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伸到我身体下面。他们把我抱上担架时，我周身疼痛难忍。尖叫。枪声。枪声。大胡子男人举起静脉注射袋。
“这样很好，”他说。“放松些。”
我凝视着戴维的眼睛，知道很难说谁更难过。他握着我的手，我也握着他的手，虽然止痛药正在使我渐渐失去知觉，但我还是使出最大的力气握紧他的手。“我的东西。”
“我们以后再拿。”社会工作者。她连衬衫纽扣都扣错了。戴维开始匆忙地收拾东西。我母亲的书，我的素描本，几张画，动物粪便招贴画。但是雷……“戴维，我的盒子。”
戴维阴沉着脸。他已看出了蛛丝马迹。我的脑子里渐渐出现了一片蓝绿色和鲜黄色，蒂法尼玻璃器皿闪烁的光泽。“求你了，”我小声说。
“现在就别顾那么多了，宝贝。你必须跟我们走。”
他抓起那个木头首饰盒，脸扭曲成他胳膊脱臼时的模样。当他们把我推上救护车时，他一直在我身旁，那个身穿黑衬衫的娃娃脸女人想让他走开，但他不理睬她。头顶上，一钩弯月像银杯似的照着。大胡子男人把我放进救护车后面时不停地和我说话。“放松些，你现在必须放松。你的东西都在这里。”然后，救护车后门关上了，戴维不见了。夜色吞噬了他，吞噬了他们大家。
9
她的手指在深蓝色锐边的藤壶①和贻贝①中间移动着。氖红色的海星像附在岩石上的跛脚戴利，四周环绕着成束刺人的海葵和多刺的紫色海胆。她的手指触到海胆的硬毛，我望着毫无生气的植物刺蠕动着，变得活泼起来，向我母亲伸出手，想感觉她的形体和意图。她想让我也触摸它，但是我害怕。我惊奇地看见白色的肌肉和紫色的刺在犹如太空般宽阔的空隙间进行交流，那简直是6英寸深水中的一个奇迹。她像触摸海胆那样触摸我，触摸我的脸颊，我的手臂，我也伸手去触摸她。
天空碧蓝。③我们在穆吉尔斯岛，即女人岛上。我是个小女孩，穿着褪了色的裙子，晒得黑黑的，打着赤脚，头发如蒲公英绒毛一般白。街道用碎贝壳铺成，每天早晨我们和墨西哥女人一起站在玉米饼店前排队。这是你女儿？她太美了，④她们说，你女儿太美了，还抚摸我的头发。我母亲的皮肤像涂料一样剥落，她的眼睛比天空还要蓝，碧蓝的天空⑤。
在一个外墙呈粉红和橘黄色的大饭店里，一个留着黑胡子的男人身上散发着揉碎的花香味。出租车，音乐，我母亲穿着一件低胸露肩绣花连衣裙出去了。但那时他已经走了。我们搬到了女人岛。
①蔓足亚纲海产甲壳动物，有几千种，成体一般都有石灰质壳板。有些寄生在鲸、海龟、蟹等身上，典型的藤壶都头朝下黏附于岩石、船体或水草上，通过可伸出壳外的蔓足捕食微小的食物颗粒。藤壶雌雄同体，成熟的卵可以自由游泳，然后再通过触角分泌的黏着物固定于某一物体表面。
②双壳纲贻贝科（海水产）和珠蚌（淡水产）软体动物的统称。海水产贻贝的壳为楔形，由足丝附于岩石上或者嵌入泥沙或水中;淡水产贻贝栖息于池、湖、溪流中或者嵌人泥土或石缝中。贻贝是珍珠、珠母的重要来源，壳可以制作纽扣。
③④⑤原文是西班牙语。
我母亲在那儿等待什么，我不知道她在等待什么。我们每天买玉米饼，提着网线袋走回白色的平房，经过装着格栅窗户的小房子和像框架一样敞开着的门。屋里墙上挂着照片，手拿扇子的老祖母，有时候还有书籍。我们在海滩上露天餐馆吃蒜泥大虾。几个渔民捕到一条植头双髻鲨鱼，把它拽到海滩上。那条鲨鱼有两条小渔船那么大，于是大家都跑到海滩上来看，站在它那宽如我身高的巨头旁边摆姿势留影。鲨鱼那一本正经咧着的大嘴中露出很多牙齿。当我母亲把我留在海滩上，自己到碧蓝的柔波里游泳时，我感到害怕。要是鲨鱼来了，海水变红了，骨头漂过来怎么办？
无论何时我醒来，总是看见杜冷丁。戴口罩的医生，双手柔软的护士。鲜花。他们的微笑像花蜜。静脉注射，其他孩子，电视屏幕上的调料、热奶蛋花酒，气球，陌生人。就给我们说说吧，就说说吧。党卫军。便衣。我该如何开始描述斯塔尔呢，她穿着皱巴巴的睡衣，用.38手枪朝我房间里开枪。我宁愿想想墨西哥。在墨西哥，人们饱经风霜的脸柔软如肥皂。我房间里这些嗡嗡的噪声就像我们在女人岛上居住的那幢平房里的蚊子。
在一个月圆之夜，不知是什么使她心血来潮，我们仅带着护照和藏在她衣服下腰带里的钱就离开了。我在渡船上呕吐不已。我们睡在一个新的海滩上，在女人岛南面很远的地方。第二天，她和一个名叫埃杜阿多的小伙子在屋顶上跳舞。这是他的旅馆，所有的窗户都洞开着，我能看得见暗礁，海面像一个透镜。顶楼尚未完工，棕榈树下系着吊床，我们可以在那儿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在卡门海滩过得很开心，和埃杜阿多一起乘他的黑色沃拉里汽车满城兜风，感到非常富有，尽管城里只有两条马路和一个卖米琼坎冰淇淋的货摊。火山顶上覆盖着白雪的彩色照片。游船一星期两次停靠卡门海滩，5层楼高的船体像一个浮在海上的婚宴蛋糕。我母亲坐在飘着烧烤油烟味的咖啡馆里解读塔罗特纸牌。我看着那个男人用大砍刀削下一片片肉放到玉米饼上。我们在那儿吃得很好。_晚上，埃杜阿多和下榻在他旅馆里的客人们一起弹吉他唱吉普赛歌，我则像一只缩进皮革般翅膀中的蝙蝠一样在吊床上摇荡。夜晚的空中蝙蝠乱飞。那些水果，我母亲说，是芒果和番木瓜。我全身起满了金钱癣仙人圈。混凝土诊所里的医生给我开了药。我们永远不能回家了吗？我问母亲。我们没有家，她告诉我。我就是你的家。
她穿着泳装，臀部围着台布，打着赤脚的样子非常漂亮。我母亲爱我。即便是现在，我仿佛都能感到自己在那吊床上摇荡，我母亲和埃杜阿多在跳舞。你就是我的家。
但是天气变了，埃杜阿多暂时关闭了旅馆，返回他双亲居住的墨西哥城。他说要是我们愿意的话可以继续住下去。情景凄凉可怕。我们关上百叶窗，开始刮风了，温柔的大海涨潮吞没了海滩，冲倒了麝香兰。现在没有游人了。我们吃罐头食品，油炸豆子，炼乳。猫涌进旅馆，又瘦又野，或者只是暂时遭遗弃。我母亲让它们全住进来了，天空变成了一块淡黄色的伤疤。
下雨时，雨斜着打过来，透过百叶窗和门下面渗进屋里。猫藏在阴影里。当我们坐在桌子前，我母亲借着煤油灯光写作时，我们偶然会感到猫的身体或尾巴从我们腿旁擦过。猫饥肠辘辘，但我们吃饭时，我母亲不理睬它们，任其喵喵直叫唤。
最后，我母亲锁上旅馆，几个学生把我们带到墨西哥湾的普罗格雷索。从得克萨斯州开来的船散发着鱼腥臭味。船长给了我一粒药丸，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加尔维斯顿某人家的长沙发上。
“我们抓住她了，”穿白袜子的便衣警察说。“她想去看那孩子时被我们抓住的。她说是来看她妹妹。你明明知道是她开枪打了你r为什么要编造窃贼的故事？她根本不是你母亲。”
如果我是斯塔尔，可能我也会开枪打人。如果雷说他不再爱我了，我可能也会像我母亲那样把夹竹桃汁涂在球形门把手上。我的思维难以集中。穿着睡衣的斯塔尔，穿着蓝裙子的我母亲。把湿毛巾敷在我额头上的巴里。为什么他们似乎都是一个样？为什么他们就像夏日里留在汽车里的蜡笔一样融化在一起？惟一轮廓清楚的人是戴维。这个警察真令人头疼。我需要更多的杜冷丁。
我母亲来信了。一个与我年龄相仿、满头蓬松的棕色头发、涂着淡绿色眼影的女孩子——医院里的志愿护理者——为我念信，但是，她那无关痛痒的亮嗓门把我母亲的文字念得太滑稽了，于是我便打断了她。
亲爱的阿斯特里德：
他们说不知道你能否活到明天早晨。我在囹圄之中彻夜难眠不停踱步。一个牧师刚刚来过，我对他说，他要是再来烦我，我就把他的心挖出来。阿斯特里德，我是多么地爱你。我无法承受这个事实。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以外，没有别人，你难道不知道吗？请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论是光明还是黑暗，你一定要努力活下去。求你了，请别离去。
这一段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像斯塔尔读《圣经》那样品味着每一个字。我不知不觉睡着了，听见那些话在我的头脑里回响。母亲，你是我的家。我没有家只有你。
弗洛伊德！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索尔蒂版，芝加哥交响乐团。想想看，我几乎失去了你！我为你而活，想到你活着便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我真希望现在就能搂着你，我想抚摸你，拥抱你，感觉你的心跳。我正在为你写一首诗，我把它定名为《致阿斯特里德，她一定会活下去》。
在监狱里，消息像长了翅膀，我从未与之说过话的那些女人纷纷询问你的状况。我觉得与她们每个人都很亲近。我甚至可以满怀感激地跪下来亲吻污浊的泥土。我会争取赢得他们的同情心，让你来探望一次，但我对这儿有多少同情不抱幻想。
关于生活，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会为了它让你活着而去赞美它，还是会为了它允许世上其他的一切存在下去而诅咒它？你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①吗？人质对自己没有被当场杀死而心存感激，开始站到劫持者一边。我们不要去感激某个假设的上帝。相反，我们应该休息并为新的战役积蓄力量。虽然我知道，那是志愿做护士助手的小姑娘，是最重要的，但如果你是个好姑娘的话，那也许相当于一滴吗啡滴液。坚强些。
母字
但她从来没有说过，我告诉过你的吧。
一个魔术师来慰问我们，他那漂亮的双手，他那流畅而利落的手势使我着迷。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看。它们比他变的戏法更好看。他在空中变出一束纸花，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把花献给我，我认为爱情就是那样，从空中变出来，美丽但难以捉摸。就像雷，用手指像捏软蜡似的塑造我。
①指人质对劫持者讨好、合作、宽容或者为其开脱的种种表现。
雷。我尽量不去想他，当我被他的情妇击中躺在卧室地上流血时，他是出于什么原因逃之夭夭的。我知道当救护车来到时他为什么不在场。我想到戴维时的感觉是，我为了雷而毁了他的生活。雷不能正视现实。他本来就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事情都是我惹出来的，什么原因也没有，都是我自己的欲望使然。从我们第一次相互抚摩开始，雷好像就知道要出事。每次他看着我时，他的眼神都在恳求我不要打扰他。我希望能够见到他，就一次，告诉他我并不责怪他。
有时醒来，我觉得他肯定会来，乔装打扮一番，那样我们又能在一起了。假使我瞥见一个陌生的实习生，一个不熟悉的护理员，或者一个在儿童病房里寻找病人床位的探视者，我会肯定那就是他。我没有责怪他们任何人。我早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母亲和巴里之间发生那种事情之后，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惟一的无辜者是戴维。起初，我还疑惑斯塔尔为什么要把他丢下。也许她认为那样更容易逃跑吧。也可能是她当时惊慌失措彻底把他给忘了。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戴维是自己要留下来的。他不肯逃跑，不忍让我一个人躺在卧室地上流血死去。他拒绝离开。他放弃了他母亲，使我活着等到救护车来。了解戴维的为人，这就不足为奇了。我心中又充满了羞愧和后悔。当他第一天见到我时，当时小男孩们坐在门廊上，他决不会知道我将是毁了他生活的那个人，就像斯塔尔在客厅里毁了他的模型那样。我一步一步从上面踏过跑去见雷。
我母亲把她写的诗《致阿斯特里德，她一定会活下去》寄给了我，其中有几行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所有的恐惧，警告过后
毕竟
女人的错误不同于女孩的错误
它们是用火焰镌刻在石头上
它们是性格而不是错误……
这比“我告诉过你的吧”还要糟糕。我不愿意相信它。我仍然是个小女孩，我才14岁。我仍然能够得到拯救，不是吗？救赎。我可以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我会走下去，不会再犯罪。当理疗师个瘦削、和气、漂亮的小伙子——和我调情时，我一脸怒容。在走廊上来回走一趟要花费我半天时间。他们让我从注射杜冷丁改为口服普克顿。
如果我有地方可去的话，两星期之后我就可以出院了，但事实上，在我能够架着拐杖走路和拆除绷带之前，我只好依靠县里的救济金康复。后来，他们给我安排去一个新的家庭。我带着30天剂量的普克顿、我母亲的信和书、木头首饰盒，以及一个失去了家的男孩的动物粪便招贴画，被打发走了。
10
范努斯的空气比桑兰德一图琼加闷人。那是一个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宽，满是购物商店和林阴大道的带形城镇，枝叶茂盛的胡椒树和50英尺高的枫香树高耸在大片低洼的居住区。在我看见街上的一座房子之前，一切似乎都充满了希望。我在心中暗暗祈祷，耶稣，千万不要是那座院子里铺着沥青、四周围着钢丝网眼栅栏的碧绿色房子。
社会工作者把车停在那房子前。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房屋的颜色犹如30年前明信片上热带咸水湖的颜色，高庚画中梅毒般的噩梦。所有其他房子都坐落在落叶树之间的空地里，光秃秃的奇丑无比。
气泡玻璃门也是碧绿色，我的养母是个身材魁梧、面部表情僵硬的金发女人，她身后跟着一个满脸惊恐蹒跚学步的小孩。一个小男孩在他母亲身后对我伸伸舌头。她看了一眼我的拐杖，眯缝起一对小眼睛。“你没说过她是瘸子。”
社会工作者耸耸她窄窄的双肩。我庆幸自己服了普克顿，情绪很好，否则我也许会哭出来。
玛维尔·特劳克领我们穿过起居室来到我的新房间。一台硕大的电视机占据着起居室的主要位置，电视里正在播出一档脱口秀节目，女主持人在警告一个身材高大刺着文身的大胡子男人。我的房间是洗衣间改建的，挂着藏青色和绿色条子相间的窗帘，滚移式折叠床上铺着一个开伞索床罩。那小男孩拉拉她过大的衬衫，大声嚎哭起来，就像用锯子奏出的音乐。
回到电视室里，社会工作者把带来的各种文件资料摊放在咖啡桌上，准备将我的生活细节一一告诉这位面部表情僵硬的女人，而她则用叫女孩做事的口气，让我带贾斯廷到后院去玩。
铺着沥青的后院暑气袭人，地上到处乱扔着许多玩具，足够一个幼儿园的孩子玩耍。我看见一只猫在沙盒里埋什么东西，然后跑开了。我没去管它。贾斯廷骑着他那辆大轮牌三轮脚踏车嗷嗷叫着在院子里兜圈子，每骑一两圈就要撞到游戏房上。我倒希望他能改变主意，安静下来做几个泥饼。
过了一会儿，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家伙也出来了，一个长着一对大大的透明蓝眼睛的金发小女孩。她不知道我是多么害怕碧绿色，不知道我一想到她母亲在看我的卷宗就想吐。我要是能待在医院里，不断地注射杜冷丁就好了。那小孩朝沙盒走过去。我不想多管闲事，但发现自己站了起来，用一个勺子把猫屎铲出来，甩到栅栏外面。
埃德和玛维尔·特劳克家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家。我们吃鸡用手抓，舔吸着手指上的酱汁，就好像刀叉还没发明似的。埃德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话语不多，浅棕色的头发已几乎脱光。他在家庭用品维修站的油漆部工作。因此，当我得知他们的碧绿油漆是以成本价买来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人人都说个不停，谁也没在听。我想起了雷，斯塔尔，还有我最后一次看见戴维时的情景。砾石和绿色的假紫荆树，赤肩鹫。石头的优美形状，泛滥的河水，万籁俱寂。我的渴望和刺痛着我心的强烈羞辱感在我脑海里交替出现。14岁，我已经毁灭了某种我再也无法修复的东西。我罪有应得。
我瘸着腿拄着拐杖从一个教室到另一个教室，在麦迪逊中学读完了九年级。我骨折的臀部在愈合，但它是愈合得最慢的部位。我的肩膀已经能够活动了，甚至连断了肋骨的胸部在我每次伸腰或弯腰时也不再痛得那么厉害。但是，臀部好得很慢。我上课总是迟到。我的日子在服用普克顿产生的昏昏沉沉中一天天过去。铃声，课桌，一步一拖地赶着去上下一节课。老师的嘴张开了，唾沫星子乱飞，讲得太快，根本听不懂。我喜欢院子里一群群学生那变换的颜色，但我分不清谁是谁。他们还太小，没有受过伤害，对自己充满信心。对他们来说，伤痛只是一个他们听说过的国家，也许在电视上看见过，但他们的护照上还未盖过这个国家的戳子。我在哪儿能找到一个将我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相连的地方呢？
不久，我便明白了我在这座碧绿色房子里的角色：照看孩子的人，刷尿壶的人，洗衣女工，美容师。我最害怕的是最后这个角色。玛维尔会像岩石下的一只蟾蜍一样坐在卫生间里，像贾斯廷叫她那样不停地喊我。我回忆着木琴管弦乐队的演奏，涨潮时水洼里的那些生物，甚至看着那藏青色和绿色相间的窗帘，注意着那些条子是如何飘逸和分开构成窗帘的图案。我想那图案一定具有某种意义，但是，她总是不断地喊我。
“阿斯特里德！该死的，那女孩上哪儿去了？”
假装没听见是徒劳的，她会一个劲地喊下去，直到我走过去，我装做瘸得很厉害，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女仆。
我走进卫生间，见她脸红红的，双手放在她肥大的屁股上。“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从来不答话，只是打开水龙头，试试水温。
“不要太烫，”她提醒我。“我的头皮很敏感。”
我确保水温在我摸来稍稍凉一些，因为我一直在服用的普克顿使我对温度不敏感。她在小地毯上跪下，将头伸到水龙头底下，让我给她洗头，她的头发因灰尘和定型剂而变得硬硬的。她的发根需要修饰。她买了一种在包装盒上看起来像淡淡的黄油色的染发剂，但用在她的头发上更像儿童的复活节篮子衬里的一条条黄玻璃纸。
我给她用了一种味似变质脂肪的护发剂，冲洗干净，让她坐在她从厨房里拖来的方凳上。我用报纸盖在洗脸池上，开始给她梳头。就像是在梳理缠绕一团的意大利面条。只要使劲一拉，就全都会拉出来似的。我从下面开始慢慢往上梳，想着我从前常常在晚上为我母亲梳头。我母亲的头发亮如玻璃。
玛维尔讲个不停，讲她的朋友，讲她玫琳凯专卖店的顾客，讲一个女人在奥普拉①身上看到的东西——并不是玛维尔看过奥普拉的节目，她只看过萨莉·杰西的节目，因为奥普拉是一个胖胖的黑人，连给玛维尔擦地板都不够格，尽管她一个季度就赚了1000万，等等等等。我装作她讲的是匈牙利语，我连一个字也听不懂，只顾戴上手套，将两个瓶子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在那小小的无窗的卫生间里，氨水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但玛维尔不允许我开门。她不想让埃德知道她染了发。
①奥普拉，温弗雷·.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黑人女性，近年主持一个推荐图书的节目，凡被她看中推荐的书便会突然畅销起来。
我将她的头发一缕缕分开，把漂白剂抹到发根上，定好时间。如果我让混合剂在她头上停留时间太长，就会在她头皮上烧出一个个大大的疤，她的头发就会全部脱落。我心想那也许会很有趣，但我知道有的收养孩子的家庭比特劳克家更坏。至少玛维尔不喝酒，埃德不迷人，几乎不注意我。在这儿我不会造成多大伤害。
“这对你是很好的练习，”当我们在等待着再过5分钟就将颜色抹到她发根上的时候，玛维尔说道。“你可以去上美容学校。对女人来说，那是一种很好的谋生方法。”
她，玛维尔·特劳克，为我制定了宏伟的计划。关心着我的幸福。我宁可喝漂白剂。我将染料冲洗掉，像一块石头一样弯腰俯在她上方。她翻开一本美发杂志上的一页给我看，那是一张像电路图般复杂的发型图。一种称作“大都市”的发型。两侧的头发朝头顶上梳，脑后的头发做成拳曲的发髻，就像《与约翰·多尔相见》剧中芭芭拉·斯丹威克做的那种发型。我想起了迈克尔，他要是见了这种发型定会激动得发抖。他羡慕斯丹威克。我不知道那部苏格兰剧的演出情况如何。不知道他是否想过我。那种发型你恐怕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迈克尔。
我在将一缕缕头发绕在卷发器上的时候，那粉红色黏糊糊的定型剂使闷热的卫生间里本已难闻的气味变得更加剧烈了。我都快要晕过去了。我一卷好她的头发，就用一块围巾包住那些粉红色的卷发器，最后她终于让我打开了卫生间门。我仿佛感到有一个小时没有呼吸了。玛维尔走出卫生间，来到家庭娱乐室。“埃磨？”我听见她在叫。
电视依然开着，但埃德已经溜出去上风流骑士酒吧了，他在那儿喝着啤酒，看付费电视里播放的游戏。
“他这个该死的，”她并无恶意地说了一句。她将电视调到一个有关中年姐妹的节目，拿着一筒冰淇淋坐到沙发上。
亲爱的阿斯特里德：
别对我说你多么恨你的新寄养家庭。如果他们不打你，你就应该感到幸运。孤独是人类的生存状况。为它培土浇水吧。它潜入你心中，给你的灵魂以生长的空间。永远也不要期望会成熟得不需要孤独。永远也不要希望能够找到理解你的人，能够填补那个空间的人。聪明敏感的人是个例外，一个了不起的例外。如果你希望能够找到理解你的人，你将会因失望而变得非常危险。你所能做到的就是理解你自己，弄清楚你需要什么，而不要让凡夫俗子挡住你的路。
母字
直到我的药用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最糟糕的事还在后头呢。我愚蠢地将剂量加大了一倍，现在我困在了一个荒无人烟四处撒满碎玻璃的海滩上。在我那小小的门廊改建的房间里空调冷气太足，使我患了感冒。我脑子里所想到的全是我是多么地孤独。孤独感始终萦绕着我。我想到了死。在医院里时，一个男孩告诉过我，死的最好方法是在血流里灌进气泡。他得了骨癌，偷了一个注射器藏在一本阿尔奇连环漫画册里。他说如果病情恶化的话，他就往血液里注射一点空气，几秒种一切就结束了。要不是收到了我母亲的来信，我也会想出些什么念头来。我反复地读着母亲的来信，到最后它们都变得软软的，折叠处都断开了。
我无法入睡时，就来到后院里，蟋蟀在唱着二重唱，沥青暖暖的，像是躺在我赤脚下的一只动物。花坛里的白色碎砾石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按规则间距插在砾石中的白色塑料大丽花将毫无生气的花坛间隔成一个个小格子。我曾经画过一幅这座包围在沥青中、四周镶着白色砾石的房子的画，并把它寄给我母亲，她给我寄来一首有关幼年阿喀琉斯的诗，他母亲将他浸泡在冥河中使其得到永生。那首诗并未能使我的心情好起来。
我坐在红杉木野餐桌上，听着透过隔壁屋子紧闭的百叶窗传出来的音乐。那些百叶窗始终是闭着的，但是，一首萨克斯管爵士乐从木质百叶板缝里传了出来，令人感动的音乐。我用手指抚摸着我母亲那把旧刀黑黝黝的碳钢刀刃，想像着切开了自己的手腕。人们说，如果在浴缸里割手腕的话，甚至连一点感觉都没有。要不是为了我母亲，我会毫不犹豫的。但是，天平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除了我母亲的信以外，其余的一切都倾斜到一边，而我母亲的信犹如她抚摸着我的头发，向我道一声晚安那样无足轻重。
我玩着手中的小刀，张开手放在刀刃上，将刀尖划过我的手指，像玩钉图游戏一样。一、二、三，钉住！一、二、三，钉住！我希望它将我刺穿。
亲爱的阿斯特里德：
我知道你在学会忍受什么。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只要确信一切都不是徒劳的就行。你要做笔记。记住一切，受的每一个侮辱，流的每一滴眼泪。深深地刻在你的脑子里。在生活中，记住苦难是很重要的。我告诉过你，人们都是在迫不得巳的情况下才成为艺术家的。
母字
不服用普克顿了，我开始明白母亲们为什么要抛弃她们的孩子，把他们丢在超市和游乐场里。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号啕大哭声，那些纠缠不休的小要求，那些没完没了的监视。我告诉玛维尔我有很多作业和报告要写，因此放学后我就在图书馆里埋头阅读我母亲在来信中给我开的书单上的书，与我坐在同一张桌上的还有专心读报的老人和将少年杂志藏在历史书中的天主教学校的女孩。
我什么都读——柯莱特的小说，弗朗索瓦丝·萨冈的书，阿奈斯·尼恩的《爱情之家的间谍》、《年轻艺术家画像》。我读了《月亮和六便士》，读高庚，读迈克尔推荐的契诃夫短篇小说。图书馆里没有米勒的书，但有克鲁亚克的小说。我读了《洛丽塔》，但那男主人公一点儿也不像雷。我穿行于书架间，两手抚摸着书脊，它们使我想起了一次美妙的晚会上那些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有知识的，或者说固执己见的客人。
有一天，历险书书架上的一个书名跳人了我的眼帘。我拿起书来到桌旁，翻开那软软的象牙白的书页，全然无视那些身穿白衬衫和格子裙的女孩们投过来的阴郁的目光，立刻沉浸其中，犹如在旱季跳入了游泳池。
那本书的书名叫《生存的艺术》。
每一种宗教都需要有自己的圣经，我找到了我的圣经，终于找到了。我花18个小时读完了它，然后又从头开始读。我学会了当我的白色远洋轮沉没后如何在大海上生存几个星期。船舶失事后，你应该抓鱼，挤出它们的汁来喝。在帆船上漂流时，你应该用帆布接雨水。但是如果船帆很脏，书中指出，甲板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盐，那么，不管你接的是什么水都是没用的。你必须保持甲板清洁，把船帆冲洗干净，你得做好准备。
我审视了一下自己的生活，清楚地看到，我在这幢碧绿房子里不能生存。我在让船帆积满盐层。我必须停止玩钉图游戏，集中精力做好防雨的准备，做好获救的准备。我决定每天散步，不再装瘸，甩掉拐杖。我要重新振作起来。
我坐在放学回家的汽车上，其他孩子尖厉的笑声刺得我脑袋都痛，我脑子里在回想着如何在海难中存活的方法。用任何能够弯曲的金属做成鱼钩，用衣服上的线搓成鱼线，用小块鱼肉或同船死亡乘客的肉，有必要时甚至用你自己身上的一块肉做成鱼饵钩在鱼钩上。我强迫自己想像着拿起口粮听，将锋利的毛边刺进大腿。我痛得要命，几乎失去了知觉，但我知道我必须完成任务，昏过去是无济于事的，伤口会疫愈的，然后我还得再这样做。因此我继续下去，直到我那暖暖的手背沾满血，手里握着黄黄的鱼饵。把鱼馆钩到用口粮听锋利的碎片做成的鱼钩，系在我用手搓成的鱼线上甩进大海。
恐慌是最糟糕的。一旦恐慌，你就看不见希望了。随后而来的便是绝望。一个日本人在一艘小船里漂流了4天，结果他产生恐慌，就自缢身亡了。他死后20分钟人们就找到了他。苏州的一个船员在被人发现之前，在一只救生筏上漂流了116天。你永远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救援人员会到来。
如果说我的生活落到了这一步——羞愧，长时间乘坐汽车，充满柴油臭味的空气，在麦迪逊中学尽量不挨打，贾斯廷的毛衣，凯特林身上的红癍疹——那么，人们经历过比这糟糕得多的生活，也都活下来了。绝望是最要命的。我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要将希望牢牢地握在手心，就像在北极的漫漫长夜里握住最后一根火柴点燃的火焰那样。
当我无法入睡时，我就来到后院里坐在野餐桌上，听着邻居家传出来的音乐，想像着我母亲在她的牢房里也和我一样睡不着。如果我的飞机坠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或巴西的帕拉，我会希望她在我身边吗？我们会步履艰难地穿越一百英里长、道路崎岖的红树森林，那儿满是水蛭，就像电影《非洲皇后》中那样，也许甚至会被土著人的长矛刺穿了身体。我母亲不会惊慌，她不会拔出长矛，便不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去。我知道她会正确对待，让蛆虫在伤口进食，把伤口清洗干净，过五天或一个星期，将长矛拔出来。她甚至会就此写一首诗。
但是，我也会看见她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判断上的失误。我想像着我们乘坐着一只救生筏在大洋航线外漂泊了十天，挤着鱼汁，清晨用海绵吸着干净甲板上的每一滴水，突然她发现海水并非不能饮用。我看见她在鲨鱼群里游泳。
“阿斯特里德，来帮帮我，”玛维尔叫道。我坐在后门的台阶上看着孩子，她从厨房里出来，扭头看了一眼我手中书里的图片，那是五个抹黑了脸的法国士兵准备在白天穿越埃及的卡扎盆地。“还在看那本书啊？你应该考虑一下去参军，你喜欢那种事。他们对士兵照顾得很好。现在他们也招女兵了，你也许能适应。你工作很努力，你不爱说话。来，帮我把这些食品拿出来。”
我和她一道卸下一听听汤料，一瓶瓶汽水，还有奶酪，家庭装猪排，我一生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食品。军队，我心中在想。她^·我是多么不了解！我感谢她的关心，现在我相信她是真心希望我能够在一个舒心的地方生活，有一份像样的薪水。但我宁愿独自生活在沙漠里，像一名老勘探者那样。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水源。在人群中还如此孤独有什么意义。假如你是独自一人的话，你感到孤独至少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或更好的办法是，我想，在碗橱里塞满盒装可可饮料和刺尾鱼，在森林里盖个小木屋，冬天雪花飞扬，四周群山环抱，要长途步行走进来。我自己砍柴，养几只狗，也许再养一匹马，储存大量的食物，在那儿住上许多年。我会养一头奶牛，在园子里种菜，生长季节会很短，但我会种足够的粮食蔬菜以便活下去。
我母亲讨厌乡村，恨不能马上离开。当母亲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城市生活还不错，空闲的星期四下午我们去市中心参观博物馆，星期天去听音乐会，还有诗歌朗诵会，她的朋友们表演，画画，或用熟石膏塑她们的阴部。但是，现在还有什么意义。自从她被逮捕以后，我从来没去过博物馆。就在不久前的一个上午，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洛杉肌县美术馆正在举办乔治亚·奥基夫画展，我问玛维尔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噢，对不起，格雷斯公主，”玛维尔说。“还有什么？去听歌剧？去给凯特林换尿布吧，我要去小便了。”
我给汽车公司打了个电话，他们说去那儿要三个小时，回来要三个小时。我恍然大悟，我离我生活开始的地方已是多么遥远。
在沙漠里，如果的健康出了问题，你必须加快工作。在莫哈维沙漠里，阴凉处的温度也会高达140华氏度。一个小时就可能会流淌两品脱半汗水。人们因口渴而发狂。你跳着唱着，最后抱住了一棵树形仙人掌，还以为是什么别的东西呢。情人，母亲，基督。然后你便跑开，流血死去。要想在沙漠里活下去，一天得喝一夸脱水。节约喝水毫无意义——那些电影全都是谎言。少喝水就是慢性自杀。
我拿着一大盒一次性尿布和手纸走回卫生间时，脑子里在考虑着那事，想着那意味着什么。希望是一回事，但目前你必须照顾好自己，否则你就不能生存下去。你用毂盖接晨露，喝散热器蒸发出来的水，将自己埋在沙子里一直埋到脖根。然后，天黑时再出发，顺原路返回。头顶上，满天繁星。你需要一支手电筒，一个指南针，你必须注意观察过你来时的路线。
戴维对这一切非常熟悉。我突然意识到他也能活下去。
白日越来越长。在延长了的黄昏里，我开始吃晚饭，脑子里想着沙漠，想像着我自己用沙子埋到了脖颈，这时，我突然听见邻居家那辆考威特车突突地拐上了她家的车道。我抬起头来正好看见她，一个穿着白色亚麻布套装，引人注目的黑女人。我只在她取杂志、穿绸戴珠离开家时见过她几次。她从不和我们或居民区的任何人说话。
玛维尔也听到了汽车声，停下手中正在为凯特林冲的奶瓶，越过我的肩头向外看去。“那个烂婊子。以为自己是温莎公爵夫人呢。令我恶心想吐。”我们看着这位邻居从她那辆香槟酒色的赛车里拖出两小包在营养食品店买的食物。
“妈咪，果汁，”婴儿带着哭腔喊道，用手拽着玛维尔的T恤衫。
玛维尔一把将衣服从婴儿的手里拽出来。“你永远也不要让我逮住看见你和她说话，”她对我说。“天哪，我还记得过去这里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居民区。现在这儿住上了黑人，妓女，亚洲佬，奇卡诺人，院子里还养着鸡。再下去还会怎样呢？”
玛维尔告诉了我这一切，我感到很不安，好像我在同情她，好像我们是住在这个山谷里的某个雅利安人秘密社团。“我来调一些果汁，”我说。我甚至连站在她旁边都不愿意。
我一边调果汁，一边看着那位邻居，见她停下来从门廊上拿起几本杂志放进食品袋里。她脚穿白色露跟鞋，鞋尖是黑的，看上去就像鹿蹄。
然后，她便消失在那座紧闭的房子里。我见她消失了，感到有点难过，但也很高兴她像热柏油一样从玛维尔的谈话中消失了，从她嘴里流出来的又热又臭的热柏油。我不知道那个穿亚麻布套裙的女人是否认为我们都和玛维尔一样，认为我也是那样。想到她也许那样认为，我不由得心中一缩。
玛维尔抓过果汁倒进瓶子里，递给凯特林，她接过瓶子摇摇晃晃地走了，手里抓着她那上面印着“关岛”两字的特制天鹅绒枕头。“开着那辆车兜风，”玛维尔嘟哝道。“在体面人面前招摇过市。好像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得到那辆车似的。靠躺在床上得来的呗。”
那辆车像男人大腿的两侧闪闪发亮，柔软，结实，线条清晰。我想躺到车盖上，我想我也许可以走过去躺到上面。我的目光移过汽车棚，定在她走进屋的那扇门上，真希望我没有事情要做，可以整个傍晚站在那里，看她是否还会再出来。
洗好碗碟，把孩子们弄上床睡觉后，我从边门溜出去，站在她家的蓝花楹树旁，树上紫色的花儿垂过栅栏，悬在玛维尔家沥青地上方，芳香弥漫在温暖的黑夜里。音乐从屋里缓缓飘了出来，有人在唱歌，起先我以为她喝醉了，但后来意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有自己发音吐字的方法，像含着樱桃巧克力一样在嘴里把玩着歌词。
我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站着并伴着音乐摇摆有多久，那女人的嗓音犹如一支小号。
如此风雅的女人就住在我们隔壁，这似乎不可能，而我们屋里只有一台50英寸的电视机。我想悄悄地爬到她窗下，透过宽板条百叶窗缝向里窥视，看看她在做什么。但我没有那胆量。我从地上拾起一把蓝花楹花紧紧地贴在脸上。
第二天下午4点钟，我下了汽车后，冒着酷热踏上了回家的一英里路程。我不再需要拐杖，但是走过一个个长长的街区仍使我的臀部感到疼痛，我又变得一瘸一拐的。步履艰难地走上我们那个街区时，我感到很难过，身上穿的在犹太妇女委员会互助商店买的衣服擦得我皮肤生疼，那件白衬衫怎么洗也不软，那件自制的裙子粗糙不堪。
在隔壁房子门前的阴影下，我们风雅的邻居正在剪尼罗百合花，那花的颜色和蓝花楹花一样。她赤着脚，穿着便装，她脚和手掌的淡红色与她焦褐色的皮肤对比鲜明。它们看上去像是一种装饰，好像她来的那个地方的妇女都将手和脚在淡红色粉液里浸泡过似的。她脸上没有笑容。她正在阳光斑驳的树阴下全神贯注地剪枝，剪去一支迷迭香，又剪去一支留兰香。一朵落下的蓝花楹花沾在她的黑发上，她的头发向上随意地梳成一个法式发髻。我喜欢她头上那朵凋落的花。
我感到很笨拙，为自己的跛瘸和丑陋的衣服而羞愧。我希望她别看见我，希望她在我走到家门口前别抬起头来。但是，当我走到钢丝网眼栅栏和沥青地上，她还没有朝我这个方向看一眼时，我又感到很失望。我真希望她能看见我，那样我就可以告诉她，我和他们不一样。和我说说话。抬起头来，我心里在想。
但她没有抬起头来，只是停下修剪，拾起一支香雪球花闻了闻花蜜。我从心里切下一小条，将它挂在自制的钩子上，在她面前摇晃着。
“我喜欢你的院子，”我大声说道。
她抬起头来，露出惊讶的神色，仿佛她知道我在那儿，但没想到我会和她说话。她长着一对大大的杏眼，根汁汽水的颜色。她的左脸颊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细细的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她拂开垂到脸上的一缕波浪形头发，给了我一个转瞬即逝的微笑。随后，她又继续修剪百合花。“最好不要让她看见你和我说话。她会在我的草坪上烧个十字的。”
“你没有草坪啊，”我说。
她微笑了一下，但没有再看我。
“我叫阿斯特里德，”我说。
“快进屋去吧，”她说。“阿斯特里德。”
11
她的名字叫奥利维亚·约翰斯通。放在她家门垫上的那些杂志和目录簿上就写着这个名字。她拿起《孔代·纳斯特旅游指南》和法国的《时尚》杂志，像电话簿一样厚。现在，我把孩子带到前院来照看，以免错过看见她戴着杰姬牌圆形太阳镜出门、购物归来、修剪花木的任何机会。希望我们的目光能够再次相遇。她几乎每天都有包裹，那位英俊的联邦邮政局邮递员在她的门道上久久不愿离去。我心中疑惑他是否爱上了她，他那穿在联邦邮政局棕色短裤里的腿犹如两根树干。
晚上，透过厨房窗户，我开始注意她的来访者。都是男人。一个黑人，他那白色的翻边袖口衬着他黑色的皮肤十分鲜亮，金色的袖口链扣闪闪发亮。他开着一辆黑色的宝马车，七点半来，总是在半夜时离开。一个留着拉斯特式发型、身穿伯肯斯道克斯服的年轻人是开着一辆保时捷车来的。有时候，我早上起床后，他还在那儿。一个身材高大秀顶的白人男子，穿着条子衬衫和大翻领双排纽扣的西装。他开一辆庞大的梅塞德斯车，有一个星期每天都来。
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从闪闪发亮的车里匆匆下来的样子，他们激动的神情。我不知道是她的什么使他们如此步履急切。我不知道她最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我想她一定对男人很了解，她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一座闪亮的灯塔。
我从来都认为玛维尔对事物的看法是不对的，更不用说她对奥利维亚·约翰斯通的看法。我活着就是为了看到她，看她倒垃圾，或在做早餐时看她在晨曦中下车。那就是我的甲板上足以使我再活一天的露水。
我捡起她剪下的迷迭香枝插在我口袋里。当我知道她不在家时，我翻看她的垃圾，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我摸她摸过的东西。我发现了一个伦敦肯特商店出售的用龟壳做的宽齿梳，跟新的一样，只是断了一根齿，还有一个肥皂盒，是海棠花艾茯苓牌。她喝麦尔斯牌朗姆酒，用大瓶装的超纯橄榄油。她有一个男朋友抽雪茄。我发现了一只极其柔软的长筒丝袜，有袜带的，褐灰色，已经抽丝了，还有一个玛格里夫香水空瓶子，商标的白底上有一道道的黑线。它散发着沙沙作响的黑色蝉翼纱衣的气味，斑斑点点的兰花草的气味，还有雨后布洛涅树林的气味，母亲和我曾数小时地在那儿散步。能和奥利维亚·约翰斯通分享巴黎的气氛，我感到非常激动。我把香水瓶放到抽屉里，让它熏香我的衣服。
后来，有一天，奥利维亚的报纸和杂志躺在门阶上，没人动过。那辆考威特车静静地停在黄褐色帆布覃下，上面星星点点地落着蓝花楹花，那些花儿仿佛提醒人们已经失去的一切。单单看见那辆考威特就使我真希望我还有一些普克顿。我只好服用玛维尔药盒里剩下的一些可待因止咳糖浆。我坐在开伞索床罩上用奥利维亚的梳子梳头时，那黏稠腻味的糖浆味道在口中还久久不散。我对她追求完美感到敬畏。一个女人会将手工制作的龟壳梳子随意扔掉，只因那梳子少了一根齿。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是为了钱而和男人做爱？那会是什么样子？妓女。婊子。它们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词语。我母亲会讨厌这种想法，但这是事实。一些让人作出判断的词语。妻子从丈夫那里得到钱，但没人会说什么。要是奥利维亚的男朋友给她钱呢？那又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