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监院子棚区后面，一些女人在来回走动。囚犯，她们的脸像面具一样。她们在嘲笑我们。一个女人对我吹口哨，嘴唇在手指间舔着，其他人哄堂大笑。她们一直在笑，笑个不停。她们的笑声听起来像乌鸦叫。
母亲们开始由另一扇门从监狱里走进来。她们穿着牛仔裤，T恤衫，灰毛衣，运动衫裤。我看见我母亲正在等女狱吏带她过来。她身穿一件普通的劳动布衣服，纽扣在前面，但是，蓝衣服穿在她身上，蓝色就是一种美妙的颜色，像一首歌。她那头银灿灿的长发已经被对工作没有感情的哪个人草草剪短至脖颈，但是她那双蓝眼睛却依然清亮如小提琴上的一个高音符。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我站起来，然后便一步也挪不动了，我浑身筛糠似的等着，她走过来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在漫长的几个月之后，只盼着感受她的抚摸，只盼着拥抱她！我把头贴在她胸前，她亲吻我，闻我的头发，她身上不再散发紫罗兰香水味，惟有劳动布工作服上洗衣粉的气味。她双手捧起我的脸，吻了个遍，伸出有力的拇指抹去我的眼泪。她拉我坐在她身旁。
我渴望她那样抚摸我，我渴望她那样看着我，我渴望她说话的嗓音。她的门牙端正，里面的牙齿稍微有点弯曲，她左脸颊上的一个酒窝，她那含蓄的微笑，她那双妙不可言的蓝眼睛，白光斑驳像新星系，还有她那张平滑结实、完美无瑕的面庞。她看上去简直不像是在监狱里，而像是刚刚走下威尼斯的木板人行道，胳膊下夹着一本书，准备找一家海滨咖啡馆坐下来。
她拉我挨着她在野餐桌前坐下来，轻声对我说不要哭。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是北欧海盗，记得吗？”
我点点头，但眼泪却滴到橘黄色乙稀基桌面上。洛伊丝，有人在桌面上刻了名字。第18大街。讨厌鬼。
探监棚区后面水泥地院子里有个女人又吹哨子又叫喊，好像是冲我母亲或我来的。我母亲抬起头，那女人见我母亲怒视着她，脸上顿时像挨了一拳似的。她立刻收敛不吱声了。她飞快地转过身去，好像刚才叫喊的人不是她似的。
“你真漂亮，”我说，摸着她的头发，她的衣领，她的脸颊。一点儿也不习惯。
“监狱适合我，”她说。“这儿没有虚伪。杀人和被杀，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非常想你，”我小声说。
她伸出胳膊搂住我，她的头紧紧靠着我的头。她抬手按住我的额头，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我不会永远呆在这里的。要让我永远坐牢是办不到的。我向你保证。我会出去的，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有一天你从窗户向外看时，我将会出现在那儿。”
我凝视着她那坚毅的面容，颧骨利如剃刀，她的眼睛使我相信她的话。“我原来担心你会生我的气。”
她把我推出一臂远的距离看着我，双手抓着我的肩膀。“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我不太善于说谎。但我又不能说出真相。
她再次搂住了我。环拥着我的手臂使我多想永远留在那儿啊。我应该去抢劫银行，然后被判罪，那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不分离了。我想蜷坐在她的膝上，我想消失在她的身体中，我想变成她的一根眼睫毛，变成她大腿上的一根血管，或者她脖子上的一颗痣。
“这里可怕吗？他们伤害你吗？”
“没有我伤害他们那么厉害，”她说，虽然我所能看见的只是她的劳动布衣袖和依然晒得微黑的手臂，但我知道她在微笑。我必须推开一点距离才能看清楚她。是的，她在微笑，她那含蓄的微笑，嘴角上漾着小逗号形状的曲线。我摸了摸她的嘴唇。她吻着我的手指。
“他们分配我到办公室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宁愿去打扫厕所，也不愿打印他们那些令人作呕的官僚文件。喚，他们不太喜欢我。我在地勤组。我扫地，拔草，当然，只是在监狱之内。我被视为一个危险分子。可以想像。我不愿意去辅导他们的文盲，不愿意教写作课，也不愿开机器。我不侍候。”她把鼻子顶进我头发里，闻着我的气味。“你的头发有面包味。三叶草和肉豆蔻树。我只想记住你现在的这个样子，穿着这优郁但充满希望的粉红色裙子，那些伴娘在订婚舞会之夜穿的无带浅口皮鞋。毫无疑问，是你养母的吧。粉红色是老掉牙的颜色。”
我对她讲起斯塔尔和雷叔，其他孩子，泥土路摩托车，假紫荆，硬质树木，洼地里巨砾的颜色，山峰和老鹰。我告诉她关于罪孽病毒的事。我爱听她的笑声。
“你必须给我寄画，”她说，“你画画一直比写信好。我想不出你有什么其他原因不给我写信。”
我可以写信？“你从来没有写过。”
“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她说。接着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顿时没了生气，像面具似的，像高墙后面的那些女囚。“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我要直接给你写信。你写信给我，不要通过你的社会工作者。这是我的错。哦，我们会接受教训的。”活力复又回到她的眼睛里。“我们比他们聪明，我的小宝见。”
我不知道我的地址，但她把她的地址告诉了我，她让我一遍一遍地重复，以便让我记住。我的脑子抗拒着我母亲的地址。科罗纳一弗隆泰拉，加州女子监狱，W99235号，英格里德·马格努森。
“无论你去什么地方，都要给我写信。至少一星期一封。要不然就寄画，天知道，这个地方的视觉刺激使人希望看到一些其他东西。我特别想见见曾经当过无上装舞女的那个女人和厄尼叔叔，那个笨手笨脚的木匠。”
这话伤了我的感情。雷叔在我需要的时候总在我身旁，母亲甚至都不认识他。“他叫雷，他很和善。”
“噢，”她说，“你离雷叔远点，特别是如果他这么和善的话。”但是她在这儿，我在那里。我有了个朋友。她无法从我身边“我一天到晚都想你，”她说。“尤其在夜里。我想像着你在什么地方。当监狱沉寂下来人人入睡时，我想像着我能看见你。我试着和你联系。你有没有听见我在呼唤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出现在你的房间里？”她把我的一缕头发夹在手指间捋着，又把头发拉直在我胳膊上比试着，看它有多长了。头发长及我肘弯。
我感觉到她来过，是的。我听见过她的呼唤。阿斯特里德？你醒着吗？“深夜。你从来睡不着。”
她吻着我的头顶，头顶正中。“你也睡不着。来，再跟我讲讲你自己的事。我想知道你的一切。”
这是个奇怪的念头。以前她从来不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然而，千篇一律而又漫长的铁窗生活将她引回到我身边，使她想起自己还有个女儿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太阳正渐渐升起，地面上的雾气泛着微光宛若一盏纸灯笼。
6
下一个星期天，我睡到很晚才起床。我要是没有梦见我母亲就好了。那是一个甜美的梦。在法国阿尔市，我们在柏树森森的小路上散步，经过坟茔和野花。她从监狱里逃出来了——她在楼房前面推着一台刈草机，就这样逃走了。阿尔市浓荫如盖，阳光似蜜，还有罗马废墟和我们的小寄宿学校。倘若我不是渴望那美梦能成真的话，倘若不是渴望能看见阿尔的向日葵的话，那么，当男孩子们跑进洼地时我就已经起床了。
然而，我现在正坐在福特都灵车的前座上。卡罗莉在汽车后排座位上呻吟着，因为和几个朋友彻夜吸毒，到现在她还感到不太舒服。斯塔尔也发现她在睡觉。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埃米·格兰特的演唱，斯塔尔也跟着一起唱，她的头发拧成布里吉蒂·巴铎那种凌乱的法式麻花条，长长的耳环摇来晃去。她看起来好像是去酒吧间，而不是去耶稣真理会。
“我讨厌上教堂，”当我们跟着我义姊的母亲走进教堂时，卡罗莉咬着我的耳朵说。“没有安眠药可真受不了。”
教徒们集中在一幢混凝土大建筑物里，地上铺着油毛毡，一扇高大的窗户上装着毛玻璃，而不是彩色玻璃。前面赫然高耸着一个现代派的果木十字架，一个梳着蓬松发式的女人在弹风琴。我们在白色折叠椅上坐下，卡罗莉坐在我的左边，因愠怒和头痛而脸色阴沉，斯塔尔坐在靠走道的位子上，兴奋得容光焕发。她的裙子很短，短得我都能看见她连裤袜分叉处的深暗色部位。
风琴演奏声渐强，一个男人走向诵经台。他一身深色西装，系着领带，穿着锃亮的黑皮鞋，一副生意人模样。我还以为他会穿人们在毕业典礼上穿的那种长袍呢。他那短短的、偏分的褐色头发在彩色灯光下像赛聰玢一样闪闪发亮。斯塔尔这会儿坐得笔直，希望引起他的注意。
当他说话时，我惊讶地发现他有着某种发音缺陷。他吃掉1音，所以“alive”念出来就变成了“alyive”。“我们虽然因我们的罪孽而死去，但是我主让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在十字架旁，我们已经得救。我主拯救我们的生命……永生。”他抬起手，示意我们站起来。他还有两下子。他张弛有度控制得法，当他沉默不语时，那便是他卖关子的时候，大大的亮眼睛，小小的塌鼻子，薄得看不见双唇的嘴巴大张着，看上去像个提线木偶，说话时，仿佛他的整个头都在一张一合。“是的，我们能够复活，即使我们正在死于……罪孽病毒。”
卡罗莉动来动去，故意弄得椅子咯吱咯吱作响。斯塔尔挥挥手，用胳膊肘轻轻推推我，指着牧师，仿佛那儿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看似的。
托马斯牧师开始讲发生在60年代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故事。那是一个好心肠的男孩，他认为只要不伤害别人，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遇见一位古鲁①，古鲁教他从他自己身上寻找真理。”牧师打住话头，微笑不语，仿佛真理存在于自身这种说法荒唐可笑，是预示末日到来的红色闪电。“什么是真理，你们自己就是判官。”说完，他又笑起来。我渐渐看出来了，当他讲述他不赞成的事情时总要停顿下来微笑。他使我想起了这样一种人，他们把你的手放进门里，在微笑着和你说话的当儿猛地夹挤你的手指。
“哦，在他那个时代，有这种哲学理念的人决非他一个，”托马斯牧师接着说，他那纽扣般的眼睛闪闪发亮。“‘伙计，按你自己的意愿行事吧’便是当时的智慧。人有需要是件好事，因为你缺少它。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死亡。惟有你自己的享乐。”他说到“享乐”这个词儿时露出微笑，好像愉悦是丑陋之物，令人讨厌，他为因看重享乐而变得软弱的人感到遗憾。“假如有人说起责任和后果，他们便会遭到嘲笑。‘轻松点，老弟。别那么古板。’“就这样，那个小伙子不知不觉地染上了致命的病毒。病毒侵人了他的心脏，削弱了他的良心结构，降低了他的判断力。”托马斯牧师看上去的确欣喜得如痴如狂。“用不了多久，是与非之间好像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因此，那孩子到头来又怎能不成为曼森杀人集团的一员呢？这会儿，我已和卡罗莉一样低低地滑坐在椅子上，斯塔尔身上的香水味和牧师嘴里嘶嘶吐出的话语使我直泛恶心。
幸运的是，在狱中，小伙子得到了启示。他意识到他是肆虐的罪孽病毒的一部分，通过另一个狱友他发现了上帝和上帝鲜血中那赋予生命的血清。现在，他开始向其他狱友布道，在丧失希望的人们中间行善事。虽然他已经坐了25年牢，但他没有浪费生命。他有了生存的理由，他可以帮助别人，把福音带给那些始终只看到自己瞬间欲望的人们。他得到了拯救，成为新人，在上帝的恩泽下再生。
①印度教中传经授道的宗教大师，接受少年弟子到自己家中个别讲授教义教规，并在生活与身心健康方面给予指导。
我毫不困难地就可以想像出曼森杀人集团中这位少年犯在监狱里的情景，他顽固不化，他思维反常。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一道光照射下来，让他看见了自己的罪行造成的可怕现实。当他看见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恶棍，并且知道他已经白白毁了自己的生活时，我能想像得到他痛苦的程度。他本来想自杀的，差一点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就在那时，一线希望出现了，世界上也许另有一种活法，活着毕竟是有意义的。于是，他开始祈祷，圣灵便进入他心里。
现在，他不再像行尸走肉似的在圣昆廷打发着他的牢狱生活，冤冤相报，仇上积仇，而是变成了一个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变成了一个心中充满光明的人。我理解这一点。我相信。
“对这个蹂躏我们生命物质的致命流行病有个答案，”托马斯牧师侃侃而谈，抬起双臂，做出拥抱的姿势。“用于遏制人心之内传染病的一种强效疫苗。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所处的险境。我们必须接受认真的诊断，我们是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没有遵从上帝的安排才染上这种可怕的瘟疫的0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对神圣权力的责任，以及我们自身的脆弱性。”
突然，这几个月来我一直不愿去想的一个场面涌上了脑际。我打电话警告巴里然后又挂断的那一天。当我把电话听筒放回支座上时，我能感觉到它的分量。我的责任。我所受到的病毒感染。
“我们需要基督抗体去战胜我们灵魂里的传染病毒。那些选择侍奉自己而不侍奉天父的人将会尝到致命的后果。”
现在这不再是虚假的梦幻。托马斯牧师所说的是真话。我已经染上了病毒。我已经染上病毒很久了。我的双手沾有鲜血。我想起我美丽的母亲，坐在狭小的牢房里，她的生命完全停止了。她就像那个曼森杀人集团的少年犯。除了她自己，她不相信任何东西，什么超法律准则，什么道德观念。她认为她能够证明，一切，甚至谋杀案，都是合理的，就因为那正是她所需要的。她甚至没有用她伤害的是谁做借口。她没有道德心。我不待候。这是斯蒂芬·迪达勒斯在《艺术家的肖像》中说的话，但那指的是撒旦。那就是人的堕落。撒旦不会侍候。
一位老夫人从唱诗班合唱队中向前走出几步，开始唱赞美诗：“主为我流血，钉死十字架……”她真的能够用自己的心去唱。我却在哭，眼泪哗哗直淌。我们的心正在死去，我和我母亲的心。我们要是有上帝有基督，有大于我们自己的什么偶像去信仰，我们的伤口便会得以愈合。我们便仍然可以获得一次新生命。
7月，我受洗加入了基督真理会。是托马斯牧师为我施的洗礼，但这没有关系，尽管他是那么虚伪，他窥看斯塔尔的衣服里面，当她在他前面走上楼梯，他看着她时那眼睛色迷迷的。当他在教堂后面把我放倒在方形洗礼池中时，我闭上了眼睛，鼻子里充满了氯气。我希望圣灵走进我的内心，将我洗涤一净。我愿遵循上帝为我做的安排。我知道顺其自然就会找到自我。
洗礼之后，我们来到教堂炸鸡店庆祝。以前从来没有人为我开过派对。斯塔尔送我一本白色人造革封面《圣经》，里面有些段落用红笔画出以示重要。卡罗莉和几个男孩子合送我一只文具盒，一角绘着一只和平鸽，嘴里衔的一面旗帜上写着赞美我主。”但我知道那一定是斯塔尔挑选的。雷叔送给我一条坠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金十字架的项链，尽管他认为我接受洗礼是个傻瓜蛋。
“你不能真的相信那些废话，”他帮我扣上项链时贴在我耳朵上小声说D 我撩起头发让他扣上项链。“我必须有个信仰，”我说，声音很低。
他的手搁在我脖子上，温暖而沉重。他那张五官端正普普通通的脸，他那双忧郁的浅褐色眼睛。我意识到他想吻我。我的内心感受到了。当他见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脸红了，眼睛转向别处。
亲爱的阿斯特里德：
你疯了是不是？？你不应该1）受洗，2）称你自己为基督徒，3）用那种荒唐的明信片给我写信。你不许在信上落款“以基督的名再生”！上帝死了，你没有听见吗？他一百年前就死了，停止那种索然无味的活动，而决定去打高尔夫球。我一直教育你要有自尊心，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把这一切都交给了一张三维明信片上的耶稣？如果这事不是那样令人极其伤心的话，我准会大笑起来的。你竟敢叫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世主，叫我在羔羊的鲜血中洗涤我的灵魂。你休想试图拯救我。我没有什么好忏悔的。任何具有自尊心的女人都会这样。性本善与性本恶的问题将始终是哲学界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还有存在本身这个问题。我不是和你争论你的选择问题，只是想说说你那没头脑的做法。如果恶指的是自我激励，是以自我世界为中心，是按自己的意愿活着，那么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有独创思想的人，都是邪恶的。因为我们都敢于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嘴巴，看穿所谓的天父告诉我们的陈词滥调。敢于看就是从上帝那里盗火。这是人类的命运，是给我们人类加油的引擎。
为夏娃欢呼三声。
母字
我为了替她赎罪而祈祷。她杀人是因为有人羞辱了她，损坏了她作为纯洁武士瓦尔基丽①的自我形象。她的弱点暴露了，但那只不过是爱情。所以她为自己报了仇。这太容易辩解了，我写信告诉她。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所以你就去报仇。如果你真的很坚强的话，你本可以容忍那种羞辱。惟有耶稣能够使我们变得无比坚强去和罪恶的诱惑战斗。
她回了信，引用了弥尔顿《失乐园》中撒旦篇里的几行诗句：
如今虽失利，有何要紧？
尚未至全盘输尽：
我尚有不挠意志，深切仇心，
忿恨永难消，勇气终难冷。
雷叔照着《博比·费希尔棋术》那本书教我下国际象棋。他的国际象棋是在越南时自学的。“我在那儿时有很多时间没处打发，”他说，用手指摸着白卒的尖顶帽。这副棋是他在越南时自己刻的，国王刻得像越南人，象刻得像如来佛，马的脸是雕刻的，还有梳理好的鬃毛。我想像不出这得花费他几个月的时间，当炸弹在他周围爆炸时，他却握着瑞士军刀耐心地刻象棋子儿。
我喜欢国际象棋的规则，推论的冷静，以及耐心琢磨棋步的愉悦。在斯塔尔去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或别的什么会议，或去参加《圣经》学习的夜晚，我们多半都是下国际象棋，男孩子们则看电视。雷叔在他坐的椅子扶手上放上一个小烟斗，当等着我考虑走哪一步棋时便抽上一口。
①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为奥丁神服务的一队少女，被派赴战场选择有资格进人瓦尔哈拉殿堂的阵亡者。
那天晚上，男孩子们在看一个有关自然的节目。最小的欧文哑着大拇指，抱着一只饱鼓鼓的长颈鹿，而彼得则用手指抢着自己的一缕头发，捻啊捻啊不停手。戴维指着屏幕给他们讲解。“那个是斯莫基熊①他是头号公熊。”屏幕上的光反射在他眼镜上。
雷叔等着我走棋，他看着我的神态使我的心怒放得像一朵月光花——他看着我的脸，我的喉咙，还有我那在电视屏幕光线反射下变换着颜色的披肩发。在屏幕上，我看见了白雪，看见了成双成对觅食的狼，以及它们那怪异的黄眼睛。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张他正在洗印尚未显影的照片，我的影像在他的凝视下渐渐浮现出来。
“哦，不要，”当看见群狼扑到鹿身上，咬住鹿的喉咙把它拖倒在地时，欧文抓紧他那断了脖子的长颈鹿叫了起来。
“这是自然法则，”戴维说。
“噢，你瞧。”雷叔用拿在手里正要移动的黑象指着屏幕。“如果上帝救了那只鹿，他就会饿死那只狼。他为什么要喜欢一个人而冷落另一个人？”他对于我成为基督徒这事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好人的运气并不比其他人好。你可以是个他妈的什么圣徒，但你还不是也染上了瘟疫，或踩上了地雷。”
“至少你有什么比较崇高的东西可以依靠，”我说道，用手摸着脖子上的十字架，在项链上把它捋来捋去。“你便好像有了指南针和地图。”
“要是没有上帝呢？”
“你就只当有呗，反正是一回事。”
当我对着棋盘掛酌时，他拿起烟斗抽了一口，房间里充满了烟味。“对这事你母亲说什么？”他问道。
“她说：‘宁为鬼雄，不做神奴。’”
“这女人像我。”
我没有说她喊他厄尼大叔。透过纱门，听得见夏日的蟋蟀在低鸣。我把头发拂到肩后，把我的象移到王后的骑士3，威胁雷的骑士。我感觉到了他看着我的裸臂、肩膀和嘴唇的神情。知道我在他眼里很漂亮，使我感到很高兴。我以前从来没有漂亮过，我认为这没有违背我主。人人都需要感受到爱。
①指身穿营林员服装的熊漫画形象，作为防止森林火灾的象征。
我们听见斯塔尔的福特都灵车嘎吱嘎吱拐进了院子，轮胎轧着石子路面，她今儿回家比平常早。我非常失望。她外出时，雷会关注我，但当她回家时，我便又仅仅是家中的一个孩子而已。她究竟为什么这么早回家？她通常总要逗留到11点，和瘾君子一起喝咖啡，或者在教堂里和老夫人们讨论《马太福音》第20章第13节。
“他妈的。”正当纱门砰的一声打开时，雷叔赶紧把他的宝贝和小烟斗装进口袋，就在这同时，臭虫捕捉器逮到了一个大臭虫。
斯塔尔在门口停了一下，看看我们，男孩子们都坐在长沙发上，看电视人了迷。然后她自己也好像被这么早回家弄迷糊了。手中的钥匙掉在地上，她又捡了起来。雷叔望着她，她的乳房几乎要从挖空的衣领里钻出来似的。
然后她露出微笑，踢掉高跟鞋，坐到他的椅子扶手上，吻他。我看见她的舌头舔进他耳朵里。
“聚会取消了？”他问。
该我走棋了，但他没有注意。
她随意地靠在他肩膀上，奶子堆挤在他的颈脖处。“有时候听他们发牢骚真是令人讨厌死了。对别人评头论足。”她拿起我剩下的骑士。“我喜欢下棋，”她说。“你为什么从来不教我，亲爱的雷？”
“我教过你一次，”他喃喃地说道，嗓音温柔，当着我的面，转过头吻她的乳房。“你不记得了？你火气冲天，掀翻了棋盘。”他从她手里抽回骑士，放回棋盘上。国王5。
“那几天我喝醉了，”她说。
“白棋能一步将死吗？”他重复着博比·费希尔棋书中的话。
“一步？”她说着，用她的一缕头发搔得他的鼻子直痒痒。“这听起来不够激动人心。”
白棋骑士对国王的象6。我把精雕细刻的骑士走到位。
“将。”
但是他们在接吻，然后当男孩们看完电视后，她便打发他们去睡觉，自己领着雷叔进了她的卧室。
当我躺在印有野马和套索图案的睡袋里睡觉的时候，彻夜听见他们的床头板猛撞着墙壁，听见他们的笑声。我不知道亲生女儿们会不会妒忌自己的父亲母亲，看见自己的父亲吻着母亲，揉挤着母亲的乳房时，她们会不会感到恶心。我挤弄着自己在睡袋里悟得热乎乎的小乳房，想像着另一个人的手摸着它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想像着我也拥有斯塔尔那样的身体。她简直是个异种，细细的腰，滚圆如西柚的双乳，她的屁股也滚圆如西柚。我想像着脱掉衣服，让一个如雷叔一样的男人看着我，就像他看她的那个样子。
天哪，真热。我拉开睡袋拉链，躺到热乎乎的法兰绒睡袋面子上。
她甚至不加掩饰，她不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她总是穿最短的裙子，最紧的上衣。你可以看见她的牛仔裤深深地嵌进她的大腿根部。我希望也有人那样需要我，像雷叔抚摩她那样抚摩我，如巴里和我母亲。
我希望卡罗莉在家。她会编出有关床头板的滑稽议论，或开玩笑说雷叔发心脏病了——他快50岁了，看在基督的分上，他要是不暴死那就算他走运。他是在男子俱乐部遇到斯塔尔的，那时她还在做女招待，不用说，去那种地方的能有什么好人。但是，卡罗莉再也没有在家过过夜。斯塔尔刚道完晚安，卡罗莉就爬出窗户，跑到佳地里会她的朋友去了。她从来没有邀请我和她一起去。这很伤我的感情，但我并不是很喜欢她的朋友——笑声淫荡的女孩和剃着光头的男孩，粗俗不堪且尽吹牛皮。
我把双手伸到睡衣里面，用指尖触摸着身体，想着缺了手指的粗糙大手摸索着所有的私密之处。在复合板壁的另一侧，床头板撞得砰砰直响。
那年夏天，我母亲寄给我一份阅读书目，上面列了400本书，柯莱特、齐努瓦·阿契贝、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奈斯·尼恩①、D.H.劳伦斯、亨利·米勒。我想像着她躺在床上像数念珠一样背诵他们的名字，她的舌头在这些圆润如珠的名字上面滚动着。斯塔尔有时候带我们去图书馆。她坐在汽车里等着，限我们10分钟借书时间，要不然她就自己回去把我们扔在那儿。“我已经有了我惟一需要的一本书，小姐，”她说。
我和戴维像超市清扫工那样胡乱抓了几本书就走，而彼得和欧文却眼巴巴地围着专给孩子讲故事的图书馆爷爷不肯走。而雷在家时那就好多了——他会把我们放在图书馆，自己去喝上几杯啤酒，过一两个钟头再来接我们。那样小不点儿们便可以听图书馆爷爷讲故事，讲多久就听多久。
但是，现在雷在一个新建住宅小区找了份做细木工活的工作。我已习惯于他整天在家，所以就很想他。他自从辞去桑兰德那所中学手工课教师的工作以来，就始终没找到固定工作。当他在全校大会上不肯站起来效忠宣誓时，他和校长干了一场。“我在该死的越南打过仗，得过一枚他妈的紫心勋章，”他说。“那个蠢货干过些什么？去了他妈的山谷州立大学。好一个他妈的真英雄。”
新建住宅小区的业主住在马里兰州，他不在乎什么效忠宣誓。雷认识一个与承包商熟识的人。所以盛夏里我只得猫在活动房里看斯塔尔编织一条硕大的软毛毯，看上去像一道彩虹抛到上面似的。我看书，画画。
①阿奈斯·尼恩（1903—1977），美国法裔女小说家，所著小说全部采用心理分析手法写成。著作有《乱伦之屋》、《计谋之冬》、《爱情之家的间谍》等。
雷从杂货店里给我买了些儿童水彩画颜料，我便开始画水彩画。我不再说服我母亲接受基督。靠别人劝是没有用的，她一定得自己认识到才行。那是上帝的意志，像她书单上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的德米特里。
我没有给她写信，而是寄去了素描和水彩画：斯塔尔穿着短裤和高跟鞋，举着一根水管在浇天竺葵。雷坐在门廊上喝啤酒看日落。在温暖的夜晚男孩子们拿着手电筒在洼地里转悠，惊起了一只长角的猫头鹰。雷的国际象棋棋具。他对着棋盘思索的样子，拳头支着下巴。凉爽的清晨中的假紫荆树，一条响尾蛇直直地横躺在岩石上。
那个夏天我为每个人都画了些画，为彼得画了蜥蜴，为欧文画了骑白色长颈鹿和独角兽的儿童，为戴维画了猛禽，有栖在树上的，也有在空中飞翔的，都是照着杂志上图片画的：金色的老鹰，赤肩鹫，游隼，小猫头鹰。我为卡罗莉画了张半身像送给他的男朋友，还画了几张给斯塔尔，大部分是天使，基督涉水图什么的，还有摆着不同姿势的斯塔尔，穿着浴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招贴画女郎的风格。
雷叔只想要一张他的卡车的画。那是一辆老式福特车，鲜亮的蓝绿色，后视镜上垂着一个羽饰卷烟夹子，保险杠上的贴画写着：此财产受史密斯威生手枪保护。我画的卡车是在晴朗的早晨，背依着群山，用的色彩是蓝绿、橙红和淡蓝。
我以前从未见过圣安娜火山地区盛夏的情景。大火从山脊那边蔓延过来，烧毁了一英里外的山坡。这决不是中间隔着数英里混凝土，从远处地平线上冒起的烟雾。我们能看见大图琼加燃烧的大面积土地。我们把东西打好包放在雷叔的卡车和福特都灵车的行李舱里。飓风般的大风使劲地刮着，据报道，燃烧面积已达数平方英里，城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雷叔下班后开始在院子里擦枪，火灰细末落得到处都是。他递给我一支小手枪，巴雷特手枪。拿在手里像个玩具。“想打枪吗？”
“当然想，”我说。他从来没让男孩子碰过他的枪。斯塔尔过去甚至讨厌看到那些玩艺儿，但现在骚动还在继续，她便不再叫雷扔掉它们了。他拿起一罐防镑漆，在木板上喷涂了一个人像靶子，为了逗乐让人像扛了一台电视机。他把靶板靠在院子尽头一株夹竹桃上。“他把你的电视机抢走了，阿斯特里德。向他开枪。”
那支.22巴雷特小手枪真好玩。9颗子弹被我打掉了4颗。他用胶带将弹孔贴上，这样我便知道哪些是旧弹孔哪些是新弹孔。到最后我把所有的枪都试过了——步枪，短膛.38警用特种枪，史密斯威生手枪，甚至还有那支12毫米大口径气动猎枪。我最喜欢巴雷特小手枪，但是雷坚持说，史密斯威生打起来最过瘾，它具有“威慑力量”。他把枪放到我手里，教我怎样瞄准，怎样专心扣扳机。.38警用特种枪是四支枪中最难打准的。你必须双手持枪，手臂伸得笔直，不然它会弹回来撞在你自己脸上。
就像锤子和螺丝起子一样，每一支枪都有各自的用途。步枪用来打猎，巴雷特用于可能出现的棘手局面——在酒吧里，与前妻或前夫见面，赴约会，雷把这些场合称作近距离活动。猎枪用于护宅。“躲到我身后来，孩子们!”他会用老祖母的口气说道，我们便会跑到他身后，看他示范，用大号铅弹扫射着夹竹桃树。
.38警用枪呢？“使用.38警用枪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去打死你的男人。”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以色列女兵，身穿短裤，迎着热风，举起步枪瞄准，双手紧握.38警用特种枪。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在瞄准时他在看着我。我发现我不能全神贯注地瞄准靶子。他的目光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知道他在看我，便不能专心瞄准可乐罐上的字母C。
我想，这就是漂亮的魅力吧。我母亲的那种感觉。目光的牵引力把你从打IB的专注中拉回来。我立刻分心了，不仅是我的思想，我的瞄准，而且还有我站在满地尘土院子中的赤脚，我那变得更加结实的双腿，我戴着新胸罩的乳房，我晒得黑黑的长胳膊，我那在热风中拂动着白光的头发。他接受了我的沉默，但给予我的是完完全全的承认。我感到自己很漂亮，但也感到被打扰了。我不习惯于这样令人难以捉摸。
7
11月里，下午的天空湛蓝，阳光将砾石照得金黄。我满14岁了。斯塔尔为我举办了一个晚会，表示庆贺。她邀请了卡罗莉的男朋友，甚至还有负责我的那位社会工作者，那个长得像方块丁钩的男人。从拉尔夫商店买了一个蛋糕，上面的图案是一个跳草裙舞的姑娘，还用蓝色奶油写上了我的名字。他们齐声唱起《祝你生日快乐》。蛋糕上有一根捉弄人的蜡烛，怎么也吹不灭，因此我许的愿落空了。我的愿望是我的生活能够永远像这个样，是为我举行的一个晚会。
卡罗莉送给我一面与我的小包相配的镜子，欧文和彼得送给我一条撕暢，装在一个带把的罐子里。戴维送给我的是一张大纸板，上面用胶带粘着动物的粪便和与之相对应的动物足迹复制品，并仔细地做好了标志。斯塔尔的礼物是一件绿色弹力套衫，社会工作者则带给我一套莱茵石长条发夹。
最后一件礼物是雷叔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纸，看见一块木头，上面镶嵌着一朵雕刻而成的新艺术派月光花，就是我母亲处女作的封面图案。我屏住呼吸将它从一个木质珠宝盒里取出来。它散发着新木的芳香。我手指抚摸着月光花，脑海里想像着雷叔雕刻时的情景，那些弯弯的边角做得真是天衣无缝，根本摸不出木头上的接缝。他一定是在深夜里，在我熟睡的时候刻的。我不敢流露出我是多么地喜欢这个礼物。因此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谢谢。”但我希望他能看得出来。
下雨的时候，院子里泥泞不堪，河水暴涨，灌满了巨大的河床。往日里满眼乱石蓬草的干涸洼地变成了咖啡泡沫牛奶色又大又脏的激流。部分烧焦的山坡叹息着让开路。我从未想到会下这么多的雨。我们不断地把耀子坛子盒子等容器放到斯塔尔家漏雨的屋顶下接水，再把水倒到院子里。
干旱了7年才下了这场雨，以前被老天扣住的雨突然间倾盆而下。整个圣诞节期间雨始终下个不停，使我们窝在活动房里出不去，男孩子们玩汽车公路赛和拧断头的电子游戏，看国家地理电视台双片连放的龙卷风录像节目，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坐在门廊秋千上打发日子，凝视着大雨，听着雨点打在金属屋顶上的声音和雷鸣般冲下图琼加河的滚滚洪流，巨石翻滚，树木被连根冲走，像保龄球柱似的相互撞击着。所有的颜色都变成了一种浅褐灰色。
当尘世上没有了色彩，当我感到孤独时，我便想起了耶稣。耶錄懂得我的心思，耶解无所不知，即使我看不见他，或不能真正地感觉到他，他也能保护我不倒下，不被冲走。有时候我解读塔罗特牌，但它们总是相同的模样，宝剑，月亮，上绞架的人，燃烧的塔楼，塔顶倒塌，人们纷纷坠落下来。有时候雷在家时，他会拿出棋具来，我们下棋，他会很高兴，要不然我们就出门到他那个支着木工长発的工棚里，他会向我示范怎么做些小玩意儿，如鸟笼、画框等。有时候我们就在门廊上聊天，听着由于雨声而变得模糊的街战声，那是男孩们在玩双龙和战克胜电视游戏。雷倚靠在一根门柱上，我则躺在长躺椅上，一只脚使劲晃着椅子。
有一天，他从屋里出来，抽了一会儿烟斗，一只肩膀靠着门廊站得笔直，没有看我。他看上去心情忧郁，满脸愁容。
“你想过你爸爸吗？”他问道。
“我从没见过他，”我说道，稍稍点了点悬起的脚，让长躺椅继续晃动。“他离开时，或者说她离开他时，不管是谁离开谁，我才两岁。”
“她跟你说他的事吗？”
我父亲，那个黑色剪影，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外形，一个注满雨水的影子。“不管我什么时候问她，她总是说：‘你没有父亲。我就是你父亲。你是从我的脑门里賴出来的，像雅典娜那样。’”
他大笑起来，但神情优郁。“有个性。”
“有一回我找到了我的出生证。‘父亲：克劳斯·安德斯，无中间名字。出生地：丹麦哥本哈根。住在加州威尼斯海滩。’现在他应该是54岁。”雷的年龄没这么大。
惊雷滚滚，但云层太厚，看不见闪电。我在长躺椅上摇晃着，想着我父亲，克劳斯·安德斯，无中间名字，椅子在我身下咯吱咯吱直响。我发现过他的一张宝丽来快照，夹在我母亲写的《温沃德大街》那本书里。他们一起坐在一家海滨咖啡馆里，那儿还有另外一群人，看上去好像刚从海滩上进来——晒得黑黑的，头发长长的，脖子上挂着珠子项链，面前的桌子上满是啤酒瓶。克劳斯的一只胳膊搭在她的椅背上，一副主人似的淡漠神情。他们看上去好像坐在一片特别的阳光下，一轮美丽的光环环绕着他们。他们完全可以做兄妹。他一头蓬松的金发，两片性感的嘴唇，满脸笑容，眼角向上翘起。我母亲和我笑起来都不是那个样子。
关于他的情况，我只知道那张照片和出生证，那些以及我基因代码中的问号，我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我多半想的是他会觉得我怎么样了。”
我们看着外面的黑胡椒树，院子里稠如记忆的烂泥浆。雷转过身子，背部平靠在柱子上，双手抱在头顶。他的衬衫向上吊起，我可以看见他长满体毛的肚皮。“他也许在想你还是两岁。我就是这样想塞思的。当男孩们到河岸上去玩的时候，我想像着他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得不提醒自己，现在他长大了，早过了捉青蛙的年龄。”
克劳斯把我当做两岁。我的头发像白羽毛，我的尿布沾满了沙子。他从来没有想像过我已经长大了。我也许会从他身边擦肩而过，他也许会像雷那样看看我，但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就是他的亲生女儿。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将毛衣袖子拉过手背。
“你有没有想过给他打电话，去找他？”我问道。
雷摇摇头。“我敢肯定他恨死我了。我知道他母亲对他讲过我各种各样的坏话。”
“但我敢打赌他想你，”我说。“我想念克劳斯，虽然我甚至从未见过他。他也是一个艺术家。是个画家。我想他会为我感到骄傲的。”“他会的，”雷说。“也许哪一天你会见到他的。”
“我有时候也这样想。当我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他会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文章，知道我的成长过程。有时我看见金发中年男子时，真想大叫一声，克劳斯！看他会不会转过头来。”我慢慢地摇着，弄得长躺椅吱嘎作响。
我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她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长得像她，就好像他是她自己的孩子。但是，1972年在威尼斯海滩的那本橘黄色封皮、上面印有红色西藏图案的笔记本里记载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7月12日。今天下午在小世界偶尔遇见了克劳斯。我先看见他。一见到他，我异常激动，他那微垂的宽厚肩膀，头发上沾着颜料。那件旧得露出织纹的衬衫，仿佛已经古老得不再是一件衬衫而是代表着一种思想。我希望他发现我时也会那样，于是我转过身去，浏览起一本先觉者小册子。我知道在透过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我会是一副什么模样，我的头发像着了火，我的裙装几近透明。我等着他惊艳。
我看看雷，他正凝视着下个不停的雨——我知道她当时的感觉。我喜欢他抽烟，他的气味，他忧郁的淡褐色眼睛。我不能把他当做父亲，但至少我们可以像这样在门廊里聊天。他又点燃烟斗，吸了一口，咳嗽起来。
“你也许会失望的，”他说。“他也许是个怪人。大多数人都是怪人。”
我自己摇晃着，知道那不是真的。“你不是。”
“去问问我前妻。”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斯塔尔打开纱门说道，门又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了。她身穿一件自己织的毛衣，毛茸茸的像只小黄鸡。“这是谁都可以参加的聚会吗？““我要砸掉那该死的电视机，”雷平心静气地说道。
她拉过头顶上方蜘蛛吊兰的褐色藤蔓，摘掉枯黄的叶子，扔到门廊上，她的乳房几乎要从V字领口挤出来。“瞧你，在孩子面前抽烟。你始终制造坏影响。”但她是笑着说这话的，声音软软的，带着调情的口气。“帮我个忙好吗，亲爱的雷？我的香烟抽完了，你到商店去跑一趟给我买一条来好吗？”她对着他笑得满脸开花。
“我正好也要买些啤酒，”他说。“你想和我一起去吗，阿斯特里德？”
仿佛她的笑容无法再绽开，一下子弹回到脸中央，然后她又展开笑容。“你自己能去，是不是，大孩子？阿斯特里德得帮我个忙。”摘啊，扯啊，她把嫩蜘蛛叶和枯死的叶子一起拽了下来。
雷拿起外套，从门廊波纹钢屋顶上倾泻而下的瀑布状雨帘下一头冲了出去，边拉着外套遮住头。
“你我需要谈谈，小姐，”当雷关上车门发动引擎时，斯塔尔对我说。
我不情愿地跟她回到屋里，走进她的卧室。斯塔尔从来没和孩子们谈过话。她的房间里光线很暗，充斥着一股浓浓的成年人的肮脏气味，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气味。床铺没有整理。孩子的房间里不管住多少人，也从来没有过那种气味。我想打开一扇窗户。
她在被子没叠的床上坐下，伸手拿过本森一霍奇加长香烟盒，—看是空的，便把它扔了。“你在这儿过得很开心吧，是吗？”她说，两眼朝床边桌子的抽屉里看，手在里面乱摸。“像在自己家一样吧？过得舒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