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
有人在门外，但克拉拉没有犹豫。她往门把手上挂了一个“请勿打扰”的牌子。如果是客房服务员，他们会看见的。
套房客厅里的桌子看起来很贵，全是玻璃和尖锐的边角，但它却出奇地轻。她把桌子朝墙边推过去，然后往桌子原本的位置放了把厨房吧台的高凳。
“夫人？戈尔德小姐？”
敲门声还在继续。克拉拉感到一阵恐慌。她走进厨房，先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后又喝了一口孟买蓝宝石。眩晕骤然而至，她不得不弯腰低头，避免呕吐。
“戈尔德小姐？”外边的喊声更大了。“克拉拉？”
绳子就挂在那儿，等着她。她的老朋友。她爬到椅子上，把头发扎到脑后。
再往外看一眼，看看外边的人流和灯光。再等一下，让鲁比和拉杰在她心底多停留一会儿；她很快就能和他们说话了。
“克拉拉？”外边的声音还在喊。
1991年1月1日，就像那个女人预言的那样。克拉拉握住她的手，一起在黑沉的天空中翻滚。她们像树叶一样灵活地上下翻飞，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显得如此渺小；她们翻转，闪烁，再翻转。她们一起照亮了未来，即使身在如此遥远的此刻。
拉杰说得对，她是个明星。
[1]均为旧金山北滩区的脱衣舞酒吧。
[2]泰迪跟锡克人混在一起以后给自己起的新名字。
[3]今威斯敏斯特大学。
[4]Titus Flavius Josephus（37年—100年），著名犹太历史学家、军官、辩论家。
[5]Kel Malei Rachamim，一段希伯来语祷文。
[6]一个主要出现在DC漫画《超人》系列中的虚构角色。
[7]Kaparot，一种传统的犹太宗教仪式，人们相信通过这种仪式能将自己的罪孽转移到鸡身上。
[8]binky，指婴儿特别偏爱、经常抱着睡的物件，如特定的毛绒玩具、枕头、毯子等。
[9]Hit the road, Jack，美国音乐家雷·查尔斯的著名歌曲。
[10]Hesperia，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座城市。
[11]祖父的昵称。
[12]指印度种姓制里的第四等，首陀罗。
第三部分
异端裁判所
1991—2006丹尼尔
20
丹尼尔开口和米拉说话之前，已经见过她三次：第一次是在雷根斯坦图书馆的小阅览室里，她正往一个红色的小本上写字；然后是在科布地下室那间由学生经营的咖啡馆里，她端着一杯咖啡，大步朝门外走。她的步子里带着电流，和丹尼尔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他就感觉到了。几周以后，丹尼尔看见她沿着斯塔格球场跑步，再一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直到1987年5月，她才来到他身边。
丹尼尔正坐在餐厅里啃一个手撕猪肉三明治。（格蒂要是知道他吃猪肉，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他甚至喜欢上了培根；他那间海德公园旁边的公寓里，冰箱里总放着培根。丹尼尔敢说，每次回纽约的时候，妈妈都能闻出他身上的味道。）这会儿已经下午三点了，餐厅里几乎是空的；丹尼尔总是在这个时间吃饭，因为他是见习医生，轮岗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半。餐厅前门开了，一阵冷风吹进来。等他认出走进来的年轻女人，又打了个颤。她的眼睛在餐厅里扫了一圈，然后她向丹尼尔走过来。他假装没有注意到她，直到她在这张四人餐桌前站住。
“你介不介意——”她一只肩膀上挂着个结实的皮制托特包，还抱着一大堆书。
“不介意。”丹尼尔抬起头来，假装刚刚注意到她，然后才开始行动。他清走一个压扁的可乐罐、撕下来的吸管包装纸，还有一个红色的塑料篮子，里边装满了三明治残渣：猪肉油脂和褐色的酱料。“当然不介意。”
“谢谢。”年轻女人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她坐到丹尼尔斜对面那个位置，取出笔记本和文具盒，开始做自己的事。
丹尼尔很困惑。她好像并没有打算和他发生任何关系。当然，她选择这张桌子，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可能因为这儿离自助区的距离比较近，或者因为它在窗户旁边，能照到芝加哥难得一见的阳光。
丹尼尔假装从背包里找书，用眼角余光仔细看她。她体型偏小，但并不瘦，长着一张圆脸，下巴修长，轮廓好看。她的眉毛浓密又优雅，有一双栗色的眼睛，睫毛的颜色出奇地淡。她的皮肤是橄榄色的，散布着雀斑，一头棕色的直发垂到锁骨。
时间一点点过去，三点半，然后是四点。到了四点十五分，丹尼尔清了清嗓子。“你是学什么的？”
年轻女人腿上放着一个银蓝色的索尼随身听。她摘下了耳机。“你说什么？”
“我想知道你是学什么的。”
“哦，”她说，“艺术史。犹太艺术。”
“啊。”丹尼尔说。他扬起了眉毛，露出微笑。他希望自己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虽然他对这个主题并不太感兴趣。
“你不喜欢这个？”
“什么？天啊，没有。”丹尼尔脸红了。“你有权去学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
“谢谢你。”她面无表情地说。
丹尼尔的脸更红了：“对不起。这话听着有点居高临下，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犹太人。”他补了一句，以示支持。那个女人看了一眼他剩下的三明治。“祖辈都是犹太人。”
“好吧，那你被赦免了。”女人说。她笑起来。“我叫米拉。”
“我叫丹尼尔。”应该和她握手吗？他平时在女人面前可没这么笨拙。他只是笑了笑。
“所以，”米拉说，“你不信教了？”
“不信。”他承认。
小时候，犹太会堂总能让丹尼尔平静下来：那些身披丝质披巾的大胡子，他们的种种仪式，蜂蜜苹果和苦味的草药，还有祈祷。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祷告仪式，每天晚上都会虔诚准确地重复一遍，仿佛说错一句就会导致可怕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但可怕的事确实降临到他身上了：父亲的死，然后是弟弟的死。西蒙去世后没过多久，丹尼尔就彻底停止了祷告。他并没有因为放弃宗教而烦恼。说到底，他没有经历任何挣扎。他的信仰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消失了，就好像往床底下看一眼，鬼怪就会消失一样。这就是神的问题：他经不起批判性的分析。他不会忍受这种分析。他消失了。
“你话不多啊。”米拉说。
她的语气逗乐了丹尼尔：“其实——嗯，谈论宗教……会让人不舒服。可能是戒备心理吧。”他不希望让米拉也起了戒备，于是又说：“我确实从宗教传统当中看到很多价值。”
她饶有兴致地向前倾：“比如？”
“我父亲很虔诚。我很尊敬他，所以我也尊敬他信仰的东西。”丹尼尔停下来，整理思路；他这些想法还从来没有说出来过。“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宗教是人类成就的一个巅峰。我们创造神的时候，也发展出了衡量自身困境的能力，我们还顺手给神留下了漏洞，这样就能相信自己的掌控力有限。实际上，大部分人都乐于接受一定程度上的无能为力。但我认为，我们确实拥有相当的掌控力——它大到连我们自己都感到畏惧。神也许是人类送给自己的最了不起的礼物。智慧的礼物。”
米拉的嘴巴变成一个小小的、倒立的半圆。用不了多久，这种表情就会像她那双冰凉的小手，或者左边耳垂上的痣一样，成为丹尼尔熟悉的存在。
“我在追溯纳粹盗走的艺术品。”过了一会儿，她才说。“我注意到，那些艺术品能走到多远的地方。比如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这幅画是梵高1880年在瓦兹河畔欧韦尔画的，大约就在他自杀前一个月。这幅作品被法兰克福的施耐德美术馆收购前，经历过四次转手。从梵高的哥哥到他哥哥的遗孀，再到两位独立的收藏家。1937年纳粹洗劫了博物馆，这幅画落到了赫尔曼·戈林手里，他通过拍卖把画卖给了一位德国收藏家。到这里，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了：那位德国收藏家又把画卖给了齐格弗里德·克拉马斯基，这是个犹太银行家，1938年大屠杀前逃到了纽约。很了不起，不是吗？这幅画经历了许多坎坷，最后竟然又回到了犹太人手里，而且是直接经过与戈林相关的人卖出去的。”米拉指了指她戴的耳机。她似乎突然害羞起来。“我觉得，我们需要神，就像需要艺术一样。”
“是因为好看吗？”
“不是。”米拉笑起来。“因为它让我们看见可能发生的事。”
这恰好是丹尼尔早就拒绝的那种观念，带着自我安慰的意味。但他还是被米拉吸引了。到了周末，他们一起在米拉的公寓里喝酒，公寓在三楼，没电梯，米拉把一台便携录音机放到窗户边，两人一起听保罗·西蒙的《恩赐之地》。米拉把手伸进他牛仔裤后边的口袋，拉着他靠近。丹尼尔欣喜若狂，这种感觉几乎让他有点尴尬。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寂寞，或者说，已经在寂寞中度过了多长时间。
在婚礼上，丹尼尔望向观众席，却只看到格蒂和瓦里娅。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像一根树枝一样啪地折断了。克拉拉和米拉从没有见过面，这一直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米拉是个很务实的人，克拉拉却完全不是，但她们两个都有一种调皮的幽默感，还有一种玩笑般的不服输气质——有时候会更较真些。丹尼尔遇到米拉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出于这个原因有多依赖妹妹。踩碎玻璃杯[1]的时候，他想象自己过去的生活也随之破碎：那些无知和痛苦，那些或大或小的损失。他将和米拉从这些碎片中组合出新东西。丹尼尔望着她那双明亮的淡褐色眼睛，它们在泪水下闪光，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彻底放松下来，就像进到一个温暖的浴池里。只要一直看着她，那种平静的感觉就会向外涌动，把痛苦推到意识的边缘地带。
晚些时候，丹尼尔赤身裸体和他的新娘躺在一起——米拉打起了呼噜，她的额头湿漉漉的，靠在他胸前。丹尼尔开始颤抖。他开始祈祷。祷告就像尿液一样自然而然、不可阻挡地涌现。（他知道这是个可怕的比喻，假如他告诉米拉，她一定会被吓坏。但对他来说，这种描述好像比他童年时听过的那些夸张比喻更恰当。）我恳求你，上帝，他想。哦，上帝，请让这一切持续下去。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丹尼尔回忆起这段祷告，总是感到很羞愧，但也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就像剪掉一绺头发一样。他没料到宗教可以让他产生这种感觉。说实话，无神论的种子早在克拉拉、西蒙和索尔去世之前那几年就已经播下了。赫斯特街的那个女人起了个头。他为自己相信异教、渴望了解不可知的东西而感到羞耻，这种羞耻最终走向了否定。他发誓，没有人可以对他施加这样的力量：人不可以，神也不可以。
但也许，神和把他带到预言家面前的可怖的魔力完全不一样，和她那套荒谬的说辞完全不一样。对索尔来说，神意味着秩序和传统、文化和历史。丹尼尔仍然相信人有选择，但这也许并没有排除对神的信仰。他想象出一个新的神，一个在他走错路时轻推他、但从不逼迫他的神，一个给出建议但并不固执己见的神——一个像父亲一样引导他的神。一个父亲。
几年后，丹尼尔和米拉结了婚、住在纽约州的金斯顿市，他问米拉，多年前在餐厅里，她是不是有意坐到他身边的。
“当然是。”米拉说。她笑起来的时候，从厨房窗子照进来一束光，把她的眼睛变成了金色。“餐厅是空的。要不是有意，我为什么要选你那张桌子呢？”
“我不知道。”丹尼尔说。他为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说为怀疑她而感到尴尬。“也可能你想有个人作伴。或者因为太阳。我记得当时阳光很好。”
米拉吻了他。丹尼尔能感觉到后颈上有金属触碰的凉意，那是她的婚戒，一个小小的金圆圈，他自己也有一枚与之相配。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说。
21
2006年，离感恩节还有十天，丹尼尔在奥尔巴尼的入伍事务司令部（MEPS）。他正坐在指挥官伯特伦上校的办公室里。他在这儿工作了四年，只来过上校的办公室几次——一般是为了讨论某个不寻常的病例，有一次是为了接受从医生到首席医疗官的晋升——但今天，他希望能获得加薪。
伯特伦上校坐在一把皮椅上，面前是一张光洁宽敞的办公桌。他比丹尼尔年轻，长着一头清爽的金发，两边剃短，身材瘦长结实。他的年龄看起来几乎就像那些前来接受评估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毕业生，他们一车车来到这里，迫切地想要入伍。
伯特伦上校说：“你干得不错。”
“什么？”
他重复了一遍：“你干得不错。一直在努力为国家服务。但我要直言不讳地说一句，少校，我们有些人认为你该休息一下了。”
丹尼尔从医学院毕业后就去服役了。他职业生涯的前十年都在西点军校的凯勒军医院工作。这是他一直向往的工作，高风险，难以预测，但他被长时间的工作和永无间断的患者折磨得精疲力竭。当入伍事务司令部出现一个空缺时，米拉鼓励他去申请。这个职位并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但丹尼尔渐渐开始享受它的稳定。现在，他很难想象回到医院里工作——或者更糟的是，回到军队里。
有时候，他害怕自己对庸常生活的偏爱是一种懦弱。他的工作是确保年轻人身体健康、可以上战场，这份工作的矛盾性依然存在。但除此以外，他也把自己看成一个守卫。他的职责就是充当筛子，把那些能上战场的人和不能上战场的人区分开。申请者们都怀着急切的希望看着他，好像他会给他们发放生存许可，而不是死亡许可。当然，也有些人的脸上写满了纯粹的恐惧，丹尼尔能从这些人身上看见把他们引向军队的原因：要么是当过军人的父亲，要么是致命的贫穷。他总会问这些人确不确定自己愿意上战场，他们总会回答“确定”。
“长官。”有那么一会儿，丹尼尔的脑子停止了运转。“是和道格拉斯有关吗？”
上校点了点头：“道格拉斯很健康。他应该被获准入伍。”
丹尼尔还记得道格拉斯的文档。那个男孩的肺活量和呼气峰值流量测试结果都远低于正常值。“道格拉斯有哮喘。”
“道格拉斯是底特律人，”伯特伦上校的笑容消失了，“底特律人都有哮喘。你觉得我们应该拒绝所有底特律的孩子吗？”
“当然不是。”丹尼尔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形势有多严峻。他知道入伍人数已经减少了百分之十。他知道军方降低了心理测试的标准——自七十年代以来，他们还没有录取过这么多第四类申请人。他还听说，有的指挥官会为行为不端裁定出具豁免书：小偷小摸、袭击他人，甚至还有交通过失杀人和谋杀。
“这件事不仅仅和道格拉斯有关。”他说。
“少校。”伯特伦上校身体向前倾。他的指挥官胸针在反光，那是一颗被花环包围的星星。丹尼尔想象上校趴在办公桌上，手里拿着胸针，用棉球蘸着银饰抛光剂擦拭它。“我们都知道你本意是好的。但你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你有点保守，这没问题，因为你不想看见任何不该倒在战场上的人倒下。我承认，有些孩子确实不太对头。我们做筛选总是有原因的，但保守也要看时候，少校，现在就不是时候。我们需要人。我们需要维持人数。为了上帝，也为了这个国家，有时候我们就得让一个膝盖有问题或者有点咳嗽的人进来，只要他的心没长错地方就行了。现在，戈尔德医生，我们需要人心。我们需要差不多能行的人。我们——”伯特伦上校拿起一摞表格，“需要豁免书。”
“该出具豁免书的时候我会出的。”
“你认为该出具豁免书的时候才会出。”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
“你归我管。你的工作职责是我定的。我相信你也不希望自己档案里记上一笔臭烘烘的‘第十五条’吧。”
“为了什么？”丹尼尔的嘴唇变白了。“我从来没违反过规定。”
第十五条会结束他的军队生涯。他将永远得不到晋升，甚至有可能被开除。不管怎样，他都会受到羞辱。这种耻辱会把他活活烧死。
但自尊心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米拉在一所公立大学工作。丹尼尔当初放弃军医院的工作时，他们的存款足够生活所需。但从那时起，他和米拉承担了格蒂的生活费。米拉的母亲诊断出癌症，她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米拉的母亲去世后，他们把她父亲送进了一家养老院，每年的开销用掉了他们大部分积蓄，而且还会持续下去：她父亲六十八岁，除了阿尔兹海默症，其他各方面都很健康。
“因为不服从命令。”伯特伦上校的嘴唇底下挂着一小块抖动的蛋白。他拿起刚才用来包三明治的锡纸，再把它对折。“因为没有遵守军队的规定。”
“你撒谎。”
“我是个骗子？”上校低声地问。他仍然捏着那张锡纸，一遍又一遍地折叠。
丹尼尔知道自己得到了悔改的机会。但一想到第十五条，他就怒火中烧。他被其中包含的威胁和不公正激怒了。
他说：“要么是骗子，要么是一头唯唯诺诺的羊。上级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伯特伦上校停了手，他把那张折到名片大小的锡纸放进口袋，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欠身靠近丹尼尔，手掌平放在桌上。
“你被停职两周。”
“谁接替我的工作？”
“我还有三个人可以干你的活儿。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丹尼尔站起来。如果他敬礼，伯特伦上校就会看见他的手在颤抖，所以他没有敬礼，尽管明知道这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你一定觉得自己是一片见了鬼的特殊雪花。”伯特伦上校说。丹尼尔转身朝门口走去。“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美国英雄。”
丹尼尔走进停车场，耳朵里嗡嗡直响。他打着车，坐在车里盯着莱奥·W.奥布赖恩联邦大楼，这是一栋高大的玻璃外墙建筑，从1974年开始，奥尔巴尼入伍事务司令部就在这儿办公。1997年大楼翻新以后，丹尼尔得到一间位于三楼的新办公室，非常宽敞。奥尔巴尼市中心并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景观，但是丹尼尔第一次坐在办公室里时，心里充满了目标感和确定性——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从最开始就指向了这一刻，他能来到这里，靠的是一系列明智的、战略性的选择。
丹尼尔把车从停车场里倒出来，开往金斯顿。这段通勤会花费五十分钟。他要怎么和米拉说呢？在这之前，人们向他寻求建议，请求他的认可：他自己就是神谕。现在，他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就像一个脱掉了长袍的牧师。
当他靠在米拉怀里，把整件事告诉她以后，她说：“杂种。我从来都不喜欢那家伙——伯特伦还是伯特兰德？杂种。”她踮起脚尖，用手捧住在丹尼尔的脸颊。“职业道德去了哪里？该死的职业道德去了哪里？”
屋子外边，车库的灯照亮了花园边缘的树林。一只鹿在第一片树丛外嗅着树枝。今年花园里的植被这么早就变成了褐色。
“要利用这件事，”米拉说，“我们用接下来的两周收集证据准备起诉。你正好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想想你打算干什么。”
一张不合格项目清单在丹尼尔脑中滚动，就像电视上的滚屏一样：溃疡、静脉曲张、瘘管、贲门失弛缓症或者其他运动障碍征候，闭锁或严重的小耳症，美尼尔氏综合症，足背屈角十度，拇趾缺失。诸如此类，一共有几千条规定。对女性而言，限制条件更多。卵巢囊肿。出血异常。要是有人能通过检查，简直就是个奇迹，但话说回来，尽管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大部分人还能活到七十八岁，也算个奇迹了。
“你一直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米拉继续问。为了他，她在努力坚强起来。但她的焦虑表现得很明显：她有心事的时候总是竭尽全力让自己忙起来。“你可以重建花园棚屋。或者和你的家人联系一下。”
很多年前，米拉以她特有的直率问丹尼尔，为什么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不太亲近。
他说：“我们并没有不亲近。”
“呃，你们确实不亲近。”米拉说。
“有时候吧。”丹尼尔说。不过事实更加模糊。有时候，一想起兄弟姐妹，他就感到爱意像羊角号一样吹响，饱含喜悦、痛苦和永远不变的认同感：那三个人和他是用一样的材料做成的，他从人生初始的时候就认识这些人。可是，每当丹尼尔和他们在一起，哪怕最小的裂痕都会让他产生不可抑制的怨恨。有时，把他们当作虚构角色会容易得多——刻板固执的瓦里娅，心不在焉、不顾一切的克拉拉——至少要比面对他们那种令人不快的、完整的成人状态容易些：他们在清晨的呼吸、那些愚蠢的选择，还有他们像蛇一样钻进陌生树丛里的人生。
那天晚上，丹尼尔先是昏昏欲睡，然后又清醒过来。他想到兄弟姐妹们，也想到了海浪。入睡的过程和海浪拍击海岸没什么两样。有一次他们去新泽西州度假，索尔带其他几个孩子去看电影，但丹尼尔想要游泳。当时他才七岁。他和格蒂带着镂空塑料椅来到海边，格蒂在看小说，丹尼尔假装自己是一年前在东京获得四枚金牌的唐纳德·斯科兰德。潮水把他带向地平线，他听凭潮水摆布，为自己和母亲之间越来越远的距离感到吃惊。等他厌倦了踩水，已经漂到了离海岸四十多米远的地方。
海水往他的鼻子和嘴里泼溅。他的双腿长而无用。他吐出一些水，试着喊叫，但格蒂听不见。直到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把她的太阳帽吹到了沙滩上，她才站起来。捡回帽子的时候，她看见了丹尼尔垂下的头。
她放开帽子，像是用慢动作朝丹尼尔跑过来，但实际上，这是她有生以来跑得最快的一次。她在泳衣外套了一件半透明的夏威夷穆穆袍，这时候不得不提着它的下摆；然后，她惊慌失措地尖叫着，把整件穆穆袍脱下来扔到地上。格蒂穿了一件黑色的连体衣，带着裙边，露出长有凹凸瘢痕的壮实大腿。她先在浅水中滑行，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跳进了海浪里。快点，丹尼尔一边吐出盐水一边想。快点，妈咪。自从他学会走路，就再没有这么叫过她。最后，格蒂的手出现在他腋下。她把丹尼尔从水里拖出来，两人一起倒在沙滩上。她全身都泛出了红色，头发像飞行员的头盔一样贴在头顶。她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丹尼尔以为是因为太累，然后才意识到她在抽泣。
那天晚上吃饭时，他以夸张的口吻讲了自己差点溺水的故事，但心底却又迸发出对家人的依恋。在假期剩下的日子里，他原谅了瓦里娅持续最久的一次梦呓。从海滩回来以后，他让克拉拉第一个去洗澡，尽管她每次都洗很长时间，格蒂有一次甚至敲门问，如果她需要这么多水，为什么不干脆带一块肥皂到海里去。多年以后，当西蒙和克拉拉离家出走，就连瓦里娅也和他渐行渐远时，丹尼尔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和他产生一样的感觉：分离的遗憾，还有回家的幸福。他一直在等待。毕竟，还能说什么呢？不要飘太远。你们会想我们的。但一年又一年过去，他们并没有变得和他一样，丹尼尔感觉到受伤、绝望，然后陷入了痛苦。
凌晨两点，他下楼走进书房。他没有开顶灯，电脑屏幕的蓝光已经够亮了。他输入拉杰和鲁比网站的地址。网页加载完毕，屏幕上出现几行红色的大字。
不用离开座位，就能体验印度奇迹！拉杰和鲁比带你踏上魔力地毯之旅，感受异域风情！从印度针术到绳索之谜，连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魔术师霍华德·萨斯顿都困惑不已！
大写的字母在跳跃闪烁。这几行字下边，拉杰和鲁比的脸若隐若现，他们额头都涂着红点。网页中央有一组旋转的幻灯片。其中一张图片上，拉杰被困在一个篮子里，鲁比用两把长剑刺向篮子。另一张图片上，拉杰握着一条蛇，和丹尼尔的脖子一样粗。
艳俗，又露骨，丹尼尔想。不过，这是拉斯维加斯啊。很显然，艳俗也是一个卖点。他去过两次拉斯维加斯——第一次是朋友的单身汉派对，第二次是医学会议。这两次经历，都让他觉得这座城市是个独特的美国怪兽，一切都像是经过了夸张的卡通版本。名叫玛格丽塔维尔和卡波瓦波的餐厅。喷发出粉色烟雾的火山。广场商店，一个照着古罗马样式修建的商场。在拉斯维加斯，谁会觉得自己身处现实世界呢？幸好拉杰和鲁比还会到处旅行：他们的演出大本营是幻景酒店，但还有个链接叫“巡回演出和时间表”，上边显示他们本周末将在波士顿的“谜”酒吧表演。两周后，他们将前往纽约，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演出。
丹尼尔想知道他们打算在哪里过感恩节。拉杰基本上让鲁比远离了戈尔德家族，每隔几年，她就像礼帽里的兔子一样出现和再消失。一开始，她是个充满热情的三岁孩子，然后变成一个忧郁的、观察力出众的五岁孩子、九岁孩子，最后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少女。那次见面以一场尖锐的争论告终，他们为“生命之颌”吵了起来，那是克拉拉的招牌节目。拉杰把它教给了鲁比，这让丹尼尔感到恶心。他没法理解为什么拉杰要让女儿重现克拉拉吊在绳子上的形象。
“我在保存她的记忆，”拉杰吼道，“你敢说你也在做类似的事吗？”
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说过话。当然并不只是拉杰的错。有好几次，丹尼尔都可以主动联系他们——在那次争执之前和之后都有机会。但是，丹尼尔在拉杰和鲁比面前总有种恼人的遗憾。鲁比小时候长得像拉杰，但到了十几岁，她已经继承了克拉拉饱满、轮廓起伏的脸颊，还有猫一般的笑容。她留着长长的卷发，一直垂到腰际，就像克拉拉一样，只不过鲁比的头发是棕色的，而克拉拉总是染成红色——她原本的发色也是棕色。鲁比情绪低落的时候，丹尼尔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奇特感觉。鲁比就像克拉拉的全息影像，正用责备的目光盯着丹尼尔。他对克拉拉一直不够亲近，不知道她的状态有多差。是他提出去找预言家的，这件事影响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但也许克拉拉受到的影响最深。他至今记得当时克拉拉在巷子里的模样：脸颊湿润，鼻尖红红的，眼神既警觉又有种奇怪的空洞感。
丹尼尔只有拉杰的座机号码。想到他们正在旅行，他点了一下“联络”，弹出一个写着“给查帕尔写信！”的方框，上边列出了拉杰和鲁比的经理、宣传人员还有经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看邮件呢，这个方框好像是为粉丝邮件设计的。但丹尼尔还是决定试试。
拉杰：
我是丹尼尔·戈尔德。好久没见了，我觉得应该给你写封信。我注意到，你们要在未来几周内去纽约旅行。感恩节有什么计划吗？我们很想接待你们。很久没见家人了，真的很遗憾。
最好的祝福DG
丹尼尔重读了一遍邮件，担心写得过于随意。他往拉杰的名字前边加了个“亲爱的”，然后又删掉了（拉杰对他来说并不算亲爱的，而且他们两个都不能容忍虚伪的客套，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共性之一）。丹尼尔在“感恩节有什么计划吗”那句之前加上了“你对”，然后把“很想”换成了“非常乐意”。他把最后一句话删掉——他们真的算是一家人吗？然后又原样加回去。他们的关系已经够亲近了。丹尼尔点击了“发送”。
尽管已经被停职，可丹尼尔以为他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就会醒。他已经四十八岁，如果还不守时，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但是手机响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他眯起眼睛看表，摇了摇头，又眯起眼睛：已经十一点了。他伸出一只手在床头柜上摸索，找到眼镜和滑盖手机，戴上眼镜，打开手机。不会是拉杰打来电话了吧？
“……好？”
迎接他的是电流声。“丹尼尔，”电话那头的声音说，“是……迪……”
“对不起，”丹尼尔说，“断线了。你说什么？”
“我是……迪……在……子……利……服务……”
“什么迪？”
“……迪，”那边的声音执着地说，“埃迪……奥……霍……”
“埃迪·奥多诺霍？”即便声音乱七八糟，这个名字的碎片还是唤起了丹尼尔的记忆。他坐起来，往自己背后塞了个枕头。
“……西……警察……我们见过……金山……你的……妹……FBI……”
“我的天啊，”丹尼尔说，“当然记得。”
埃迪·奥多诺霍是FBI指派负责克拉拉案件的探员。埃迪在旧金山参加了她的追悼会，事后，他们在吉里街的一家酒吧偶遇。接下来的一天，丹尼尔醒来的时候头痛得像要裂开，他想不出自己为什么会和埃迪分享这么多东西，但他希望这位警探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忘掉了整件事。
“……靠边停车。”埃迪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起来。“终于好了。天啊，这儿的信号简直是狗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忍下来的。”
“我们有一部固定电话，”丹尼尔说，“它就可靠多了。”
“听我说，我不能长谈——我在高速公路边上——但你看这样可以吗？四五点钟，在城里找个地方？有几件事我想和你聊聊。”
丹尼尔眨了眨眼。这个电话，连同整个早晨，都很不真实。
“行，”他说，“我们四点半在霍夫曼之家见面。”
直到挂断电话，丹尼尔才注意到卧室门口那道宽阔的影子：他的母亲。
“天啊，妈。”丹尼尔说着，把被子拉起来。她还是会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我刚才没看见你。”
“你在跟谁说话？”格蒂穿着她那件粉红色的带衬里的浴袍——丹尼尔不想计算已经穿了几个十年。她顶着一头浓密的灰发，就像贝多芬的发型。
“没谁啊，”他说，“米拉。”
“是米拉就见鬼了，我又不是低能儿。”
“当然不是。”丹尼尔下了床，套上一件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运动衫，穿上他的羊皮拖鞋。接着他走到卧室门口，亲吻母亲的脸颊。“可你是个大忙人。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当然吃了。都快中午了。你还像个孩子一样睡个没完。”
“我已经被停职了。”
“我知道。米拉告诉我的。”
“所以要对我好一点。”
“你以为我为什么没有叫醒你？”
“哦，我不知道。”丹尼尔说着，下了楼。“也许因为我早就不是孩子了吧？”
“错了。”格蒂从他背后闪出来，先他一步走向厨房，威严地扫了一眼。“因为我对你太好了。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要是想让我给你煮咖啡，现在就坐下来。”
格蒂是三年前搬到金斯敦来的，也就是2003年的秋天。在这之前，她一直坚持住在克林顿街。通常丹尼尔每个月都会去看她，但那一年，他三月和四月没回去：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他们的工作乱成一团。格蒂向他保证，她会和一个朋友一起过逾越节。
五月一日他回去的时候，格蒂正穿着浴袍躺在床上，读卡夫卡的《审判》。窗子上贴着棕色的包装纸。梳妆台上以前有块木质边框的镜子，现在只剩一颗孤零零的钉子。她把浴室镜子的合页撬开了，那面镜子本来也是小药柜的门，现在露出一堆杂乱无章的处方药瓶子。
“妈。”丹尼尔说。他的喉咙很干。“谁开的这些药？”
格蒂走进浴室。她的眼神里带着倔强，好像在质问“你说谁，我吗？”
“医生们开的。”她回答。
“哪些医生？有几个医生？”
“嗯，我也说不清楚。肠道问题找一个男人，骨头不舒服找另一个男人。有主治医生、眼科医生、牙医、治过敏的医生，不过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她了，还有妇科医生、理疗师，他觉得我有脊柱侧弯，我一辈子都在背痛，但从来没有人诊断出来脊柱侧弯；我肋骨上多一块小骨头，我发誓，每次做库尔茨堡医生说的那种‘超负荷扭动’的时候，它就会弹出来。”丹尼尔开始抗议，格蒂举起一只手。“你应该庆幸，有人给我治病，有人关心我、照顾我，一个孤独的老太太，需要从这个世界上得到必要的照顾，而且确实得到了。你，”她重复了一遍，还高举着手掌，“应该高兴才对。”
“你没有什么脊柱侧弯。”
“你不是我的医生。”
“我比医生管用。我是你儿子。”
“我刚想起那位皮肤科医生。她一直在注意我的痣。人们以为痣只不过是美丽的标记，但美丽也能杀死你。你有没有想过玛丽莲·梦露是怎么死的，是不是死于一颗痣？她脸上那颗著名的痣？”
“玛丽莲·梦露是自杀的。她吃了一堆巴比妥类药物。”
“也许吧。”格蒂用阴谋论的语气说。
“你为什么拆掉镜子？”
“为了你弟弟、你妹妹还有你父亲。”[2]格蒂说。丹尼尔走进厨房。橱柜上放着一个高脚杯，里边盛着酒，杯子边上全是果蝇。“这是给伊莱贾的，别碰它。”
丹尼尔把散发出恶臭的马尼舍维茨葡萄酒倒进下水道，成群的苍蝇像一团雾气腾空而起，然后再散开。格蒂生气地喘息。水槽的另一头有个铝制托盘，上边放着商店买来的犹太式烤饼，已经去掉了包装，面条像塑料一样又亮又硬。厨房也和卧室一样，窗户都贴了纸。
“你为什么要把窗户遮住？”
“窗户也反光。”格蒂说。她的瞳孔都变大了。丹尼尔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最开始，格蒂拒绝了，但她感到受宠若惊，因为丹尼尔想让她住在身边；她也因为不用再面对孤独而松了一口气。八月，丹尼尔和米拉让格蒂搬离了曼哈顿。瓦里娅已经移居加州，在德雷克老龄化研究中心工作，但她飞回东部来帮忙。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公寓已经面目全非，丹尼尔为这种变化感到悲哀。他们把索尔的豌豆绿天鹅绒扶手椅搬出来，这把椅子虽然丑，但全家人都很喜欢；这时候，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拆掉双层床了。
“我不会看的。”格蒂说。这话里半是威胁半是失望。这两架双层床是四十年前在西尔斯百货买的，克拉拉和西蒙离家出走以后，她也不愿意把床拆掉。最开始，格蒂坚持说，万一丹尼尔、米拉、瓦里娅同时过来，大家都需要有个睡觉的地方，但是当丹尼尔提议至少可以拆掉其中一架时，她变得异常激动，丹尼尔知道不能再提这事了。米拉扶格蒂上车之前，格蒂非得和床合一次影。她拿着皮夹站在双层床前，开心地笑着，就像在泰姬陵前留念的游客。然后她飞快地从卧室跑出来，转过脸对着墙，不让他们看见。
丹尼尔在格蒂身后关上大门，又回到卧室里。一开始，他没有看见瓦里娅。但她原来睡的上铺传来喘息声，丹尼尔往上看，发现她的右脚搭在床边。泪水从她的双眼里滚落下来，在床垫上形成两个潮湿的圆圈。
“哦，瓦。”丹尼尔说。他伸手想要拍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他知道瓦里娅不喜欢被人触碰。多年来，他总被她躲避拥抱的习惯和刻意保持的距离伤害到。他们是仅存的两个了，可有时她还是要过几个星期才会回他电话。但他还能怎么样呢？对他们两个来说，要想做出大的改变已经太晚了。
“我只是在想，”瓦里娅说着吸了口气，“在想我以前睡在这儿的时候。”
“什么，你是说我们小时候？”
“不，长大以后。我——”她打了个嗝，“回来的时候。”
这个词好像充满了意义，只不过丹尼尔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瓦里娅总是这样：她眼中的风景和别人的不一样，她看见某些有预兆的、不祥的东西，可在他看来，她是在一条光洁的人行道上转来转去。有时候他也想问问她，但后来，他们之间存在过的任何通道都关闭了，现在也一样。瓦里娅匆忙地用一只手擦了把脸，然后把腿搭到梯子上。
但她爬不下来。梯子是用旧螺丝固定到上铺的，瓦里娅的体重突然压上去，导致它们从木头上脱落了。梯子倒在地上，瓦里娅大叫一声，一只脚悬空了。从上铺直接跳到地面一点都不危险，但她紧紧抓着床的栏杆，犹豫地看着下边。
丹尼尔朝她伸出双手：“来吧，老家伙。”
瓦里娅愣了一下。然后她憋住笑，伸出手来扶丹尼尔。他用双手架住瓦里娅，她紧紧抓住他的肩膀，直到他扶着她落到地上。
22
十五年前，克拉拉的追悼会在旧金山骨灰安置所举行。拉杰一开始想把她的遗体送到纽约皇后区的戈尔德家族墓地，但格蒂禁止他这么做。丹尼尔和母亲对质的时候，她引用犹太律法，声称自杀者不能被埋葬在其他犹太死者六英尺以内，好像只有最严格的戒律才能保护戈尔德家族剩下的成员。丹尼尔对格蒂大发雷霆，最后她让步了；他甚至可能会动手。他以前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做出这样的事。
当时丹尼尔和米拉刚搬到金斯敦。米拉在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找到一个艺术史和犹太研究的助教职位，丹尼尔在医院找到一份夜班工作。他的工作将在一个月后开始，婚礼将在六个月后举行，他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无助。西蒙的死已经够让人心碎了，怎么可能又要失去克拉拉呢？这个家庭该怎么支撑下去？追悼会结束以后，丹尼尔跌跌撞撞地走进吉里街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头靠着吧台哭起来。他几乎没有在意自己是什么模样，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哦，上帝啊，我的上帝；每个人都在死去。直到有人回应他。
“是这样的，”旁边吧台上的人说，“但这绝不会让整件事变得更容易。”
丹尼尔抬起头。那个人的年纪和他差不多，长着金红色头发和浓密的鬓角。他的眼睛是种奇怪的颜色，更像金色而不是棕色，布满了血丝。一片胡楂从他的脸颊一直长到脖子下面。
面前的人举起一杯吉尼斯黑啤：“埃迪·奥多诺霍。”
“丹尼尔·戈尔德。”
埃迪点了点头。“我在追悼会上见过你。我调查过你妹妹的死。”他把手伸进黑裤子的口袋，摸出一张FBI证件。上面写着“探员”，旁边还有一个没法辨认的签名。
“哦，”丹尼尔勉强挤出一句话，“谢谢。”
在这种情况下，这么说合适吗？克拉拉的死因正在被调查，丹尼尔感到很高兴，非常高兴。他有自己的怀疑，但他对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参与感到惊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我想问问，为什么是FBI接这个案子？为什么不是当地警方？”
埃迪收起证件，看着丹尼尔。尽管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上还有胡楂，但他看起来像个小男孩。“我爱上她了。”
丹尼尔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什么？”
“我爱上她了。”埃迪重复了一遍。
“你跟——我妹妹？她对拉杰不忠吗？”
“不，不。我怀疑那会儿她都不认识他。是我单方面的。”
酒吧侍者走过来：“给你们来点什么？”
“我再来一杯。他也一样。我买单。”埃迪冲着丹尼尔那杯波旁威士忌点了一下头，丹尼尔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在喝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