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反对者，”瓦里娅对卢克说，“正因为这样，德雷克中心保持透明才格外重要。我们每周都组织参观活动，也允许你这样的记者进入我们的实验室，就是因为公众让我们始终保持诚实。但事实是，你做的任何决定、你做的任何研究，都会有一些群体从中受益，另一些群体却不会。你必须选择你的效忠对象。我的效忠对象是人类。”
“有人会说这是自私。”
“有人会。但是让我们根据这个论点，得出它引向的结论。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寻找治愈癌症的方法？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再治疗艾滋病？我们是不是应该中止老年人的医疗服务，让他们自生自灭？你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有道理的，但想想那些因为心脏病而失去父亲的人，或者因为阿尔兹海默症失去配偶的人吧，你去找一个这样的人问他是否支持我们的研究，前后各问一次，我向你保证，他们经历过这种事以后都会说支持。”
“啊。”卢克身体前倾，双手交握放在桌上。他的外套有一只袖子耷拉下来，擦到了地板。“所以是个人原因。”
“我们的目标是减少人的痛苦。这难道不是一个和拯救鲸鱼一样正当的道德诉求吗？”这是她的王牌，这句话能让鸡尾酒会上的熟人沉默下来，也能让每次公开演讲都会遇到的挑衅提问者安静下来。“你的外套。”瓦里娅靠回去，对卢克说。
“什么？”
“你的外套掉到地上了。”
“哦。”卢克耸耸肩，没去管它。
29
瓦里娅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暮色已经降临。她在金门大桥上开到一半，桥上的主灯就亮了起来。她穿过兰兹角，经过荣勋宫博物馆和锡克利夫一带的豪宅，最后停在吉里街的访客停车场。然后她在前台签到，沿着户外小径来到格蒂所在的楼里。
格蒂已经在“援手之家”住了两年。丹尼尔死后的几个月里，她仍然住在金斯顿，米拉和瓦里娅讨论了各种选择。但在2007年5月的一天，米拉下班回来，发现格蒂脸朝下趴在后院里。她是从花园出来时候晕倒的。格蒂的左侧脸颊贴着地，下巴旁边有一圈闪闪发亮的口水。她右臂上有血迹，是因为刮到了铁丝网栅栏。米拉尖叫起来，但她很快发现格蒂可以自己站起来，甚至可以走路。医生给格蒂做了CT扫描、验了血，最后给出了结论：中风。
瓦里娅很愤怒。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几乎连悲伤都没有——只有强烈的愤怒，她最后听见格蒂的声音时甚至觉得头晕。
“为什么，”瓦里娅质问，“为什么不打电话给米拉？你能站起来。你可以走路。那你为什么不进家打电话给米拉？如果不想告诉米拉，告诉我也行啊？”
她把手机贴在耳朵边。她正拖着行李箱穿过旧金山国际机场，很快就要登上飞往金斯顿的飞机。
“我以为我快死了。”格蒂说。
“你肯定没过多久就意识到不是这样的。”
沉默还在蔓延，瓦里娅在这沉默中听到了她已经知道的真相，这恰恰是她最初那股怒气的源头。我希望我快死了。我希望我死掉。格蒂不必说出来，瓦里娅就知道。她同样知道原因——她当然知道原因！可是，想到格蒂正在主动离开她，哪怕只剩下她们两个，这还是太过残酷了。
过了几个星期，格蒂出现了并发症。她很容易迷糊，左臂麻木，平衡能力也变差了。她来瓦里娅的公寓住了六个月，但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危险的摔倒事件，最后瓦里娅认为她需要全天候看护。她们参观了三家不同的机构，最后决定选择“援手之家”。格蒂倾向于援手之家，是因为这里的楼漆成了奶油色和知更鸟蛋的蓝色，每个阳台上都装了黄色雨篷，让她想起以前和索尔在新泽西海边租的房子。另外，这里还有个图书馆。
瓦里娅走进母亲的房间。格蒂从一张褪色的扶手椅上站起来，依靠松弛软弱的脚踝摇晃着走到门口。援手之家的工作人员建议她一直用轮椅，但格蒂痛恨轮椅，总是找各种借口摆脱它，就像一个在人群中甩开父母的青少年。
她紧紧抓住瓦里娅的上臂。“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瓦里娅俯下身，亲吻母亲纤弱柔软的脸颊。瓦里娅从小到大都靠留长头发来遮掩她的鼻子。但现在，她的头发已经变成了银白色。上个星期，她去剪了个很短的发型。
“为什么穿黑衣服？”格蒂问，“为什么头发像罗西的婴儿？”
“你是说罗斯玛丽的婴儿？”瓦里娅皱起眉，“她是金发。”
有人轻敲房门，一个护士进来给格蒂送晚餐：切好的沙拉；一块裹着凝胶状黄色薄膜的鸡胸肉；一个小面包卷和一块黄油，黄油用金箔纸包着。
格蒂爬回床上吃东西，她启动机械臂，让它伸展开变成一张小桌。一开始，她很讨厌这个场所。她就称它为“场所”，而不是瓦里娅更愿意用的词：家。格蒂每周都想逃出去。一年半以前，她启动了购买沃尔沃S40的计划，还打电话给唐多尔夫曼汽车商店，给了他们一个早已失效的信用卡号码，这是索尔以前的一张旧卡。医生们给格蒂开了一种抗抑郁药物，接下来她的状况有所改善。现在，她在参加继续教育课程，科目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役”和一门很受欢迎的“总统事务（非国家事务）”。她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寡妇打麻将。她经常去图书馆，甚至还去游泳池。在泳池的时候，她从充气躺椅上向人们点头示意，朝任何能听到她声音的人打招呼，就像个参加花车巡游的名人。
“我搞不懂你为什么不去餐厅。”护士出去以后，格蒂对瓦里娅说。“我们可以坐在餐桌旁，和别人聊天。也许你还可以吃点东西呢。”
但是格蒂的新朋友让瓦里娅很不舒服。他们不停地说长道短，谁家的儿子要来探望，谁家的孙女刚生了孩子。他们得知瓦里娅既没有结婚又没有孩子以后，先是表现出震惊，然后是怜悯。他们对瓦里娅的长寿研究也没有多少兴趣，哪怕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这样的人。
“可是你都没有孩子？”他们不停地问，好像瓦里娅一开始撒了谎。“没有人和你一起生活？太遗憾了。”
现在，瓦里娅在格蒂的床边站住。“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看望你。我不需要和别人聊天。而且我跟你说过，妈，我从不这么早吃饭。从来不会在——”。
“七点半以前。我知道。”
格蒂的表情既挑衅又悲哀。她比任何人都了解瓦里娅，不仅知道瓦里娅最深的秘密，而且很可能还猜到了不少别的秘密。最近这段时间，瓦里娅的到来总会挑起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格蒂冲撞瓦里娅精心维持的外表，瓦里娅又把这层坚硬的外表推回原处，坚持它存在的合理性。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瓦里娅说。
她走到窗边的小方桌前，动手从一个棕色的纸袋里取出她的爱心包裹。里边有一本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集，是她在图书馆的特卖会上发现的；一罐密尔沃基的莳萝腌菜，这是为了纪念父亲索尔；还有一束丁香花。瓦里娅把花拿进格蒂的小浴室，在垃圾桶上切掉花茎，往一个高脚杯里装上自来水，然后把它们放回窗边的方桌上。
“你能不能别这么来来回回走了？”格蒂说。
“我给你带了花。”
“那就安静下来看看花。”
瓦里娅照办了。杯子不够深，一朵花无声地从杯边垂下来。它们活不了太久。
“真漂亮，”格蒂说，“谢谢你。”
瓦里娅看看那张毫无特点的塑料桌，还有旁边布满灰尘的窗户；房间里的床就像医院的病床，格蒂铺上了索尔母亲织的软毛毯，毯子都有点褪色了。瓦里娅明白格蒂为什么会觉得花漂亮。在这样的环境里，花朵特别显眼，颜色丰富得几乎像霓虹灯一样。
瓦里娅从窗边的方桌底下拉出一把金属折叠椅，放到格蒂床边。离床更近的地方有张扶手椅，但它的布料都起了球，上边还有污渍，瓦里娅无从得知谁在上边坐过。
格蒂剥开裹着黄油的金箔纸，用塑料刀朝里挖。“你给我带照片了吗？”
瓦里娅带了，尽管她每个星期都希望格蒂会忘记问。十年前，她犯了个错误，用新手机的摄像头拍下了弗里达。那时候，弗里达刚刚来到德雷克中心，她从佐治亚州的灵长目动物实验室出发，经过三天的旅程才来到这里。她只有两周大：粉红色的脸是梨形，皱巴巴的，拇指放在嘴里。那一年，格蒂还在独自生活，瓦里娅想到她的孤单，就用电子邮件发了一张照片。瓦里娅立即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一个月前加入德雷克中心的时候，她曾签下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但格蒂对这张照片的反应实在太开心了，瓦里娅很快就又发给她一张——这张照片是弗里达裹在青绿色的毯子里，正从奶瓶里喝奶。
她为什么没有停止发照片？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这些照片是她和格蒂分享研究的一种方式，格蒂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她的研究——以前，她一直在研究酵母和果蝇，这些有机体太小了，也缺乏吸引力，格蒂没法理解怎么能从它们身上找到对人类有用的东西。第二，因为这些照片给格蒂带来了快乐；因为瓦里娅给格蒂带来了快乐。
“比照片还好，”瓦里娅说，“我带来一段视频。”
格蒂的脸上全是期待。她那双因为关节炎而变粗变硬的手伸过来拿手机，好像瓦里娅带来了孙辈的消息。瓦里娅帮格蒂拿好手机，按下了播放键。视频里，弗里达对着挂在笼外的镜子梳理毛发。镜子是为了让猴子们的生活更丰富，每天下午的谜题喂食器和活体馆里播放的古典音乐也一样。猴子们伸出手指穿过栏杆，就可以操纵镜子，用它来观察自己、观察笼子里的其他同类。
“哇，”格蒂凑近屏幕，“你看啊！”
这段视频是两年前拍的。瓦里娅来看格蒂的时候，已经开始利用旧素材了，因为弗里达现在的样子变了很多。瓦里娅也笑着回忆起两年前的弗里达，但格蒂的脸却黯淡下来。她中风后的三年里，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瓦里娅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眼神空洞，嘴巴松弛，格蒂的脸上会显现出新的困惑。
现在，格蒂的目光从手机转向瓦里娅，带着指责的意味：“可你为什么把她关在笼子里？”
30
“关于怎样阻止衰老，有两大理论，”瓦里娅说，“第一种是应该抑制生殖系统。”
“生殖系统。”卢克重复了一遍。他低头在一个黑色小本子上写字，今天他除了录音机还带来了这个。
瓦里娅点点头。今天早上，她在中庭遇见卢克，于是卢克跟在她身后，沿着泥泞的小路来到灵长目动物实验室。“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克伍德的生物学家认为，我们牺牲自己是为了把基因传给后代，而那些不参与繁殖的组织，例如大脑和心脏，就要承受损伤，以便保护生殖器官。这一点在实验室里已经得到了证明：蠕虫的整个生殖系统源自两个细胞，如果你用激光破坏掉它们，蠕虫的寿命就会延长百分之六十。”
停了一小会儿，她才听到身后卢克的声音：“第二种理论呢？”
“第二种理论是，应该控制热量摄入。”瓦里娅用右手食指的指节在门边的密码器上输入新密码——安妮昨晚刚换的。“这就是我在做的事。”
指示灯变成了绿色，门发出滴滴声，瓦里娅开了门。进去以后，她向克莱德点头问好，然后扫了一眼狨猴。今天，九只狨猴都躺在一张吊床上，它们全都一模一样，除了看小金属标签根本无法分辨。瓦里娅用胳膊肘按下去二楼的电梯按钮。
“控制热量是什么原理？”卢克问。
“我们认为这和一种叫DAF-16的基因有关，它参与了由胰岛素受体启动的分子信号传导通路。”电梯门开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动物管理员走出来，瓦里娅和卢克走进去。“比如，当你在秀丽隐杆线虫体内阻断这个通路，就能将它的寿命延长一倍以上。”
卢克看着她：“能通俗点吗？”
瓦里娅很少跟不是科学家的人讨论她的工作。安妮说，这就更有理由接受采访了，因为可以把她们的工作介绍给《旧金山纪事报》的广大读者。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电梯门打开的时候瓦里娅说，“冲绳人的预期寿命是全世界最高的。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研究过冲绳人的饮食，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他们的食谱营养丰富，但热量很低。”她向左转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们吃食物是为了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过程也催生了对身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因为它们会给细胞施加压力。有意思的是，如果像冲绳人一样限制饮食，你实际上会给整个系统施加更多的压力。但这正是让身体延续更久的关键——它在不断地处理低水平的压力，从而学会了处理长期的压力。”
“听着不是很愉快。”卢克穿着一条工作裤，上身是件拉链连帽衫。一副墨镜插在他的头发里，被卷发卡住。
瓦里娅把钥匙插进办公室门，用屁股顶开门。“享乐主义者往往活不了太久。”
“但他们活着的时候很开心。”卢克跟着她进了办公室。她这一侧一尘不染，安妮那一侧却堆满了能量棒包装纸和水瓶，还有一摞乱糟糟的学术期刊。“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我们可以选择生活，也可以选择苟活。”
瓦里娅递给他一叠实验室服装：“这是防护装备。”
卢克把这堆衣服抱在怀里，放下背包。裤子实在太短了，他的腿又长又细，瓦里娅毫无防备地看到了和丹尼尔一样的腿，然后丹尼尔的脸也出现在她眼前。瓦里娅转过身去，竭力稳定情绪。丹尼尔死后的几年里，她完全没有发作过。但是四个月前的一天，她的咖啡机坏了，只好去了毕兹咖啡店。那是个周一，她排在长长的队伍里。音乐很难听——虽然还没到感恩节，但店里在放一个爵士风格的圣诞歌曲合集。音乐、人群、研磨咖啡产生的浓郁又压抑的气味、四周人们尖声说话的声音，让瓦里娅觉得像要窒息了。等她终于排到收银台的时候，只能看见那个员工的嘴在动，但是听不清嘴里说出的话。瓦里娅盯着那张嘴，像是从望远镜的另一端在看，接着它说得更急了。“女士？你还好吗？”最后，望远镜哗啦一声掉在地上。
瓦里娅再转过身，卢克已经穿好防护服，正盯着她看。
“你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他问。瓦里娅本来以为他会问，你还好吗？她对卢克的反应心怀感激。
“十年了。”
“来这儿之前呢？”
瓦里娅弯腰穿上鞋套。“我相信你已经调查过了。”
“你1978年从瓦萨学院毕业，拿到学士学位。1983年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1988年毕业，然后留校做了两年研究助理。后来你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员。1993年你发表了一篇关于酵母的研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标题是《酵母突变体的寿命急剧延长：有机体拥有热量限制下的Sir2基因时，年龄相关的突变增速减缓》。这是一项突破性的成果，一些主流科学期刊都有报道，后来《纽约时报》也报道过。”
瓦里娅站在原地。她很惊讶。卢克引用的资料在德雷克中心的网站上就能查到，但她没想到他已经记住了。
“我想确保我手里的信息都准确无误。”卢克补充说。他的声音被防护面罩盖住了，但透过面罩还能看见他的眼睛，似乎有点害羞。
“确实准确无误。”
“那为什么要跳到灵长目动物上呢？”卢克替她打开办公室的门，她从外面锁上。
瓦里娅已经习惯了微小的生物，它们小到只有通过显微镜才能观察到：实验室酵母，装在真空密封容器里，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供应商处运过来；为研究而培育的果蝇，它们的翅膀太小，不能飞行。瓦里娅四十四岁那年，德雷克中心的CEO邀请她来灵长目动物实验室，主导一项有关热量限制的研究。那是位严厉的年长女士，她警告瓦里娅，说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挂断电话以后，瓦里娅害怕地笑了。去一趟医务室就已经要了命，让她整天和猕猴亲密接触，简直没法想象。她有可能从它们身上感染结核病和带状疱疹。
而且她很困惑。她没有和灵长目动物打过交道，甚至没有处理过小鼠，但那位CEO女士说出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德雷克中心并不打算在人群中推广低热量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那能有多成功。”CEO女士讥讽地说。他们其实想开发出一种具有类似疗效的药物。他们需要一个精通遗传学的人，一个能在分子层级分析他们研究成果的人。而且CEO很快就向瓦里娅保证，她的日常工作和动物没有太大关系。他们有技术人员和兽医来处理这些事。瓦里娅的大部分时间会花在电话会议、学术会议或者办公桌上：她要阅读和审查论文、填写拨款申请、评估数据、准备演讲材料。真的，只要她愿意，可以完全不和动物接触。
现在，瓦里娅带着卢克走向一扇大铁门。“人类和猕猴共享了大约百分之九十三的基因。我更喜欢和酵母打交道。但我意识到，对全人类来说，研究酵母永远不会像研究灵长目动物一样重要——从生物学角度看，不可能一样重要。”
她没有说出口的是，2000年德雷克中心找到她的时候，离克拉拉去世差不多已经有十年，离西蒙去世也将近二十年了。CEO说：“考虑一下吧。”瓦里娅说她会考虑，但她其实在计算时间——如果她要“考虑”，合理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她想知道等多久再拒绝会比较合适。接着瓦里娅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她正在那里进行一项有关酵母的新研究，那一刻，她感到的并不是满足和骄傲，而是毫无价值。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她的研究成果就已经是突破性的了，但如今，任何一个博士后都知道怎么延长一只果蝇或者一条蠕虫的寿命。五年后，她能拿出什么值得展示的东西？很可能没有伴侣，肯定没有孩子，但这一条简直完美：一项重大发现。对世界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贡献。
她最终接受这份工作，还有另一个原因。瓦里娅一直告诉自己，她做科研是因为爱——对生命的爱，对科学的爱，对她那些早逝的兄弟姐妹的爱——但在内心深处，她担心自己的主要动机是恐惧。她怕自己没有掌控力，怕生命无论如何都会从指缝间溜走。怕西蒙、克拉拉和丹尼尔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而她却活在自己的研究里、书本里、脑子里。德雷克中心这份工作似乎是她最后的机会。如果她能逼迫自己去做这件事，不管这会带来多少痛苦，她就能消除心底的负罪感——那种因为活着而产生的罪责。
“你的手套，”瓦里娅在活体馆门口站住的时候说，“别摘下来，两只都别摘。”
卢克举起双手给她看。他的相机用皮绳挂在脖子上；他把笔记本和录音机都留在了办公室。瓦里娅打开一号活体馆的橡胶密封门，另一扇门只能用密码打开，安妮每个月都会更换一次。门开了，瓦里娅带着卢克走进刺耳的正午咆哮声里。
Vivarium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生命之所”。在科学语境中，它指的是模拟自然环境的活体动物栖息地。猕猴生活的自然环境是什么？在全球范围内，比猕猴分布更广的灵长目动物就只有人类。猕猴像游牧民族一样跨过了山河湖海，它们既能在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上生活，也可以在热带森林或者红树林沼泽地里生活。从波多黎各到阿富汗，猴子们都能繁衍生息，它们把寺庙、运河河岸和火车站当成家。它们吃昆虫和树叶，也吃从人类手中搜刮来的食物：炸面包片、花生、香蕉、冰淇淋。它们每天都能迁徙好几公里。
这些都很难在实验室里模拟，但德雷克中心做出了努力。猕猴是社会化的动物，于是它们被成对地关在笼子里，每个笼子都能打开通向下一个笼子，等于形成了一个活体馆那么宽的柱子。他们设计了丰富的活动，确保猕猴能受到足够的刺激：心理层面，有谜题喂食器和镜子，还有塑料球和iPad播放的视频（不过最近iPad被取走了，因为猴子经常打碎屏幕），头顶的扬声器还能播放丛林里的声音。每年都有一个农业部的代表来实验室参观，他要确保这里遵守《动物福利法》。去年，这位代表建议，工作人员应该偶尔换上不同的衣服进入活体馆——带鲜明图案的帽子或者手套，以引起动物的好奇心、给他们增加一点乐趣，工作人员全都照办了。
瓦里娅并没有被蒙蔽。猴子们肯定更愿意在户外活动。活体馆后面有一片更大的区域，用栅栏围起来，猴子们可以在那里玩轮胎和绳子、在围网上荡秋千，不过这片区域其实应该再大点，而且每只猴子每周只能在外边活动几个小时。重点是，她的研究不是为了测试新药，也不是调查猿猴免疫缺损病毒，而是为了让动物们尽可能活得更久。这能有什么错呢？
瓦里娅转向卢克，给他讲安妮准备好的要点。如果没有灵长目动物研究，无数的病毒根本不会被发现。无数的疫苗根本不会被开发出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症和艾滋病的很多疗法也没法被证明是安全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活在外边的世界并不轻松，那里充满了捕食者和潜在的饥饿。除了虐待狂，并没有人希望看到猴子被关进笼子，很可能就连哈里·哈洛[1]也不喜欢，但至少，在德雷克中心，它们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和保护。
不过，她还是能看出这里为什么会给参观者留下错误的印象。笼子都堆在墙边，在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猴子面朝他们，像壁虎一样趴在笼子上。它们的肚皮是粉红色的，拉得很长，手指伸出笼子勾着网格。猴群中地位高的猴子张着嘴，静静地盯着他们看，露出长长的黄牙；地位低一些的猴子都龇牙咧嘴，尖声嚎叫。德雷克中心的新任CEO过来时，它们也是这样。这位CEO每年都要来实验室一两次，停留时间尽可能地短。
瓦里娅来这里的第一年，猴子们的表现也是一样的。她用尽所有的自制力才没有逃跑。虽然前任CEO说得没错，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桌前度过的，但她还是强迫自己每天去一次活体馆，一般是去监督早餐。她并不接触动物，只是想知道它们的状况，想看到自己成功的证据。她先把卢克的注意力引向热量限制的那组猴子，然后再引向对照组——对照组里的猴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卢克给每组猴子都拍了照。闪光灯让它们的嚎叫声更响了。有些猴子已经开始摇晃笼子的栅栏，瓦里娅只好吼着解释，对照组更容易得早发型糖尿病，而且它们的患病风险几乎是热量限制组的三倍。热量限制组的猴子从外表看也更年轻：它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几只还长着浓密的赤褐色毛发，而对照组的老猴子已经长满皱纹，毛都秃了，红色的屁股露在外边。
研究刚进行到一半，现在评估总寿命太早了。不过很明显，研究结果的前景很好，这意味着瓦里娅的论点很可能得到证明。和卢克分享这些信息时，瓦里娅感到非常骄傲，以至于她能够无视所有这些嚎叫、撕扯和气味，愉快地面对猴子——她的研究对象。
卢克走后，瓦里娅又回到弗里达身边。
今天早些时候，她让安妮把弗里达转移到了隔离室。弗里达是她最喜欢的猴子，但弗里达出现的话会损害他们的公关形象。弗里达的眉毛很平，金黄色的眼睛四周有一圈黑色，好像用了黑眼影。她小时候耳朵极大，手指很长，是粉红色的。她比瓦里娅晚一个星期来到加州。那天早上，安妮接收了一批新到的猴子，但是有一只被暴风雪耽搁了，那是一只在佐治亚州一家研究中心繁殖的小猴。安妮有事必须走，所以瓦里娅留下来等着。晚上九点半，一辆没有标志的白色厢式货车晃晃悠悠上了山，停在灵长目动物实验室外面。车里爬出来一个没刮胡子的年轻男孩，不可能超过二十岁。他让瓦里娅签了张收据，就像是来送披萨的。他似乎对运送的货物没有任何兴趣，或者就是已经厌倦了：当他取出被毯子盖住的笼子时，笼子里传出可怕的嚎叫声，瓦里娅本能地往后退。
问题是，现在这只动物归她负责了。她穿着全套防护服，可是当司机把笼子交给她的时候，防护服丝毫不能让里边传出的声音变小。他松了口气，擦了把脸，小跑着回到货车上，然后开车下山，速度远比上山的时候快，只留下瓦里娅和那个尖叫的笼子。
笼子的尺寸和微波炉差不多。他们要等到明天才会把弗里达介绍给其他猴子，所以瓦里娅带着笼子找了个偏僻的房间，这屋子差不多和门卫的小间一样大，然后瓦里娅把笼子放下来。她的手臂酸痛不已，心也因为惊恐而跳得飞快。她怎么会答应干这种事呢？最困难的部分甚至都还没开始——她得把猴子从旧笼子挪到新笼子里，在这个过程中，她会碰到笼子里的小家伙。
笼子还盖着。瓦里娅现在看清楚了，那是一条婴儿毯子，上边的图案是黄色拨浪鼓。她扒开毯子的一角，里边的叫声越来越响。瓦里娅又蹲下来。焦虑在迅速膨胀——她知道必须现在就动手，否则根本办不到。于是她把运输用的小笼子抬起来，让它的门对准实验室笼子的门。她吸了口气，抽掉毯子。运输用的笼子几乎不比猴子大。小猴开始转圈，一边转，一边抓着笼子的栏杆。瓦里娅按照安妮演示过的步骤，伸手去开锁，但她的手在抖——猴子的惊恐和混乱已经难以忍受——没等她稳住，笼子就倒向了一侧。
小猴就像从大炮里弹出来一样。它没有落进那个更大的笼子里，而是落到了瓦里娅胸前。她再也忍不住了，也尖叫起来，整个人向后坐到地上。瓦里娅以为猴子要伤害她，但它用细长的手臂搂住她，抓着她不放，然后把脸贴到她的胸前。
谁更害怕？瓦里娅脑中闪过阿米巴病和乙型肝炎的画面。那些她每天夜里都会梦见的疾病，那些她害怕自己会因之而死的疾病，那些让她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理由。但是压倒这种恐惧的，是另一个鲜活的生命。小猴的身体很重，比人类婴儿要重得多，相比之下，人类的婴儿像是中空的。瓦里娅不知道这样的姿势维持了多久，弗里达在哭，瓦里娅僵在原地。弗里达才三周大。瓦里娅知道，她是在两周大的时候被人从母亲身边带走的，母亲的名字叫松林，她是第一个孩子。瓦里娅还知道，弗里达来自中国广西的一个繁殖基地，她在运输过程中过于紧张，被注射了镇静剂。
在某一刻，瓦里娅抬头看见装在笼外的镜子，里边是她们的倒影。她当时想起了弗里达·卡罗的画作《与猴子一起的自画像》。瓦里娅的样子并不像卡罗——她没有那么强壮，也没有那么反叛；实验室的米黄色水泥墙也远不是卡罗画中的背景，不像那些丝兰和硕大的光滑叶片。但瓦里娅怀里也有一只猴子，那双黝黑的大眼睛就像黑莓一样；她们两个都在这里，一样恐惧，一样孤独，一起盯着镜子。
31
三年半之前，丹尼尔死后，瓦里娅去了金斯顿，米拉把她带进客房，关上门。
她说：“我得给你看一些东西。”
米拉坐在床边，腿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她双腿紧绷，脚趾抓着地毯，给瓦里娅看了好几个缓存的网页。有关罗姆人信息的谷歌搜索页，还有联邦调查局通缉网站上的布鲁娜·科斯特洛图片。瓦里娅立刻就认出了那个女人。她立刻感到一阵眩晕，眼前出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银色碎屑。她差点倒在地上。
“这就是丹尼尔决定去追捕的女人。他从花园棚屋里拿走了我们的枪，然后开车去西米尔顿，那个女人住的地方。是我给探员打了电话，就是后来开枪打他的探员。”米拉说。她的声音像芦苇一样弯折摇晃。“为什么，瓦里娅？为什么丹尼尔要这样做？”
于是瓦里娅把那个女人的故事讲给米拉。她声音沙哑，说出的话像铁锈一样支离破碎，但她坚持说下去，直到词句更快、更清晰地涌出来。她迫切地想帮助米拉理解这一切。不过等她说完以后，米拉显得更茫然了。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米拉说，“埋在那么远的过去。”
“对他来说不是。”瓦里娅的眼泪根本没法控制，她伸出手指去擦脸。
“但本来早该过去了。应该让它过去。”米拉眼睛充血，喉咙也红红的。“真该死，瓦里娅。我的天啊，如果他能放手就好了。”
她们计划着要怎么告诉格蒂。瓦里娅想告诉她，丹尼尔被停职以后，对一个村妇的罪行产生了执拗的兴趣，寻求正义的念头给了他目标，给了他信仰。但是米拉想说实话。
“我们告诉她真相有什么关系呢？”米拉问，“你这个故事也不会让丹尼尔复活。它不会改变他的死因。”
可是瓦里娅不同意。她知道，故事确实拥有改变事物的力量：过去和未来，甚至是现在。她从研究生阶段起就一直是个不可知论者，但要是从犹太教里找一条她认可的原则，那就是文字的力量了。它们从门缝和钥匙孔中逃脱。它们悄悄潜入人心，在几代人之间穿梭。真相可能会改变格蒂对孩子们的看法，而这些孩子已经没法在人世间为自己辩解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会给她带来更多的痛苦。
那天晚上，米拉和格蒂睡着以后，瓦里娅爬下客房的床走进书房。丹尼尔的痕迹无处不在，这些东西因为熟悉而让她感到宽慰，又因为太过表面化而让她痛苦。电脑旁边有一个金门大桥形状的镇纸，那是她在旧金山国际机场买的，当时她还是个忙碌的博士后，来金斯顿过“光明节”的路上发现自己忘了准备礼物。她希望丹尼尔会把它当成一件艺术品。但他没有。“这是机场的纪念品？”他大声说着，重重地拍打她。现在，纪念品上的镀金已经变成了铜绿，她不知道丹尼尔这么多年一直保存着它。
她坐在丹尼尔的椅子上，头往后仰。她并不是真的在感恩节期间去了阿姆斯特丹，其实没有什么会议。她解冻了一袋切好的蔬菜，用橄榄油煎了一下，一个人在厨房的桌前吃掉了这堆粗糙的食物。那年秋天，她对丹尼尔的死亡日期感到焦虑，而且越来越严重。她不知道到了那天会发生什么，也不觉得会有勇气亲眼目睹。也有可能是这样：如果她在场，就会觉得自己有责任。瓦里娅还是担心会沾染上什么可怕的东西，或者把什么东西传染给别人，仿佛她的运气既差又有传染性。她能为丹尼尔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远离他。
但是感恩节过后的那天，早上九点，瓦里娅的心已经开始悸动。她不停地出汗，冲个冷水澡也只能暂时缓解。她做了件之前发誓绝不会做的事——给丹尼尔打了电话。他说了一堆去找预言家之类的话，瓦里娅认为是随口说的，并没有相信。然后她又被绑进一场老套的负疚之旅，丹尼尔的声音变得幼稚、让人痛苦——昨天你要是能来就好了——她感觉到一种被自我怨恨浸透的恼怒。她有时候听都不听就删掉丹尼尔的语音邮件，这样就不用听到他的语气了，那是种让人发疯的、不知疲倦的伤感，就像是他乐于一次次被辜负。他为什么要一直尝试呢？不管怎么说他还有米拉。他越早意识到瓦里娅一无所有、只会继续让他失望，就能越早获得幸福、彻底摆脱她，这样瓦里娅也能被解放。
一张干洗店的收据在电脑旁边飞起来，它之前被镇纸压住了。收据背面有丹尼尔整齐方正的字迹。
瓦里娅把收据翻过来。上边写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力量。下面还有第二句话，丹尼尔描了很多遍，句子似乎都要从纸上升起来了：思想长着翅膀。
瓦里娅很清楚这话是什么意思。在研究生院的时候，她有一次试图向心理治疗师解释这种现象。那是她的第一个治疗师。
她说：“这不是‘看见’什么东西干不干净的问题，而是‘感觉到’它干不干净的问题。”
“那如果你感觉到什么东西不干净呢？”治疗师问。“会怎么样？”
瓦里娅没说话。事实上她并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她只是有种不变的预感，感觉到毁灭就像阴影一样跟在她背后，而某些程式化的行为可以提前阻止它。
“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她说。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一直都很焦虑，但自从她见过赫斯特街的那个女人之后，有些事情起了变化。瓦里娅坐在先知的公寓里时，已经确信她是个骗子，但是回家以后，预言就像病毒一样在她体内起效了。瓦里娅看出，预言对她的兄弟姐妹也有同样的效果：在西蒙的一系列莽撞行为中，在丹尼尔越来越强的愤怒中，在克拉拉离开并疏远他们的过程中，都能看出那个预言的痕迹。
也许他们始终都是这样的。或者说，他们不管怎样都会朝这个方向走。但又不是这样：瓦里娅本该看到她兄弟姐妹们的样子——不可避免的、未来的样子。她本该知道的。
她十三岁半的时候就想到，如果躲开人行道上的裂缝，就能防止那个女人对克拉拉的预言变成现实。她十四岁生日的时候，感觉必须尽快吹灭所有的蜡烛，因为如果不吹，西蒙就会遇到可怕的事情。有三根没灭，八岁的西蒙吹灭了剩下的蜡烛。瓦里娅吼了他，心里知道这么做显得她很自私。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西蒙的行为毁掉了瓦里娅想要保护他的努力。
她直到三十岁才被诊断出患有强迫症。如今，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一个医学名词来解释他们的问题。但在瓦里娅小的时候，这些强迫行为似乎只是她一个人的隐秘负担。西蒙死后，她的强迫行为更严重了。可是，直到读研究生的时候，她才想到可能应该尝试接受治疗。直到她的治疗师提起“强迫症”时，她才想到，不停地洗手和刷牙，避免去公厕、洗衣店和医院，每刻、每天、每月、每年都在重复的固定仪式，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有个名字。
几年后，另一位治疗师问她到底在怕什么。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瓦里娅被难倒了，不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而是因为很难想出不害怕的东西。
“那就给我举些例子吧。”治疗师说。当晚，瓦里娅就列了一个清单。
癌症。气候变化。遭遇车祸。引发车祸。（有段时间，她想到可能会在右转时撞死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于是她会跟着骑自行车的人开好几个街区，一遍又一遍确认她没有撞死这个人。）枪手。坠机——突然降临的厄运！贴着创可贴的人。艾滋病——确切地说，是所有种类的病毒、细菌和疾病。感染别人。肮脏的表面，脏床单，身体的分泌物。药妆店和药房。虱蝇、臭虫和虱子。化学品。无家可归者。拥挤的人群。不确定性和风险。开放式结局。责任和内疚。她甚至害怕自己的思想。她害怕它的力量，害怕它对她施加的影响。
再次到治疗室的时候，瓦里娅大声朗读了她的清单。读完以后，治疗师靠回椅子上。
“好吧，”她说，“可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呢？”
瓦里娅被这个问题的纯粹性逗笑了。她真正害怕的当然是失去什么东西。失去生命，失去她爱的人。
“但你已经经历过了，”治疗师说，“你失去了父亲和所有的兄弟姐妹——比很多人活到中年时损失的家人还多。而你还能站着。我是说，还能坐着。”她补充了一句，朝着沙发笑了笑。
没错，瓦里娅还能坐着，但并没有那么简单。失去兄弟姐妹的时候，她也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这就像看着整个街区的电力被一点点切断：她身体的某些部分变暗了，然后轮到其他部分。某种勇气——情感层面的勇敢——和欲望都变暗了。孤独的成本很高，她很清楚，但是失去的成本更高。
她花了不少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她二十七岁，正在修一门物理方面的研究生课程。讲这门课的人是一位来自爱丁堡的客座教授，他曾和一位名叫彼得·希格斯的研究员一起做研究。
“很多人不相信希格斯博士，”他告诉瓦里娅，“但这些人都错了。”
他们坐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意大利餐厅里。教授说，希格斯博士假定有一种叫希格斯玻色子的东西存在，它给粒子施加质量。他说这可能是我们理解宇宙的关键，也是现代物理学的关键，哪怕还没有人见过它。他说，希格斯玻色子指向一个被对称性统治的宇宙，但在这个宇宙中，最令人振奋的东西——比如人类——都是畸变，是对称性短暂失效时的产物。
瓦里娅有些朋友会对迟来的月经感到震惊，但她不用等那么久就知道了：有天早上醒来时，她已经不是她自己了。三天前，她和教授躺在学校公寓的一张单人床上。当他把脸埋进她的双腿之间，移动他的舌头时，她第一次达到了高潮。没过多久，他就变得礼貌而疏远，瓦里娅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现在，她想象着体内产生的新细胞，脑中的念头是，你会把我毁掉，你会永远禁锢我，你会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生动和真实，让我一刻都没法忘记自己的痛苦。她害怕畸变，因为畸变是不受控的，她更喜欢对称性中蕴含的东西，那种安全的稳定感。她在布利克街的计划生育联合会做了预约，去清空子宫。预约成功后，她看见畸变消失了，就像从两扇电梯门之间消失不见一样，干净利落，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别人在谈论性爱中的极致愉悦，还有为人父母带来的更复杂的快乐，但对瓦里娅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解脱——当她意识到自己害怕的事情并不存在时感觉到的那种解脱。就连解脱也是暂时的：一种歇斯底里的、狂风暴雨般的快意——我原先在想什么？但是笑声过后，必然发生的事就会慢慢侵蚀她，疑虑悄然逼近，她需要再看一眼后视镜，再一次洗澡，再清洗一遍门把手。
瓦里娅已经接受了足够多的心理治疗，知道她其实是在给自己讲故事。她知道自己的信仰只是魔术戏法，甚至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她相信仪式拥有力量，思想可以改变结果，也可以抵御不幸。但它对生存而言是必要的。但是不止于此，不止于此。如果你真的相信它，它还是故事吗？她还有更深的秘密，这也是她觉得自己不可能摆脱紊乱行为的原因——有时候，她不觉得这是一种紊乱。有时候，她相信一个念头可以让某些事成真，她不觉得这很荒谬。
2007年5月，丹尼尔死后半年，米拉歇斯底里地给瓦里娅打来电话。
“他们取消了对埃迪·奥多诺霍的指控。”她说。他们的内部审查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
瓦里娅没有哭。她感觉愤怒潜入了她的身体，像个孩子一样在那里盘踞下来。瓦里娅不再相信丹尼尔死于一颗子弹——一颗本该射向骨盆的子弹，但它打进了丹尼尔的大腿，打穿了股动脉，导致他的血液不到十分钟就流光了。丹尼尔的死并非指向身体的衰竭。这件事表明了人心的力量，这是个完全不一样的对手——他的死意味着，思想长着翅膀。
32
周五早上，瓦里娅开车去上班的途中，把车开到路的一侧停下来，然后把头埋到膝盖之间。她想到了卢克。过去的两天，他都是七点半在实验室和她碰面，然后跟着她进入活体馆。卢克一直在帮忙，帮她称颗粒饲料，把沉重的笼子搬进储藏室清洗。动物们都很喜欢他。周三，卢克和一只名叫格斯的老年公猴玩得很好，这是一只漂亮的猕猴，全身长着橙色的毛发，十分自负。格斯来到笼子前，亮出自己的肚皮，要求挠痒痒。然后，它要么跳回去吓唬卢克，而卢克一边笑一边继续陪它玩；要么坐在原地，任由卢克挠它亮出来的粉红色肚子，然后高兴地咂嘴。
卢克不仅积极地帮忙，他和猴子打交道也很有技巧，瓦里娅非常惊讶。卢克解释说，他是在农场里长大的，体力劳动、跟动物打交道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旧金山纪事报》的编辑希望看到的：了解德雷克中心的日常状态，这样，报道中的研究人员才能像真人一样鲜活，而猴子也能像人一样各有性格。周四，他们在办公室吃午饭，瓦里娅拿着她的特百惠饭盒，里边是西兰花和黑豆，卢克拿着中庭里买的鸡肉卷，提出了这个问题：瓦里娅有没有把猴子看成独立的个体，看见它们被关在笼子里，有没有感到不安。如果他周一就这么问，她会很警觉，但后来这几天过得很轻松，没有危机也没有指责，到了周四，瓦里娅已经相当放松，可以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