谈在画廊办画展的事。我搪塞着他，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我发现他很吸引人，一个举止笨拙的人，蓄着短短的银色胡须。真想再一次为可以做我父亲的人躺下。要不是为了保罗，我数月之前就干了。然而，保罗远远不止是我的男朋友。他是我自己。
此刻我母亲就在给我打电话，我用不着去接电话。我能听见她的声音。我的血液在轻声呼唤她的名字。
我凝视着她的照片，她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下挥着手。就是在这个时刻，她出狱了。开车兜风，精神饱满地准备重新开始，终究还是非常美国化。我想起我那包裹在墙根手提箱里的生活，想起我选择的生活方式以及我曾拥有的自我。下一步，我就可以作为英格里德·马格努森的女儿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或史密斯女子学院，回答她的新孩子们屏着呼吸又神秘兮兮地提出的问题。她是你母亲吗？她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子？我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我知道怎样拿我悲惨的过去做交易，巧妙地揭开我的伤疤，展示我作为被收养孩子的状况，我和琼·皮勒一起完善了这门艺术。人们把我带走，使我成为他们的研究项目，他们的宠物。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我的守护神，我满足了他们。我还没有沦落到被遗忘在河底汽车残骸中的田地。
再次成了我母亲的女儿。我玩味着这个想法，就像一个孩子，在用手指不停地拾着毯子。再度陶醉在她的音乐浪潮里。这是一个比任何男人都更具诱惑力的想法。重新回到童年真的太晚了吗？爬回熔炉里，融化在火焰中，忘记过去的一切，再生一次，真的太晚了吗？凤凰必须自焚……我怎么敢呢？我用了这么长时间才挣脱她的影子，自由地呼吸，即使是在这个只有散发出焦头发气味的小型取暖器的欧洲也心甘情愿。
我躺在保罗的怀抱里，回想着去年夏天我们去丹麦寻找克劳斯·安德斯的情景。我们在哥本哈根找到了他。他带着孩子住在一套年久失修的公寓里，里面散发着松节油和过期牛奶的气味。他的妻子出去工作了。我们是在下午3点钟去探望他的，他穿着一件上面沾满颜料的蓝色泡泡纱浴袍。两个不到5岁的孩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那是他的第三次或第四次婚姻给我添的同父异母弟弟妹妹。那个小女孩头发里沾着草莓酱，那个婴儿该换尿布了。我发现灾难链会横向移动也会上下移动。
他一直在画画，一幅生物形态抽象画，看上去像一只长了毛的旧鞋子。他招待我们喝嘉士伯啤酒，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我只顾喝啤酒，大部分事情都让保罗述说。我父亲。他那漂亮的前额，他那丹麦式的鼻子，我真像他。他说话带着口音，轻快而富有节奏，即使表达懊悔也不失幽默。他是个凡事从来不认真的人，拿自己最不当回事。他很高兴我是个艺术家，对我母亲坐牢并不惊讶，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感到遗憾。他想补偿失去的时间，挽留我们住下，说我们可以睡在长沙发上，我可以帮着照看小孩子。他61岁了，依然这么平庸。
我觉得像我母亲一样，坐在他的客厅里，对他和他缠人的孩子，还有永远不关的电视机评头论足。日本床垫式旧沙发，疤痕累累的柚木咖啡桌上留有一圈圈水印。墙上的油画，积垢像脑珊瑚和结肠癌。我们吃奶酪和面包，涂大瓶里的草莓酱。我给他留了连环画书店的地址，说我会保持联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急于动身，想第一个走出屋去。
后来，我们去了大学附近的一家学生酒吧，我喝得烂醉，在一条小巷里呕吐不止。保罗把我弄上开回柏林的最后一班火车。
现在，我在床上握着保罗的手，把他的左手握在我的右手中，我的手指插在他的手指间，我的手宽大而苍白如冬日，我的身份织在指尖的螺旋涡纹里，保罗的手被石墨染黑了，散发着鼓牌烟草和烤肉串的香味。我们俩的手掌一样大，但是他的手指比我的手指长两英寸。他的手很漂亮。我总是想，假如我们有孩子，我希望他们会遗传他那样的手。
“和印刷商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我问。
“他要现金，”保罗说。“想想看。”
我翻转着我们的手，这样我们可以看见手的每一面。他的手指几乎触到我的手腕。我顺着他手上的腱移动，想着我用不了一天时间就可以回到美国。我会像我母亲，像克劳斯。像蛇蜕皮一样退出旧生活，在新生活的每一页上都写上一个新的真理。我是一个道德的健忘症患者。这些是我祖先的遗产，不是吗？
但这样做不光彩。我宁愿挨饿。我知道该怎么做，那并不那么难。
我环视了一下我们的房子，雨水侵蚀的墙壁，几件家具历历可数，我们在小巷里捡来的破旧复合板柜子，将我们的小厨房隔开的土灰色天鹅绒帘幔。保罗的画桌、纸和钢笔。手提箱靠墙摆着，占满了地板上剩余的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凤凰必须自焚，我母亲曾经说过。我竭力想像着火焰，但是天太冷了。
“也许我会卖掉博物馆，”我说。
保罗抚摸着我手上狗咬的狗齿状伤疤。“我以为你告诉过奥斯卡说你不会卖的。”
我耸耸肩膀。我永远也无法真正理解手提箱里的那些人，那些女人，那些男人，还有他们对于我的意义。这些房间仅仅是开始。还有我尚未动手打开的手提箱里的手提箱。你要是想记住，那么就记住吧。
我的手在他的羊毛衬衫里面向上慢慢移动，那衣服是我从跳蚤市场给他买的。他冷得缩了一下，然后让我贴着他那瘦骨嶙峋的肋骨焐手。我们相互身子靠拢些，交颈私语时，《先驱论坛报》滑下羽绒被，像平缓瀑布似的落到地板上，把我母亲埋在她的大标题、其他危机和名流的消息中间。我们脱去外套和裤子做爱，但是还穿着衬衫和袜子。我知道我正在做出选择。这个，现在，手提箱，保罗。这是我的生活，是一种品质而不是一个过错，用火写在石头上的生活。
后来，我凝视着射到污迹斑斑墙上的图案，那是街道上的光线照过我们窗户产生的效果，蚀刻般的图案像鸟爪。保罗睡在我旁边，枕头紧紧捂在头上，这是他被收养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愿意听到那些他不必听的声音。我溜出被窝，套上冰冷僵硬的牛仔裤和毛衣，点火坐上壶烧水，准备冲雀巢咖啡。我会冲出一杯奥利维亚的浓咖啡，它是那么黑，甚至你倒进奶油它都不会变淡。我用保罗的鼓牌烟草给自己卷了一支烟，坐等水开。
现在加利福尼亚是3点钟。我决不会告诉保罗我多么想回到那里，多么想和我母亲一起开着野马牌折篷汽车在阳光温暖、散发着鼠尾草清香的二月天沿着海岸兜风，结识某个秀颈上挂着贝壳串的陌生嬉海人。我若是告诉保罗，说我多么想念洛杉矶的话，他准会认为我疯了。但是我真的想念它，那个中了毒的地方，遭遗弃孩子的古拉格，一片忏悔的群岛①。即使现在我还是渴望回去，那散发着杂酚油和漆桂叶鞣料气味的热风，沙沙作响的桉树，星座错位的夜空。我想起安德鲁大街上我们曾住过的那幢房子后面那个已经倒塌的鸽棚，我母亲曾为之写过一首诗。虽然轻质镀锌六角形网眼铁丝网鸽棚早已坍塌，但是鸽子不肯离去，她感到无比烦恼。但是我理解鸽子。鸽棚是它们的归属，是酷夏里的荫蔽，是它们木笛的悲唤。无论它们栖身何处，它们都想飞回来，那鸽棚就像已经丢失的最后一块拼图小片。
①古拉格群岛，指前苏联的劳改营，因前苏联作家A.I.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一书而出名。
水壶吹响哨子，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从罐子里倒进些许炼乳搅了搅，向外凝视着院子里我们对面的那些房子个老头在看电视，喝薄荷烧酒，一个男人在洗盘子，一个女人在画画——而在地球的另一侧，加利福尼亚在阳光下闪烁，在散发着爱情与谋杀气息的明媚下午，隐藏着本世纪参差不齐的边缘。在楼下的公寓里，邻居家的新生儿正在啼哭，哭声充满韵律感，像一首音高而气不足的赞美诗。
我把手按在结满霜花的窗玻璃上，让我的体温将冰融化，留下完美无瑕的轮廓映衬着黑暗。但是，我心中正在想着穿过白色窗帘透进来的光亮，想着海洋、鼠尾草和刚洗好衣物的气味。人声和音乐声，戴德丽唱的《从头到脚》的刺耳的唱片录音，响起落进院子里的声槽中，但是在我的脑海中，我能听见赤肩鹭一声接一声的不绝厉叫，听见干河床上蜥蜴那怯懦的瑟瑟窜动，还有掠榈树的沙沙作响和玫瑰花瓣凋落时几乎不易察觉到的叹息。在深色的掌纹上，我不但能看见自己的模糊影像，而且还能看见我母亲的脸在某个不可知城市上空的屋顶上烁烁闪亮，对大半个月亮说话。我想听见她在说什么。我想再次闻到那个火烧午夜的焦味，我想感受圣安娜风的炙热。这是一个隐密的渴望，像我无法停止哼唱的一首歌，或者像我永世不能拥有的某个亲爱的人。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的罗盘总是指向西方。我永远都知道加利福尼亚当地时间是几点钟。
且走且读——译后记
今年1月4日早晨，又是个阴云密布的冬日。我飞往桂林去参加先生的葬礼，随身带了三件东西：一张自制的唁卡，九只纸折的仙鹤，还有英文版的《白夹竹桃》这本书。
听说桂林无雨巳两月有余，是日却大雨小雨交替不歇。千里迢迢来送先生，先生却一个人躺在殡仪馆里。热泪冷雨隔着榕湖饭店的落地玻璃窗潸潸双流。先生还在世上，先生还在城里，先生还在榕湖听雨，先生还没有就寝。先生，在这漫长的雨夜里，我读书给您听好吗？
“圣安娜风热乎乎地从沙漠上吹来，吹得春天留下的最后几片青草也变成了连鬓胡子般灰白的枯草。惟有夹竹桃依然盛开着，它们的花朵娇嫩而有毒，它们的叶子匕首般墨绿。我们——我和我母亲——在这些燥热的夜晚难以入眠。半夜醒来，我发现她的床空着。我爬上屋頂，一眼就看见她那一头亚麻色头发在大半个月亮射来的光芒辉映下宛如一团白色的火焰。”
我开始读起来，像16年前在中华门城堡上为他诵读《雪绒花》的英文歌词，他躺在春阳下的故乡青萆上，说要把歌词写在他的大画一角。
翌日，北京荣宝斋为先生主办了隆重的葬礼。先生的灵魂羽化而登仙，先生的骨灰全部撒于桂林的青山绿水之间。先生走了吗？先生没有走。他每天晚上都要我为他朗读《白夹竹桃》。此后的日子里，无论我身往何处，总是带着这本书。从此，我们隔着生死界河，一个读，一个听，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一起度过了5个多月的时间。
天空挂着大半个月亮，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半夜里坐在屋顶上的母女俩，这是一个单亲家庭吗？景美，人美，意境美，构成一种残缺的美。“这是夹竹桃花盛开的季节，”母亲说。“相互残杀的恋人们现在会把他们的行为都怪罪于这风上。”此时正值圣安娜季风肆虐的季节。我们的心随着这个不完满的家庭走进美国社会缩影画面的景深深处。抽象与具体，温暖与炎凉，感情与理智，爱与仇交织，亲与疏缠结，细如蛛网，薄似蝉翼，似远犹近，若幻却真，像书中康定斯基的抽象画：黄色向你移过来，蓝色消失了。黄色在扩张，蓝色在收缩。画面溶暗，充满了动感。
书中的母亲英格里德·马格努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她优雅漂亮，思维活跃，生性浪漫，行为不羁，爱则轰轰烈烈，恨则排山倒海。然而，她的爱与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像她在浅绿的爱河中游泳，寻觅爱情，捕捉爱情，摈弃爱情。她随心所欲地操纵爱情，像沿着银河放牧星星的白衣仙女。她可以操纵爱情，可以操纵爱情的客体，却不允许或容忍别人这样做。当巴里——她的情人之一——
也这样了一回时，她便杀了他。在白夹竹桃花盛开的季节，
她用白夹竹桃和治疗关节炎的药品一起煎熬成汁温馨而浪漫地杀了巴里。
当英格里德因谋杀罪被投入监狱时，女儿阿斯特里德才11岁。两岁时就走了父亲，如今又走了母亲。她的幼小心灵里对于父亲这个概念的拥有只是夹在母亲一本书里的一张照片，一个没有中间名字的出生证，以及母亲日记中的雪泥鸿爪。她是深爱母亲并崇拜母亲的，母亲的美丽容颜和优雅才情无不让她为之倾倒。她是依念母亲并宽容母亲的，无论母亲把她一人撇在家里多晚才回来，阿斯特里德都躺在母亲床上等着，等着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响。她对母亲是心存感激的，因为母亲为了能够获准带着孩子去上班，才屈身俯就地在一家电影杂志社工作，忍受男老板的调情和女上司的嫉妒，干一小时挣8个美元的工作。
书中的母亲英格里德像普天下的母亲一样，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女儿阿斯特里德。说近了她甚至像我们中国当代的母亲，悉心培养着女儿的品质和情操。她叮嘱女儿不要忘了自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代，要像祖先那样独立勇敢，她教女儿背诵诗歌，学习绘画，以自身的道德规范和处世原则影响、管教、控制着女儿。她身穿白睡衣正双腿交叉坐在床上，手拿一支蘸水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千万不能留男人过夜，”她告诉我。“黎明总有办法罩住夜魔。”在读阿斯特里德的叙述时，我们不时被一幅幅母女情深的画面所感动。即便在英格里德身陷囹圄9年里频频写给女儿的书信中，也处处流露出人类本质中原色的爱，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之爱，像流着奶与蜜之土地一样丰饶，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缺少。当我们在夜晚边读边议时，发现很久不见白乌鸦（英格里德戏诩自己为白乌鸦）的狱中来信时，便会相视而问英格里德怎么还不来信？”然而，读懂她的信并不容易，要苟同就更难了。先生是在襁褓之中就失去母亲的人，他在其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决不是英格里德这个样子。
母亲入狱后，与其说阿斯特里德是在几个养母家里长大的，还不如说她是在探监的路上成熟的。盼望探监——害怕探监——拒绝探监，这个心路变化过程像楝枣穿起来的一串项链，一颗挨着一颗密密串起她11岁到18岁经历的甜酸苦辣。
“上次探监以后，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再去。/我害怕监獄，害怕那些铁栅条和在铁栅条之间蠕动的手。/我站起来，然后便一步也挪不动了，我浑身筛糠似的等着，她走过来一把将我搂进怀里。/一想到这次见面，我就觉得几乎难以承受。我只会失敗。/她大步走过来，但是我感觉到她放在我肩膀上的手僵硬而不自然。我们的目光对视着，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已经一样高了。她的眼睛在技搜索着我的内心，試图发现什么可以认出来的东西。/这是我探望她时她第一次没有笑容，我看得出她脸上的震惊，这正中我的下怀。”
阿斯特里德是个很懂得爱，而且很会爱的孩子。她爱得真切，爱得痛苦，爱得代价沉重。从纯感情的角度来看，她表现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之爱。她曾喜爱过被母亲杀害的情人巴里，甚至期望巴里会成为她的父亲。从她随母亲到墨西哥买药到煎好药，她一直竭力试图阻止母亲，但屡试不中。最后她打电话想警告巴里，但听到巴里与新欢在一起时，她本能地又站到母亲一边，放弃了去救巴里的念头，认为巴里对不起她母亲，他死得活该。从理智方面来看，阿斯特里德又极不平凡地克制了血缘之爱，以一个11岁小公民的诚实面对法庭，在长达一年之久的连续讯问中，既不想为她母亲作伪证，又不愿意揭露事实真相。在她探监时看到母亲那双本该写诗的手，本该往花瓶里插白夹竹桃的手被狱中粗活磨得粗糙时，她心里是多么矛盾。
“随后，我经历了一段难以描述的时光，一个地下生活的季节。一只鸟儿坠入了下水道，双翼拍打着那个阴暗潮湿地方的顶棚，城市在头顶上隆隆作响。她的名字叫“迷途”。她的名字叫“没人要的女儿”。我梦见我母亲在一座焼毁的城池寻找我，瞎着眼，不屈不挠。”
一个11岁的孩子，她有一千个理由要妈妈，但是她没有半个理由作伪证让妈妈回家。那样，法律的尊严将遭到践踏，以巴里为代表的受害人的生命将被视为草芥。她面前有两个选择：前者是一个有妈妈的家，一个有大床的房间，一种有依靠的生活，一个可以上大学的未来。而后者呢？诸事难卜，只有一点很清楚，即她在满18岁之前只能被人收养。她选择了后者。
在麦克拉伦儿童中心等待领养面谈时，我们与阿斯特里德一起再次感受到血缘之爱的心底地震。在待领养的孩子中有两兄弟，哥哥是上唇刚刚生出茸毛的半大孩子，弟弟只有两三岁，而那对夫妇只想领养惹人喜爱的小弟弟。大哥哥不愿意与弟弟分开，便恳求人家将他一起领养。他便尽力想使他们相信，他是多么负责任，会照顾小弟弟，会倒垃圾，会修剪萆坪。阿斯特里德说：我几乎不忍看下去。我的眼泪滴落在毛边纸的书页上。在另一个世界听我诵读的先生一定也像生前一样泪花只会在老眼里打转转而不会夺眶而出。我们一起大声恳求那对夫妇，请他们别让与父母分离的亲兄弟在同一片土地上再天隔一方。
阿斯特里德被迫离开了亲生母亲，开始与出身不同、性格迥然的几位养母陆续生活在一起。在那些日日夜夜，无论在心灵上还是肉体上，阿斯特里德经历过的痛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她也从个别养母家里获得了她生命里欠缺的她认为的母爱和父爱。然而，现实无情地撕碎了那些镜花水月般爱的假面，她一次又一次地收获失望和失落。在第一个养母斯塔尔家，她对斯塔尔的情夫雷倾心奉现上自己的身心之爱。然而雷却在她遭到斯塔尔枪击之后弃她而逃。在理查德夫妇家里，有一次出去吃饭时，她希望养父在餐桌上以女儿的身份介绍她，但是却听见他说“这是我们的朋友阿斯特里德”。她是多么希冀成为一个父母双全的幸福女儿啊。从她的几个养母身上，她得到了不同的馈赠：虔诚，爱心，自尊，勇敢，现实。其中有些品质是她的亲生母亲所不具备故而无法传教给她的，甚至有些母爱也是她从亲生母亲那里从未得到、也无望得到的。美丽善良的养母克莱尔·理查德给予她的母爱，使阿斯特里德格外感激和珍惜，而她的亲生母亲却对此心怀嫉妒和恐惧。
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英格里德也难以免除平民母亲本能的流俗，她们视儿女为自己的占有物，为自己的第二自我，一旦有人示予她们的儿女超出生母以外的母爱，或者儿女长大独立之后挣脱她们的母爱护翼时，她们便不能忍受，处心积虑地试图对其施行永久的全面控制。英格里德的信条是，如果让阿斯特里德受苦，她便会感到需要母亲，反之她感到幸福或有人使她幸福便会忘记她，拋弃她，摆脱她的占有和控制。所以她写信告诉女儿，说有一位狱友怕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不安全，便从小给他们服可卡因，把他们吸毒致死视为最终的安全。“这是母爱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吗？”我问道。先生不回答我。
那么阿斯特里德心目中的母爱标准是什么呢？
“是真母亲，亲妈妈，伟大的子宫，富有强烈同情心的母亲，伟大得能够承担一切痛苦并把它带走的女人。我们需要的是流血流汗的母亲，深厚富饶如土地般的母亲，臀部丰满的母亲，令人敬畏、身材展魁梧、像柔软的大沙发似的母亲，循环流动着鮮血的母亲，是体魄宽大得足以让我们藏进去沉到底的母亲，是我们不能呼吸时会为我们呼吸的母亲，是能够为了我们而战斗，为了我们而杀戮，为了我们而捐躯的母亲。”
但是不知她是否想到，日后她自己成为人母时，倘若她的女儿以此标准要求她，而她却又像现在的母亲英格里德一样，为了张扬自己的个性而扮演不了一个慈母的角色，那时又会怎样呢？我不知道。先生，您知道吗？
阿斯特里德在探监时责备她母亲在她两岁时把她托付给邻居，自己赴朋友的聚会竟一去不回将近一年时，英格里德说：“不要问我为什么离开。应该问我为什么回来。”英格里德是个女人，是个母亲，有母性，有母爱，但是这种母性与母爱一旦与她那诗人的浪漫不羁发生冲突时，她便恨不得把哭闹不休的女儿摔到墙上去。英格里德公认不讳地坦陈这一切时，她的坦诚使女儿心寒如冰。阿斯特里德不愿去探监，她拒绝给母亲回信，失望的枯叶飘落在冰冷的河面上积攒着对母亲的怨恨，然而在温暖的河床下她仍然深深地爱着她的母亲，她无法抵御那巨大的力量。英格里德也一样：“阿斯特里德，你是我生命里十全十美的一件宝贝。自从我为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分离过，在此之前没有分离过。”
“悲莫悲兮生离别。”母亲在监狱中监禁9年，女儿在人间流离失所。其实，“人有生死离别”像“月有阴晴圆缺”一样具有其不可抗力。阿斯特里德在麦肯齐河钓获的第一条鱼，造成了鱼与水的生死离别；卖瓢虫的男人那双耐心的蓝眼睛在带露的茴香丛中搜捕到的红斑点，剥夺了瓢虫与绿叶相互依存的自由，瓢虫成了被装在塑料泡里的美丽囚徒。一把榔头，阿斯特里德结束了鱼的生命，满足了她在物质上的占有欲，在一阵清风里，阿斯特里德放飞了瓢虫，精神上自由了。阿斯特里德是矛盾的，既离不开母亲又想挣脱母亲的控制。
“没有了我母亲的监视，天空是何其清澈。我获得了再生，像一个最终得以从其讨厌的、不方便的连体双胎上剥离的暹罗孪生子。”
她满18岁时结束了寄养生活，随男友一起客居在柏林墙那一边的东德。当她听到母亲获释出狱的消息时，想割也割不断的母女情结复又再现，她百感交集，归心似箭。
“我母亲常给我打电话，我用不着去接电话。我能听见她的声音。我的血液在轻声呼唤她的名字。/再次成了我母亲的女儿……重新回到童年真的太晚了吗？”
6月12日晚上，我在西去的列车上为先生朗读《白夹竹桃》的最后一段：
“在深色的掌纹上，我不但能看见自己的模糊影像，而且还能看见我母亲的脸在某个不可知城市上空的屋顶上烁烁闪亮，对大半个月亮说话。我想听見她在说什么。我想再次闻到那个火烧午夜的焦味，我想感受圣安娜风的炙热。这是一个秘密的渴望，像我无法哼唱的一首歌，或者像我永世不能拥有的某个亲爱的人。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的罗盘总是指向西方。我永远都知道加利福尼並当地时间是几点钟。”
一本书，一本随我浪迹天涯的书，就这样读完了。我在冥冥之中听到一声长长的叹息，那是先生的叹息。
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火车停在南召县小站时，见月台上一株白夹竹桃正开得灿烂撩人，不由得心中一悚，“这是夹竹桃花盛开的季节，”我仿佛听见英格里德在喃喃低语。
先生画了一辈子，画册里、画卷上都不曾见他画过夹竹桃。“夹竹桃，夹竹桃科，常绿灌木。叶对生或三枚轮生。夏季开花，花桃红色或白色。叶、花、树皮有毒，含强心苷。”先生，夹竹桃是不是入药不入画？
侯萍
2000年7月12日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