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出去上厕所时，克拉拉来到西蒙床前。她的眼袋都肿起来了。
她说：“我还会像爱你一样去爱另一个人吗？”
她扑到床上，躺到他身边。他现在太瘦了，他们两个人很容易就能挤在医院的单人病床上。
“拜托，”西蒙说出了他们启程之前、站在屋顶上看着太阳升起时，克拉拉对他说过的话，“你会找到你更爱的人。”
“不，”克拉拉在喘息，“我不会。”她靠到西蒙的枕头上。她转过身凝视他的时候，头发落在他的锁骨上。“那个女人对你说的是什么？”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说出来还有什么要紧呢？“星期天。”西蒙说。
“哦，西蒙。”她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就像一条被链子束缚的狗发出的哀嚎。克拉拉意识到这是她发出的声音，用手捂住了嘴。“我希望……我希望……”
“别说了。看看她给了我什么吧。”
“这些！”克拉拉说，她看着他手臂上的皮损，还有清晰可见的肋骨。就连他的金发也变得稀疏了：护工帮他洗过澡以后，排水口全是他的卷发。
“不对，”西蒙说，“是这些。”他指向窗户。“要不是她，我就不会来旧金山。我不会遇到罗伯特，也不可能学会跳舞。我大概还待在家里，等着我的生活开始。”
他对疾病感到愤怒。疾病让他怒火中烧。很长时间以来，他也一直在恨那个女人。他想知道，她怎么能给一个孩子做这么可怕的预言？但现在，他对她的看法不一样了，她就像第二个母亲，像个神一样。她给他指了道门，说：“去吧。”
克拉拉好像呆住了。西蒙想起他们搬来旧金山以后，他在她脸上看见过的表情，那种气恼和纵容的奇特组合，他终于意识到为什么这表情让他感到不安。因为克拉拉让他想起了那个女人：注视着他，数着日子。他对姐姐的爱骤然迸发出来。他想起屋顶上的克拉拉——她站在栏杆边缘，说话时没有看向他。给我个理由，你为什么不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我说是星期天，你一点也不惊讶，”西蒙说，“你早就知道了。”
“你当时说过，”克拉拉低声说，“你说，到那个日子的时候，你还很年轻。我希望你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西蒙握紧了克拉拉的手。她的手掌肉乎乎的，是健康的粉红色。“我确实得到了啊。”他说。
克拉拉时不时地离开，让西蒙和罗伯特独处。他们感觉太疲惫、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就一起看录像。都是从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租来的，一些优秀男舞者的录像。纽瑞耶夫，巴瑞辛尼科夫，尼金斯基。香提计划[16]的一位志愿者从社区活动室推来一台电视，罗伯特和西蒙一起躺在病床上。
西蒙看着罗伯特。能认识你是多么幸运啊。他很担心罗伯特的未来。
“如果他也得了，”西蒙告诉克拉拉，“一定要让他参加药物实验。答应我，克拉拉，答应我你会让他加入。”
有个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走廊，是一种在非洲表现出不错前景的实验性药物。
“好，西蒙，”克拉拉低声说，“我答应你。我会努力的。”
为什么和罗伯特在一起的这些年，表达爱意会如此困难？白天越来越长，西蒙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爱你，我爱你。这样的呼唤和回应，就像食物和呼吸一样必不可少。只有听到罗伯特的回答，他的脉搏才会放缓，眼睛才会闭上，直到最后入睡。
[1]“kriah”，根据犹太教传统，人们会在亲属去世后撕破衣服表示哀悼。
[2]一种口服避孕药。
[3]因制作时用到一磅糖、一磅面粉、一磅鸡蛋、一磅黄油而得名。
[4]意第绪语，对同性恋者的蔑称。
[5]Anwar el-Sadat（1918年12月25日—1981年10月6日），前埃及总统，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6]均为传奇芭蕾舞蹈家。
[7]加利福尼亚州6号提案，发起人为加州州议会议员约翰·布里格斯，他提议解雇所有同性恋和有可能支持同性恋权利的加州公立学校教师。该提案于1978年11月7日被否决。
[8]James Warren Jones（1931年5月13日—1978年11月18日），美国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创始人。
[9]Dianne Feinstein（1933年6月22日— ），美国政治家，1987年11月27日，旧金山市长莫斯科尼和监督委员会委员哈维·米尔克遭遇政敌枪击身亡，她随后出任旧金山市长。
[10]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1973年出版。
[11]英国作家、剧作家亚瑟·霍普克拉夫特（Arthur Hopcraft）的作品，1968年出版。
[12]Lynn Curtis Swann（1952年3月7日— ），美国橄榄球运动员、播音员、政治家。
[13]把丁香刺入柑橘或橙子表皮制成，常用于圣诞装饰。
[14]一种常见的棕黄色文件夹，用马尼拉麻制成。
[15]Ward 86，在旧金山综合医院80号楼的六层为艾滋病人开设的病房，是美国第一家专门设立的艾滋病诊所。
[16]Shanti Project，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
第二部分
普罗透斯
1982—1991克拉拉
10
克拉拉能把黑围巾变成一朵红玫瑰，把一张花色是A的纸牌变成Q。她能把一分硬币变成十分，把十分变成二十五分，还能凭空变出一美元。她会海曼移牌、萨斯顿掷牌、悬浮牌，还有手背藏牌。她是表演经典杯球戏的专家，加拿大魔术大师戴·弗农传给了伊利亚·赫拉瓦切克，伊利亚再传给她：这是一种让目眩神迷的视觉幻象，在一个空银杯里装上球和骰子，最后变成一个饱满又完美的柠檬。
有一件事她做不到，却又永远不会停止努力，就是把弟弟带回来。
现场演出前，克拉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生命之颌”备场。有挑高屋顶的夜总会并不好找，所以她也在餐馆剧院和音乐厅演出，偶尔还会作为独立的外包演员，在伯克利的一个小马戏团演出。不过，她还是喜欢夜总会，因为那里边烟雾缭绕的暗黑氛围，也因为她可以一个人表演，还因为那里挤满了成年人，她更喜欢为成年人表演。大部分成年人都声称自己不信魔法，但克拉拉更了解他们。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追求持久和稳定——恋爱、生孩子、买房子？明明所有证据都表明“永恒”根本不存在。关键并不在于转变他们的想法，而是要迫使他们承认事实。
她把工具装进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里：垂线和攀爬绳、扳手和夹钳、旋转口衔、吊绳。伊利亚教过她，每一块场地都不一样，所以她会仔细测量天花板的高度、舞台的宽度，会评估板条的样式和强度。成功和失败只有毫厘之差——时机要么完美无缺，要么就是一场灾难。她踩着梯子在屋顶板条上扎好攀爬绳，用吊绳绕三次，然后往交叉绳上装好安全阀。她在舞台上方留出一米九：她自己身高一米六七，加上踮起脚的十八厘米，再加上高于地面的五厘米。
克拉拉从两年前开始表演“断裂”。一名助手拉着绳子，直到她嘴里咬着口衔，悬停在天花板上。但她不会像早期的表演那样再飘回来，而是在绳子松开的那一刻猛然下坠。观众总会以为是个意外，现场全是倒吸冷气的声音，有时候还有尖叫，直到她突然停下。现在，她几乎已经习惯了下巴承受身体重量时的猛震，习惯了颈椎快要断掉的牵拉感，还有眼睛、鼻子和耳朵的刺痛。她只能看见炽热的白光，然后绳子再降低几厘米，她的脚触到地面。当她抬起头来、把口衔吐到掌心的时候，她才第一次看到观众，他们紧绷的脸终于放松下来，充满了好奇。
“我爱你们。”她呢喃着鞠躬。这话的灵感来自霍华德·萨斯顿，每场演出前，序曲响起的时候，他都会站在幕后重复这句话。“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11
1988年2月，一个异常寒冷的晚上，克拉拉站在“委员会”的舞台上。“委员会”是位于百老汇街的一家卡巴莱剧场，平时一个也叫委员会的喜剧剧团在这儿演出。这周一，他们把场地租给了克拉拉，她为这场演出付的费用比赚到的钱还要多。她往每张桌上放了一张名片，卡片上写着“永生者”，但现场观众稀稀拉拉，都是从秃鹫俱乐部和妖妇俱乐部[1]那边过来的，要不然就是过一会儿要去那边。克拉拉的杯球戏表演得很好，但除了“断裂”以外，人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连“断裂”也失去了吸引力。“别演魔术了，小甜心。”有人喊道。“让我看看你的奶子！”她的表演结束以后，一个歌舞团开始布置场地，克拉拉穿上她在有表演的夜晚才穿的长风衣，走向吧台。去女厕所的路上，她从刚才喊话的人口袋里摸走一个皮夹，回来的时候又把皮夹塞了回去，取走了里边的现金。
“嘿。”
她的心一沉，转过身，以为会看到一张长雀斑的脸和一双威士忌色的眼睛，还有制服和徽章。但她面前是个穿着T恤、松垮牛仔裤和工靴的高大男人，他举起了双手。
“不是故意要吓你。”他说。但现在，克拉拉盯着他的浅棕色皮肤和黑亮的齐肩发，确信以前见过他。
“我好像见过你。”
“我是拉杰。”
“拉杰。”她想起来了。“拉杰！天啊，泰迪的室友。我是说巴克希什·卡萨[2]的室友。”她赶紧补充，同时想起了巴克希什·卡萨的长发和钢箍。
拉杰笑起来：“我一直不喜欢那小子。哪有白人突然开始戴头巾的？”
“在海特街混的那些人可能会吧。”
“他们都走了。要么去硅谷，要么去当律师。头发都剪短了。”
克拉拉笑了。她喜欢拉杰的机敏，也喜欢他那双一直追随她的眼睛。人们正从剧院里挤出来；前门打开的时候，她看见黑色的夜幕，看见星空，还有脱衣舞俱乐部的霓虹灯。平时，她会在演出结束后乘斯托克顿30路公交回唐人街，她一个人在那儿租了间公寓住。
“你现在做什么呢？”她问。
“做什么？”拉杰的嘴唇很薄，但很有表现力，带着一点狡黠的弧度。“我现在什么也没做。一点计划都没有。”
“已经十年了。你敢相信吗？十年了！你可是我在旧金山遇见的第一批人之一。”
他们坐在一家名叫维苏威的意大利咖啡馆，就在城市之光书店那条巷子里，在它对面。克拉拉很喜欢这家咖啡馆，因为这里曾是弗林盖蒂和金斯伯格经常光顾的地方，现在却挤满了一群吵吵闹闹的澳大利亚游客。
“而我们还在这儿。”拉杰说。
“而我们还在这儿。”克拉拉依稀记得拉杰在公寓里的样子。她和西蒙刚来旧金山的时候，曾和他住在同一间公寓：拉杰在沙发上读《百年孤独》，或者和长腿的金发姑娘苏茜一起在厨房做薄煎饼。苏茜当时在棒球场附近卖花。“苏茜后来去哪了？”
“和一个基督教灵修派的人跑了。1979年以后就没见过她。你和你弟弟一起来的，是吧？他怎么样了？”
克拉拉一直在摸她的马提尼酒杯，紧紧捏着狭窄的杯柄，但现在她抬起了头。“他已经死了。”
拉杰被酒呛了一下。“死了？妈的，克拉拉。我很遗憾。因为什么？”
“艾滋病。”克拉拉说。这病直到西蒙死后三个月才有了名字，至少现在她知道原因了，对此她心怀感激。“他才二十岁。”
“活见鬼的狗屎。”拉杰又摇了摇头。“真是个畜生，艾滋病。去年带走了我一个朋友。”
“你是干什么的？”克拉拉问。她只想赶紧换个话题。
“我是个机械师。主要修车，也搞过建筑。我爸想让我当个外科医生。我总跟他说，那根本不可能，但他还是把我送到这儿了。他住在达拉维——孟买的贫民窟，一公里多的地方住了五十万人，河里飘着屎，但那就是家。”
“肯定很不容易，离开你爸爸，一个人来这儿。”克拉拉一边说一边看着拉杰。他的眉毛很浓，但五官很精致——高颧骨，往下是轮廓分明的面颊和尖下巴。“你当时多大？”
“十岁。我和我爸的表兄阿米特一起搬过来的。他是我们整个家族最聪明的人，申请到一笔大学奖学金，六十年代拿着学生签证来加州念医学院。我爸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我从来都不擅长科学类的东西，不喜欢修理人，但是喜欢修理东西，所以我爸对我的评价对了一半；不过我猜一半还不够。”他笑得有点紧张，依稀还能听出口音，不过要很仔细才能听出来。“那你呢？你干这个多久了？”
“嗯……”克拉拉说，“六年吧？”
一开始，魔术让她振奋，但现在却耗尽了她的力气：一切都得靠自己，她穿着风衣，搭乘湾区捷运去伯克利，旁边其他人的音箱里放着嘻哈。她一般凌晨一点到家，如果是从东湾回来，就得凌晨三点。她泡在浴缸里，楼下的中国面包店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晚上，她用那台没钱换的破缝纫机把该死的亮片缝回演出服上——沙发垫上有亮片，楼梯上有亮片，淋浴间的排水管里也有亮片。
一年前，她表演“断裂”的时候受了重伤。她通过《旧金山纪事报》雇来的一个女孩没有检查安全阀就松开了绳子，绳子多滑出三英尺。克拉拉没能悬停到地面以上。她落下来的时候，手和膝盖都着了地，头骨跳着疼，好像挨了一拳似的，双脚肿得像黑气球。她没买保险，住院费几乎花光了她从父亲索尔那里继承的钱。夹板打了六个星期，她气得要命。刚过去的这一年里，她只和马戏团的一个十九岁男孩一起表演，但他三月份就要走了，去加入巴纳姆马戏团。
“表演魔术能让你开心，我明白了。”拉杰说。他在笑。
“哦。”克拉拉也微笑起来。“确实是。确实是。可我累了。一个人干这个很难。而且太难找客户了。愿意雇我的场地就那些，次数也有限——你在同一个地方表演了好几年，人们知道了，名声传开了，然后又没了，你还待在那儿，靠牙齿挂在一根绳子上。”
“我喜欢那个表演，绳子魔术。你有什么秘诀吗？”
“没有。”克拉拉耸耸肩。“只不过是坚持住了。”
“印象深刻。”拉杰扬起了眉毛。“你会觉得紧张吗？”
“现在比以前更不容易紧张了，而且也只会在表演前出现。更多是种期待吧。我在后台，感觉有点……我想是有点怯场，但也不完全是，其实是兴奋——知道我就要给人们展示一些他们从没见过的东西。我可能会改变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哪怕只是在一小时之内。”克拉拉皱了皱眉。“我表演围巾戏法或者杯球戏之前，并不会觉得紧张。那是我从小就学会的，只不过人们都更喜欢‘断裂’。”
“那你为什么不改变表演内容呢？删掉小玩意儿，干一场大的？”
“很复杂的。我需要搞设备，还需要一个真正的全职助手。我得想办法操纵更大的道具。还有，我最喜欢的表演，那些只在书里读到过的，还得想办法弄明白原理。魔术师可是非常爱保密的一群人。”
“假如，我是说假如，你可以表演任何魔术，你会选择什么呢？”
“任何魔术吗？我的天，”克拉拉笑了，“比如德科尔塔的消失鸟笼。他在空中举起一个装了鹦鹉的鸟笼，然后砰的一声，它就消失了。我知道肯定是从袖子走的，但一直想不通怎么才能做到。”
“应该是可折叠的。笼子的栅栏是连起来的吗？中间的栅条比两头的厚？”
“我不知道。”克拉拉说，现在她的脸涨红了，语速很快。“然后是普罗透斯柜。就是一个直立的高脚小壁橱，装着脚轮，让观众知道表演者不能通过底下的陷阱门进出。一个助手把柜子转过来，打开柜门再关上，然后里边传出敲门声。门开了，你就站在里边。”
“这得靠镜子，”拉杰说，“观众们看见的不是柜面，他们看见的是被反射的物体。”
“当然，我就知道这么多了。但角度很关键，几何计算必须非常精确，这就是诀窍——数学。”她已经喝光了酒，但她没有注意到。“我真正想表演的魔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一个，叫‘第二视觉’。它是一个叫查尔斯·莫里特的魔术师发明的。观众先给他一件东西，比如一块金表，或者一个烟盒；然后他的助手蒙上眼睛，辨认出这件东西。后来别的魔术师也做过这种表演，用的是提前准备好的暗语——你懂的。‘对，这儿有件好玩的东西，请把它递过来。’这显然是某种暗语。但莫里特每次都只说‘对，谢谢你。’他一直到死都守着这个秘密。”
“眼罩是透视的。”
“他的助手面朝墙。”
“观众是跟他们串通好的。”
克拉拉摇摇头。“不可能。如果那样，他的表演绝不会这么出名——一个多世纪了，人们一直试图破解它。”
拉杰笑起来：“见鬼了。”
“我跟你说，我琢磨很多年了。”
“那，”拉杰说，“我们只能更努力地琢磨了。”
12
戈尔德家每年都要去新泽西州的拉瓦莱特旅行。有一年，索尔在黎明前叫醒了全家。他们住在租来的海滩小屋里，屋子带蓝色和黄色的百叶窗。格蒂呻吟着，最后一个爬起来，索尔带着大家出门，沿着通往海边的小路走。每个人都光着脚，来不及穿鞋，他们到海边的时候，克拉拉才明白原因。
“看着像番茄酱。”西蒙说。地平线上已经变成了一片西瓜红。
“不对，”索尔说，“像尼罗河。”他盯着大海，信心满满地说。克拉拉也同意他的说法。
过了几年，克拉拉在学校里学到一种叫“赤潮”的现象：藻类大量繁殖，污染了沿海水域，使得海水变色。这个知识让她感到莫名空虚。她再也没有理由对红色的海面好奇了，也不会再为这神秘景象着迷。她意识到，自己得到了一些东西，但另一些东西——变化的魔力——已经被夺走了。
当克拉拉从别人的耳朵里掏出一枚硬币，或者把一个球变成柠檬的时候，她并不想欺骗别人，而是想要传递一种不一样的知识，一种拓展的可能性。关键不在于否认现实，而是揭开现实的薄纱，揭示它的特殊性和矛盾之处。最好的魔术，也就是克拉拉最想表演的那种魔术，并不是从现实中减去什么，而是给它增加一些东西。
公元前八世纪，荷马在他的作品里描述了普罗透斯，他是海神、海豹牧人，可以变成任何形态。他能预知未来，也能改变形态来逃避预言，只有被抓住的时候才会回答未来之事。三千年后，发明家约翰·亨利·佩珀在伦敦的理工学院[3]展示了一种新的幻术，名为“普罗透斯，又名我们既存在也不存在”。又过了一个世纪，克拉拉和拉杰在渔人码头的建筑垃圾里捡拾各种木块。到了深夜，工地已经空无一人，连海狮都睡着了，只有鼻子还在水面上。他们用拉杰的卡车拖回九块木板。拉杰与四个人在日落区合租了一间地下室，他在地下室里造出一个宽一米、高一米八的柜子。克拉拉仿照约翰·亨利·佩珀，在柜子的内壁覆上白色和金色的壁纸。拉杰把两面玻璃镜装到柜子里，也贴上了壁纸，这样镜子平放的时候就像柜壁一样。当镜子面向柜子中央打开时，镜面的边缘相触，就留出一个楔形的隐蔽空间，克拉拉正好能藏在里边。现在，镜子反射出的是柜子的侧壁，而不是柜子的背板。
“太美了。”她屏住了呼吸。
视觉效果无懈可击。克拉拉凭空消失了。就在现实之中，隐藏着另一重谁也看不见的现实。
拉杰的过去并不神秘。妈妈在他三岁那年死于白喉；爸爸是个拾荒人，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寻找玻璃、金属和塑料，卖给废品商。他把一些挑选过的废品带回家，送给拉杰，拉杰再把废品变成精巧的微型机器人，在他们单间公寓的地板上一字排开。
“他得了肺结核，”拉杰说，“所以他才送我来这儿。我爸知道他快死了，也知道再没有别人能帮我。如果他想送我出去，就必须抓紧时间。”
两人都躺在克拉拉的床上，鼻子之间只有几厘米远。“你爸是怎么做到的？”
拉杰有一会儿没说话。“他收买了一个人。那人替我伪造文件，说我是阿米特的弟弟。这是唯一能让我来美国的办法，他花完了每一分钱。”拉杰脸上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脆弱，或者说，是一种焦虑。“我现在的身份是合法的，如果你想问这个的话。”
“我不是想问这个。”克拉拉握住他的手，用力捏了捏。“你爸爸来过美国吗？”
拉杰摇摇头。“他又活了两年，但没跟我说他生病了，所以我也没能在他死前回去看看。我猜他是怕我回去看他，这样我就不会再走了。我是他唯一的孩子。”
克拉拉在想象她的父亲。在她的设想中，他们不管到哪儿都是朋友：他们在鬼影出没的公园里下棋，在天堂那些弥漫着雾气的酒吧里辩论神学。她知道自己不该相信基督教描绘的天堂，但她就是相信。犹太教的版本——阴间，遗忘之地，实在太让人绝望了。
她问：“人们会怎么看我们？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印度教徒在一起？”
“一个勉强算印度教徒，”拉杰捏了捏她的鼻子，“还有一个勉强算犹太人。”
拉杰编了一套他的个人神话。他是传说中法基尔的后裔，而正是法基尔把印度最伟大的魔术技巧传给了霍华德·萨斯顿：怎么在几秒内让一粒种子长成一棵芒果树，怎么坐在长钉上，怎么把松散的绳子抛到空中，然后顺着绳子爬上去。他把这些话讲给经理人和票务经纪人，再把这些印到他们的节目单内页上。每次，拉杰都觉得既满足又愧疚。他不确定自己更像法基尔的假后裔、仅仅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还是更像骗子霍华德·萨斯顿，靠着偷来的把戏从东骗到西。
“我不太明白，”拉杰说，“什么永生者？”
他们坐在克拉拉的沙发上。现在是四月了，下午四点，外边飘着小雨，但热气还是从楼下的面包房里升起来，他们把窗户打开了。
“有什么不明白的？”克拉拉穿着一件宽松的T恤和拉杰的短裤；她的脚什么都没穿，放在他的大腿上。“意思是我永远不会死。”
“吹吧。”他捏了捏她的小腿。“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在搞那个。”
“那你说我在搞什么？”
“变魔术啊。”他用一只手肘支撑着身体。“围巾变成花。球变成柠檬。匈牙利舞者变成美国明星。”他扬起了眉毛。克拉拉跟他说过外婆的事。
拉杰有一堆宏伟的计划：新服装，新名片，更大的演出场地。他还在自学东印度针戏，在这种魔术里，魔术师先吞下散针和线，然后张大嘴让观众们检查，最后再把针线完美地穿起来。拉杰甚至还在津赞尼剧院预定了一场演出，这家餐馆剧院的老板是他在修理店的一个客户。
克拉拉记不清他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决定一起干的，也记不清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当成了生意。有很多事她都记不清了。但她爱拉杰：他那种不断激荡的能量，还有赋予物体生命的天分。她爱那黑色的直发，他总是不断把头发从眼前拂开；她也爱他的名字——拉杰·拉贾尼坎特·查帕尔。他为“消失的鸟笼”制造了一只机械金丝雀，用的是空心石膏，在上面粘了真正的羽毛，再装上一根杆子操纵它的头和双翼。她爱这只鸟儿在他手中展现的生机。
克拉拉最了不起的戏法并不是“生命之颌”，而是坚定的意志力，靠着这个，她才能无视观众们身上的传呼机和石磨水洗牛仔裤。表演的时候，她能让时间倒流回那个人人为幻象惊叹、相信灵媒能与死者交流、相信死者有话要说的年代。威廉和伊拉·达文波特是一对来自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兄弟，他们被绑缚在一个木头柜子里的木板座位上，还能召唤出鬼魂。他们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灵媒，不过他们的灵感来自一对姐妹。1848年，离达文波特兄弟的首演还有七年，凯特和玛格丽特·福克斯在海兹维尔的农舍卧室里听到了敲击声。没过多久，福克斯家就被称作鬼屋，两个女孩开始了全国巡演。在她们巡演的第一站罗切斯特市，为姐妹俩做检查的医生说，她们通过敲击膝盖骨来引发声响。但一个更大的调查小组声称找不到异响的来源，也没能发现姐妹俩用来翻译这些声音的交流系统——这套系统是一种基于计数的密码。
五月的一天，拉杰正在洗澡，克拉拉突然闯进浴室：“是时间！”
拉杰打开了布满水雾的浴室门：“什么？”
“‘第二视觉’。莫里特的诀窍就是时间，时间就是工具。”她在大笑。太明显了，太简单了。
“你是说那个读心术戏法？”拉杰像狗一样甩头，水都溅到了墙上。“怎么利用时间呢？”
“同步计数。”克拉拉边想边说。“他知道观众都想听出他们的密码，想听到某种基于文字的密码。怎么才能绕过去呢？他得创造一种基于沉默的密码——每个词之间的空隙。”
“沉默对应的是什么——字母？你知道要想表达完整的单词需要多长时间吗？”
“不，不可能是字母。但他们也许有一张清单，一张常见物品的清单。你懂的，钱夹和手包，还有帽子什么的——如果莫里特停了十二秒再说谢谢，他的助手就知道那东西是一顶帽子。至于帽子的种类，他们可以设置另一个清单——比如材料，一秒钟代表皮质，两秒钟代表羊毛，三秒钟代表针织……我们能做到，拉杰。我知道我们能做到。”
拉杰看她的眼神就好像她疯了一样，她确实是疯了，但这一点从来都不能阻止她。哪怕过了很多年，他们表演过几百次之后——哪怕在克拉拉怀着鲁比的时候，或者鲁比出生以后——她也从没感觉到比在表演“第二视觉”的时候更靠近拉杰。他们一起在成败的边缘试探，拉杰拿着一件东西，克拉拉努力听他的提示，然后进到他们的清单里狂奔。一双锐步跑鞋。一包救生衣。她答对的时候，观众们都猛地吸气。难怪演出结束后她得喝上几杯才能平静下来，花好几个小时，才能昏昏沉沉地入睡。
他们在津赞尼剧院演出前两天，拉杰在修理店上完班，回到克拉拉的公寓。他们要花一整夜来制作消失的鸟笼。
“你买电线了吗？”他把外套扔到椅子上，喊克拉拉。
“我不确定。”克拉拉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昨天，她本来应该从市场街的艺术用品店买一包粗铜丝，拉杰要用它来完成鸟笼。“我大概是忘了。”
拉杰朝她走来。“什么意思，忘了？你要么去了商店，要么没去。”
她没有告诉拉杰昨天喝断片的事。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喝断片了，但昨天，拉杰在加班，她一个人待着，各种念头席卷而来，没人能转移她的注意力：父亲的离世，母亲的失望。克拉拉想到她有多希望西蒙能看见现在的她，不是在菲尔莫尔那个亮着蓝色灯光的小舞台，而是在一家真正的餐馆剧院，有真正的道具和真正的合作伙伴。所以她离开公寓，去了卡尼街的一家酒吧，一直喝到大脑空白。
“好吧，我真的想不起来买没买。”克拉拉说。她有点生气了，因为拉杰总是这样，从不放过任何事情。“电线不在这儿，所以肯定是没买。我明天去吧。”
她走进卧室，假装调整窗子上的串灯。拉杰跟着她进来。他抓住了她的胳膊。
“别对我撒谎，克拉拉。如果你没买，就说没买。我们还有演出要准备。有时候，我觉得我比你更在乎魔术表演。”
拉杰设计了他们的名片，上边写着“永生者和拉杰·查帕尔”，他也设计了克拉拉的新表演服。他从一家西装店里买了套燕尾服，花钱请裁缝按克拉拉的尺寸改好。为了“生命之颌”，他还通过滑冰用品目录订了一件金色的亮片裙。克拉拉一开始不想穿，她觉得太俗气，看起来不像杂技表演，但拉杰说这衣服在灯光下会闪光。
“我关心这事超过一切，”她嘶声说，“我也不会对你说谎。你是在侮辱我。”
“好吧，”拉杰眯起了眼睛，“明天买。”
13
1982年6月，西蒙死后，克拉拉回到克林顿街72号参加他的葬礼。她从旧金山坐了红眼航班回来，站在公寓大门外，浑身颤抖。她怎么就成了一个常年不回家的人？她爬上这段漫长的楼梯，觉得很不舒服。但是紧接着瓦里娅给她开了门，伸手拥抱她。瓦里娅瘦弱的身体和克拉拉更丰满的身体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一刻，当瓦里娅叫她“克拉拉”的时候，她们重新成了姐妹。只有这一点重要，别的一切都无所谓了。
丹尼尔二十四岁了，他在芝加哥大学，为就读医学院做准备。丹尼尔经常去学校的健身房锻炼，现在，当他脱下运动衫的时候，克拉拉瞥见了他苍白的、肌肉发达的胸部，上面长着黑色毛发。她脸红了。丹尼尔的下巴上有零星的粉刺，但他少年时的庄重已经被粗重的眉毛、线条分明的下巴和一个硕大的罗马式鼻子取代。他看起来很像外公奥托。
格蒂坚持要用犹太教仪式下葬。克拉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索尔就给她解释过犹太律法，他那副严肃又固执的样子，就像约瑟夫斯[4]在对罗马人讲话。他说，犹太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遵循律法的生活方式：做犹太人就要遵守摩西从西奈山带回的律法。但是克拉拉向来对规矩不感兴趣。在希伯来学校的时候，她更喜欢那些故事。米里亚姆，受苦的先知，在四十年的流浪中，她用滚动的石头为人们提供了水！但以理，在狮穴中安然无恙！这些人物告诉克拉拉，她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么为什么每周她都要在犹太教会堂的地下室里坐六个小时，学习《塔木德》呢？
再说，那是个属于男孩子的俱乐部。克拉拉十岁的时候，两万名女性离开了打字机，离开了她们的孩子，来到第五大道参加“平等大罢工”。格蒂捏着块海绵看电视，眼睛像闪闪发光的勺子，不过只要索尔回来，她就把那台老珍妮丝收音机关掉了。克拉拉的成年礼和她兄弟们的仪式不一样，不是在某个安息日单独举行的，而是和另外九个女孩一起——她们作为女孩，都不可以背诵《妥拉》或《哈夫塔拉》，而且她们还被安排在星期五晚上比较次要的仪式上。那一年，犹太法律和标准委员会决定，女性也可以算在做礼拜的法定人数里；但他们又说，女性是否可以成为拉比还需要再做研究。
现在，克拉拉和还在世的家人站在一起，格蒂用希伯来语背诵《仁慈的上帝》[5]，这时候，有什么东西起了变化。一把锁弹开了；空气扑面而来，带来巨大的悲痛——或者说是解脱？克拉拉从小就听过这些词句。她想不起来每一个词的具体含义，但她知道它们把死者和生者连结在一起，一头是西蒙和索尔，一头是克拉拉、瓦里娅、格蒂和丹尼尔。在祷词中，没有人离开。在祷词中，戈尔德一家仍然聚在一起。
三个月后，克拉拉回到纽约过至圣日。和任何人在一起都很痛苦，就像往烧伤的皮肤上擦砂纸一样，但她还是东拼西凑买了一张机票：和那些一样爱着西蒙的人在一起，是最不痛苦的。起初，大家都很温柔。但是到了周中，这种温柔像灰尘一样散去了。丹尼尔切苹果的动作很激烈。
“我觉得我根本不认识他。”丹尼尔说。
克拉拉放下了她用来盛蜂蜜的勺子。“为什么，就因为他是个基佬？这就是你对他的看法——他只不过是个基佬？”
她说得很快。瓦里娅不满地看着她。克拉拉用一个水瓶装满了酒，藏在浴室的台盆下边，放在堆满了沐浴露和旧洗发水的篮子里。
“小声点。”瓦里娅说。母亲格蒂躺在床上，只要不做礼拜，她就一直躺在床上。
“不是，”丹尼尔对克拉拉说，“因为他把我们踢开了。他什么都没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打了多少电话吗，克拉拉？我们留了多少条信息，问他为什么要走，求他跟我们说句话？而你却由着他，替他守着秘密，不给我们打电话。”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就连西蒙生病了都不给我们打电话？”
“我没权利这么做。”克拉拉说，但这话很无力，因为她一直被内疚折磨着。现在她看出来了：弟弟西蒙的离世，就是那枚让他们四分五裂的炸弹，甚至比索尔的死更可怕。瓦里娅和丹尼尔因为怨恨离她而去，格蒂则是因为痛苦。如果不是她自己劝西蒙离家，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是她相信了预言，是她干预了他的人生轨迹，使它偏移，使它转向。不管她多少次回想起西蒙在医院里的话，回想起西蒙握着她的手感谢她，她都忍不住去想，假如他们当年去了波士顿、芝加哥或者费城，假如她把那该死的预言埋在心底，一切都会不同。
“我只是不想背叛他。”她低声说。
“是吗？那你对我们呢？”丹尼尔看着瓦里娅。“瓦里娅的人生都停顿了。你以为她想留在这儿？二十五岁了，还和妈住在一起？”
“对，有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有时候我觉得，她喜欢有安全感的人生。”克拉拉又看向瓦里娅。“有时候我觉得，你过现在这种生活更舒服。”
“滚吧。”瓦里娅说。“你对过去四年的生活一无所知。你完全不懂什么叫责任和义务。你大概永远也不会懂。”
如果说丹尼尔已经长大了，那么瓦里娅似乎是缩小了。她搁置了研究生学业，在一家制药公司做行政助理，以便和格蒂一起生活。有天夜里，克拉拉看见瓦里娅朝格蒂的床俯下身。格蒂伸出双臂搂着瓦里娅，她在颤抖。克拉拉羞愧地离开了。母亲的触碰和信任，是瓦里娅的特权。
格蒂在痛苦中度过了忏悔日。索尔死后，她曾说过，绝不能再来一次。她不能再承受一遍爱的后果——所以她抢在西蒙下手之前，先向他告别了。“我不希望你再回来。”
他没有回来。而现在，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至圣日的第一晚，哈依姆拉比说：“犹太新年，有三本书在天堂被打开。一本写着恶人的名字，一本写着有德行的人，还有一本写着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恶人记在死亡之书上，有德行的人记在生命之书上，但中间的人，命运悬而未决，直到赎罪日到来，”然后他又在观众的微笑中补充，“那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命运。”
格蒂笑不出来。她知道自己是恶人。世上所有的祈祷都没法帮到她。但她一定得试试。她私下去见哈依姆拉比时，他就是这么说的。镜片后边的那双眼睛很温和，他的胡子安详地摆动。她想起哈依姆拉比的家庭——他有个顺从的妻子，话不多；还有三个健康的儿子——有那么几秒钟，她甚至憎恨他。
又一桩罪过。
哈依姆拉比把一只手放到她肩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罪过，格蒂。但上帝不会拒绝任何人。”
那么他在哪里呢？自从索尔死后，格蒂重新投身于圣殿和它的应许，她像陷入热恋的人一样投入——甚至报了希伯来语课程。虽然她的眼泪足够灌满哈德逊河，但她并没有感到被宽恕，一切都没有改变。上帝仍然像太阳一样遥远。
赎罪日那天，格蒂梦见她去了希腊。她从来没去过那个国家，只是曾经在牙医办公室的一本杂志上见过那儿的照片。梦里，她站在悬崖上，手里拿着两个陶罐，每个陶罐里都装着一份骨灰：丈夫的，还有儿子的。格蒂从悬崖上能看见蓝顶的教堂和白房子，它们消失在山间，就像一份被撤回的献祭。当她把陶罐向水面倾斜时，感到一种可怕的自由——一种无限的孤独，让人眩晕，她感觉到自己也被拉向水中。
格蒂醒来的时候，为梦里没按照犹太教习俗埋葬西蒙和索尔而感到恶心。还有水的牵引力，也一样糟糕，那是她深重的遗憾。
她的睡衣被汗水浸湿了。她穿上粉色的浴袍，跪在床脚的木地板上。
“哦，西蒙。原谅我。”她低声呢喃。她的膝盖在颤抖。窗外，太阳正要升起，她为太阳哭泣，为西蒙以后再也没法看到的太阳哭泣。西蒙是她的光。“原谅我，西蒙。全是我的错，我的错，我知道的。原谅我，我的儿子。”
但她并没有感到宽慰。永远不会有任何宽慰。阳光透过卧室的窗户照进来，把她的后背晒得暖洋洋的。她能听见出租车在利文顿大街上鸣笛，底下的小店窸窣作响，开始了新一天。
格蒂蹒跚着走进客厅，孩子们已经睡着了。她总是这么称呼他们——孩子们。克拉拉蜷缩在沙发上，靠着瓦里娅。丹尼尔占了索尔最喜欢的那把椅子，两条长腿搭在扶手上。格蒂回到卧室，铺好床，拍打索尔的枕头，直到它重新变得蓬松。她穿上深色羊毛衫和肉色丝袜，把脚伸进上班穿的黑色高跟鞋里。她往脸上抹了粉，用加热的发卷卷好头发。等她再出来的时候，瓦里娅正在煮咖啡。
她惊讶地抬起头来：“妈妈？”
“今天是星期二。”格蒂说。她的声音因为太久不说话而变得沙哑。“我得去上班了。”
办公室里，钥匙叮当作响，还安装了中央空调。到1982年，格蒂有了自己的电脑。这台神奇的灰色大家伙被派来为她效劳。
“好吧。”瓦里娅说。她咽下了其他的话。“好吧。那你去工作吧。”
四个月以后，1983年1月，克拉拉在海特街的一家俱乐部表演，她在观众席上看见了埃迪·奥多诺霍。当她升到高处准备表演“生命之颌”时，奥多诺霍仰起的脸越变越小，他的警徽反射出聚光灯的光芒。克拉拉花了一会儿功夫才认出他来：就是那个曾经骚扰过西蒙的警察。克拉拉全身都开始发热。她落地时踉跄了一下，笨拙地鞠了一躬，离开了舞台。克拉拉想起她曾经不止一次把手伸进人们的后衣兜，抓出一两张二十美金的纸钞，如果她需要用钱的话，还会拿更多。他是在追捕她吗？也许是报复，因为她曾在警局的台阶上骂过他？
不，这不可能。她偷钱包的时候很小心，她一向目光锐利，能把一切收入眼底。过了一个月，克拉拉又在北滩的一场演出上注意到埃迪。这次他没穿制服，只穿了件白色的圆领T恤和卡其裤。表演常规项目杯球戏的时候，克拉拉不得不竭尽全力才能把注意力放到剧本上，不去看埃迪交叉叠放的手臂和脸上的微笑。接下来，她又在瓦伦西亚街的一家夜店里看见埃迪。这一次，她差点把钢圈弄掉。表演结束后，她朝埃迪走过去，他正坐在吧台的皮面圆形高凳上。
“你到底是什么毛病？”
“什么毛病？”警察眨了眨眼睛，问道。
“对，什么毛病。”克拉拉坐在他旁边的高凳上，凳子响了一声。“你已经看了三场。到底是为什么？”
埃迪皱起眉头：“我在报纸上看见你弟弟的照片了。”
“去你妈的。”她说。说出口的感觉可真好，就像用酒精烧掉病毒。她又说了一遍：“去你妈的。你对我弟弟一无所知。”
埃迪退缩了。比起她在教会街警察局门口见到他的那一次，他变老了。他的眼睛下面有了皱纹，下巴周围有一圈橘色的毛发。他的金红色头发也乱成一团，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你弟弟当时很年轻。我对他太苛刻了。”埃迪对上克拉拉的目光。“我想要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