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祖母，李·克鲁格
序曲
赫斯特街的女人
1969瓦里娅
瓦里娅十三岁了。她又长高了七厘米，两腿间也有了一簇黑色茸毛。她的胸已经长到巴掌大，乳头像是粉红色的十分硬币。瓦里娅的长发垂到腰际，是种深浅适中的棕色，不像她弟弟丹尼尔的黑发和另一个弟弟西蒙的黄色卷发，也不像她妹妹克拉拉那样头发闪烁着青铜色。早晨，她把头发编成两束法式发辫；她喜欢头发拂过腰际的感觉，如同马尾。她小巧的鼻子跟任何人的都不一样，至少她自认为如此。到二十岁的时候，鼻子就会长成它最终的形状，呈现出鹰钩鼻的威严，就像妈妈那样。但现在还没到时候。
他们四个一起在附近的街区跑进跑出：年纪最大的瓦里娅，十一岁的丹尼尔，九岁的克拉拉，还有七岁的西蒙。丹尼尔总跑在最前边，把他们从克林顿街带到德兰西街，再左转进入福塞斯街。他们绕着萨拉·D.罗斯福公园散步，始终走在树荫底下。到了晚上，公园就会变得不安全，但这个星期二早晨，公园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群年轻人，脸朝下睡在草坪上，还没从周末的抗议活动中恢复过来。
他们走到赫斯特街的时候安静下来。在这儿得路过戈尔德裁缝铺，也就是父亲索尔开的店，不过父亲不太可能看见他们——他工作的时候太投入了，好像他缝的不是裤边，而是编织成宇宙的布料。在这个闷热的七月天里，他们来到赫斯特街寻找一件危险又捉摸不定的东西，而父亲仍有可能对这充满魔力的一天构成威胁。
西蒙尽管年纪最小，动作却最快。他穿着丹尼尔的一条旧牛仔短裤，当年丹尼尔也这么大的时候穿着正合适，可如今它却在西蒙瘦瘦的腰上晃荡。他一只手里拿着一个中式布料的抽绳包，包里的纸钞沙沙作响，硬币相碰如同奏乐。
“那地方在哪儿啊？”他问。
“我觉得就在这儿。”丹尼尔说。
他们抬头看着那幢老旧的建筑，看着曲折向上的防火梯和五楼那几扇黑洞洞的长方形窗子，据说他们要见的人就住在里边。
“我们怎么进去？”瓦里娅问。
这栋楼和他们住的公寓楼很像，只不过这一栋不是棕色而是奶油色，不是七层而是五层。
“大概得按铃吧，”丹尼尔说，“按五楼的门铃。”
“对，”克拉拉说，“问题是要按哪一户的铃？”
丹尼尔从裤兜里拽出一张皱巴巴的收据条。他再抬起头的时候，脸都涨红了：“我也不确定。”
“丹尼尔！”瓦里娅靠在楼的外墙上，一只手在自己脸前扇风。这时候差不多有三十二度，她的发际线因为出汗痒了起来，裙子紧贴在大腿上。
丹尼尔说：“等一下，让我想想。”
西蒙直接在柏油路上坐下了，抽绳包像只水母垂在他两腿间。克拉拉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太妃糖。她还没来得及剥开，楼门就开了，一个年轻人走出来。他戴着一副紫色的眼镜，身上的佩斯利涡纹衬衫没系扣子。
年轻人朝戈尔德家的孩子们点了一下头：“你们要进去吗？”
“对，”丹尼尔说，“我们是想进去。”他脚步匆忙地往里走，其他人都跟上来。门关上之前，丹尼尔还感谢了那个戴着紫色眼镜的人。这主意是他想出来的，他是个胆子大却不算称职的领头人。
上个星期，丹尼尔去施穆卡·伯恩斯坦餐馆买符合犹太食制的中餐，他是想买个热蛋挞，就算是在炎夏他也爱吃这个。结果他排队的时候听见两个男孩在聊天。队伍很长，电风扇以最高速呼呼地转着，丹尼尔不得不往前靠才能听清那两个男孩在说什么。他们在聊那个女人，她住在赫斯特街某栋楼的顶楼。
丹尼尔走回克林顿街72号的时候，心跳有点乱。克拉拉和西蒙在卧室的地板上玩蛇梯棋，瓦里娅在她的上铺看书。黑白花纹的小猫卓娅趴在阳光照着的一小块地方。
丹尼尔给大伙讲了他的计划。
“我不太懂，”瓦里娅把一只脏兮兮的脚翘向天花板，“那个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说了嘛，”丹尼尔非常亢奋，也很不耐烦，“她有异能。”
“什么异能？”克拉拉一边挪动她的棋子一边问。刚入夏的这段时间，她一直在自学胡迪尼[1]的橡皮筋纸牌戏法，可是没多大进展。
丹尼尔说：“我听说她会占卜。她能告诉你以后的命运——不论好坏。还有别的。”他双手撑住门框，探身进去。“她能预言你的死期。”
克拉拉抬起了头。
瓦里娅说：“这也太荒唐了。没人能预言这个。”
丹尼尔问：“要是真有人能做到呢？”
“那我也不想听。”
“为什么啊？”
瓦里娅放下书，直起身子，双腿悬在上铺的一侧：“要是听到坏消息呢？要是她说你等不到成年就会死掉呢？”
“那也是知道了好啊，”丹尼尔说，“那样就能提前做好准备了。”
屋子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接着西蒙大笑起来，他瘦小的身体笑得发抖。丹尼尔的脸涨红了。
“我没开玩笑，”丹尼尔说，“我要去找那个女人。我可不想待在公寓里再等一天，绝对不等了。到底有没有人和我一起去？”
假如不是恰逢盛夏，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他们已经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一个半月，前边还有一个半月在等着。他们的公寓里没有空调，在那一年——1969年，在那个夏天，似乎除他们以外的每个人都遇到了一些事情。人们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喝得烂醉，唱《弹球奇才》[2]，看《午夜牛郎》[3]，戈尔德家的孩子们却被禁止接触这类东西。石墙酒吧发生了暴动，人们把路边的停车计时器连根拔起，撞开门，砸碎窗子和自动唱机。有的人死于爆炸物，死状可怖，有的被五百五十连发的枪打中，那些人的脸以惊人的速度被实时传送到戈尔德家厨房的电视机上。“他们在活见鬼的月亮上走！”丹尼尔说。他已经开始说脏话了，但只有离妈妈比较远的时候才说。詹姆斯·厄尔·雷[4]和索罕·索罕[5]都得到了审判，而戈尔德家的孩子们要么在抓石子，要么在投飞镖，要么从炉子后边的一条烟管里营救小猫卓娅——它总爱往那儿跑。
但是还有别的东西为这趟朝圣之旅营造气氛：这个夏天他们还是兄弟姐妹，再往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明年，瓦里娅要和她的朋友阿维娃一起去卡茲奇山。丹尼尔则要加入附近男孩子们的小团体，不会再和克拉拉、西蒙混在一起。只不过在1969年，他们还是个整体，紧密得好像永远不会分开。
克拉拉说：“我跟你去。”
西蒙说：“我也去。”
“我们怎么预约？”瓦里娅问。她已经十三岁，十分清楚没什么东西是免费的。“那个女人要价多少？”
丹尼尔皱起眉：“我会打听到的。”
整件事自此开始：作为一个秘密、一项挑战、一条逃生梯，帮他们从喋喋不休的妈妈身边逃开，她一会儿叫他们晾衣服，一会儿叫他们从火炉烟囱里把猫弄出来，就是不让他们在卧室里闲下来。戈尔德家的孩子们四处打听。唐人街魔术店的店主听说过赫斯特街的女人。他告诉克拉拉，那个女人是个流浪者，在全国各地游荡，做她那些事。克拉拉正要离开，店主竖起一根手指，进了后边的通道，然后带回一本巨大的、四方的厚书，叫《占卜之书》。封面上有十二只圆睁的眼睛，被一串符文环绕着。克拉拉付了六十五美分，把这本书抱回了家。
克林顿街72号的其他居民里，也有人听说过这个女人。布卢门施泰因夫人告诉西蒙，她五十多岁的时候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见过那个女人。布卢门施泰因夫人把自己养的雪纳瑞犬放到门前的台阶上，西蒙正坐在那儿，雪纳瑞犬立刻制造出一个弹丸大的粪球，布卢门施泰因夫人也不管。
“她看了我的手相，说我会长寿。”布卢门施泰因夫人身体前倾以示强调。西蒙屏住了呼吸：布卢门施泰因夫人的口气很重，仿佛呼出的还是九十年前她以婴儿之身吸进去的那些空气。“你也知道，亲爱的，她说对了。”
住六楼的一家印度教徒管那个女人叫“rishika”，意思是先知。瓦里娅用箔纸包了一片妈妈做的犹太式烤饼，带给她在PS 42小学的同学鲁比·辛格，鲁比请她吃了一份辣味黄油鸡。太阳落山的时候，她们两个坐在防火梯上一起吃东西，赤裸的双腿在金属格栅底下晃荡。
鲁比非常了解那个女人。她说：“两年前，我十一岁的时候，祖母生病了。第一个医生说是心脏的问题，告诉我们最多还能活三个月。但第二个医生说她可以恢复过来。他觉得我祖母能活两年。”
防火梯下边，一辆出租车在利文顿街上呼啸而过。鲁比扭过头，眯着眼睛去看东河，那条河因为淤泥和污水呈现出棕绿色。
“印度教徒总是死在家里，”她说，“要被家人围着。我爸在印度的亲戚都想过来，但我们要怎么说呢？再等两年？然后爸爸就听说了那位先知的事。他去见了先知，她给了我爸一个日期——祖母去世的日期。我们把祖母的床放在起居室，让她面朝东方。我们点起了灯，轮流守夜，祈祷、唱圣歌。我爸的兄弟们从昌迪加尔[6]飞过来。我和表兄妹们坐在地上，有二十个人，可能还不止。祖母是五月十六日去世的，那就是先知说的日子，我们都因为宽慰而哭泣。”
“你们不生气吗？”
“为什么要生气？”
“那个女人并没有救你的祖母，”瓦里娅说，“也没有让你祖母好转。”
“但是先知给了我们道别的机会。我们永远都没法报答她。”鲁比吃完最后一口犹太式烤饼，把箔纸对折起来。“不管怎么说，她也没法让祖母好转。先知能预见未来之事，但不能阻止这些事发生。她又不是神。”
“她现在在哪儿？”瓦里娅问，“丹尼尔听说她住在赫斯特街的一栋楼里，但不知道具体在哪。”
“我也不知道。她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为了她自己的安全。”
从辛格家的公寓里传出一声尖锐的撞击声，紧接着有人用北印度语喊了句什么。
鲁比站住了，从她的裙子上拍掉食物碎屑。
“为了她自己的安全是什么意思？”瓦里娅一边问，一边也跟着站住了。
“总有人在找她那样的女人，”鲁比说，“谁知道她都能预言什么啊。”
“小鲁比！”鲁比的妈妈在喊她。
“我得走了。”鲁比从窗户跳进去，把窗子关上了，瓦里娅独自走防火梯下到了四层。
关于那个女人的事已经流传了这么久，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说过她，瓦里娅感到很诧异。她在卡茨餐厅的收银台对工作人员提及先知的时候，那几个胳膊上有数字文身的家伙面露恐惧地盯着她。
其中一个人说：“孩子，你跟那种东西搅在一起干什么啊？”
他的声音很尖锐，好像瓦里娅对他说了什么侮辱性的话一样。她有点慌张，带着三明治离开了，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到最后，还是丹尼尔最开始偷听的那几个男孩给了他先知的地址。周末，他在威廉斯堡大桥的人行道上又看见那些孩子，他们正靠着栏杆抽大麻。他们都比丹尼尔大，可能已经十四岁了，丹尼尔鼓起勇气把自己偷听的事告诉他们，然后问他们还知不知道别的东西。
几个男孩倒是没当回事。他们爽快地把传闻中那个女人的公寓楼地址给了丹尼尔，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预约。他们告诉丹尼尔，人们都说去找她的时候得带点礼物。有些人认为是现金，有些人说那个女人的钱已经够花了，得带一点有创意的东西过去。有个男孩从路边捡了一只血淋淋的松鼠，用打了结的塑料袋装着带过去。瓦里娅说没人想要那玩意儿，占卜的人也不例外。他们最后就把各自的零花钱都收集到一起，放进抽绳包里，希望这钱够用。
瓦里娅趁克拉拉不在家的时候，从她床底下拿了《占卜之书》，爬回自己床上。她趴着念那些词：脏卜术（用献祭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蜡卜术（用蜡融化的形状来占卜），棍卜术（用棍子占卜）。天气凉爽的时候，风从窗外吹进来，拂动她贴在床边墙上的族谱和旧照片。她从这些老旧的纸片里回溯隐秘的踪迹：基因的作用一会儿显现一会儿又消失，丹尼尔继承了祖父列夫瘦长的双腿，爸爸索尔却没有。
祖父列夫是在1905年的血腥屠杀[7]之后，随父亲坐蒸汽船来到纽约的。列夫的父亲是个布商，母亲死于那场屠杀。他们在埃利斯岛上做了体检，一边用英文接受质询，一边盯着自由女神像的拳头，而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刚刚跨越的大洋。列夫的父亲给人修缝纫机，列夫在一家德裔犹太人开的服装厂里干活儿，厂主允许他在安息日放假。列夫先是成了经理助理，接着又当上经理。到1930年，他在赫斯特街的一间临街公寓开了自己的店铺——戈尔德裁缝铺。
瓦里娅的名字随祖母，当年她给列夫当簿记员，一直干到退休。瓦里娅对母亲那边的长辈所知不多，只知道外婆叫克拉拉，是1913年从匈牙利过来的，妹妹克拉拉的名字就随了她。妈妈刚六岁外婆就去世了，后来妈妈也很少提起她。
克拉拉和瓦里娅曾经偷偷溜进妈妈的卧室，寻找外公外婆的蛛丝马迹。他们敏锐地嗅到了外公外婆身上的神秘气息，发现了阴谋和丑闻的迹象，紧接着他们又偷偷打开妈妈放贴身衣物的柜子，在最顶层的抽屉里找到一个小木盒。木盒表面涂着漆，还有金质的合页。盒子里是一摞泛黄的照片，上边有个小个子的俏皮女人，一头黑色短发，眼皮厚重松弛。她在第一张照片里穿着带裙边的紧身连衣裤，侧臀翘向一边，还把一根手杖举过头顶。在另一张照片里，她骑着马，向后仰着，露出上腹。还有克拉拉和瓦里娅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她用牙咬着一根绳子，悬在半空中。
他们能从两件东西上看出这个女人就是他们的外婆。第一件是张皱巴巴的旧照片，上边布满油乎乎的指印，这个女人正和一个高个子男人、一个小孩子站在一起。瓦里娅和克拉拉立刻看出那个孩子就是她们的妈妈，哪怕她只有这么小。她正用胖胖的小手抓着父母的手，脸上是种现在也常有的慌张表情。
克拉拉宣布这个木盒和里边的东西都归她所有。
“归我了，”她说，“我继承了外婆的名字嘛。再说妈妈从来不看这些东西。”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并不是这样。克拉拉偷偷把漆盒带回卧室、塞到她床铺底下以后，第二天早晨，从爸妈的房间传来一声大叫，紧接着就听见妈妈在怒气冲冲地质问，爸爸在含混地否认。过了一会儿，妈妈冲进女孩子们的卧室。
“谁拿了盒子？谁啊？”她大吼。
她鼻孔大张着，宽大的臀部挡住了走廊里照过来的光线。克拉拉吓得浑身燥热，都快哭了。接着爸爸去上班了，妈妈大步走进厨房，克拉拉偷偷溜进父母的房间，把盒子放回了原处。但是等整个公寓里没有别人的时候，瓦里娅知道克拉拉又去看了那堆照片和上边的小个子女人。克拉拉被那个女人的强烈个性和魅力吸引，发誓要配得上自己从她那儿继承来的名字。
“别到处乱看了，”丹尼尔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都正常点！”
戈尔德家的孩子们急匆匆爬上楼梯。墙壁上刷的米色油漆已经剥落，门厅很暗。当他们到五楼的时候，丹尼尔停下了脚步。
“你觉得我们现在要怎么办？”瓦里娅低声问。每次丹尼尔被难住时，她就很高兴。
丹尼尔说：“我们等一会儿。等随便谁出来。”
但是瓦里娅不想等。她神经紧绷，心里充满了突如其来的恐惧，于是独自沿着走廊往前走。
她以为魔法是可以看出来的，但这层楼的房门看起来完全一样，都有磨损的黄铜把手和门牌号。54号的“4”已经滑落下来。当瓦里娅朝那扇门走过去时，她听见了电视或者收音机的声音：在放一场棒球比赛。她觉得先知不会关注棒球，于是往后退了一步。
她的兄弟姐妹们分散开了。丹尼尔双手插在衣兜里，站在楼梯间附近，盯着那些房门。西蒙跟着瓦里娅走到54号房间这里，踮起脚尖，用食指把“4”推回原位。克拉拉刚才还在相反的方向溜达，现在已经过来和他们站在一起了。克拉拉身上飘着布雷克黄金配方洗发水的香味，这是她用好几个星期的零花钱买回来的。家里其他人都用普莱尔，这个牌子的洗发香波装在塑料管里，像牙膏一样，挤出来的膏状物和海藻一个颜色。瓦里娅永远不会把这么多钱花在洗发水上，她表面上嘲笑克拉拉，实际却很羡慕，因为克拉拉闻起来有股迷迭香和橘子的味道。现在克拉拉开始抬手敲门。
“你在干什么？”丹尼尔压低声音说，“什么人都有可能。也可能是——”
“谁啊？”
从门后边传出来的声音很低沉，而且有些暴躁。
“我们来找‘那个女人’。”克拉拉试着答道。
一片寂静。瓦里娅屏住了呼吸。门上有一个窥视孔，比橡皮还小。
在门的另一侧，有人清了一下嗓子。
那个声音说：“一次进来一个。”
瓦里娅碰上了丹尼尔的目光。他们原本没打算分开。但还没来得及讲条件，门闩就开了，克拉拉走了进去——她到底在想什么？
没人确切地知道克拉拉在里边待了多久。瓦里娅觉得过了好几个小时。她抱着膝盖靠墙坐着，满脑子都是那些童话：偷孩子的女巫，吃孩子的女巫。她的胃因为惊恐而翻腾不止，直到房门打开。
瓦里娅跳起来，但丹尼尔动作更快。根本看不到公寓里边的情形，但瓦里娅听到了音乐——是个墨西哥流浪乐队吗？她还听到了锅和炉子碰撞的叮咣声。
丹尼尔进去之前，看着瓦里娅和西蒙说：“别担心。”
但是他们确实很担心。
丹尼尔一进去，西蒙就问：“克拉拉呢？她怎么不出来？”
瓦里娅说：“她还在里边。”其实她也想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进去的时候克拉拉和丹尼尔也会在里边。他们可能只是……在等我们吧。”
西蒙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他金色的卷发上都是汗。因为瓦里娅是几个孩子里最大的，西蒙又是最小的，所以她觉得自己应该保护他，但西蒙对她来说始终是个谜。好像只有克拉拉能理解西蒙。他比其他人更沉默寡言。晚餐时，他经常皱眉坐着，双眼呆滞。但他的行动像兔子一样迅速敏捷。有时候，瓦里娅和他一起去犹太会堂，会发现自己像是孤身一人走在路上。她知道西蒙只不过是跑在前边或者落在后边，但每次都会感觉他已经消失不见了。
门再次打开，还是只开了一寸，瓦里娅把一只手放在西蒙的肩膀上。“好吧，小西蒙。你先进去，我在这儿盯着。这样行吧？”
到底是要盯着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人，她也不清楚——这条走廊就像他们刚来的时候一样空空荡荡。确实，瓦里娅很胆小：尽管年龄最大，但她宁愿让其他人先进去。但是西蒙就很放松。他从眼前拂开一绺卷发，离开了瓦里娅。
瓦里娅一个人待在外边的时候，恐惧急剧膨胀。她感觉到自己和兄弟姐妹们隔得很远，就好像她正站在岸边，看着他们的船漂走。她本该阻止他们来这儿的。等到门再次打开，她的嘴唇上方已经积了汗水，裙子的腰带处也出汗了。但这个时候她已经没法转身离开了，其他人都在等着。瓦里娅推开门。
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极小但布局紧凑的房间里，到处都塞满了东西，最开始她根本没看见人。书就像摩天大楼的模型一样堆在地上。厨房架子上塞满了报纸而不是食物，不易腐烂的食物全都放在餐台上：饼干、麦片、罐头汤、十几种茶。还有塔罗牌、扑克牌、占星图和年历——瓦里娅辨认出其中一张是中文的，另一张上边全是罗马数字，第三张是月相图。还有一张泛黄的易经海报，她在克拉拉的《占卜之书》里看见过那些卦；有一个装满沙子的花瓶；有锣和铜碗；有一个月桂花冠；有一堆像树枝的木棍，上面刻着水平线；有一碗石头，其中一些绑在长绳上。
只有靠门的角落那里被清理出来了。那个位置摆着一张折叠桌和两张折叠椅，旁边有一张更小的桌子，上面放了布做的红玫瑰和一本打开的圣经。圣经周围摆了两个白色的石膏大象和一个祈祷用的蜡烛，还有一个木制的十字架和三个雕像：一个是佛陀，一个是圣母玛利亚，一个是奈费尔提蒂[8]，瓦里娅之所以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上边有个手写的标签“NEFERTITI”。
瓦里娅感到一阵不安。她在犹太人学校里听过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哈伊姆拉比朗读《塔木德》里关于异教偶像的内容时，她听得非常认真。爸妈肯定不希望她待在这里。但是，神不也造出了这位先知吗，就像造出爸妈一样？在犹太会堂，瓦里娅也尝试着祈祷，但神似乎从未回应过。这位先知至少会回答她的问题。
那个女人站在水槽旁，把散茶倒进一个精致的金属球里。她穿着肥大的棉质连衣裙和一双皮凉鞋，戴着海军蓝的头巾；长长的棕色头发编成了两条细长的辫子。她尽管体型不小巧，动作却优雅又精确。
“我的兄弟姐妹去哪儿了？”瓦里娅的声音有些嘶哑，她也听出了自己的绝望，还为此尴尬不已。
百叶窗被拉下来了。那个女人从架子最上层取了个杯子，然后把金属球放在里边。
“我想知道，”瓦里娅抬高音量说，“我的兄弟姐妹在哪儿？”
水壶在炉子上响起来了。那个女人关了火，把水壶拎到杯子上方。一股粗壮、清澈的水流浇下来，房间里立刻充满了草的气味。
她说：“在外面。”
“不对。我刚才就在门厅那儿等着，他们没出来。”
那个女人朝瓦里娅走过来。她的脸颊像面团一样苍白，鼻子是球根状的，嘴唇皱了起来。她的皮肤是金棕色的，和鲁比·辛格的一样。
她说：“如果你不信任我，我就一点忙也帮不上了。脱了鞋，然后你就可以坐下了。”
瓦里娅把她的马鞍鞋脱下来放在门边。她受了训斥，但这个女人说得也没错。如果拒绝信任她，那么跑这一趟就是徒劳的，他们为此冒的一切风险也都会打水漂：父亲的目光，母亲的不悦，还有四个人攒的零花钱。瓦里娅坐在折叠桌旁。那个女人把茶杯放到她面前。瓦里娅想到了酊剂和毒药，想到一觉睡了二十年的瑞普·范·温克尔[9]。然后她想起了鲁比。鲁比说，先知能预见未来之事。我们永远都没法报答她。瓦里娅举起杯子喝了一口茶。
先知坐在对面的折叠椅上。她扫视瓦里娅僵硬的肩膀、汗湿的双手，还有脸。
“你不太舒服，是吗，宝贝？”
瓦里娅吃了一惊，摇了摇头。
“你在外边等这么久，是为了等自己感觉好些吗？”
瓦里娅的心跳加快了，整个人却静立原地。
“你内心充满忧虑，”先知点点头，“有一堆问题。你脸上在笑，在大笑，内心却不快乐。你觉得很孤单。我说对了吗？”
瓦里娅的嘴唇颤抖着表示赞同。她的心都涨满了，像要迸裂开。
“太遗憾了，”那个女人说，“我们得行动起来。”她打了个响指，指了指瓦里娅的左手。“把手掌给我。”
瓦里娅坐在椅子的边缘，把手伸给先知。先知的手既灵巧又凉爽。瓦里娅的呼吸很急促。她想不起来最近一次触碰陌生人是在什么时候。她更愿意和其他人保持一层薄膜的距离，就像隔着一层雨衣一样。学校的课桌上沾满了油乎乎的指印，操场被幼儿园的小朋友弄得一团糟，每次从学校回来，她都要洗手，直到洗得双手发白。
她问：“你真的能预言吗？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死吗？”
她已经被命运的无常吓到了：它就像无色的药片，既能拓展人的思维，也可以颠覆一切。人们被随机选中，运往金兰湾和汉堡山[10]；一千人死在那儿的竹林和三米多高的象草丛里。她在PS 42小学有个同学，名叫尤金·博戈波利斯基。他的三个哥哥被派往越南，当时她和尤金都只有九岁。尤金的三个哥哥最后都回来了，博戈波利斯基一家在布鲁姆街的公寓里开了场派对庆祝。第二年，尤金跳进游泳池，头撞在水泥上，死了。知道自己死去的日期是件大事——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瓦里娅非常确信这一点。
那个女人看着瓦里娅。她的眼睛像明亮的黑色大理石。
她说：“我可以帮你，能给你带来好处。”
她转头面对瓦里娅的手掌，先看了大致形状，然后看着有些僵硬的扁平手指。她轻轻地把瓦里娅的拇指往后掰。拇指没能弯回去多少。她又仔细查看了瓦里娅无名指和小指之间的位置，最后挤了挤小指的指尖。
瓦里娅问：“你在找什么？”
“你的性格。听说过赫拉克利特吗？”瓦里娅摇了摇头。“希腊哲学家。他说性格就是命运。性格和命运像兄弟姐妹一样绑在一起。你想知道未来吗？”她用另一只手指了指瓦里娅。“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如果我变了呢？”瓦里娅很难相信她的未来已经注定，就像舞台下的女演员一样，等上几十年才会离开被帘幕遮住的后台。
“那你就是很特别的人。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变。”
先知把瓦里娅的手翻转过来，放到桌子上。
“2044年1月21日。”她用笃定的语气说，就像在谈论天气或是球赛的获胜方。“你有充足的时间。”
一瞬间，瓦里娅的心放松下来。2044年，她已经八十八岁了，活到这么大年纪才去世，并不算太坏。接着她又有些犹豫。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说了要信任我吗？”先知扬起了一侧的浓眉，然后皱了皱眉头。“现在，我希望你回家，想想我说的话。这样你会觉得好过些。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好吗？你的手揭示出的命运、我告诉你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先知注视着瓦里娅，瓦里娅也回以凝视。现在瓦里娅不再是被评判的人，她变成了评判者，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女人的眼睛失去了光泽，行动也不再优雅。太棒了，瓦里娅被预测的命运、她那份好运现在变成了先知存心欺骗的明证：她很可能对每个人都做了一样的预测。瓦里娅想起了《绿野仙踪》里的奥兹。面前这个女人就像奥兹一样，既不是魔法师也不是预言家。她是个骗子，是个玩弄诈术的人。瓦里娅站起来。
“我弟弟应该已经付了钱。”瓦里娅边说边穿上鞋。
那个女人也站了起来。她朝一扇门走过去，瓦里娅先前还以为是壁橱门。门把手上挂着一副文胸，网眼罩杯就像瓦里娅夏天捉黑脉金斑蝶用的网兜一样长。但那扇门后并不是壁橱。那是个出口。女人嘎吱一声开了门，瓦里娅看见一条红砖，那是茅草覆盖的消防通道。她听见兄弟姐妹的声音从下边飘上来，她的心欢跳起来。
但是先知像道栏杆一样堵在她面前。她捏住瓦里娅的手臂。
“你会没事的，宝贝。”她的语气里有点威胁的意思，好像让瓦里娅听到这话是件非常紧迫的事，而她对此深信不疑。“一切都会好起来。”
瓦里娅被她抓住的那块皮肤变白了。
她说：“放开我。”
这声音冷得让瓦里娅自己都惊讶不已。那个女人的脸好像骤然拉上了帷幕。她放开瓦里娅，走到了一边。
瓦里娅穿着马鞍鞋走下防火通道的楼梯。微风拂过她的胳膊，抚摸着已经开始在她腿上出现的柔软的浅棕色毛发。她走到小巷里时，看见克拉拉脸颊上挂着泪，鼻子是粉红色的。
“怎么了？”
克拉拉转过身：“你觉得怎么样？”
“哦，其实那些东西都不能信吧……”瓦里娅转头向丹尼尔求助，但他面无表情。“不管她对你说了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她是瞎编的。对吧，丹尼尔？”
“对，”丹尼尔转过身开始朝街上走，“我们走吧。”
克拉拉伸出一只胳膊把西蒙拉起来。他仍然握着抽绳包，包还像来的时候一样满。
瓦里娅说：“你应该付她钱的。”
“我忘了。”西蒙说。
“她不配拿我们的钱，”丹尼尔双手叉腰，站在人行道上，“快走吧！”
他们走回家的时候，一路上都很安静。瓦里娅以前从来没觉得和其他人这么疏远。晚餐时分，她小口吃着自己那份牛胸肉，但西蒙根本没动。
“怎么了，亲爱的？”妈妈问。
“不饿。”
“为什么不饿？”
西蒙耸了耸肩。他的金色卷发在顶灯下看起来是白色的。
索尔说：“把你妈做的东西吃掉。”
但是西蒙拒绝了。他的手插在屁股底下。
“怎么了，嗯？”格蒂扬起一边眉毛，用大惊小怪的语气说，“吃的东西还不够好吗？”
“别管他。”克拉拉伸出手去摸西蒙的头发，但他猛地躲开，吱嘎一声把椅子向后推去。
“我恨你们！”他大喊着站起来，“我！恨！你们所有人！”
“西蒙。”爸爸也站起来。他还穿着上班时穿的西装。他的头发很稀疏，比妈妈格蒂的发色浅一些，是种很不寻常的铜金色。“不能这样跟家人说话。”
他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有点不自在。一直以来都是妈妈管理纪律，但现在，她张口结舌什么都说不出来。
西蒙说：“我乐意！”他自己也满脸惊讶。
[1]指美国魔术大师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
[2]Pinball Wizard，英国摇滚乐队The Who的歌曲。
[3]Midnight Cowboy，约翰·施莱辛格执导的现实题材影片。
[4]James Earl Ray（1928—1998），谋杀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凶手。
[5]Sirhan Sirhan（1944— ），谋杀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罗伯特·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
[6]印度西北部城市。
[7]指1905年1月22日俄国沙皇政府在圣彼得堡冬宫广场对请愿工人展开的屠杀。
[8]一位以美貌著称的古埃及王后。
[9]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创作的小说角色。美国贫苦农民瑞普·范·温克尔喝了一种饮料以后一觉睡了20年，发现家乡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10]均为越南战争中发生过惨烈战斗的地点。
第一部分
孩子，你要跳舞
1978—1982西蒙
1
父亲死去的时候，西蒙正在物理课上画电子层排布图，那是一串同心圆，但它们对西蒙来说毫无意义。因为爱做白日梦，再加上有阅读障碍，西蒙从来都不是个好学生。现在，电子层——电子围绕原子核的运动轨道——也从他脑子里溜走了。在这一刻，他的父亲吃完午餐回来，在布鲁姆街的人行横道上弯下腰。出租车呼啸着停下来。索尔跪倒在地。血液从他的心脏里流走耗尽。对西蒙来说，父亲之死并不比电子从一个原子转移到另一个原子更有意义：两件事都在这一刻发生，然后在下一刻消失了。
瓦里娅从瓦萨学院开车回来，丹尼尔从宾厄姆顿的纽约州立大学赶回来。他们两个都不理解这件事。没错，父亲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整座城市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财政危机、大停电全都过去了。在工会的努力下，纽约并没有走向崩溃，这座城市的状况已经在好转。瓦里娅在医院询问了父亲临终时的状况。他痛苦吗？护士说，只有很短暂的痛苦。他说什么了？据我们所知，应该没说什么。这倒没有让他的妻子和孩子感到惊讶——他们都习惯了索尔长久以来的沉默。但西蒙有种受骗的感觉，感觉对父亲的最后记忆被抢走了，他在死后和生前一样守口如瓶。
第二天是犹太教的安息日，所以葬礼在星期天举行。他们在荣耀以色列犹太会堂碰面，索尔不仅是这个保守派会堂的成员，也是赞助人。在会堂入口处，哈伊姆拉比给戈尔德家的每个人发了一把剪刀，用于撕裂衣服的仪式[1]。
“不，我才不干呢。”妈妈格蒂说。她被迫遵从葬礼的每一个步骤，就像在完成海关手续，为的是前往一个她根本不想造访的国度。她穿着索尔1962年为她做的一件外套：结实的黑棉布，腰围很合身，前边带纽扣，还有可拆卸的腰带。“你不能强迫我。”她补充说。她的眼睛在哈伊姆拉比和她的孩子之间来回移动，孩子们都乖乖地把心脏上方那一块衣服剪开了。尽管哈伊姆拉比解释说不是他要强迫她，而是上帝这么要求，但看起来上帝也不能让格蒂屈服。最后，拉比给了格蒂一条黑丝带让她剪开，她以一种受了伤的胜利者姿态就座。
西蒙一直都不喜欢来这里。小时候，他觉得犹太会堂里闹鬼，因为会堂用粗糙的深色石头砌成，内墙阴暗潮湿。更糟的是那一连串仪式：无休止的默祷，还有重建锡安的热切祈愿。现在，西蒙站在已经合拢的棺材前，风吹进衬衫撕裂的口子里，他意识到，以后再也看不见父亲的脸了。西蒙想起了索尔的眼睛，总是显得冷淡又严肃，他的微笑几乎有点女性化。哈伊姆拉比说，索尔宽宏大量、有性格有勇气，但对西蒙来说，他是一个谦和有礼、有点害羞的人，总是回避冲突和麻烦——他好像从来不会出于热情去做什么事，以至于娶了格蒂几乎就像个奇迹，因为西蒙的妈妈野心勃勃又情绪多变，不会有人觉得娶她是个务实的选择。祷告结束以后，他们跟在抬棺人身后去往希伯伦山公墓，索尔的父母都葬在那里。两个女孩都在哭泣，瓦里娅哭得悄无声息，克拉拉像妈妈一样放声大哭。丹尼尔看起来像是在强撑着完成一桩艰巨的任务。但是西蒙发现自己哭不出来，甚至当棺材埋进土里的时候也哭不出来。他只是感觉到失去了什么——不是失去了他所知的父亲，而是失去了索尔本来可能成为的那个人。晚餐时分，他和家人总是围坐在桌边，各自陷入沉思。每当有人抬眼，和别人对上目光，就会引发一次震动。这样的对视是偶然的，但它就像一条铰链，把每个人各自的空间连接到一起，直到其中一个人把目光移开。
现在，再也没有那条铰链了。虽然索尔总是很淡漠，但他能让戈尔德家的每个人都承担起各自的角色：他自己是经济支柱，格蒂是大将军，瓦里娅是听话的长女，西蒙是无牵无挂的幼子。如果他们的父亲只是身体停止了运转，那么问题还有可能出在哪儿？他的胆固醇比格蒂的低，心脏就算有点不稳定，也没大问题。还有哪些地方出错了？瓦里娅躲进她的下铺床位。丹尼尔二十岁，刚刚成年，但他已经在迎接宾客、准备食物、用希伯来语主持祈祷。卧室里，克拉拉所在的空间比其他人的都要混乱，但她一直在擦洗厨房，擦到胳膊都疼了。西蒙在照顾妈妈格蒂。
这和他们平时的状况有点不一样，因为格蒂对西蒙的关照总是超过其他人。她曾经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她躺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喷泉旁边，读卡夫卡、尼采和普鲁斯特，直到十九岁的时候遇到了索尔。索尔高中毕业以后就帮着父亲做生意，而她二十岁就怀孕了。没过多久，格蒂就从纽约大学退学了。她曾经拿过奖学金，但还是离开学校，搬进了离戈尔德裁缝店和制衣厂仅数个街区的一间公寓里。等索尔的父母退休搬到邱园山街区以后，索尔就会继承这套公寓。
没过多久，瓦里娅出生了。这比索尔预计的要早很多。而且让他尴尬的是，格蒂成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晚上，她仍然是全家人强大的队长。但是到了早上，她穿上套装，从一个小圆盒子里取用胭脂，先把孩子们送到奥尔门丁格太太家中，再尽可能轻手轻脚地离开。不过，西蒙出生以后，格蒂在家待了九个月而不是五个月，后来九个月又变成了十八个月。她走到哪儿都抱着西蒙。西蒙哭起来的时候，她不会因为沮丧而口出恶言，而是轻声哄他，唱起歌来，就像在怀念一段她过去一直憎恨的经历，因为她知道自己将来不会再经历一遍了。西蒙出生以后不久，她就趁着索尔上班去找了医生，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小瓶药，玻璃药瓶上写着“炔雌醇甲醚片”[2]。格蒂把它藏在放内衣的抽屉后边。
“西——蒙！”她底气十足地喊，像一声又长又响亮的号角。她会躺在床上，指着脚底下的一个枕头说“把那个递给我”。或者以一种低沉的、不祥的语调说“我这里疼，我在床上躺太久了”。尽管西蒙心里有点畏缩，但还是检查了她脚后跟上厚厚的老茧。“妈，不是疮，是水泡。”他回答。但她马上又有别的事，一会儿让他把祈祷文拿过来，一会儿又让他从大托盘里拿鱼或者巧克力。这个托盘是哈伊姆拉比交给他们的，专门用在七日服丧期。
格蒂晚上会偷偷哭——只是小声抽鼻子，免得被孩子们听见，但其实西蒙已经听见了；还有两次，西蒙看见她蜷缩在那张和索尔一起睡了二十年的床上，好像回到了初遇索尔的青年时代。要不是这些，西蒙简直会以为格蒂来回使唤他只是为了取乐。她无比虔诚地服丧，西蒙甚至都没想过她会这么勇敢。一直以来，格蒂对迷信的执着要远远超过敬畏任何神明。要是偶然遇上葬礼，她一定吐三次口水；装盐的瓶子倒了，她就去撒盐；她在怀孕期间从不经过墓地，哪怕这导致全家人在1956年至1962年间反反复复地改换日常路径。每个周五，格蒂都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守安息日，就好像安息日是个她迫不及待想要摆脱的客人。但是这一周她没有化妆。她没有佩戴首饰，也没有穿皮鞋。她好像要弥补那场撕裂衣服的仪式，从早到晚都穿着黑色套装，也不管一侧大腿上有一滴油已经结成了硬块。因为家里没有木凳，格蒂就坐在地板上背祷文。她甚至试图去读《约伯记》，把一本希伯来《圣经》举到面前，眯起了眼睛。她放下书以后，双目圆睁，深色迷茫，就像一个四处寻找父母的孩子，接着她又开始喊：“西——蒙！”喊他拿一件实实在在的东西：新鲜水果或者一块磅蛋糕[3]，要么是打开窗子通风，要么是屋子里风大要把窗子关上，有时候要一张毯子，有时候要一条毛巾或者一根蜡烛。
客人来得够多时，他们就要举行一次正式礼拜仪式。西蒙帮妈妈换上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拖鞋，然后她就开始祈祷了。父亲索尔生前的老雇员也都来了：簿记员、女裁缝、制模工、销售员，还有索尔的初级合伙人亚瑟·米拉维茨，他是个三十二岁的男人，身材瘦高，长着鹰钩鼻。
西蒙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很喜欢去父亲的店里。簿记员会给他一些回形针玩，有时候也给他几片碎布。西蒙很为自己的父亲骄傲。员工都对索尔非常尊敬，办公室里还有一扇大窗户，从这些细节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是个重要人物。他把西蒙放到一条腿的膝盖上颠着玩，给西蒙演示怎么裁剪图样、缝制样品。接着西蒙会陪父亲去面料店。索尔在那里挑选下一季会流行的丝绸和花呢，再去萨克斯第五大道，买一些最新款的衣服拿回店里仿制。父亲下班以后，西蒙可以留下来，父亲要么和人打牌，要么在办公室里坐着，拿着一盒雪茄和别人讨论教师罢工、卫生系统罢工、苏伊士运河和赎罪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