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抵达的是他们的气味，咸味中夹杂着一丝极淡的残留香味。是欧仕派吗？还有硝化甘油的刺鼻气味，说明他们不久前刚开过枪。
他们的两道电筒光柱交错着照在墙上。
我站在四十三楼下方的转角平台上，整个空间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再有十五秒，他们就要到了。
我摸黑爬到四十三楼，翻过扶手栏杆，慢慢沉下身体，让自己悬挂在从上数第二级台阶的正下方。任何从上往下走的人都看不到这个位置。
他们还在上面两层。
过四十四楼了。
到四十四楼和四十三楼之间的转角平台了。
到四十三楼了。一只靴子从我抓在楼梯边缘的手指尖前擦过，只差几毫米就碰到了。他们马上就要下到四十三楼和四十二楼中间的转角平台了，两道手电筒的光柱短暂地同时照在地板上。我卡着他们踏上平台的一瞬间用力引身向上，双腿轻巧地翻过栏杆，刚好在他们转身时离开了两人的视线范围。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合身滚到楼梯靠墙的一侧。他们还在往下走。
一束光扫过来，离我只有毫厘之差——是他们中间有哪个听到我的动静了吗？
我悄无声息地匍匐着往下爬了几级台阶，看到手电筒的光刚好掠过我刚刚趴着的地方。我尽力将身体紧贴在墙上，屏息静气，一动不动。他们的脚步声继续往下。
又过了一会儿，电筒光看不见了。
我还是多等了片刻，在脑海中模拟他们的进度，只希望他们能及时离开，不要耽搁我——
突然传来一阵叫声，枪口喷射出的火焰照亮了往下数第八层的走道。他们遭遇其他人了。我一跃而起，拔腿冲上四十四楼。门锁着。我拽出一个爆破包，定时十秒，返身跑回四十三楼。
门炸开了。
我冲回楼上，穿过洞开的通道门。
这一层十分开阔，除了电梯和楼梯间，什么也没有。这栋大楼荒废之前，它正要开始重新装修，管道系统都裸露在外，电线从天花板垂下来。
我看到一个人影蹲在大楼的另一头。
我回头扫了一眼东北角楼梯间那刚刚失去了门的通道口。空的。
追上卡拉还需要十一秒。
她蹲在地上，正在把什么东西往背上扣紧。她看到我了，整个人立刻弹起来，开始跑——她前方九米外就是一扇洞开的大窗，整面玻璃都没有了。
还有三十米。我在电梯旁停下脚步，开始切分感知，放慢时间。我的手指很疼。枪声依然在好几层楼之下回荡。纽约港的寒风穿过那面敞开的大窗吹进来。远处的泽西市灯火闪亮。还有一浪接着一浪涌起的心碎，源自我将要做的事情，可我立刻把它们屏蔽了。
我举起枪，瞄准卡拉的右腿。此刻，它的移动看起来是如此迟缓，我毫不怀疑自己能够稳稳地命中它。
我扣动扳机，她扑倒在地，贴着地板滑向那空洞的窗口。我冲上前去。她翻过身来，仰躺着面对我，手里握着一把枪，只要半秒钟，她的手指就会扣下去了。
我又开了一枪，打中了她躯干的中心。我眼看着她重重地仰面倒下，胳膊落在身体两侧，手枪从她的左手松脱，当啷一声落在地上。
我赶到她跟前时，她还在努力去够那把枪。我抬脚把枪踢开，枪贴着光滑的水泥地面滑出窗口，掉了出去。
卡拉的腿在流血。从呼吸声听来，她的右肺被打穿了，每一下呼吸都让她吃力地喘气。血从她的嘴角溢出来。我强行掰开她的右手。她的手心里紧紧攥着一束黑色布料，连到她身后背包上一道S形折叠的带子上。
她的眼睛大睁着，看着我，流露出深深的痛苦，可我不能让自己被情绪左右。
“你的实验室里还有升级病毒吗？”我问，“还有什么可能被政府拿去——”
“有，不过实验室很快就要没了。”
“什么时候？”
她瞟了一眼手腕上的表：“九十二秒之后。”
我解开她腿上和胸口的系带，把她翻过去，卸下肩带，卡拉发出了轻轻的呜咽声。我笨拙地把全套系带从她的腿上取下来。她的途明背包是反过来背在胸前的，我把它也卸了下来，打开，低头看了看，里面装着大约一百支自动注射器。
我检查了一下背带和伞包，看有没有被子弹打中的痕迹。没有。子弹还在卡拉的身体里。我双腿伸进系带圈里，提起，套好，背上伞包，抽紧束带。连接引导伞和伞包的绳子绞起来了，我从卡拉身边走开几步，给绳带一点空间慢慢松开。
“所以，就这样了吗？”她问，每个字都说得吃力极了，“就这么听任我们自取灭亡？”
我一点一点把绳索重新折起来。许多年前，我偶然在一个无聊的星期二晚上看了一场定点跳伞节目，再就是刚刚在卡拉手里看过一眼伞带的样子了，除此以外，我对有关降落伞的专业知识一无所知。
我拎起途明背包，反背在胸前，说：“你不能用杀死人类的方式来拯救人类。人终究不是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
卡拉艰难地喘了一口气：“洛根。”
“怎么？”
“我看不见了。”
东北楼梯井有人声传来。我该走了，可我在我姐姐的身后坐了下来，把她拉过来，拥进我的怀里。
“不要把我想成那样。”她说。她颤抖得厉害，我感觉到她温热的血流到了我的腿上，鼻间有铁锈一般的血腥气萦绕。“我们不是只有这样的。”
“我记得的不只是这一刻的你。我记得你所有的样子，所有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有过很美好的时候。”
“十八。”她说。
“什么？”
她咳出了血：“我们有过十八个很好的时候。”
我想了想。
“十九个。”
“你哪儿来的十九个？”
“还有现在这个，可我并不想有这一个。”
卡拉哭了起来。她就要死了，终于丢下了一切防备。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在颤抖。
我想在我们俩这最后的时间里说些什么，说一些推心置腹的话，可最终行动的是卡拉。最简单的举动，却胜过千言万语。
她往后伸出手来，摸着我的脸。
“你不能什么都不做，洛根。”
我想告诉她我会多想她。我想告诉她我有多遗憾，遗憾没有再多和她相处，过去那么多次我几乎要拿起电话打给她了，却都没有做，可所有话都堵在了我的喉头。
她的手滑了下去。
“卡拉？”
我感觉有什么从她的身体里离开了。
无论如何，我怀里拥着的，再也不是我的姐姐了。
我轻轻地把她放到水泥地上，合上她空洞的双眼。我看着她，眼前出现的不是这具躯壳，而是一段最美好的记忆：十二岁的她，骑在自行车上，沿着我们祖父母家屋外的土路冲在最前面。那是黄昏时分，金色的光洒在她身上，她回过头来看我和麦克斯，嘲笑我们俩：“跟上！快点儿！”
我站起来，一只手握着枪，另一只手攥着折拢的降落伞导伞，走到那扇没有玻璃的窗边，往下望去。
卡拉跑到大楼的这一边来是有道理的，这是外面唯一没有其他摩天大楼的一侧。我看到了远处的广场和百老汇大街，还有曾经的祖科提公园——金融中心里一片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的城市绿洲，如今却只剩下一片沉在水底的死去的树木。
强劲的风依然不断自码头吹来。我需要一点起跑速度，才能避免跳出去后直接撞在这栋大楼上。
我小跑着从窗边退开大概十二三米的距离，转身面对我的跑道。就在这时，有东西呼啸着从我耳边擦过。
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从东北楼梯井里蜂拥而出。有东西打中了我的伞包。我反手拔出一支麻醉飞镖，甩到一边，同时开枪，在两秒内射出了十二发子弹。人群四散，我开始助跑。
窗口就在前方，还有九米。
六米。
两支飞镖扎中了伞包。
三米。
我冲过卡拉身边，心里想着：这就是我和我姐姐的最后一面了。
离窗口还有六十厘米，我纵身一跃，飞出了大楼。我的感知开始分裂——
这是我人生中最古怪的体验。我以四分之一的速度下坠，心提到了嗓子眼。大地在我面前不断放大，风割着我的脸。右眼的眼角余光里，我瞥见一道亮光在第一自由广场大楼的屋顶上闪过。有狙击手。
从我跳出窗口到落地只需要六点一八秒，现在已经过去两秒了。我用力把导伞往前扔出，它消失了。广场地面依然飞速向我逼近。在等待主伞打开的短短时间里，来自动物本能的原始恐慌占据了我的全副身心，我按捺不住恐慌，疑心降落伞是不是被那几支飞镖扎破了。
我的身体被猛地往上一拽——我还是在下降，但终于不再觉得自己是个自由落体，移动的轨迹似乎开始平行于地面了。枪声在我身后疯狂地炸响，狙击手的步枪口又一次爆出火花。我滑翔着穿过百老汇大街，掠过祖科提公园那些没在水下的树冠。
我伸出手，抓到了上方的两个把手。我先试着拉了拉左边那个，降落伞向左转去，于是我拉动右侧把手，校准方向，笔直飞越公园中央。
身后传来一连串震荡和低沉的闷响，有东西爆炸了。我回头望了一眼，只看到翻滚的火舌从三十四楼的窗口排山倒海般喷出。
哪怕隔着这么远，我依然能感觉到热浪扑面袭来，碎玻璃雨点一般落在被水淹没的广场上。但愿没有人在这场爆炸中死亡，至少政府是没法带走她做出来的任何东西了。
干得漂亮，姐姐。
正前方有一栋建筑。我轻轻拉动把手左转，现在距离地面只有一百二十米了。我沿着雪松街滑翔，穿行在高楼大厦之间，城市风疯狂地撕扯着伞盖。
我飞过另一片空地，看见了远处教堂的拱顶、自由女神公园的灯柱和死去的树木，还有更远处，世界贸易中心一号大楼那巨大的黑色身影。
离水面还有三米，我深吸一口气，拉开降落伞背带系统主绳上的把手。
“嗵”的一声，我落入了冰冷的咸水里，水花四溅。我本能地想往水面上游，身体却像块石头一样沉了下去——装备太重了，我的各项身体机能也都逼近了红线。
我的靴底碰到了街面。沉到底了。
我压下心底升起的恐慌。
解放双肩花去了我整整一分钟时间。水底一片漆黑，我又花了些工夫才褪下缠在腿上的系带，挣扎着将它们从靴子上甩开。我的眼前闪过了一整片缺氧所致的金星。终于，我成功脱下外套和防弹衣，屈下双膝，用力一蹬，离开了街面。
我浮出水面，大口地吸气。
这里是西大街，前面就是一家曾经的万豪酒店，大门敞开着。
我游进酒店大堂，朝一道通往二楼的螺旋楼梯游去。我勉强爬上台阶，脱离了水面，便立刻瘫倒在楼梯平台上。
我喘不过气，瑟瑟发抖，浑身上下都在痛。
一个念头不断重复着闪过。
我杀死了我的亲姐姐。
这些字眼在我的脑海中回荡、跳跃，我想把它们赶开，可胸口越来越堵，仿佛就要炸开。她死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她死亡的冲击波下支撑多久。
尖叫声袭来。
黎明的天光唤醒了我。
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蜷缩在墙边，只睡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正濒临失温的边缘。
我坐起来，摸出电话开机。十八通未接来电，全部来自埃德温。
铃响一声他就接了。
“你还活着。”
“也离死不远了。”我不能确定都有谁在听着，是否有人已经开始追踪我的位置。
埃德温说：“逃跑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硬。他在装，但不是因为我。“我们有你的画像。通缉令已经发出了，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跑不出这座城市的。”
我明白了。他知道有人在监听这通电话，不能让人觉得他在帮我。但同时，他也是在向我示警：小心。他们在找你。
埃德温说：“找个地方吧。我来接你。”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我说，“说完就挂电话。第一，你最好妥善处理纳丁的事，对她好一点、公正一点。第二，还记得我给你注射的东西吗？”
“记得，怎么？”
“只是盐水而已。”
我摇摇晃晃地下到水里，身体立刻又发起抖来。我游到室外的晨光中，爬上一株死去的树，在枝丫间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迫切地想让自己在阳光下暖和过来。
高楼丛林的东侧高处，玻璃和钢铁在清晨的阳光下闪亮，我听到有说话声从西大街靠北一点的地方传来。
一开始，我以为是搜索队，可很快就看到许多小船聚到了世界贸易中心一号大楼附近，全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小船，有的载着新鲜水果，有的装着书、杂志和各种杂货，还有一条小船上有炊烟袅袅升起，一名老妇人在烤肉串。人群中飘出欢快的音乐，有人弹起了吉他。交谈声与笑声在楼群间回响。
游过去加入其中的诱惑太大了，找点东西换一份早餐，看看能不能弄到一条小船。可昨夜百老汇大街140号的动静听起来一定像是末日大决战一样，附近的人应该都听到了，我现在冒冒失失地闯进去，只会引起警惕。所以，我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这些被遗忘的人类的一分子，聚集在这个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过着全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看起来是真的很快乐，让我只这么看着也跟着快乐起来。在这些一无所有的人之间，有一千种微小的善意在飘散。
我一整天都泡在水里，绕开百老汇大街140号，慢慢地朝着曼哈顿南端前进。
进度很慢。
我从一个街区游向下一个街区，很有耐心、很小心。
当我终于抵达罗斯福快速车道时，周围的摩天大楼里已经燃起了这个晚上的第一堆火。金星在天空中闪烁摇摆，地球的大气层弯折了它的光。
我爬出水面，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布鲁克林大桥上匝道的干燥路段上。
四下里只有诡异的寂静。
没有人出没。
我走上桥，沿着空荡荡的车道向前，一直走到了桥上最高的地方。水面在我脚下三十九米处。我看到了自由女神像。在这个冬天的夜里，她矗立在血色的天空下，映出不祥的剪影。与其说她是充满象征意味的地标，倒更像一个时间胶囊。
我打开卡拉的背包，取出一支自动注射器。它在我手里，轻飘飘的，一点也不起眼。想来真是奇怪，只要其中的那么一点点，竟然就可以改变一个物种的存在轨迹。
我慢慢地倒掉姐姐亲手打造的作品，不急不忙，一支一支地倒进东河幽暗的黑水中。胸口那可怕的压迫感又回来了，悲伤的尖叫想要发出声音。
这是我人性最后的残留吗，是它在尖叫着要我去“感受”？
我可以中断这样的情绪，可我没有。如果连对姐姐的死都无动于衷，感觉就像是跨过了一道界限，再也无法回头。
眼泪涌出。
泪流不止。
我放纵自己崩溃。
我回想着那十八个完美的时刻，还有我们最后的那一个：她伸出手，摸着我的脸，然后死去。
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过去的洛根回来了，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将我活过的那个人和如今变成的这个人融为一体。
我回过头，望向那黑暗而光亮的城市。
再次迈开脚步时，我向着布鲁克林的灯火走去，思绪纷飞。一个疯狂的念头照亮了我的脑海，我感受到了一个全新想法诞生时的希望，美好而温暖。
我们是丑陋的、多思的、自私的、敏感的、多忧多惧的、野心勃勃的、爱意充盈的、心怀憎恨的、充满希望的物种。我们的内心藏着大恶，也蕴含着大善。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多，远远不止于此。
姐姐有一句话是对的：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尾声
人性必定是大自然最后向人类缴出的武器。到那时，战斗将迎来最后的胜利。我们将“夺下克洛索手中的生命之线”，从此自由地掌控我们物种的命运，随心所欲。
战斗终将胜利。然而，赢的那一个，究竟是谁？
——C. S. 刘易斯《人类的废除》
三年后
优秀毕业生代表刚刚完成了她的演讲。我坐在露天看台最高的一排，俯瞰足球场和球门线上搭起的高台。
校长开始挨个叫学生的名字。
我还没看到她。可她就在下面的某个地方，在那片宝蓝色的人海中间，和其他毕业生一起。倒是贝丝，在我还沿着混凝土台阶往体育馆高处爬的时候，我就看到她了。坐她身边的男人我也见过，就是几年前在拉-弗勒餐厅和她吃饭的那一个。他叫约翰，是美利坚大学的一名英文教授——贝丝也还在那里教书——专业研究方向是1485年至1660年间的英国文学。我读过他发表的所有作品，觉得都还不错。
“艾娃·格雷·拉姆塞。”
我看到我的女儿走上台，眼睛湿润了。
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我的姓的？
仪式结束后，我来到学校的停车场，在贝丝的车边等着。
天色将晚，我看着一对对父母和他们的毕业生相携走过，空气里跃动着兴高采烈的气息。
约翰走在艾娃和贝丝中间，她们俩一人挽着他的一只胳膊。他穿了一身蓝色西装，鞋子崭新锃亮。我很高兴他能为了艾娃的大日子精心装扮，这是他善意的表达。
他看到我，停下了脚步。
腰身也挺直了几分。
贝丝感觉到他身体语言的变化，先是扫了他一眼，然后顺着他紧张的视线，向我看了过来。
无论怎样的整形变化都不可能瞒得过我妻子和女儿的眼睛。
听到贝丝吸气的声音，艾娃才从手机上抬起头来。我之前一直倚在他们的车前盖上，此时也站了起来，拿着一束粉红色的玫瑰和一个包装好的小盒子，迎向他们。艾娃把手机和毕业证书都扔了，撒腿就向我冲过来。她扑上来，双手环抱住我的腰，忍不住抽泣起来。我搂着她，眼睛望着贝丝。她完全惊呆了，硕大的泪珠顺着她的面庞颗颗滚落。
裂纹在我早已石化的心上不断蔓延。
“我是约翰。”约翰说。
“我知道。”
他看向贝丝。
“我没事。”她说着，擦了擦眼睛，“能让我们三个单独待一会儿吗？”
“当然。我去周围走走。”
约翰看了看我，眼神温和，却充满了对眼下情形的极度不确定。
“什么都不用担心。”我说，“你能出现在她们的生活里，我很高兴。”
四年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聚，我能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之间的隔膜。我如今是她们生活里的外来者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我们上了车。贝丝坐在驾驶座上，艾娃和我在后排。车里有玫瑰花香和贝丝的香水味道，是个新牌子，我以前没见她用过。
我说：“但愿我没有破坏你的大日子。”
艾娃摇着头，眼睛被泪水泡得又红又肿。
“你来这里安全吗？”贝丝问。
“不算万全。”我关掉了学校周围两个街区范围内的所有监控摄像头，可人工智能系统最多只需要十五分钟就能找出病毒，并且把它们清除，我必须在那之前离开。
我看向我的女儿：“全班第三名。”
“这样最好了。”她终于发话了，“前两名要上台致辞，我讨厌公开发言。”
我们三个竟还能同处一个空间，这简直像梦一样。没什么可说，又什么都想说。彼此这样接近，我看到了四年时光悄悄在贝丝身上留下的痕迹——笑纹更深了；我上一次在她眼里看到过的那份沉重，那份挥之不去的哀伤也不见了。
在我缺席的这些日子里，艾娃也变了。如今坐在我眼前的不再是过去那个小孩子了，更多的是个正在渐渐长成的女人。
“真不敢相信你能来。”贝丝说。
那次离开纽约之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那是我有生以来写得最艰难的东西。我努力把一切都告诉她，解释给她听：我的改变有多大，以及卡拉的计划和我为了阻止她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告诉她，不管我依然多么想当她的丈夫，可事到如今，我的存在只会给她们带来大麻烦。我鼓励她放下我，往前走，去寻找幸福。我告诉她，我会永远爱她。
我把手里的小盒子递给贝丝：“这是给你们俩的。”
“是什么？”
“追踪卡拉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写日记。有时候我也会给你们写信，但我从来没想过，你们真的有一天会读到这些，也许这能让你们更了解我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里面另外还有一封信，也是给你们两个人的。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没法亲口告诉你们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做什么。这里不安全。晚一点再看吧，等你们庆祝完以后。”
贝丝两眼注视着那个小盒子，有些迟疑。没时间多逗留是真的，可害怕也是真的。我没有勇气把我做的事情当面告诉她们，害怕听到她们可能对这些事说出的话。
“一会儿我们在家里会有一个小派对。”艾娃说。
“我不能去，宝贝，我会把你的客人全都拖入危险中的。我很抱歉。”
她点点头，忍住了眼泪。
“你用我的姓了。”我说。
“我并不为它感到羞耻。你还会这样吗？”
“不会了。”
“这就对了。你不该感到羞耻。我的意思是，你也算是拯救了世界的。”
我用尽了所有力气才能忍住不让自己崩溃。从几个月前开始，我就不再使用我的法拉第箱子屏蔽情感了。想要拯救人类，我自己首先得是个人。
我身体前倾，触碰到贝丝的手：“他能让你幸福吗？”
她流着泪，笑了：“非常幸福。可我想你，我宁愿还是你在。”
我转头盯着玻璃窗外，每一下呼吸都牵扯着疼痛。我失去了那么多：所有那些我们还没来得及共度的时光，所有那些我还没来得及和艾娃下的棋；和贝丝吃的一万次晚餐；深夜泡在浴缸里，简单地聊天。我宁愿用一颗子弹来终结这痛苦，宁愿在这一刻就能放弃我漂亮的理智头脑，变回那个智商一百一十八的老洛根。
屏蔽感情以求解除痛苦的冲动强烈极了。可我想要感受这痛苦。如果没有了感受心痛的能力，对欢欣喜悦的体会也必将失去——我将失去那些短暂的、喜悦的、心满意足的时刻，那些值得让意识扬帆远游的时刻。
贝丝说：“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包裹放在门口的。”
“我是为艾娃来的。我也想见你。”
“你或许已经升级成了另一个层面的生物，可我到底还是了解你的。所以，我们再来一次。你到底为什么来？为什么要冒险？”
“我该放你们回去庆祝了。”我说。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犹豫了。
“洛根。”
我只是定定地回视她的眼睛。
她说：“我知道他们或许永远都不会让你回到我们身边。甚至，就算他们肯，你在某些方面也已经变成我无法理解的样子了。”
“非常抱歉。”
“我不是说这不痛苦——非常痛苦，可我们能应对。所以，无论你要做什么，去做吧。我们会好好的。”她看向我们的女儿，指了指她的毕业袍。透过眼泪，我看到了一丝骄傲的幸福。生命的韧性。“因为无论多难，生活总还是要继续。”
我看着我的女儿。
她的眼里盈着泪水，可她说：“我爱你，爸爸。”
“我也爱你。”
沉默。眼泪流淌。这次是为了我们三个。
我终于推开车门。我们都下了车，我走向我的女儿，用力地拥抱她。贝丝也过来了，我们在这个停车场里相互拥抱，钠光灯在我们头顶发出轻柔的嗡嗡声。
我想告诉她们，我依然爱她们，想说这份爱是如何地转变，越来越深——无数次，我在脑海中重历有关她们的每一份记忆，每一分、每一秒，那样清晰、那样鲜活，以致这份亲密的感觉也变得无比充盈而强烈。
可我说不出来，或许这世上本就没有语言能够表达这一切。
于是，我只能将感知一再切分，尽我所能，放慢我的时间知觉，极力拉长每一秒，沉溺在她们的触碰、她们的温暖、她们的味道、她们的存在之中。
当我穿过停车场，渐渐远离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可同时，也更加平静了。
我的贝丝：
我的艾娃：
卡拉和我的母亲相信，她们可以通过提升我们的群体智力和理性水平来阻止人类自取灭亡。她们创造了一种升级基因包，用来大幅提升这部分能力。可就算是已经拥有了极高智力水平的卡拉，她还是选择了付出杀死十亿人的代价来达成目标。
可我的姐姐在有一件事情上是对的：如果不做出改变，我们的物种在下一个世纪之内就会灭亡，而我们似乎很乐于放任事情发生。我觉得，我找到了问题真正的根源。
一个孩子死在井下，全世界都会关注并为之哭泣。可当受害者数量上升，我们的同情却反而变弱了。战争、海啸、恐怖活动……在伤亡人数最多的这些事件中，死者更是变成了没有面目的数据。有人称之为同情心的消退，可事实上，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古老遗存，我们祖先的生存适应本能一直保留在我们的DNA里。
二十世纪后期，一位名叫罗宾·邓巴的人类学家兼进化心理学家曾经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智人物种能够关心、认同并维持稳定关系的人数，只能限定在一百五十人以下。这个数字与我们人类在进化初期的社会群体规模相关。当我们还处于直立人阶段时，我们以小型狩猎采集群体的形式生存，并依靠社交来维系群体。在那个时候，只关心与自身群体密切相关的成员是有利的，它能帮助我们保卫我们的部落。帮助我们进步发展，乃至活下来。
可这个限制被保留下来，代代传递。时至今日，如果有悲剧发生，我们依然只能将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面孔代入受害者，上限依然是一百五十人。超过这个数字，同情便会减退。可这不是因为我们本性邪恶，而是因为我们的情感链路无法处理这样的情况。我们生活在一个上百亿人组成的全球化社会里，可我们的头脑依然只能对最亲近的一小群人感同身受。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比如距离。发生在世界另一头的悲剧总不如我们自己社区的容易引人动情，长得不一样的人也更难得到我们的认同。
如果说我们的物种的确存在冷漠的问题，难以对现实中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指望自己会对一个甚至还没有发生的悲剧痛心疾首呢？智人物种灭绝的受害者甚至还没出生呢。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能力承担关心数代以后人类后裔的职责，又哪来的情感动机让我们现在就做出牺牲，去拯救他们呢？
我的母亲曾经判断，人类不是理性的生物。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过所有迫近的威胁，在新闻上看到它们发生，然后，我们还是照旧过每一天。是的，其中部分原因要归结于我们运用否认、运用认知不协调、运用奇思异想来逃避现实的能力。
可她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一旦同情消失，自私便是一切情况下最理性的反应。
我们物种的超能力是“不关心”，我们只是运用了这项能力罢了。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智力，而在于同情心。这一点才是驱使我们走向灭亡的罪魁祸首，比其他任何一个因素都重要。
卡拉死后，我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母亲在“你的故事”系统里搜集到的基因数据，主要关注与同情心相关的基因系统。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调控前额叶皮层关键子区域面积的基因，它决定了个体的心智技能，心智技能决定了我们的社交圈规模，而社交圈规模则直接决定了个人感受同情的能力。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基因，它控制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背部区域，这也是人们对陌生人产生同情时所激活的区域。我们的大脑非常顺理成章地进化出了帮助群体内成员的能力，可如果要拯救整个物种，我们需要的是关爱陌生人的能力。尤其是关爱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
所以，我制作了一个提升同情能力的基因升级包。
我们的测试组在同情心与好奇心方面都实现了提升。他们表现出对陌生人更高的关注，以及几乎无法抑制的与他人沟通了解的需求。
十个月前，在完成了更大范围的测试之后，我将一百个人送到了世界各地，他们全都感染了我的基因升级“病毒”载体。
我的超级传播者们在他们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旅途中散播“病毒”，在走过夏尔·戴高乐机场和希斯罗机场大厅时散播“病毒”。他们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歌剧院里聆听全世界最高雅、最优美的音乐，在旺角漫步市集商铺。在涩谷站前，在时代广场，在从马德里到曼彻斯特的许多个足球场里，在红场和故宫。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感染了我的升级“病毒”，我们也已经能够看到公共政策、网络交流领域中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甚至我自己也感觉到，它消解了一些此前升级带给我的冷漠影响。
我们决定不公开这种升级基因，可对我来说，让你们俩知道我做了什么，这很重要。
你们会因为我的自大而感到恐惧吗？我是不是其实并不比我的母亲或卡拉更好，同样自以为凭借高人一等的智力就有权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轨迹？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就像我并不能确定我的升级包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是如我所愿，还是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唯一确定的是，艾娃，你将继承的是一个濒临崩溃的世界。我来得比你早，所以这也是我的错。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也许这一切都不重要，也许只是我们的时代终究走到了这一步。
人类在这颗星球上已经存在了三十万年。我们从石器时代走到了太空时代。我们分割原子，研究编写我们自己的DNA，造出了能够思考的机器。
只是无论我们怎样进步，每年依然有上千万人因为饥饿死去。我们有超级高铁和极端的本土主义，电话比将我们送上月球的电脑更加强大，可我们没有珊瑚礁了。
年复一年，什么都没有改变。
如果真的有一种解决方案，那一定就是要把我们从我们自身的情感矛盾中解脱出来，从我们的冷漠中解脱出来。
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尽力了。我放弃了所有尚未被夺走的东西，我终于从我母亲那长长的、长长的阴影下走了出来。
当你们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在去西部的路上了。在蒙大拿的格拉斯哥，我还有事没有完成。
我想要你们知道，如果能让事情回到原本的轨道，我会毫不犹豫。可是，唉，生活的列车没有倒车档。
如今再想起过去的那个洛根，我感觉就像是在看着另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我选择暂时放纵自己，体会失去了他的巨大哀伤。我不禁怀疑，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拥有完美的记忆力，是否每个人都会为曾经的那一个个“老版本”的我们而哀伤？就像为故去的老友悲伤一样。
尽管我已经不再是你们过去认识的那个洛根，但我身体里爱着你们的那个部分还疯狂而固执地存在着。
这封信快要写完了。此刻我正坐在汽车里，街道对面就是过去我称之为“家”的地方。今天是艾娃的毕业典礼前夜，透过窗户，我能看到你们俩和约翰都在起居室里。我猜你们是在玩游戏。屋里一定是有许多的欢笑。我忍不住在想：看上去，你们才是一家人。
这一幕让我感到深深的心痛，却也叫我高兴。
一颗既满足又破碎的心，你们会叫它什么？也许没有这么一个词可以用在它上面，可不知为什么，它让我想起了太阳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