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丹尼尔说。侍者走开后，他转向埃迪：“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我当时在旧金山工作。你妈妈打电话给我们，说你弟弟离家出走了，让我们去接他。这都过去多久了，是十多年前的事吧？他肯定没超过十六岁。我对他动粗了，真的不应该。我猜你妹妹从来没有原谅过我。尽管如此，她还是唤醒了我。我在警察局外边看见她的时候，她的头发被风吹到后边，脚上穿着那双靴子，我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不仅仅因为她好看，还因为她有种力量。所以我记住了她。”
埃迪把他的啤酒喝完，擦掉了嘴上的泡沫。
“过了几年，我看见一张传单，上边印着她的脸。”他继续说。“我开始去看她的表演。第一次肯定是在1983年初，我刚经历了噩梦般的一天，一群毒贩子在田德隆街火拼，当我坐下来看她表演时，感觉像是被传送到了另一个世界。有天晚上，我把这些都对她讲了。我告诉她，她如何帮助了我，她的节目怎样改变了我。我花了好几个月才鼓起勇气，但她不想和我产生任何联系。”
侍者把他们点的酒送过来了。丹尼尔咽了咽口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埃迪的话，这些话过于亲密，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但与此同时，这话也麻痹了他的绝望：只要埃迪还在说，妹妹就会暂时留在房间里，不会离开。
“我跟你说实话吧，”埃迪说，“我当时状态一点都不好。我爸刚去世，我又在酗酒。我知道必须离开旧金山了，所以申请加入局里。一从匡提科[3]出来，他们就派我去拉斯维加斯，处理抵押贷款欺诈案。我路过幻景酒店，在招牌上看见克拉拉的脸，差点以为自己疯了。第二天，我又在冯氏超市的停车场里看见她。我开着一辆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她在路边，带着一个婴儿。”
“鲁比。”
“那是她的名字吗？很可爱的孩子，虽说她当时在尖叫。你妹妹拔腿就跑，我一定是吓坏她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看见她，就想和她说话。所以我决定去参加她的首演。我打算在首演之后留下来，确保我们之间不再有什么问题。没有难言之隐，也没什么让她紧张的事。”
他们都直视前方。这就是平行吧台座的好处，丹尼尔想，你可以不用看对方眼睛就完成交谈。
“首演前一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我很早就到了幻景酒店。我在剧场外边散步，然后就看见他们三个进来，克拉拉和她的男人，还有婴儿。”埃迪说。“她当时在和那个男人吵架——隔着一公里我就能看出来。后来他进了剧场，她带着婴儿进了电梯。电梯是玻璃的，所以我进了她旁边那部电梯，低着头往下看，想知道她在哪层下电梯。她先把孩子送到十七楼的日托所，然后才坐到四十五楼。她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直到一个客房服务员从顶层套房里走出来。客房服务员离开以后，克拉拉溜了进去。”
丹尼尔很感激酒吧里的昏暗和刚刚喝下的烈酒，也很感激下午一点钟还有这么黑的地方可以待着。他刚开始留的胡子被咸涩的泪水浸泡着。
“那是星期五晚上，”埃迪说，“所有人都在外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拉斯维加斯。作为一个警察，你总会知道，安宁是好的，平静也很好，但如果它们持续的时间太长，就不再是安宁和平静了。我沿着大厅跑过去，一边敲门，一边朝里边喊‘夫人’和‘戈尔德小姐’，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我跑到前台拿了一把钥匙，然后又上去。”他一直喝，直到喝完最后一口啤酒。“我不应该再说下去了。”
“没事。”丹尼尔说。他已经失去了她。现在听到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区别。
“一开始，我不明白自己看见了什么。我以为她在练习。她吊在绳子上，就像在表演一样；她在旋转，勉强算是旋转吧；但那个口衔挂在她的下巴旁边。我把手放到她身上。我想救她。我试着给她做人工呼吸。”
丹尼尔错了。他现在听到的东西确实有区别。“够了。”
“我很遗憾。”黑暗中，埃迪的瞳孔很大，闪着光。“不该是这样的。”
自动唱机里响起了猫王的《温柔地爱我》。丹尼尔握住他的酒杯。
他问：“你是怎么拿到这个案子的？”
“是我发现她的。这多少起了点作用。然后我据理力争。重大谋杀案、跨州罪案、绑架案，这些都属于FBI的管辖范围，不归警察管。当然，这案子看起来像是自杀，但我的雷达已经启动了，有些东西不对头。我知道他们跨越了州界。我知道她一直在偷东西。我也知道，我对查帕尔有种奇怪的感觉。”
“拉杰，”丹尼尔吓了一跳，“你怀疑他？”
“我是个探员。我怀疑所有人。你呢？”
丹尼尔有一会儿没说话。“我几乎不认识他。我确实觉得他控制欲很强。他以前不喜欢让克拉拉和我们保持联系。”他紧紧闭上眼睛。太可怕了，现在要用过去时来谈论这些。
“我会调查的，”埃迪说，“你还有别的怀疑对象吗？”
丹尼尔也希望他有别的怀疑对象。他想为克拉拉的死找一个理由，但他所掌握的只不过是个巧合。西蒙死的时候，丹尼尔并没有想起赫斯特街的那个女人。西蒙的死太令人震惊了，抹去了他脑中的一切想法，而且说到底，西蒙从来没有和他们分享过关于他的预言。但丹尼尔还记得克拉拉的：那个女人说过她会在三十一岁死去。三十一岁，恰好是她去世时的年龄。
“我只能想到一件事，”他说，“完全是鬼扯。但是真的很奇怪。”
埃迪举起了手：“别评判。”
丹尼尔的头一跳一跳地疼。他不知道应该归罪于酒精，还是将要说出口的话，这话他甚至都没对米拉说过。他把赫斯特街那个女人的事告诉了埃迪，包括关于她的传闻，还有他们那次拜访、克拉拉去世的日期。他说完以后，埃迪皱起了眉头。他说会调查这件事，但丹尼尔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他觉得自己让埃迪失望了，这位探员想要听到秘密或者冲突，而不是一段关于四处游荡的灵媒的童年记忆。
过了六个月，克拉拉之死被判定为自杀，丹尼尔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这是最简单的假设，而他已经知道，最简单的假设一般都是对的。他在医学院的导师是西奥多·伍德沃德[4]的学生，这位导师总喜欢引用伍德沃德对医学生说的话：“当你听见马蹄声的时候，要先想到马，而不是斑马。”
十四年之后，往东十个州，丹尼尔走进霍夫曼之家，再次见到了埃迪。霍夫曼之家在英美战争时期充当防御工事和监视哨卡，现在这里出售汉堡和啤酒。除了建筑本身——荷兰毛石结构、白色百叶窗、低矮的天花板和宽木板地面——唯一能让人想起霍夫曼之家历史的，就是每年都有战争爱好者来这里，重演英国人焚烧金斯敦的场景。
起初，丹尼尔对这些表演者很感兴趣。他尤其注意到这些人对细节的关注。他们的服装都是根据真实文档和绘画手工制作的，还背着白色的亚麻布背袋，里边装着武器。但现在，这些人让丹尼尔感到厌恶：女人都穿着衬裙、戴着白色软帽乱哄哄地走来走去，男人拿着假火枪到处跑，就像社区剧院里那些乱窜的演员。大炮仍然会吓到他。更重要的是，这个假想的场景让他恼火。既然眼下就有一场真实的战争，为什么还要演一场早就过去的战争戏呢？表演者打定主意活在另一个年代，这一点让他感到不安。这让他想起了克拉拉。
今天，霍夫曼之家只有埃迪·奥多诺霍一个人。他坐在壁炉旁的木板隔间里，喝着啤酒。他对面放着一杯没碰过的波旁威士忌。
“渥福珍藏款，”埃迪说，“希望你喜欢。”
丹尼尔握住埃迪的手：“好记性。”
“这可是我的吃饭家伙。很高兴又见面了。”
他们对视着。丹尼尔和埃迪，埃迪和丹尼尔。和1991年那次见面相比，丹尼尔至少重了十公斤，埃迪也一样。埃迪要么快五十岁，要么已经五十岁了，丹尼尔也一样。丹尼尔的眉毛像英勇无畏的探险家一样四处伸展，长得飞快，米拉在“光明节”的时候给他买了个工业用的修剪器；埃迪的脸变柔和了，下巴周围臃肿凸起，像是一副畏怯的表情。但他的眼睛和丹尼尔的一样，因为这次重逢而闪着光。丹尼尔一阵紧张，他想不出别的可能——一定是克拉拉的案子出现了新进展。不过他还是很乐意见到埃迪，毕竟他就像个朋友。
“谢谢你请假来见我。”埃迪说。丹尼尔没有纠正他。“不会占用你太长时间。”
丹尼尔意识到他穿着破旧的牛仔裤和毛衣，这件毛衣是米拉十年前送他的。埃迪穿着正装衬衫和休闲裤，还有件运动外套扔在座位后边。他从椅子上拿起一个黑色公文包，放在到餐桌上打开，从里边取出一个笔记本和一个文件夹，也都是黑色的。他抽出一张纸，转过来递给丹尼尔。
“这些人里，有你看着眼熟的吗？”
这张纸上至少有十二张影印的照片。丹尼尔伸手从外衣口袋里找眼镜。大部分是存档的入案照片，一个个小方格里边，各种黑头发黑眼睛的人或绷着脸或怒视镜头，但也有几个年轻人在笑，还有一个年轻男孩比出了和平手势。入案照片下边还有三张照片，是个体格魁梧的白发女人。这几张像是在某栋楼的前厅里拍下的监控照片。
“应该没有我认识的。这都是谁？”
“这是科斯特洛一家，”埃迪说，“这个女人呢，你能认出来吗？”他指着第一张入案照片，上边的女人大概有七十多岁。她的头发像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明星一样烫成大波浪，眼皮厚重松弛，眼神冷漠。“这位叫罗萨，是族长。这个，是她的丈夫唐尼，这两个是她的姐妹。这一排都是她的孩子——一共五个，再下边是她孩子的孩子，一共九个。总计十八人。这十八个人，经营着美国历史上最复杂的占卜骗局。”
“占卜骗局？”
“对。”埃迪双手交叠，然后戏剧性地靠回椅子上。“现在，占卜诈骗是出了名的起诉难题。有些州禁止占卜，但这类禁令很少真正执行。毕竟，我们有预测股市行情的人，也有预测天气的人，他们还能得到报酬。活见鬼，每份报纸上都有占星预测。另外，这属于文化问题。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罗姆人，或者叫罗马尼人；你可能更熟悉吉普赛人这个名字。他们曾经从蒙古人、欧洲人和纳粹手里逃出来，历史上一直很穷，是真正的草根。他们不去上学，从出生起就学占卜。所以当你逮了这么一个人，想以诈骗罪起诉时，辩方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说这是言论自由问题。说这是歧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怎么给科斯特洛一家定下十四项联邦罪行的？”
有种酸涩的东西涌向丹尼尔的喉咙。他现在意识到，埃迪并没有得到关于克拉拉的消息。他只不过是有了赫斯特街那个女人的消息。
“我不知道，”他说，“你们是怎么办的？”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就叫他吉姆。”埃迪压低了声音。“吉姆失去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死于癌症。妻子也和他离婚了。他焦虑得无以复加，还有持续的肌肉疼痛。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病得很重的人，一个在主流医疗机构里没人愿意搭理的家伙，因为他太让人讨厌了，太让人头疼了，他和医生的关系非常糟糕——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人，就不会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奇怪了。他走到一个和医生们不一样的人面前，这个人对他说，‘我可以帮你，我可以让你好起来。’也就是罗萨·科斯特洛那样的人。”
罗萨·科斯特洛。丹尼尔看着照片。她并不是他们1969年遇到的那个女人。她的嘴唇更丰满，脸是心形的。总之，她比那个女人更漂亮。但是，在丹尼尔脑中，她变形了。她的脸变成了那个女人的脸，长着健壮的下巴和一双扁平的、不太协调的眼睛。
埃迪说：“骗局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个预言家，罗萨·科斯特洛，她会说，‘你从我这儿买一支五十美元的蜡烛，我帮你燃掉这支蜡烛，然后做一次祈祷。你会发现你的神经起了变化。’但是吉姆没发现起了什么变化，她继续说，‘好吧，我们得做点别的。我卖给你这些叶子，有灵性的叶子，然后把它们烧掉，再做一次祈祷。’快进一下，两年以后，这个人经历了几次治疗仪式，还有两次戏剧性的祭祀，总金额接近四万美元。到最后，罗萨说，‘是你的钱出了问题，你的钱被诅咒了，相当麻烦，你得再给我一万美金，我们就能把这个诅咒解除。’这笔钱被称为捐款，这家人被称为教会。他们自称‘自由精神教会’。”
丹尼尔本来以为自己不饿，但是服务员走到他们身边时，他感觉饥肠辘辘。埃迪点了酒馆鸡翅。丹尼尔点了炸鱿鱼。
“你必须理解，碰到这类案件——”服务员一走，埃迪就继续说下去，“检察官们一般都能跑多快跑多快。但科斯特洛家族不太一样。科斯特洛家族完全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查封他们的资产时，我们找到了汽车、摩托车、船、黄金饰品。我们在近岸内航道沿岸发现了他们的房产。我们查到五千万美金。”
“天哪。”
“等一下，”埃迪举起一只手，“他们认罪之前，辩护律师基于宗教自由提出一份二十四页的驳回申请。他们自己就是教会，记得吧？自由精神活见鬼教会！另外他还声称，这只不过是对罗姆人的漫长迫害中一个较近的例子。我是在说所有吉普赛人都是骗子和坏蛋吗？绝对不是。但我们已经抓到九个人了，他们的罪名是大盗窃、虚假所得税申报、邮件欺诈、电信欺诈、洗钱。我们甚至调取了出生记录，想逮到每个涉案人员。只有一个人，我们始终找不到。”
埃迪指着前厅监控镜头拍下的女人。她穿着一件棕色的长外套，一双带尼龙搭扣的灰色鞋子。她的手扶着旋转门的栏杆，白发编成两条细长的辫子。
“我的天哪。”丹尼尔说。
“是你说的那个女人吗？”
丹尼尔点点头。他现在认出来了。宽阔的额头，紧紧抿着的、不友好的嘴。丹尼尔还记得，那个女人说出他的未来时，他正看着她的嘴。他还记得她嘴唇的模样，那条湿润的、粉红色的舌头。
“我希望你看仔细些，”埃迪说，“我希望你能确定就是她。”
“我确定，”丹尼尔重重地喘息，“她是谁？”
“她是罗萨的妹妹。她有可能参与了，也有可能没参与。我们能确定的一点是，她好像和家族的其他成员比较疏远。你知道，罗姆人总是群居，这个女人单独过活就很不寻常。她有个典型的特征——总在四处旅行。而且她很精明。她用很多化名，还没有执照，这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非法的，但这么做也让她逃离了整个系统。”
“这个家族，”丹尼尔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收钱吗？因为那个女人就没收我们的。她没要钱，或者我弟弟没给她钱。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埃迪大笑起来：“他们收钱吗？他们收了每一分能收的钱。也许这个女人看你们是孩子，才对你们比较好。”
“但如果真是这样，她为什么会说那么可怕的话呢？那会儿克拉拉才九岁。虽然我十一岁了，可还是被她吓得要死。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是，她利用恐惧来吸引顾客——她把顾客吓得越惨，他们就越有可能再来找她，对她产生依赖。”
丹尼尔在芝加哥做住院医师时，曾经跟随过一位医生，那位医生就总在使用这类技巧：告诉抑郁症病人如果不定期来看病，病情就没法控制了；或者告诉过度肥胖的病人，不做手术就会死。
“也许她说什么都无所谓，因为她已经垄断了市场。罗姆人占卜一般都比较公式化，他们会谈谈你的感情生活，你的钱，还有你的工作。告诉你死亡日期？这需要点胆量，也很精明。罗姆人还做别的事——他们的男人会去铺人行道、卖二手车、做些修车喷漆之类的活儿。但是，哪怕世界上再也不造人行道，哪怕我们再也不用汽车，有什么东西会一直和人类共存呢？求知欲。我们会为求知付出任何代价。罗姆人算命算了几百年，靠这个谋生也有几百年了。但那个女人更进一步。如果她能告诉你们什么时候会死，那么她提供的服务就是其他罗姆人也提供不了的。她都没有竞争对手。”
壁炉让丹尼尔浑身冒汗。他脱掉毛衣，把里边穿的Polo衫拽下来。他突然想到还没有告诉米拉他在哪儿。六点钟的时候他应该在犹太会堂和她碰头。但他现在不能走，也不能出去给她发一条短信——他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怎么发短信。
“关于这些人，你们还知道什么？”服务员端着他们点的餐走过来，丹尼尔问。
埃迪拿起一个鸡翅，先蘸上亮橙色的酱汁，然后浸到浓稠的牧场酱汁里。“关于科斯特洛一家吗？他们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意大利来佛罗里达的。也许是为了躲希特勒。他们像所有罗姆人一样，在私密的小圈子里生活。他们不接待顾客的时候，就说自己的语言；他们甚至都不会尝试融入社会。他们需要‘gazhe’来赚钱——那个词的意思是‘非罗姆人’，比如我们——但他们其实认为我们被污染了。”埃迪擦了擦嘴。“占卜的都是女人。罗姆人把预言看作上帝的礼物。但是因为女人总和‘gazhe’打交道，他们就认为女人也被污染了。他们对洁净和纯洁非常执着。你要是走进罗姆人的房子，一定会发现里边一尘不染。”
“但我见到的那个女人，她屋子里很乱。甚至可以说是肮脏。”丹尼尔皱起眉。“有关她的事，你们问过那家人吗？”
“我们当然问过，但他们不愿意说，所以我才会来找你。”
“你想知道什么？”
埃迪沉默了一会儿。“我想问的是——我知道这很敏感，我知道你可能不愿意讨论它。但我需要你试一试。就像我说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什么东西。这个女人确实没有注册过，但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去控告她。我们感兴趣的是，她和一些死亡事件有关。一些自杀事件。”
这话轻而易举地激起了身体反应。丹尼尔的饥饿消失了。他想呕吐。
“眼下，我们还没有发现直接的因果关系，”埃迪说，“这些人都是在两年前、十年前甚至是二十年前去见她的。但是这样的人有好几个——五个，包括你妹妹在内。这个数量足够引起怀疑了。”他双手交叠，向丹尼尔靠过来。“所以，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我想知道那女人是不是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把你往那个方向推。或者她有没有对克拉拉说什么、做什么？”
“对我倒没有。我告诉她想要知道什么，她就给了我。这是交易性质的。我觉得她并不关心我离开后会拿这信息做什么。”丹尼尔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爬上了他的脖子，那东西长着很多脚，行动敏捷，就像一条蜈蚣，但是当他把食指伸进衬衫领子里时，又什么都没有。他现在意识到，埃迪并没有提这是一次普通谈话还是一次调查。“至于克拉拉，我不太确定。她从来没说过她觉得有压力。但她从一开始就和别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她很脆弱。有点情绪不稳定。比较容易受影响吧。这可能是她天生的特质，也可能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成这样的。”丹尼尔把面前的食物推开。他不想看见那只鱿鱼，它的外套腔被切成完美的环形，触须向内卷曲。“我知道，我在追悼会后告诉了你一些事。这个预言家预测对了克拉拉的死期，我觉得是个很奇怪的巧合。但我当时太难过了。我的脑子不太清楚。没错，预言家说对了，但这只是因为克拉拉选择相信她。没有什么神秘的。”
丹尼尔停下来。他感到深深的不安，但花了好一会儿才想出原因。
“另外，”丹尼尔继续说，“如果你真的认为那个女人和整件事有关，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个非常渺茫的可能性，那么说实话，我只能怪我自己。是我先听说了她。是我把兄弟姐妹们带到那间公寓的。”
“丹尼尔，这不能怪你。”埃迪的手放在笔记本上，表情因为同情而柔和下来。“你要是责怪自己，就像是在责备我们那位吉姆去见罗萨。这么做，等于是在责备受害者。对你来说也很不容易，小小年纪就去见了那个女人，还听她说了你会在哪一天死去。”
丹尼尔并没有忘记他的死期——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但他也没有相信这个日期。他认识的人里，大部分早逝者都是因为不幸染上了致命疾病。要么像西蒙一样得了艾滋病，要么就是得了没法治愈的癌症。就在两周前，丹尼尔接受了今年的体检。去检查的路上，他觉得很不安，但事后又很尴尬，因为自己还是受到了迷信的影响。他的体重增加了一点，胆固醇略微偏高，除此以外健康状况良好。
“当然了，”丹尼尔说，“我那会儿还是个孩子，那真是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我早就摆脱它了。”
“假如克拉拉没能摆脱它呢？”埃迪竖起食指以示强调。“骗子就是这么做的，谁最脆弱，他们就找上谁。你看，你提到一种易感性，对不对？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基因。预言家可能是触发它的环境因素。或者，那个预言家从克拉拉身上看出了这一点。也许她在追逐这种特性。”
“也许吧。”丹尼尔附和了一句，但他其实有点被冒犯到。他注意到，埃迪很可能想借助一个医学相关的隐喻促使他提供专业知识，但这个想法听起来像伪科学，而且这么做让人感觉很傲慢。埃迪对基因表达能有多少了解？更别说克拉拉的表型了。埃迪最好还是回到他最擅长的领域，比如审讯，丹尼尔就不会教他该怎么做。
“那你弟弟呢？”埃迪低头看了一眼他的笔记。“他是1982年去世的，对吧？预言家预测对了吗？”
埃迪的姿态让丹尼尔更加恼火，比如他短暂地瞄了一下打开的文件夹，暗示在找日期，但看的时间又太短，根本不可能真正看清。丹尼尔毫不怀疑，埃迪不仅知道西蒙是哪年去世的，还知道一大堆关于他的事，而这些事丹尼尔自己肯定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知道。西蒙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预言家对他说了什么。但我这个弟弟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同性恋，八十年代住在旧金山，感染了艾滋病。对我来说，这好像已经够清楚了。”
“好吧。”埃迪的手肘一直放在桌上，但他抬起了手，做出一个安抚的手势：他注意到了丹尼尔的尖锐语气。“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如果你又想起别的——”他隔着桌子递过来一张名片。“这是我的电话。”
埃迪站起来，合上文件夹，往桌子上轻轻敲了一下，对齐里边的文件。他把文件夹塞进公文包，拿起外套搭在肩上。
“嘿，我看了你的资料，”他说，“看见你还在军队里工作。”
“对。”丹尼尔说，但紧接着他的喉咙堵上了，他发现自己没法再说下去。
“真不错。”埃迪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还用少年棒球联盟教练那种和蔼的态度，拍了拍丹尼尔的后背以示鼓励。“加油干。”
丹尼尔快步走到车里，猛地发动了汽车。他感到既焦躁又无力；他之前并没有意识到，仔仔细细重温那个女人的故事，或者听到她家族的罪案有多大规模，会给他带来这么强烈的不安。亲人的死亡太令人痛苦，丹尼尔只能在独处的时候面对：米拉睡着的夜里，他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或者在冬天，他下班以后开车回家，公路被车灯照亮，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充当背景音。
他告诉埃迪的话是真的：他确实不买预言家的账。他相信错误的选择，相信坏运气。然而，关于赫斯特街那个女人的记忆就像一根极细的针，插在他的胃里，像是很久以前吞下的东西，一直漂在那儿，平时难以察觉，只有用特定的方式走动时才会感到刺痛。
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米拉。她在伯克利长大，是两位音乐家的孩子，从小勤奋好学。她的父亲是基督徒，母亲是犹太人，他们为孩子们创作过跨信仰的歌。米拉很爱她的父母，但她受不了《普世欢腾》或者《小鼓手》，对新时代运动那一套东西也没什么耐心。因此，米拉更倾向犹太教也就不奇怪了：她喜欢它的智性和道德性，还有它的法律性。
早在结婚之前，丹尼尔就认为她会觉得预言家的故事太幼稚。他不想和她有隔阂。克拉拉去世后，丹尼尔很想把这件事告诉米拉，但他还是没有说。这一次，他怕米拉会因为担忧而皱起眉——皱成一个小小的、微妙的V形，像一只固执的鹅。丹尼尔怕米拉从他身上看见与克拉拉相似的地方：她的古怪、不理智，甚至还有她的疾病。他和克拉拉并不一样，丹尼尔非常确定这一点。没道理让米拉产生这种念头。
23
拉杰和鲁比要来过感恩节。周五，拉杰给丹尼尔发了封邮件，答应过来。
他们会在周二抵达金斯顿，也就是假期开始前的两天，所以丹尼尔和米拉用周末的时间做准备。他们洗干净客房的床单，在丹尼尔的书房里架起折叠床。他们打扫了房子：米拉负责厨房和客厅，丹尼尔负责卧室和浴室，格蒂负责餐厅。他们去了一趟莱茵贝克，在微风山丘果园买了些农产品，在大葡萄园买了奶酪。他们开车过河回金斯顿之前，又在一家叫美丽人生的店里停下来，买了一个用郁金香、石榴和杏黄色玫瑰做的桌面摆饰。丹尼尔把它搬上了车。在11月的阴沉天空下，这些花似乎在发光。
门铃响的时候，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米拉还在大学里教课，格蒂在午睡。丹尼尔慌忙下了楼，身上穿着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T恤和毛茸软帮鞋，暗自懊恼没有换衣服。透过窥视孔，他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或者说已经不是女孩了，而是个十几岁的年轻姑娘，差不多和她父亲一般高。丹尼尔拉开门。外面下着小雨；一串水珠落在鲁比闪着光泽的黑褐色头发上。
“拉杰，”丹尼尔说，“还有鲁比娜。”
他马上为叫了她的全名而自责，这是她出生证上的名字，但是据他所知很少用到。鲁比变了太多，已经不像他记忆中的孩子了，而像个不认识的成年人，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那个更成熟的、不认识的名字——鲁比娜。
“嗨。”鲁比说。她穿着一套紫红色的天鹅绒运动装，裤子塞进过膝的Ugg靴子里。她笑起来的时候太像克拉拉了，丹尼尔几乎畏缩了一下。
“丹尼尔。”拉杰说着走过来和他握手。“很高兴见到你。”
丹尼尔上次见拉杰的时候，他模样帅气却显得过于苍白，就像一条流浪犬：下巴很尖，颧骨锐利，鼻梁陡峭。现在他看起来整洁又健康，穿着件连帽羊绒衫，透出健硕的上身。他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鬓角有了灰发，但脸上的皱纹比丹尼尔的少。拉杰手里端着一杯棕绿色的果汁，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喝。
“我也是，”丹尼尔说，“快进来吧。格蒂在睡觉，米拉在教课，不过她们俩马上就来。我给你拿点什么喝的？”
“我想要杯水。”拉杰说。
他把一个银色的图明手提箱拉进门来。鲁比背着一个路易威登行李包。她转过身，把它搭在肩上。她的运动裤后面用水钻镶着两个单词：精致的大写字母拼出“Juicy”，还有一个小一点、没那么醒目的单词“Couture”，用的也是大写字母。
“你确定？”丹尼尔一边关门一边问。“我车库里放着一瓶很棒的巴罗洛酒。”
他为什么努力给拉杰留下好印象？为了弥补身上那件傻乎乎的T恤和毛茸软帮鞋吗？他已经在想明天要做什么早餐了：也许是煎蛋饼，再配上芳提娜奶酪和剩下的原种蕃茄。
“啊，”拉杰说，“不用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又不麻烦，”丹尼尔突然很想喝酒，“酒就放在那儿，等着这种时机。”
“真的不用，”拉杰说，“我喝水就行，你随意。”
两人的目光短暂相遇。丹尼尔明白过来：拉杰不喝酒。一只很大的银色手表挂在拉杰的手腕上。
“那好，”丹尼尔说，“就喝水吧。我先把你们安顿好。客房里有一张大床，我书房里还有一张折叠床。我们已经把两张床都准备好了。”
鲁比一直在低头打字，她拿着一部细长的粉色翻盖手机——摩托罗拉刀锋系列，所有年轻人都在用这个。现在她把手机扣上了。“爸爸睡折叠床。”
“错了。”拉杰说。
她补了一句：“我想要一杯巴罗洛酒。”
“又错了。”拉杰说。
鲁比眯起眼睛假笑，但是当拉杰扬起眉毛的时候，鲁比的假笑就变成了真正的笑容。
“傻老爸。”她一边说，一边跟着丹尼尔去书房。“扫兴的老爸。扫兴的长腿老爸。”
第二天是星期三，丹尼尔醒来的时候，已经十点了。他咒骂了一句。他听见主卧浴室里传来淋浴声，是米拉——他暗自希望拉杰和鲁比也睡过头了。大家起得都这么晚，丹尼尔感到非常吃惊，更让他吃惊的是后边的事情有多顺利——和母亲、妻子、妹夫、外甥女一起悠闲地吃了两个小时晚餐，仿佛这样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很常见。他们又去客厅里吃巧克力和喝茶。丹尼尔终究还是拿出了那瓶巴罗洛葡萄酒，到了晚上十一点，就连格蒂也蹒跚着回去睡觉了。
丹尼尔睡得更晚些。他的台式电脑在书房里，鲁比正在那间屋里睡觉。米拉也上了床，于是丹尼尔趁这个时间从床头柜上取出笔记本电脑，搬着它进了主卧的浴室。
路易威登行李包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大部分设计师品牌他都不认识，但他认出了那些标志性的棕褐色字母。拉杰的手表明显很贵。还有那件连帽羊绒衫——谁会穿这种东西？所以丹尼尔做了点调查。他查到拉杰和鲁比的生意很成功，2003年，他们取代了齐格弗里德和罗伊二人组，成为幻景酒店的主要演员，因为罗伊·霍恩被一只白虎抓伤了。但是从谷歌搜到的内容让丹尼尔震惊。拉杰和鲁比的家是一座门禁森严的白色庄园，《拉斯维加斯奢侈品》和《建筑文摘》都介绍过。大门上有个华丽的“RC”标志，进去就是超过一公里长的车道，再往里是十二公顷互相连通的豪宅和人行便道。里边有一个冥想中心、一个电影院，还有一片动物栖息地，人们付一笔不菲的门票钱，就可以进去参观黑天鹅和鸵鸟。鲁比过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拉杰给她买了一匹设得兰矮种马，这匹营养过好的小马名叫克丽丝特尔，鲁比和它一起在青少年杂志Bossy上出过镜——鲁比的手臂环绕着小马的脖子，她的深色头发搭在克丽丝特尔的金色毛发上。丹尼尔在网上找到了这篇报道的PDF文件，里边称鲁比是拉斯维加斯最年轻的百万富翁。
他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想知道吗？他一直在躲避有关鲁比和拉杰的消息，主要是因为这会让他想起上次见面的灾难，还会让他为疏远这两个人而内疚。现在丹尼尔忍不住回忆起前一晚的事情。他和米拉是在1990年买下这栋房子的，当时他们买不起哈得孙河畔康沃尔和莱茵贝克的房子，而且也看好金斯顿的前景。丹尼尔想象拉杰和鲁比开车来到市里，以为会看见一处历史遗迹——金斯顿曾经是纽约州的首府。他们看到的是一座仍在努力为自己正名的城市，这里曾有一座雇佣了七千名居民的IBM工厂，但它已经关闭，城市因此备受打击。丹尼尔想象他们两人经过废弃的技术中心和主街，这些地方都已经破败失修。他们会怎么看丹尼尔书房里的折叠床和昂贵的奶酪呢？前者令人尴尬，而后者是在试图弥补它？
丹尼尔没法去想周一上班的事，以及在豁免书的问题上，如果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会发生什么。几天前，他向当地的地区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重新评估他的案子，这是军队里的律师，为被指控的军人提供辩护服务。他知道米拉说得对，最好先知道自己有什么选择，再来为自己辩护。但仅仅提出这种申请就已经够丢人了。没了工作，他算什么呢？一个坐在浴垫上、背靠马桶看新闻的男人？里边写的还是他妹夫的日光浴场？这个可怕的想法迫使他赶紧去睡觉，因为一旦睡着，就不用再忍受这景象了。
现在丹尼尔已经穿好衣服，匆忙下了楼。拉杰和鲁比坐在厨房柜台前，喝着橙汁，吃着煎蛋饼。
“糟糕，”丹尼尔说，“对不起，我本来想给你们做早餐的。”
“没什么对不起的。”拉杰刚洗完澡，又穿着一件看起来不便宜的毛衣，这件是鼠尾草绿，还有一条深色牛仔裤。“我们到处晃荡。”
“我们平时都起得很早。”鲁比说。
“鲁比七点半上学。”拉杰说。
“除了有演出的日子，”鲁比说，“演出日我们起得很晚。”
“哦？”丹尼尔说。该来杯咖啡。米拉一般都会替他准备好，但今天，咖啡壶里是空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晚才出去。有时候是下午一点，或者更晚，”鲁比说，“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在家上学。”
她还穿着睡衣。海绵宝宝长裤和白色背心，底下是粉红色的胸罩。这身打扮的效果让人有点尴尬——孩子气的裤子和背心，并不紧身，但在丹尼尔看来还是有点暴露。
“哦，”他又说，“听起来有点复杂。”
“听见没有？”鲁比转向拉杰。
“并不复杂，”拉杰说，“上学的日子，早起。演出的日子，晚起。”
“你们看见我母亲了吗？”丹尼尔问。
“看见了，”鲁比说，“她也起得很早。我们一起喝了咖啡，然后她去打太极了。”她把叉子放下，发出叮当声。“嘿，你有榨汁机吗？”
“榨汁机？”丹尼尔问。
“是啊，我和爸爸在冰箱里发现了这个。”鲁比举起杯子，橙汁危险地逼近了杯沿。“但我们更喜欢自己做。”
“榨汁机，恐怕是没有。”丹尼尔说。
“没关系。”鲁比轻松地说。她叉起煎蛋饼的一角。“那你们早餐喜欢吃什么呢？”
丹尼尔知道她只是想聊天，但他跟不上这场对话。而且咖啡机没有打开。他往过滤器里装了咖啡粉，把水倒进去，按下开始冲泡的开关，但红色的小灯还是没亮。
“我其实不太喜欢吃早餐，”他说，“我一般只带一杯咖啡去上班。”
楼梯间传来很轻的脚步声，米拉走进了厨房。她的头发在闪光，刚吹过，像翅膀一样扬起来。
“早上好。”她说。
“早。”拉杰说。
“早。”鲁比说。她回过头来问丹尼尔：“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
“插头，亲爱的。”米拉说。她从他身后路过，一边抚摸他后背靠下的位置，一边把插头插到墙上。红灯立刻亮起来。
“今天是感恩节的前一天，鲁鲁，”拉杰说，“没人上班。”
“哦，”鲁比说，“好吧。”现在是煎蛋饼的另一个角。她正从边缘往里吃，把煎蛋饼中央那堆厚厚的配料留在盘子里。“你是个医生吧？”
“对。”他花费这么多年建立的事业岌岌可危，而拉杰的豪宅、羊绒衫、榨汁机都让这种羞辱更加强烈。丹尼尔费了很大劲才想起鲁比的问题。“我在一家征兵站工作。我要确保士兵们身体健康，可以上战场。”
拉杰笑起来：“好吧，听起来很矛盾。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丹尼尔说：“非常喜欢。我已经在军队里待了超过十五年。”
这话说出口，还是会让他觉得自豪。一股细细的咖啡滴进壶里。
“好吧。”拉杰说，语气就像是勉强接受了平局。
“你们呢？”米拉问，“你们俩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拉杰笑着说：“我们爱它。”
米拉的手肘还放柜台上，身体往前倾。“这太让人兴奋了——和我们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真想找个机会看你们的表演。随时欢迎你们来阿尔斯特演艺中心，虽然我怕它达不到你们的标准。”
“也欢迎你来拉斯维加斯，”拉杰说，“我们每周都有演出，从周四到周日。”
“连续四个晚上，”米拉说，“一定很累吧。”
“我不觉得。”拉杰的声音很温和，但他的微笑像是粘上去的。“不过鲁比娜——”
“爸，”鲁比说，“别这样叫我。”
“可这是你的名字啊。”
“是啊，就好像……”鲁比皱起了鼻子。“那是神赐的名字，但不是我的名字。”
“哎呀，”丹尼尔笑着说，“我昨天还叫了你鲁比娜。”
“哦，没关系，”鲁比说，“我的意思是，你是陌生人。”
这句话在房间里回响了几秒钟，她的脸耷拉下来。
“哦，天，”她说，“对不起，我的意思不是——你不是陌生人。”
她哀求地看着拉杰。丹尼尔被这个动作触动了：就像孩子跑回父母身边，想要寻求安慰、想要躲起来。
“没关系，宝贝，”拉杰拨了拨她的头发，“大家都懂的。”
他们全都挤进丹尼尔的车里，一共五个人，每个人都要把前排座位让给格蒂，但她拒绝了，一定要坐在后排的鲁比旁边，大家只好同意。他们开车去了海事博物馆和历史城区，还去莫洪克保护区做了次短暂的徒步旅行。丹尼尔和鲁比在田野上追逐，泥浆飞起来，溅到他们的外套上。吸进肺里的空气异常冷冽，他高兴地喘息着。后来开始下雪了，他以为鲁比会抱怨，但她却拍起手来。她说：“这简直像纳尼亚！”大家一边往车里走，一边大笑。
鲁比也给他带来了别的惊喜。比如，晚餐时，格蒂又讲起她的病痛——这是一个格蒂自己喜欢、丹尼尔和米拉却害怕听到的话题，当她开始说的时候，他们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她说：“我脚上长了个鸡眼，一年都没好。这还没完。后来，因为感染，我又得了一种叫淋巴腺炎的病。腿上的淋巴结发炎了，长出高尔夫球那么大的脓包。腿上的毛都不长了——完全不长了。没过多久，脓包就蔓延到了腹股沟。”
“妈，”丹尼尔发出嘘声，“我们在吃饭。”
“原谅我，”格蒂说，“但抗生素对我不起作用。医生看了看，说如果我去做手术，他们就能对所有的淋巴结做引流治疗，这样也许可以解决问题。有两个人给我做手术，一个年长的医生，还有一个年轻一点。年轻的那个说，‘戈尔德夫人，你肯定不信我们看见多少脓液。’然后他们给我接上引流管，我不得不留在医院，直到所有的血和体液都渗出来。”
“妈。”丹尼尔说。拉杰已经放下了叉子，丹尼尔很羞愧。他想往母亲的嘴上贴块胶布，但鲁比正饶有兴趣地凑过来。
她问：“所以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引起了这些问题？”
“好吧，”格蒂说，“鉴于我们正在吃饭，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不过既然你有兴趣——”
“我们没兴趣，”丹尼尔坚决地说，“至少现在没兴趣。”让他惊奇的是，鲁比似乎和格蒂一样失望。当米拉问拉杰他们接下来的旅行计划时，鲁比向外婆靠过来。“回家告诉我吧。”她低声说。格蒂高兴得脸都红了，这情景实在太少有，丹尼尔差点伸手去拍鲁比，只为了谢谢她。
那天晚上，丹尼尔刷牙的时候想起了埃迪。埃迪的问题让他深感困扰——是那个关于西蒙的问题——预言家有没有预测到他的死亡？
丹尼尔并不知道预言家说西蒙什么时候会死。他们父亲去世后的第七天，那个醉醺醺的昏沉夜晚，在克林顿街72号的阁楼上，西蒙只说了句“还很年轻”。但年轻可能是指三十五岁，也可能是指五十岁。当时的细节已经太模糊，丹尼尔抛开了这件事。西蒙的死更像是是他自己一系列行为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丹尼尔尽管对西蒙的性取向有轻微的不适，但他绝不是在为恐同症辩护——而是因为西蒙太不小心，因为他自私，只想到自己的快乐。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那样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