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僵住了。她没料到会是这样。不过，她还是不能原谅他。克拉拉抓起风衣和双肩包走出了酒吧，尽量不引起经理的注意。这个经理是个行事下流的男人，从来不会错过向她施压的机会，总是强行让她喝夜酒。外面的天气冷得不可思议，瓦伦西亚街“工具和模具”会所的门口涌出一大群硬核朋克。克拉拉的眼睛一阵刺痛。她很难理解为什么埃迪还活着，西蒙却不在了。埃迪不仅仅是活着——他正在她身后一路小跑，眼神锐利，充满决心。
“克拉拉，”他说，“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你想道歉，我知道了。谢谢你，我原谅你了。”
“不，是别的事。关于你的表演，”埃迪说，“它改变了我。”
“它改变了你。”克拉拉讥讽地说。“好甜啊。你喜欢我穿的演出服吗？我旋转的时候，你喜欢看我的屁股吗？”
他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真粗鲁。”
“我只是在说实话。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跑来看我的演出吗？你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吗？”
“不，我觉得你不知道。”埃迪受伤了，但他用一种令她惊讶的固执盯着她。
“好吧，那好吧。你能从我的表演里得到什么？”
他张开嘴，就在这时候，会所门口跑出来一帮朋克，他们停了脚步，靠着空荡荡的店面抽烟。他们的头发要么剃光了，要么染得五彩斑斓，腰带上挂着铁链。相比之下，埃迪显得异常古板，他很不自在地停了下来。要是在几年前，克拉拉也许会同情他——她可能会同情任何人。但现在，她的同情心已经耗尽了。她转过身，快步走向二十街。
“我小时候酷爱看漫画书，”埃迪在她背后说，“闪电侠，原子侠，你知道的，就这类东西。我看着天空的时候，总会看到绿灯侠。如果路过火堆，我就觉得那是恶灵骑士。我以为我的手表是吉米·奥尔森[6]的。老天啊……我以为我就是吉米·奥尔森。我父亲总说那是幻觉。但它们不是幻觉，它们是梦。”
克拉拉双手交叠，把外套抱得更紧，但她没再往前走。她直直地盯着前边，埃迪追了上来，绕到她面前。
“当然，我不能跟老爸说这些，”埃迪说，“他可是真正的老派爱尔兰天主教徒，工会组织者，古希伯尼安教团的成员。他总说，‘你听明白了吗？那是幻觉。’‘我不想再听见一个字。’我说，‘好吧。’我真的一个字都没再说过。我去了圣心学校，加入了警队……我以为我还可以像那些人一样。当个英雄，对不对？但我不像那些超级英雄。我是个普通人，或者说还不如普通人，只是头蠢猪。我恨那些孩子，同性恋，还有那些吸毒吸垮的嬉皮士，我恨所有那些工作没我努力，却过得比我开心的人。我猜，就是像你弟弟那样的人。”
克拉拉在哭。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下个月，就满一年了。她和西蒙躺在床上，最后一次看见他呼吸，已经快一年了。
“是我错了，”埃迪说，“当我看着你让一张张纸牌凭空出现，看着你耍钢圈的时候，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漫画。一个人，可以变得比自己更厉害——比原本的自己更厉害。我想，有可能是你给了我信心。另一种可能是，也许我还没有走得太远。”
有好几秒钟，克拉拉都说不出话来。她终于让别人联想到了魔法，尽管她自己并不知情。她给了埃迪信心。
“你不会是在耍我吧？”她问。
埃迪笑了，那是个孩子般的笑容，笑容里的坦率让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为什么要耍你？”他说着，身体向前倾来吻她，双手还插在兜里。
她被吓到了，僵在原地。她被人亲吻过很多次，但只有这时候，她才明白这种行为到底有多亲密。自从西蒙死后，她几乎没和任何人说过话；平时她甚至连罗伯特都不敢见。她内心深处一阵躁动，拼命催促她靠近埃迪。但是当他要直起身子、对她微笑的时候，她的绝望变成了反感。那是一个充满喜悦和幸福的微笑。西蒙会怎么想？
“不。”她静静地说。埃迪的手放在她脖子后面，想把她拉近一点，因为他没有听清，或者他想假装没听清。克拉拉允许自己被他多吻了几秒钟。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假装自己是另一种人：她亲吻这个人是因为喜欢他，而不是为了忘记自己的处境——她正攀附在岩壁上艰难求生。
“不。”她重复了一遍。埃迪还是没松手，她当胸推了他一把。他哼了一声，踉跄着向后退。一辆26路从瓦伦西亚街缓缓驶来，排出一股尾气，克拉拉开始追赶它。等到尾气散尽，埃迪独自站在路灯下，张着嘴，克拉拉已经不见了。
同年秋天，克拉拉在至圣日期间第三次回到纽约。她和瓦里娅一起切苹果，准备做犹太式烤饼，格蒂在煮面条，丹尼尔讲他在芝加哥的生活。瓦里娅已经二十七岁了，她终于搬出来，住进了自己的公寓。她已经开始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学习分子生物学。她的研究方向是基因表达：她给一位客座教授做助手，从细菌、酵母、蠕虫和果蝇这类快速生长的有机体里去除突变的基因，观察这种操作是否会影响它们患病的可能性。她希望最终能在人类身上做到这一点。
晚上，克拉拉和小猫卓娅一起爬到床上。卓娅已经步入老年，养成了女王般不爱走动的习惯。卓娅趴着，瓦里娅躺在对面的铺位上，克拉拉想听瓦里娅工作上的事。这给克拉拉带来了希望：通过基因表达实现精准打击，还有无穷的变化，可以调整眼睛的颜色、疾病的易感性，甚至改变死亡。她已经很多年没有感觉到这种兄弟姐妹间的亲密了。每个人都显得轻松了不少，就连妈妈格蒂也一样。格蒂提议全家人在赎罪日前表演加帕诺[7]，这种仪式要举着一只活鸡在头上挥舞，同时诵读节日祈祷书。“笼罩在黑暗和死亡阴影中的人之子，”格蒂念着，“被苦难和铁链束缚。”克拉拉突然大笑起来，她嘴里的果泥喷到了丹尼尔的衬衫上。
“这是我听过的最郁闷的事。”她说。
“那只可怜的鸡怎么办？”丹尼尔问，他用两根手指弹掉克拉拉嚼过的苹果。格蒂的愤慨也消失了，突然间她也笑起来——这对克拉拉来说像个奇迹，因为她已经好几年没听过妈妈的笑声了。
不过，克拉拉还是没法向别人解释失去西蒙对她意味着什么。她不仅失去了西蒙，也失去了自己，失去了那个“西蒙的克拉拉”。她同时失去了过去的时光，那些只有西蒙见证过的生活片段。她八岁时第一次表演硬币戏法，从西蒙的耳朵后边变出硬币，而他咯咯直笑；他们爬下防火梯，去格林尼治村那些又热又挤的俱乐部里跳舞，在那些夜晚，她注意到西蒙在看男人，而西蒙也不介意让她看见他在看男人。她说要去旧金山时，西蒙的眼睛闪闪发亮，就好像这是他收到的最伟大的礼物。即使到了最后，当他们因为阿德里安争吵时，他也还是她的宝贝弟弟，这世上她最爱的人。可他已经渐渐离她而去。
在克林顿街72号，她躺在旧时的床上，闭上眼睛，去感知西蒙的存在。一百三十五年前，福克斯姐妹听到海兹维尔的卧室里传出敲击声。1983年9月一个阴沉的下午，西蒙也用敲击声来回应克拉拉。这不是地板的嘎吱，也不是门的呜鸣：它是低沉有力的爆响，似乎来自克林顿街72号的内部，仿佛这栋楼的关节裂开了。
克拉拉立刻睁开眼睛。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西蒙？”她大着胆子问。
她屏住了呼吸。什么都没有发生。
克拉拉摇了摇头。她简直失去理智了。
1986年6月21日，西蒙去世四周年的时候，克拉拉已经完全忘记了敲击声。前几个周年纪念日她都是在酒吧度过的，不停地灌伏特加，直到忘记这一天是什么日子。但是今年，她强迫自己去煮咖啡，系好马丁靴，然后走到卡斯特罗区。太了不起了：许多同性恋俱乐部都关掉了，一起关掉的还有公共浴室，但紫花俱乐部还在，它看起来甚至像是刚刚粉刷过。克拉拉希望她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西蒙，或者罗伯特。罗伯特从来都不喜欢紫花俱乐部，但克拉拉知道，他要是听到紫花幸存下来，一定会很高兴。
罗伯特。她曾在市中心和他见面。1985年，里根总统仍然没有承认“艾滋病”这个名字，有两个人用铁链把自己锁在纽约联合国广场的一栋楼里，以示抗议。医院里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克拉拉和罗伯特给他们带来食物和《湾区报道》。如果罗伯特病情不太严重，他们就睡在外面。克拉拉求了一位照顾过西蒙的护士，让罗伯特参加苏拉明药物实验，他得到了最后一个试药资格。但这药让他非常不舒服，没法跳舞，没过几天他就停了药。克拉拉去了尤里卡街的公寓，现在是罗伯特一个人住着了。“你欠西蒙的，”她喊，“你现在不能放弃。”到八月，他们两个都没有说话。到十月，参加药物实验的每一个病人都死了。
克拉拉在报上读到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全身都在燃烧，好像她能把地板烧穿。她给罗伯特打电话，但他的电话已经接不通了。等她到了芭蕾舞学院，福齐告诉她，罗伯特已经搬回了洛杉矶。“他收拾完东西就走了。”那是七个月前的事。她再也没联系上罗伯特。
克拉拉在地上找到一朵橙色的旱金莲，把它挂在紫花俱乐部的门把手上。那天晚上，她做了西蒙最爱吃的格蒂招牌肉饼，然后脱掉衣服洗澡。她沉到浴缸的水面下，头发像美杜莎一样散开。她能听见人们说话的回声，还有楼梯上沉闷的脚步声。紧接着传来一声爆响。她立刻辨认出，这就是她在纽约听到过的声音。
她冲出水面，弄湿了地板。
她说：“如果你真的在这儿，如果是你，就再来一次。”
这声音又响了，就像球棒击中了球一样。
“我的天啊。”克拉拉开始颤抖，眼泪落在水面上。“西蒙。”
14
1988年6月，拉杰站在津赞尼剧院的舞台上，克拉拉在更衣室里，给自己脸上涂颜色。这是她进过的最好的化妆间，里边有个金色的梳妆台，还有一块电视屏幕，显示出舞台上的状况。
“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挑战死亡。”拉杰说，他的声音从电视两侧的扬声器传出来。“活着，也是为了挑战自己，为了不停地转变。只要你能转变，我的朋友，你就不会死。克拉克·肯特和变色龙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在濒临毁灭的时刻转变了。他们去了哪里？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变色龙变成了树枝。克拉克·肯特变成了超人。”
克拉拉看见屏幕上的迷你拉杰张开了双臂。而她，用亮红的唇线笔勾勒出自己的嘴唇。
三个月后，克拉拉飞回了纽约。她在至圣日期间回家已经成为一项传统。她被头晕目眩的幸福笼罩着。“第二视觉”大获成功，虽然坍塌的鸟笼会戳进克拉拉的夹克袖子里，像血管一样夹在里边，但观众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会让裁缝把鸟笼架取出来。津赞尼剧院已经预订了他们的十场演出。
克拉拉想让拉杰去见她的家人，但他们一下子买不起两张去纽约的机票。不过拉杰说，他们马上就会有钱飞去任何地方。犹太新年那天，克拉拉把瓦里娅拉进了卧室。她感觉身体里充了氦气，好像只要脱掉鞋，就能飞到天花板上。
她说：“我想我们就快结婚了。”
“你们三月才开始约会，”瓦里娅说，“才半年。”
“二月开始的，”克拉拉说，“七个月了。”
“但丹尼尔还没向米拉求婚。”
米拉是丹尼尔的女朋友。他们一年前相识，当时米拉正在攻读艺术史的学位，她已经来家里见过瓦里娅和格蒂了。丹尼尔打算一找到工作，就用父亲索尔送给格蒂的那枚红宝石戒指求婚。
克拉拉把瓦里娅的一绺头发塞到她耳后。“你嫉妒了。”
克拉拉只是在观察瓦里娅，而不是在指责她，正是这一点，正是克拉拉声音里透出的温柔，让瓦里娅畏缩了。
“才没有，”她说，“我为你高兴。”
瓦里娅肯定以为这又是克拉拉式冲动，一两个月过去她的热情就会消退。她不知道，克拉拉和拉杰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克拉拉有了裙子，拉杰有了西装，他们计划等克拉拉从纽约回来以后，立刻就去市政厅。瓦里娅当然还不知道孩子的事。
这是个并不算意外的惊喜。克拉拉知道一旦大意就会发生什么，但这不代表她没有大意。还不止如此。正在涌动的东西更加重要，比如和她深爱的男人站在因果律的边缘跳舞——如果这么做，会怎么样。如果怀上一个孩子不同于凭空变出一朵花、把一条围巾变成两条，那么，那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戒了酒。到怀孕的第三个月，她的头脑非常清晰，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脑子里太空旷了，克拉拉独坐在巨大的空间里思考。她想象宝宝的样子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宝宝踢她的时候，她看见了小男孩的脚。她告诉拉杰，他们必须给孩子取名西蒙。到孕期的最后一个月，克拉拉的脚肿得穿不进鞋，一次没法睡超过三十分钟的觉，她总会想象西蒙的脸，于是就不再怨恨这个孩子。五月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医生从克拉拉的身体里把孩子拉出来，拉杰大叫：“是个女孩！”克拉拉知道，他一定是搞错了。
“不该是这样。”她疼得晕头转向，身体里好像有一颗炸弹爆炸了，她变成一个空洞的结构，正处于解体的边缘。
“哦，克拉拉，”拉杰说，“就是这样的。”
他们把孩子裹好，带到克拉拉面前。婴儿脸色红润，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她的眼睛是黑色的，像橄榄核一样。
“之前你那么肯定是男孩。”拉杰说。他在大笑。
他们给这个女孩起名叫鲁比。克拉拉记得瓦里娅有个朋友叫这名字，也住在克林顿街72号，就在他们家楼上。鲁比娜。这是印地语，拉杰的妈妈一定会喜欢。拉杰搬进克拉拉的公寓，对着鲁比柔声说话，用生疏的印地语给她唱摇篮曲：“Soja baba Soja. Mackhan roti cheene.”
6月，克拉拉的家人来看她。克拉拉带他们去看卡斯特罗区，经过一群变装皇后时，格蒂紧紧攥住了她的口袋书；克拉拉还带他们去看了一场舞团的表演。克拉拉坐在丹尼尔身边，胃里翻江倒海——她不知道丹尼尔看见男人跳芭蕾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当舞者们鞠躬致意时，他鼓掌鼓得比谁都起劲。那天晚上，当格蒂的肉饼进了烤箱的时候，丹尼尔给克拉拉讲起米拉的事。他们在大学餐厅里相识，然后在海德公园的廉价酒吧、在通宵的食客中间度过漫长的夜晚，争论戈尔巴乔夫、NASA的爆炸，还有《E.T.》的优点。
“她敢向你叫板。”克拉拉仔细观察他。鲁比正在睡觉，她温暖的脸颊贴在克拉拉的胸口，这时候，克拉拉觉得世界上好像没什么不妥之处。“挺好的。”
如果在往常，丹尼尔一定会反驳——叫板？你凭什么认为我需要这个？但现在，他只是点了点头。
“确实是。”他带着满足的叹息说。这声叹息太过自得，克拉拉几乎感到有些尴尬了。
格蒂很喜欢这个婴儿。她不停地抱着鲁比，盯着只有覆盆子那么大的鼻子，轻咬她的小手指。克拉拉在寻找她们之间的相似点，还真找到了一个：耳朵！两个人的耳朵都很小巧，像贝壳一样卷曲。但是，当格蒂看见拉杰时，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沉默得像一条鱼。克拉拉看着母亲，知道她在盘算拉杰黝黑的皮肤、脚上的工靴，还有那种世俗的懒散。克拉拉把格蒂拉进了浴室。
“妈，”克拉拉嘶声说，“别变成偏执狂。”
“偏执狂？”格蒂的脸涨红了，“我想用犹太人的方式把孩子养大，这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
“是，”克拉拉说，“没错。”
瓦里娅提了一大堆建议。“你试过温牛奶吗？”鲁比哭闹时，她问。“放进婴儿车里散步可以吗？你有婴儿秋千吗？她是不是肠胃不舒服？她的宾基在哪？”
克拉拉的脑子没跟上：“宾基是什么？”
“宾基是什么？”格蒂也问。
“你们是在开玩笑吧，”瓦里娅说，“她没有宾基[8]？”
“还有，”格蒂补充，“这间公寓没有儿童防护功能。你就等着看吧，等她开始走路，可能会在这张桌子上摔破头，或者从楼梯上摔下来。”
“她很好，”拉杰说，“该有的她都有。”
他从瓦里娅手里接过婴儿，瓦里娅抱得有点太久了。“把她交出来！”丹尼尔挑逗她，还捅了捅瓦里娅的肋骨，这激起了瓦里娅的反驳，伴随着一阵尖叫，克拉拉几乎要赶他们出去了。但第二天，当他们真的要走的时候，克拉拉又发了疯一般想念他们。格蒂蹒跚着进了一辆出租车，坐到前座上，瓦里娅和丹尼尔透过后座车窗向她挥手。家人都在时，更容易忽视西蒙和索尔已经不在的事实。父亲很喜欢婴儿。克拉拉还记得，西蒙臀位出生以后，他们去医院看望他，西蒙的脐带像项链一样缠在脖子上。索尔站在重症监护室门口，仿佛是要守护这个浑身青紫、发育迟缓的男孩，他最后一个孩子。在家里，他可以抱西蒙几个小时。每当西蒙在睡梦中抽搐或者噘嘴，索尔就会高兴得大笑起来。
小时候，兄妹俩相信父亲能回答他们想知道的任何问题。但克拉拉和西蒙渐渐不再喜欢他的回答了。他们对父亲日复一日工作、学习《妥拉》感到不屑，也对他那身华达呢长裤、军用式风衣和步行帽的行头不屑。现在，克拉拉对他比以前多了些同情。索尔来自移民家庭，克拉拉怀疑他很怕失去原本的生活方式。她也懂了为人父母的孤独，也就是回忆的孤独。她是把未来和过去联系到了一起——父母不知道未来，而孩子不知道过去。有一天鲁比会带着她的问题来找克拉拉。克拉拉会用狂热和固执的态度告诉她什么呢？对鲁比来说，克拉拉的过去只会像一个故事，索尔和西蒙不过是属于她母亲的鬼魂而已。
到了十月，克拉拉和拉杰已经好几个月没表演了。克拉拉怀孕期间没法表演“生命之颌”；现在，晚上又因为鲁比没法睡觉，她的大脑已经变成了一团雾气，表演读心术的时候，她没法正常计数。他们一直没收回材料成本。微薄的积蓄都用在了尿布和玩具上，鲁比每个小时都在长大，衣服也不够穿。拉杰从田德隆走到北滩，向夜总会和剧院推销，但大部分地方都拒绝了他。那年秋天，津赞尼剧院的经理只能给他们四次演出机会。
“咱们得走了，”吃晚餐的时候，拉杰说，“带着咱们的演出上路。旧金山已经完了。这儿的人，他们都是机器人，是电脑。去死吧！”他朝一台看不见的电脑挥了挥拳。
“等等。”克拉拉竖起一根手指。“你听见了吗？”
她以前向拉杰说过西蒙的敲击声，但他总说没听见。这一次，他不可能没听见。敲击声像枪声一样响亮，连婴儿都尖叫起来。她已经五个月大了，有拉杰的顺滑黑发和克拉拉那种猫一般的笑容。
拉杰放下叉子。“什么都没有。”
鲁比能听到敲击声，这让克拉拉很高兴。她弹了弹小宝贝，亲吻她尖尖的新牙。
“鲁比，”克拉拉唱起来，“鲁比知道。”
“集中注意力，克拉拉。我在说搬家。赚钱。给这件事注入新的活力。”拉杰在她面前拍了拍手。“这个城市完了，宝贝。它已经死了。我们得动起来。到别的地方去找金子。”
“也许我们的扩张速度太快了。”克拉拉说。这时候鲁比开始哭泣，拉杰的拍手声已经吓到她了。“也许我们需要慢下来。”
“慢一点？我们才不需要慢。”拉杰走来走去。“我们得动起来。我们得继续往前走。要是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你再去任何地方都会精疲力竭。这就是秘诀，克拉拉，我们不能停下来。”
他的脸像个点亮的南瓜灯笼。拉杰有大抱负，就和克拉拉一样；这正是她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她想到了伊利亚的黑盒子。这东西注定要在路上，伊利亚说。也许她也一样。
“我们去哪里？”她问。
拉杰说：“拉斯维加斯。”
克拉拉笑了：“绝对不行。”
“为什么？
“太俗艳了。”她说，用手指头计数。“太夸张了，太过火了。它很廉价，但又贵得离谱。而且从来没有女性当过主角。”
说到拉斯维加斯，克拉拉想起她参加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魔术大会：在大西洋城举行的一场盛大活动，男厕所的队伍比女厕所的队伍长。
“最重要的是，”克拉拉补充说，“它很假。拉斯维加斯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拉杰扬起眉毛：“你是个魔术师。”
“说得对极了。我是个魔术师，一个除了拉斯维加斯，在任何地方都能表演的魔术师。”
“除了拉斯维加斯，哪里都可以。这可以当我们新演出的名字。”
“不错。”鲁比哭了起来，克拉拉有些笨拙地掀起T恤喂她。克拉拉以前经常裸着在公寓里游荡，但现在，她对自己产后的身体感到尴尬。“我宁愿像游牧民族一样生活。”
“好吧，”拉杰说，“那我们就像游牧民族一样生活。在每座城市住上几个月，看看这个世界。”
刚才还在喝奶的鲁比心不在焉地松了口。克拉拉把她的上衣拽下来，拉杰伸手穿过鲁比的腋下，把她抱起来。“旧金山充满了回忆，鲁比宝宝，”他说，“你在这儿待着，就会招上鬼魂。”
克拉拉不确定拉杰是不是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睛就像铅笔画出的点。但她也许看错了；再看向拉杰的时候，他已经转向了鲁比，朝她柔软的棕色皮肤吹气，发出嘶嘶声逗她。
克拉拉站起来收拾餐盘。“我们住到哪里呢？”
“我认识一个哥们儿。”拉杰说。
那天晚上，拉杰和鲁比很快就睡着了，但克拉拉睡不着。她爬下床，从鲁比的摇篮旁边经过，来到衣柜前。她一直把伊利亚的黑盒子放在里边。黑盒子里有她的纸牌和钢圈，球和丝巾。她已经不怎么用这些东西了，更花哨的表演已经取代了靠手腕完成的把戏，但现在，她把两条丝巾拿到厨房的圆桌上。拉杰的老式辣椒灯在窗户上贴了一圈；为了避免引起他的注意，克拉拉没有打开灯。她先从冰箱后面拿出那瓶伏特加，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才坐下来。
她以前经常这样干到很晚。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她会一直等着，直到听见西蒙平稳的气息，听见瓦里娅沉入梦乡的低沉呼吸，直到丹尼尔开始打鼾，她才会从床底下拿出工具，溜到客厅去。她很享受这种异乎寻常的寂静，以及整个公寓都属于她的感觉。那个时候，她也不开灯，就在客厅窗边的地上摆好东西，借用克林顿街上路灯的光。好几个月里，这都是她的秘密。但在一个冬夜，她走进客厅，发现父亲已经捷足先登了。
有几秒钟，父亲没有注意到她。他坐在最喜欢的扶手椅里，正在看书。那把扶手椅是簇绒的，带着豌豆色天鹅绒软垫。炉膛里有一团新燃起来的火，里边的原木整整齐齐，发着光。
克拉拉几乎就要转身走了，但她最终还是没走。如果父亲能在凌晨一点坐到这儿，她为什么不能？她从漆黑的走廊里出来，跨过门槛来到客厅，索尔终于注意到她。
“睡不着吗？”她问。
“不是。”索尔说着，举起书给她看。他当然又在学习。克拉拉不明白他怎么就不觉得烦。那时候，他已经用各种方式读过这书了：从前往后、从后往前、看似随意地选出小片段，或者大段地读，会花掉几个星期才能完成。有时，他能盯着一页纸看好几天。
“你在读哪部分？”克拉拉问。她通常不会提这个问题，免得被父亲上课：关于耶弗他牺牲女儿，或者关于巴比伦人不拜尼布甲尼撒王造的金像，因而在被扔进火窑时幸存下来。
索尔犹豫了一下。到那时候，他几乎已经放弃了让家人学习《妥拉》。他念书的时候，就连格蒂也烦躁不安。
“我在读拉比以利以谢和炉子的故事，”他说，“他是唯一一个相信不洁的炉子可以变洁净的圣人。”
“哦，这段不错。”克拉拉傻乎乎地说，因为她完全没有想起这个故事。她以为索尔会继续说下去，但他捕捉到她的目光，有点惊讶地笑了，或者说是对她的反应感高兴。她走进客厅深处，手里拿着一副牌。她在窗边坐下来的时候，索尔又开始读《塔木德》。他们就这么一起待在客厅，直到炉火里的木柴烧塌，两人都打起了哈欠。等他们都走回各自的房间以后，克拉拉睡了几个月来最好的一觉。
格蒂一直不欣赏克拉拉的魔术。格蒂总觉得，克拉拉早晚会对它感到厌倦，她肯定会像瓦里娅一样去上大学，取得格蒂自己没能拿到的学位。但索尔不一样。这就是克拉拉能在他死后几周就离家的原因，也是她并不为此憎恨自己的原因：因为走的不是母亲，而是她的父亲，这个在长夜里静静陪伴她的人。就在他去世的那天早上，他从《米实拿》中抬起头来，看着克拉拉把一条蓝围巾变成了红色。
“真不得了。”丝绸从她手中滑过时，他说。他脸上带着顽皮的笑容，让她想起了伊利亚。“再变一次，行吗？”于是她变了一次又一次，直到他放下大书，翘起一条腿，认真地看着她，不是用他平常看孩子的那种心不在焉的态度，而是带着真正的兴趣和惊讶，就像看着襁褓中的西蒙一样。他应该能理解她离家这个决定吧？至少，犹太教教会她持续奔跑，不管谁想困住她，都办不到。它教她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把石头变成水，把水变成血。犹太教让她知道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到凌晨四点，克拉拉昏昏欲睡，连续几个小时的练习让她双手肌肉酸痛，但这种疲劳却也让人满足。她本打算把围巾放回伊利亚的盒子，可是却把围巾塞进了紧握的左手，然后又到了右手的拇指尖；她再张开手时，围巾已经不见了。她在想离开旧金山意味着什么，在路上会不会有家的感觉。她想起索尔的一个故事。时间是1948年，地点是赫斯特街一间公寓的厨房里。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坐在桌子两侧，头碰头，对着一台飞歌牌PT-44收音机。男孩是索尔·戈尔德。那个男人是他父亲列夫。
当他们听到英国委任统治结束的时候，列夫用手捂住嘴。他闭上眼睛，眼泪滴进胡子里。
他说：“我们犹太人第一次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捏住索尔尖尖的下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永远有地方可去。以色列将永远是你的家。”
1948年的时候，索尔十三岁。他从来没见过父亲哭。他突然意识到，他以为的家——格特尔面包店楼上新装修的砖房，一套两居室公寓——对父亲来说不过是别人舞台上的一件道具，随时都可能被撤走，然后收进舞台侧翼。如果没有这间公寓，家就在哈拉卡的节奏里：每天的祈祷，每周的安息日，每年的圣日。他们的文化依靠时间而存在。他们的家在时间里，而不在空间里。
克拉拉把伊利亚的盒子塞回衣柜，爬上床。她用一只胳膊撑起身子，伸手掀起窗帘，露出一条缝，透过这条缝，她看见了月牙。克拉拉一直以为家是一个物理上的终点，但也许拉杰和鲁比就是她的家了。也许家就像月亮，她走到哪，它就会跟到哪。
15
他们从拉杰的同事手里买了一辆房车。克拉拉本来以为会很压抑，但拉杰修整了厨房角的木桌，把橙色的塑料台面撕掉换成板材，看起来就像大理石。“上路吧，杰克。[9]”他唱道。他在床边安了书架，再配上铝制围栏，防止房车开动时书掉下来。白天，他们把床折叠成沙发，露出一大片地板，鲁比就有地方玩了。克拉拉缝了一个红色的天鹅绒窗帘，把鲁比的婴儿床放在后窗旁边，这样她就可以看见外边经过的地方。房车后部接了一个储藏间，他们把魔术表演的装备装进去。
在十一月一个寒冷又晴朗的早晨，他们出发向北行驶。
克拉拉把鲁比放进她的安全座椅。“挥手告别吧，小鲁比。”拉杰说着，回头伸出手，举起鲁比的小手。“挥手告别这儿的一切。”
我爱你们，克拉拉想。她看着路边的道观，看着她公寓底下的面包店，看着那些用粉色塑料袋装走一盒盒点心的老太太。再见了，这里的一切。
他们在圣罗莎的一家赌场演了两场，在塔霍的一个度假村演了四场。观众们都对着拉杰和鲁比微笑——拉杰是主持人，也是居家好男人，而鲁比在一顶和她差不多大的帽子底下睁大眼睛。每次演出结束时，拉杰都用这顶帽子来收小费。他驾驶座底下有个上锁的盒子，用来放现金。他在塔霍买了一部车载电话，用来接受预订。克拉拉想给家人打电话，但拉杰把她赶到一边。他说：“账单已经够多了。”
快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往南方走。洛杉矶竞争很激烈，但他们在大学城做得还不错，在沙漠赌场甚至更好。但克拉拉很讨厌那些赌场。经理们总是把她当成拉杰的助手。人们纷纷从牌桌和老虎机旁边走过来，因为想看一个年轻女人穿紧身裙转圈，或者因为喝得醉醺醺的，回不了家。他们喜欢拉杰的印度针戏，但在表演“消失的鸟笼”时，他们会发出嘘声。“在她的袖子里！”有人喊，仿佛这场魔术的失败是对他的冒犯。克拉拉开始怀念旧金山的小型演出，她想起那些又黑又破的舞台，却忘记了嘲笑她的人，忘记了无论在旧金山还是在这里，都没有人真正想看她表演的东西。
白天，拉杰出去推销他们的表演，她就在车里给鲁比读书。克拉拉喜欢看沙漠，喜欢看蓝色的山和冰激凌色的天空，但并不喜欢这种感觉，没精打采又躁动不安；她也不喜欢裹在身上的热度，像一双手一样给她施压。克拉拉的化妆包里放着小号伏特加酒瓶，她喜欢酒的清澈，喜欢它冲喉而下时带来的刺痛，如同一记重拳。早上，拉杰走后，她会往速溶咖啡里倒两指的量。有时候，她会带着鲁比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瓶可乐，这样就能更好地掩盖酒味。拉杰知道她在怀孕期间戒了酒，但他不知道她又开始喝了。不过，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断片和干呕已经被一种更常见、更难以察觉的现象取代：一种不严重但持续出现的失忆，她会忘掉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她会在拉杰回家前扔掉酒瓶。接着她回到房车里，刷牙，向窗外吐痰。
“这东西。”拉杰说，数着支票。“这才是真东西。”
“我们不能一直在这儿待着。”克拉拉说。他们非法把车停在一家门窗上了木板的汉堡王后边，因为拉杰不想付房车公园的钱。
“没人知道我们在这儿，宝贝，”他说，“我们是隐形的。”
四季都错乱了。光明节期间，她蜷缩着用汽车电话和家里联系，拉杰在便利店里买东西。纽约正在下雪，他们的房车里却有三十度。
“你过得怎么样？”丹尼尔问。她简直没法想象自己有多想念他。丹尼尔去旧金山的时候，她看着他和鲁比玩躲猫猫，第一次想象他当父亲的模样。
“我很好。”她说。所有欢欣鼓舞都是装出来的。“我很好。”
克拉拉一直瞒着兄弟姐妹们两件事：敲击声，还有西蒙之死符合预言这个事实。西蒙从来没和瓦里娅、丹尼尔分享过预言里的死亡时间，自从索尔下葬后，他们也没再讨论过赫斯特街的那个女人。但这个事实一直盘踞在克拉拉的内心。每次演出结束后，拉杰去收小费，她就会一边卸妆一边算自己还能活多久——如果那个女人说对了的话。
我不会死的，她对西蒙说。我拒绝死亡。
那个女人的第一个预言成真之前，克拉拉还勉强可以维持这种虚张声势的腔调。西蒙死后，克拉拉退回了九岁那年，退回到赫斯特街那间公寓门口。说实话，那时候她并不太想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她只不过想见见那个女人。
她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女魔术师。（“为什么这一行里女人这么少？”她有一次问伊利亚。“一个原因，”他说，“是宗教裁判所。还有两个原因，是宗教改革和萨勒姆女巫审判。如果再加一个，就是服装了。你试过把一只鸽子藏进晚礼服里吗？”）克拉拉进到赫斯特街的公寓里时，那个女人正靠窗站着。她的头发梳成两条棕色长发辫，因此她的脸看起来既对称又完整。过了好几年，克拉拉翘课去逛大都会博物馆，她在大厅看到一尊雅努斯头像雕塑，是从梵蒂冈博物馆借来的，她想到了占卜的人。雕像的两副面孔凝视着不同的方向，分别代表着过去和现在，但整个雕像并没有显得不协调，相反，它呈现出一种循环状态下的连贯性。克拉拉只有一点不满意：这件雕塑把起始之神、变化和时间之神雅努斯描绘成了一个男人。
“哇。”克拉拉注视着那个女人屋里的图表和日历、易经和卦签。“你会用这些东西？”
让克拉拉吃惊的是，这个女人摇了摇头。
她说：“那东西都是做样子的。来这儿的人，他们更希望我的预言有理有据。所以我准备了道具。”
那个女人向克拉拉走过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像前进的车辆一样充满力量。克拉拉几乎就要躲到一边去了，但她没有这么做。她鼓足勇气，继续坚守阵地。
那个女人说：“这些道具能让大家感觉更好。但我并不需要这类东西。”
“你就是知道。”克拉拉低声说。
她们两人之间就像两块磁铁之间一样充了电。克拉拉觉得头晕，好像只要放松下来，就会飘进女人的怀里。
“我就是知道。”女人说。她托着下巴，侧过头斜眼看着克拉拉。“和你一样。”
和你一样。这就好像她的存在证明一样。克拉拉还想要更多。她本来以为自己不在乎死亡日期，但现在，她被迷住了。她想在那个女人的咒语中多停留一会儿，她的咒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克拉拉自己。克拉拉问了自己的未来。
当女人给出回答时，咒语打破了。
克拉拉觉得好像被扇了一巴掌。她不记得有没有向那个女人道谢，也不记得是怎么走进小巷的。她突然就在那儿了，脸上留下一道痕迹，手掌被消防梯栏杆上的泥弄成了棕色。
十三年后，那个女人对西蒙的预言成了真，恰恰就像克拉拉一直担心的那样。但问题就在这里：究竟是那个女人真的能力强大，还是克拉拉采取了导致预言成真的行动？哪种可能性更糟？如果西蒙的死是可以避免的，整件事是个骗局，那么她自己就有责任——也许她也是个骗子。毕竟，如果魔法与现实同时存在，就像雅努斯的头像，两张脸望向两个方向，那么克拉拉绝不可能是唯一一个能接触到魔法的人。如果她质疑那个女人，她就得质疑自己。如果她质疑自己，她就必须质疑她所相信的一切，包括西蒙的敲击声。
她最需要的是证据。1990年5月一个温暖的夜晚，拉杰和鲁比都睡着以后，克拉拉从床上坐起来。
她应该给敲击声计时，就像她在“第二视觉”里做的一样。每个字母一分钟。
克拉拉站起来，走到厨房角，拿起西蒙的手表——这是索尔送给他的礼物，皮制表带，小小的金色表盘。她坐进驾驶室，那儿能照进月光，可以看到细长的秒针在转动。
“来吧，西蒙。”她低声说。
第一声敲击响起时，她开始计时。七分钟、八分钟过去了，敲击声再次响起时，过去了十二分钟。
M。
她盯着手表，就像在看一把钥匙，就像在看西蒙的笑脸。下一声敲击是在五分钟后。E。
鲁比在呜咽。
别哭，克拉拉想，拜托了，现在别哭。但呜咽还是变成了颤音，然后鲁比的哭声像破晓一样穿透了一切。克拉拉听见拉杰爬下床，听见他低声呢喃，直到孩子停止哭泣，只剩下吸鼻子的声音。然后拉杰抱着孩子出现在驾驶室里。
“你在干什么？”
他把鲁比抱在胸前，抱得很高，两人的头几乎是平齐的。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游移。
“没什么，我睡不着。”
拉杰颠着鲁比问：“为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他举起另一只手，意思是“我就随便一问”，然后转身消失在黑暗中。她听到拉杰把鲁比放进了婴儿床。
“拉杰。”她面朝前方，盯着汉堡王那扇钉上的门。“我不开心。”
“我知道。”他到乘客位坐下，把座椅往后调了调，直到能伸开腿。他的头发扎成马尾，已经好几天没洗了，双眼因为疲惫而有些朦胧。
“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过成这样。我本来有更好的打算，到现在也是这么想的。”拉杰朝鲁比的婴儿床扬了扬下巴。“我想让她有一栋房子住。我想让她有邻居。要是她喜欢养狗，我也想让她有一只该死的小狗。但狗不便宜，邻居也不便宜。我在努力存钱，克拉拉，但是你看看我们才赚多少？比以前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
“也许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克拉拉的声音有点颤抖。“我累了。我知道你也是。可能咱们都该找份真正的工作了。”
拉杰哼了一声：“我高中就辍学了。你从来没上过大学。你觉得微软会要我们吗？”
“不是微软。我是说别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再回学校。我的数学一直很好，我可以修一门会计课程。你有当机械师的天分，你很有才华。”
“你也是！”拉杰突然说。“你很有天分，出色极了。克拉拉，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是在北滩的那场小演出，我看见你站在台上，马上就知道，这个女人和别人不一样。你的野心太大了，头发也太长了，头发一直在绳子上绕着。但从没见过有谁像你一样在屋顶旋转，我以为你永远不会下来。我还不准备放弃。我觉得你也不会。你真的想安顿下来吗？找一份整理文件的工作，或者帮别人算钱？”
拉杰这番话让她感动不已，这份触动发自内心深处。克拉拉一直都知道，她注定会成为一座桥：在现实和幻象之间，在此刻和过去之间，在尘世和另一个世界之间。她只不过需要找到连接这一切的方法。
“好吧。”她慢慢地说。“但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确实不能。”拉杰直视着前方。“我们得把生意做大。”
“比如？”
“比如拉斯维加斯。”
“拉杰。”克拉拉用手按住自己的双眼。“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知道你说过了。”拉杰在座位上挪动，隔着扶手向她靠近。“但你想要观众，想要影响力——你想被人们知道，克拉拉，但你在这儿办不到。人们从世界各地赶到拉斯维加斯，寻找他们在家里得不到的东西。”
“钱。”
“不——乐子。他们想打破规则，颠覆整个世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这不正是你在做的事吗？”拉杰握住她的手。“听我说。我从来不想当明星。你也从来不想当助手。你一直觉得你注定要去做点了不起的事，比这更好的事，对不对？我一直相信你。”
“我已经不是那样的人了。有些东西消失了。我不如以前了。”
“自从你戒酒，已经好多了。你只有自暴自弃的时候、被困在底下出不来的时候才会变弱。你得一直待在上面。”他一边说一边比了个手势，把手平放在下巴底下。“得待在水面上。集中注意力去关注真实的东西，比如鲁比，还有你的事业。”
每当克拉拉想起鲁比，就好像在河中央试图抓住一块石头、抓住一件小而坚硬的东西，而其他所有东西都想把她冲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