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里娅从冰箱门后边挤出来，走到公寓门口。过段时间，她会试着理清发生了什么。过段时间，她会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翻阅这段对话，想象在它彻底崩盘之前，她可以做点什么来挽救——但现在，她希望卢克离开。如果他再待下去，她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
但卢克没有离开。“他没有给我。他死了。”
“我很遗憾。”瓦里娅咬着牙说。
“你不想知道原因吗？还是说你只关心自己的悲剧？”
真相就是她不想知道。真相是，她已经没有空间去承受任何人的痛苦了。但站在客厅和厨房之间拱门里的卢克已经开始说话。
“要了解我哥哥，得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一直在照顾我。我父母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但他们不能生了，所以收养了我。我被收养时阿舍才十岁。要是他心怀嫉妒也正常，但他没有。他很善良，也很慷慨，很照顾我。当时我们在纽约州北部生活。搬到威斯康星州以后，我们的土地更多了，但房子比原来小，我和阿舍不得不共用一个卧室。阿舍十三岁，我还是个幼儿。有哪个初中生愿意和一个三岁孩子同住一个房间？但阿舍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是个难缠的孩子。特别淘气。我想看看我能把他们逼到哪一步。你们还是愿意收养我吗？如果我这么做，你们会想要把我送回去吗？有一次我跑到外边，悄悄趴在门廊里，在那儿待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我想听他们找我的声音。还有一次，我和阿舍一起去樱桃林里，在本该跟着收割机回去的时候躲了起来。这成了我们俩的一个游戏，我专挑最烦人的时间点躲起来，而阿舍总是放下他正在做的事来找我，等他找到我，我们才开始干活。”
瓦里娅伸出一只手，像是要阻止他。她不愿意听到接下来的话，她承受不了。她的身体已经被恐惧占据了，但卢克没有理会她，继续往下说。
“有一天我们去了粮仓。那时候我们养了鸡和牛，到了四月，要检查谷物有没有结成块。阿舍弯腰进了粮仓。我本来应该站在顶部的平台上看着他，这样如果出了什么意外，我就可以呼救。他一进去就抬头看我，还朝我笑了笑。他蹲在谷物堆的最上边，那一层是黄色的，看起来就像沙子。“你敢跑！”他说。我也对他笑了笑，爬下梯子就跑。
“我躲在拖拉机中间，因为他知道要来这里找我。但他没有来。过了几分钟，我知道出事了，我做错了事，但我很害怕，所以就留在原地。阿舍进粮仓的时候带了两把镐，用它们来打碎结块的谷物。我跑掉以后，他想用镐爬出去。但镐在谷堆里凿出太多洞，五分钟之内他就陷下去了。过了更长时间他才被压到里边，然后窒息而死。他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玉米碎屑。”
有几秒钟，瓦里娅沉默着。她盯着卢克，他也盯着她。空气像是充了电，有了重量，好像他们的对视有某种力量，能让两人之间的什么东西漂浮起来。然后瓦里娅开始摇晃。
“请你走吧。”她说。她放在门上的那只手很滑，等他走了，她得把手擦干净。
“你是在开玩笑吗？你就想说这个？”卢克的声音都哑了。“我真不敢相信。”他走到沙发前，拿起鞋子，伸脚进去。他那双袜子的脚趾部分是灰色的，有点松垮。瓦里娅打开门。当他推开瓦里娅下楼的时候，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控制自己不要尖叫，不要在背后冲他尖叫。
瓦里娅透过窗子看着卢克走进车里，猛然加速驶离停车场。然后她抓起钥匙，也做了同样的事。她跟踪他过了两个灯，然后失去了勇气。她能说什么呢？她在下一个红绿灯掉了头，走了相反的方向，开向实验室。
安妮不在。乔安娜和其他技术人员也不在。就连克莱德也离开这里去过夜了。瓦里娅走到活体馆。猴子们发出愤怒的尖叫，她突然进来把它们吓坏了。瓦里娅找到弗里达的笼子。
她一开始以为弗里达在睡觉，然后才看见猴子的眼睛是睁开的。弗里达侧躺着，嘴里咬着左前臂。
弗里达以前也自残过，比如啃咬自己的大腿。但这种行为总是在没人的时候发生。现在，她毫不掩饰地抓挠自己的骨头，周围已经变成一团血肉模糊的伤口，血和肌肉组织全混在一起。
“来，”瓦里娅大声呼唤弗里达，“过来。”然后她打开笼子的门。弗里达抬头看了看，但是没有动，于是瓦里娅走到对面的墙边，拿来一条束缚绳，挂到弗里达脖子上，把她往外拖拽。其他猴子尖声嚎叫，弗里达转过身来看着它们，好像突然有了意识。她坐起来，双臂环抱膝盖，开始摇晃。瓦里娅别无选择，只能不停地拉动束缚绳，拖着弗里达在地板上滑行。她厌恶弗里达的虚弱。这只猴子以前有五公斤重，现在只有三公斤了，只能勉强站起来。瓦里娅又拉了一下，弗里达翻过来，仰面朝天，束缚绳开始勒到它的脖子了。其他猴子的嚎叫声更高了——它们感觉到了弗里达的虚弱，而且为此感到兴奋。瓦里娅疯了一样伸出手，抬起弗里达，把她抱起来。
弗里达的头垂到瓦里娅的肩膀上，手臂放在瓦里娅胸前。瓦里娅喘息着。她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弗里达的伤口贴着她的毛衣，散发出腐烂的恶臭。瓦里娅跑起来，弗里达的额头弹跳着靠向她的锁骨。她进了厨房。谜题喂食器都堆在墙边，但瓦里娅想要颗粒饲料、装满拆包食物的箱子，还有他们给不限制热量的对照组猴子准备的食物：苹果、香蕉、橘子、葡萄、葡萄干、花生、西兰花、去壳的椰子，每种都装在单独的桶里。瓦里娅一边抱着弗里达，一边把桶和食物箱都拉出来，放在地上。然后，她把弗里达放到食槽前。
“去，”她大声催促，“吃吧！”但弗里达茫然地盯着面前的大餐。瓦里娅更大声地催促，指着食物，弗里达伸出了左手。她的双腿像学走路的孩子一样叉开，膝盖弯曲；她的脚底柔软而苍白。瓦里娅贪婪地看着弗里达伸手去拿葡萄干，但她的手还没伸进食物箱就改变了方向，她把前臂举到面前，张开嘴，找到伤口，然后开始咬。
瓦里娅拉开弗里达的手，开始啜泣。伤口上还有毛发，但是很深。弗里达可能已经啃裂了骨头。
“吃啊。”瓦里娅大喊。她蹲下来，把手伸进装葡萄干的食物箱，再送到弗里达嘴边。弗里达抽了抽鼻子。她慢慢地把第一颗葡萄干吞进嘴里。瓦里娅又用双手去捧食物。很快，手指上就沾满了食物和肉的碎屑，但瓦里娅没有停。接下来是椰子、花生、葡萄。“哦，真好，”瓦里娅说，“哦，我的宝贝。”她已经几十年没用过这个词了，以前也只用过一次——卢克露顶，她的身体撕裂开来，为突然到来的生命提供空间。
每当弗里达转身避开瓦里娅的手，瓦里娅就换一种水果，或者换一种不同形状的饲料诱惑她。弗里达也吃掉了这些，然后她开始呕吐：清澈的黏液、胆汁、大量的葡萄干。瓦里娅痛哭起来。她擦拭弗里达的嘴、一块块露出的头皮，还有她粉红色的、半透明的耳朵，因为弗里达在出汗。呕吐物热乎乎地流到瓦里娅的裤子上。她必须叫兽医来。但一想到要给兽医打电话，一想到米切尔医生会问些什么、她又要解释什么，她就哭得更厉害了。
所以她会抱着弗里达，直到米切尔医生赶过来；她会安慰弗里达，让弗里达感觉好些。她把弗里达拖到腿上。弗里达目光呆滞，没有聚焦，但她在扭动，想要摆脱瓦里娅。瓦里娅搂得更紧了。“嘘，嘘。”她低声说。“嘘，嘘。”弗里达还是挣扎着要走，瓦里娅还是紧紧地抱住她。她已经完了，她已经万劫不复。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她想抱住什么，她想被抱住。她不肯松手，直到弗里达把脸凑到她的脸上，嘴唇软软地贴着她的下巴，然后一口咬下去。
35
瓦里娅没有叫兽医。第二天早上，安妮发现她和弗里达在厨房里睡着了——瓦里娅背靠着一堆箱子，弗里达睡在最上层的架子上。安妮尖叫起来。
在医院里，瓦里娅以为她会死掉：一开始，她觉得自己会死于被咬时感染上的东西，接着医生告诉她，弗里达既没有乙型肝炎也没有肺结核，她又觉得自己会死于在隔离病房里感染上的东西。当她最终活下来的时候，简直惊呆了。在她最恐慌的时候，唯一可能的结果似乎就是她最担心的那个结果。一旦证实这种担心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具体的痛苦了：瓦里娅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极具破坏性，根本无法挽回。
她每天吃着医院里的食物，变得越来越敏锐。自童年时期以来，她还从没有像这样真切地感受过自己的身体。现在，整个世界的质地和知觉都向她涌来。她能感觉到每次清洗伤口时的尖锐痛楚，还能感觉到医院的床单像纸一样摩擦她的皮肤，但她太累了，没力气查看它。护士靠近的时候，瓦里娅闻到一种洗发水的气味，她确信克拉拉以前用过。她偶尔会看见安妮睡在床边的椅子上。有一次，她趁着自己清醒，要求安妮别告诉格蒂发生了什么事。安妮的神色既严肃又不赞成，但她还是点了头。总有一天得告诉格蒂，可是告诉她被咬的事，就意味着要说出其他的一切，眼下瓦里娅还做不到。
弗里达已经被送往戴维斯的一家动物医院。正如瓦里娅担心的那样，她的骨头裂开了。一位外科医生从肩膀处截断了弗里达的手臂。但要想知道弗里达有没有狂犬病，唯一的办法就是割下她的头，检测她的大脑。瓦里娅请求他们宽大处理：她自己没有出现任何症状，而且假如弗里达真的有狂犬病，就会在几天之内死去。
两个星期后，瓦里娅在红木大道的一家咖啡馆和安妮碰面。一进门，安妮就朝她微笑。她穿着便装，修身的黑裤子配一件条纹T恤，脚上穿着木底鞋，头发散着，但她明显有点不自在。瓦里娅点了一份素食卷。平时，她是不会吃这个的，但她自己的热量限制实验已经在医院里中断了，她还没找到重新开始的信念。
“我和鲍勃谈过了，”餐厅服务生离开后，安妮说，“他会让你自愿辞职。”
鲍勃是德雷克中心的CEO。瓦里娅并不想知道，他在得知她把一个二十年跨度的实验置于危险中时是什么反应。弗里达在热量限制组里。瓦里娅喂她吃东西，不仅导致弗里达的数据作废，还会损害整个分析结果：少了弗里达的数据以后，热量限制组与对照组的猴子数量就会有偏差。更别提一旦传出德雷克公司有一位高级研究员精神崩溃，还危及工作人员和动物，一定会引起公关上的灾难。瓦里娅满心羞愧，因为她想到一定是由于安妮努力促成，鲍勃才会允许她自愿辞职。
“这样会更容易些，”安妮犹豫着说，“等你重新开始自己事业的时候。”
“你在开玩笑吗？”瓦里娅用餐巾纸擦鼻涕。“这种事瞒不住的。”
安妮不说话，承认了这个事实。“不管怎么说，”她说，“自愿辞职还是个更好的方案。”
安妮没有把怒气倾泻到瓦里娅身上，可能仅仅是因为她知道瓦里娅的故事，这一点与鲍勃不同：在医院里，瓦里娅坦白了关于卢克的事，安妮的表情从愤怒变成怀疑再变成怜悯。
“真该死，”她说，“我本来想恨你。”
“你还是可以恨我。”
“对，”安妮说，“但现在更难了。”
现在瓦里娅咽下一口素食卷。她不习惯餐厅给的分量，看起来大得滑稽。“弗里达会怎么样？”
“你和我一样清楚。”
瓦里娅点点头。如果弗里达运气够好，她会被转移到一个灵长目动物保护区，在保护区里，参与过研究的动物可以在最小的人类干预下生活。瓦里娅为这事四处奔走，每天给医院和肯塔基州的一个保护区打电话，那里有十二公顷的户外围场，灵长目动物可以在里边漫步。但保护区收容能力有限。更有可能的是，弗里达会被送到另一个研究中心，用于另一场实验。
那天晚上，瓦里娅七点就睡着了，午夜刚过又醒过来。她穿着睡衣爬下床，站到窗前，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打开了百叶窗。月亮很明亮，借着月光，瓦里娅可以看见这片公寓建筑群的其他部分；她对面有人的厨房灯亮着。她有一种置身炼狱的奇异感觉，或者已经身处另一世了。她失去了工作，这本来会是她对世界的贡献——会是她偿还给世界的东西。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在空洞的失落感中，瓦里娅想，现在值得害怕的东西又少了很多。
她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坐在被子上。她拨出号码，等待接通的铃声响了又响。她已经放弃了，等着通话跳转到语音信箱，但是对方接听了。
“喂？”接听的人用不确定的语气说。
“卢克。”瓦里娅被两种情绪压倒：既松了口气，因为他接了；又非常害怕，怕卢克给她的机会太短暂，不足以让她赢得谅解。“我真的很难过。我为你哥哥的遭遇遗憾，也为你的遭遇遗憾。你本来不该经历这些的，绝对不该。我希望你没有遇上这样的事，我希望能把这些都带走。”
电话那头沉默着。瓦里娅把手机贴在耳朵边，她的呼吸很浅。
“你怎么会有我的号码？”卢克终于问。
“你发给安妮的电子邮件里有——你申请采访的时候发的。”他又沉默了。瓦里娅继续说：“听我说，卢克。你不能一辈子都觉得那是你的错。你必须原谅自己。否则你就没法生存——用什么办法都不行。你没法以你应得的方式生存。”
“我会像你一样。”
“对。”瓦里娅一边说，一边命令自己不要又哭起来。这些话当然也适用于她，但她从来没有让自己相信过。
“你现在真的要当犹太妈妈吗？[4]我敢肯定，这事的诉讼时效早在二十六年前就过期了。”
“这很公平。”瓦里娅说。她咳了一声，笑起来。“你说得对。”
她在传达一个请求：她希望卢克能把同情作为一份礼物赐予她，无论她多么不配有。她望着公寓楼的另一边，望着只有一盏灯的厨房。
“我得去睡觉了，”卢克说，“你把我吵醒了，你知道的。”
“对不起。”瓦里娅说。她的下巴在颤抖。下巴缝了针，还缠着绷带。
“你明天能给我打电话吗？我五点下班。”
“行。”瓦里娅说。她闭上了眼睛。“谢谢你。你在哪里工作？”
“叫体育地下室，是一家卖户外装备的商店。”
“第一次见你的那天，我就觉得你像是准备去徒步。”
“我经常徒步。我们有很大的员工折扣。”
她对卢克的了解太少了。她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她的儿子既不是生物学家也不是记者，而是个零售业的从业者。然后瓦里娅又责备自己。现在卢克对她很坦诚，她默默记下这份坦诚：她对他的了解又多了一点，又多了一件真实的事情。
三个月之后，瓦里娅坐在海斯谷的一家法式面包店里。她要见的男人一走进就餐区，她立刻就认出来了。两人以前从没见过面，但她在网上看过他的宣传照片。当然，西蒙和克拉拉的旧照片里也有他。瓦里娅最喜欢的一张，是在克拉拉和西蒙一起住过的科林伍德街公寓里拍的。一个黑人坐在地板上，背靠着窗户，一只手搭在窗框上。他的另一只胳膊搭着西蒙，西蒙的头靠在这个男人的腿上。
“罗伯特。”瓦里娅站起来。
罗伯特转过头来。瓦里娅可以看出他曾经是个帅气、肌肉发达的男人。虽然他现在六十岁了，比照片上更瘦，头发已经半灰，但依旧身材高大，引人注意，神色也依然机敏。
多年来，瓦里娅都想知道他的状况，但她一直没有勇气认真地去找他，直到今年夏天。瓦里娅找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两个男人在芝加哥经营一家现代舞公司。她发过去一封电子邮件，罗伯特告诉她，这周他会来旧金山，到斯特恩格罗夫公园参加一个舞蹈节。现在，他们开始聊瓦里娅的研究、罗伯特的编舞，还有他和丈夫比利居住的芝加哥南区公寓。他们养了两只缅因猫。“就像伊渥克人[5]。”罗伯特说。他笑着给她看手机上的照片，瓦里娅也在笑，笑着笑着，她突然快要流泪了。
“怎么了？”罗伯特问。他把手机装进了衣兜。
瓦里娅擦了擦眼睛。“能见到你真的太好了。我妹妹克拉拉——她经常说起你。要是她还在，肯定会很高兴……”用的是条件式。她还是讨厌这种语态。“因为你还——”
“还活着？”罗伯特笑着说。“没关系，你可以说出来。这种事从来都没法保证。我们任何人都没法保证。”他调整了一下刻着字的银手环，他和比利戴的不是结婚戒指，而是手环。“我确实感染了病毒。我从来没想过能活到这个年纪。见鬼，我以为我会在三十五岁之前死掉，但我还是撑到了鸡尾酒疗法问世。比利的精力足够我们两个人用。他还年轻，太年轻了，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些事。西蒙去世的时候，比利才十岁。”
罗伯特和她对视。这是他们俩第一次说出西蒙的名字。
瓦里娅说：“自从他离开家，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一直放不下这个。他在旧金山生活了四年，可我一次都没有来过。我当时对他太生气了。我还以为他能……能长大。”
话停在嘴边。瓦里娅做了个吞咽的动作。克拉拉一直和西蒙在一起，就连丹尼尔也和西蒙说过话，西蒙的葬礼结束后，丹尼尔提到过一次简短的通话。但瓦里娅是岩石，是冰，总在那么远的地方，就算西蒙想接近她，也没办法做到。再说，他怎么会想接近她呢？他肯定知道，瓦里娅对他的怨恨比对克拉拉的怨恨还多。至少克拉拉明确说过她要走；至少她还算得体，一到旧金山就打了电话。瓦里娅放弃了西蒙。他也放弃了她，这并不意外。
罗伯特把手放到她的手上，她尽量不退缩。他的手掌宽大温暖。“你不可能知道后来的事。”
“我确实不知道，但我应该原谅他。”
“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我们都是。你听我说——西蒙去世前，我一直很谨慎。可能过于谨慎了。但他去世后，我做了一些愚蠢的、鲁莽的事情。那些事本该让我送命的。”
“想到可能会死于性爱，”瓦里娅停顿了一下，“你没觉得害怕吗？”
“没有害怕，当时没有。因为感觉不是那样的。当医生说我们应该保持独身的时候，感觉不像是让我们在性爱和死亡之间做抉择，而是让我们在死亡与活着之间做抉择。所有拼尽全力真正活过、真正做过爱的人里，没有一个愿意放弃。”
瓦里娅点点头。他们旁边的门上有个小铃铛响了，一对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走进来。当他们经过瓦里娅的桌子时，她强迫自己不要欠身避开他们。她有了新的心理治疗师，这位治疗师使用认知行为疗法，鼓励她承受这些暴露时刻。
“我一直在想，西蒙到底哪里吸引你，”她说，“克拉拉说你很成熟，很有修养。但西蒙完全是个孩子，而且很骄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非常喜欢他。但我不可能和他这种人约会。”
“差不多是这样，”罗伯特笑了笑，“我爱他什么呢？他什么都不怕。他想搬到旧金山，于是就搬了。他想成为一名舞者，于是就成了舞者。我相信他并不是一直什么都不怕。但他的行为是无所畏惧的。这就是他教我的东西。我和比利创办公司的时候，借了一大笔贷款，感觉永远也还不完了。头三年，伙计，我们过得可真叫难。但后来，我们在纽约的一场演出得到了《纽约时报》的评论。然后我们回到芝加哥，实现了盈利。现在都能给舞者们买医疗保险了。”罗伯特咬了一口牛角面包，黄油碎屑落在他的皮夹克上。“我没有退休的计划。我还是不敢想太远。但是没关系，我爱我的工作。我不希望它结束。”
“我希望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已经丢了工作。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不知所措。”
“不能再这样了。”罗伯特举起牛角面包，指着她，摆出一副夸张的训诫神色。“你得像西蒙那样思考。要无所畏惧！”
瓦里娅在努力，哪怕和别人相比，她对这个词的定义小到可笑。她坐下来的时候已经能靠着椅背了，而且也开始在城市里散步。十年前刚搬到加州时，她来过一趟卡斯特罗区，鲁比出生后她才第一次来。当时瓦里娅试着想象西蒙的样子，却只能看到他们几个正朝荣耀以色列犹太会堂走去，西蒙从她身边跑开了。现在，瓦里娅再次想象西蒙的模样，只不过这一次没有把他想成她认识的那个西蒙。当她从悬崖小屋徒步走到山湖公园附近的旧军医院时，似乎看见西蒙在苏特罗浴场遗迹旁摆了个姿势，那里曾经能容纳上万人游泳。瓦里娅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走过这些陡峭的小路；从卡斯特罗区坐公交车来里士满区，至少要花四十五分钟。他有没有来过都不要紧。瓦里娅看见他就在那些矮树丛和丁香花中间，海上的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他开出一条小路，瓦里娅跟在他身后。
瓦里娅回到公寓的时候，有一封米拉发来的邮件。
亲爱的瓦：
12月11日你有空吗？我们刚发现4日伊莱有事，而乔纳森还是想在冬天把大家都拖到佛罗里达去，疯子。（我觉得会很不错，只不过得告诉大家我其实要在迈阿密结婚，实在有点尴尬。）记得告诉我哦。
爱你米拉
乔纳森是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的教授，就在丹尼尔去世前四年，他的妻子因为胰腺癌去世了。他不是那种米拉会爱上的人。丹尼尔去世后，他给米拉送饭。“是牛腩，”他说，“不过是从店里买的，以前一直是我妻子做饭。”接着米拉开始在课前经历惊恐发作，乔纳森一直陪在她身边。又过了两年，她才爱上他。
“不过我不是一下子陷进去的。速度极其缓慢。”米拉每个周日晚上都和瓦里娅视频通话，有一次她这么说。“我不得不投降。”
视频里，米拉把餐盘放到咖啡桌上，把脚缩到身下。她还是身材娇小，但肌肉比以前多了：丹尼尔去世后，她开始骑自行车，从新帕尔兹骑到熊山，让世界从身边迅速闪过，变成一团模糊，就像她感觉到的一样。
“投降是指什么？”瓦里娅问。
“嗯，这也是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我意识到，我必须交出的东西既不是痛苦，也不是信任。我必须交出丹尼尔。”
六个月前，乔纳森向她求婚了。他有个十一岁的儿子叫伊莱。米拉正在学着养育孩子，而瓦里娅将成为她的伴娘。
卢克问过她，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如果瓦里娅诚实地回答他，她会这样说：回到起点。她会对十三岁的自己说，不要去见那个女人。对二十五岁的自己说，去找西蒙，原谅他。她会告诉自己，照顾好克拉拉，去注册JDate[6]账号，不要让护士把怀里的孩子抱走。她会告诉自己，她会死，她会死，每个人都会死。她会提醒自己注意克拉拉头发的气味、丹尼尔伸手抱住她时的感觉、西蒙短而粗的拇指——天啊，他们的手，所有人的手，克拉拉的像蜂鸟一样敏捷，丹尼尔的细长而躁动不安。她会告诉自己，她真正想要的不是永远活着，而是不再忧虑。
如果我变了呢？很多年前瓦里娅问过预言家，那时候她确信，知道这些可以将她从厄运和悲剧中解救出来。大部分人都不会变，那个女人说。
现在是七点，天空映出一片霓虹灯的模糊光影。瓦里娅靠在椅背上。她选择了科学，也许是因为它的理性。瓦里娅相信科学能带她远离赫斯特街的那个女人，还有她的预言。但瓦里娅对科学的信仰也是一种叛逆。她担心命运已经写好，但她曾经希望——上帝啊，她真的曾经希望——生活还来得及给她带来惊喜。她希望自己还来得及制造出惊喜。
现在瓦里娅想起了丹尼尔的葬礼过后，米拉告诉她的事。她们蜷缩在一棵树下，参加葬礼的人都在往停车场走，雪从树枝之间落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克拉拉，”米拉说，“但现在，我几乎觉得能理解她了，因为自杀似乎并不荒谬。真正荒谬的是继续下去，日复一日，好像前进的动力是自然存在的。”
但是米拉做到了。一方面是绝不可能走出来，另一方面却是你有可能做到，这看起来既荒谬又神奇。生存一贯如此。瓦里娅想起她的同僚，拿着他们的试管和显微镜，都在试图复制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过程。灯塔水母，只有装饰衣服的亮片那么大，受到威胁的时候会逆向生长，变回幼年状态。冬天，木蛙会结成冰块：心脏停止跳动，血液结冰，然而再过几个月，春天来临，它就会解冻，然后蹦跳着离开。
周期蝉成群地在地下蛰居，以树根的汁液为食。人们很容易认为它们已经死了；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是死了——它们静止不动，悄然无声，躲在土壤以下六十厘米处。十七年后的某个夜晚，它们成群结队冲破地表，数量惊人。它们爬上最近的垂直物体；若虫表面的外壳轻巧地落地。它们的身体是苍白的，还没有变硬。在黑暗中，它们唱起歌来。
36
七月的第一周，瓦里娅开车进城，去看望格蒂。她每周都会去一次。格蒂情绪高涨，因为鲁比要来了。瓦里娅一直没明白，为什么一个大学生每年夏天都会主动去养老院住两个星期，但鲁比进大学的第一年就提出了这个计划，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援手之家距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八个小时车程，在那里，鲁比就要开始她的大四生活了。每年夏天，她都会带着成堆的墨镜、手镯、背心裙、高跟鞋，以及一辆野兽般的白色路虎来到这儿。她和寡妇们打麻将，给格蒂读文学课上学过的书。她离开前的那个晚上，会在餐厅里表演一场魔术，观众踊跃到工作人员不得不从图书馆拿椅子过来。住在养老院里的人像孩子一样入迷。表演结束以后，他们排着长队等鲁比，急切地告诉她，他们见过胡迪尼的弟弟，或者见过一个女人用牙咬着绳子滑过时代广场。
“你现在打算做什么？”格蒂问瓦里娅，“要是你不回去工作的话？”
她坐在扶手椅上，腿上放着一碗腌菜。鲁比躺在格蒂的床上。她正用手机玩一个叫《血腥玛丽》的游戏。她打到第五关的时候，把手机递给瓦里娅，瓦里娅打败了一个行动敏捷、跳来跳去的西红柿，它看守着一袋芹菜杆。瓦里娅非常满意。
“不是不回去工作，”瓦里娅说，“我只不过不回德雷克中心了。”
瓦里娅告诉母亲，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破坏了实验的完整性。很快——也许等鲁比离开后，她就会把弗里达的事告诉格蒂，当然，首先是卢克的事。她和卢克的关系太脆弱了，暂时还没法分享给格蒂。虽说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但瓦里娅还是担心她会突然失去卢克，就像他突然出现一样。他们已经开始交换手写信件、照片、明信片和各种小东西。五月里，卢克发来一张他和新女友裕子的照片。裕子至少比他矮了四十多厘米，留着不对称的发型，发梢染成了粉红色。照片里，她正假装把卢克抱起来，卢克的一条长腿搭在她的手臂上，两人笑得眼睛眯成了缝。又过了一个月，卢克才承认裕子就是他的室友，那个冒充《旧金山纪事报》编辑的室友——他又赶紧补了一句，说那时候他们还没恋爱，以及他之所以一直保密，是因为不想让瓦里娅对裕子产生反感。
瓦里娅高兴得脸都变红了，不仅是因为看到了卢克的幸福，也因为卢克在意她的想法。那个星期，她经过一个农场零售摊，他们在推销自制的果酱。她把车停到路边，从一堆玻璃罐子中间挑选，里边装的东西在午后的阳光下就像宝石一样。瓦里娅发现有樱桃果酱，就买了两罐。她自己留了一罐，把另一罐寄给了卢克。十天后，他的回信送到了。
不算特别优秀，但品质稳定。还不错。杏仁提取物是个很好的尝试，能把樱桃的麝香味带出来，这样尝起来就不仅仅有甜味了。
瓦里娅对着明信片笑起来，然后又看了两遍。她想，不算特别优秀、但品质稳定、还不错，这就可以了。接着瓦里娅去食品储藏柜拿出自己那一罐，她一直想等到卢克回信之后再打开。
“那你要去哪儿呢？”现在，格蒂看着她自己的腿说，“你不能像我一样整天坐着。吃着腌菜。”
瓦里娅立刻想起兄弟姐妹们的声音。克拉拉一定会说，就好像你真的会担心这个一样。丹尼尔会说，是啊，瓦里娅坐在那儿吃腌菜？我不觉得她能干出这种事。最近，瓦里娅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们。黄昏降临后，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从她公寓前跑过，就会让她想起西蒙，那些凉爽的夏夜，他在克林顿街72号附近跑步。瓦里娅还在酒吧里看到一个女人，她的笑容很像克拉拉——欢快又敏锐。瓦里娅想象自己去向丹尼尔寻求建议。他总是会帮她：凭借他的年龄、雄心，还有他对家庭的支持。瓦里娅知道，在很多事上她都可以依靠丹尼尔，无论是照顾格蒂还是设法把西蒙带回家。
这么长时间了，她一直压抑着这些记忆。但现在，当她借助感官重新召唤记忆，当记忆中的东西变得更像人而不是鬼魂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她内心的灯点亮了。多年前变暗的街区又亮起来。
“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教课。”瓦里娅说。在研究生院的时候，她给本科生教课，来换取学费减免。她根本没想到自己能做到——第一次讲课前，她在女洗手间的水池里呕吐，因为都走不到马桶旁边。但瓦里娅很快就发现，教课让她感到振奋：那么多仰起的脸，都等着她拿出自己的知识。当然，也有些脸没有仰起来，而是睡着了。瓦里娅暗地里更喜欢这些人，因为她决心把他们叫醒。
这是鲁比在养老院的最后一个晚上，瓦里娅过来看她的魔术表演。鲁比正在餐厅里布置场地。瓦里娅到格蒂的房间里，和格蒂一起吃晚饭。她想起自己的家人，如果兄弟姐妹和索尔看到鲁比站在舞台上，会怎么想呢。然后，在这个奇怪的、半明半暗的黄昏，瓦里娅开始讲一些她以为永远不会说的事情：她给格蒂讲了赫斯特街的那个女人。她描述了七月里让人窒息的热浪、她爬楼梯时的焦虑，还有每个人独自走进房间的事实。她说起索尔守丧期的最后一个晚上，兄弟姐妹们的那场谈话。事后她才意识到，那是他们四个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瓦里娅说话的时候，格蒂一直没抬头。她盯着酸奶，表情平淡地把每一勺都送进嘴里，瓦里娅几乎要怀疑她今天是不是过得不顺心，才会这样心不在焉。格蒂等着瓦里娅吃完晚饭，用餐巾纸擦拭了勺子，把它放到餐盘上。然后，她小心地把铝箔盖子盖到酸奶盒上。
“你怎么会相信那种垃圾？”她低声问。
瓦里娅张开嘴。格蒂把酸奶盒放到勺子旁边，双手叠放在腿上，看着瓦里娅。她脸上有种猫头鹰般的愤怒。
“我们当时还小，”瓦里娅说，“她把我们吓坏了。反正，我想说的是，这不是——”
“垃圾！”格蒂说，现在她的语气更果断了。她靠回椅子上。“所以你们去见了一个吉普赛人。没有人傻到相信他们。”
“你就一直信那种垃圾啊。碰上葬礼，你会吐口水。爸爸去世以后，你想用鸡来搞那个仪式，举着一只活鸡在头上挥舞，一边念——”
“那是一种宗教仪式。
“碰上葬礼吐口水也是宗教仪式？”
“那又怎么了？”
“你能给自己找什么借口？”
“因为无知。你又有什么借口呢？你没有。”瓦里娅沉默下来，格蒂继续说：“我给了你这么多东西，教育、机会——现代的东西！你怎么能变成我这样？”
德军占领匈牙利时，格蒂九岁，她的外公外婆和他们在豪伊杜的三个兄弟姐妹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如果说大屠杀让索尔的信仰更坚定，那么格蒂的信仰其实被削弱了。格蒂六岁的时候，她的父母都去世了。对她来说，上帝一定比偶然更不可信，善良又比邪恶更不可信——所以她才会敲木头、交叉手指、把硬币扔进喷泉、把米抛过肩膀。她祈祷的时候，其实是在做交易。
瓦里娅已经看到格蒂给了孩子们什么东西：不确定的自由。未知命运的自由。索尔也会认可这一点。作为移民家庭的独子，她的父亲也没有什么选择。对他来说，往前看或者往后看好像都显得不知感恩，仿佛是在考验命运——自由的当下只是幻象，一旦他把目光从“现在”移开，它就有可能消失。但是瓦里娅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有了选择，有了自我反省的机会。他们想要衡量时间，想要规划并掌控时间。但在他们追逐未来的时候，其实更加靠近了那个女人的预言。
“对不起。”瓦里娅说。她的眼睛开始红肿。
“不要道歉。”格蒂说着，伸手拍了拍瓦里娅的胳膊。“要和我不一样。”但她拍完以后，紧紧抓住了瓦里娅的手臂，就像1969年的布鲁娜·科斯特洛那样。这一次，瓦里娅没有挣脱她。两个人不出声地坐着，直到格蒂开始坐立不安。
“那她和你说了什么？”她问，“你什么时候会死？”
“八十八岁。”现在看来，这个时间非常遥远，几乎是种让人尴尬的奢侈。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瓦里娅绷着脸不让自己笑出来：“你不是说不信这个吗？”
“我是不信，”格蒂抽了抽鼻子，“但如果我信，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如果我信，我会觉得八十八岁已经很不错了。”
七点半，她们走进餐厅，准备看魔术表演。一个比地面稍高的平台作为舞台，两边各摆了一盏灯，充当聚光灯。一个护士把红色的床单挂在衣架上，当做幕布。格蒂和她的朋友们都为这场表演特意打扮过，餐厅里热闹非常。房间里充斥着一种带了电荷的期待，它像暗物质一样不可见，却能聚拢每个人。它把人们吸引到一起，再投向舞台，投向鲁比。
然后窗帘分开，鲁比出现了。
在她手中，舞台起了变化。窗帘变成了真正的幕布，灯变成了真正的聚光灯。克拉拉擅长快速演说，鲁比却在表演肢体喜剧方面有出人意料的天赋，而且她能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参与进来。除此以外，鲁比还有些别的特质，把她和她母亲区别开来。她笑得很自在，声音也从不迟疑。如果掉了一个本该接住的球，她会先花几秒钟做出自嘲的手势，然后再找回平衡。瓦里娅看出这是一种自信。鲁比看起来比她母亲放松得多——不仅是对她的技能，也对她自己。
哦，克拉拉，瓦里娅想。要是你能看见你的孩子就好了。
整个晚上，格蒂都看着鲁比，就像在看一部永不厌倦的电影。等到最后一批观众从餐厅里出来，已经快11点了。格蒂终于同意坐进那把可恶的轮椅，但她还是气鼓鼓的。瓦里娅知道，阻止衰老就像相信强迫行为可以阻止坏事发生一样不可能。但她还是想大喊，别走。
鲁比把格蒂推回她的房间。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奇迹上：怎么缝合伤口、怎么做脊椎穿刺、怎么接生。但在今晚，有一种纽带把她和房间里的每个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张情感之网，鲁比没有放手。当她站在舞台上往下看，感受到那种情绪的时候，想起有时候会在洛杉矶的公寓看见经过的幼儿。为了确保不走散，孩子们抓着绳子走成一行。今晚就是这样，鲁比想。他们一个接一个来到绳子旁边，然后一个接一个抓住绳子。
她父亲到现在还会问：“你本来可以一直表演，为什么想去当医生？你给人们带来了那么多快乐。”
但鲁比知道，世上有众多的工具用来维持彼此的生命，魔术只是其中一种。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拉杰告诉她，克拉拉在演出前总会说四个字。从那以后，鲁比就一直在说同样的四个字。今晚她站在幕后，双手紧握。她能听到观众们在幕布那边窃窃私语，坐立不安，期待地翻动手中的廉价印刷节目单。
“我爱你们。”她低声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然后她穿过幕布，加入到他们中间。
[1]Harry Harlow（1905—1981），美国心理学家。经常在实验中使用猕猴，包括一些有争议的残酷实验。
[2]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家医院。
[3]威斯康星州的首府。
[4]“犹太妈妈”是个有调侃意味的说法，常用来形容强势、精神紧张、过度干涉子女的母亲。
[5]《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的一个种族，体型较小，毛发浓密。
[6]一个面向犹太人的约会软件。
致谢
《永生者》的成书过程中，很多人给予了帮助，我对他们深表感激。
如果没有两位不可思议的女性，没有她们的信念、努力和积极推进，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首先是我的经纪人玛格丽特·莱利·金，她是我的摇滚明星和灵魂姐妹，我想说，感谢你的信念、忠诚和双周疗愈课程。每一次启程都始于你。然后我想对我的编辑萨利·金说，你的才华、热情和正直都像阳光一样闪亮。和你们共事是我的荣幸，也让我感到快乐。
WME和帕特南的团队都极其优秀，我没法想象还有比他们更好的团队。很荣幸能与WME的特雷西·费舍尔、艾琳·康罗伊、埃丽卡·尼文、海利·海德曼和切尔西·德雷克合作，与帕特南的伊万·赫尔德、丹妮尔·迪特里希、克里斯蒂娜·鲍尔、亚历克西斯·韦尔比、阿什利·麦克莱、埃米丽·奥利斯、凯蒂·麦基以及整个企鹅团队合作。我也要感谢杰卡尔公司的盖尔·伯曼、达尼·戈林、乔·厄利和罗里·科斯洛，他们在电视领域做了很多工作。
我要感谢很多作家、电影制片人、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在我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参考过的重要资料包括：露丝·伊莱娜·安德森的《多重世界中的精巧技艺：罗姆人占卜活动中的行为与协作》；戴维·魏斯曼的纪录片《我们曾在这里》；金·斯坦迈耶的《隐藏大象：魔术师如何创造不可能之事并学会消失》；我参考了蒂妮·克兰的生平，她是一位开创性的马戏团演员，我受她启发写了小说中的“生命之颌”，老克拉拉的角色也取材于她（珍妮特·M.戴维所著《马戏团女王和小叮当：蒂妮·克兰回忆录》）。斯科特·格雷戈里中尉为丹尼尔的军队生涯提供了关键指导；埃丽卡·弗莱夫里、黛博拉·罗宾斯和鲍勃·英格索尔慷慨地分享了关于灵长类动物的知识。德雷克中心的灵感源自加州诺瓦托的巴克老龄化研究所，不过我的版本只参考了它的建筑特点和总体职能，其他内容完全是虚构的。最后，有很多科学家为瓦里娅的长寿研究提供了资料，他们欣然同意与我交谈，包括里基·科尔曼博士、斯特凡诺·皮拉伊诺博士和丹尼尔·马丁内斯博士，以及威斯康星州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写出瓦里娅那些章节。瓦里娅的研究脱胎于上述背景，但和德雷克中心一样都是虚构的，并不针对任何现有的研究工作。
我要向家人、向挚友们致以永远不变的爱与谢意，他们作为最早一批读者，给了我很大帮助。父母一直是我最坚决最忠实的支持者，能成为你们的孩子是我的幸运，我非常感激。敬爱的祖母和引路人李·克鲁格是第一个读到这部小说的人。在一群出色的朋友里，我想感谢亚历山德拉·戈尔德施泰因的编辑天分和长期投入；丽贝卡·邓纳姆的精神陪伴；布里塔妮·卡瓦拉罗的热情支持；皮亚丽·巴塔查里亚那颗聪慧、跃动的心，还有亚历山德拉·德梅特的姐妹情谊和安德鲁·凯的兄弟情谊。玛奇·沃伦和鲍勃·本杰明带我了解二十世纪中叶的纽约移民。朱迪·米切尔一直是我的导师和挚友。
还有乔丹和加布里埃尔，我的兄弟们：这本书也献给你们。
我的天，我该对内森说什么呢？给作家当伴侣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不知情，可能会觉得你毫不费力就做到了。实际上有那么多错乱的对话，那么多编辑工作，还有情感支持。你不仅有最宽容的心和最敏锐的大脑，还有一种全景式的洞察力，哪怕像我这样躁动的鸟儿也能安定下来。我永远感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