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德雷克中心之前，从没接触过这种尺寸的鲜活生物。猴子的身体肉肉的，很难无视它们：它们散发出浓烈的气味，尖声嚎叫，浑身长满了毛，有的会患上糖尿病和子宫内膜异位症。它们的乳头是泡泡糖一样的粉红色，肿胀着。它们的脸能表现出丰富的感情，让人非常吃惊。如果你看着它们的眼睛，就不可能看不到它们在想什么——或者说，你会觉得自己看到了。它们不是被动的研究对象，等着人们处置，而是有自己想法的参与者。瓦里娅明知道不该把它们人格化，可在最开始的那几年里，她总被这些看起来很熟悉的面孔打动，尤其是它们的眼睛。当猴子们聚集在一起，用深不见底的眼睛盯着她时，她觉得它们就像穿着猴装的人类，正透过面具的轮廓向外窥视。
“显然是没法持续的，”瓦里娅告诉卢克，“你那种想法。”
她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卢克坐在安妮的桌前。他把右脚踝撑在左膝上，长长的腿弯曲着，表现出一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特有的笨拙。瓦里娅在他温和的注视中感到放松，于是继续说下去。
“有一年感恩节，应该是我来德雷克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我去看望弟弟。他是个军医，我把这里的事讲给他听。他给我讲了那天遇到的一个病人，是个二十三岁的士兵，截肢部位感染了。只要丹尼尔碰到他的皮肤，他都会诅咒阿富汗人。丹尼尔想起来在几年前的一次体检中见过他，当时这位士兵对阿富汗的状况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非常担心阿富汗人民，丹尼尔差点让他去做精神评估。他担心这孩子太软弱。”
丹尼尔的坐姿和周四那天卢克的坐姿很像——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一双大眼睛很专注。但是丹尼尔的眼睛底下有黑影，曾经浓密的头发也变得稀疏了。那一刻，瓦里娅想起了他小时候的模样，她的弟弟曾经怀有一种理想主义，现在已经被一些更现实却同样简单的东西取代，她在自己身上也看到了。
“他的观点是，”瓦里娅说，“如果不首先制造出一个敌人、不把敌人非人化，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丹尼尔说，平民可以有同情心，但那些把行动作为职责的人不能这样。行动需要你选择一件事、放弃另一件事。帮助一方总比两方都不帮要好。”
她把特百惠饭盒的盖子扣到碗上，想起了弗里达。弗里达在热量限制组里。一开始，她不停地嚎叫，想要更多的食物。瓦里娅在家的时候也被那叫声困扰。猴子毫不掩饰的饥饿让她既内疚又抵触。弗里达的求生欲如此清晰，她眼中的谴责如此明显，瓦里娅几乎以为她要把粗野的、不连贯的叫声换成英语。
“我确实对猴子有了感情，”瓦里娅补充说，“我不该这么说——不太科学。但我和它们在一起已经十年了。而且我提醒自己，这项研究对它们也有好处。我是在保护它们，尤其是热量限制组的猴子。它们的寿命会变长。”卢克现在很安静，他已经把录音机收起来了，虽然他把笔记本放在安妮的办公桌上，但并没有碰它。“不过，你还是要在沙滩上划条线，告诉自己这项研究是值得的。这只动物本身的价值比不上它能带来的医学进步的价值。你不得不这么做。”
那天晚上，瓦里娅躺了好几个小时都没睡着。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卢克说这些，如果卢克把这些话写进他的文章里，会对她产生什么影响呢？她可以要求卢克略去这场对话，但这么做就表明她对自己的工作有所怀疑，对完成工作所需的思考也有某种程度的疑虑，这都是她不想表现出来的。现在瓦里娅坐在车里，感到一阵恶心。她有种没法抗拒的感觉——她不仅把自己置于危险中，而且还背叛了丹尼尔。一想到去实验室见卢克，她就觉得又看见了弟弟。这说不通。他们唯一的相似点就是身高。但是她的幻觉依然存在，丹尼尔穿着卢克的防风外套、背着背包在等她，丹尼尔的脸取代了卢克那张年轻的、充满期待的脸。然后，画面变化了：瓦里娅看见丹尼尔倒在房车里，腿上中了一枪，地面是一片红色的汪洋。她知道，如果她当时不那么孤僻沉默的话，丹尼尔就会跟她说布鲁娜的事，她本来可以救他。
等到恶心消失，她的手不再颤抖、可以握住方向盘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她以前还从来没有迟到过。安妮已经把卢克带进了厨房，这让瓦里娅松了口气。他正在帮安妮给猴子们没吃的食物称重，然后把下周的饲料分装到谜题喂食器里。瓦里娅躲开他，关上门在办公室里处理一笔拨款。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瓦里娅知道是卢克，因为安妮不会打扰她。
“我想过来看看你要不要去吃饭。”瓦里娅打开门的时候，卢克说。他双手都插在衣兜里，看见她脸上的困惑，他笑起来。“都六点了。”
“我恐怕不饿。”瓦里娅走回办公桌前，关掉电脑。
“喝一杯吗？红酒里有白藜芦醇。你不能说我没做过功课。”
瓦里娅呼出一口气：“这顿酒要算进采访素材里吗？”
“听你的。我觉得应该不算。”
她转过身来：“如果不算，它有什么意义呢？”
“维护关系？人际交往？”卢克用奇怪的眼神盯着她，好像看不出她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我又不咬人。或者至少不会比你的猴子咬得狠。”
她关掉办公室的灯，卢克的脸有一半沉到了阴影里，只有走廊的日光灯还照着。她伤到了他。
“我请客，”卢克又说，“为了感谢你。”
瓦里娅后来会回想，是什么让她在满心抗拒的情况下答应去吃这顿饭？假如她不去，会发生什么？她选择答应，是因为愧疚或者疲惫吗？她实在受够了愧疚感。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洗手的时候，愧疚才会收缩。她总是任由水龙头里的热水冲刷双手，直到双手变得滚烫，感觉冲到手上的不再是水，而是火或者冰。她觉得饿的时候，愧疚也会收缩。她经常觉得饿。有时候，她觉得自己轻飘飘的，足以飘向天空，飘向她的兄弟姐妹。现在她饿了。但还是有什么东西让她跟着卢克走，有什么东西让她点了头。
他们坐在格兰特大街的一家酒吧里，分享一瓶红葡萄酒。是赤霞珠，就在往南十一公里的地方种植和装瓶。酒劲立刻上了头。瓦里娅意识到她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但她从不在餐馆吃饭，所以她一边喝酒，一边听卢克讲他的成长经历：他家在威斯康星州的多尔县拥有一个樱桃农场，多尔县的辖区是一串沿岸区域加上岛屿，一直延伸到密歇根湖里。卢克说，这个地方让他想起了马林县。欧洲人到来之前，那里的土地属于美洲原住民——在多尔县，是波塔瓦托米人；在马林县，是海岸米沃克人。后来欧洲人占领了土地，开始发展农业和林业。卢克给她讲了石灰岩、沙丘和加拿大铁杉，它们有长长的绿色针叶，还有黄桦树，到了深秋，地面会铺上一层让人赞叹的金毯。
卢克说，在淡季，那里的人口不到三万，但到了夏季和初秋时，人口几乎翻了十倍。七月，农场疯狂运转，大家急着采摘、晾晒、罐装、冷冻樱桃。他们种了四种樱桃，卢克小时候，家里每个人都有任务，要用机械收割机去收一种。卢克的父亲负责大而多汁的巴拉顿樱桃。卢克因为年纪最小，就和母亲一起去采摘蒙特莫伦西樱桃，它的果肉是半透明的黄色。卢克的哥哥负责采摘又黑又硬的甜樱桃，这是最贵的一种。
瓦里娅发现，卢克说话的时候她像是飘在空中。她看见了樱桃，黄色、黑色、红色，像在梦里一样模糊不清。卢克用手机给她看家人的照片。照片上是初秋，树木是一片模糊的深黄色和灰绿色。卢克的父母长着和他一样的浓密金发，不过他们的发色都比卢克的浅。他的哥哥还是少年模样，脸上长满了疙瘩，但是笑得很开心，他的手搭在卢克肩膀上。“他叫阿舍。”卢克说。照片上的卢克不可能超过六岁。他被阿舍揽着，笑容灿烂到几乎像在扮鬼脸。
“你呢？”他把手机塞回衣兜里。“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大的那个弟弟是医生，我跟你说过。小的弟弟是个舞者。我妹妹是个魔术师。”
“不是吧，戴着黑帽子、用兔子表演的那种？”
“不是。”他们周围的灯光很暗，所以瓦里娅挑不出让她担心的东西。“她的牌技非常高明，还会读心术——她的搭档从观众手里挑出一件东西，比如一顶帽子或者一个钱包，她能在没有语言提示的情况下猜出来，蒙着眼睛，面朝墙壁。”
“那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卢克问。瓦里娅吓了一跳。他看着她。“对不起。你用的是过去时。我想他们肯定是——”
“退休了？”瓦里娅说着摇了摇头。“不，他们都已经不在了。”瓦里娅不知道是什么促使她说出了接下来的话，也许因为卢克就要走了。和另一个人分享这些只对心理治疗师说过的事，感觉太不寻常、太让人宽慰了。“我最小的弟弟死于艾滋病，当时他才二十岁。我妹妹自杀了。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双向情感障碍或者精神分裂症，现在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喝完杯里的酒，又倒了一杯。她几乎不喝酒，酒总让她感觉懒洋洋的，既呆滞又坦率。“丹尼尔卷进一些他不该参与的事情里。他被枪杀了。”
卢克安静地看着她，有那么一瞬间，她有种荒谬的担忧，怕他会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但他并没有——他为什么会呢？瓦里娅呼出一口气。
“我很遗憾，”卢克说，“这就是你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吗？”瓦里娅没有回答，他继续试探，先是犹豫着，后来下了决心。“我们现在的药物——嗯，如果当时就有，它们可以救你弟弟的命。而基因检测让我们有可能发现一个人患精神疾病的风险，甚至可以诊断出来。这也许能救克拉拉，对不对？”
“你的文章是关于什么的？”瓦里娅问，“我的工作，还是我？”
她想让声音显得轻快一点。内心深处的恐惧在蔓延，虽然她不知道为什么。
“它们很难分开，不是吗？”卢克的身体向前倾，眼睛也朝她逼近，瓦里娅心底有什么东西猛然一震。她现在意识到了是什么让她这么害怕：她从来没有告诉他克拉拉的名字。
“我该走了。”她低声说，双手按着桌子站起来。地板立刻向上翘起，墙在摇晃，她坐下来——她跌倒了——又跌倒了。
“别——”卢克说。现在他的手确实放在她的手上了。
恐慌攀上她的喉咙，像个气泡爆裂开来。“请不要碰我。”她说。卢克松开了手。他的脸很悲伤。他觉得她可怜，这是瓦里娅不能容忍的。她又站起来，这次成功了。
“你现在不该开车。”卢克说着也站起来。瓦里娅从他脸上看出了恐慌，正和她感觉到的一样，而这让她更加恐慌。“请你——对不起。”
她摸索着找钱包，然后抽出一小叠二十元纸币，放在桌上。“我没事。”
“我送你回去吧。”她走到门口时，卢克坚持说。“你住在哪儿？”
“我住在哪儿？”瓦里娅嘶声说。卢克直往后退，哪怕在酒吧的黑暗中，她也能看到他的脸红了。“你是怎么了？”她现在到酒吧门口了，她已经出来了。瓦里娅往身后看，确定卢克没有跟着她。她看见自己的车，然后跑过去。
33
星期六，瓦里娅醒来的时候，发现后背正中央一阵阵地疼，脑袋像被锤子砸过。她的衣服浸透了汗水，散发出臭气。她夜里踢掉了鞋子，也脱了毛衣，但她的衬衫贴在肚子上，袜子也湿了，她剥掉袜子的时候，它们重重地落到汽车的地板上。她从后座上坐起来。车窗外已经是早晨了，格兰特街的雨下得很大。
瓦里娅把手掌底部按到眼睛上。她还能想起在酒吧里，卢克的脸朝她靠近，他的声音很低，但很迫切——它们很难分开，不是吗？还有他的手，放在她的手上，是温热的。她能想起来自己跑回车里，像个孩子一样蜷缩在后座上。
她饿坏了。她从后座爬到前排，在副驾座位上翻找昨天剩下的食物。苹果已经变成了棕色，口感绵软，但她还是吃掉了。还有变得温热起皱的葡萄。她刻意不去看后视镜，却不小心从副驾的车窗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头发像爱因斯坦一样，嘴巴张着，嘴角低垂。然后她移开目光，找到了钥匙。
瓦里娅回到公寓，脱掉衣服，把所有的东西直接扔进洗衣机。她淋浴的时间太长，水都变凉了。接着她穿上浴袍——粉红色的，蓬松得可笑。这是格蒂送给她的礼物，她自己永远不会买这种东西。她吃了自己能承受的最大剂量止痛药，然后爬上床，又睡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到了下午。现在瓦里娅感觉到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疲倦，而是一阵恐慌，她知道不能继续待在家里了。她迅速穿好衣服。她脸色苍白，像鸟一样，满头银发一簇簇竖起来。她用手沾了水把头发理顺，然后才觉得自己多此一举：星期六，实验室里只有动物管理员，而且她一进去就会把头发罩住。她有时候不吃午饭，但今天从冰箱里抓了一袋食物，一边开车一边吃煮鸡蛋。
一进实验室，瓦里娅就平静多了。她穿上手术服，走进活体馆。
她想去检查一下猴子。靠近它们还是会让她紧张，但她有时候担心自己不在的时候，它们会出什么事。当然，什么事都没有。乔茜正用镜子观察门口，看见瓦里娅，她把镜子放了下来。刚出生的猴子在它们的聚居区域不安地乱窜。格斯坐在笼子的后部。但最后一个笼子，弗里达的笼子，是空的。
“弗里达？”瓦里娅傻乎乎地唤道。没有证据表明猴子能辨认自己的名字，可她又叫了一遍。她走出活体馆，来到走廊里喊人，直到一个叫乔安娜的动物管理员从厨房里走出来。
“她被隔离了。”乔安娜说。
“为什么？
“她在拔毛，”乔安娜语速很快地说，“我想，如果隔离开，她可能会——”
但她并没有说完，因为瓦里娅已经转过身了。
实验室的二楼是个正方形。瓦里娅和安妮的办公室在西侧，活体馆在北侧。南边有厨房，还有几个操作间。隔离室、门卫的小间和洗衣房都在东边。隔离室宽一米八，高两米四，其实比普通的笼子还大。但这里边没有娱乐设施，是让不听话的动物受罚的地方。当然，这里也没有什么威胁性，没有明显的可怕之处。就只是个无趣的地方：一个不锈钢笼子，有一扇四方小门用于通行，可以从外边锁上。里边配备了一个食物盒和一个水瓶。地板和笼底之间有十厘米间隔，笼底钻了几个孔，尿液和食物残渣可以通过这些孔，落进一个可伸缩的圆盘里。
“弗里达。”瓦里娅说。她望向隔离室，这正是她刚来的那晚带弗里达来的地方，当时弗里达才出生几周。
弗里达面朝笼子背面，弓着身子站在那儿，来回摇晃。她背上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地方已经秃了，因为她把毛拔掉了。六个月前，她不再梳理自己仅剩的毛发，其他猴子能感觉到她的虚弱，也因为这个不再接近她。现在，她坐在一滩薄薄的铁锈色尿液里，尿液还没有排进笼底的圆盘。
“弗里达。”瓦里娅又叫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点，但很柔和。“停下，弗里达。求你了。”
猴子听到瓦里娅的声音，把脸转向一边。从侧面看，弗里达的眼睑是淡紫色的，有光泽。她的嘴是开阔的半月形。她龇了一下牙，然后慢慢地转过来，但是当她面向瓦里娅时，并没有停下：她继续转圈，以右腿为轴，拖着左腿。两周前，她咬伤了自己的左侧大腿，严重到需要缝针。
怎么会这样呢？弗里达年轻的时候，比别的猴子都有激情。她的行为有时候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和别的猴子结成战略联盟，从更温顺的猴子手里偷食物。但她有时候也很可爱，而且拥有极强的好奇心。她喜欢被人抱着，总是穿过栏杆伸手搂瓦里娅的腰，瓦里娅偶尔会让她出来，抱着她在活体馆里转悠。和弗里达如此亲近，让瓦里娅既害怕又欣喜。害怕是因为弗里达身上的污染物，欣喜是因为可以透过层层防护服，短暂地感受到和别的动物亲近的感觉，允许自己也暂时变回动物。
有人敲门。是乔安娜，瓦里娅想，要不就是安妮，虽然安妮周末很少来实验室。她和瓦里娅一样，既没有孩子也没有结婚。她现在三十七岁，还不算太晚，但安妮不想要这些东西。她有一次说：“我什么都不缺。”瓦里娅相信她。安妮来自一个韩裔大家庭，就住在金门大桥另一边。她好像永远不缺情人——有时候是男的，有时候是女的。她以做研究的自信处理这些关系。瓦里娅对安妮怀有一种母亲般的欣赏，也有一种母亲般的羡慕。安妮是瓦里娅希望成为的那种女人：那种做出不同寻常的选择，还对这些选择感到满足的女人。
敲门声又响了。“乔安娜？”瓦里娅一边问，一边起身去开门。
但她面前的人是卢克。他的头发纠缠在一起，颜色因为油腻而变深了。他的嘴唇上有裂纹，脸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黄色。他还穿着前一天那身衣服。他肯定也是穿着衣服睡觉的。瓦里娅用一下午拼凑出的平静表面从中间裂开，掉落下来。
“什么？”她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克莱德让我进来的。”卢克眨了眨眼。他一只手还握着门把手，瓦里娅看见他的另一只手正在颤抖。“我得和你谈谈。”
弗里达已经转过身，面朝墙壁，重新开始摇晃。瓦里娅讨厌弗里达的摇晃，也讨厌让卢克在这儿看见这一切。她转过身背对卢克，去锁隔离室的门。整个过程不超过两秒钟，但在锁好之前，她听到一声沉闷的咔嚓，立刻就明白了。等她回过头来面对卢克的时候，他正把相机塞回包里。
“把它给我。”她野蛮地说。
“不。”卢克说，但他的声音很小，就像一个小男孩抱着自己珍藏的东西。
“不？你没有得到拍照的授权。我会起诉你。”
卢克脸上的表情和她预想中的不一样，不是职业性的喜悦，而是恐惧。他抱住背包。
“你不是记者。”瓦里娅说。她感到一股尖锐的恐惧，警铃大作。她想起狨猴警报般的叫声。“你是谁？”
但卢克没有回答。他僵在门口，身体完全静止，如果不是那只还在颤抖的左手，几乎就是个雕像。
“我会报警。”瓦里娅说。
“不要，”卢克说，“我——”
但他没有说完，在这短暂的停顿中，一个念头不由自主地在瓦里娅心中浮现。但愿它是良性的，她想，但愿它是良性的。就好像她正盯着一张肿瘤X光片，而不是盯着一个陌生人的脸。
“你给我起名叫所罗门。”他说。
场地陷入了黑暗。瓦里娅先是感到困惑：怎么会呢？这是不可能的。我应该会知道。然后是正面碰撞，一切都被压扁了。她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
因为她停在了布利克街的计划生育联合会外边，那是在二十三年前，她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站在原地。当时是二月初，才三点半就已经天色转暗，冷到了极点，但瓦里娅的身体像在烧灼。她内心有种陌生的悸动。她望向熨斗大厦，诊所就在那里边。她不知道如果不去平息这种悸动，会发生什么。她可以做早已计划好的选择；她的生活可以像畸变发生之前一样继续下去，一切仍然是对称的。但她却在一阵冷风中解开了外套的扣子，然后转过身去。
34
她跌跌撞撞离开活体馆，走楼梯下到一楼，一路跑着穿过大厅。经过克莱德的时候，他站起来问她出了什么事。瓦里娅跑到山上。她不在乎卢克待在里边没人监管，她只想离他远一点。雨停了，明亮的阳光晃着她的眼睛。她在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前提下，用最快的速度向停车场走过去，不想浪费时间去拿墨镜，因为她能听到卢克就跟在身后。
“瓦里娅！”卢克叫她，但瓦里娅没有停下来。“瓦里娅！”
他的喊声太大了，她过转身来。“注意音量。这是我的工作场所。”
“对不起。”卢克喘着气说。
“你怎么敢。你怎么敢骗我。你怎么敢在实验室里玩花样，在我的实验室里。”
“要是不这样，你永远不会和我说话的。”卢克的音调高得不正常，瓦里娅看出他正竭力忍着不哭。
她发出一声大笑。“我现在不会和你说话了。”
“你会的。”一朵云短暂地遮住了太阳，在新出现的刺眼光线下，卢克渐渐镇定下来。“不然我就把照片卖掉。”
“卖给谁？”
“卖给善待动物组织。”
瓦里娅盯着他。她想起人受到重击后喘不上气的说法，但这么说也不对：没有什么重击，空气像是被抽走了。
“但是安妮，”她说，“安妮查过你的推荐信。”
“我让室友假扮成《旧金山纪事报》的编辑。她知道我有多想见你。”
“我们一直坚持最严格的伦理标准。”瓦里娅说。她的声音很尖锐，填满了无用的怒气。
“也许是吧。但弗里达的状况可不太好。”
他们站在半山腰。在他们身后，两个博士后一边用叉子吃外卖，一边朝主楼走。
“你这是在勒索我。”终于又能开口的时候，她说。
“我也不想这样。可我花了好几年才搞清楚你是谁。中介完全不肯帮忙，他们知道你不想被找到，所有关于我的记录都被封存了。我拿出所有的钱去了趟纽约，花了好几个星期查县法院的出生证明。我知道了我的生日，但不知道你去的是哪家医院，等我找到你的时候，等我最后终于找到你的时候，我没办法——”
这些话一股脑地涌出来，现在他深深吸了口气。然后他看见了瓦里娅的脸。他把背包拉到身前，伸手从里边抽出一块叠好的白布。
“手帕，”他说，“你在哭。”
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哭。“你还带手帕？”
“是我哥哥的，再往前是我们父亲的。他俩名字的首字母一样。”卢克给瓦里娅看手帕上绣的小字，然后他看出了她的迟疑。“很干净。自从上次洗过之后，我就再也没用过，我都是用热水洗。”
他的声音很低。瓦里娅这才知道，他已经看出了她的毛病，而且是以她不愿意被人看见的方式。她满心羞愧。
“其实我也有，”卢克说，“我一看见你，就注意到你的问题了。不过，我的问题不是洁癖。我怕伤害别人——我怕我会不小心杀死他们。”
瓦里娅接过手帕，擦了擦脸。擦完以后，她想到卢克的话——我怕我会不小心杀死他们。她笑起来，直到他也开始笑，然后她又开始哭，因为她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瓦里娅沉默着开车回公寓，卢克开车跟在她后边。她爬上楼梯的时候，能听到背后卢克的脚步声，能感觉到他身体的重量。她的喉咙好像堵上了。她几乎不带别人进她的公寓，如果提前知道他要来，她会做好准备。但现在没有时间了，所以她开了灯，看着他的反应。
公寓很小。里边的装饰达成了一种平衡，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她的焦虑。她选了一些既能加强又能降低可见度的家具：比如，沙发是皮制的，颜色深得让她没法看清每一处斑点或者污垢，但又足够光滑——不像粗糙的、带图案的布料，这样她坐下之前就能轻松地扫一眼，找出特别过分的脏东西。她的床单是暗淡的木炭色，原因也一样；酒店里的白床单简直像一块光秃秃的画布，她每次检查床铺时都快被逼疯了。墙壁上没有艺术品，桌子上没有亚麻布，这样更容易清洁。窗帘是拉上的，哪怕在白天也一样。
直到她通过卢克的眼睛去看这间公寓，才想起这里有多黑多丑。家具并不美观，因为她不是为了美观而选的。如果她遵从自己的审美去挑呢？她几乎不知道自己的品味是什么样的，不过有一次，她在米尔谷路过一家专门卖斯堪的纳维亚饰品的商店，看见一张鸽灰色的沙发，有长方形的靠枕和细长的胡桃木腿。她盯着沙发看了三十秒、一分钟，然后才想起来，这种布料特别难清洁，而且她能看见每一根头发、每一块污渍，最重要的是，一旦觉得这沙发太脏了，扔掉它一定会让她特别痛苦。
瓦里娅问：“想喝点什么吗？茶？”
茶就行，卢克告诉她。然后他坐到沙发上等她，背包扔在脚边。她拿着两个杯子和一个陶瓷茶壶回来，里边沏了玄米茶，卢克的膝盖并在一起，腿上放着他的录音机。
他问：“我可以把我们说的话录下来吗？这样我就能记住说了什么。我想，以后应该不会再见到你了。”
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取舍；所以他接受了结果。他抓住她，迫使她开口，但是换来了她的怨恨。不过，瓦里娅也做了一次交易：她选择做他的母亲，所以她会回答。
“可以。”她的脸上没有表情，在实验室里感觉到的愤怒，现在已经被无奈取代。她想起那些猴子，叫得声音都嘶哑了，然后呆滞地接受现实，把自己的身体交出去任人研究。
“谢谢你。”卢克的感激很诚恳，她能感觉到这份感激向她靠拢，但她看向了别处。卢克问：“我是在哪里出生的？什么时间？”
“西奈山以色列医院[2]，1984年8月11日，上午11点32分。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只是在检查你的记忆力。”
她把杯子送到嘴边，可是茶水很烫，她的眼睛里有泪水。
“别再戏弄我了，”她说，“你要我诚实。我理应得到同等的回报。你不用怀疑我，也不用担心我说谎。我不可能忘记这个——任何一点细节都不可能忘记——哪怕我用一辈子去尝试。”
“很公平。”卢克垂下目光。“我不会再这么做了，原谅我吧。”当他再看向瓦里娅时，自以为是的神色已经褪去。剩下的是羞怯和腼腆。“那天是什么样的？”
“你出生的那天？天气很闷热。从我房间的窗户可以看见史岱文森广场，那些路过的女人和我同龄，穿着超短裤和露脐上衣，就像在七十年代。我简直像个球。我肚子上长着皮疹，每个能流汗的地方都在流汗。脚肿得厉害，我是穿拖鞋坐出租车去机场的。”
“有人和你在一起吗？”
“我妈妈。我就只告诉了她。”
格蒂就在她身边，喃喃自语。拿着浴巾和一桶冰水的格蒂；每次空调坏掉都会对护士大吼大叫的格蒂。这么些年，格蒂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妈妈，”瓦里娅把孩子送出去以后发疯似的说，“我不能再谈这件事了，永远不能再谈。”从那天起，格蒂再没有提起这个话题。但她们其实又在不断地谈论这件事：多年来，它是每一场谈话的内衬，它是她们两个共同背负的重担。
“那父亲呢？”
瓦里娅注意到他说的是“父亲”，而不是“我的父亲”，这让她松了口气。她不愿意让卢克把教授想成他的父亲。
“他一直都不知道，”瓦里娅吹了吹茶，“他是纽约大学的客座教授。我当时在研究生院读一年级，那年秋天我上了他的课。我们睡了几次，然后他说他觉得不该这样。等我意识到自己怀孕的时候，已经是一月初的寒假，他已经飞回英国了，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他走了。我一遍又一遍地给他打电话——先是打系里的，然后打他们给我的另一个号码，是他在爱丁堡的办公室。一开始我还给他留言，后来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再留言。并不是说我爱上了他。我不爱他，或者说不再爱他了。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机会来抚养你，假如他愿意的话。最后我明白了，他不值得我这么做。后来我就不再给他打电话了。”
卢克的脸绷得很紧，喉咙上的血管都凸显出来。她怎么就没有认出他呢？瓦里娅曾经想象过，在机场或者杂货店里和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面对面相遇。她以为自己内心会腾起一种动物式的直觉，以为会保留某种感官记忆，因为他们曾经有九个月共享同一具身体，更别提后来那令人窒息的、极度痛苦的四十八小时。如果听到自己的骨盆在生产过程中裂开，她也不会惊讶，但它并没有：整个过程完全正常，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生产。一个护士说，这预示着她会有第二个。但瓦里娅知道不会再有第二个了，所以她抱着这个小家伙，抱着她的亲生儿子向他告别。她不仅仅告别了孩子，也告别了一部分曾经勇敢爱过一个男人的自己。她勇敢到爱了一个根本不在乎她的男人，然后生下一个明知道不会留下的孩子。
卢克脱掉鞋，把穿着袜子的脚放到沙发上。然后他抱住自己的脚，下巴压到膝盖上。“当时我是什么样的？”
“你长着闪亮的黑发，像水獭，也像个朋克小孩。你的眼睛是蓝色的，但护士们说以后可能会变成棕色——当然，确实变成棕色了。”瓦里娅一直都记得。后来她扫视人行道、地铁车厢和别人照片里的背景脸时，总在寻找那个曾经属于她的、蓝眼睛或棕眼睛的孩子。“你很敏感。受到比较大的刺激时，你会闭上眼睛，双手合十。我们觉得你像个和尚，我和我妈都很恼火，然后拼命祈祷。”
“黑头发，”卢克笑着说，“还有蓝眼睛。难怪你没有认出我。”已经六点了，窗外还下着小雨，天空泛出明亮的蓝紫色。“是你妈让你放弃我吗？”
“天哪，不是。我们为这事吵了架。我们家已经遭受了很多损失。我父亲去世了，非常突然，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你出生前两年，西蒙死于艾滋病。我妈希望我留下你。”
那会儿瓦里娅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寓，是大学附近的一个单间，但在怀孕期间，她经常在克林顿街72号过夜。有时她和格蒂一直吵到半夜，但她还是会回到原来的上铺睡觉。再过十分钟或者两小时，格蒂也会过来，她睡在丹尼尔以前占的下铺，并不去睡走廊尽头主卧里的床。早晨，格蒂踩着梯子的最底层，把瓦里娅脸上的头发拨开，在她额头上留下重重的吻。
“那你为什么没有留下我？”卢克问。
有一年盛夏，瓦里娅开车穿过威斯康星州。她刚在芝加哥开完一场会议，正赶往麦迪逊[3]参加第二场。她中途停下来，站到魔鬼湖膝盖深的水里。她急着降温，但水也是温热的，还有很多小米诺鱼开始啄食她的脚和脚踝。一时间，她站在沙子里动弹不得，感觉强烈到几乎要炸裂开。到底是什么感觉？是种难以承受的狂喜，亲近和共生交换带来的狂喜。
“我当时很害怕，”瓦里娅说，“人和人之间一旦产生紧密的联系，很多事都有可能出问题。我害怕出问题。”
卢克沉默了一会儿。“你可以去堕胎的。”
“确实可以。我已经预约了。但我做不到。”
“因为宗教原因？”
“不是。我觉得——”但说到这儿，她的声音变得沙哑了，没法再说下去。她拿起杯子喝茶，直到喉咙舒服了一点。“就像是我想弥补什么。弥补我内向的性格，弥补我没有投入生活。没有完全地投入。我以为——我希望——你可以投入。”
她怎么能做到呢？因为她想到了他们——西蒙，索尔，克拉拉，丹尼尔，格蒂。瓦里娅怀孕的第二个月想到了他们，当时她经常因为惊恐发作而动弹不得。到了第三个月，她觉得自己像海象一样庞大，撒尿比睡觉还多。生产的时候，她每次用力时都会想到他们。她把他们留在心里，这样就不会再有其他感觉了——她爱他们，爱到他们卸下了她的防备，让她变得坚强，让她敞开。他们给了她平时没有的力量。
但她没法维持这种感觉。当她双手叠放在肚子上从医院坐车回家的时候，一直在想，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会因为恐惧放弃一个孩子。她马上想到了答案：她是不配拥有那个孩子的人。她的身体，曾经满涨着生命，曾经迸发过生命，现在却变成了空洞的。它变回了以前的样子——一直以来的样子。她为此感到悲哀，但也感到解脱，而这解脱又激发了强烈的自责，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对的。她没法忍受那种生活：危险、鲜活、充满爱、痛苦得让她无法呼吸。
卢克问：“那后来呢，又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意思？”
“你有别的孩子吗？你结婚了吗？”
瓦里娅摇了摇头。
卢克皱着眉，满脸疑惑：“你是同性恋吗？”
“不。我就是没有——从那以后，我就没有——”
她急促地吸气，不出声地打了个嗝。当卢克明白她的意思时，他吓了一跳。“从那个教授以后，你就没有谈过恋爱？什么都没有过？”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没有恋爱。”
她准备好了承受他的怜悯。但他的神色看起来愤愤不平，好像瓦里娅剥夺了自己的必需品。
“你不孤单吗？”
“有时候会。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吗？”她微笑着说。
卢克猛地站起来。瓦里娅以为他要去洗手间，但他走进了厨房，站在水槽边。他把手掌按到柜台上；他的肩膀像弗里达一样垂下来。水槽前的窗台上放着她父亲的手表。克拉拉死后，丹尼尔去了克拉拉和拉杰居住的房车。拉杰收集了一些他觉得戈尔德家族会想要的物品：一张早几年的名片；索尔的金表；一张旧的滑稽戏节目单，在节目介绍里，他们的外婆老克拉拉用皮带拖着一群男人。虽然东西不多，但是丹尼尔很感激拉杰的做法。他在机场给瓦里娅打了电话。
“另外就是那个房车。并不是说它很糟糕——就房车而言，它还挺不错的。而是住房车这个事实。”丹尼尔的声音有点鬼鬼祟祟，几乎听不清。“是一辆七十年代的湾流房车，克拉拉在里边住了一年多。”然后他又补了一句，就像是在雪上加霜：“大部分时间都停在一个叫国王大道的房车公园里。”丹尼尔在克拉拉这一侧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小把草莓茎。一开始他误以为是一丛草，是被谁的鞋子带进屋的。它们长满了霉菌；他把这些草莓茎扔到房车公园的娱乐室里了。但他说会把手表寄给瓦里娅，这块表以前是西蒙的，在西蒙之前是索尔的。
“这是男人的手表，”瓦里娅告诉他，“你应该留着。”
“不。”丹尼尔用同样的隐秘语气说。瓦里娅明白他看见了一些令他不安的东西，一些他不想带回家的东西。
“卢克？”现在，瓦里娅喊他。
他咳嗽了一声，伸手去抓冰箱把手。“你介不介意我——”
停下，瓦里娅想。但他已经动手了，他已经拉开了冰箱门，看见了里边的东西。
“你把猴子的食物放这儿了？”他大声说。但是等他转向瓦里娅的时候，顿悟已经取代了困惑。
冰箱门还开着。瓦里娅从客厅里可以看见里边成排的预包装餐食。最上边的架子放着她的早餐，塑料袋里装着混合水果和两汤匙高纤维麦片。下层架子上是她的午餐，坚果加豆子，在周末是一块豆腐或者金枪鱼。她的晚餐放在冷冻室里，每周做一次，然后分装到铝箔包装盒里。冰箱侧面，也就是对着卢克的那一面，贴了一张Excel做的表格，上面记着每餐的热量，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
限制热量的第一年，她的体重下降了百分之十五。衣服变得松松垮垮，脸也像猎犬一样有了狭长的轮廓。她以一种好奇的超然视角观察这些变化：她为自己能抵御甜食、碳水化合物、脂肪的诱惑而自豪。
“为什么要这么做？”卢克问。
“你觉得为什么？”瓦里娅说。但是她一看见卢克朝她走过来，就畏缩了。“你为什么要生气？决定怎么样生活难道不是我的权利吗？”
“因为我很难过，”卢克声音沙哑地说，“因为看见你这样，我他妈的心都碎了。你清掉了障碍，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你本来可以做任何事，但你就像那些猴子一样，不仅被关起来，还吃不饱。关键在于，你想活得更久，就不得不活得更差。你难道看不见这一点吗？问题是你愿意做这个交易，你已经做了交易，但是为了什么呢？又要付出多大代价？当然了，你那些猴子从来都没有选择。”
要把遵循惯例的愉悦传达给一个不觉得遵循惯例有乐趣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瓦里娅没有尝试。这种愉悦和性或者爱带来的愉悦无关，而与确定性有关。如果她更虔诚些，如果她信的是基督教，她可能会去做一个修女：知道四十年后某个周二的两点钟，你在做什么祈祷或者做什么杂事，这是怎样的安全感啊。
“我让它们更健康，”她说，“因为我，它们能活得更久。”
“但并不能活得更好。”卢克走过来，站到她面前，她向后靠在沙发上。“它们不想要笼子和颗粒饲料。它们要的是阳光、玩耍、温度、质感，还有危险！说了一堆选择生存而不是选择生活的废话，就好像我们可以控制其中哪一个。难怪你看见它们被关在笼子里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对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我应该怎么生活呢？我是不是应该像西蒙一样，只关心他自己，不去管其他人？我是不是应该像克拉拉一样，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
她从沙发上爬起来，很小心地不触碰卢克，然后大步走进厨房。她重新打开冰箱门，开始整理卢克关门时碰乱的食物袋。
“你在责怪他们。”卢克跟在她身后。瓦里娅对兄弟姐妹们的愤怒转移到了卢克身上。这股愤怒一直在她心里酝酿。他们为什么不能更聪明些，更谨慎些。他们为什么不能更有自知，更谦逊。他们为什么不能多点耐心！为什么要活成这个样子，朝着一个不应得的高潮全力冲刺。他们为什么不能好好走路，非得他妈的跑起来呢。
他们是一起上路的：在他们还没有变成人的时候，全都是卵子，是母亲数百万卵子中的四个。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性情和致命缺陷竟然会有这么显著的差异，简直像在同一部电梯里短暂相遇的陌生人。
“我没有，”瓦里娅说，“我爱他们。我的工作是为了向他们致敬。”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什么地方是自私驱动的吗？”
“什么？”
“关于怎样阻止衰老，有两大理论，”卢克鹦鹉学舌般重复她说过的话，“第一种是应该抑制生殖系统。第二种理论是，应该控制热量摄入。”
“我真不该对你讲任何事。你还太小，没法理解这些，你还是个孩子。”
“我还是个孩子？是吗？”卢克的笑声很尖锐，瓦里娅有点畏缩。“是你想让自己相信，这个世界是理性的，好像你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变死亡。你一直在告诉自己，他们因为x而死去，你因为y而活下来，这些事情是相互排斥的。用这种方式，你就可以相信自己更聪明，相信自己与众不同。但其实你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不理智的。你自称科学家，嘴里说着长寿、健康老龄化这类词，但你明知道关于生存的最基本的事实——万物有生必有死——你却想改写它。”
卢克还在靠近，他们的脸只隔着几厘米了。瓦里娅不能看他。他太近了，他想从她身上得到的东西太多。她能闻到他的呼吸，是细菌引起的乳脂软糖气味，被玄米茶里烘烤过的谷物削弱了。
“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他问。瓦里娅沉默了，他抓住她的手腕，然后握紧。“你想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吗？像这样？”
“那你想干什么？拯救我？当救世主是不是让你感觉良好？让你觉得自己是个男人？”她击中了他。他的手垂下来，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说：“不要教育我，你既没有权利，也显然没有阅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你今年二十六岁。你在一个活见鬼的樱桃农场里长大。你有健康的父母和一个爱你的大哥，他把他的宝贝手帕都给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