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重复。
惊悚，可怖。
再一次醒来时，我的烧已经退了。
胸口还是疼，但不像之前那样疼得人眼前发黑了。
我一个人躺在我的胶囊里，辛格医生的声音重新回到了扬声器里。
“你好呀，洛根，感觉怎么样？”
“好些了。”
“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你烧到了四十一点二度。”
“我倒是也不想创这么个纪录。”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高烧。烧到那个程度，脏器损伤、惊厥，甚至死亡都有可能发生。”
“是什么引起的？”我问。
“还在化验，但没有细菌感染或传染病的迹象。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在考虑病毒的可能性。”
见鬼。
不知道哪个跟基因保护事务局有仇的变态玩意设下了这么个陷阱，他们甚至还录下了爆炸感染的全过程。
比起某种合成病毒正挥动着砍刀大肆攻击我的身体，更可怕的是人们制造病毒的另一个理由：病毒是将外来基因信息送入人体细胞的绝佳载体。换句话说，借助它们，就可以让人体受到某种具备DNA改写功能的变异剂感染。
至于我，躺在这间隔离病房里，一想到自己可能已经感染上了某种类似“镰刀”的病毒，某种DNA编辑器，想到它或许眼下就在改写让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基因编码，这比单纯受到病毒感染还要可怕无数倍。
“这里有人想跟你打个招呼。”
一个新的声音透过扬声器传了出来。
“洛根？”
我笑得太开心，感觉嘴角都要裂开了：“贝丝？”
“是我，我就在你隔壁。”
听上去她像是在哭。
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家的感觉——不管发生了什么，这个女人总是爱我的——我这才意识到，只差一点，我就要在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的爆炸和闪光里离开她了。
“你什么时候到丹佛来的？”我问。
“昨天。一接到消息，艾娃和我就搭超级高铁赶过来了。”
“艾娃也在？”
“嗨，爸爸。”
“天哪，嗨，宝贝，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
“我也是。”
“他们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没说太多。埃德温说你去的那个实验室爆炸了。医生说你可能在爆炸中被感染了，所以需要隔离观察一段时间。”
“对不起，我把我们的周末搞砸了。本来我们三个应该在谢南多厄的。”
“等你出院了，我们就去。”艾娃说。
“你没耽搁学校的课吧，宝贝？”
“没有。”
“我可不希望你再落课了。我差点被炸飞也不是理由。”
“我觉得是大理由。我带着电脑呢，刚才一直在休息室里做功课。”
“好啦。”贝丝说，“他们说，我们得让你休息了。”
“你和艾娃就在这里吗？”
“我们哪儿也不去。”
那天夜里，我又烧起来了。
我努力想要睡着，可疯狂的梦纠缠着我不放。我被困在幻觉里逃不出来，感觉我就在自己的身体里，看着病毒入侵我的细胞。到后来，连我自己也变成了病毒，自我消融，穿过细胞壁，将基因指令送进去，挟持它的系统，制造出更多的我，更多的病毒粒子。
不断地复制，复制，复制……
我坠入了一种火热而狂乱的清醒中。
穿着全套防护服的护士在往我的脖子上缠冷敷包，把冰块倒在我的胸前。
我在呻吟。
胡乱地呓语。
“我是病毒。”我说，“我是病毒。”
辛格医生在发号施令：“六百毫升干扰素，推注。”
我抬眼望进医生的面罩里：“我感觉到了，它在我的细胞里。”我说。
辛格医生没理我，只抬头去看一个护士：“再拿一些冰过来，快。”
我的塑料胶囊王国里开始下雨，只是跟我以前见过的所有风雨都不一样。
每一颗落下的雨滴都是一个闪着暖光的字母：
腺嘌呤（Adenine）、鸟嘌呤（Guanine）、胞嘧啶（Cytosine）、胸腺嘧啶（Thymine），四种化学碱基组成了脱氧核糖核酸。
DNA。
漫天飞舞着核酸碱基。
它们斜斜地飞着。
组成了转动的漩涡。
沿着塑料隔间的板壁滑落。
无穷无尽、神秘的基因图谱序列，来自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体。
字母四溅，我能感觉到它们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把它们吸进了身体里。
生物密码的洪流，不断变换，变异。
我的头着了火。我在想，要破解这些密码，只要破解了，我就能知道，这病毒究竟在对我做什么。
醒来时，我的床边坐了一个身穿防护服的人。肋骨的伤似乎好些了，烧也退了，只是满身的疲累像是从骨头里往外渗出来的一样。
那个穿防护服的人转过头来，面对着我。
我抬起眼睛，看到了我老板的脸。埃德温·罗杰斯，基因保护事务局的头儿，局长。看到他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当初，我从牢里出来就直接进了基因保护事务局。我以为他们不会认真对待我，可埃德温·罗杰斯亲自面试，录用了我，完全没在意我有那么多条重罪的判决记录，而且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执法经验。单凭这个，他就能永远享有我的忠诚。
“瞧瞧，是谁醒过来了。”埃德温说。
“嗨，”我有气无力地说，“纳丁怎么样？”
“还在隔离，没症状，估计再有个一两天就能解除隔离了。恐怕只有你一个被它伤到了。”
“好吧。那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那个‘它’有可能是什么呢？”
埃德温清了清喉咙：“我相信你也明白，你们中了陷阱。亨里克·索伦还在我们手里扣着，我们打算起诉他谋杀未遂。”
“索伦有什么说法？”我问。
“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发誓他只是在星期四上午到那栋房子把东西交给了一个男人。”
“没有名字？”我问。
“只给了我们一个毫无特征的外形描述和一个暗网代号。那东西，你知道的——”
“根本没用。”我撑着身子坐起来，肋骨发出了抗议，埃德温帮我把枕头在背后垫好，“你去过出事的那个地下室了吗？”
“去过了。我们找到了那两颗冰弹的残余装置，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古怪的爆炸装置。”
“那些冰球，究竟是水还是——”
“水，不知怎么凝成那么高硬度的球体的。爆炸崩出的碎冰块变成了飞镖，就是它们扎穿了你的防护服，还有你的身体。”
“搜集到融水或者碎冰里的什么了吗？”
“搜集到了。我们刚刚完成了样本测序。两个冰球里都含有超低温悬浮液，里面有病毒。”
我立刻提起了全部精神。
“实话说，真是相当巧妙的设计。”他继续说，“碎冰刺破你的皮肤，从伤口钻进去，融化，没有造成其他任何持续性的物理伤害。”
“我的天。”
他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先别急着崩溃，跟你担心的可能不太一样。不是丝状病毒科的病毒，不是埃博拉，也不是马尔堡病毒。我们确定它不是天花。事实上，它倒是有一些正粘病毒科的特征。”
“流感？”
“是的。”
“人工合成的？”
“有这个可能。”
接下来，我问出了下一个问题，却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不想得到答案：“里面复合了‘镰刀’吗？”
他点点头。
噢，见鬼。我被病毒感染了，不光来路不明，它们还携带着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基因编辑器。几乎可以肯定，这病毒是精心设计制作出来的，目的并不是让我生病，而是要感染我身体里的部分甚至全部细胞，而且，很可能会试图编辑、改写掉我的一部分DNA。
“知道它针对的基因和通路靶点吗？”我问。
“暂时还不清楚，不过我们正在检测你的白细胞样本，进行全面分析。”
我努力振作精神，顶住潮水般涌来的恐惧，却无法击退它，只能堪堪保持住冷静。这是最坏的消息，但并不意外。我躺在那个地下室的泥地上时，带着病毒的碎冰块就在我的身体里融化。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让我的处境变得无比现实。
埃德温越过病床的护栏，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希望你从我的口里听到这个消息。”他说，“我们会找出是谁干的，然后狠狠地教训他们。你只要专心养伤，养好身体就行了。”
“我尽量吧，长官。”
他是想安慰我，可如果这些DNA的变异真的是致命的，抓住罪魁祸首也于事无补。“镰刀”完全有能力破坏我的基因组——各种意义上的破坏。
如果把一个人的基因编码全部写进一本标准开本的书里，这本书大概得有二十层楼那么厚，其中包含着三十亿种排列组合，全都由ACGT四个字母组成，它们代表着四种核酸碱基：腺嘌呤、胞嘧啶、鸟嘌呤、胸腺嘧啶。就是这四种核酸碱基的具体组合，书写出了这颗星球上所有生物体的生命编码。这些编码便是所谓“基因型”，它们在生命体中的外在表现（比如眼睛的颜色）以及它们与环境的交互被称为“表现型”。但要说到基因型和表现型之间的关联性——换言之，究竟是哪组DNA编码决定了哪一个外在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依然不为我们所理解。
埃德温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走到门边，拉开门，跨出去，进入了另一边的世界。
眼看着他重新锁上这密不透风的塑料宇宙，把我独自留在这里，一股真正的孤独感袭上心头。
这让我想起了监狱中的日子，那种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自由进出的崩溃感。
可我如今是在这里。
被我正在变异的基因组困在了这里。
他们为我开了一个疗程的伽马干扰素，制定了一套新的抗病毒治疗方案。
当天夜里，我又烧了一次，那之后便迅速进入了快速康复期。我的精力呼啸着回归，胃口也恢复了，我开始能够整夜安睡。
不过三天时间，我就拆了绷带，碎冰划破的伤口都结了痂。
肋骨还是会疼，但我疯狂地想要下床走一走，哪怕只能在重症监护室的走道上来回走动。
我渴望能真正地上个厕所，而不是躺在床上用那叫人羞耻的便盆。
可他们不许我离开我的胶囊。
因为他们对我染上的流感病毒依然几乎一无所知，辛格医生是不会冒险的。虽说已经没有了症状，可我还携带着病毒，也就是说，我有可能传染其他人。
于是，我只能捧着笔记本电脑，一部接着一部地看电影，或者尝试着集中精神读点书，熬过白天。可我的担忧始终挥之不去：“镰刀”究竟会对我做些什么？
医院一直不让我的妻子和女儿穿上防护服进来看我，可在床上熬过一个星期之后，我开始不断要求见她们。
我那十四岁的小人儿大步跨过塑料隔板的门口，走了进来。她全副武装，整个人都陷在了防护服里，一只帆布包挂在她的肩头晃晃荡荡。
一看到她，我就大笑起来——自从五天前在重症监护室中醒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可托我伤痕累累的肋骨之“福”，欢喜下一刻就变成了痛楚。
“嗨，爸爸。”艾娃说，声音从内嵌式的扬声器里传出来。紧接着，她俯下身子，给了我一个我这辈子得到过的最笨拙的拥抱。我的脸整个压在了她的塑料面罩上，可哪怕隔着乳胶手套和特卫强防护服，这样一个触碰已经足够把我的眼泪又勾出来了——它来自我所爱的人，这个人也爱我。
“爸爸，你还好吗？”
“我没事。”我抹了一把眼角。
她拖过椅子，把手伸进随身带来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棋盘。
“想下棋吗？”
“天哪，当然。成天只能盯着屏幕，我都快看吐了。”
我坐起来，呻吟着把枕头放到背后，找到一个舒服些的位置安顿好。艾娃打开棋盘，放在床上，开始摆棋。
艾娃要穿着防护服待在这胶囊里陪我，这让我很感动。对不习惯的人来说，穿防护服的体验不啻一场幽闭恐惧发作的经历。很热，行动很不方便，而且一旦进入隔离状态，脸上几乎立刻就会开始发痒。而在种种不便与不适之上，还盘旋着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漏洞，感染。
她伸出两只握紧的小拳头，我点了点右边。手掌摊开，是一枚白色的兵。
我的先手。
艾娃五岁时我就开始教她下棋了。她上手非常快，更重要的是，没花多久便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解——不只是学会走棋的规则和路数，还能明白赢棋需要的是更高层面的战略思维。
我们尽量保证每天都能下上一局，多半是在后院的锻铁桌上对弈，如果天气不好，就挪到屋里，在砖砌的壁炉上架块板子，一边烤火一边下。
到十岁时，她已经成长为一名可怕的对手。
等到她十二岁，我们俩已经旗鼓相当，难分胜负。
十三岁，她的技术水准便超越了我，开局和收官都走得相当漂亮。我若是想要赢她一把，就必须保证全程没有任何失误，同时祈祷她至少要犯一个错，可很少能有两项条件都满足的时候。
我有时会觉得，说不定她是继承了我母亲的智商。
现在，我走出开局的第一步。
“嘿，爸爸？”她一边应对（皇后的马到F6），一边说，“五百六十一。只是小小的提醒，谨防你忘记。”
我翻了个白眼。
她在面罩背后咧开嘴，笑了起来。
她说的是五百六十一天。
她是在提醒我，距离我上一次将她的军已经有这么久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每天都下棋。
每次都是她赢，我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贝丝也会穿上防护服进来陪我。没有了平日里弗吉尼亚的一切日常事务和琐碎杂事，我们聊得比过去这几年都多。
一天下午，她低下头，透过面罩看着我，拉起我的手握在她的双手掌心里，乳胶隔开了我们的肌肤。
“这一切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她问。
她说的是我的工作，我们常常为这个发生争执。
“我不知道。”
“你中过枪。现在记分牌上又添了一笔记录：差点被炸死。”
“那不是记分牌。”
“当然是。”她说，“拜托，看着我。如果我觉得你是热爱这份工作的，那么，无论它会给你带来多少危险，无论我多讨厌这样的事，我都不会对你多说一个字。可我知道，你不爱它。那不是你，你做这一行只是出于责任和负罪感罢了。当初这或许算得上合情合理，可十五年了，你获释已经十五年了。也许是时候放过你自己，去做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了。”
我真正热爱的、我真正想要的、一直以来都想要成为的，就是一名遗传学家，了解并善加运用生命源代码的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把这归因于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长大。她是一个主宰者，我的人生循着她的轨道运行，被她的影响力笼罩着，因此背负起了我根本力所不及的雄心壮志。
可如今这个世界，已经不允许我去实现我的任何一个梦想了。
甚至还有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横在眼前：就算世界允许，我也并不具备安东尼·罗梅罗或米里亚姆·拉姆塞那样的智力水平。我望尘莫及。自从我成年以来，这个事实便一直潜藏在我的内心，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我。
我有着超凡的梦想，却只拥有平凡的头脑。
就在我进入丹佛医学中心重症监护室整整两周的那一天，我的胶囊被打开了。辛格医生推开门走了进来，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黑色头发如瀑布一般垂过肩头。
“你有头发。”我说。
“是啊，我有，而且相当多。”
“你的防护服呢？”
“用不着了。”
她走到我的病床边，在椅子上坐下。她比我想象的年轻一些，和她那粗哑嗓音带来的感觉不太一样。
“我们要很愉快地宣布，不管那个病毒是什么，它的病程已经结束了。你后续可能还会有些酸痛，大概会持续一个月。不过，我们要把你踢出去了。对了，有人在我的电话上等着跟你说话。”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下免提键，“罗杰斯局长吗？洛根在这里了。”
“洛根，能听到吗？”
“是的，长官。”
“我刚刚收到了你的病历，都是好消息。我这里也有些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的DNA分析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
“我的基因没有出现变异？”我问。
“至少我们没有发现。”
我强忍住泪水。
“谢谢你，长官，非常感谢。”
“华盛顿见。”
辛格医生挂断电话。下一秒，贝丝和艾娃就并肩从敞开的塑料门里挤了进来。她们一起冲到我的病床边，一起挤上这张窄窄的床，一边一个，把我夹在中间。
“小心我的肋骨。”我呻吟了一声。
我们三个全都又笑又哭。我想念这些最简单的感觉，想念她们的味道，想念她们的声音直接飘散在空气中，而不是经过了防护面罩的过滤，还有肌肤贴着肌肤的感觉，没有乳胶隔在中间。
在整整十四天的封闭隔离之后，它们就像是一份邀请，欢迎我回到属于我的生活中。
回家。
3
一个月后
浴室门发出一声轻响，打开了。贝丝探进头来。
“你在做什么？”她问，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很合理的问题。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泡在浴缸里，水很烫，勉强能让我坐得住。
“吵醒你了？”我问。
“没有。我伸手摸你，没摸到。还是上星期那样？”
“是的。”
“哪儿疼？”她问。
“腿、胳膊、背。基本上没哪儿不疼。”
贝丝走进浴室，打开药柜开始翻找。
“我吃了几片艾德维尔。”我说，“现在只是在等它起效。”
她走到我们的爪足浴缸跟前，它铸铁的爪足上蒙着一层铜绿。浓浓的蒸气从水面上升起，热腾腾的，填满了整间浴室。
“你没在里面撒尿吧，嗯？”她问。
我大笑起来：“没有。怎么？”
她解开睡袍，任它从肩头滑落，掉在铺着地铁砖的地板上。
然后，她扶着浴缸边缘，长腿一跨，也爬了进来。
“噢，好烫。”她咬着牙缓缓吐气，一点点没进水里，在我对面坐下来，“真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
“还不就是因为痛得太厉害了。”
“是哪种痛？”
“还记得生长痛吗？”
“记得。”
“就类似那个，但更厉害一些，是骨头里的痛。”
“说不定是年纪大了，身体变弱了，人也跟着软弱了。”
我笑着拍了她一下。
我向后一躺，仰面靠在浴缸光滑的釉面上，闭上眼睛。就算是泡在滚烫的热水里，我的双腿依然在跳痛。我已经吞了三片艾德维尔，如果还是这样疼下去，我就要怀疑是不是该换效力更猛的药了。
“我觉得你该跟斯特兰德医生说一下这个情况。”
“我明天就去见他。”
我没告诉贝丝，其实几天前我就已经向斯特兰德医生咨询过这种疼痛一再出现的情况，他也没什么头绪，只能让我去做了一轮全身的X光片。等有确切结果了再告诉她吧，没必要让她白白跟着担心。
“你明天还能上班吗？”她问。
“希望可以吧。”
从丹佛回来后，我就一直在休假，明天是我回基因保护事务局报到的日子——自从差不多六个星期以前那场几乎要了我性命的事故发生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回去上班。我的肋骨恢复得很好，碎冰划破的伤口也都愈合了，一道疤都没留下。
“你是几点的火车？”我问。
“七点一刻。”
贝丝要搭超级高铁去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社会学会议。她要在会上发表一场演讲，主题和曼哈顿下城区的犯罪情况有关。自从八年前被海水淹没并判定为不安全区域以后，那个地区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露营地，挤满了无家可归者。
“你还是打算跟完会议全程吗？”我问。
“是的。我希望你也来，我们可以休息一个礼拜。”
我们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水渐渐凉了。和贝丝聊天是我人生中少数几项纯粹的快乐之一。事实上，多年前向她求婚时，我说的就是：“在这颗星球上，再没有另一个人能让我希望和她共进一万次晚餐了。”
双腿的疼痛在慢慢消退。
终于，贝丝站起来，跨出了浴缸。她扫了一眼手机，禁不住叹了口气。
“怎么了？”我问。
“已经四点多了。我的行李还没收拾，最晚六点就得出发去联合车站。看来是没时间再补一会儿觉了。”
“抱歉，害得你没睡好。”我说。
她捡起睡袍套上，系好腰带，转身走回浴缸边。
她俯下身子，给了我一个吻。
“不许再这么说了。”
早上，我把艾娃送到学校，在阿灵顿公墓车站附近找了个停车场停车，然后搭蓝线进特区。
基因保护事务局的总部设在宪法中心大楼里，用的是国家艺术基金会过去的办公区。
我亮出工作证过了大楼安检，搭电梯直接上楼去局长和副局长的办公室套间。我之前已经收到通知，早上九点去见埃德温·罗杰斯。
我在他门外的秘书工位前等了半个小时。埃德温走出办公室，跟我打招呼说：“喝过咖啡了吗？”
“喝过了，不过咖啡总是不嫌多的。”
“跟我一起走走吧。”
他是个引人注目的人，很有压迫感。
一米九五的身高，身材修长精干，肩膀很宽，穿精致的手工西装。
虽然已经六十岁，却依然脚步轻盈。我不得不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自信从容的流星大步。
我们坐电梯下到大楼的中心花园，在咖啡摊前排队。就十一月底的季节来说，这是一个和煦的早晨。宪法中心的建筑中央围出了一个一英亩大小的露天小广场，十层楼高的玻璃幕墙建筑将波托马克河上刮来的风和大楼南侧州际公路上嘈杂的噪声一并隔绝在外。
我们端着咖啡，在花园边的长凳上坐下。
“肋骨的伤怎么样了？”埃德温问。
“还有点疼。我下午去见医生。”
埃德温啜了一口咖啡：“心理治疗呢？不介意我打听的话……”
“有帮助。”
“那就好。一定要积极面对丹佛的事，这一点很重要，否则情况可能会非常严重。”
我喝了一口咖啡。
一架喷气式直升机带着冲破音障的巨大声响从我们头顶正上方飞过，应该是刚刚在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
“索伦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我问。
“我们起诉他谋杀未遂。法官拒绝了保释，他还被羁押在丹佛。”
“他不肯做交易？”
“完全拒绝跟我们交流，一个字都不说。”
“我们手里有什么？”
“不多。他的电脑里非常干净。”
“是他把那房子的地址告诉我们的，还亲口承认送了个东西过去，赤裸裸地把我们引进了陷阱里。”
“是啊。问题是，他要求见律师时，你们威胁要把他非法引渡到C国去。”
“长官，我——”
“洛根，我跟你是同一阵营的。”
“给他下个饵，然后放出去呢？”
“你是说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那些实验性的纳米小玩意？”
“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起码看看他会去哪里。”
“事实上，它们只有放在愿意合作的线人身上才有用，超过四十八个小时就溶解了。而且，你知道的，这多少也算是侵犯了他的人权，又一次侵犯。”
“那接下来怎么办？”
“两周内就会有一场预审，那才是我们见真章的时候。”埃德温看了一眼手表，站起来，“我得去国会山了。我希望你去情报部门报到，他们知道你今天到。在被允许出外勤之前，你就先跟着情报分析组一起工作。”
我看着埃德温穿过院子离开。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叫着我的名字。我回过头，看见了我的搭档纳丁。她朝着我走过来，脸上绽开着笑容。
“嗨，陌生人。”她挨着我坐下，说，“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局长让我去做文书工作，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可真有意思了。”
“哈，得了吧，这不就是你的梦想。你讨厌出外勤，每次都要吐。”
“这倒是真的，可我也讨厌被困在格子间里。”
纳丁哈哈大笑：“听起来像是没什么工作能让你高兴了。”
我翻了个白眼。
“中午有安排吗？”她问。
“没有。”
“街对面新开了一家拉面馆，我请客。”
“怎么这么好？”
“谁知道呢？就不能是为你捡回一条命感到高兴吗？”
“这次会在城里待多久？”我问。
“今天晚上就要搭超级高铁去明尼阿波利斯。”她耸了耸肩，“据说有人在一座废弃精神病院的地下室里建了个基因实验室。”
“听上去像个恐怖大片的开头。”
“中午休息之前我去分析组找你。”纳丁站起来，用她的咖啡杯跟我的碰了一下，“你能回来真好。”
说完，她也穿过院子离开了。
杰夫·斯特兰德医生担任我的内科医生已经快十年了，此刻，他在诊室里坐在我的对面，正在研究我的病历。
“你的X光片报告已经出来了。”
“好。”我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刚才聊了几分钟，但我满脑子记挂的都是这个。
“有一些地方……不太寻常。”他从我的病历档案里抽出两张X光片，放在我跟前铺着软垫的桌面上。在我看来，它们一模一样。他点了点其中一张：“这是右手腕骨、桡骨和尺骨的片子，包括手腕和小臂部分，很正常。”
“这是好事，对吧？”
“这是我另外一个病人的片子。”
“噢。”
他的指头移向另一张：“这一张，是你右手手腕和小臂的片子。”
我来来回回地对照两张片子。
“看出不同来了吗？”他问。
“说实话，没有。不如直接告诉我吧，是癌症吗？”
“不是，完全不一样。你以前骨折过吗？”
“十三岁时锁骨断过。”
“十月份还刚在丹佛断了几根肋骨。”
“是的。”
他从我的病案袋里抽出另一张X光片：“这是你在丹佛医学中心拍的肋骨片子。除了断裂的地方之外，骨头本身都很正常。”他又指了指我最新的这张右手小臂的片子，“但这些不正常。”
“是什么问题？”
“就骨头本身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你知道，有一种测量骨密度的指标，叫z指数。零点一到一之间都是正常数值，可你的数据是二点七五。”
“这么高？”
他轻声笑了笑：“我从业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骨密度值。如果你的骨头真的是处在一个致密化的过程中的话，倒是能解释你之前提到过的身体内部的疼痛问题了。”
“什么情况可能导致骨密度增加？”
“坏的情况。扩散转移的前列腺癌、柏哲德氏病、致密性骨发育障碍、骨硬化病……名单很长，很吓人。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情况。”
“你确定？”
“所有人工智能系统里能关联到的情况，我都给你筛查了一遍。除了这一点不对劲，你完全健康。所以，你目前的情况只是拥有超高密度的骨头而已，以后很难再出现骨折或骨裂。”
我只觉得一阵恐惧突然袭来。
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
我看着杰夫，这个清瘦的男人蓄着一把大胡子，有一对沉郁的眼睛。
“我的医疗记录，你给我们局里发了吗？”我问。
“你签署过一份授权书，允许我将你在丹佛事件之后的医疗报告提供给你的雇主，以便他们判断什么时候可以再派你出外勤任务。怎么了？”
“这些X光片和你的判断都发给他们了吗？”
“还没有。”
“别发。”
杰夫看起来有些迟疑。
“你是在担心什么？”他问。
“你能再帮我做一次DNA检查吗？”
“没记错的话，你在丹佛的检查结果显示没有发生变异。”
“是的。”
“如果你的基因真的被修改了，怎么会没有显示出任何变化呢？”
“可能性很多。”我说，“我们都知道那些冰球里含有基因编辑包。也许它只锚定特定器官的特定细胞，也许病毒载体里植入了延时编码，可以先休眠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始编辑我的基因组。”
杰夫站了起来：“我会把你的DNA样本送去重新做一次基因测序，跟你上一次的结果对比一下。”他收拾起桌上的X光片，放回我的病案袋里。“如果真的有异常，”他说，“按照法律规定，我必须上报。当然，这一点你很清楚。不过，我会先告知你本人的。”也许纯属我多疑，但如果我的基因真的因为丹佛的事遭到修改，我希望自己心里先有个数，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变化。而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是被基因保护事务局误会我自己修改了基因，或是某一天在《纽约邮报》或《卫报》上出现一篇头条新闻，大标题大肆渲染：米里亚姆·拉姆塞声名狼藉的儿子因对自己实施基因编辑而被捕。
此外，更重要的是，我绝不想成为任何人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一股冷空气在下班高峰时席卷了华盛顿特区的地铁。
天空瞬间黑下来，风雨大作，俨然钉死秋天的最后一枚钉子。
回到阿灵顿之后，我开车穿行在离家只有最后几个路口的布鲁蒙特街区，落叶在空中打着旋儿，气压的变化清晰可辨，像是有一把无形的老虎钳钳在了我的肋骨上。
贝丝还在纽约，艾娃和我决定从我们最喜欢的中餐馆叫外卖。
我生起火。
这一季的头一炉火。
当冷雨从面对后院的窗玻璃上滑落下来时，我的女儿拿出了我们的玫瑰木棋盘和大理石棋子，开始摆棋。我觉得艾娃的身体语言里似乎透着些不同于平常的东西，眼睛里也多了几分沉重。
“第一天回去上班感觉怎么样？”她问。
“挺好的。他们安排我在情报部门工作。”
“那是做什么的？”
她平伸出两个拳头，一只握着一枚白色的兵，另一只握着黑兵。我选了左手。
黑的。
她的先手。
“负责持续监控所有已知从前曾涉足基因领域的科学家，尝试判断其中有没有人可能犯法。”
“怎么判断呢？”艾娃一边问，一边走出她开局的第一步。
兵到E4。
“有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叫‘密士提克’。”
我调动王的兵迎上去。
“哇，爸爸。”
“怎么？”
“你为那个人工作了。”
我无心将那个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刚刚开始接受的现实告诉她。我不只是为“那个人”工作，我就是“那个人”。
我们来回拉锯，推动我们的马前进。
开局十分钟了，谁都没有丢棋。
“你爱你的工作吗？”艾娃问。
“这份工作挺有意思。”
“那你爱它吗？”
“只有非常幸运的人才有福气从事一份爱的——”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可真是太像她的祖母了。
“好吧，可妈妈爱她的工作。”艾娃说。
“是的，她就是幸运儿之一。”
“你有没有想过，像你的妈妈那样成为科学家？”
我点点头，感觉她这个问题有些古怪，因为艾娃很少问起她的奶奶。当然，她知道她是什么人，做过什么，可我们很少谈论她。
“她是什么样的？”
“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最聪明的人之一。”
“不是，我是说，她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现在她也在这间屋子里，跟我们在一起……”
“大多数时候都很严肃。你总会感觉她像是在思考别的什么东西，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可只要她想参与进来，那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遇到合适的时候，她也可以是非常有趣的人。”
“她是个好妈妈吗？”
“我知道她爱我。这么说吧，我并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她希望掌握书写和编辑DNA的能力，治愈疾病，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环境、世界，这些都是她在意的。金钱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名气这种东西更是完全不被她放在心上。”
“我会喜欢她吗？”
“很难说。她永远都不会是‘拉姆塞奶奶’。拥有这样雄心壮志的人，他们跟我们这些人不太一样。他们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坚定。他们觉得他们要的是安宁，他们认为成就能带来安宁，但事情从来就不是这样的。”
我没把内心深处更赤裸的真实感受告诉她。我对母亲的真正感觉是怎样的？我恨她，也爱她。我恨不得能换个母亲，却又一心想要成为她。我会愿意为了她去杀人。
“你以前从来没问过有关我妈妈的个人问题。”我说。
“猜猜我们的当代世界史学到哪场全球性大灾难了？”
该死的！
总有那么些时候，我会庆幸我们当初富有远见地让女儿使用了她母亲的姓：威廉姆斯。眼下就是这种时刻之一。就算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灾难缔造者的孙女，成长本身就已经够艰难了。
“有没有人……”
“只有老师知道。她提前给我打了预防针，说我们要学到这个了。”
短信的提示音响起，是外卖到了。
我起身出门，从无人驾驶送餐车的前排副座上取出外卖包裹。回到屋里时，我看到艾娃的象已经威胁到了我这边皇后的马。只要一个不小心，这盘棋我就会输在这一步上。
我把外卖袋子放在咖啡桌上。左宗棠鸡和陈皮牛肉的甜辣香味飘出来，开始在起居室里飘浮。
艾娃从棋盘上抬起头来：“你买真正的肉了吗？”她问。
“我可是叫了一顿大餐。”
她的笑容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值回了百分之三百的价。
我回到棋局中。
艾娃现在做的，或者说打算做的，就是引诱我把注意力放到兵的威胁上。如果我上了当，两步之后她就可以把后的棋子挪到腾出来的D3位置上，在那之后，再有十三步（如果我没能挡住她的兵和王的马的话，否则就是十七步），她就能将杀我。
可如果我选择牺牲我这边皇后的马，用这一步抢占先手，把兵挪到B5的位置上，棋局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走向。我的后和马已经进入了她的阵营，虽然一时还看不到将杀的机会，但肯定能打乱她的排兵布阵。
我竟然能算清楚这么多步，这真是太奇怪了。要知道，往常我顶多也就是能算到两三步而已。
就这样，我调动兵向前推进，十一步之后，在F8的位置上我用车和后两枚棋将死了艾娃。
她目瞪口呆，我也没好多少。
很奇怪，这和我们俩最近下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不认为她是故意让我赢的，可这绝不是我熟悉的那个艾娃。不知是不是她祖母的事情让她烦心，分散了注意力。
艾娃越过棋盘，拉着我的手直晃：“你是不是偷偷练习了？”
“没有。”我笑了起来，“我就不能偶尔撞一回大运吗？”
“这可不像是运气的问题。”
她站起来，朝外卖包走去。
“嘿。”我说。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很抱歉。”
“抱歉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斟酌措辞：“抱歉家里以前的事情影响到了你。我很希望能跟你说，一切都会好的。”
“她是坏人吗？”
“不是。这世上真正的坏人非常少。她只是……犯了大错。”
“我也不知道对于自己是她孙女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感觉。只是我的身体总有她的因子，将来却很可能连我的男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一点，感觉像是在欺骗所有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心痛。我母亲做下的事情终究还是连累到了我的女儿，将痛苦也带给了她。
“这的确很难。”我说，“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想跟什么人说了……除了我或者你妈妈之外的其他人……那就说吧。”
晚上九点，我爬上床。上床之前，我特意把窗户打开，留出一条小缝，想听一听雨声。
我翻开这个星期在读的书，这一本是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去丹佛之前，我的床头柜上摞着十二本书，都是最近两三年里的生日和圣诞礼物。我总觉得该把它们都读一遍，可在度过了一整个白天之后，我剩下的精力和注意力多半也就只够再看一两集勉强能让我觉得有点意思的无聊节目了。
